重讀《祝福》：“祥林嫂之問”與“魯迅思想”的發(fā)生
內(nèi)容提要：“反封建”和“反抗絕望”是解讀《祝?！返膬煞N通行思路，但從作為“真問題”的“祥林嫂之問”入手，或可另探新途。《祝?！返牡诙巍皻w鄉(xiāng)書寫”開始了魯迅既批判傳統(tǒng)，又批判青年的精神歷程，讓魯迅打破進化論的束縛，掙脫了“歷史中間物”身上的“有罪感”，以及由此導(dǎo)致的啟蒙困境，開創(chuàng)了以“活的人”為立足點的現(xiàn)代中國“魯迅思想”。
關(guān)鍵詞：魯迅；《祝福》；現(xiàn)代性；因果史觀
祥林嫂，魯迅《祝?！凡鍒D，古元木刻版畫，1956年
由于《祝福》包含了“兩個故事”，所以無論以“祥林嫂的故事”為中心的“反封建”論，還是以“我的故事”為中心，探討魯迅精神世界復(fù)雜性的“反抗絕望”說，都不難找到相應(yīng)的文本根據(jù)。但《祝?！樊吘共皇莾善?，而只是“一篇小說”。問題的關(guān)鍵，顯然也就不是究竟以哪一個故事為中心，而是如何把它當作“兩個故事”組成的“一篇小說”來理解。從一方面作為悲劇命運的結(jié)果關(guān)聯(lián)著“祥林嫂的故事”，同時又作為開端而聯(lián)系著“我的故事”，引發(fā)了“我”的困惑與思考的“祥林嫂之問”入手，或許不僅可以打破各執(zhí)一端的糾纏，更有可能走出某種普遍性的誤區(qū)，重新認識“魯迅思想”及其當代意義。
一、作為參照的第一次“歸鄉(xiāng)書寫”
“祥林嫂的故事”雖然在很長時間里壓倒“我的故事”而成了唯一的焦點，但在結(jié)構(gòu)上卻只能算是“我的故事”的一部分，屬于“故事中的故事”。一定要把小說歸納為“一個故事”的話，《祝?！分v述的其實是“我”的“歸鄉(xiāng)故事”：“我”在舊歷年底回到故鄉(xiāng)魯鎮(zhèn)，又在現(xiàn)實經(jīng)驗的逼迫之下黯然離去。在這個“歸來-離去”的“歸鄉(xiāng)故事”里，“我”既是講述者，又是“故事里的人”?！巴庠诘漠惣旱墓适略诒恢v述的同時也內(nèi)化到講述者的心理與人格深處，潛移默化地鑄造著‘我’的人生哲學(xué)與情感方式”，最終把“我”塑造成了“一個苦苦思索和探求人生之路的‘尋路者’形象”［1］。
1924年3月，《東方雜志》發(fā)表魯迅的短篇小說《祝福》。1956年，由夏衍改編成電影，北京電影制片廠攝制，是新中國第一部彩色故事片。
“祥林嫂之問”對小說的決定性意義，也就在這里：不是魯鎮(zhèn)無處不在的冷漠或者別的什么，而是靈魂有無的“祥林嫂之問”，猛然間打破了“我”的幻想，把“我”從“歸鄉(xiāng)者”變成了“尋路者”。質(zhì)言之，盡管“已沒有家”，“只得暫寓在魯四老爺家里”的事實，早在“歸來”之前就注定了“離去”的必然，但究竟以怎樣的方式、怎樣的身份“離去”，則是由“我”回到魯鎮(zhèn)的第二天，在路上“遇見祥林嫂的事”決定的［2］。
要理解“祥林嫂之問”的這個決定性意義，有必要回過頭來，從《故鄉(xiāng)》《社戲》兩篇小說的第一次“歸鄉(xiāng)書寫”說起?！皩榱藙e他而來”的《故鄉(xiāng)》，其實不是告別，而是更強烈的回歸。不得不“永別了熟識的老屋，而且遠離了熟識的故鄉(xiāng)，搬家到我謀食的異地去”，告別“現(xiàn)實故鄉(xiāng)”的事實，反過來激發(fā)了“我”的強烈依戀，把“我”推進了心理的“幻景故鄉(xiāng)”深處，鑄造成了“懷鄉(xiāng)者”［3］。這種依戀是如此濃烈，以至于閏土恭恭敬敬的一聲“老爺”將“我”打入冰冷的現(xiàn)實，甚至于清楚地看見了所謂的“希望”不過是“自己手制的偶像”之后，小說仍然用這樣一條“光明的尾巴”，強行抹去了“幻景故鄉(xiāng)”和“現(xiàn)實故鄉(xiāng)”的斷裂：
我在朦朧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4］
在鄉(xiāng)村/都市的二元對立中展開的《社戲》，同樣也是作為“懷鄉(xiāng)者”的“我”，為了逃避眼前的喧擾而在想象中展開的一次回歸“幻景故鄉(xiāng)”的心靈之旅。朦朧的月色、婉轉(zhuǎn)悠揚的笛聲、兩岸的豆麥和河底的水草所發(fā)散出來的清香這些彌漫著牧歌意緒的詩性意象，把心靈深處的“幻景故鄉(xiāng)”，升華成了“美麗的故鄉(xiāng)”。因為“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等現(xiàn)實情境的抵抗而面臨危機的“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xiāng)”［5］，在《社戲》中得到了完美的拯救與升華。
《吶喊》1930年北新書局版?！豆枢l(xiāng)》和《社戲》皆選自魯迅先生的短篇小說集《吶喊》
所以《故鄉(xiāng)》和《社戲》的第一次“歸鄉(xiāng)書寫”，最終以心理的“幻景故鄉(xiāng)”對物理“現(xiàn)實故鄉(xiāng)”的勝利，筑起了一個封閉的精神世界，隔絕了現(xiàn)實經(jīng)驗進入或打破“我”的心理幻象之可能?！渡鐟颉窙]有看清戲臺上的表演，而只是月色朦朧中的一次看戲之行。《故鄉(xiāng)》也是一次從幻象出發(fā)，又復(fù)歸于幻象的封閉之旅。魯迅曾批評過晚年的章太炎，說他“退居于寧靜的學(xué)者，用自己所手造和別人所幫造的墻，和時代隔絕了”［6］，批評過《孤獨者》里的魏連殳，說他“親手造了獨頭繭，將自己裹在里面了”［7］。這樣的批評，其實也適用于他的第一次“歸鄉(xiāng)書寫”：“幻景故鄉(xiāng)”就是魯迅“自己手造的墻”，自己的“獨頭繭”。而《故鄉(xiāng)》結(jié)尾那條生硬的“光明的尾巴”，和魯迅嘲諷的牧師用來安慰正在受苦的農(nóng)婦的“死后”，也并沒有什么兩樣。那嘲諷，也可以放在他自己的作品上：“其實古今的圣賢以及哲人學(xué)者之所說，何嘗能比這高明些。他們之所謂‘將來’，不就是牧師之所謂‘死后’么？”［8］
