敞開：接續(xù)與超越 ——《袒露在金陵》
路翠江
《袒露在金陵》是一部堪稱教科書的文化散文。歷史人文掌故紛繁而饒有趣味，構成每一篇、整本書充滿張力的“文化場域”；作者王彬在歷史與山水、與自然、與文化、與風物、與人性接合處、在歷史、審美、人性的多重維度間頻閃靈光，細膩、新穎、獨特，兼具廣度、深度、厚度和寶貴的溫度；行文舒徐自在，收放不拘，看似散漫淡泊，實則源于一顆知識分子自主、自由、開放、活躍的靈魂的自在徜徉——閑步俯仰于開闊天地，卻時常于無心處意外尋寶探幽。這樣的文字里的審美觀念和藝術方法，不局促不造作，是敞開的、多層次的、大氣的。它接通張岱等明清文人小品的氣脈，延續(xù)周作人等現(xiàn)代文人散文韻致，又借鑒西方隨筆與敘事理念方法的理性與灑脫，因而，是在開放與吸納中發(fā)展與拓展著文化隨筆藝術。
對這樣的文字的閱讀，必然興味盎然；讀完，心曠神怡、通體舒泰而余味不盡。
一 我游我思故“我”在的記游
《袒露在金陵》隨著作者行蹤的“袒露”，與那些知名的或者不知名的天地山水、地理風物、見諸史冊或者不見諸史冊的人文掌故、人與物相逢相識，建立起獨有的關聯(lián)，觸生諸種思與問。其中，《野狐嶺》《翡翠灣》兩章，無疑是全書五部分中作家個人騁懷最少、而單純游蹤描寫最為集中的篇章。即便如此，再平凡的出游，都含有作家的獨特發(fā)現(xiàn)。隨之，一個漫步宇間、思接今昔，身心無拘無束的“我”迎著讀者款步而來。
即如《袒露在金陵》篇。因南京小住，作家對城市的歷史風物有了更多接觸更深了解：燕子磯、中華門、掃葉樓、還陽井、清涼山、石頭城、雞鳴寺、胭脂井、中山陵、明孝陵，它們并無關聯(lián)，作者談及它們亦無深意，僅僅是作為足之所至觸目、入心的歷史遺跡與外部景觀，先后將之原樣“袒露”在讀者面前，正如它們一覽無余袒露于自然天地間?！对铝顥罴也骸穼⒆骷业膫鹘y(tǒng)文化底蘊與對民俗的熟稔、對民間藝術的熱愛，結合在楊家埠一游，思路隨時令節(jié)氣進行的場景還原。這使楊家埠年畫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頓生熱騰騰的煙火氣，結尾對灶君的揶揄更添生活氣息。跟隨流連于最自在本真狀態(tài)的景觀風物的作者進行無目的、無壓力的周游，不知不覺中，不是人的“旅游”造成節(jié)奏，而是自然將人帶入它的節(jié)奏。當下的、小小的個體舒徐松弛地滑入廓大錯綜紛紜的時空中，也便脫離開現(xiàn)實生活日常內(nèi)容的捆綁，呈現(xiàn)對外、對內(nèi)無遮攔“袒露”的生活情態(tài)——而這，是當下社會中多么稀缺的精神狀態(tài)。
《瓦當，或涂滿蜜和臘的蜂房》因為追索魯院前身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具體情形，踱步四合院，在蒼老的角門、建筑間的錯位與變形、時代刻痕的對照下，講究而保存完好的瓦當與滴水觸動了作家，令他難以釋懷，并由此聯(lián)想起在輝煌、苦難、挫折之間屢屢起伏的文學研究所，并最終矚目于第一任所長丁玲的命運遭際。雖如此，行蹤-發(fā)現(xiàn)-觸動的思路里，行蹤的第一位，隨之展開與還原的那個時空中“中央文學研究所”的概況與點滴決定了這探尋必然不僅作為思路延續(xù)與反思展開借由的路徑，更架構出獨立的文化場域，賦予文章在游記形式下，文化隨筆的根本屬性。時隔九年，作者專程去丁玲紀念館參觀。又是這一行程自然呈現(xiàn)丁玲與冀中平原上這片土地的相互成全，自然而然牽帶出對丁玲一生的幸與不幸的唏噓與討論。《高峽平湖》借船行長江，在秭歸屈原祠、三峽大壩、巫山神女峰、白帝城幾處游蹤，首先串聯(lián)起有關屈原、神女峰、杜甫的軼事，與目下形成的今昔反差中，傳達作家對傳統(tǒng)文化與精神消散與遺失的遺憾。
