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一

1988年冬至1989年初，作家王蒙與批評家王干“先后進行了十次對話”，“涉及的內(nèi)容較為斑雜，兩人的想法也不盡一致”。在其中一次對談中，王蒙特意強調(diào)了寫作《活動變?nèi)诵巍烦醺宓木唧w時間：“我開始寫的時候是1984年，第一章是在武漢寫的，1985年完成的，當時還沒有尋根、文化熱?！边@顯然是為了表明《活動變?nèi)诵巍吩趧?chuàng)作層面與1980年代中后期喧鬧的文化思潮保持著某種可見的距離。不過，就單部(篇)文學作品發(fā)表出版與相應時期階段文學思潮脈絡之間的關系切入，《活動變?nèi)诵巍穮s又是一部“恰逢其時”的長篇小說。由于作品本身對父輩知識分子生存狀況、精神結構有著意味深長的追蹤，以及《活動變?nèi)诵巍穯柺狼昂笥萦?、讓人多少有些暈眩的“文化熱”、“尋根熱”，實際上很容易促使當時眾多批評者依循“慣用”的文學史觀念與文學評價機制對《活動變?nèi)诵巍纷鞒鲎哉J為妥帖的論述。但假如重新看待王蒙在與王干對談時特意提及的小說《活動變?nèi)诵巍分凇皩じ鶡帷?、“文化熱”的距離感，就應該意識到1980年代中后期以來諸多有關《活動變?nèi)诵巍返奈恼禄蛴^點一定程度上只是憑著“自以為如此”的主觀意愿將小說與相應時期顯著的思潮態(tài)勢進行“匹配”“鉚合”，而沒有觸及到王蒙寫作《活動變?nèi)诵巍窌r的某些更為隱晦、同時也更為復雜的意圖。相關評論者的闡發(fā)只不過是在試圖確認《活動變?nèi)诵巍放c某個具體時期階段的關聯(lián)性，或是以“舊中國與新中國”這組切分對象作為“小說敘述的動力”，卻沒有充分理解《活動變?nèi)诵巍匪婕暗?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具有重復性、延續(xù)性的身份危機與精神危機。

在初步梳理了作者、批評者有關《活動變?nèi)诵巍返牧鰬B(tài)度后，單就小說人物倪藻(包括敘述主體)的抽離性問題而言，作者與部分批評者其實存在著分歧。如許子東在進入新世紀后重讀《活動變?nèi)诵巍窌r就有過這樣的判斷：“通觀整部長篇小說，誰都有錯，誰都可憐，誰都不幸，誰都是悲劇人物——除了倪藻(及敘述主體)之外?！钡c之相對，王蒙本人則將倪藻(也包括小說的敘述主體)納入到批判對象范疇當中：“然而我畢竟審判了國人，父輩，我家和我自己。我告訴了人們，普普通通的人可以互相隔膜到什么程度，誤解到什么程度，忌恨到什么程度，相互傷害和碾壓到什么程度。我起訴了每一個人，你們是多么丑惡，多么罪孽，多么愚蠢，多么不幸，多么令人悲傷！我最后宣布赦免了他們，并且為他們大哭一場。”許子東與王蒙所拋出的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也映照出王蒙在寫作《活動變?nèi)诵巍愤^程中異常糾葛的心理動態(tài)。