作者與作品的關(guān)系只是理解文學(xué)的一種，而非唯一可能的維度。是否真實地表達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并不能決定作品的好壞，更不能決定作品的歷史效果。但立足于魯迅這個時期的情感和思想變化，從是否真實地表達了作者思想感情的角度來看，也可以說《故鄉(xiāng)》《社戲》的第一次“歸鄉(xiāng)書寫”，并沒有脫離魯迅所謂“瞞和騙的文藝”：“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9］。
反過來，也正是為了掙脫“幻景故鄉(xiāng)”的誘惑，掙脫“瞞和騙的大澤”，魯迅才又重新?lián)炱稹皻w來-離去”的模式，開啟了自己的第二次“歸鄉(xiāng)書寫”。
二、“祥林嫂之問”與“我”的逃離
“舊歷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村鎮(zhèn)上不必說，就在天空中也顯出將到新年的氣象來”。“畢竟最像”四個字，寫出了“舊歷的年底”壓倒了“新歷的年底”的結(jié)局，交代了歸鄉(xiāng)的心理根源，也暗示“歸來”之前曾經(jīng)有過的猶豫和掙扎，為最終的“離去”埋下了伏筆。
任何一種思想體系和價值標準，都只有通過對時間的命名和劃分，才能進入日常生活，成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舊歷的年底”和“新歷的年底”，其實是兩種不同的思想和價值標準?！蹲８！穼懹?924年2月7日。而就在兩個星期之前，魯迅曾借“上?？A書局印行”的一本錯亂迭出，新時間里混雜著“宜沐浴剃頭捕捉”之類舊習俗的日歷，尖銳地批判過“奇怪的日歷”背后的“昏謬”［10］。“舊歷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的誘惑，其實是“舊歷社會”的思想和價值標準以“幻景故鄉(xiāng)”的形式向“我”展現(xiàn)出來的誘惑。
但“像”，也就“不是”。在《社戲》里，“我”因為厭倦了北京劇場的喧鬧，才有了對故鄉(xiāng)經(jīng)驗的追憶和懷念?！芭f歷社會”的誘惑里，也潛含著“我”對“新歷社會”和“現(xiàn)實之家”的厭倦。新歷的年底“是”，但卻“不像”年底。舊歷的年底“像”，卻“不是”年底。第一次“歸鄉(xiāng)書寫”的“幻景故鄉(xiāng)”和“現(xiàn)實故鄉(xiāng)”，在這里變成了“像”和“是”的糾纏。不同的是，這個時期的魯迅對“幻景故鄉(xiāng)”之“像”，已經(jīng)有了清醒的自覺?！对诰茦巧稀访鞔_寫道：“北方固不是我的舊鄉(xiāng)，但南來又只能算一個客子，無論那邊的干雪怎樣紛飛，這里的柔雪又怎樣的依戀，于我都沒有什么關(guān)系了?！保?1］
陶元慶設(shè)計《彷徨》封面（1926年）
“畢竟最像”背后的猶豫和掙扎，就源于“我”對這種誘惑的清醒自覺。如《朝花夕拾·小引》所說，盡管“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但“我”終究還是清醒地意識到了它們只是“思鄉(xiāng)的蠱惑”［12］，而非真實的存在。所以小說開篇的第四個句子，也就急轉(zhuǎn)直下，把剛剛完成的“歸來”放到了不穩(wěn)定的悖論之中，以“家”和“故鄉(xiāng)”的分離，寫出了“離去”的必然：“雖說故鄉(xiāng)，然而已沒有家，所以只得暫時寓在魯四老爺?shù)恼永??！?/p>
拋開為了讀者需要而插入的關(guān)于“我”和魯四老爺親戚關(guān)系的說明，和對后者的諷刺性描寫，只考慮“我”的情感變化和故事情節(jié)必需性的話，小說第一自然段完全可以在“已沒有家”“只得暫寓在魯四老爺?shù)恼永铩敝?，直接點出最后的結(jié)局：“但是，談話總是不投機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個人剩在書房里?！?/p>
正如上文所說，第一次“歸鄉(xiāng)書寫”的“離去”，反而激起了強烈的“思鄉(xiāng)的蠱惑”，把“我”鑄造成了熱烈期待著再次“歸來”的“懷鄉(xiāng)者”?！蹲８！分械摹拔摇保虼瞬艜趲捉?jīng)猶豫和掙扎之后，還是忍不住在“舊歷的年底”回到了“已沒有家”的故鄉(xiāng)，回到了記憶和情感的“幻景故鄉(xiāng)”。而這一點，也解釋了為什么盡管“我”剛回到故鄉(xiāng)“便一個人剩在書房里”，但仍然會在“年年如此，家家如此”的“舊歷社會”里百無聊賴地呆——準確地說是“?！薄降谌欤糯蚨恕半x開”的主意：“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
但即便如此，上述這段出現(xiàn)在第二自然段結(jié)尾處的話也仍然可以理解為“我”的自言自語，一種在想要掙脫“舊歷社會”和“幻景故鄉(xiāng)”而不可得的困境中發(fā)出的自我勸勉。此時的“我”，仍然有可能像第一次“歸鄉(xiāng)書寫”那樣，以“懷鄉(xiāng)者”的身份從魯鎮(zhèn)“離去”，走進新一輪“歸來”。那明知其并非真實，而僅只殘存在記憶和情感深處的“思鄉(xiāng)的蠱惑”，依然極有可能“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回顧”。
根本性的轉(zhuǎn)變，是隨著祥林嫂的出現(xiàn)，從第三自然段開始的：“況且，一想到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边@個轉(zhuǎn)折，既印證了假若沒有“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我”就有可能繼續(xù)百無聊賴地“安住”下去的事實，又毫不含糊地把“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確定成了“使我不能安住”的根本原因。“幻景故鄉(xiāng)”的強烈誘惑，也由此變成了“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之決定性意義的反襯。誘惑有多強烈，“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就有多重要。
