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蟄》與“現(xiàn)代性”視野下的成長敘事
內容提要：杜陽林的成長小說《驚蟄》以強烈的人性提升與主體建構的現(xiàn)代性訴求，對于成長苦難及其突破路徑的堅實書寫，以及對于鄉(xiāng)土世界精神格局及其“驚蟄之醒”的理性審視，展示出較為獨特的敘事語法和形態(tài)，實現(xiàn)了對成長敘事困厄的某種突破，其突圍策略為當下成長敘事調整和超越精神肌理、審美品格以及話語立場等方面的局限提供了可能的路向性參照。
關鍵詞：杜陽林 《驚蟄》 現(xiàn)代性 成長敘事
杜陽林的《驚蟄》主要著力的成長敘事應該是難以繞開的一個重要緯度。作家以簡樸、真摯的筆觸講述川北少年凌云青十年間的成長史和奮斗史，描寫主人公以及1980年代鄉(xiāng)村中國的“驚蟄之醒”，呈現(xiàn)個體“與世界一同成長”①的生命進程?！扼@蟄》為我們進一步梳理和深入探討以下關乎成長敘事的幾個重要問題提供了難得的契機。新時期以來的現(xiàn)代性話語語境中空前豐富的成長敘事發(fā)生了怎樣的流變？當下樣態(tài)各異的成長敘事又遭遇了怎樣的敘事困厄？而《驚蟄》是否實現(xiàn)了某種突破，并為成長敘事調整和超越自身局限提供了某種路向性的啟示與參照？或許通過這樣的學術叩問，有助于我們更為理性地以一種整體性視野看待當下成長敘事的可能性前景。
一、現(xiàn)代性語境中成長敘事的流變及局限
作為一種以人的精神成長和主體人格生成為表現(xiàn)內容的類型敘事，成長敘事受到現(xiàn)代性價值觀念的引領和影響；同時，現(xiàn)代性作為“現(xiàn)代人生成命運和現(xiàn)代社會基本構架最為重大的塑造力量”②，也為成長敘事的主體建構想象提供豐富復雜的文化語境與歷史條件。
作為一種現(xiàn)代性方案，我國在一段特殊歷史時期之后，重啟“五四”傳統(tǒng)的“新啟蒙”運動給文學帶來變革的契機，也為1980年代成長敘事的繁榮提供了歷史機遇。書寫歷史創(chuàng)傷記憶與苦難人生歷程的“傷痕”與“反思”文學大多具有成長敘事的性質。作家以人道主義的立場回溯人物在真實歷史時間中的成長足跡，對歷史強權和烏托邦迷信的控訴，對成長者悲劇性遭遇的展示，對人性與生活罹難進行歷史文化層面的反思，對曾被壓抑和阻滯的人的現(xiàn)代化的向往等等，成為創(chuàng)作主體及文本主體個體意識覺醒的種種表征，成長敘事也由此恢復了對人情、人性、人的價值尊嚴的關懷，以及對個人生活空間和人物性格命運獨立性的尊重，有力地順應并促進了“新啟蒙”思想潮流。但應看到，作家大多將個體的成長苦難置于民族國家宏大敘事的框架下加以表現(xiàn)，其反思主要在人與社會政治歷史的關系向度上展開，因而生命個體關懷的向度未能得以深入；同時作家對政治幾近宗教的忠誠與依附既妨害了歷史質疑的有效性，也限制了人性反思的思想境域，面對特殊歷史時期和悲劇性成長際遇，他們普遍缺乏一種叩問自身人格基質的內省，從而回避了自身的責任問題，或者僅僅顯示出比較有限的懺悔意識。在稍后出現(xiàn)的“知青文學”潮流中，那些以一代知識青年的成長創(chuàng)痛為表現(xiàn)內容的創(chuàng)作也具有成長敘事的性質。作家描繪“上山下鄉(xiāng)”運動中基本生存權利的喪失與人性的異化，抒寫青春被蒙騙、理想被粉碎的心靈痛楚，顯示了原本被特定權力話語禁錮的個體獨立意識的覺醒和解放。值得注意的是，梁曉聲、張承志、史鐵生等作家對青春年華與過往生活道路的價值捍衛(wèi)、對民間生命能量的挖掘等，弱化和遮蔽了對成長之殤和青春磨礪的書寫，他們以浪漫而悲壯的調子建構起人性的壯美和崇高品格，卻掠過了個體心靈上未及修復的深創(chuàng)巨痛，其成長話語實際生成一種反諷的意味。