《活動變?nèi)诵巍菲鹌谡Z言學副教授倪藻在1980年代出國訪問期間，前往H市拜訪父親倪吾誠的舊友史福岡教授。但作為尋訪者的倪藻本人其實對于這趟拜訪之旅的目的也不甚明了，甚至還自我埋怨“史福岡究竟和他有什么相干？”。但倪藻與故人趙微土，包括史福岡太太的相遇，則推動了倪藻童年記憶的展開，繼而《活動變?nèi)诵巍芬酝昴咴宓囊暯桥c口吻返照其父倪吾誠在1940年代的惶惑彷徨。值得注意的是，中年倪藻的“聲音”在這一過程間幾乎是“缺席”的，相反，他似乎扮演著一名“沉默的觀眾”。即使當他在小說的“續(xù)集”再次登場，中年倪藻依舊保持著讓人難以揣明其意的冷淡與緘默。如果借用若干敘事學理論將中年倪藻視作王蒙在文本內(nèi)的“化身”，那么這一“化身”的存在方式又是讓讀者感到困惑的——因為中年倪藻似乎一直游離在對應父親的記憶之外。以至于不免讓讀者懷疑：其究竟是不愿面對年輕的父親，還是不愿面對那個與父親血脈相連的自己？

而如果要討論《活動變?nèi)诵巍分械哪呶嵴\及其知識分子身份，或許首先有必要對這個人物的知識結構、教育背景進行剖析。一定程度而言，探究倪吾誠的知識結構、教育背景，也是從個案角度梳理20世紀以來國內(nèi)一類知識分子對象的精神溯源、言行特質(zhì)、實踐局限。依照小說《活動變?nèi)诵巍诽峁┑臅r間線索，倪吾誠出生于“辛亥革命爆發(fā)前三個月”的“宣統(tǒng)三年”，其或應作為許紀霖所言的20世紀六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后五四”一代進行考察。對于這一代知識分子，許紀霖認為：“他們在求學期間直接經(jīng)歷過‘五四’運動的洗禮，是‘五四’中的學生輩(‘五四’知識分子屬于師長輩)，這代人大都有留學歐美的經(jīng)歷，有很好的專業(yè)訓練。”這也同倪吾誠的成長環(huán)境與個人經(jīng)歷大致吻合。不過，倪吾誠這一代知識分子經(jīng)歷的留學培養(yǎng)與專業(yè)訓練，并不意味著相應的“現(xiàn)代性方案”實踐能夠徹底消抹掉始于前現(xiàn)代社會內(nèi)部綱常倫理、道德規(guī)范的制約。討論倪吾誠的留學背景與知識結構，其實是作為一種特殊的參照系，從而說明宗法家族結構關系與儒家意識形態(tài)對晚清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所形成的異常堅固的“環(huán)結”。作為遺腹子的倪吾誠年少時因舅舅的挑唆與母親、表弟的引誘而染上惡習，“等他長大成人之后，他覺得有充分的理由判定這位表哥的教授與母親的教授(吸鴉片)具有同樣的性質(zhì)，出自同一個設計與謀劃，是精心安排好了的籠罩在他身上的網(wǎng)的兩個環(huán)結”。青年時代的倪吾誠看似在竭力擺脫“身上的網(wǎng)的兩個環(huán)結”，卻又為達成住縣城上學的意愿而被迫接受母親替其說親的舉動。從這一視角來講，“環(huán)結”指向于一種承襲家族規(guī)范秩序的不容置喙的日常儀式與程序。倪吾誠在青少年時代的遭遇較為普遍地體現(xiàn)了自晚清以來諸多知識分子進退維谷的生存悖論：特殊的社會氛圍、時代任務原本使得他們有理由也有機會擊碎“環(huán)結”的桎梏，但他們最終得以“開眼看世界”的先決條件卻是妥協(xié)于一種與“環(huán)結”相依存的矛盾命運。