三、“真問題”的意義
習慣性地把“祥林嫂的故事”看作一個整體的人們，忽略了這樣的事實：“祥林嫂之死”，乃是在“我”決心“離開”之后才發(fā)生的事。當“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打破了“幻景故鄉(xiāng)”和“舊歷社會”的誘惑，讓“我”決心“離去”的時候，“祥林嫂之死”還只是一種可能的意外。把“我”從“歸鄉(xiāng)者”變成了“尋路者”的，因此也就不包括，甚至在不少人看主要就是由“祥林嫂之死”構(gòu)成的“祥林嫂的故事”，而是靈魂有無的“祥林嫂之問”。
小說借祥林嫂之口，提出了迄今為止的人類思想未能圓滿回答的“真問題”：“一個人死了之后，有沒有魂靈的？”
小說人物“我”回答不了這個問題?！蹲８！肪傻那楣?jié)設(shè)計，把“有”和“無”都變成了無效答案。祥林嫂既希望“有”，以便死后能見到兒子阿毛；同時又希望“無”，免除死后被鋸成兩半，分給兩個丈夫的大恐懼?！坝小币馕吨粌H現(xiàn)在，而且死后仍然要繼續(xù)受苦；“無”則意味自己的人生只有眼前充滿了苦難和不幸，因而現(xiàn)實生活毫無意義。所以無論“有”還是“無”，都意味著永遠的苦難和不幸，都無法解除祥林嫂的惶惑與恐懼?！拔摇蓖掏掏峦隆罢f不清”的回答，也就只能在祥林嫂一步緊接著一步的追問中潰敗下來。
魯迅自己，也回答不了這個問題。1936年9月5日，重病之余的魯迅在遺囑性質(zhì)的雜文《死》里，全面回顧了靈魂問題對自己的困擾，立下了“人死無鬼”的確信［13］。但僅僅十五天之后，他卻又在《女吊》里表現(xiàn)出了對紹興民間鬼神信仰的“同情之理解”。對“鬼”的由衷贊賞，和對上海“前進”作家極度的厭惡，合力中否定了“人死無鬼”的確信：“自然，自殺是卑怯的行為，鬼魂報仇更不合于科學(xué)，但那些都是愚婦人，連字也不認識，敢請‘前進’的文學(xué)家和‘戰(zhàn)斗’的勇士們不要十分生氣罷。我真怕你們要變呆鳥?！保?4］
趙延年木刻魯迅作品之《女吊》
但《女吊》的“有鬼”，也不能說就是魯迅最終的確信。假若思考和追問能夠繼續(xù)，誰也不敢說魯迅就不會再次回到“人死無鬼”的“確信”上來。不是個人意志或者正確答案，而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guī)律，讓魯迅的思考停止在《女吊》上，終結(jié)了“祥林嫂之問”對魯迅的困擾。
在注定要遭遇痛苦和不幸的世界里，“祥林嫂之問”其實就是“人生有無意義”這個亙古的生存論難題在魯迅身上的表現(xiàn)。思想和文明類型的多樣性，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人類試圖回答這個問題的產(chǎn)物，又是這個問題根本上無法回答的直接證據(jù)。和那些只是為了“被解決”才提出來的歷史問題不一樣，“祥林嫂之問”是永遠無法回答，同時又因其無法回答而永遠困擾著人類，召喚著每個人的思考與回答的“真問題”。換句話說，正因為無法回答，正因為不能“被解決”，“真問題”才作為永遠不會消失的問題困擾著我們，迫使我們探索各種可能的方案和途徑，造就了思想的活力與繁榮。
認定所有的問題都可以，甚至已經(jīng)“被解決”了的假象，其實是思想的死敵。它把我們封閉在現(xiàn)成的答案或思想體系里，變成了掛著“思想”招牌的僵尸。普通人可以沉浸在日常生活里，像魯四老爺家那位無名短工一樣，對祥林嫂的苦難和不幸視而不見，對“祥林嫂之問”充耳不聞。一般的研究，也不妨把重復(fù)現(xiàn)有答案，傳播他人思想當作職業(yè)，做知識的搬運工和守護者。但現(xiàn)成的答案和思想不能把一個人變成“思想家”，只有擺脫了對現(xiàn)成答案和思想體系的依附，直面“真問題”而展開自己的“思”，自己的“想”，自己探索可能的方案和途徑，才配得上“思想”兩個字。
魯迅當然知道撒謊，知道“啟蒙的藝術(shù)”。拋開《野草》里的《立論》《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不說?！赌壤吆笤鯓印返闹葜v，就曾公開贊美過“說誑和做夢”的偉大［15］。晚年的《我要騙人》，也曾把地獄換成天堂，對“祥林嫂之問”作了富有“啟蒙的藝術(shù)”的回答：“倘使我那八十歲的母親，問我天國是否真有，我大約是會毫不躊躇，答道真有的罷?！保?6］
但唯其知道“啟蒙的藝術(shù)”，《祝福》才更進一步，以“祥林嫂之死”，干凈利落地斬斷了用“撒謊和做夢”來消除祥林嫂的惶惑與絕望，廉價地滿足讀者的可能。祥林嫂的死，把“我”對她的敷衍和心存僥幸的逃避，變成了永遠無法消除的道德原罪，迫使“我”不得不直面“祥林嫂之問”，在“尋不出路來”的地方，開始了“尋路者”的思想之旅。
在這個意義上，祥林嫂不是現(xiàn)實主義小說的人物形象，而是隨著魯迅對靈魂有無問題的思索而浮現(xiàn)出來的“心像”，一面讓這種思索得以生成和持續(xù)的“鏡子”。其作用，就是“叫起靈魂來目睹他自己的腐爛的尸骸”［17］，打破“幻景故鄉(xiāng)”的誘惑，把“我”從“瞞和騙的大澤”中推出來，走上“無路可走”的“尋路者”道路。那絕望又倔強地表示著自己還是“一個活物”的眼珠，以及那同樣絕望而又倔強地直視著“我”的眼神，就是“祥林嫂之問”對魯迅，對所有人絕望而又倔強的逼視：“……答我。否則，離開！……”［18］
四、在“尋不出路”的地方展開“魯迅思想”
“祥林嫂之問”本身不可能“被解決”。“祥林嫂之死”阻斷了“說誑和做夢”的可能。兩者合力，把“我”從明知其僅只是“像”，而非真實之“是”，但卻又苦于無法掙脫的“思鄉(xiāng)的蠱惑”里推出來，鑄造成為“尋路者”。這之后，《祝福》的內(nèi)容和敘述視角，也隨之發(fā)生了轉(zhuǎn)變。之前的《祝福》，講述的是“我”在“舊歷的年底”回到魯鎮(zhèn)，拜訪親友之類的事實性活動。但從“祥林嫂之死”開始，小說變成了“我”獨自在昏暗的燈光之下，直接面對“理想讀者”的沉思性獨白。祥林嫂的悲慘命運，也才隨著“我”對“祥林嫂之問”的思索浮現(xiàn)出來，構(gòu)成了完整的“祥林嫂的故事”?！跋惹八娝劦乃纳绞论E的斷片，至此也聯(lián)成一片了”。
