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學》2022年第4期 | 李朝全：覺醒時代兩兄弟（上）
不為國民黨“抬轎子”
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內部發(fā)生了明顯的分化。除了原有的老右派外，又出現(xiàn)了以蔣介石為首的新右派，他們手里掌握有相當?shù)能娛铝α亢蛯嵙?。一方面，蔣介石有反帝反軍閥的要求；另一方面，他對中共將國民黨劃分為左中右三派、在黃埔軍校及軍隊中建立秘密黨組織等舉動始終耿耿于懷，害怕中共領導的工農群眾勢力。由于其羽翼未豐，因此還不敢公然與共產黨決裂，表面上仍舊繼續(xù)表示支持孫中山制定的“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而實質上則以限共的形式反共，要求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脫離一切黨派，只做單純的國民黨黨員。
在錯綜復雜的實際斗爭中，陳延年特別注重從實際出發(fā)，不受國民黨右翼勢力的左右，也不百分之百機械地服從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指令，注重維護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和斗爭性。他經常對身邊的同志們講：我們要提高警惕，不要為國民黨“抬轎子”，不要做國民黨的“姨太太”。
當時，在黨內有些領導人中流行著一種錯誤的觀點，認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只能處于幫助國民黨的地位，只能充當革命的苦力。對此，陳延年嚴肅地批駁：“苦力主義是要不得的！”
在陳延年、周恩來的領導下，中共廣東區(qū)委采取了靈活變通的斗爭策略，同國民黨左派保持密切合作，對國民黨中派則想方設法地團結，而對國民黨的右派則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判他們勾結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出賣革命的罪惡行徑。
1925年8月20日，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右派勢力暗殺。這是國民黨右派破壞國共合作的一次嚴重事件。
事發(fā)后，陳延年等中共廣東區(qū)委領導人明確指出，這是帝國主義與右派勢力破壞革命的陰謀，要求嚴懲兇手，追查幕后主使，同國民黨的反動勢力進行堅決斗爭。
國民黨內一批老右派分子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孫中山靈前非法召開所謂的“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了《取消共產派在本黨之黨籍案》等決議，妄圖開除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等人的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及候補委員職務。12月，西山會議派在上海國民黨執(zhí)行部成立“中央黨部”，派人四處活動。
對于國民黨右派的分裂行徑，中共廣東區(qū)委在陳延年領導下，積極團結國民黨左派，掀起了大規(guī)模的反擊“西山會議派”分裂國民黨中央的行徑。
事后，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一屆四中全會，決定嚴肅處理西山會議派。由于廣州和廣東充滿了反對右派的革命氣氛，嚇得西山會議派分子和戴季陶等新右派分子都不敢回廣東參會。
1925年12月，中山主義學會骨干分子召開集會，宣布改稱“孫文主義學會”，成立大會的預備會議，陰謀破壞即將于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二大，公開反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要求凡國民黨員均不準加入其他政黨。
