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你永遠永遠不能忘記以一個兒童的眼光來看世界。

——亨利·馬蒂斯

在勾畫風景隱喻的悠久歷史時，我竭力不讓這些因時空不同而產生的巨大差異遭到毀滅。

觀看和重新發(fā)現我們早已擁有但卻忽略和漠視的東西，我并不打算再次論述我們已經失去的，而是要探索那些我們可能發(fā)現的東西。

——西蒙·沙瑪《風景與記憶》

躺在毛茸茸的綠色草坪上，大操場是如此寬闊無垠，一個五歲的兒童望著湛藍的天空中飄過那棉絮般的朵朵白云，聽著大喇叭里播送出來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和《彩云追月》，除了愜意，他不會產生任何詩意的感動，他從那個空間狹小的城市街巷古老的舊房子里搬遷出來，住進了大院，此刻，獲得了自由的幸福。這個地方叫作“黃瓜園”——如今的南京藝術學院所在地。

1957年江蘇省供銷合作干校在此安營扎寨，緣于父親的工作調動，我也就可以在這個偌大的空間里馳騁了。雖然那時候的大院都是竹籬笆圈起來的，但畢竟是外人不得私自入內的天地，有了足夠的安全感，因此只要在大院里玩耍，大人也就不再限制，加之緊接著省公安學校也搬了進來，安全系數就更大了。

我清楚地記得，我們住的是一棟兩層的筒子樓，房間倒是挺大，家具都是公家配的，吃飯就在食堂打，倒是不用自己開火，生活極簡，很是清爽。筒子樓的側面是一座小山，說是小山，一個兒童眼中的巨物，其實不過就是一個大土丘而已。祖父經常阻遏我和哥哥上山，謊說山上有狼，其實，我們的發(fā)小就住在這山上的幾間平房里。山間竹影婆娑，鳥蟲齊鳴，猶似世外桃源。

童眸中的風景是什么樣的呢？

帶著一種獵奇的童心，我們爬上高高的土坡，透過竹籬笆去看大人們說的長江，長江沒有看到，倒是看到了滿天火紅的彩霞中飛翔著的一群大雁，那是兒時的我第一次對色彩有了感覺的悸動。多少年后，當我讀到王勃《滕王閣序》中“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時，立馬想到在南京城西草場門附近那個種黃瓜的地方看到的這幅自然風景畫。

于是，在我的童年記憶里，霞光都是紅色的，紅色代表著一種美，也象征著一種英雄氣。最典型的范例就是兒童之間動物本能的斗架行為，造就了我的一種嗜血的英雄本能。械斗中，頭被打破，血從額頭上流下來，嚇得敵手退縮了，我卻一抹鮮血，繼續(xù)格斗，把“掛彩”當作一種美麗的流淌。站在一旁的食堂大廚們，手拎著馬勺指指點點，多少年后，當我成長為一個少年時，其中一個一直隨單位搬遷的食堂大廚師告訴我，當時他們議論的是：這小子有種，掛彩都不松手。反思這種嗜血的動物性，直到經過六七十年代轟轟烈烈的動蕩歲月，見出了人性惡的種種弊端，才對這種色彩開始產生異樣的感受。

出了黃瓜園的大門，外面就是黃泥土路。我童年最刺激的事情，就是穿著一道杠或兩道杠的警察學員們用三輪摩托車帶我們上街去兜風。他們也是二十歲左右的大孩子，但于我們這些小屁孩而言，他們都是英雄。坐在英雄的車斗里風馳電掣出行，自豪感油然而生。雖然不是亭午暗阡陌的絕塵而行，灰塵卷起一派豪情，如此豪橫的風景根植在我的童年記憶中，直到永遠。

那時鼓樓崗下許多地方都是菜地，南京大學也是竹籬笆圍著，60年代改用水泥柱的鐵絲網圍著，直到70年代后才用磚墻圍起來。北京西路兩旁既有民國時期達官貴人居住的花園洋房和美國大使館舊址，又有活色生香（臭）的農田菜畦——難怪陳西瀅在那篇題為“南京”的散文中說，“也許有人覺得鄉(xiāng)村與城市應當劃分得清楚：鄉(xiāng)村得像鄉(xiāng)村，城市得像城市?？墒俏覑勰暇┚驮谒某且安环置鳌！蔽椅幢赝馑挠^點，但是1950年代末的北京西路一帶就是這樣的特殊風景，那是都市文明與農耕文明并置在一個時空中的景觀，反差極大，形成了一種罕見的都市文化特色。作為民國首都的南京，那里潛藏著的文化韻味足以讓你沉思。