最重要的是：“漸漸輕松”“漸漸的舒暢”“懶散而且舒適”等明顯有違常情常理的獨特情緒，也隨著這個轉(zhuǎn)換浮現(xiàn)出來，不斷挑釁和冒犯著讀者的閱讀期待，形成了獨特的“魯迅思想”。這種獨特的“魯迅思想”，既是“祥林嫂的故事”得以“聯(lián)成一片”的情感基礎(chǔ)，也是理解《祝?！返年P(guān)鍵。
魯迅曾經(jīng)在和許廣平的通信中對自己的思想做了“為自己”和“為別人”的區(qū)分：“我為自己和為別人的設(shè)想，是兩樣的。所以者何，就因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確，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實驗，不敢邀請別人。”［19］“我”以“歸鄉(xiāng)者”的身份回到魯鎮(zhèn)，遇見“分明已經(jīng)純乎是一個乞丐了”的祥林嫂，本來“預(yù)備她來討錢”，但卻在猝不及防中遭到“祥林嫂之問”時支支吾吾的“說不清”，就是“為別人”，即小說所謂“為她起見”的產(chǎn)物。相反的“輕松”“舒暢”等反常情緒，則只有從“為自己”的角度，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魯迅、許廣平、海嬰一家三口
“像”而“不是”的“舊歷社會”之所以能夠誘惑，并最終導(dǎo)致了“我”的“歸來”，不僅僅因為它的確“最像年底”，更因為“我”對眼前“是”而 “不像”的“新歷社會”及其“現(xiàn)實之家”的強烈厭倦?！拔摇睒O度厭倦“新歷社會”的“現(xiàn)實之家”，但又沒有勇氣“跨進去，在刺叢里姑且走走”［20］，把“沒有家”當作人生的真實境遇接受下來，承受“沒有家”的真實處境，那明知其為虛妄的“幻景故鄉(xiāng)”因此才趁虛而入，讓“我”陷入了“新歷社會”和“舊歷社會”交織而成的“昏謬”之中。質(zhì)言之，不是什么積極的正面力量，而是明知其為虛妄，但卻又苦于無力掙脫的情感幻象牽引和支配著“我”，讓“我”在“舊歷的年底”回到了魯鎮(zhèn)，幻想著在“沒有家”的故鄉(xiāng)獲得暫時的“安住”。
這種情感幻象，也是魯迅反復(fù)與之搏斗的“鬼氣和毒氣”：“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里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惡他，想除去他，而不能”［21］，是讓魯迅“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的那些“古老的鬼魂”［22］。反過來，魯迅也多次抒發(fā)過掙脫了“昏謬”，祛除了“鬼氣和毒氣”之后的“輕松”“舒暢”。比如《在酒樓上》的結(jié)尾：“我獨自向著自己的旅館走，寒風和雪片撲在臉上，倒覺得很爽快。見天色已是黃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織在密雪的純白而不定的羅網(wǎng)里?！保?3］以及《孤獨者》的結(jié)尾，“我”在魏連殳葬禮結(jié)束之后的“輕松”：“像一匹受傷的狼”一樣發(fā)出長嗥之后，“我的心地就輕松起來，坦然地在潮濕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24］
如果不拘泥于細節(jié)，把“我”在“新歷社會”的“家”和“舊歷社會”的“故鄉(xiāng)”之間的來回輾轉(zhuǎn)、靈魂的有和無之間的游移，以及祥林嫂既可能因為“我”的答話而發(fā)生意外，也可能毫無影響兩種可能性之間的焦慮，也納入“明暗之間”的話，這種真實的“魯迅思想”，其實是一種掙脫了想象中的可能性的束縛，掙脫了理論上完全正確，但事實上無所皈依的虛無之后的“輕松”，走進了真實的生存境域之后的“舒暢”。
《死火》中，當“死火”和“我”，以死亡確證了自己曾經(jīng)活過的事實之后，魯迅由衷地表露了自己的“舒暢”。涵蓋了整部《野草》的《題辭》，更以對“死亡和腐朽”的“大歡喜”，道出了這種獨特的“魯迅思想”。晚年的魯迅，逐漸停止了在小說、散文、散文詩等不同文體同時展開的多樣化探索，包含了所有的文體可能，但又不為任何一種文體規(guī)范所限制的雜文，最終成了魯迅唯一的文體，成了“魯迅思想”在和中國社會短兵相接的肉搏中不斷展開自己的“文學(xué)形式”。
既要這樣，又要那樣的“明暗之間”，即小說所謂的“說不清”，當然最具“正確性”，正確到了“即使和討飯的女人說話，也是萬萬不可省的”程度。但其“正確性”越高，距離生存的“真實性”就越遠，鮮活的個體生命也就越是被囚禁成為空洞的符號和觀念的僵尸。哈姆雷特在“生存，還是毀滅”之間的猶豫，證明了這一點?！兑安荨防锛仁腔穑质撬?，但唯獨沒有火的生命與熱力的“死的火”，也證明了這一點。雜文《北京通信》說得更明白：
不動，失錯當然就較少了，但不活的巖石泥沙，失錯不是更少么？我以為人類為向上，即發(fā)展起見，應(yīng)該活動，活動而有若干錯失，也不要緊。惟獨半生半死的茍活，是全盤失錯的。因為他掛了生活的招牌，其實卻引人到死路上去?。?5］
“我”在得知祥林嫂死去的消息之后流露出來的“輕松”“舒暢”等明顯有違情理的反常情緒，正是魯迅掙脫了“新歷社會”和“舊歷社會”交織而成的“昏謬”，擺脫了“鬼氣和毒氣”的糾纏之后，從“為自己”的立場上由衷地流露出來的“魯迅思想”，一種從半生半死的“死火”的茍活，躍入了終有一死的“活人”的真實境域之后的“大歡喜”。
汪暉把這種反常情緒從魯迅身上剝離開來，理解成了小說人物“我”因為“祥林嫂之死”而產(chǎn)生的輕松。盡管他也注意到了“祥林嫂之問”本身的特殊性，但最終還是把“我”也當作了應(yīng)該為祥林嫂之死承擔道德責任的“有罪者”［26］。所以，他著名的“反抗絕望”論雖然把焦點從“祥林嫂的故事”轉(zhuǎn)移到了“我的故事”，但仍然沿襲了“反封建”的線性因果史觀，把祥林嫂的命運悲劇從個體生命的生存論難題，扭曲成了一個事出有因，因而可以反過來，通過改變原因而得到最終解決的歷史問題。
