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一、“魯迅”是誰？

這似乎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魯迅當然就是中國的周樹人，我們講魯迅，就是講他的思想，他的文學，他的實踐。但讀了韓國朋友的文章，我又有了新的思考：把“魯迅”僅僅看作是魯迅(周樹人)是不夠的，應該擴大我們的視野。

20世紀的思想與文學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的世界性。其表現(xiàn)形態(tài)有兩種，一是相互影響性，一是平行性。所謂“平行性”，就是說，由于面對著共同或相似的問題，就會有共同或相似的思考，“不約而同”地提出某種具有內通性的思想，產(chǎn)生具有可比性的文學。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我們所說的“魯迅”，是指一批具有思想與文學相通性的20世紀世界特別是東方國家的思想家、文學家，如柳中夏教授所說，他們是“相互照射的鏡子”，他們的文本是可以作“互文解讀”的。

另外還有些20世紀的思想家、文學家，特別是東亞國家的一些思想家、文學家，他們或者不同程度地受到魯迅影響，但又以自己的獨立創(chuàng)造豐富、發(fā)展了魯迅的思想與文學，或者是魯迅的研究者，卻面對自己時代與民族的問題，闡釋魯迅，又接著魯迅往下說，也同樣豐富與發(fā)展了魯迅的思想與文學。日本的竹內好就是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所創(chuàng)造的“竹內好魯迅”，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視為“從魯迅出發(fā)的竹內好思想”的，同時也理所當然地成為“魯迅”遺產(chǎn)的有機組成部分。

因此，我們這里討論的“魯迅”，是符號化的魯迅，我們講的“魯迅遺產(chǎn)”，主要是指魯迅和同時代的東亞思想家與文學家共同創(chuàng)造的20世紀東亞思想、文化、文學遺產(chǎn)，它是“二十世紀中國與東方經(jīng)驗”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岢霾⑼怀觥岸兰o中國與東亞經(jīng)驗”是基于這樣的現(xiàn)實：“最近二十年，特別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中國思想界和學術界盛行著兩種思潮：或者認為中國的問題是在‘割裂了傳統(tǒng)’因而主張‘回歸儒家’；或者以為對西方經(jīng)驗，特別是美國經(jīng)驗的拒絕，是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因而主張‘走英美的路’。把目光轉向中國古代，或轉向外國，而且限于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卻恰恰忽略了‘現(xiàn)代(二十世紀)和中國’，即使是討論現(xiàn)代中國學術和文學，也是偏重于親近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那一部分學者與作家。這樣，真正立足于中國本土現(xiàn)實的變革，以解決現(xiàn)代中國問題為自己思考的出發(fā)點與歸宿的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反而被排斥在研究視野之外。這些年孫中山之受冷遇，毛澤東之被遺忘，魯迅之一再受到攻擊，絕不是偶然的?！?/p>

二、“魯迅”的“現(xiàn)在價值”

曾經(jīng)，風行一時的新保守主義者反省激進主義，把五四視為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罪惡源頭，魯迅的啟蒙主義變成專制主義的同義詞。

悄然興起的國學風里，民族主義者，還有新儒學、新國學的大師們，鼓吹新的中國中心論，自然以魯迅為斷裂傳統(tǒng)的罪魁禍首。在某些人的眼里，魯迅甚至免不了漢奸之嫌。

號稱后起之秀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后現(xiàn)代主義者，視理性為罪惡，以知識為權力的同謀，用世俗消解理想，告別魯迅就是必然的結論。

用后殖民主義的眼光看魯迅那一代人，他們的改造國民性的思想，魯迅對阿Q的批判，不過是西方霸權主義的文化擴張的附和。

自由主義鼓吹“寬容”，炫耀“紳士風度”，對“不寬容”的“心胸狹隘”的魯迅，自然不能寬容，他被宣判為極權統(tǒng)治的合謀。

還有自稱“新生代”的作家，也迫不及待地要“搬開”魯迅這塊“老石頭”，以“開創(chuàng)文學的新紀元”。

這是一個饒有興味的思想文化現(xiàn)象：在九十年代的中國文壇學界，輪番走過各式各樣的“主義”的鼓吹者，而且?guī)缀跏呛翢o例外地要以“批判魯迅”為自己開路。

