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不作：吳宓的讀書治學
一 、 自我認知與他人評價
吳宓除日記外，沒有留下鴻篇巨制，目前在報刊上可搜集到約300多篇文章，幾乎都是1949年前所撰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沒有留下學術(shù)文章，思想?yún)R報材料倒是不少，如1967年9月22日日記記載，自1966年9月至1967年4月，他寫述說、批判自己的文章，就有數(shù)十萬言。1971年12月，寫交代材料26頁，也有1萬字。這些東西如泥牛入海，當時重要無比，事后卻無片紙。在我看來，吳宓一生貢獻主要在四個方面：創(chuàng)辦《學衡》，形成學派；從事教學，培養(yǎng)人才；開展學術(shù)研究，率先采取比較方法研究“紅學”和詩學；舊體詩寫作。他的學生則認為，吳宓“最豐富扎實、最有說服力、最能得到學術(shù)界公認的”，還是“作為一個誨人不倦的大學教授”。吳宓的詩人、教授身份舉世公認，成就也最高。創(chuàng)辦《學衡》并形成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影響深遠，他也功不可沒。那么，吳宓的學術(shù)成就到底怎樣？有人說他是“國學大師”，顯然是“過譽之辭”。作家葉兆言認為，他的“舊學根底和大十多歲的魯迅不能比，和大三四歲的陳寅恪和胡適，也無法匹敵。就其性格而言，吳宓身上更多浪漫成分，根本不擅長做死學問，對于舊文化的鉆研，他和新派的胡適顧頡剛之間的差距，隨著時間發(fā)展，也只能是越來越大”[1]。舊學肯定比不過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新學自然是比不了魯迅和胡適，拿來比較的都是舊學和新學大佬，吳宓在學術(shù)上無法與他們匹敵。
1996年，劉夢溪主編“中國現(xiàn)代學術(shù)經(jīng)典”叢書，3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叢書收錄了僅40位現(xiàn)代學術(shù)名家的經(jīng)典之作。有意思的是有一人一卷，一人兩卷，兩人一卷，三人一卷和四人一卷等不同情形。如梁啟超、章太炎、康有為、嚴復(fù)、趙元任、陳寅恪、董作賓、顧頡剛、郭沫若、湯用彤、蕭公權(quán)、馬一浮、方東美、傅斯年、梁漱溟、唐君毅、陳垣、熊十力、李濟、蔡元培、錢基博、張君勱、太虛、胡適等為個人單獨成卷，錢賓四、金岳霖卷和馮友蘭為各上下卷，黃侃和劉師培、洪業(yè)和楊聯(lián)陞、廖平和蒙文通、余嘉裼和楊樹達為二人合卷，楊文會、歐陽漸和呂澂為三人合卷，最有意思是魯迅、吳宓、吳梅和陳師曾四人合一卷。這樣的編法是否合理，也有可商榷的地方，它至少也說明吳宓在學術(shù)上的地位。當然，能與魯迅的學術(shù)排在一起，也算是不錯的評價。至于葉兆言說有人稱吳宓為“中國比較文學鼻祖”“是一種站不住腳的夸大其辭”[2]，則是完全不符合事實。也有評論認為：“他集苦難和風流于一身，融古典主義、新人文主義思想與浪漫主義詩情為一體，有嚴重的精神、人格分裂行為，學術(shù)成就平常，是一位以日記傳世的自傳體作家。重感情，講道義，自己卻陷入感情與道義糾纏不清的泥淖之中”[3]。說他的“學術(shù)成就平?！?，如果指1949年后尚可，指以前則有些偏低。
1949年前，吳宓本來對學術(shù)就有些松懈，在美留學時，湯用彤就曾批評他過分“關(guān)心俗務(wù)”“嫻習交際”“讀書少而心志分，殊可惋惜”[4]。解放后，學術(shù)環(huán)境變化了，學術(shù)荒蕪，他的學術(shù)研究幾近荒疏，多為私下交流談話，憑文化信念和心性發(fā)表議論，不少論述呈現(xiàn)碎片化，且多重復(fù)言說。對于學術(shù)，他實有不少顧慮。孫法理教授在《亦狂亦俠亦溫文》一文里說：“有一次我曾建議他再寫文章，特別是有關(guān)‘紅學’的。他的回答是，‘我現(xiàn)在要持盈保泰，以不寫為宜’。他用的‘持盈保泰’四個字至今記憶猶新，可見他對自己當時的地位感到難得，也很珍惜，不愿寫文章冒風險。”[5]說這話是1960年代初，吳宓還受優(yōu)待。但他深知處境尷尬，必須謹小慎微，“持盈保泰”是自我保護，即在極盛時也要謙虛謹慎以保平安，免生禍害?！秶鸂t夜話》說：“守分安貧，何等清閑，而好事者偏自尋煩惱；持盈保泰，總須忍讓，而恃強者乃自取滅亡?！盵6]所說即是此理。當環(huán)境變化和個人興趣發(fā)生沖突，讀書治學和述而不作卻不失為明哲保身和安身立命的生存策略。如想到他后半生的處境，“讀書且不能，遑言著作？自適且不能，遑言益世？犧牲一切，放棄百事，只辦得全身茍活（免禍，以獲善終）而已”[7]。我們就不能過高要求，更不該去過多責備了。