由此也延伸出一系列更具有探討價值的話題：海外留學經(jīng)歷與相應知識結構體系的調(diào)整，究竟對于晚清以來(比如倪吾誠這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產(chǎn)生多大程度的影響？在哪些方面產(chǎn)生影響？“留洋”經(jīng)歷是否有效地實現(xiàn)了晚清以來從傳統(tǒng)知識分子向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過渡？以及，相應過程是否真正促成了指向知識分子“自我”與“民眾”的雙重精神啟蒙？自1870年代的洋務運動以來，清政府高層就開始有意識地選拔、派遣幼童與青年前往美、英、法、日等國學習文化觀念與科學知識。以鄰邦日本為例，據(jù)統(tǒng)計，僅1900年至1911年間，就約有兩萬名來自中國的學生前往日本各類教育機構求學。而“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別求新聲于異邦”等主張立場，也是自鴉片戰(zhàn)爭戰(zhàn)敗以來，部分具有開闊視野、民族意識的知識分子為尋求實現(xiàn)國家富強、民族復興、民眾啟蒙、社會改造而秉持的思路邏輯?！拔鲗W東漸”傳播行為的邏輯起點源自“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考量，然而一些親歷者回顧往事時，卻也對以“救國”、“啟蒙”為出發(fā)點的留學經(jīng)歷產(chǎn)生懷疑。蔣廷黻就曾表達過這樣的想法：“時間一天天過去了，我的救國思想也一天天淡了，也可以說是擴大了。偶爾想一想，我的救國觀念未免太簡單了，有時我認為：我之所以有這種觀念，實在是一種自我陶醉，這是不健全的?！辈贿^像蔣廷黻這樣能對自身實際狀況與社會發(fā)展前景有著清醒認識的知識分子僅是其中一部分。對于晚清以來更多留學海外的學子而言，留學所習得的那些僅限皮毛的知識理念只會讓他們更加輕易地沉浸于自我陶醉之中。如果將“域外”理解為特定的情境，張灝就指出：“只有當個人周圍流行的思想和價值被感知時，情境所提供的東西才會對他或她的思想轉(zhuǎn)變發(fā)生影響。”但以倪吾誠為例，則可以看到他對于“域外”的感知顯然是不充分的。更多情況下，倪吾誠不過是將學到的語言、觀念、知識、技術轉(zhuǎn)換為自己與他人在觥籌交錯間夸夸其談的“資本”，但同時他又對這些進行炫耀的“資本”一知半解，從而形成了認知層面充滿矛盾的知識崇拜：“他的思想正像他的說話，機敏，犀利，開闊，散漫，飄忽不定，如風如雨，如霧如煙，自己也覺得難于把握?！奔词鼓呶嵴\頻頻贊頌西方文明的崇高與先進，并將之確立為教育子女的主要依據(jù)，但他對于頂禮膜拜的西方文明及相應生活方式卻又停留在熱情與無知并存的程度?！澳呶嵴\們”只是將具有獵奇意味的心理訴求投射在技術主義與工具理性的表征層面，而未曾思考相關國家民族文明的演變進程，以及不同文明之間的異同結構、聯(lián)系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與《活動變?nèi)诵巍烦霭婺攴菹嘟?988年，楊絳出版了以新中國成立后在北京“文學研究所”工作的知識分子為描述對象的長篇小說《洗澡》。與倪吾誠相似的是，《洗澡》中的知識分子人物也大多具有海外留學或居住的背景經(jīng)歷(這也涉及到《洗澡》與錢鐘書1947年出版的《圍城》之間的承接關系)。不過看似光鮮的教育學歷、社會身份并沒有掩蓋“河馬夫人”施妮娜、余楠這些知識分子在學識方面的淺薄與人格方面的卑瑣。將施妮娜、余楠，與倪吾誠等人放置在同一代(類)知識分子譜系下進行考察，能夠意識到無論是王蒙，抑或楊絳，他們對于相關知識分子人物的言行描摹，絕非僅僅是針對個別人物形象的戲謔反諷，而是試圖表明晚清以來通過留學途徑塑造知識分子的設計途徑、設計意圖的局限性。