在1990年代以來啟蒙話語走向潰敗、后現(xiàn)代主義大舉進入中國的新的歷史語境中，當“對現(xiàn)代性的追問和祛魅，成為文學的新趨向”③，絕對價值和真理在成長敘事中遭到質疑和批判，成長主體走向個體覺醒和自我發(fā)現(xiàn)的過程呈現(xiàn)出破碎、迷惘、殘酷的面相。在一種解構性的成長觀念作用下，畢飛宇、陳染、葉彌、東西、何頓、丁天、馮唐、衛(wèi)慧等作家對成長歷程的描述充斥著無數(shù)碎片化的缺少深度意義的感性生命經(jīng)驗，成長主體對其行為的指向、方式模糊不明，對是非、善惡以及美丑喪失辨識力，其生命成長處于一種空虛、迷惘乃至失控的狀態(tài)。總之，生命中的種種灰色視像被放大，成長本身包孕著的缺憾得以袒露，成長以及成長敘事因此獲得了更為完整的本相，但就其功能意義而言，這一形態(tài)的成長敘事又未能為個體成長的困惑以及現(xiàn)代性困境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
新世紀初期，“80后”作家成為成長敘事陣營中極為活躍的一支隊伍。由于他們本身成長于本土化后現(xiàn)代語境已然形成的時代，因此后現(xiàn)代文化的不確定性和零散化特征更為突出地反映在其創(chuàng)作中，在韓寒、郭敬明、張悅然、春樹、孫睿等人筆下，青春生命往往在即時性的、情景化的片斷中得以展現(xiàn)。加之這些“80后”寫作者尚處于成長之中，他們既無法以過來人身份對人物主體性生成進行預防性干預，理性認知的貧弱也使得他們缺乏對成長進程的整合力，因此人物的成長往往不具備終極性規(guī)約下的完整輪廓和過程。就人物的主體性特征而言，“80后”作家筆下的“獨一代”主人公普遍有著對于個體獨立的強烈訴求，面對外在的強制、規(guī)訓與擠壓，他們或以出走、弒父等酷烈方式進行反叛，或以帶有頹廢氣息的青春狂歡予以拒絕，但由于意志力以及理性的匱乏，他們的精神自由實踐大多走向困頓、失敗乃至死亡，因而并未完成真正意義上的心理成長和精神蛻變。
總體上來看，在近年來更為寬廣、包容的思想文化界面中，成長敘事形成了更為駁雜、豐富的景觀，但也面臨著精神肌理疲軟、消費性奇觀恣意泛濫以及作家主體意識弱化等話語危機。首先，精神主體性建構是成長敘事的本體性訴求，但眾多文本的主體生成想象十分孱弱乏力，主人公缺乏強烈的主體意識，反而表現(xiàn)出一種“主體性的反動”，敘事的內在肌理因此疲軟無力。在《玩偶青春》《成長如蛻》《剩下的都屬于你》《少年血》《西北往事》《水邊書》《少年巴比倫》《三重門》《紅X》《北京娃娃》等作品中，主人公或是缺乏具有確定性意義的理想以及堅強的意志力，或是停留于迷惘頹廢、焦慮恐懼而無所作為，或是在黑暗、骯臟的底層環(huán)境盡情釋放人性的扭曲和邪惡，又或是蓄意地離經(jīng)叛道實則空虛痛苦……總之，在躁動的、憂傷的抑或酷烈的青春面目背后是主體性的孱弱乃至消匿。由于文本的話語設置、情節(jié)模式以及性格生成等都受到作家操控，加之不少文本還是作家為自己所寫的“成長的書”，具有自敘傳或親歷性的特點，因此主人公的主體性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正顯示了作家對主體性問題認知上的匱乏。
其次，隨著傳媒大眾化的涌現(xiàn)與消費型文化的興起，置身后現(xiàn)代語境中的成長敘事又陷入消費主義的泥淖之中，主人公的成長故事布滿駁雜而虛妄的消費性奇觀。最為明顯的是對身體欲望的沉浸式書寫。在何頓、路內、馮唐、衛(wèi)慧、魯敏、棉棉、李傻傻、春樹等作家筆下，狂放不羈的生理沖動、恣意張揚的私人經(jīng)驗、混亂頹靡的愛情故事、迷狂放縱的性愛狂歡，得到了一種觸目驚心的平面化展示和表現(xiàn)?