這樣的情況，在21世紀初仍在繼續(xù)。

因此，在當代中國，研究魯迅，言說魯迅，傳播魯迅思想與文學，就具有某種“文化反抗，文化堅守”的意味。我讀韓國朋友的魯迅研究論著，也多少感覺到這樣的意味。因為在這個美國霸權主義、單邊主義猖獗的世界，魯迅所參與創(chuàng)造的20世紀東亞思想文化遺產(chǎn)，同樣顯得不合時宜；“魯迅”的“現(xiàn)在價值”問題，不僅是中國的，也是東亞國家以至世界的思想、文化學術界的問題。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這些年將主要的精力放在普及魯迅思想、文學，傳揚魯迅精神這一方面。正是要和這樣的“否定魯迅遺產(chǎn)”的社會思潮針鋒相對，我提出了“把魯迅精神在孩子心上扎根”的教育命題，并進行了相應的教學實踐。在引起了社會的關注的同時，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不斷有人提出這樣的質問：“為什么要向青少年講魯迅，它的作用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三、從當下中國與世界的問題看“魯迅”的“現(xiàn)在價值”

我注意到，這是一個國際魯迅研究界共同關注的問題。我要特別提出日本權威的魯迅研究專家，也是我所尊重的學術前輩丸山升發(fā)表在《魯迅研究月刊》2004年12期上的《活在二十世紀的魯迅為二十一世紀留下的遺產(chǎn)》。首先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對當下中國與世界的精神危機的一個分析——這其實就是我們今天來討論魯迅的遺產(chǎn)的價值問題的一個基本背景與前提。他指出：“前世紀中，各式各樣的‘希望’、‘理想’出現(xiàn)而消失了，……嚴重的是，這些歷史悲劇不僅破壞了人們的‘幻想’，使他們知道‘理想’本來有往往化為‘幻想’的危險，也留下了一個很深刻的結果。那就是人們找不出代替的新的‘理想’、‘理論’，似乎喪失了對‘理想’、‘理論’本身的信賴。這樣，二十一世紀是在不能相信任何‘理論’、‘理想’的情況下開始的。”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提醒：21世紀初的中國、東方與世界，正面臨著虛無主義思潮的挑戰(zhàn)，面臨著理想重建的任務。而“魯迅”的“現(xiàn)在價值”正是在這樣的新的挑戰(zhàn)與新的歷史要求下呈現(xiàn)出來。丸山升從思想與文學兩個方面提出了三點。即(一)“在未來的希望看不清楚的情況下，不容易信仰現(xiàn)成的‘理論’、‘反抗絕望’的‘韌性’”；(二)“對本國、本民族之負面的傳統(tǒng)的徹底的批判精神”；(三)“‘雜感’尤其是他自己叫過‘雜文’的比較長的評論的意義”。

四、“信仰”、“革命”與“實踐”

(一)“信仰”問題

如前文所引丸山升所說，理想與信仰的缺失，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而在當代中國，這樣的信仰危機是特別嚴重與典型的。成年人社會“做戲的虛無黨”與“偽士”的猖獗對中國年輕一代的影響造成了相當一部分青少年(包括中學生)中“什么也不相信”的虛無主義，“一切都無所謂”的玩世態(tài)度，以至“生活沒有目標”的空虛與淡漠。面對青少年的精神危機，有人試圖回到“虛假的信仰主義”那里，實際是要制造大大小小的新“偽士”，這是既無效也有害的。在這種情況下，魯迅式的“信仰主義”就有它的特殊的借鑒意義。