針對孫文主義學會分子的破壞，陳延年旗幟鮮明地提出：絕對不能妥協(xié)讓步，一定要對他們進攻。
于是，中共廣東區(qū)委迅速召開會議，針對孫文主義學會破壞分子的舉措，提出了相應的對策。選派了一批政治可靠、受過軍事武術訓練的工農骨干組成特別保衛(wèi)大隊，保護國民黨二大的順利舉行。
12月29日，孫文主義學會舉行成立大會，參加者只有1000多人，而且多為教會學生和軍人。而同時由中共廣東區(qū)委發(fā)動的元旦大游行，參與群眾達到了10余萬人，聲勢浩大，極大地震懾住了反動分子。
由于中共廣東區(qū)委及時采取對策，沉重打擊了反革命派的囂張氣焰，保障了國民黨二大的順利召開。
出席國民黨二大的代表共256人，其中共產黨員占2/3。
陳延年、周恩來同前蘇聯(lián)顧問鮑羅廷商量，決定在會上聯(lián)合國民黨左派打擊右派勢力，開除西山會議派分子及戴季陶、孫科等右派分子的國民黨黨籍，同時在國民黨中央監(jiān)委選舉時使共產黨員占1/3，少選中派，多選左派，使左派占絕對優(yōu)勢。因為當時出席國民黨二大代表中，共產黨人和左派人士占絕對多數(shù)，所以實現(xiàn)這一計劃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陳獨秀和中共中央?yún)s不同意這個計劃，認為在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方面應實行讓步政策，要把國民黨右派選進國民黨中委去。
對于中央的這些指示精神，陳延年、周恩來、毛澤東等都非常憤慨，難以接受。
在大會開幕之日，中共廣東區(qū)委發(fā)表《對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書》，指出：“國民黨中舊有之反革命勢力在被淘汰之列，因為他們的利益是與革命相反的”；“大會的責任，是要規(guī)定發(fā)展工農運動的計劃，確定對于工農運動的正當態(tài)度及決定對于破壞工農運動的黨員給予嚴厲的處罰。”
由于國民黨左派人士和共產黨人的共同努力，國民黨二大最終決定，接受孫中山的遺囑和國民黨一大所確定的基本綱領，堅持“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工”，承認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共同革命，提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統(tǒng)一全中國的綱領。
但是，由于陳獨秀等人的一味讓步，結果，當選的36名國民黨中央執(zhí)委中，共產黨員只有7名，而國民黨中派和右派卻占了15名，連本來應當被開除黨籍的戴季陶等右派分子也被選進了中央執(zhí)委。蔣介石這個新右派也入選執(zhí)委。在中央監(jiān)委中，右派更是占據(jù)了絕對優(yōu)勢。
1926年3月18日，寶璧艦、中山艦發(fā)生了駛去黃埔又被調回廣州的事故。蔣介石認為，這是汪精衛(wèi)調來黃埔準備扣押自己的，于是決心借機發(fā)動反擊。3月20日，他以共產黨陰謀暴動為由，逮捕了中山艦艦長、共產黨員李之龍，同時扣押了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
“中山艦事件”發(fā)生后，中共廣東區(qū)委認為，這一事件表明，國民黨新右派已經抬頭并篡奪軍權，轉向反革命。陳延年、周恩來、毛澤東等人在分析了當時廣東的形勢后認為，蔣介石政治上很反動，應該予以反擊。陳延年甚至提出：“我們黨所領導的工人階級和工農聯(lián)合的力量確實已掌握著革命的領導權，誰要是反對革命，我們就能夠組織和聯(lián)合一切革命力量打垮誰?！薄敖窈?，我們更要整頓和統(tǒng)一職工會組織的陣容，準備武裝工人階級隊伍，整頓和普遍發(fā)展農民協(xié)會和農民自衛(wèi)軍的組織，組織和發(fā)展革命青年和婦女的隊伍，把這些組織緊緊掌握在我們黨手里。只要廣大的工農群眾掌握在我們手里，跟著我們黨行動，進行革命斗爭，任何反革命派都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革命的勝利是屬于我們的。”