；蛟S在其成長文本的敘述結構之中可以“瞥見禁欲的過去與縱欲的當下的鏈接”④，但實際上，刻意消解時間深度、消解歷史的創(chuàng)作姿態(tài)已表明這些作家并無探尋某種“歷史本質”的使命意識，他們也拒絕以歷史人生立場對身體的意義和價值功能進行深度挖掘；或許在他們對身體欲望的書寫中也能讀出啟蒙、人道以及女性主義的意味，但那種不加節(jié)制的追逐和迷戀性、野蠻性的極致宣泄，毋寧說已在消費社會審美趣味的滋養(yǎng)下蛻變?yōu)閹в斜硌菪再|的時尚噱頭，而這也導致了因肆無忌憚地突破底線所造成的敘事倫理缺失。此外，在還原成長本相的旗號下，成長者家庭悲劇的夸飾化，作為社會規(guī)約象征的師長形象的妖魔化，以及酗酒、飆車、吸毒、打架、殺人等狂歡性、刺激性場景的泛濫化，也成為作家對成長的顛覆性重寫中頻頻出現(xiàn)的重要傾向。當它們被鋪張揚厲地渲染、夸飾、放大，便與感官意味的欲望書寫一道，迎合了成熟的消費時代泛俗化的審美趣味，卻也反過來加深了文本思想內涵本身的蒼白薄弱。
再次，在充溢著成長主題和成長人物而無需考慮生理成長緯度的廣義上的成長敘事文本中，民間世界成為主人公在生存意義的追索中獲得精神新生的理想歸宿，但成長的民間路向的掘進卻又導致了一種殘酷的歷史悖論的出現(xiàn)，并昭示著作家主體意識的弱化。僅就新世紀以來廣義上的成長敘事而言，在余華的《兄弟》、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莫言的《蛙》、張煒的《外省書》《你在高原》、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賈平凹的《山本》以及紅柯的《喀拉布風暴》《太陽深處的火焰》等創(chuàng)作中，對民間生存邏輯的展示與認同、對民間理想價值的仰望和篤信、對民間生命神性的折服與迷醉等，為尋求走出精神困境的成長主人公構筑起堅實的歸路，民間世界成為其安妥自身靈魂的精神家園，作家借此實現(xiàn)了對社會文化頹勢的道德批判。但實際上向著民間的進發(fā)很難說能為成長主人公提供一種足以實現(xiàn)精神救贖的超越性力量。簡言之，在中國文學話語的多元時間系統(tǒng)中，由農業(yè)文明所滋養(yǎng)的鄉(xiāng)土社會和民間世界具有前現(xiàn)代的本質屬性，以民間作為反思現(xiàn)代性的去處便在根本上呈示出價值取向上的悖謬性。作家的現(xiàn)代性價值訴求本來是對古典性、傳統(tǒng)性價值體系的超越和改造，并在與傳統(tǒng)的決裂中、在對現(xiàn)實的變革中顯示其批判性，因此以重返前現(xiàn)代作為解決主體性危機等現(xiàn)代性歷史語境中種種弊害的路徑，不僅無法化解民間話語與現(xiàn)代性話語之間本質上的對立，而且也可能會導致作家自身主體意識的弱化，從而呈現(xiàn)出回避當下現(xiàn)實的傾向。而實際上，即便民間成為成長主人公實現(xiàn)精神救贖的“彼岸”，也很難說這一精神空間還能對“此岸”轟鳴向前的現(xiàn)代性歷史進程構成有效的叩問，因此在話語本身的意義上，民間作為作家成長敘事乃至整個文學創(chuàng)作的話語資源的有效性是值得討論的。
二、《驚蟄》在成長敘事上的突破
杜陽林在訪談中說，寫作《驚蟄》是他對自己的一個承諾，從起心動念到最終成稿，小說的醞釀和創(chuàng)作歷時十載，在主人公凌云青身上，更有他自己的影子。在某種意義上，這正應合了雅斯貝爾斯所說的：“倘若我們不想把我們自己消失在虛無迷惘之鄉(xiāng)，而要為人性爭得一席之地位，那么這種對歷史的回憶便是構成我們自身的一種基本成分。”⑤因此，對過往生命歷程的回憶和追溯完善了作家個人對自我的理解和確認?；蛟S正是由于聽從內心的召喚而擱置了對于價值意義的過分考量，轉而以純凈真摯的初心打撈往事、拾撿舊憶，以沉著堅實的定力書寫對于成長的領悟、對于生活的信念，《驚蟄》反而在駁雜豐富的成長敘事文本中彰顯出別具一格的敘事語法和形態(tài)，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近年來成長敘事所面臨的話語危機，實現(xiàn)了對成長敘事困厄的某種突破。