從對應知識分子塑造的設計途徑、設計意圖角度出發(fā)，在部分程度上也就解釋了當海外漢學家史福崗引述巴甫洛夫?qū)嶒炞约耀C犬的軼聞時，倪吾誠為何會說出“我就是這樣的一只狗”。而晚年的倪吾誠在聽到同住“五七干?！钡呐具吇貞浹影采钸吀锌澳鞘俏乙簧狞S金時代”后，其本人則在飄渺的自我追問中得出了頗感無奈的“人生總結”：“我的黃金時代還沒有開始呢?！薄俺圆恢狻鼻易罱K“瘋了”的“狗”與“還沒有開始”的“黃金時代”，這兩種隱喻修辭看似在討論兩類個體境遇與兩條轉(zhuǎn)向軌跡，但兩種隱喻之間又包含相互承接的的邏輯關系，而其最終昭示的是不可避免的現(xiàn)實結局：拋開種種時代背景與客觀因素，倪吾誠這一類知識分子所強調(diào)的理想目標因其自身在知識儲備、心理結構、信仰觀念、道德倫理等方面的內(nèi)在缺陷，于任何一個時代都很難能得到彰顯。

從《活動變?nèi)诵巍分痢断丛琛罚梢钥吹揭坏馈皻v史的陰影”投射進倪吾誠這一批20世紀初期知識分子的日常世界。“歷史的陰影”，大致可理解為一種對應特定身份對象、且在歷史進程演變中具有延續(xù)性、循環(huán)性、普遍性等的困境結構。除了理想目標的無從談起，“歷史的陰影”也將“倪吾誠們”限定在某種求而不得的生存狀態(tài)中，以至于這些受到現(xiàn)實“環(huán)結”制約，渾渾噩噩、隨波逐流的知識分子最終都難以說明為何而求——當然，也就更談不上“安身立命”云云。相反，他們只能以不斷重復的失望、嗟嘆、抱怨代替向內(nèi)轉(zhuǎn)的自我反省、自我審視，而他們一度高蹈的理想主義、鮮明的主體意識趨于消弭在瑣碎的世俗世界。

二

考察“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有關傳統(tǒng)/現(xiàn)代性問題的矛盾態(tài)度，是分析《活動變?nèi)诵巍分兄R分子言行表現(xiàn)與外部環(huán)境之間關系的另一種取徑方式。王富仁先生在發(fā)表于《上海文論》1989年第3期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心態(tài)》一文中，曾有過耐人尋味的表述：“孔子等中國傳統(tǒng)文化學說的創(chuàng)造者，往往表現(xiàn)著對社會的內(nèi)在恐懼而力圖以自己的學說改造社會、從而拯救社會中的人、拯救自己，儒、墨、道、法無一不表現(xiàn)著對一個無秩序的世界的恐懼，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軟弱性則更多地來源于對自我的恐懼。東西方各種不同的文化學說和現(xiàn)代科學開拓了他們內(nèi)在的視野，他們的深層心理甚至表層意識中包含著許多與現(xiàn)實需要不相容的東西，他們不敢承認它們，不愿承認它們，極力找出一些別的理由來否定他們……”而陳奎德則將這種隱含悖論的現(xiàn)象指認為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心理層面的“二律背反”：“一方面，為了確立自己的民族心理認同，理應強化民族傳統(tǒng)文化自尊心：另一方面，以百年來歷史和現(xiàn)實幾反幾復的嚴酷事實表明，為民族的生存、強大和發(fā)展，邏輯的結論又必須徹底反省、批判傳統(tǒng)文化。這種自尊心和危機感的‘二律背反’，這種感情與理智的雙重取向，導致了知識精英中的如下結果：作為個體，造成了某種心理上的人格分裂以及某種‘文化回歸現(xiàn)象’；作為群體，造成了幾次文化討論中的情感激動的大論戰(zhàn)。但是，核心的問題依然故我?！倍?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心理結構層面的“二律背反”，也是進一步探究倪吾誠之于“環(huán)結”的重要立足點。需要注意到，在倪吾誠生活的時代背景中，傳統(tǒng)/現(xiàn)代性這組關系更多情況下是依附于東方/西方的結構對抗中展開的。談到令倪吾誠惶惶終日的“環(huán)結”，一方面如前所述，可以將之理解為知識分子在特定情境下所處的生存困局；另一方面，如果把個案性質(zhì)的“環(huán)結”投置在傳統(tǒng)/現(xiàn)代性(或者說是東方/西方)這樣更為宏觀的框架結構進行論述，則有理由作出這樣的判斷：理解倪吾誠等人身上揮之不去的“環(huán)結”，也是在直面那道覆蓋20世紀以來眾多知識分子的“歷史的陰影”。