“真實性”不等于“正確性”。真實的“魯迅思想”，不等于正確的“魯迅思想”。對早年學(xué)醫(yī)，終生以疾病及其治療作為思考和寫作元話語的魯迅來說，唯其“不正確”，才需要對“真實性”進行客觀、冷靜的解剖。
五、不是要你相信，是要你思考的“魯迅思想”
在現(xiàn)代“文學(xué)”觀念成為不言而喻的普遍性前提以后，抒發(fā)作者個人的真實感情和思想，即魯迅所說的“為自己”，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常識。但魯迅的文學(xué)世界里沒有這個常識。這個常識，恰好是通過包括魯迅在內(nèi)的現(xiàn)代作家的文學(xué)活動，才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魯迅從“為別人”到“為自己”轉(zhuǎn)換，既是創(chuàng)造現(xiàn)代“文學(xué)”觀念和文學(xué)常識，讓真實的“魯迅思想”進入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的過程，又構(gòu)成了中國“現(xiàn)代思想”得以發(fā)生的“文學(xué)形式”。
魯迅“聽將令”的“吶喊”，是從把自己從普通民眾中間抽取出來，設(shè)定為先知先覺的“導(dǎo)師”這個居高臨下的姿態(tài)開始的。由此而來的困境，往往被簡單歸結(jié)為中國/西方、知識分子/普通民眾之間的主體性問題。但事實上，問題的根源不是“以救世者自居”的精英幻覺［27］，更不是這樣的啟蒙有無歷史根據(jù)。真正的問題是：這樣的“吶喊”預(yù)先把啟蒙者和普通民眾劃分成不同性質(zhì)的存在，由此注定了失敗的必然?！靶轮髁x宣傳者是放火人么，也須別人有精神的燃料，才會著火；是彈琴人么，別人的心上也須有弦索，才會出聲；是發(fā)聲器么，別人的心上也須有發(fā)聲器，才會共鳴。中國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會相干?！庇廾谅浜蟮膰?，對于外來的思想學(xué)說“不會了解，不會同情，不會感應(yīng)；甚至彼我間的是非愛憎，也免不了得到一個相反的結(jié)果”。魯迅很自然地得出結(jié)論說：“中國本不是發(fā)生新主義的地方，也沒有容納新主義的處所?！保?8］
就是說，“為他人”的寫作，在壓抑了真實的“魯迅思想”的同時，也把“吶喊”的啟蒙引入絕路，宣判了中國“現(xiàn)代思想”的死刑。反過來，《祝?！分诂F(xiàn)代“中國思想”的原生性意義就在于：打破“為別人”的束縛，以“為自己”的寫作敞開了真實的“魯迅思想”，把自己從“歷史中間物”變成了“活人”，在尚未開始就已經(jīng)陷入了死亡的“吶喊”之外，為中國“現(xiàn)代思想”闖開了新的“活路”。
作為“真問題”的“祥林嫂之問”，迫使“我”承認自己的失敗，解除了“為他人”的束縛，從“死火”變成了“活人”。沒有能力回答“祥林嫂之問”，對祥林嫂之死負有道德責任的“有罪者”，不僅以“活人”的身份敞開了自己真實的思想感情，而且把這種敞開變成了對“新歷社會”及其“理想讀者”的挑戰(zhàn)。名詞性的“魯迅思想”，由此變成了挑戰(zhàn)和打破權(quán)威，引領(lǐng)和推動讀者自己去“思”，自己去“想”的動名詞。小說關(guān)于“為自己”的“魯迅思想”的發(fā)生和展開過程的敘述，即魯迅從“死火”到“活人”的過程，也就成了一個靈魂把自身的覺醒和思考直接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以此來喚醒另一個靈魂的覺醒和思考的肉身化的“新啟蒙”。
這個肉身化的“新啟蒙”，或者說作為動名詞的“魯迅思想”，始于“我”在“祥林嫂之問”面前的潰敗?！拔摇痹谙榱稚┙佣B三的追問面前潰敗下來，“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之后，仍然“心里覺得很不安逸”，一直遭受著這樣兩個問題的困擾：第一、吞吞吐吐“說不清”的回答，會不會給祥林嫂造成什么危險？第二、萬一祥林嫂“又因此而發(fā)生別的事”，那“我的答話”究竟應(yīng)該承擔什么責任？這兩個問題，迫使“我”開始了解除心理負擔，撇清責任的逃避?！拔摇笔紫茸约喊参浚ㄆ垓_）自己，竭力說服自己把祥林嫂的追問當作偶爾的事，“本沒有什么深意”，個人的擔心乃是教育家所說的“生著神經(jīng)病”所致。自我安慰（欺騙）失效之后，“我”只能直接撇清責任，聲稱“說不清”的回答，“已經(jīng)推翻了答話的全局，即使發(fā)生什么，于我也是毫無關(guān)系了”。
這個回答，以及接下來沾沾自喜，使得不少研究者把“我”判為道德上的“有罪者”，圍繞著“祥林嫂之死”展開了“追責兇手”的無效勞動。事實上，這是一個“請君入甕”的敘述陷阱。“我”以預(yù)先承認自己“有罪”的佯謬，獲得了面向“新歷社會”的“理想讀者”展開敘述的可能，最后反過來把審判者變成了被審判者。而“我”，則就此撇開“新歷社會”的“理想讀者”，“輕松”“舒暢”地踏上了自己的“尋路者”之旅。
魯迅非常清楚：“無論是誰，只要站在‘辯誣’的地位的，無論辯白與否，都已經(jīng)是屈辱?！保?9］辯護的前提，是承認聽眾和讀者的權(quán)威。對祥林嫂的苦難漠不關(guān)心的魯鎮(zhèn)“舊歷社會”，不需要“我”的解釋和辯護。就連“我”對“祥林嫂之死”的關(guān)注，也是一種不能說出來的忌諱。只有在“新歷社會”的“理想讀者”這里，“我”吞吞吐吐“說不清”的回答，以及由此而來的撇清責任的逃避，才成為了需要解釋和辯護的“罪行”。所以，“我”逃回四叔家里之后的辯護和解釋，顯然是在“新歷社會”及其“理想讀者”的道德法庭上展開的。
這個居高臨下的“理想讀者”，一開始就挾著“新歷社會”的價值標準，控制了“我”的敘述，迫使剛剛回到故鄉(xiāng)的“我”就忙著撇清和“舊歷社會”的關(guān)系，把本該叫做“四叔”的本家長輩變成了“魯四老爺”，暗中向“理想讀者”表明了自己的位置和立場：“我”雖然回到魯鎮(zhèn)，但并沒有背叛“新歷社會”，而是仍然和“理想讀者”一起，站在“魯四老爺”的對立面?！暗抑?，這并非借題在罵我：因為他罵的還是康有為”這句話，又用指示代詞“他”來指代魯四老爺，再次強調(diào)了“我”和“理想讀者”一起，共同置身于一個既有別于“魯四老爺”之“舊”，又比康有為更“新”的“新歷社會”的事實。