以強烈的人性提升與主體建構的現(xiàn)代性訴求為價值引領，《驚蟄》構筑了文本沉實、豐足、強健的內在精神肌理。小說以真實的歷史時間為背景書寫個體命運，從主人公凌云青成長歷程的關鍵詞來看，作品的現(xiàn)代性訴求似乎與重揚人文精神與科學理性的“新啟蒙”運動中那些呈現(xiàn)和反思個體成長傷痕與生活磨難的書寫并無多少差異。在作品中，苦難、尊嚴、知識、遠方成為凌云青十年成長歲月中最為深刻而醒目的印跡，對苦難的反抗、對尊嚴的捍衛(wèi)、對知識改變命運的信仰以及對遠方的向往、對理想的追求，構成其“不墜青云之志”的個人奮斗歷程，不僅彰顯了生命意志的正當性以及人生的價值意義，其個人成長史也隱喻了1980年代經(jīng)由驚蟄之醒走向復生、從而逐漸走出貧窮和愚昧的中國鄉(xiāng)村歷史，恰切地映現(xiàn)了現(xiàn)代性在巨大的民族災難之后得以艱難重啟的歷史發(fā)展進程。在這個意義上，《驚蟄》乃是在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性發(fā)展仍不充分、仍需進一步培育和建構的當下對于啟蒙話語的又一次勉力堅持。但是就敘事肌理內質的生成而言，小說顯然跳出了“新啟蒙”背景下成長敘事苦難歷程式的窠臼。盡管成長敘事在“新啟蒙”背景下得以重獲對個體的生存境遇、人格意志以及情感思想進行自由表現(xiàn)的合法性，但作家們一方面急切地傾訴著成長痛楚與人生苦難，另一方面卻又心甘情愿地表白和強調著他們無限堅貞和忠誠的政治信仰，顯示出因襲的精神重負之下相當程度的主體自覺的有限性。與之相比，由于拉開了文本時間與歷史時間的距離，《驚蟄》避免了對成長之痛進行訴說的急切與宣泄，其苦難敘事更為冷靜克制；同時，《驚蟄》超越了政治批判的框架而專注于對人性善惡的反思以及對人性提升和主體建構的求索，從而規(guī)避了因忠誠于政治而將苦難崇高化或是在理想主義的激情粉飾下“去苦難化”的話語傾向，主人公凌云青個體意識的“驚蟄之醒”成為作品內在肌理生成的核心源力，而“個體意識的覺醒，是人類從愚昧走向文明的精神表征，也是現(xiàn)代性的根本特性”⑥。并且，在內生性的“知識改變命運”的信念支撐與外部歷史變動的助推之下，凌云青的個體覺醒不僅并無半點頹廢迷惘的特質，而且充溢著真摯、豐沛、積極的生命意識與人性光芒，他對苦難的反抗、對尊嚴的捍衛(wèi)以及在極端貧窮和屈辱中不輕易改變個人志向、執(zhí)著探索個人出路的生命理性，煥發(fā)出超越此在時空的動人的精神力量，與近年來諸多成長文本主體生成想象孱弱疲軟、主人公精神進程停滯乃至“反動”的敘事面相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對于成長苦難及其突破路徑的堅實書寫，確立了《驚蟄》質樸而又富有力度的審美品格。與那些退守私人空間的欲望化成長敘事以及“80后”作家筆下極具現(xiàn)場感和“反成長”色彩的青春型寫作相同，《驚蟄》誕生在當前信仰缺失、精神沉淪、價值虛無的社會文化空間中，并且也面臨著市場化浪潮與消費性文化的沖擊與裹挾；但不同的是，當前者被消費主義所征用和規(guī)訓、在匱乏深度意識的平面化的成長圖景中飛濺著荷爾蒙的味道、放任著各種感官化的夸飾性的消費奇觀，《驚蟄》卻以對主人公凌云青成長苦難的堅實書寫呈示出莊嚴、剛勁的美感。一般來說，失怙或父性丟失、出走、引路人啟發(fā)、戀愛、死亡與再生等往往是成長敘事主人公所要經(jīng)歷的共同的成長環(huán)節(jié)，凌云青四歲喪父、受到老爺爺引領、得到細妹子關愛、兩度病重卻又重生、流浪乞討近一月等情節(jié)設置都表明《驚蟄》雖有一定變形與改造，但大體上并未突破成長敘事慣常的情節(jié)模式。