然而，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央依舊采取妥協(xié)退讓政策，對蔣介石采取友好態(tài)度，以維護汪精衛(wèi)和蔣介石合作局面。
4月，陳延年向中共中央提交了關于“中山艦事件”的詳細報告。指出：“向國民黨右派進攻，可以鞏固我們同左派的聯(lián)盟。我們不僅不應當容忍三月二十日事變，而且應當進行一個自己的三月二十日事變?！?/p>
看到中共中央一再妥協(xié)退讓，蔣介石又步步緊逼，進一步實行其限共、反共的策略。
5月15日，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以避免“黨內糾紛”、“消除誤會”為借口，炮制了四個“整理黨務案”，要求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不要在其中謀取領導權、不要獨立領導武裝，規(guī)定共產黨員在國民黨省市以上高級黨部任執(zhí)行委員的人數(shù)不得超過總數(shù)的1/3，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單必須全部交出。
針對蔣介石的“整理黨務案”，廣東大部分共產黨人都不同意這個議案。但是，共產國際代表和陳獨秀的代表張國燾仍舊決定妥協(xié)退讓，結果使得蔣介石提出的這一議案得以順利通過。由此，實現(xiàn)了其限共、反共的目的，完全將共產黨置于被利用的附庸地位。在涉及國共合作采取何種組織形式繼續(xù)進行這一重大問題上，中共中央為了繼續(xù)留在國民黨內，接受了國民黨右派所謂的黨務整理案。
對此，陳延年和廣東區(qū)委許多人都紛紛指責陳獨秀、張國燾主動向國民黨右派投降。
陳延年甚至說：“老頭子（指陳獨秀）不相信工農群眾的力量，要他來廣州看看工農運動的發(fā)展情況。我們共產黨人如果不依靠組織和發(fā)展工農群眾的力量，不僅不能團結更多的革命左派，而且會使現(xiàn)有的革命左派不敢跟共產黨走，不敢跟國民黨右派進行斗爭?！?/p>
他還特別指出：“我和老頭子是父子關系，但我是共產黨員，我堅決反對妥協(xié)退讓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p>
得知延年“特別偏激”的意見，為了避免其違反黨紀，陳獨秀苦口婆心地專門給兒子寫了一封家書。并且引用“千里修書只為墻，讓他三尺又何妨”的典故，勸說延年委曲求全，“顧全”國共合作大局。
“千里修書”的典故講的是：清朝康熙年間，大學士張英有一天收到一封家書。信中說，老家的人因為三尺宅基地，和鄰居起了紛爭，請求張英利用職權，疏通關系，打贏這場官司。張英閱信后，提筆回復：“千里修書只為墻，讓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家里人看完張英的回信后，不僅不與鄰居爭了，還主動讓出了三尺宅基地。鄰居看見后，也主動讓出了三尺宅基地。于是便有了之后“六尺巷”的美談。
收到父親“語重心長”的來信后，陳延年對同事說：“當初在去法國求學的問題上，我們不聽老頭子的，事實證明我們錯了。但這次，我想是他錯了?！?/p>
為了使同志們了解黨中央對國民黨二中全會的政策精神，中共廣東區(qū)委召開了一次廣州各機關、團體、學校黨的活動分子會。會議由毛澤東主持。
陳延年講話。他指出，國民黨二中全會沒有對右派分子進行批判和制裁，卻通過決議對共產黨加以各種限制，對此他非常氣憤。國民黨中央委員中的左派有許多人反對蔣介石的提案，主張嚴厲制裁右派，并要求中共給予支持，但是黨中央沒有采納這些意見，而是為了顧全大局，聯(lián)合蔣介石，維護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團結，爭取北伐戰(zhàn)爭的勝利，對蔣介石的提案做了重大讓步。他個人認為：對蔣介石提案的讓步有些過頭，對蔣介石過于遷就，對蔣介石的錯誤言行該批評的就應該批評，對其權力要有所限制。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根據(jù)“中山艦事件”后蔣介石的言行，我們應該有所警惕。當然，中央既已決定，我們應當服從和執(zhí)行。
陳延年的這一番講話，含沙射影地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毛澤東表示，完全同意和支持陳延年的講話。