結(jié)合上下文的“教育家”“神經(jīng)病”等新式科學(xué)名詞來看，《祝?！吩O(shè)定的“理想讀者”，顯然是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洗禮的現(xiàn)代新青年。從這個“理想讀者”的角度看，“我”在祥林嫂死去之后，可以有兩種“合理的”選擇。第一是站在“新歷社會”一邊，以啟蒙“導(dǎo)師”的身份，激發(fā)“五四”新青年對祥林嫂悲劇命運的深刻同情，引導(dǎo)他們投入重造“黃金世界”的歷史行動。第二，是老老實實承認自己對“祥林嫂之死”負有道德責任，以個人的錯誤來印證“新歷社會”思想和價值標準的正當性，換取“理想讀者”的諒解。由于小說一開始就宣告了“舊歷社會”對“新歷社會”的勝利，承認了“理想讀者”居高臨下的道德權(quán)威，“我”因此也就只剩下了老老實實承認錯誤的第二種選擇。
但悖論恰好就在這里：在祥林嫂死去之前，“我”的解釋和辯護的確更接近魯迅所說的“辯誣”，居高臨下的“理想讀者”控制著“我”的聲音，決定了“我”的姿態(tài)；但祥林嫂死去之后，“我”在沉思中展開的敘述，逐漸變成了抗議性獨白，變成了對“理想讀者”及其道德權(quán)威的反抗和拒絕。
“祥林嫂的故事”結(jié)尾，就是反抗和拒絕的明確表達：“然而她是從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還是先到衛(wèi)老婆子家然后再成乞丐的呢？那我可不知道?！本o接著而來的結(jié)尾，更是毫不留情的乘勝反擊。輕描淡寫的“那我可不知道”之后，小說隨即漫不經(jīng)心地把渴望繼續(xù)聽“我”講述“祥林嫂的故事”，了解更多細節(jié)的“理想讀者”晾在一邊，讓“我”輕輕松松進入了夢鄉(xiāng)。隨后，又讓“我”在被爆竹聲驚醒之后，繼續(xù)沉浸在祝福的氛圍里，把對前者的挑釁和冒犯，推向了極端。而小說，也就此戛然而止：
我在這繁響的擁抱中，也懶散而且舒適，從白天以至初夜的疑慮，全給祝福的空氣一掃而空了，只覺得天地眾圣歆享了牲醴和香煙，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豫備給魯鎮(zhèn)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
就此而言，小說的敘述過程的確又是一個“敘述者道德責任的解脫過程”［30］，但這種解脫恰好不是承認，而是在對“新歷社會”挑釁和冒犯中獲得的。換言之，《祝?！凡粌H敞開了真實的“魯迅思想”，而且通過這種敞開創(chuàng)造了新的思想和價值標準，讓“我”掙脫了“有罪者”的身份，反過來對“新歷社會”提出了挑戰(zhàn)。魯迅由此而開創(chuàng)了既超越“舊歷社會”的“暗”，又超越了“新歷社會”之“明”的思想和生存空間。
在東京籌辦《新生》的“第一次啟蒙”之失敗，讓魯迅看清了自己“絕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yīng)者云集的英雄”［31］，從而陷入了寂寞。參與《新青年》同人的“第二次啟蒙”，則把自己變成了“有罪者”。《吶喊·自序》說得很清楚，魯迅不是出于對自身，而是出于對“將來”的信任，才參與《新青年》同人“喚醒民眾”的“吶喊”，開始了自己的“第二次啟蒙”：“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于是我終于答應(yīng)他也做文章了?！保?2］當這“他之所謂可有”的“將來”，在進化論的裹挾之下，以“黃金世界”的面目出現(xiàn)在歷史地平線上的時候，“現(xiàn)在”的“我”也就和“我的確信”一起，變成被否定和拋棄的“歷史中間物”。“將來”的“黃金世界”里才可能出現(xiàn)的“真的人”，以超歷史的審判者身份，把包括“我”在內(nèi)的所有“真實的人”，都打成了“有罪者”。“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33］這個游移不定證辭，不過是魯迅費盡周折才為早已經(jīng)注定了的懲罰尋找到的“罪行”。
上海黃浦區(qū)南昌路100弄(原環(huán)龍路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舊址
和神壇下的“有罪者”一樣，在人類歷史終結(jié)之前，“真實的人”也只能作為“歷史中間物”，匍匐在“真的人”面前，匍匐在歷史的腳下，以不斷的自我否定來換取進入“黃金世界”的資格?！案髯越夥帕俗约旱暮⒆?。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34］的姿態(tài)，其實就是一張通往“黃金世界”的“贖罪券”。
“彷徨”時期的魯迅，則從對“青年”的批判入手，開始了對“第二次啟蒙”的反思。魯迅后來回憶說，自己是“在廣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者投書告密，或則助官府捕人的事實”之后，“總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年”的進化論思想才因此而“轟毀”，“后來便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35］。但早在目睹廣東的事實之前，魯迅就曾針對“開口青年，閉口青年”的流行風氣，指出了青年“有醒著的，有睡著的，有昏著的，有躺著的，有玩著的，此外還多”，因而不可“一概而論”的問題［36］。不少青年反對改革，而且反對的理由“簡直和‘戊戌政變’時候的反對改革者的論調(diào)一模一樣”［37］的事實，不僅讓魯迅下定了繼續(xù)思想革命，“對于思想習慣加以明白的攻擊”的決心，而且促使他調(diào)整策略，明確把“舊黨”和“青年”一起當作了思想革命的對象，“先前我只攻擊舊黨，現(xiàn)在我還要攻擊青年”［38］。