然而，當這些“通常暗示精神質變的情節(jié)在‘70 后’成長小說中一再出現(xiàn)，但卻未能成為人物自我認識的關節(jié)點，更沒有由此進一步描摹出精神發(fā)展的軌跡”⑦。在同是“70后”的杜陽林筆下，在凌云青成長歷程中的每一個嚴峻時刻，苦難與磨礪都蘊含著合理的內省契機，因而主人公都能從中獲得某種程度上的精神的覺醒、豐盈和拓展，從而延展出自我心靈成長的發(fā)展軌跡。他年少失怙，卻并未陷于迷惘之中拒絕長大，反而在心智的不斷成熟中成為家中能扛事的主心骨?？傊?，主人公凌云青經(jīng)歷了一次次生活的淬煉與成長的磨礪，但卻始終保持著超越苦難的崇高意識，我們既能從中追索出他從“過去的我”到“現(xiàn)在的我”的來處，也能感受到他所獲得的超越苦難的精神意志并非刻意的預設和發(fā)現(xiàn)，而是來自于苦難本身。因此，主人公逐漸擺脫童年天真、走向“現(xiàn)代”的曲折而穩(wěn)健的個人成長歷程不僅帶有“歷史的烙印”與時間的深度，是對人與世界一同成長、與歷史一同進步的基本內涵的質樸表達，并且當苦難帶給主人公精神與生命的強健和完整，顯示出應有的價值意蘊，作家的成長苦難書寫也就超越了平面化、夸飾化的鋪陳與展覽，擺脫了消費社會泛俗化審美趣味的牽制，具有了美學意義上的崇高感和心靈震撼力。
對于鄉(xiāng)土世界精神格局及其“驚蟄之醒”的理性審視，顯示了作家清醒的歷史理性與現(xiàn)代性價值意識，《驚蟄》的成長敘事也因此迥異于那種皈依于前現(xiàn)代的鄉(xiāng)土民間世界并虔誠地從中汲取成長生命能量與精神救贖力量的敘事向度。在這里，我們可以將《驚蟄》與同樣關注農村知識青年成長歷程的《人生》及《平凡的世界》進行一番對比，以更為清晰地呈現(xiàn)杜陽林面對鄉(xiāng)土民間世界的價值立場及文化選擇。在《驚蟄》的結尾處，凌云青在高考前夕從《人生》中獲得啟迪，更堅定了以知識改變個人命運的信念以及對“美好而值得期待的人生”的向往；并且在整體上，凌云青在苦難和磨礪中不斷前行、從“前現(xiàn)代”走向“現(xiàn)代”的成長道路，也與《人生》中的高加林以及《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的個人奮斗歷程有著相似處。但是，對比人物命運的最終去向，卻可以發(fā)現(xiàn)作家在文化選擇及價值選擇上的不同之處。作為進了城的農民的兒子，作家路遙一再地設計其筆下的農村知識青年走向城市，并對其可以實現(xiàn)價值目標的種種特質予以肯定，但一種對民間倫理理直氣壯的依戀和執(zhí)守卻又規(guī)制著作家將他們鎖定在新的價值目標很難得以實現(xiàn)的鄉(xiāng)土世界，并試圖讓他們在對民間道德倫理的情感認同與皈依中實現(xiàn)自我救贖。當高加林轉而投向民間的溫情懷抱，當孫少平在面對進城的契機時又表現(xiàn)出對城市的疏離和對民間的回歸，他們的抉擇或許隱喻了鄉(xiāng)村中國走向現(xiàn)代的艱難，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構成對現(xiàn)代性追求的悖反，未能顯示出在思想精神上本質性的成長和蛻變，而作家也因此擱置了對他們身上由現(xiàn)代性視野所開啟的現(xiàn)代理性的處理，呈現(xiàn)出一種曖昧的價值立場。相比之下，同樣是作為進了城的農民之子，杜陽林對鄉(xiāng)土民間世界的審視則更為冷靜而理智，他筆下的觀龍村并非富麗安適之地，也并非充滿道德溫情與純潔人性的世外桃源。云青掏鳥蛋充饑、為弟弟偷桃子、走村串寨賣米花棒、收破爛，以及患腿病無錢醫(yī)治、為活命異地投親，等等，都表明鄉(xiāng)間生存是貧苦的、艱難的，尤其是凌家一年四季果腹的紅苕稀飯，以及云白如影隨形的饑餓之感，成為物質極度匱乏的醒目標記，彰顯了鄉(xiāng)間生存的極端嚴酷。