實際上，他對學術(shù)研究一直持有謙虛而嚴苛的態(tài)度。1927年10月31日，他“與寅恪談，并與他人較。自覺（一）我猶未免為鄉(xiāng)人也。其識見之偏狹，行事之樸陋，雖自詡真誠，而常為通人（如寅恪、宏度等）所笑。（二）我腹中空空，毫無實學。但務(wù)虛理空說，而絕少真獲。既不通西國古今文字，又少讀中國書籍。（三）我之所思所行，勞精疲神者，皆無益事，皆不可告人之事。宜痛改之”[8]。陳寅恪的學術(shù)成就世所公認，也一直是吳宓的崇拜對象，相對陳寅恪學術(shù)研究的博大精深，吳宓的確有些淺陋偏狹，他雖有獨特的生命體驗和個人氣質(zhì)，也有學術(shù)的真誠和鮮活。他曾謙虛地評價自己：“論做學問，宓不及王觀堂（國維）、陳寅??；論佛學，不及熊十力；論經(jīng)學，不及杜鋼百；論作詩，不及‘白屋詩人’，故而從不敢以‘名人自詡，更遑論‘名教授’’”[9]杜鋼百教授為吳宓密主持清華國學研究院時的第一屆研究生，與吳宓在西南師范學院共事多年，他認為吳宓“豈止是紅學家，他乃一代大儒”[10]，還評價說：“雨僧一生，以忠貞事民族，以誠信待朋友，學貫中西，自成一家。惜乎解放后多是述而不著”，“世人著書妄也,雨僧不著吝也!”[11]“吝”這里指不舍、吝惜和以為恥之意。
吳宓不完全是書齋型的學問家，也不是沉思型的思想者，而是感悟型的批評家。他喜歡與人交談，善口述但不著述，亦可稱為述而不作。他喜愛關(guān)注社會歷史文化的宏大問題，如“文化”“道德”“人生”和“詩律”之內(nèi)涵和意義等，不作專家之學和精深之問。這或是性格使然，或由舊學浮泛。他想做通家之學，但缺乏自治，關(guān)心俗務(wù)，沉于感情，哪有時間和心力，去專攻一家。當然，他也有自己的理由，如認為：“今世思想學問事業(yè)過于繁雜，人各治專門之學，其結(jié)果，人之才性日益偏狹，而人與人之間，分別部居，劃成町畦，各不相通。治專門之學，操專門之業(yè)者，誤認為其中片段之道理及假定之學說為全部永久之真理，以其一偏之見解武斷一切，于是科學家與科學家爭，科學家又與宗教家、文學家、藝術(shù)家各各互爭。爭益亂，爭益盲，于是真理益晦，理智益汩，而無復(fù)心性之可言矣。是故欲救今世之弊，惟當尊崇理智，保持心性?！盵12]這些道理，說起來都是切中時弊，可謂洞中肯綮之見，但要解決問題，則不是說說而已。正如《學衡》所主張的“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一樣，理論上很完美，實踐起來卻極其不容易，因為“國粹”和“新知”多數(shù)時候是矛盾對立，相互排斥的。本來，兩種事物可以融合，鹽可溶于水，如果換成油就不行了。所以，學衡派的主張很光亮，也很有道理，若實踐起來，可真不容易。
吳宓癡迷讀書，鐘情典籍，將學術(shù)研究融入日常生活，包括課堂教學、個人讀書和與人談話。讀書是他的日常生活，并且，他的學術(shù)活動、日常生活、教書育人和安身立命相互統(tǒng)一，不可分離。日常生活疲憊不堪，教學工作則戴著鐐銬跳舞，安身立命身處風雨飄搖，學術(shù)活動則述而不作。盡管他堅持“不能放棄學術(shù)思考和研究，把自己還原成動物”，即使被批斗，“被人批孔子，我卻在背《論語》”[13]。個人雖努力，但學術(shù)環(huán)境已變化，加上他用心用力不專一，過于分散精力，難有大成就。他曾評價自己“用情不專，一分為三”[14]，除在教學上，他用力用心比較專注外，學術(shù)研究也存在“用心不專，一分為三”的情形。在1950—1978年間，社會大環(huán)境眾所周知，學校小環(huán)境也是運動不斷，吳宓的身份和聲譽鶴立雞群，他個人的時間和精力主要放在了讀書、教學、交友和寫詩上，哪有條件、時間和愿望去著書立說？他的學術(shù)成果偏少，雖不無遺憾，但也完全正常。它主要由社會環(huán)境所決定，也與吳宓的性情有關(guān)。這個時期的錢穆卻在香港和臺灣開壇講學，撰寫了不少名篇名作，如《文化學大義》《中國歷史精神》《人生十論》《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思想通俗講話》《論語新解》《孔子傳》等等，足見學術(shù)環(huán)境之可貴。陳寅恪雖目盲體殘，卻仍堅持寫作《柳如是別傳》，由此可見學術(shù)意志對學術(shù)研究的重要性。