這種既攻擊“舊黨”，又攻擊“青年”，既批判“舊歷社會”，又批判“新歷社會”的雙重視野，讓魯迅擺脫了在“真的人”面前的“有罪”感，以真實的“魯迅思想”為立足點，獲得了新的身份：“活的人”。這個“活的人”從直面“祥林嫂之問”出發(fā)，開啟了不是“為了希望光明的到來”，而只是“與黑暗搗亂”［39］，尋求打破現(xiàn)狀的可能性為目標的“新啟蒙”。因為發(fā)現(xiàn)自己并非“真的人”而陷入了絕望的第二次啟蒙，在“活的人”這里得到了成功的復(fù)活。而魯迅，也由此而從存在主義理論的傳播者，轉(zhuǎn)變成了存在主義者。充滿雜文色彩的散文詩《狗的駁詰》，對這種“新啟蒙”的生存論根據(jù)，做了更尖銳，也更明確的表達：“我”不完滿，“我”有欠缺，但“我”至少還是“活的人”。用《戰(zhàn)士和蒼蠅》里的話說，“有缺點的戰(zhàn)士終竟是戰(zhàn)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40］。
《祝福》當然不可能像雜文那樣直截了當，痛快淋漓。它的藝術(shù)靈感和生存理念，以及在“理想讀者”居高臨下的道德監(jiān)控中開始講述，最后反過來對監(jiān)控者提出了批判的敘述過程，更像是《新約》里耶穌在迦百農(nóng)神殿對行淫婦人的審判。一邊是“有罪”的女人和耶穌，一邊是圍攏過來的經(jīng)師和法利賽人，這個“看與被看”二元結(jié)構(gòu)，不僅呼應(yīng)著《示眾》《復(fù)仇》等同時期的作品，也讓人聯(lián)想到小說中那些“特意尋來”，聽祥林嫂講述“她這一段悲慘的故事”的老女人們?！澳銈冎虚g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的著名判詞，則完全就是《祝福》擲還給“理想讀者”的潛臺詞：“你們中間誰是有思想的，誰就站出來回答她?！?/p>
不同的是，耶穌的審判促成了圍觀者的自我反思，讓他們看清楚并承認了自己同樣“有罪”的事實，成為道德啟蒙的經(jīng)典案例。據(jù)《新約》，一直“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的耶穌，直起身子說完上面的話，“又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前來圍觀的經(jīng)師和法利賽人——也就是魯迅所說的“看客”——聽了耶穌的判詞之后，“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婦人仍然站在當中［41］?！蹲８！返摹棒斞杆枷搿?，卻徹底失敗了。研究者要么把“我”看作有缺點——盡管后來改正了——的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要么看作只有不斷“反抗”這種缺點或者歷史局限性造成的“絕望”才能獲得原諒的思想者，就是明證。
失敗的原因很簡單。只有預(yù)先接受了韋伯所說的理智化信念，堅信不是什么“神秘不可測的力量”，而是人類“技術(shù)手段與計算”支配和控制著一切［42］，認定“一切真理與意義均出于人”［43］，現(xiàn)代人才能反過來，推出自己消除“丑惡舊世界”的苦難和不幸，重造“黃金世界”的現(xiàn)代性方案，從物理時間的現(xiàn)代人，轉(zhuǎn)化成思想類型的現(xiàn)代人。新歷取代舊歷、科學(xué)戰(zhàn)勝迷信之類的話語實踐，把靈魂有無的“祥林嫂之問”從“真問題”，轉(zhuǎn)化成為何其芳所說的由“人的手”造成，反過來也能用“人的手”來消除的“歷史問題”［44］，因此也就成了重造“黃金世界”的現(xiàn)代性方案將自身確立為梁啟超所說的席卷一切，儼然有“宗教之色彩”的“時代思潮”的歷史形式［45］。
與這種高歌猛進的“時代思潮”相比，作為啟蒙機制的“魯迅思想”，卻只是一種引導(dǎo)讀者自己去“思”，自己去“想”的“弱啟蒙”。晚年談寫作目標的“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shè)法加以療治的希望”［46］，和論題材的“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tài)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47］，對此都有明確的解釋：只是“引起療救的注意”，而不是提供“療救的方案”?！蹲８！防锏摹棒斞杆枷搿?，也就是這樣一種特殊的“魯迅啟蒙”：不是把現(xiàn)成的、名詞性的“思想”，而是把不可能“被解決”，因而也不會有終極答案的“真問題”呈現(xiàn)在“理想讀者”面前，以此來促成和引導(dǎo)讀者自己去“思”和“想”，自己把自己鑄造成為“有思想”存在。
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在儼然有“宗教之色彩”的現(xiàn)代性“時代思潮”面前，《祝?！烽_啟的“魯迅思想”，并沒有像魯迅所期待的那樣，成功地轉(zhuǎn)化為“魯迅啟蒙”?！跋榱稚┑墓适隆焙汀拔业墓适隆?，由此而在“事出有因”線性因果鏈上輪番登場，成為吞噬和回收思想的黑洞，最終把直面“真問題”的“魯迅思想”打入了遺忘的冷宮。
把“祥林嫂之問”還原為不是要答案，而是要每個人自己去“思”，自己去“想”的“真問題”，因此也就不僅僅是重新理解《祝?！愤@“一篇小說”。將魯迅和那些把現(xiàn)成的答案或體系當作思想的“思想家”區(qū)別開來，也不僅僅是要重新確立魯迅“思想家”的形象。在無論向西方，還是向東方“尋找真理”的老路都已經(jīng)開始了新一輪循環(huán)，當代中國又一次站在魯迅所說的“十字路口”的歷史時刻，如何循著《祝福》的“魯迅思想”，在沒有答案的地方開始自己的“思”，自己的“想”，才是我們真正需要關(guān)心的問題。
注釋：
［1］吳曉東：《魯迅小說的第一人稱敘事視角》，《魯迅研究月刊》1989年第1期。
［2］魯迅：《彷徨·祝?！罚遏斞溉返?卷，第6頁，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祥林嫂的原話是“究竟有沒有魂靈”，為了和下文將要提及的《我要騙人》等文中的“靈魂”保持一致，這里也改用“靈魂”。又，以下引用《祝?！吩模辉僭斪?。