“整理黨務案”通過后，蔣介石加緊逼迫共產黨員從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和黃埔軍校中撤出。結果，已經暴露身份的250多名共產黨員被迫退出了第一軍和黃埔軍校，周恩來也被迫辭去了第一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職務。
黃埔軍校黨組織請示中共廣東區(qū)委，是否要按照“整理黨務案”規(guī)定，將該校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單全部交給國民黨。
陳延年和周恩來斬釘截鐵地指示：“一個都不要向軍校、國民黨特別黨部表態(tài)。未暴露身份的仍同以往一樣，以國民黨黨員身份在該校各部門工作。”
隨后，陳延年領導廣東區(qū)委對被排擠出國民黨中央及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的共產黨員進行安置，舉辦了特別政治訓練班，由周恩來任訓練班主任。結業(yè)后，周恩來將大部分學員派往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葉挺獨立團，加強北伐軍的政治工作。
由于蔣介石新右派的進攻，廣州地區(qū)一些立場不夠堅定的黨團員開始產生了畏縮情緒，個別人甚至請求退出或改名。陳延年指導區(qū)委和團區(qū)委及時開展清黨、清團運動，把那些動搖分子全部清除出組織。
同時，他指示各地黨組織，普遍發(fā)動農民運動，加強農民自衛(wèi)軍。他特別強調：要發(fā)動工農運動，同國民黨右派進行斗爭；要加強工農武裝，如果國民黨右派損害工農利益，就同它斗爭。
弟弟的戀愛
為了應對反動勢力對上海和中共中央機關的進攻，共產國際主張中央機關遷移。于是，1926年2月1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特別會議。陳延年、任弼時、瞿秋白、譚平山、李大釗等12位代表出席了這次特別會議。周恩來留在廣州沒有出席。這次特別會議的議事事項，主要是討論政局與黨的任務、中央地址問題、國民黨問題、北京的軍事政治工作問題、鞏固廣東根據(jù)地問題等。
能夠到北京開會，陳延年自然非常高興。他終于見到了闊別已久的弟弟喬年。
當時，在中共北京地委領導人中，不足24歲的陳喬年是最年輕的一位。趙世炎比陳喬年大一歲，任中共北京地委書記。
在北京，延年欣喜地聽說弟弟戀愛了。但是，當他得知弟弟是和史靜儀戀愛，他又覺得不妥，怕影響不好。
史靜儀是湖北人。1924年下半年，經組織推薦，從國內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與喬年同學。她和彭述之的妻子陳碧蘭都是最早到蘇俄學習的女共產黨員。
到前蘇聯(lián)學習前，史靜儀已經和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同為湖北人的劉仁靜確立了戀愛關系。劉仁靜是李大釗的學生，被稱為“黨的理論家”，戴著一副圓圓的眼鏡，曾代表李大釗和北京支部出席了黨的一大。他是一大最年輕的代表。
在前蘇聯(lián)學習期間，史靜儀就喜歡上了生性活潑樂觀又英俊帥氣的陳喬年。1925年，史靜儀從前蘇聯(lián)被選派回國后，被黨組織分配到北方區(qū)委工作。這正合她的心意，因為這樣，她就可以和陳喬年朝朝暮暮都在一起了。她不愿意到上海去，因為劉仁靜在那里，他在共青團中央擔任中央局委員長。
延年覺得喬年的做法不妥，因為史靜儀畢竟原先已經有了戀愛對象，喬年的“介入”似乎有點橫刀奪愛的意味。奪人所愛，非君子所為。
可是，愛情這件事又有誰說得清呢？兩個人相互吸引并最終走到一起，是緣分，是異性相吸，還是志同道合，這絕不是一兩句話就能解釋得清楚的。因此，喬年也沒法向自己敬重的兄長說清自己的戀愛關系。
他當然知道，哥哥是一個非常傳統(tǒng)、保守的人，而且直到現(xiàn)在，他都還沒有談過戀愛，甚至對婚姻和家庭一直都是采取一種抗拒、排斥的態(tài)度。而他自己，此刻正沉浸在熱戀之中，感受著愛情的無限美好。因為有了兩心相知、兩情相悅的愛情的照亮，生活也都處處充滿了希望、夢想和陽光。
誠然，兄弟倆在革命理想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戀愛和愛情觀上卻截然不同。