《翡翠灣》《冬天的樹木》《次第花開》是對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日常行蹤所見的平靜陳述，其中流露的淡薄自適、自洽自得的生活情態(tài)，同樣真切動人?！侗澈t里的桃花》中，散記日常散步之際所見所思，借莫里茨、圣人開文及將家門口的桃樹背走移栽的三峽移民，呈現(xiàn)與贊嘆人類超越性的生態(tài)共情品質與能力。整個第五章，記錄了當日常步履所至與特定自然相逢時，現(xiàn)于眼前、耳側的那些小生靈帶來的啟示或感悟：當人類倫理與生態(tài)倫理、自然倫理、動物倫理相遇、互證，世界的豐富與生動，就建立在眾生平等、而非人類高高在上的預設之中，詮釋的空間與意味，不僅僅在于帶著房子向暖遷徙的蟈蟈、穴蜂舉起的毒針下的或者四野里交響的蟋蟀、傳說中諾亞放出去的“愚蠢”的烏鴉、建別墅式小型山莊的喜鵲、落日下奔跑的秧雞、被排擠和污名化的垃圾鳥、笑瞇瞇的羊駝、青銅峽那只來路成謎的貓……更在于人類是否能以敬畏、平視、謙恭、同理、善意祛除儼然自傲、自我封閉、俯視萬物的人類中心思想?！拔宜肌痹诖藭r，就深化到了“思我”。
王彬的記游，不是為游而游、為寫而游，而是周游中，自然生發(fā)出對自然向人之“袒露”的感喟，人此時也回報以同樣無關功利得失的自然敞開。超然于世俗，卻關切于生活中細碎的感動。無論游興濃郁、自得其樂，還是無可無不可的信步所至、品評指摘，都讓讀者被深深吸引而緊密跟隨。相較而言，王彬行文，不似余秋雨那樣目標性明確地在線性游蹤推進中烘云托月凸顯主題；更未有余秋雨有章有法善于經(jīng)營，于《文化苦旅》之后生產(chǎn)一系列游記散文?！短宦对诮鹆辍芬膊凰朴暨_夫《屐痕處處》《釣臺春晝》之類寫景為主的地理景觀游覽，以個人行蹤代替和帶領讀者紙上游覽?！短宦对诮鹆辍窡o目的性的行蹤、偶然觸發(fā)的個體感受，蘊涵它的獨特存在價值：在人被欲求主宰、一切上弦緊繃的時代，這樣的文字流露的恬淡舒徐的心緒，實是最可貴的緩解緊張、調劑心靈的有效方劑。在用腳步丈量的時候，目光落在世界的角落與細微處，自然就耐下性子、調慢節(jié)奏，心自然沉靜體會那些自然風物可能傳遞給我們的復雜與多味，世界也就具體而多彩起來。
二 真相與復雜情味的還原，個體體味的大膽如實“袒露”
看上去清晰的歷史，實則混沌。我們以為明白的關系，也許另有玄機。一直被供奉在神壇上的名人，當把他還原在他的生存空間與心理維度，也許你會看到不一樣的風景?！短宦对诮鹆辍啡珪逭?，編排按照主要關注點歸為五章：《六詔》七篇，透過男性社會史的縫隙，苦心孤詣地透視與觸摸形形色色的女性悲歡?！缎值堋菲咂荚诼崂?、層層尋訪歷史深褶皺藏處，男人們那些被折疊的諱莫如深的真相?！兑昂鼛X》是本書中最中性、最耐心的文字，漫步那些不會開口的歷史留存物間，也居然可以追隨隨風消散的故人舊事影蹤。《翡翠灣》五篇，捕捉大自然帶來的激動與神奇，借此打通今人與前人的感受?！稙貘f》七篇，透露作家在小昆蟲小動物身上寄予的悲憫心。作家秉持“怎么想就怎么寫”的原則，眼前繽紛的真實世界，那些史書、文獻、資料、文學、藝術傳遞給我們的信息，作家自身心中的回響，以“我”之視角、于平和中，交織為汩汩流淌、靜水流深的動人文字。作家下筆“如流水之源”，如實“袒露”自己，因而行文帶著真誠催生的親近感、而非刻意端著的高姿態(tài)走近讀者，這樣的文字自然易于激起讀者心靈的回應或共情。