倪吾誠與其家庭之間錯綜復雜的游移狀態(tài)，構成了上述相關闡述的“注腳”?！痘顒幼?nèi)诵巍?98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本的“內(nèi)容介紹”將倪吾誠與妻子(包括妻子家人)的嫌隙定位為“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內(nèi)部資產(chǎn)階級與封建主義兩種文化形態(tài)的殊死斗爭”。諸如此類的表述自然有其為迎合時代訴求而產(chǎn)生的必然性與局限性，不過“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內(nèi)部資產(chǎn)階級與封建主義兩種文化形態(tài)的殊死斗爭”這樣的表述也間接生發(fā)出這樣的問題：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內(nèi)部”，倪吾誠的存在，對于他自己而言、對這個家庭中的其他成員而言，究竟意味著一種怎樣的文化形態(tài)？

盡管倪吾誠對于家庭成員及家庭成員的日常生活習慣有著極其強烈的排斥心理與抵觸心理，屢屢斥責這個家庭“積淀著幾千年的野蠻、殘酷、愚蠢和污垢”，但他并沒有如同20世紀30、40年代諸多相類似題材小說中的知識分子那樣，旋即成為家庭的“反叛者”、“革命者”、“復仇者”，恰恰相反，倪吾誠對于這個似乎糟糕透頂?shù)募彝ビ滞嘎冻鲭y以言明的歸屬感。小說多次描寫到倪吾誠欲離家而終歸返的言行分離，而倪吾誠與家庭之間的“拉扯”也體現(xiàn)了20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在無法確認自我身份話語、定位屬性之后的本能反應。這首先源于倪吾誠在公共社交場合中的失意?？梢钥吹?，倪吾誠于留學海外期間接受的現(xiàn)代知識與文明觀念，在現(xiàn)實環(huán)境里往往暴露出某種難以調(diào)和的隔膜感。但這并不全是東方/西方之間沖突碰撞之后的結果，而是倪吾誠本人一方面將域外留學期間接受的知識、理念作為夸夸其談的資本，另一方面他對于以“西方”為表征的域外現(xiàn)代文明又有著自我未必察覺到的抗拒心理。因此，倪吾誠所遭遇的現(xiàn)實困境更大程度上是其自身文化心理結構與知識體系脈絡相互抵牾的結果。這也是陳奎德在談到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心理層面的“二律背反”悖論及相應論爭時，為何會提出“核心的問題依然故我”。倪吾誠加以指認的“環(huán)結”聯(lián)系自瀆、吸食鴉片等晚清以來在傳統(tǒng)知識分子群體中具有普遍性的陋習表現(xiàn)，但他在對于自我早年行為耿耿于懷的同時，卻沒有更為完整地察覺到這些行為背后反映出的、呼應傳統(tǒng)社會秩序與儒家知行規(guī)訓的“超穩(wěn)定結構”。而這種“超穩(wěn)定結構”又間接催生出另一種觀念層面的“倪吾誠”。倪吾誠自我哀嘆的“懷才不遇”，其實質(zhì)正是兩種觀念引導下的“倪吾誠”之間不可避免而又難以調(diào)和的沖突。事實上，自晚清派遣留學生出洋學習的熱潮始，相當一部分同倪吾誠有著相似教育背景、觀念體系的知識分子同樣難以協(xié)調(diào)自身內(nèi)部“超穩(wěn)定結構”與新生知識觀念的復雜關系。即使他們在思想觀念、知識體系上自覺接受了現(xiàn)代文明理念的洗禮，但其自身內(nèi)部具有“超穩(wěn)定結構”特質(zhì)的士大夫觀念導致這一批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shù)人必然要面對邊緣化的現(xiàn)實處境。因為他們無法將兩種觀念導向下的“自我”融合為一個具有整體性、協(xié)調(diào)性的“新我”，也就自然而然難以形成清晰準確的認知定位及行為準則。對于倪吾誠來說，他更令人感到悲哀的地方在于其身處邊緣位置而不自知，故而當他道出：“我的黃金時代還沒有開始呢”，他甚至都不具備能力說明究竟怎樣的時代才是“我的黃金時代”。

