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倫·克里斯坦森談T. S. 艾略特夫婦
凱倫·克里斯坦森（章靜繪）
作為著名詩人、評論家T. S. 艾略特的第二任妻子，瓦萊麗不僅陪伴丈夫的晚年，給了他幸福的生活，同時也在丈夫身故之后，整理出版丈夫的著作、書信，為艾略特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凱倫·克里斯坦森（Karen Christensen，以下簡稱凱倫）女士曾擔(dān)任瓦萊麗的秘書及助手。小說家、詩人、翻譯家、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xué)教授裘小龍是艾略特的“超級粉絲”，曾出版《荒原》《四個四重奏》的中譯本，在參與《荒原》紀錄片拍攝制作的間隙，他采訪了凱倫，請她談?wù)凾. S. 艾略特夫婦。
裘小龍：在中國，艾略特是最受歡迎的西方現(xiàn)代派詩人之一。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我曾很驚訝地讀到，有人把《四個四重奏》中譯本放在送嫁妝的黃魚車的最上方，一路招搖過市，因為這在當(dāng)時是很時髦的。我的一位好朋友，俞光明（我后來把這個名字寫進了“陳探長系列”，他成了那位探長的搭檔）居然能把《荒原》這首長詩的中譯從頭到尾背下來。因此，我想首先請您為中國讀者介紹一下自己——作為瓦萊麗的秘書、作為一個側(cè)重中國的出版家，也作為正在從事一個有關(guān)艾略特與瓦萊麗項目的學(xué)者。
凱倫：我是美國人，但從加州大學(xué)圣巴巴拉分校畢業(yè)后，我在英國生活了十多年。我當(dāng)時剛養(yǎng)了孩子，想找一份兼職工作，湊巧在《泰晤士報》上看到一則小方塊工作廣告。幾天后，瓦萊麗在費伯出版社（Faber & Faber）面試了我。對瓦萊麗，我既感敬畏，又感驚訝，我原以為她大概一百歲了——我甚至都不知道還有第二個艾略特夫人。我與艾略特是同一天生日，我兒子取名湯姆（順帶提一句，他在北京生活），這些都是瓦萊麗所喜歡的。
就瓦萊麗而言，我不僅僅是秘書，也是伙伴與助手。對費伯出版社來說，我得扮演這樣一個角色，要在瓦萊麗一旁施加壓力，讓艾略特書信集的第一卷能在1988年出版，趕上他的百年生辰。于我自己而言，這倒不是壞事，交稿日期通常能逼我出活，也因為她不愿意干完——她其實很難把這本書放下。
我一直想開始自己的寫作生涯，當(dāng)我終于得到要寫一本書的合同時，我迫不及待地打電話告訴她。從她的角度看，這或許不是太了不起的事，不過她還是體貼地把艾略特的舊書桌留給了我，她自己買了一個新的。你可以想象我當(dāng)時有多么激動。
我后來成了環(huán)保作家，接著又創(chuàng)辦了一家學(xué)術(shù)出版社，側(cè)重中國文化方面。我們出版的《中國傳記辭典》成了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的傳記選集的一部分。
之前我從未想過要寫有關(guān)艾略特的專著，但人們常問我怎樣參與艾略特書信的編輯工作，于是我在2005年為《衛(wèi)報》的書評欄目寫了這方面的長篇專評。瓦萊麗2012年去世時，我的文章被多家報紙引用，因為那些熟悉她的人，沒有一個為她寫過文章。艾略特去世后的這些年里，她一共才接受了三次采訪。我對瓦萊麗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作為一個女人——感到好奇，還有，這許多年作為火焰守護者的經(jīng)歷又意味著什么。這讓我開始寫一本書，其中一部分也可以說是瓦萊麗的傳記。