更為重要的是，杜陽林并未賦予嚴酷的鄉(xiāng)村生存以詩意的道德感和人情味，在他毫無諱飾的逼視之下，觀龍村充斥著人性的晦暗、蒙昧、平庸乃至殘暴。陳金柱夫婦的無端猜忌與殘忍加害，岳紅花的忿烈嫉恨與恣意報復，師娘的自私無情與蠻狠干涉，以及毫無相干的長舌婦們的幸災樂禍、惡意中傷，等等，成為本已受制于基本生存訴求的凌云青一家面臨的更為殘酷的挑戰(zhàn)，杜陽林也因此以現(xiàn)代性價值理性揭示了鄉(xiāng)土民間世界沉滯、愚昧、黯淡的精神質地，這一帶有穩(wěn)態(tài)性質的前現(xiàn)代精神空間實際上匱乏人性和道德層面的審美性，因此絕不是進城之后的現(xiàn)代知識者尋求心靈慰藉與精神鼓舞的詩意去處。但同時，難得的歷史外部變化為鄉(xiāng)土人性的提升與精神的突圍帶來了契機與助力，苦難歷練與知識啟蒙所促成的靈魂覺醒推動著主人公逐漸走向精神世界的穩(wěn)實和豐盈，以凌云青的成長為標志，沉滯而靜默的“厚土”在長久的蟄伏之后開始迎來萬物復生的“驚蟄之變”。實際上這正是巴赫金所說的，“人的成長帶有另一種性質。這已不是他的私事……他自身反映著世界本身的歷史成長”。⑧個體意識覺醒的鄉(xiāng)村知識青年凌云青終于應和著時代呼聲，踏上了去往鄉(xiāng)土世界之外的遠方的征途，在這個意義上，在啟蒙主義依然任重而道遠的當下書寫成長的杜陽林展示出強烈、清醒的歷史理性精神和一種抽身其間、置身其外進行理性審視的現(xiàn)代意識。
三、《驚蟄》所呈示的成長敘事路向
廣義上的成長敘事在新時期以來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已出現(xiàn)空前興盛的局面，從代際角度來觀照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圖譜，可以說“成長”已成為1960年代以來出生的各年代作家的一種群體本質。那么，在當下中國社會仍然留有大片現(xiàn)代性的空白與大片前現(xiàn)代性的世襲領地、啟蒙主義并沒有在真正意義上取得成功、后現(xiàn)代性又匆匆早產并迎頭趕上的異常復雜的時空結構中，有著極強開放性但又面臨著自身話語危機的成長敘事如何突破自我、煥發(fā)生力？應該說《驚蟄》以質樸而堅實的突圍策略，為成長敘事調整和超越精神肌理、審美品格以及價值立場等方面的局限提供了可能的路向性參照。
就敘事的精神肌理而言，《驚蟄》呈現(xiàn)出沉實強韌而又深邃的質感、質地。實際上在小說的敘事架構中貫穿著一條有著明確指向和極高純度的精神暗線，它承載著作家自身的理性自覺與主體性認知，形成了強烈的人性提升和主體建構的現(xiàn)代性訴求這一價值內核，文本最終生成的敘事肌理和質感只是其外在的顯現(xiàn)形態(tài)。這條指向明確、純度極高的精神線索牽拽起故事表層主人公凌云青精神成長、靈魂覺醒的“人生十年”，如冬眠小蟲般的凌云青經(jīng)過一次次生活的淬煉和成長的磨礪，最終獲得了堅毅豐沛篤定的生命意識與趨于健全的精神主體性；同時它也勾勒出僻遠貧瘠的觀龍村在長久蟄伏之后開始走向復生的十年變遷歷史，“驚蟄之醒”不僅是主人公的個體覺醒，而且也隱喻了時代和群體的覺醒。這意味著成長敘事精神肌理的形成與文本復雜的主體生成想象直接關聯(lián)，但在根本上是作家主體精神世界的披露，是由作家自身的主體意識所決定的。對于處于當前現(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矛盾共生語境中的作家們來說，當人心失序、精神浮躁、理性喪失等主體性危機成為其反思、焦慮、困惑以及抗衡的對象，當時代的精神文化頹勢可能導致作家自我意識的混亂乃至喪失，在制約和沖突中不斷建構自身主體意志、強健自我人格力量、張揚主體性精神，其成長敘事無論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將主人公引向成人世界，還是呈現(xiàn)出“逆成長性”和“反成長”色彩，才能避免在價值取向和精神向度上的迷失，才能避免精神內蘊的疲乏、渙散、孱弱以及深度的丟失，而其主體生成想象才能促成純粹、自足的精神個體的產生，并最終強健、密實、煥活敘事的精神肌理。