《活動變?nèi)诵巍逢P于倪吾誠最終出走的敘述是頗值得思考的一處細節(jié)。假如將王蒙的《活動變?nèi)诵巍吠徒鸬摹都摇肪途植考毠?jié)進行比照，在20世紀30、40年代的敘事背景下，倪吾誠的出走明顯迥異于《家》中高覺慧的離家。有論者指出“家”在巴金一系列小說中是“封建專制的黑暗王國”(這恰恰也是《活動變?nèi)诵巍?987年版本“內(nèi)容介紹”中試圖強調(diào)的結構對立項)，而“被‘家’豢養(yǎng)的不可能是獨立的人，而是一批奴隸——至少是沒有獨立的人格和心靈自由”。有鑒于此，高覺慧的離家行為無疑體現(xiàn)出激烈的告別色彩與決裂意識，他離開的不僅是作為空間存在的“家”，更是由“家”延伸開去的以家族血緣為中心的秩序結構與倫理規(guī)訓。而倪吾誠的“家”盡管也死氣沉沉，但倪吾誠卻在其中獲得了微妙的歸屬感與存在感。因為在這個被指認為是“封建主義”文化形態(tài)的空間場域內(nèi)，倪吾誠的倫理身份是得到確認的：他是一名丈夫，他是一名父親。而倪吾誠隨后的自戕以及自我放逐，則是由于他本以為清晰的家庭身份逐漸顯出模糊、歧義的面貌——他似乎正在失去作為一名丈夫、作為一名父親的權力與能力，這也導致倪吾誠對于更深層次的“自我”產(chǎn)生懷疑。繼而，倪吾誠從社會空間的“零余者”又轉(zhuǎn)變?yōu)榧彝?nèi)部的“零余者”。由此看來，倪吾誠的出走聯(lián)系著內(nèi)外部空間環(huán)境雙重擠壓下的身份恐懼與話語喪失。倪吾誠最終如其所愿的離家行為實際上是又一次可以預料到的自我放逐?？臻g與空間的游移，無法真正解決根植于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內(nèi)部的“環(huán)結”，包括相伴“環(huán)結”而來的身份疑云與歸屬困境。在這樣一種前提下，倪吾誠也只能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的“蜂子或蠅子”。

三

《活動變?nèi)诵巍肥欠駜H僅是一部審視父輩知識分子的長篇小說？對于這一疑問的思考，還是需要回到最初王蒙與許子東有關倪藻(包括敘述主體)抽離性問題的分歧上。而探究兩人產(chǎn)生分歧的起因與過程，也是從一個側面探究《活動變?nèi)诵巍返呐邢蚨?、批判效用。如果依照許子東的論見，將倪藻(包括敘述主體)拋擲于相應的批判對象之外，《活動變?nèi)诵巍穭t從時空層面而言呈現(xiàn)為“靜態(tài)”的文本。這也意味著作者對于倪吾誠等20世紀初期國內(nèi)知識分子人物的書寫，將被定位在某段固定的歷史維度中加以分析判斷。相應的推斷也只能徘徊于某個具體時間階段從而形成狹隘的“歷史與邏輯的統(tǒng)一”，難以達成具有連續(xù)性、延展性的歷史反思與文化反思(這也是1980年代中后期“尋根熱”屢遭詬病的癥結所在)。因此也就可以理解王蒙為何在《關于〈活動變?nèi)诵巍怠愤@篇文章里要強調(diào)“我畢竟審判了國人，父輩，我家和我自己”。而更具意味的是王蒙隨即談到的“起訴”與“赦免”。假如“起訴”眾人是作者反思20世紀歷史進程中國內(nèi)知識分子精神意緒、知行表現(xiàn)的邏輯前提，那么“赦免”則聯(lián)系著王蒙更為耐人尋味的情感態(tài)度。