這一年，喬年和史靜儀經自由戀愛后結為夫妻。
打倒列強除軍閥
在北京召開的特別會議上，陳延年、譚平山堅決贊同和擁護中央推動北伐的決定。
會后，他們回到了廣州，積極貫徹中央會議精神，帶動廣東全體黨員參與推動北伐工作。
1926年7月9日，廣東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舉行閱兵典禮，誓師北伐。各路大軍10余萬人，唱著“打倒列強，除軍閥，努力國民革命，齊奮斗。工農學兵，大聯(lián)合。打倒帝國主義，齊奮斗”的雄壯歌聲，出師北上。
原先，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對北伐顧慮重重，認為應先蓄積北伐的實力。在北伐出師后，在既成現(xiàn)實面前，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指導下，于7月12日至18日在上海召開四屆三次擴大會議。
陳延年在會上主張，廣泛發(fā)動工農群眾，開展反封建的革命斗爭，作為北伐的堅強后盾。不應因國共合作而阻礙了農民的斗爭，應不顧一切地使農民運動得到發(fā)展，以求土地問題得以更高階段的解決。為了動員農民起來支持北伐戰(zhàn)爭，他甚至主張，在北伐軍中要提出“分配土地給農民”的口號。
這些具有前瞻性的思想與當時中共中央的領導人無疑是相左的。它代表了黨內的另外一種意見和聲音，后來卻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主張。
這次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對北伐戰(zhàn)爭積極響應支持的決議。
對于廣東的工作，中央指出，一方面應鼓動民眾贊助北伐，同時應指出，不可因北伐而犧牲民眾的自由與利益。
根據(jù)中央的指示精神，陳延年領導廣東區(qū)委日夜奔忙，指導兩廣地區(qū)的革命工作，從各方面推動廣東革命政府的北伐戰(zhàn)爭。
為了表明對北伐的支持態(tài)度，廣東區(qū)委主動提出，由共產黨員擔任主力的葉挺獨立團充當北伐先遣隊。并從省港罷工工人糾察隊中挑選出一批精壯的黨員積極分子參加獨立團，加強獨立團的戰(zhàn)斗力。
同時，廣東區(qū)委在《人民周刊》等發(fā)表文章，闡明北伐進軍的意義，強調要支持擁護北伐，動員廣東民眾起來贊助北伐。同時還從省港罷工委員會中動員了3000多名罷工工人，組織成運輸隊、衛(wèi)生隊和宣傳隊，隨軍出征。
陳延年又調派黨員到長江流域北伐必經之地，配合當?shù)攸h組織發(fā)動工農群眾，支援北伐。
他馬不停蹄地日夜奔忙，領導革命力量一面支援北伐，一面對國民黨右派以及豪紳地主破壞北伐、破壞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各種活動進行堅強不屈的斗爭。
鑒于廣州國共合作形勢日趨復雜，廣東區(qū)委決定，在工團軍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工人武裝。在劉爾崧的具體領導下，他們從工人中挑選了1600多人，組建了廣州工人自衛(wèi)隊。
隨著北伐戰(zhàn)爭取得節(jié)節(jié)勝利，各地工農斗爭也出現(xiàn)了火熱的局面。工人通過斗爭，提高了工資，改善了生活待遇和工作條件，初步嘗到了斗爭的甜頭。這些勝利又極大地激發(fā)了廣大工人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和參與革命戰(zhàn)爭的熱情。
但是，在各地工農斗爭的過程中，也出現(xiàn)了一些過火的“左”傾錯誤傾向。在武漢、長沙等地，有的工人甚至提出使企業(yè)倒閉的要求，工資加到駭人聽聞的程度，縮短工作時間到每天4小時以下，等等。工會命令通行，變成了第二個政府，權力甚至超過了正式的政府。有些地方肆意打砸廟宇，毀壞菩薩，強迫婦女剪發(fā)，鼓動人們隨便離婚、自由戀愛等。而在斗爭土豪劣紳方面也根本不講策略，不加區(qū)分，提出“有土必豪，無紳不劣”，通通都要打倒。國民黨師長何鍵的父親是一個地主，也被戴上帽子游街。就連中共中央領導人李立三的父親，也被一個農民協(xié)會當作土豪劣紳給處決了……