《故園的女人與花朵》《兄弟》兩篇，都是圍繞魯迅、周氏兄弟舊事而作，各有側重而各生搖曳。《故園的女人與花朵》的題記，摘引巴爾扎克“那薔薇，就像所有的薔薇，只開了一個早晨”，從開頭就在字里行間以對稍縱即逝的美麗的嘆惋抓住讀者的心扉。“一”部分，無論作者細究周氏兄弟的打貓、還是追查院中的樹木究竟為何，都似乎離題甚遠了。然而，“那些白皙的小蟲子、那個自縊的女人呢”一句，著重點出男權社會里、即使如現(xiàn)代文化先驅的魯迅，也存在著對身邊人與物污名、或無視的情形。在具體歷史時間的推演、事件的羅列、尤其魯迅與許羨蘇書信的分析中，作者極力讓我們看清，大眾所熟知的歷史軌跡下，有那么多細密的卻顯著的褶皺。愛情雙方當事人背后的陰影中，可能藏著其他女孩子（許羨蘇）的夢碎與被遺棄者（朱安）的卑微。文末的補充，又顯示在無法辨析的是非清濁和真相之外，既有魯迅的憤懣，也有羽太信子相夫教子服侍婆母的盡職的主婦生涯。這樣拂去塵埃、撥云見日的思路與見解，呈現(xiàn)著作者尋訪真相、不為名人諱飾、卻為弱者與被辜負者心生惻隱的不同俗念的悲心。他嘆息朱安自比蝸牛的心酸及其隨著時光的流散，他把每個人曾經(jīng)鮮活的生命在時間河流中的迅速遠逝與故園花朵綻放留香對應，心生人不如花的慨嘆。在此，讀者之前對名人故事的理解，可能會得到理性的矯偏；當用人道與悲憫光芒燭照歷史中的女性時，每個人自身的生命體認也不可避免有調整與更新?！缎值堋返念}記，引《詩經(jīng)》的手足相親，與杜甫詩歌的兩相厭棄形成巨大反差與張力。行文中，又以大量日記、文獻、作品解讀做強有力支持，還原周氏兄弟從兄弟怡怡至兄弟鬩墻、至死不見，以至魯迅逝后周作人的難以釋懷。將魯迅《傷逝》愛情中的生死兩隔、因逝而傷的追悔之情，移至忖度周作人與逝去的兄長之間的遺恨，并不違和。當作者猜測周作人向人提起“家兄”時，“他心底的幽曲是否會如殘夏的流螢一樣斷續(xù)浮動呢”，讀之，怎能不動容？
《瓦當，或涂滿蜜和臘的蜂房》中，唏噓丁玲的人生起伏與遭際，渺小個體與廓大時代的巨大反差以及在此之下個體無法自控的命運，“我是一只灰色的鴿子，只有在飛翔的時候，偶然露出紅色的羽毛”詩句的寓意本就夠深切了，作家又進一步以假設，倒逼人們沉思“如果是一只紅色的鴿子，在哪里都放射炫目的赤色光焰，又會怎樣”？是啊，又會怎樣呢？在隱晦與明了中間的大片的空缺，誰人能夠給出明示？
《袒露在金陵》與《故鄉(xiāng)的野菜》《魏晉風度與文章及藥與酒之關系》同樣，都具有如此真切的心靈袒露與明確的價值觀取向。但不同于周作人言個人之志的文人氣的沖淡，也不同于魯迅曲筆通幽的通透灑脫，《袒露在金陵》是新世紀眼界開闊、反思甚深的文人之心、人文情志的抒發(fā)?？此戚p描淡寫、云淡風輕，實則觸目騁懷、動輒關情。走心的文字與有趣的靈魂合體，因而動人。
三 文化品質與反省意識
王彬主張作家應該有文化，他提出文化是滋潤作品的營養(yǎng)液?！短宦对诮鹆辍泛沃故且晕幕癁闋I養(yǎng)液，它直接就是文化的袒露，歷史文化（正史的、野史的）、思想文化（正統(tǒng)的、離經(jīng)叛道的個體的）、民間文化、地理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在林林總總的豐富的文化的堆疊里，我們的來路的豐厚廓大、紛紜雜沓、起落輾轉、正偽高下，紛紛浮現(xiàn)，令人沉浸于古今交融、天人合一而來的活色生香。從這樣洋洋灑灑的《袒露在金陵》，我們看到：“中國當代散文作家不再簡單地拒絕中國古代散文中的辭賦或駢文傳統(tǒng)，轉而積極地在中國古代散文中的古文和辭賦雙重傳統(tǒng)中尋求傳統(tǒng)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 這就不免跟余秋雨形成對照。余秋雨在那些古人一定站過的地方的思古，從游蹤出發(fā)、目標在文化。他總懷著雄心與抱負，在以建設者自居、凌駕于文化之上的姿態(tài)指指點點。王彬則在思考人。王彬的文化援引，毫無疑問也是一種鋪墊、羅列，但不說教、不端著、由此引發(fā)的感觸是親切、實在、個體的，而且很多時候甚至是對主流、或者對傳統(tǒng)、定論的質疑，甚或是提出完全相反的感受或見解。這樣的個體思考，是自由的和純粹的、獨立的和難得的。