《活動變?nèi)诵巍返摹袄m(xù)集”部分，有一處并未得到充分重視的細節(jié)。1985年夏天，即將步入老年的倪藻與“筆者”在海濱療養(yǎng)地重逢，兩人相約一起去游泳：

開始時，我在前，他在后，為了與他一道游，我時時要放慢速度等他。游了四十分鐘以后我感到體力不支，建議往回游。他卻說，真對不起，我今天非要往遠里游游不可，也許是最后一次游這么遠了吧？我覺得他有點不夠意思，又不能把他硬拽回去。我陪他又游了十分鐘，終于挺不住了，便拋開他獨自往回游。身旁一個人沒有，只有一個又一個的浪花，無際的水，刷刷的劃水的聲音，咕咕的吐氣的氣泡的聲音，天與海都是灰色的，晃眼的，令人暈眩的。我突然害起怕來，回轉(zhuǎn)過身來找他，只見他愈游愈快，愈游愈遠，正向大海的縱深處，可能是太平洋的縱深處游去。

當倪藻最終歸返，他在面對“筆者”關于“為什么要游這么遠呢”的困惑時，答之以“我是想，越遠越好”。值得注意的是，在倪藻的游泳行為以及其與“筆者”的互動中，“方向”的問題被有意無意地加以擱置。而將個體的游泳行為與無邊的大海場域轉(zhuǎn)換為20世紀各個具體階段內(nèi)知識分子的歷史實踐與價值選擇，倪藻的游泳行為恰恰放棄了晚清以來無論是傳統(tǒng)知識分子亦或現(xiàn)代知識分子所論爭的關乎國/族前景、啟蒙/救亡、傳統(tǒng)/現(xiàn)代性等命題中的“方向”問題。在倪藻看來，游得“越遠越好”的重要性遠甚過“怎么游”(即“方向”)。但從中也可以意識到倪藻對于“怎么游”問題的懸置，其根源在于倪藻本人在涉及“方向”討論時的迷惘，這同倪藻父親倪吾誠精神結構里暴露出的傳統(tǒng)/現(xiàn)代性沖突是一組頗值得言說的癥候?qū)ο蟆?/p>

倪藻在1985年夏天的那次“漫無邊際”的“游泳”，也映照出1980年代中后期知識分子群體內(nèi)部承襲自“五四”以來的某種充滿偏頗性的狂熱氣息。即使王蒙再三強調(diào)其小說《活動變?nèi)诵巍放c1980年代中后期“文化熱”的距離，不過返照《活動變?nèi)诵巍钒l(fā)表前后國內(nèi)文化思想界的動態(tài)趨勢，顯然有必要配合相應現(xiàn)象才能夠更為深入地理解王蒙為何要特意表明《活動變?nèi)诵巍放c“文化熱”的距離。有關“距離”的指涉，其一表現(xiàn)在小說創(chuàng)作起始時間與文化思潮發(fā)生時間的不一致；其二則需要考慮到王蒙在“文化熱”中的立場態(tài)度。在“文化熱”期間發(fā)表的演講稿《現(xiàn)代文化與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中，王蒙將討論點前伸至“五四”時期，他在提及新文化運動時期“民主”、“科學”兩個口號時指出“兩個口號在今天仍然是適用的。這個歷史任務，今天我們?nèi)栽诶^續(xù)完成”。應該看到，無論1980年代中后期“文化熱”的“聲音”多么“喧鬧”，但他們爭論的核心依舊呈現(xiàn)出“五四”期間“民主”、“科學”等一系列“關鍵詞”的循環(huán)重復。再聯(lián)系到倪藻對于“游泳”行為的微妙心理，這也寄寓了王蒙對于1980年代知識分子精神狀態(tài)的觀感——異常堅定的“前進”驅(qū)動意識與曖昧模糊的傳統(tǒng)/現(xiàn)代性取向。而異常堅定的“前進”驅(qū)動意識則在某種程度上呼應著新文化運動以來在知識分子界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社會進化論觀念及其實用理性準則。但以倪吾誠為例，20世紀身處重大轉(zhuǎn)型期的多數(shù)中國知識分子對于“何謂‘進化’”依舊停留在膚淺的表征程度，他們迷戀同“進化”相關聯(lián)的一切詞匯，卻又無法確認“進化”的所指與能指。從倪吾誠到倪藻，20世紀知識分子的理念軌跡、話語向度則在社會進化論觀念的引導下時時陷入困頓的狀態(tài)。