一個兒童在每次出行的路上，注意力總集中在路邊樹上的鳥兒與菜畦里可直接采摘食用的果實，他看風景的眼光往往流連在自然界的動植物身上，即便是在課堂上開小差，也總是被活物所吸引。窗外的一只麻雀的叫喚會引起他極大的興趣，看它啄著自己身上的羽毛，看它銜著小蟲子喂著窩里的小麻雀，都比老師讓他們念“一群大雁往南飛，一會兒排成個人字，一會兒排成個一字”有意思多了。哪怕是幾只螞蟻在地上爬行，都能看得津津有味。從小學到中學，我都是班里的開小差大王，小學老師的教鞭時常抽打我的手背，一道道紫痕都無法讓我放棄窗外的風景，中學老師嚴厲的呵斥，也沒能讓偷窺窗外城墻上風景的我驚覺。在童年和少年時代，我總覺得室內的風景遠沒有窗外的風景更有誘惑力。

黃瓜園的童年生活很快就結束了，一年多的時間轉瞬即逝，那里的風景卻在我的記憶驛站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雖然告別了此地，我卻時時惦記著這個園子，那是比百草園大上百倍的童年樂園。后來那里成為省黨校，60年代成了南京藝術學院。“Ade”！我的黃瓜園。

如今的黃瓜園已然不復昔日的景象，城西已經變成了富貴的天堂，陳西瀅筆下的半城半鄉(xiāng)風景早就被淹沒在鱗次櫛比的城市水泥森林之中。歷史的風景線已經被埋葬在垂垂老者的記憶底片之中，新一代城市人對這些泛黃的舊時夕影會感興趣嗎？歷史在這里沉思！

1958年秋冬之交，我家又一次搬遷，搬到了光華門下面的石門坎江蘇省商業(yè)干部學校。那是一所新建的專門培訓各個縣市商業(yè)局長和供銷社主任的學校，從此，我在這里度過了二十幾年，跨越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時代。

那時我已經開始有了完整的記憶，活動范圍也大大地擴展了。以光華門為中軸線，西至通濟門、大中橋直達夫子廟；東至高橋門；南至寧蕪鐵路、外秦淮河與大校場；北至中山東路與新街口，這些地方成為我這以后二十多年經常溜達的去處。

從光華門護城河的陡坡下來，右拐向西，經過空軍009部隊，直達通濟門；正南是南京制藥廠和緊鄰的寧蕪鐵路線；左拐向東的馬路兩側依次是華東冶金局的冶金機械廠、南京炮兵機關學校、南京鋼鐵廠遺址（后改為南京鑄鐵廠，與之緊鄰的南京水泥預制廠中間有一條馬路，一直向北就是環(huán)衛(wèi)所的大糞池，再向北就是農田與護城河，隔河相望的是光華門一帶的城墻）、觀門口農民居住區(qū)以及一家“單干戶”的農民田地、江蘇省商業(yè)干部學校、南京市天堂村小學、空軍牛奶廠、將軍塘、海福庵小街和343工程兵學校、將軍塘、前方村、后方村……

出了光華門就是南京郊區(qū)了，是農田、工廠和大院交錯在一起的城鄉(xiāng)結合部。我們從小就嫌棄這些地名太土，什么石門坎、天堂村、觀門口、將軍塘都充滿著土氣，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我給北京出版社編寫《老南京》一書查閱有關資料時，才知道此處乃為宋明兩朝的繁盛之地。

光華門乃明代正南宮門——正陽門，沿著這一中軸線一直向北建造皇宮是啥模樣呢？你去看如今的北京故宮即可，朱棣遷都北京后所建皇宮圖紙均是按此復制，至今南北兩京的許多宮地名稱都相同，這是不越祖宗規(guī)制留下的遺產，盡管朱棣是竊國篡位的皇帝，這一點他還是懂的。想當年，官員們穿越午朝門兩側的各大殿，朝衣朝冠，秉笏披袍，鷺序鹓行，云合景從。如今這殘垣斷壁、雜草叢生處卻是我們從小玩耍嬉鬧的好去處，而當年誰都不知道這樣的風景里所承受著的歷史之重。