裘小龍：2015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xué)出版了由Christopher Ricks和Jim McCue編輯的The Annotated Text, The Poems of T. S. Eliot, Volume I, Collected & Uncollected Poems, Volume II, Practical Cats & Further Verses。這兩卷詩集遵循瓦萊麗的要求，收入一些先前未曾發(fā)表的，而要到她去世三年后才能問世的詩。在這本新的艾略特詩選里，我們能第一次讀到先前壓根兒也不知道的一些詩。詩寫得相當(dāng)個人化，與詩人的非個人化理論有明顯的沖突。事實上，在他寫給瓦萊麗的那些愛情詩里洋溢著個人的激情，有些讀起來甚至有色情的感覺。您又怎樣看待這一矛盾呢？
凱倫：我想，每個人似乎都同意，這些詩寫得很糟。他那首“給我妻子的獻辭”（A Dedication to My Wife）其實更令人印象深刻，也感人得多。這幾十年來，我讀到了許多關(guān)于艾略特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的描述；顯然，他公開露出的那一面相當(dāng)非個人化，也十分嚴肅，但內(nèi)在的性格卻很不一樣。此外，他也被晚年的婚姻生活改變了。他再沒有寫出重要的作品，但他十分幸福，從童年時代起，他還從未這樣幸福過。瓦萊麗談到艾略特時，說他像個小男孩，她有時對他也頗像一個保姆。他們互相開玩笑、惡作劇，顯然十分喜歡在一起。我個人私底下有些懷疑，他倆之間的身體激情到底有多少，我也很好奇，瓦萊麗是否曾希望為他生個孩子。對下面這一點，你或許也會感興趣：艾略特為人熟知的宗教狂熱在他婚后的生活中似乎不再是一個重要因素。也許，對個人生活的心滿意足，多少改變了他對非個人化的理論以及宗教的觀照角度。
艾略特與瓦萊麗在牙買加
裘小龍：作為艾略特的超級粉絲，我不禁對瓦萊麗充滿感激之情，感謝她為艾略特所做的一切，如1974年出版的《荒原》（手稿復(fù)制本）的編訂，又如她編輯的兩卷本艾略特書信集，更不要說她那個富有遠見的決定，讓安德魯·勞埃德·韋伯把艾略特的《老負鼠的真實貓經(jīng)》改編成大獲成功的音樂歌舞劇《貓》，因為她相信這會讓已故的丈夫開懷一笑。在個人生活中，她更是讓晚年的艾略特充滿了幸福，這在艾略特晚年的愛情詩中顯而易見。您能多講一些您所熟悉的瓦萊麗嗎？
凱倫：她平素羞怯，也缺乏安全感，這一直讓我驚訝。后來聽說她在學(xué)校里成績不理想，沒有許多朋友，我意識到她對人們一般沒有太多信心。但她同時也是非同尋常地堅定、堅持的一個人。想一想，在大多數(shù)女人二十歲左右就要結(jié)婚成家的年代，身為一個已近三十歲的女人，也作為一個位置低下的秘書，她所感受到的一切：沒有什么職業(yè)生涯的前途可言，只是在絕望中依然希望著，艾略特有一天也會愛上她。他們婚后，許多人還是對她普通的家庭出身不以為然。甚至在我與她已經(jīng)相熟的情況下，她對自己的社會階層多少還要持辯護的態(tài)度（作為一個美國人，我對英國的階層劃分感到訝異?。?。她肯定常常自我批評。她覺得寫信很難，會一遍又一遍修改、重寫。她對批評家充滿畏意，這或許是她一次次拖延艾略特書信集出版的原因。
事實上，她只有在喝酒后才能放松，變得健談起來。她的家人喝酒都相當(dāng)兇，很不幸，她后來也喝上了癮，這可能與她多年后的老年癡呆癥狀有關(guān)。我對此感到十分悲哀，因為我知道她讓艾略特感到多么幸福，但她自己則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這里我還有一個小小的補充：那本《老負鼠的真實貓經(jīng)》最初出版時（1939年初版，第二年就重印了，銷售量遠超他的其他詩集，我確信無疑），艾略特像是在信中寫到過，那些“貓詩”會讓他發(fā)一筆大財（參見The Letters of TS Eliot Volume 9: 1939-1941 review–of poetry and purgatives | TS Eliot | The Guardian）。瓦萊麗若知道這一點，肯定會很高興，因為她授權(quán)給韋伯把這些詩改編成歌舞劇《貓》，對這個決定她一直覺得需要澄清一下。這讓她富有，也讓費伯出版社得以保持獨立，但她又擔(dān)心詩歌的商業(yè)化會讓那些艾略特學(xué)者嗤之以鼻。她把這層憂慮告訴了我，還有其他一些朋友，說湯姆熱愛戲劇，有很強的幽默感，因此會喜歡這部歌舞劇。她從未提到艾略特的這封信，我想這是評論家在她去世前幾年時在未編輯過的檔案中找到的，那時她已不再可能全力以赴地編輯丈夫的信件。多希望她也能讀到這封信。