比如《紅粉》。由少年時期對白居易詩歌的熟稔切入，足以驗證白居易詩歌以“人民性”而流傳之廣。而援引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課堂描寫形成的相關對比，托出對少年胡鬧不自知與當下反省的憾恨，也將前文托舉白居易的思路拉回至時下日常書寫。九江之行，又結合游蹤交代、《水滸傳》相關內(nèi)容摘引分析、及白居易代表作內(nèi)容，將白居易的歷史影響進行了新一輪的客觀呈現(xiàn)之后，作者提出對其自稱老嫗都解的通俗性的質疑，此舉可以說是初次嘗試把白居易這尊神拉下神壇。在洛陽香山寺游覽的游蹤里，作者先后以對其詩歌解析、相關野史援引、民間軼事傳聞等推測，真正從正面到側面將“神”拉下神壇，還原了一個以七八十歲高齡玩賞十七八歲侍妾“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的荒唐、與以腐朽的男權社會的封建道德觀強行綁架關盼盼致其絕食而亡的偽善殘忍。唯有如此觀照白居易，十七八歲的侍妾、守節(jié)十多年的未亡人，才脫離之前被視作附屬物的地位，被作為應被尊重的獨立生命個體。王彬這樣的文字，不是宏大高闊的，卻在對文化的反觀中，對我們的“文化”和文化中的“我們自身”提出質疑，格外振聾發(fā)聵引人深思。杜甫之死的凄惻、惡濁之世岳飛的遺恨、趙孟頫辯不白的辯白、八通碑背后的功過是非，無不如此。
側重文化品味傳遞，容易給人造成閑適雍容的誤解。但作家自覺的反省意識，使得《袒露在金陵》常以推翻成見與定論的批判鋒芒，總在呈現(xiàn)成長，可以說行文就如同生活本身，甚至可說是作者個人精神成長史、民族文化精神成長史的“袒露”?！豆蕡@的女人與花朵》《紅粉》都有這種心史的留痕。即使《桃園鄉(xiāng)夢》這樣較為平靜的文字里，王彬也借新近“不為五斗米折腰”之“五斗”為五斗教而非指生計的考證成果，引莊子混沌鑿七竅而死句，表達他對有時不追究反而可保美感、很多歷史認知經(jīng)不起細究的感嘆。《野狐嶺》中，辨析亡滅宋朝的金與元實力抗衡與轉捩，主要慨嘆的是野狐嶺戰(zhàn)役重要性的被無視，然而又延伸出對歷史中一個并沒有意識到自身重要性、卻起到重要作用的有膽有識的女性鄭氏——這一“宮壼隙罅”的贊嘆。又是對女性智慧的關注，作者將之喻為“花朵凋落時一絲微渺的嘆息”。進而，作者還直接承認自己讀《金史》未生對金戈鐵馬的關注，卻關注于這樣的女人之怪異——何談怪異呢，這是稀缺的女性認可與崇拜意識使然。
作者最為難能可貴，就是雖身為男性作家，卻時常不憚于表達對男權社會、男性心理毫不容情的剖析與批評，和對歷史夾縫中那些未被珍視的女性美好的強調?！洞淦辽健分?，作家先是巧妙拋出這里是史實中安史之亂的策源地，是導致楊玉環(huán)被賜死的“源點”；再接著，耐心為讀者鋪墊了從一本小冊子得悉此為《水滸傳》“三打祝家莊”導火索的發(fā)源地?！叭蜃＜仪f是《水滸傳》中最精彩的章節(jié)，人物眾多，情節(jié)繁縟，但敘述者的風度卻從容不迫。閱讀者在開初的閱讀之時是絕對想象不出，這場戰(zhàn)爭與（楊雄的妻子潘巧云）偷情多多少少有些瓜葛?！弊x者到此為止，完全想象不到作者原來是要為歷史與時代夾縫中那些被污名或者荼毒的女性，仗義發(fā)人所未發(fā)之聲。對《水滸傳》有過深入研究的作者告訴我們：歷來被視作英雄寫進教科書的男人們，原來最擅長的，是殺害女性與草民。砍女人小腳為樂“這豈是人做的事”？美女配丑男“難道就不應該見異思遷”？這樣偏激、甚至忿而咒罵，明明確確表達了作者對幾千年男權思維的矯枉過正的、挑釁式的質問?！渡驁@香碎》則通過將紹興相距不遠的兩處院落——魯迅故居與陸游故居、魯迅與陸游、朱安與唐婉進行對照顯出：兩個男人，對發(fā)妻，一個冷到極端，一個至死深情思念；兩個女人，一個堅守妻位卻沒有得到丈夫的珍惜，一個有愛卻不能相守空遺離散之憾恨?！巴氯鐭燌B空啼”的輕吟里，抒發(fā)對被命運辜負的女子“各有痛楚”的入微體恤。