石門坎一帶則是開國皇帝朱元璋“建寰丘于鐘山之陽正陽門外”的祭祀大典之地——天壇?！懊鞒踅ㄥ居谡栭T外，鐘山之陽……外周垣九里三十步?！笨梢娞靿ㄖ?guī)模之大，據說有四個門，南面就有三個門，這就是“觀門口”的來歷吧，其實一直沿革至今的天堂村也是“天壇村”之訛轉，那是明季“金陵四十八景”之一“神樂仙都”也。想當年，觀門口的亭臺樓閣和周圍的人工樹木形成的風景線，與鼓樂齊鳴的皇家祭祀才是這個王朝的盛典風景。而朱棣遷都后這里遭冷落，坊間一說是，明末天壇門倒塌，巨石柱倒下橫亙在路上，成為一道攔路的坎子，因而得名石門坎；史家卻認為是明末清初天壇的地面建筑被毀，僅存石制的門坎臺階，故名石門坎。我從情感上更相信坊間的傳說。

詩人朋友李森多次和我說起他的老家是南京，推測是當年朱元璋把駐扎在皇城附近的那些他不放心的軍隊和居民，由沐英發(fā)配到云南墾邊的。這些戍邊的南京人戀鄉(xiāng)情結賡續(xù)了近七百年，至今不衰，有的村寨至今的語言服飾還保留著明朝遺風，他們都認為自己曾經是柳樹灣高門坎南京居民的后裔，經一些南京明史專家考證，那應該就是當年兵馬司一帶從標營到石門坎方圓十里內的居民和軍人，而高門坎乃石門坎之誤傳也。

2020年石門坎一帶發(fā)現了大量的墓葬群，由考古論證可知宋代南京發(fā)達繁榮的景象。嗚呼，到老才知道這石門坎被歷史塵埃埋葬的昔日輝煌。

整個青少年時代我就是在這個城鄉(xiāng)結合部長大，可那時我看到的風景卻是一片蕭條。

在我的記憶里，我是看見過光華門的城門的，腦海里深深地印刻著那個城門的形象，它也經常出現在我的夢境中，會讓我陷入一種現實與幻覺混淆的情境，但是，南京出版社盧海鳴先生把楊國慶、王志高所撰的《南京城墻志》翻檢給我看，其中赫然記載著光華門城門至通濟門1450米長的城墻，是由市人委1957年12月批準拆除的。開始拆除的時間是1958年1月，顯然，這與我抵達這里的時間有點出入，是不是因為城門是最后拆除的，因而讓我的記憶底片中留下了夢中反反復復顯影的城門樓的最后影像？

1960—1970年代進城的交通工具中，只有光華門的4路車可通往健康路的終點站，況且我的初中時代天天都是從石門坎步行到光華門中學，所以，那個城門對我很重要，它是我靈魂的通衢，是我精神的驛站。盡管我在青少年時代并不知曉它是正陽門，也不知道南京保衛(wèi)戰(zhàn)中易旅長帶領將士浴血抵抗日軍的故事，多少年后當我看到那張日軍在千彈百孔的城門前拍攝的勝利者照片時，心里暗自怪罪光華門中學的歷史老師為什么不把這一幕民族的恥辱告訴我們。

我終于找到了那張夢魂牽繞的光華門照片原圖，那是1889年拍攝的，高大宏偉，與我記憶和夢境中一致，唯一與照片不一樣的感覺是：正陽門雖面向正南，卻很陰森。

光華門，這個我走過千萬次的地方，從童年到中年，讓我看到了這片風景畫歷史年輪里不同的色彩變幻。多少年后，我才真正認識了這個山水園林城市當年在工業(yè)化過程中發(fā)生的風景變化的歷史涵義。

在這方圓十里路之中，許許多多高大煙囪冒著滾滾的白煙和黑煙，彰顯出一道工業(yè)文明擠兌農耕文明的風景線，詩人們歌詠黑白濃煙，亦如今天有人頌揚高樓林立的水泥森林一樣激情澎湃。如果把《紅旗歌謠》中形容農民的稻囤堆上了天的詩句“撕片白云揩揩汗，湊上太陽吸袋煙”移植過來，工廠檢修工爬上高聳入云的煙囪“撕片白煙擦擦汗，就著火星吸口煙”，那也是當年最有詩意的風景畫。