這些過火的行徑引起了國民黨內一些軍官的強烈不滿。他們很快便與反革命勢力結合起來，共同反對革命。一些反動勢力趁機利用工農斗爭的這些缺點，大肆造謠，對共產黨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反動敵人和地主豪紳還利用廣大農民的不滿情緒和落后思想，向工農組織展開進攻，有些地方要黨員重新蓋廟、修菩薩，離了婚的向黨員要老婆，罵自由戀愛是婊子，不一而足。
面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陳獨秀強調，民眾運動是使國民革命成就為一個民主革命而不只是民族革命的唯一保證，因此極力督促國民政府支持和保護工農運動。同時，他又不得不執(zhí)行共產國際的命令，對民眾運動多有限制，要求糾正其中的過火行為。
陳獨秀這種進退失據(jù)、左右為難的態(tài)度，將自己陷于了孤立消極的境地。在黨內看來，他是主動放棄領導權，片面討好國民黨；而在國民黨看來，他是在煽動階級斗爭，破壞國民革命。
1926年8月，廣東省農民協(xié)會召開執(zhí)委會擴大會議，指出，農民有武裝自衛(wèi)之權，動員各地農民反擊地主豪紳的進攻。
會議期間，廣東區(qū)委在陳延年主持下發(fā)表了一封公開信，詳細闡述了農民運動在國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提出：農民解放的問題是中國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如果不把農民發(fā)動起來，國民革命絕沒有成功的希望。
隨后，陳延年以“林木”的筆名，在《人民周刊》上發(fā)表《忍不住了！》一文，旗幟鮮明地指出：“廣東最窮苦的農民，只希望有褲子穿，有粥喝，起來要求減租，但這對于地主殘酷剝削的利益是有損害的，因此在朝的人便罵他們?yōu)橥练?。一切勞苦群眾，為稍稍改善其慘苦的生活而起來斗爭，這是客觀必然的事實，不管你贊成不贊成，需要不需要；為他們自身利益，為整個革命利益，即為推進整個革命運動，即為增加整個革命力量，他們必須做這種斗爭，并且誰也限制不住。革命黨只應而且只能領導這種斗爭，不應而且不能反對這種斗爭，不要這種斗爭。”
10月23日，廣東區(qū)委給中共中央寫報告，提出：中共要及時改變以前與國民黨的關系，站在民眾方面與政府對抗，并預備暴動。
中共中央收到這份報告，認為這種主張完全錯誤而且極危險，若不加以痛切地糾正，其所生的惡影響將至破壞中國革命運動的進行；要求廣東必須與國民黨左派領袖合作，必須聯(lián)合左派以制李濟深之反動，“不可由我們直接領導民眾和李濟深沖突，更萬萬不可有‘整個的C.P.（即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沖突’，這是極錯誤的觀念，這是極荒謬的企圖”。
陳延年卻認為，國民黨左派已經產生分化，絕大部分已轉為中派，他們對工農運動不滿，提出對工農政策要求重新審查的問題。他不甘心地說：“我們同國民黨一起工作，不會有什么結果?！?/p>
但是，共產國際認為，在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人加大攻擊，特別是蔣介石新右派面目日益暴露的情況下，即使左派是軟弱的、不穩(wěn)定的，也必須將其推向前臺；共產黨人應該以助手的身份來幫助左派，這樣才可以避免國共矛盾的加劇。
因此，中共中央致信中共廣東區(qū)委，指出：“過去我們包辦K.M.T.（即國民黨）的工作已發(fā)生很大的錯誤，使黨及革命的前途均受到許多壞的打擊。一方面是不能使左派群眾組織更廣闊地發(fā)展，一方面是使斗爭性質不擴大成為右派之爭而變成右派與C.P.之爭。這個歷史是不能再重演了！現(xiàn)在左派對于我們的懷疑、畏懼、防閑，又有重演舊文的傾向，粵區(qū)須嚴重地注意此事。免除左派的懷疑、畏懼、防閑及避免右派的挑撥、構陷的唯一方法，就只是：我們不包辦一切，贊助左派起來自負責任，盡量地讓他們也到工人中、農人中去活動，讓他們的自覺也有群眾，也有力量能獨立。”
當時，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局都把汪精衛(wèi)視為左派，對汪精衛(wèi)寄予過高的希望，認為他的回歸，國民黨左派就有了主心骨。
然而，共產國際和國民黨左派顯然都低估了蔣介石的野心及實力。