這涉及對魯迅的理解。我理解魯迅的“虛無”包括兩個層面。一是他對“本味”的追問，形而上的思考所形成的研究者所說的“本體性的黑暗感”；另一則是現(xiàn)實層面的他自己所說的“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傳統(tǒng)與權威，要復歸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徹底的懷疑精神、否定批判精神，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敢于正視現(xiàn)實的血淋淋的真實的求真精神；前文所引丸山升所說的“在未來的希望看不清楚的情況下，不容易信仰現(xiàn)成的‘理論’”，所表現(xiàn)出來的也是這樣的清醒。這其實就是對“偽信”的拒絕。而唯有拒絕了偽信，才不會成為“偽士”，才有可能超越虛無，成為真正的信仰者。什么是魯迅的信仰，這是需要深入研究與討論的。在我看來，這些年經(jīng)常提到的魯迅的“立人”思想，至少是可以看作是魯迅的理想與追求的。或許更重要的是，是他由此煥發(fā)出來的對現(xiàn)實世界一切剝奪“人的個體精神自由”的奴役現(xiàn)象的徹底的批判精神，與丸山升特別強調的“反抗絕望”的“韌性”戰(zhàn)斗精神。我以為正是這樣反虛偽、反虛假的求真精神，與為“理想之光”所照耀的反抗絕望的韌性戰(zhàn)斗精神，構成了魯迅式的信仰的基本特點，這正是當下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年輕一代所需要的。

(二)“革命”問題

在魯迅的概念里，“革命”是與“改革”、“不滿足現(xiàn)狀”、“批判”、“反抗”、爭取“沉默”的國民的基本權利等命題聯(lián)系在一起的。而在當下的中國與世界卻都成了問題。在美國為主導的所謂國際“反恐”里，一切反抗都被看作是“恐怖主義”。魯迅在《這樣的戰(zhàn)士》里說：“在這樣的境地里，誰也不聞戰(zhàn)叫：太平。太平……。但他舉起了投槍?！钡诂F(xiàn)實的中國，卻只見“太平”，沒有“戰(zhàn)士”。問題的嚴重性在于，是知識分子自己放棄了“戰(zhàn)士”的選擇。他們中的“先覺者”更是早已宣布“告別革命”?；蛟S正因為如此，魯迅對“永遠的革命者”的呼喚，就正是切中時弊。在我的理解里，魯迅說的“永遠的革命者”也就是他所說的“真的知識階級”，其內涵有二，一是永遠不滿足現(xiàn)狀，是永遠的批判者；二是永遠站在平民一邊。這是能夠為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提供一個基本的價值立場的。

我還想強調為毛澤東所盛贊的魯迅的“硬骨頭”精神，這是作為“永遠的革命者”、“精神界戰(zhàn)士”的魯迅最重要的精神品質，而如毛澤東所說，“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記得40年前我寫的第一篇魯迅研究論文里，曾將這種“硬骨頭精神”與“韌性戰(zhàn)斗精神”兩者的結合稱為“東方風格”，這個觀點今天好像也還有意義。在我看來，魯迅的“硬骨頭精神”的實質，就是一種思想與精神的獨立自主性與主體性，這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實踐”問題

回顧中國思想界與學術界，魯迅的實踐精神恰恰是被忽略以至貶斥的，這突出地表現(xiàn)在對魯迅后期的評價上。我們知道，正是在魯迅生命的最后十年，魯迅的實踐精神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fā)揮：一方面他用雜文為武器，直接參與政治、思想、文化戰(zhàn)線的斗爭，進行了短兵相接的戰(zhàn)斗；另一面又與中國共產(chǎn)黨所領導的反抗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實際革命運動相配合，直接參與了群眾的抗議運動。但在某些中國知識分子看來，這都成了魯迅的“罪狀”，至少也是魯迅的“局限性”：魯迅的雜文戰(zhàn)斗被看作是“意氣用事”，是“浪費才華”；魯迅與工農革命運動的結合竟被誣為“與極權合謀”。這同樣不是偶然：它正是反映了當下中國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中的犬儒主義、偽清高、偽貴族主義的傾向，他們真的如魯迅在《傷逝》里所描寫的那樣，被關在金絲籠里，“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籠外，早已不能奮飛”，甚至是失去了行動的欲望與要求。正是這樣的精神萎靡狀態(tài)，使中國知識分子不但在現(xiàn)實中國社會里不能發(fā)揮應有的作用，而且在中國未來的社會變動中也將同樣無所作為。在我看來，魯迅的“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實踐精神，正是在這樣的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中，顯示出了它的特殊意義與價值。

（原載《社會科學輯刊》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