［3］“幻景故鄉(xiāng)”和“現(xiàn)實故鄉(xiāng)”兩個重要概念，參考了錢理群《精神的煉獄——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從“五四”到抗戰(zhàn)的歷程》（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一書有關(guān)論述，見該書第76頁。
［4］［5］魯迅：《吶喊·故鄉(xiāng)》，《魯迅全集》第1卷，第510頁，第501頁。
［6］魯迅：《關(guān)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全集》第6卷，第565頁。
［7］［24］魯迅：《彷徨·孤獨者》，《魯迅全集》第2卷，第98頁，第110頁。
［8］［20］魯迅：《兩地書·二》，《魯迅全集》第11卷，第15頁，第16頁。
［9］魯迅：《墳·論睜了眼看》，《魯迅全集》第1卷，第254—255頁。
［10］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奇怪的日歷》，《魯迅全集》第8卷，第159頁。魯迅博物館和魯迅研究室集體編撰的《魯迅年譜（增訂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誤稱文章收入《集外集拾遺》。
［11］［23］魯迅：《彷徨·在酒樓上》，《魯迅全集》第2卷，第25頁，第34頁。
［12］魯迅：《朝花夕拾·小引》，《魯迅全集》第2卷，第236頁。
［13］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死》，《魯迅全集》第6卷，第631—634頁。
［14］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女吊》，《魯迅全集》第6卷，第640頁。
［15］［17］魯迅：《墳·娜拉走后怎樣》《魯迅全集》第1卷，第167頁，第167頁。
［16］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我要騙人》，《魯迅全集》第6卷，第505頁。
［18］魯迅《野草·墓碣文》，《魯迅全集》第2卷，第207頁。
［19］［39］魯迅：《兩地書·二四》，《魯迅全集》第11卷，第81頁，第80—81頁。
［21］魯迅：《240924 致李秉中》，《魯迅全集》第11卷，第453頁。
［22］魯迅：《墳·寫在〈墳〉后面》，《魯迅全集》第1卷，第301頁。
［25］魯迅：《華蓋集·北京通信》，《魯迅全集》第3卷，第55頁。
［26］［30］汪暉：《反抗絕望——魯迅的精神結(jié)構(gòu)與〈吶喊〉〈彷徨〉研究》，第276—277頁，第27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該書第277頁的腳注，談到了“祥林嫂之問”的復(fù)雜性：“應(yīng)當指出，敘述者的曖昧態(tài)度與祥林嫂面臨的荒誕處境有直接對應(yīng)關(guān)系，對后者來說，既需要‘有靈魂’，又需要‘無靈魂’，選擇其中任何一種都將導(dǎo)致悲劇。因此，敘述人與祥林嫂共同陷于無可選擇的荒誕境地?！蹲８！钒穗p重的悖論關(guān)系。”
［27］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第95頁，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28］魯迅：《熱風·隨感錄五十九“圣武”》，《魯迅全集》第1卷，第371頁。
［29］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魯迅全集》第3卷，第94頁。
［31］［32］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2卷，第439—440頁，第441頁。
［33］魯迅：《吶喊·狂人日記》，《魯迅全集》第1卷，第454頁。
［34］魯迅：《墳·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魯迅全集》第1卷，第135頁。
［35］魯迅：《三閑集·序言》，《魯迅全集》第4卷，第5頁。
［36］魯迅：《華蓋集·導(dǎo)師》，《魯迅全集》第3卷，第58頁。
［37］魯迅：《華蓋集·通訊》，《魯迅全集》第3卷，第22頁。
［38］魯迅：《兩地書·一〇》，《魯迅全集》第11卷，第41頁。
［40］魯迅：《華蓋集·戰(zhàn)士和蒼蠅》，《魯迅全集》第3卷，第40頁。
［41］《新約·約翰福音》，《新舊約全書》，第111頁，中國基督教協(xié)會1994年版。
［42］馬克斯·韋伯：《以學(xué)術(shù)為業(yè)》，《倫理之業(yè)——馬克斯·韋伯的兩篇哲學(xué)演講》，第15頁，王容芬譯，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版。
［43］列奧·施特勞斯：《現(xiàn)代性的三次浪潮》，《蘇格拉底與現(xiàn)代性》，第322頁，劉小楓編，劉振、彭磊等譯，華夏出版社2016年版。
［44］何其芳：《給艾青先生的一封信》，《何其芳全集》第6卷，第477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5］梁啟超：《清代學(xué)術(shù)概論》，第2頁，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
［46］魯迅：《南腔北調(diào)集·〈自選集〉自序》，《魯迅全集》第4卷，第468頁。
［47］魯迅：《南腔北調(diào)集·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第4卷，第52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