北伐軍攻克武漢后，1926年11月，廣州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遷都武漢。
1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分析國民革命聯(lián)合戰(zhàn)線中出現(xiàn)的各種危險傾向，制定黨的斗爭策略。
廣東區(qū)委重申了依靠工農群眾反對蔣介石的主張。湖南區(qū)委提出，根據(jù)湖南農民運動的發(fā)展趨勢，應當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
然而，會議沒有采納這些正確的主張，而是繼續(xù)沿用了錯誤的判斷和決策，通過了《關于國民黨左派問題議決案》，否定了廣東區(qū)委關于國民黨內沒有真正左派的觀點，決定從各方面幫助國民黨左派。
《中央對于粵區(qū)政治報告的決議》認為，廣州發(fā)生國民黨對共產黨進攻風潮，是由于中共廣東區(qū)委否認左派、忽視左派領袖的原因，決定在工農運動中我們對農運不能讓步，因為現(xiàn)時農民所要求的都是生存迫切的要求，都是K.M.T.政綱所允許的最低限度的要求。然而在廣東工人運動方面應大讓步，因為廣州工人群眾多是手工業(yè)工人，他們的要求、他們的行動已經達到現(xiàn)時社會經濟所能容許的頂點，不可盲目地跟著群眾“左”傾。
會議指出：我們同志的觀點之錯誤極其危險，他們以為我們黨之獨立即是組織工農小有產階級群眾，在我們的直接領導之下，和國民政府及國民黨對抗（各地方都多少有此傾向，在廣東最甚），這樣解釋我們黨之獨立，必致走向和國民黨脫離而危及整個的民族革命運動。
可見，此時中央對于陳延年和廣東區(qū)委的決策及做法基本上是批判的和反對的。
受到中央批評
中共中央局和廣東區(qū)委的分歧其實早就公開化。
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第四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由于陳延年、周恩來為首的廣東區(qū)委和中央局、共產國際遠東局意見有分歧，未能形成關于廣州問題的最終決議。但是，大會最后的決議間接地批評了陳延年。
決議寫道：去年（1925年），中央擴大會議關于國民黨問題的意見是以我們留在國民黨里與左派結合密切的聯(lián)盟，幫助他們發(fā)展鞏固國民黨，并且反對右派，但是我們自己不可以代替左派。廣東區(qū)委卻認為，我們以自己代替國民黨左派，因為國民黨左派的社會性發(fā)展不夠，沒有我們的領導就不能立起來。
會后，中央派瞿秋白、彭述之等前往廣州調查情況。
9月，共產國際遠東局三位委員和瞿秋白、彭述之回到上海，花了一個星期撰寫了《關于對廣州政治關系和黨派關系調查結果的報告》，集中談到陳延年等人在“中山艦事件”前后所犯的錯誤。在肯定廣東區(qū)委在發(fā)展黨組織方面、堅持在艱難環(huán)境下斗爭和工作的不易之同時，指出了陳延年等人犯的錯誤。
一年前廣東的中共黨員只有400名，在中央局會議批評后，廣東區(qū)委發(fā)展了大批黨員，到1926年9月已經有5000多名，占當時全國共產黨員總數(shù)的1/4多。
這份報告寫到了廣東同志的政治錯誤：3月20日以前，他們在廣東加強了“左”傾空談的政策，他們打算讓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徹底奪取整個政權機關，認為除了繼續(xù)執(zhí)行進攻方針以外，不可能有任何別的辦法來防止三二〇事件，但這是完全錯誤的。
對于陳延年等人所犯的“錯誤”，概括而言，就是：國民黨不存在，國民黨已經死亡；國民黨左派不存在，只有共產黨人在工作；我們可以退出國民黨，因為革命斗爭中最堅實的力量是中國共產黨。
在共產國際遠東局委員維經斯基看來，陳延年等完全不懂國民黨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作用。他還批評了陳延年1925年12月27日發(fā)給中央的一份電報建議“把國民黨中央平分給共產黨人和左派”。