饒有意味的是，人到中年的倪吾誠在失魂落魄之際，曾一度將自我尚且難以彰顯的“宏圖大志”投注在幼子倪藻身上：“我們這一代是不行了。希望在下一代?！薄靶虑嗄辍薄ⅰ跋乱淮敝惖男揶o表述，似乎在20世紀很長一段時期內(nèi)，是中國知識分子在遭遇廣義層面的“中年危機”時，設置出的多少帶有臆想成分、同時也忽視個體差異的代際愿景。陳思和先生認為20世紀前十年中反復出現(xiàn)的“少年中國”口號背后聯(lián)系著“現(xiàn)代化進程中關于國族的政治想象”“直接導致的結果是政治運動”，因此“國族想象(現(xiàn)代性)—少年情懷—革命運動構成了三位一體的時代精神”。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這也構成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脈絡譜系與青年想象形成共振結構的邏輯起點。與此同時，相關現(xiàn)象也折射出知識分子在代際層面的悖論關系：當青年知識分子試圖凸顯“自我”的代際特質(zhì)與代際屬性時，他們更為本質(zhì)的用意是“否定‘年長者支配’的社會模式，而指向著‘年輕人優(yōu)勢’的社會權力模式”，而年長的知識分子一方面需要維護自身所具有的身份秩序感、話語權威性，但當他們陷入沉悶、枯燥的壓抑性情境時，他們又習慣于在一種飄渺的“青年想象”中，放棄“自我重建”這一角色責任，將涉及的具體問題交由“想象中的青年”(盡管“想象中的青年”更近同于被夸飾的形象符號)。但從“被寄托的一代”在“游泳”這一行為實踐上關乎“方向”問題的具體表現(xiàn)，其最終昭示的是父輩一代知識分子指向“想象中的青年”的目標意愿的湮滅，而“倪吾誠們”卻在無形間成為遮蔽年輕一代知識分子的“歷史的陰影”。倪藻對于“越遠越好”的執(zhí)念與對于“方向”的無從談起，也多少表明了一個“遲到的青年知識分子”在遭遇社會轉(zhuǎn)型過程中內(nèi)心的所執(zhí)與所惑，以及對于身處時代的思潮趨勢的自覺規(guī)避。故而也就有了王蒙在對小說《活動變?nèi)诵巍分兴腥宋?包括自我)“起訴”之后令人詫異的“赦免”，且要“為他們大哭一場”。但王蒙在精神層面的最終“赦免”，也牽扯出更多指向1980年代知識分子內(nèi)心動態(tài)的關聯(lián)性問題。這也源因“赦免”并非基于確定性的批判與否定，而是聯(lián)系著那些圍繞自身精神狀況、現(xiàn)實處境、價值取向展開的遲疑與困惑，以及“仍在繼續(xù)完成”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