裘小龍：對，我也讀到過，艾略特一直希望有更多的讀者接觸到詩歌，這也是他后來寫詩劇的原因之一。歌舞劇《貓》的改編，或許可以說是他倆共同做出的決定。他在諾貝爾文學(xué)獎的授獎演說中也說，“全世界的詩”這一詞有意義，盡管不同語言和國度的關(guān)系，這種相互理解并不全面，卻至關(guān)重要。換一種角度也可以說，詩需要在全球有更多的讀者。
確實，中國讀者對艾略特的興趣從未出現(xiàn)過退潮的跡象。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著名翻譯家趙蘿蕤就翻譯了《荒原》的第一個中譯本；也就在最近這兩年里，林德爾·戈登所寫的一本傳記，《艾略特：不完美的一生》（T. S. Eliot: An Imperfect Life）也有中譯本問世。我對這本傳記不想多說什么，因為我讀過戈登的前兩本傳記《艾略特的早年生涯》（Eliot’s Early Years）與《艾略特的新生》（Eliot’s New Life），《艾略特：不完美的一生》讀起來難免有點像前兩本拼湊起來的感覺。不過，這本傳記的中譯本是由一位年輕的中國譯者完成的，譯得很不錯，被評為中國國內(nèi)當(dāng)年最佳書籍之一，這本身也說明了艾略特在中國受歡迎的程度。然而，在各種艾略特傳記里，仿佛還真有一種時髦的傾向：把艾略特塑造成是一個對他生命中的女性的剝削者，雖說“剝削者”一詞在這里倒并非是通常的含義。舉個例子來說，《荒原》中有一段話據(jù)說是艾略特第一個妻子維維安說的：“今夜我的神經(jīng)很糟。是的，糟。跟我在一起。/ 跟我說話。為什么你從來不說？說啊。/你在想什么？想什么？什么？/ 我從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想呵想?！边@也許出自維維安之口，但因此要說艾略特是剝削、剽竊了她，實在太言過其實了。在我看來，一個詩人的成就正在于把個人化的經(jīng)歷轉(zhuǎn)化成非個人化的，寫入詩中，從而引發(fā)讀者的共鳴。
凱倫：我是這樣想的，詩人所做的正是把個人的經(jīng)驗處理成普世的經(jīng)驗，向我們所有人都這樣說，從而發(fā)掘出共同的意義和情感。這不就是非個人化嗎？我知道艾略特不想讓人們寫他的傳記，這一點我完全能理解、同情。他還燒掉了許多封信，覺得這屬于他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屬于未來的學(xué)者與作家的一些材料（瓦萊麗對人們寫她無疑也有同感）。但我們蕓蕓眾生還是期望在他人的生活中找到理解。我們對他人的生活都有好奇心。人們現(xiàn)在對艾略特生活中的女性這樣好奇，我覺得也沒什么可驚訝的地方。就艾略特這樣一個嚴謹、嚴肅的人而言——他與維維安分居時，曾立下單身的誓言——身邊卻還是有這么多女性，這自然讓人相當(dāng)感興趣?，F(xiàn)在，他生活中有四個女性正受人們關(guān)注，還有其他的人愛過他，至少有一位女性曾要求與他結(jié)婚。
在瓦萊麗身邊工作時，我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來往信件的研讀上花了許多時間，在輸入維維安那些書信手稿的過程中，我對她有了相當(dāng)深入的了解。她是個飽受病患折磨、情緒不穩(wěn)定，而又有野心的女人，艾略特顯然認為她對他自己詩歌的批評是重要的。維維安也通過各種方式為他的詩歌寫作盡了自己的一份力：包括她生動的聲音、她看世界的方式，還有她在《荒原》手稿上的批注。我開始為瓦萊麗工作的第一天，她就要我讀她編訂的《荒原》（手稿復(fù)制本），我相信她對此感到十分驕傲。當(dāng)時我尚未意識到，盡管她標出了維維安批注的部分，瓦萊麗和費伯出版社都沒有給予維維安應(yīng)有的承認，卻只是單獨給了龐德贊語（裘按：艾茲拉·龐德是美國現(xiàn)代主義著名詩人，人們一般認為，他在《荒原》的修改中，為艾略特提供了一個至關(guān)重要的框架結(jié)構(gòu)）。如果在今天，同樣的書籍出版時，我想維維安的貢獻會更清楚地得到承認。