因為涉及自己長子所犯錯誤，所以陳獨秀在維經斯基發(fā)言后首先表態(tài)：“廣州人的錯誤是他們孤立地看待廣東，而他們看不到資產階級的作用，他們只從共產黨人對國民黨的需要角度來看待國民黨。廣州人根本否認有必要對國民黨做出讓步，他們希望有一個左的國民黨，他們希望恢復3月20日以前的局面。但，這是全國共同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廣東的問題。”他明確地點出了廣東區(qū)委所犯錯誤的實質，同時委婉地替延年他們做了一些辯護。
隨后，彭述之發(fā)言說：“我完全同意老頭子的意見，廣州的同志有兩種有害的傾向，雖然可能他們已經糾正了。他們不僅否定大資產階級，也否定小資產階級，他們只考慮工人和農民。對國民黨他們是這樣想的，要么應當占據(jù)他，要么他們應當退出國民黨。”
中央對陳延年為首的廣東區(qū)委的這些負面評價，直接影響了后來對他的職務調整的安排。
和魯迅的交往
1927年1月，魯迅先生離開廈門大學，接受廣州中山大學的聘請。
得知魯迅即將來廣州后，陳延年立即召集李求實等開會，對如何團結魯迅做了周密的商量和安排。陳延年提出，魯迅先生到廣東后，要幫助他盡快地了解廣東情況，了解當前的政治局勢，他是能夠判斷決定何去何從的。
魯迅到達中山大學后，1月31日，中山大學學生會主席畢磊和徐文雅等登門拜訪了魯迅，并將共青團廣東區(qū)委出版的 《少年先鋒》一套12冊送給他，以便幫助魯迅了解廣東共產黨的情況。
畢磊等也及時將魯迅到達廣州后的情況向陳延年做了匯報。陳延年對畢磊說：“魯迅是熱愛青年的。你要活潑一點，多陪魯迅到各處看一看?！?/p>
按照陳延年的指示，畢磊、徐文雅等和魯迅愉快地交流，幫助他接觸到廣東的真實的情況，增進了對共產黨的認可。
2月7日，中共廣東區(qū)委學生運動委員會創(chuàng)辦了《做什么？》周刊。次日，徐文雅便將新出版的刊物帶去送給魯迅。魯迅在當天的日記里寫道：“徐文雅來并送《為什么？》三本?！贝颂幍摹稙槭裁矗俊分傅膽摼褪恰蹲鍪裁?？》這本雜志。
讀了雜志發(fā)刊詞《我們應該做什么？》這篇陳延年撰寫的文章，魯迅回憶起了大約10年前在北京見過的這個陳獨秀的兒子，便向畢磊打聽：“你們的負責人是陳延年嗎？我在北京時曾見過他，他是一個有出息的青年?！碑敃r，陳延年在黨內和在全國都有一定的影響。
畢磊將魯迅的話轉告了陳延年。陳延年讓他帶話給魯迅，近日就去看望他。
3月下旬的一天，在畢磊的陪同下，魯迅來到了中共廣東區(qū)委二樓會客室，和陳延年進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談。魯迅親切地稱陳延年為“老仁侄”，而陳延年則尊稱魯迅為“父執(zhí)”。兩人談得很愉快，直至深夜，魯迅才告辭離去。
這次面對面的交流，讓陳延年進一步了解魯迅的政治立場是完全站在革命階級一邊的，是擁護無產階級的。他對畢磊和徐文雅說：“魯迅是我們黨真正的朋友，要繼續(xù)做好團結魯迅的工作?！?/p>
在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后，4月15日，國民黨反動派在廣州發(fā)動“清黨”，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史稱“四·一五”反革命政變。畢磊等200余名進步學生被捕。魯迅當天冒著大雨出席了中山大學各主任緊急會議，并在第二天捐款慰問被捕學生，并積極參與營救。但是最終蕭楚女、熊雄和畢磊等還是慘遭國民黨殺害。畢磊受盡酷刑，最后被裝進麻袋，扔進了珠江。
目睹了這許多青年的血，魯迅幾乎出離憤怒。他在悲悼烈士的同時也無情地解剖自己，悲壯地提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他相信，只有代表無產者利益的共產黨才能夠救中國。
4月21日，魯迅辭去中山大學的職務，三次退還中山大學的聘書。他對許廣平說：“一同走吧！還有什么可留戀的？”
9月，魯迅攜家?guī)Э谇巴虾＃S身還帶著登有陳延年文章的《做什么？》和《少年先鋒》雜志。
【李朝全，中國作協(xié)創(chuàng)研部副主任、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入選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著有《最好的時代》《國家書房》《夢想照亮生活》等。曾獲國家“五個一工程”獎、莊重文文學獎等 ?！?/sp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