四 形式的可讀性與耐讀性
熟諳敘事學原理的王彬，形容自己《袒露在金陵》的書寫是一次“自我狂歡”——其實題目“袒露”二字，即已透露“狂歡”放誕恣意、可鹽可甜的性質。這些大膽而有效的嘗試，再次證明：“‘藝術散文’的‘跨界’是散文文體創(chuàng)新的可行之路?！?《袒露在金陵》幾乎每一篇章均自由不拘、又張弛有度，洋洋灑灑、又收放自如，運力蓄勢、又不著痕跡。
《六詔》由地名因王羲之高蹈的六辭征召而歸隱得名始，以慨嘆六詔并不那么“輕松、單純、逍遙、遁世、棲隱”終。前后的巨大反差，還不是行文最為曲折所在。全文切入角度與近一半篇幅，為正面談論王羲之的入仕之心與出世原委。在旁征博引中，推導出細細碎碎的復雜人際矛盾，牽帶著揣度王羲之矛盾的個體心理，行文至此，會讓讀者認為這是一篇解讀文化名人王羲之仕途苦悶的文章。然而，在一點因由之下，王彬就對文章實施了重心轉換：王羲之認為自己與王述的懸殊，主要是源于兒輩不爭氣。為了印證此言，王彬舉身為王羲之兒媳的謝道韞憤憤不平跟自己父親說出為啥世間會有自己的丈夫王凝之這樣的人之實例。由此，帶出謝道韞這個女子。但王彬并沒有立即轉至對謝道韞的關注，而是又用了足夠的篇幅與耐心，對王羲之幾個名士風兒子們一言難盡的名士舉動、極端的經(jīng)典故事一一進行了細致介紹。一層層耐心鋪展至此，文章蘊蓄出數(shù)種對渺茫在煙塵中的歷史人物與往事的唏噓：飄逸雋灑的王羲之面對這樣的蠢兒子何其無奈，有才有識有勇有節(jié)的謝道韞奉父母之命嫁與愚蠢無能的丈夫何其無助，不得不承擔丈夫與諸子為賊殺害的后果又何其慘痛！美好而有胸襟的少女謝道韞、龔自珍與賈寶玉對閨閣少女的珍愛、德萊賽對少女的可愛的由衷贊美，新一輪的蓄勢后，又將蔡文姬與謝道韞兩相對照，不由人對才女謝道韞人生與才華空置發(fā)出無限慨嘆?！八€會遙想那樣連綿豐盈的大雪，回味那遙遠而閃光的甜蜜，折疊著對未來的憧憬星光嗎？”文章至此，陡然以《晉書》對王羲之的傳記收束，不僅歷史深處那帶著他的子輩遺憾的王羲之及其他的整個家族復活了，尤其是自嫁入王家再無華彩的謝道韞的身影、悲歡，沉重地縈繞在了讀者的心頭。而這，才是《六詔》中作者最終想要嘆息的。這樣的行文，令人真切體會了寫作有法，寫無定法；行文可規(guī)行矩步，亦可幻化無窮。
絮語筆調，與言近旨遠充分自由的行文結合，就有助形成親和平易的閱讀感受，將豐富的古今中外材料的羅列所可能造成的晦澀、或者高高在上感構成的隔膜掃除。對很多相對難度較大的文言摘引，王彬會以口語對話語氣的白話重述一遍。讀之，恰如握住行走身邊的體貼的朋友默默伸來的相攜之手?！豆蕡@的女人與花朵》中，摘引周作人所記打貓，“那么就應該是魯迅，是魯迅手持竹竿與搬著小茶幾的周作人走到后檐下面”。這句話的解釋，尤其“是魯迅”三字的重復，與前后文的疑問句一起，營造出一種作者恰如跟讀者聊閑天家常對話式的氛圍，讀者也就自然而然被帶入情境，不再跟文章的話題有生疏隔膜感。這樣的語句比比皆是，鑄成《袒露在金陵》之“袒露”具體可感的宜人溫度。也使得文筆活如自由流淌的源頭水，動似有舒有卷的流云、拂面的清風。
將藝術的圓熟與沉思的深邃最為自然和完美的結合，說到底，是學者型作家的所長。高度的閱讀性、圓熟而無招勝有招的“化境”藝術形式，得益于作者多年的敘事學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文學研究。正如上世紀30-40年代，為了大學里的寫作課而進行各種文學寫作方法探索的沈從文那樣，王彬的敘事學造詣，已經(jīng)內(nèi)化為他對文學創(chuàng)作方法與規(guī)律深入骨髓的理解；外化在行文運勢中，形成漸入化境的綿里蓄勢、言近意遠、舉重若輕、發(fā)微知著、不拘章法、充分自由的行文能力，這正是有論者指出的現(xiàn)代小品最高境界——“法外之法”“味外之味”“韻外之韻” 。