就作品的審美品格來說，《驚蟄》呈示出質樸、剛勁、昂揚的審美格調并非得益于作家圓熟自如的技巧運用與形式層面的花樣翻新，而是在對苦難價值意義的找尋與生命內在深度的開掘中實現(xiàn)的。主人公凌云青的成長苦難與磨礪絕不是作家的刻意預設和刻意表達，而是與其血肉相連、刻骨銘心的生命體驗，其中蘊含著作家對生命內涵及其本質的深沉思考，正是在苦難本身中所煥發(fā)的超越苦難的精神力量促成主人公不斷建構起充沛、豐盈、強健的精神主體性，最終從根本上賦予了作品具有感染力的生命美感。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作品的審美性也是創(chuàng)作主體情感力量的形式化創(chuàng)造，《驚蟄》質樸而富于力度的審美格調實際上反映著杜陽林對心靈清凈與自由的堅守，正是忠實于自身純凈質樸的審美氣質與超拔、高越于現(xiàn)實的審美理想，不被消費時代的邏輯所捆綁，《驚蟄》的苦難書寫才超越了那種帶有表演性質的平面化的堆積和展覽，避免了成為迎合媚俗化審美趣味的消費奇觀。對于當下眾多鋪排表淺化、感官化生命經(jīng)驗或是沉湎于欲望化、消費化書寫的成長敘事來說，一方面應當以主體的理性自覺恢復對深度意義和價值理想的追求，恢復對成長苦難以及生命本身應有的價值判斷與超越意識，從而構建起文本內在飽滿厚實的生命美學，否則毫無節(jié)制、鋪張揚厲的苦難鋪陳與欲望展覽，只會導致對文學應當承擔的基本審美意旨的損害。另一方面，面對蔚為壯觀的消費性文化與享樂化、淺俗化的大眾趣味，作家應當持守自身的心靈自由，摒棄那種含混曖昧的敘述姿態(tài)，保持對物性現(xiàn)實生活的審美距離以及與現(xiàn)實世界相抗衡的想象沖動，警惕陷于對世俗經(jīng)驗的全然認同以及對大眾的獻媚和迎合，執(zhí)守而非懸置審美應有的批判性、超越性和彼岸性，最終建構起作品卓然不群的具有心靈震撼力的美學品格。
就敘事的話語立場來看，《驚蟄》展示出一種冷靜的歷史理性精神與毫不退卻的現(xiàn)實批判立場，也為皈依于鄉(xiāng)土民間的廣義上的成長敘事提供了某種路向性的啟示。實際上自1990年代以來當代作家集體性地朝著民間“撤退”，這一精神場所便成為其首選的重建道德理想與精神信仰的話語空間，民間敘事也成為多元話語格局中備受青睞和推重的“顯流”，眾多的成長敘事文本也沉湎于鄉(xiāng)土人性牧歌的吟唱與主人公的精神懷鄉(xiāng)，從這一點來看，杜陽林展示出一種拒絕追風逐流的定力。但更為重要的是，作家內心涌動著對故鄉(xiāng)的愛，但卻并未因時間及空間上的距離感而刻意地在鄉(xiāng)土記憶的追溯中將成長之殤包裹起來，也并未以一種天然的懷鄉(xiāng)情結在對故鄉(xiāng)風物人事的筆錄之中為世界“復魅”，他既坦誠于自我未及修復和重建的心靈秩序中的成長痛楚，更以現(xiàn)代意識對鄉(xiāng)土世界實際所帶有的愚昧、平庸以至殘暴等弊病之處予以逼視，既觀照到鄉(xiāng)間嚴酷的生存困境，也畫出了鄉(xiāng)土世界沉默的魂靈。并且，在這一基本話語立場之上，《驚蟄》又呈現(xiàn)出一種敘事上的冷峻，通過對成長主人公凌云青 “驚蟄之醒”的書寫，作家展示出鄉(xiāng)土生存困境及其原有精神格局在外部歷史變動的助推下得以突破的進程，但又并未對時代歷史的“驚蟄天”予以淺薄的樂觀，無論是對鄉(xiāng)土生命“智性”提升的期許還是對鄉(xiāng)土之外的“遠方”的憧憬，都只是成長突圍的可能性路徑，凌云青以及小木匠的“出走”作為對具有穩(wěn)態(tài)性質的鄉(xiāng)土生存格局與精神格局的突破，還僅僅只是開始?！