明代正陽門的護城河是很寬闊的，周長30多公里，這在我所見到的中國任何一座城市的護城河中都屬獨一無二，其最寬之處可達200米，一個疑問從小到大也長久地盤桓在我的腦際——那正陽門的巨大鐵鎖吊橋是如何放下吊起的呢？

從光華門護城河的陡坡下來，制藥廠、冶金廠、鋼鐵廠、水泥廠的煙囪在大躍進的鑼鼓喧天中赫然醒目，尤其是繪制在冶金廠圍墻上的那幅水彩畫，在我的童眸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幅畫由四個畫面構成：一個人走在朝陽之中；一個人走在烈日當空之中；一個人走在晚霞之中；一個人走在一輪新月和滿天星斗之中。我不知道這些畫是什么意思，直到“三年自然災害”過后，我在初中課本里讀到“披星戴月”這個成語時，才領悟了這些畫面的真實含義。

讓我感到十分驚訝好奇的是，冶金廠對面的一個建在陡峭的護城河岸邊上的低矮陰暗小破屋里，一個修鞋的老皮匠竟然養(yǎng)了一只雪白的山羊，據說是為了治愈浮腫擠羊奶喝。我經常跟著祖父去修鞋，看著老皮匠那布滿皺紋的蒼老面龐和那雙漆黑開裂的手掌，一種同情和憐憫的心情就生長在一個孩童的心里。二十年后，當我第一眼看到羅中立油畫《父親》的時候，立馬就想起了這位老皮匠的形象。1970年代，我還見到過這個比湯姆叔叔的小屋還狹小的屋子矗立在風雨飄搖之中，不知什么時候那個小屋被這個城市所吞噬了，于是，那老皮匠的形象也就永遠定格在我的記憶里了。

再向東走幾百米是鋼鐵廠。那是一座1959年就已經開始落寞而廢棄了的工廠，卻是我們童年的樂園，廠里已是雜草叢生，常見黃鼠狼穿梭于此。穿過路南，越過路邊單干戶的菜畦，在一片三角地帶中有一塊小小的濕地，蘆葦雜草和一汪水塘構成的自然風景線成為我們童年的天堂，我們在水邊嬉戲，吊得整桶整桶的大龍蝦當開葷的下飯菜。

更令人開心的是那條一直延伸至光華門火車站的蜿蜒曲折的小火車道，那是我們最好的玩樂逍遙處。那是鋼鐵廠運送鐵礦石的廢棄小鐵路，火車頭早已是飛走的黃鶴，而留下的幾節(jié)車皮還戀戀不舍地躺在已經生銹的鐵軌上，我隨著大孩子們高唱著電影《鐵道游擊隊》的主題歌扒火車去，一撥人推著小火車，另一撥人坐在車皮里，像蘇聯電影《以革命的名義》中的少年瓦夏和彼加一樣，儼然就是搖旗吶喊的英雄。當小火車駛過那個“單干戶”的菜田時，遠遠瞧見父女三人在田里干活，我們就齊聲高呼“單干戶！單干戶！”“單干好比獨木橋，走一步來搖三搖?！痹诠I(yè)文明和農業(yè)文明的交界處，我們的童年是在向往工業(yè)文明和仇視農耕文明中度過的，去鋼鐵廠，去鐵道線上，謾罵“單干戶”成為我們童謠里的一道生活風景線。

我已經不清楚“單干戶”是何時消失在石門坎那片土地上的，大概是我1968年插隊到蘇北寶應縣后的幾年間吧，當我每一次從農田里爬上來的時候，我便時常想起那父女三個人在農田里蠕動的身影。當改革開放從小崗村的包產到戶開始，我路過這片已然被華東冶金局倉庫所覆蓋的消逝的單干戶土地時，被一行蒼涼的歷史淚痕所迷離。

西蒙·沙瑪在《風景與記憶》中說：“將郊區(qū)庭院當作醫(yī)治城市生活痛苦的良藥，這一觀念便是古老田園夢的遺風，雖然牧羊人和打谷者已經被殺蟲劑和工業(yè)收割機取代。真實由于古老的地方總是不斷地披上現代性的新裝，深藏于其核心的古老神話有時便難以發(fā)現。”我卻以為并非如此簡單，我們在記憶的歷史年輪風景畫中，不單單是要攫取詩意審美的田園之夢，更重要的是未來世界的風景用什么樣的價值觀去審視。

丁帆，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會會長、中國作家協(xié)會理論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