五 在中國散文的源流里
中國散文從先秦到唐宋到晚明這幾個高光時段，各有不同的主導性文體，“五四”以來周作人、林語堂為代表的三十年代現(xiàn)代小品文，既繼承了古典傳統(tǒng)心憂天下的古典人文精神、晚明性靈小品的文體自覺，又浸潤西方隨筆的自由的渴求與沉思品質，題材小、體制短、尚真情、有趣味。張岱《陶庵夢憶》以藝術化方式安頓人生磨礪的超越意識，周作人“極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以“雜糅”而致復雜的審美心理與情趣，這些努力，都使他們不做“載道”之文，以恬淡平和之“自我”為中心、將言個人之志作為散文的最高境界和終極目標，形成“個人化”的文體、文氣、文勢、文味。
這一“言個人之志”的源流，在四十到八十年代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話語體系中逐漸消逝，直至上世紀九十代的“散文熱”中，較為豐實的文化散文、學者散文、歷史散文對此有一定程度的銜接，但尚憾由于主流思想遮蔽，“言個人之志”的自由言說未得以完全的接續(xù)與發(fā)展。在新世紀文學對多元創(chuàng)作、純粹散文精神的呼喚中，王彬的文化隨筆應召而出。
王彬自稱《袒露在金陵》是小眾的寫作。確實，幾乎其中的每一篇，都有不同于前的發(fā)現(xiàn)、不同定論的觀點、與眾不同的視角、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個體之見。作者評說杜甫、梵高、高更時，用了相同的語句：不是時代拋棄了他們，而是他們拋棄了時代。這語句恰好可以評價王彬自身在《袒露在金陵》中的努力：從標題到內(nèi)容的大膽超越的立場，以及細節(jié)中的自由想象——比如梵高的“瀆神”行為：當神祇在星空舉辦盛宴，梵高也會夾雜其中縱聲高歌，“用他手中五顏六色的筆，興奮地在神祇的臉上涂來涂去，叮囑他們今天是化妝晚會，一定要喝得盡興”，惡作劇的梵高？還是起哄的梵高還是認真的梵高？是真實的梵高，高蹈又謙恭、偏執(zhí)又自足。似這段文字這樣的文體、文氣、文勢、文味，充滿《袒露在金陵》，這得益于湖心亭看雪的張岱、品苦雨喝苦茶的周作人的引領，又有超越于他們、獨屬于王彬的“袒露”的身體性帶來的世間溫度。王彬個人健全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主體意識、自覺獨立的追求、明確的思辨與批判精神、超拔的現(xiàn)代意識與創(chuàng)造意識，是內(nèi)在于他的文化隨筆的源頭活水，而對“人”精神與肉身并重的真切的關懷，則是更內(nèi)在的驅動精神。
路翠江，女，1972年出生，山東招遠人，文學博士，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畢業(yè)于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現(xiàn)為魯東大學張煒文學研究院副教授、張煒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訪問學者。研究方向主要為中國現(xiàn)當代作家作品研究與當代文學批評。發(fā)表論文二十余篇，出版專著兩部，主持完成與在研省廳級科研課題三項，獲省廳級社科成果獎三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