扼@蟄》也因此在整體上呈現(xiàn)出一種清醒而又穩(wěn)健的話語立場。而如果以其作為參照來考察當下眾多成長敘事的民間話語立場，盡管民間向度的掘進是本身具有多重性和吊詭性的現(xiàn)代性進行自我批判的一種表達模式，同時隨著農耕時代的漸行漸遠，現(xiàn)代性鄉(xiāng)愁似乎愈發(fā)成為一種難以泯滅的時代性情緒，但由于鄉(xiāng)土世界本身蘊含著與現(xiàn)代性價值訴求相悖的精神意向以及在整體上對于現(xiàn)代社會的不適應性，并且民間立場的敘事還天然地呈示出較強的民族文化本位立場，因而極可能導致作家理性精神和批判意識的弱化，以及審美視野上的阻隔和封閉。因此，當作家下沉自身話語立場、將民間世界作為成長主人公安妥靈魂的理想精神家園，甚至對其進行無端的美化與粉飾，實際上正昭示出一種回避現(xiàn)代社會的話語傾向。在這個意義上，《驚蟄》應該對于作家重新審視自身價值系統(tǒng)、調適現(xiàn)代意識與民間立場之間的關系、調控“歷史與價值”以及“情感與理智”之間的張力具有一定的啟示性。
當然，仍需要指出的是，《驚蟄》在情節(jié)模式、人物塑造以及文化思考等層面還存在一定的缺失。從凌云青的成長轍跡來看，由于鐫刻著許多異于常人的艱辛和血淚，也不乏諸多苦難所賜予的“異稟”，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古代傳奇小說中的“英雄受難”敘述，而他與細妹子之間青澀的情感故事，也似乎延續(xù)了傳統(tǒng)的“才子佳人”情愛組構模式。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盡管《驚蟄》殊無精神復仇情緒，但或許是由于對自我創(chuàng)傷性情感體驗的剝離略有不足，作家對作為對立面的岳紅花、劉翠芳、錢金寶家人等的諷刺性描寫還有失于油滑之處，并帶有一定的道德審判意味。在作品的思想文化內涵上，對于川北特定的山川形制所形成的地方性鄉(xiāng)土文化心理積淀，以及人性特質得以澆灌和形塑的歷史文化基質與根脈，杜陽林還可以有做出進一步的開掘、透視和追問的空間。
[本文為陜西省教育廳專項科研項目（項目號：17JK0032）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⑧[俄]巴赫金：《教育小說及其在現(xiàn)實主義歷史中的意義》，《巴赫金全集》（第3卷），錢中文等譯，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3 頁。
②徐貴權：《價值世界的哲學追問與沉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2 年版，第243 頁。
③張志忠：《現(xiàn)代性理論與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轉型》，《文藝爭鳴》2009年第1期。
④王宏圖：《青春物語——七十年代作家散論》，《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
⑤張文杰：《歷史的話語》，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1 頁。
⑥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學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9頁。
⑦翟文鋮：《“70 后”作家的成長敘事》，《文藝報》2012年9月14日。
[作者單位：西安財經(jīng)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