然而，要把維維安塑造成《荒原》共同作者的說法，我認為純粹是胡說八道。每個作家都會從其他人那里獲得一些主意、故事情節(jié)，或片言只語。我應(yīng)該指出，艾略特努力嘗試過要讓維維安的作品發(fā)表，因為瑪麗安·摩爾（Marianne Moore）拒絕發(fā)表，艾略特都跟她發(fā)火了。我曾琢磨過，要讓瓦萊麗接受維維安比她更有才華，或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盡管瓦萊麗開玩笑說，自己在學(xué)校里“專修的是燙衣服”，但她確實想要人們尊重她所編輯艾略特文稿的學(xué)術(shù)質(zhì)量。
裘小龍：也許，我們正在這里討論的，同樣適用于《湯姆和維芙》這部電影，也適用于那些最近公布的艾略特寫給艾米莉·黑爾的信件，這在批評界又掀起了軒然大波，引發(fā)了對他倆關(guān)系的推測。前不久，在《紐約客》雜志上有一篇題為“艾略特的繆斯秘史”的文章，我們在前面提到的那種時髦傾向，在文中尤為明顯。中國讀者同樣也對在普林斯頓大學(xué)發(fā)現(xiàn)的那批信件十分感興趣。女兒為我在普林斯頓大學(xué)圖書館預(yù)約登記，讓我可以細細讀一讀這批信，但因為疫情，我最終無法趕過來。您或許能告訴我們更多這方面的情況。
凱倫：普林斯頓大學(xué)圖書館公開艾略特寫給艾米莉·黑爾的信件的那個早晨，我就在那里（關(guān)于這個題目，我寫過一篇文章）。最有戲劇性的，卻是艾略特留在哈佛大學(xué)的那封信的發(fā)布場景，信中說，他從未真正愛過黑爾，而瓦萊麗是唯一對他真正重要的女性。因為我們正在那里讀他寫給黑爾的那些激情洋溢的信件，他留在哈佛的那封信就顯得不太可信了，也不夠厚道。有不少人懷疑那封信寫出來，只是為了讓瓦萊麗放心，其中還有一部分或許是出于她的安排。這不是故事中令人愉快的一部分，但我想我們大多數(shù)人都能理解。畢竟，瓦萊麗想成為他生活中唯一的女性。
裘小龍：我們正迎來艾略特創(chuàng)作《荒原》的一百周年紀念。人們在安排各種各樣的學(xué)術(shù)、慶?；顒印Ｒ患液商m電影公司在拍一部艾略特的紀錄片，這個月攝制組要飛到圣路易市來，一定要我也參加，談一談艾略特與《荒原》。與百年紀念有關(guān)的活動，您的信息要比我們多得多。在這個全球化的年代里，一些中國學(xué)者、讀者也樂于參加。
凱倫：美國和英國的艾略特協(xié)會通過線上會議舉辦多場活動，有一個學(xué)術(shù)會議還有兩周就要召開了。但我可以肯定地說，2022年會有更多的活動。我不知道中國讀者們是否想?yún)⒓舆@些協(xié)會，獲取更多信息，讀到更多有關(guān)文章。會費不貴，大約三十五美元一年吧。如果更多的中國會員加入，協(xié)會肯定也樂意。
裘小龍：有這么多的問題想問您，但時間有限，在這篇訪談的最后，我只能與您分享一個真實的小故事。當(dāng)《湯姆與維芙》在圣路易公映時，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勸說妻子，甚至還為此承諾：如果這部電影不能打動她，我就在家里洗一個星期的碗，這樣才終于把她帶入了電影院。說來也令人難以相信，在艾略特出生的城市，那晚在影院里一共只有四個人，一對美國老夫妻，加上我和妻子。這部電影拍得很陰暗，甚至都打動不了我。沒辦法，我只能信守洗碗的承諾。確實，我更多是艾略特的“白癡級”粉絲，而不是什么“完美”的批評家或采訪者。女兒曾跟我開玩笑說，“你的邏輯就是：不管艾略特說什么，做什么，總是對的?！钡还芩趺凑f，艾略特還是不斷給我靈感，好多年后，在一本陳探長系列小說里，我讓主人公戲仿艾略特的《普魯弗洛克的情歌》，也寫了一首詩，還把“Eliotic”（艾略特的）與“Idiotic” （白癡般的）押上了韻。
凱倫：每次想到自己在寫湯姆與瓦萊麗的書時，我都禁不住微笑。我也有一件事想告訴你，瓦萊麗去世后不久，我還正想著她時，去了北京訪問。走進一個地鐵站口，我看到柱廊上貼滿歌舞劇《貓》的海報。我真希望瓦萊麗也能看到它，因為這會讓她心花怒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