吳宓時時懷念起《學衡》時期，“所從事之學問何等博大，所盡力之事業(yè)何等高貴”，“而今則至極卑屈沉淪微細粗淺不足道，一切所不忍言，豈堪回首，中懷之惻愴深矣”[15]。每當翻閱《學衡》雜志，他就會想起過去的學術(shù)生涯，“六十年中所事所為，惟編輯《學衡》尚可稱許，此自為宓今生惟一之功績”，后來，由于“堅毅之力則乏”，“精誠毅力不足，且不足遠甚”，“溫柔敦厚失之愚”，“文章學問事業(yè)道德愛情以至佛教之修持，皆由此限制而遂無成就”[16]。他既悲傷，又有說不出的無奈。舊時代已絕，“學問云乎哉？”[17]懷念逝去的日子，而生活在記憶里，雖不無遺憾，但總比現(xiàn)實好。1955年1月9日，翻讀抗戰(zhàn)時期昆明日記，反省自己“無處世”之才，“既乏決斷，又不守信義”，浪費掉好多機會，實為“下愚之尤者”，以至“上不能‘窮老益力’成其志業(yè)之大；中不能讀書養(yǎng)志，完其學術(shù)之功、著述之愿；下亦不能遂情怡神、領(lǐng)受家庭婚姻之幸?！?，而今只有“一部《吳宓詩集》與多年之吳宓日記，僅成此一下愚可憐之人之寫照。再則敘記雜事瑣聞，可供史料，可資談助而已。嗚呼哀哉，斯世之大變更無論已！”[18]。他為自己的“可憐”而悲傷。吳宓學術(shù)著述偏少，尤其是經(jīng)典性和代表性著作，的確是不假之事實。他對自己一直不滿意，為此，常常自省自責。1959年3月4日，他再檢討自己，“思我之一生，荒廢已完。其大誤，在宓不集中精力于文學著作之正業(yè)，而對平日所遇之俗人瑣事，悉以深情至理對待之，分析之，究論之，且以文章寫述之，成為日記或信函，其結(jié)果，乃至兩失。（1）多生活之煩惱；（2）無行動之能力”[19]。隨著年歲漸高，他越來越自責自遣，覺得自己把機會和時間浪費了，處事少決斷，做事欠毅力，熱情有余，但卻用錯了地方。應(yīng)該說，他的自我批判還是比較到位的。
二、學術(shù)環(huán)境：已大變異
接下來細說。先說吳宓面臨的學術(shù)環(huán)境，包括社會大環(huán)境和學校小環(huán)境。吳宓對學術(shù)也曾經(jīng)有過信心。1951年2月12日，他給弟子李賦寧寫信，叮囑李賦寧兩件事：一件事是目前英國文學與西洋文學雖不被重視，形同無用之知識，但要相信：“我輩生平所學得之全部學問，均確有價值。應(yīng)有自信力，應(yīng)寶愛其所學。他日政府有暇及此，一般人民之文化進步，此等學問仍必見重。故在此絕續(xù)轉(zhuǎn)變之際，必須有耐心，守護其所學，更時時求進益，以為他日用我之所學，報效政府與人民之用。”二是介于目前傳統(tǒng)文化不受重視，舊日典籍慘遭銷毀或以廢紙出售。即便如此，但也要堅信“英國文學及西洋文學、哲學、史學舊書籍，亦無人愿存，更無人愿購。然他日一時風氣已過去，政府與人民必重視而搜求此類佳書，學者文士，更必珍寶視之。故我等（至少宓與寧）斷不可棄書，斷不可賣書。寧受人譏罵，亦必大量細心保存書籍”[20]。吳宓在信里告誡弟子要相信學術(shù)，保存書籍文獻，以待將來，他還是一位堅韌而有盼望的學者。后來，社會變化完全出乎吳宓的預(yù)料之外，他雖然堅持“守護其所學”，也想“用我之所學，報政府與人民之用”，但機會和境遇讓他不可能擁有真正意義上的學術(shù)活動。除了教授身份外，他的學術(shù)研究幾近荒蕪，學術(shù)工作只有讀書和談話。
1951年2月23日，他與學生座談，說是“自我檢討”，實為“互相批評”，學生“責難”教師，他“心存畏懼，唯恐受譏惹禍”，心生“學問無所施，聰明不敢用，呆滯不靈，才情盡失，反致動輒得咎”，希望學生“勿以片義只詞，深文入罪”，覺得“今后教授益不易充當，不但品質(zhì)不分，抑且愆尤叢集，吾儕將至置身無地、偷生乏術(shù)”[21]處境。“學問無所施”“動輒得咎”“深文入罪”就是吳宓感受到的環(huán)境和形勢。1953年5月2日，他寫詩，“萬事皆空，唯有文學好。一切無關(guān)，著作吾事了。戀愛休談，六十身已老。辛苦為人，只自增煩惱”[22]。萬事皆空，何況學術(shù)，著作自然也“事了”。1955年4月17日，他在閱讀徐中玉《魯迅生平思想及其代表作研究》之后，覺得“今之書籍報章、巨著雜文，輒覺其千篇一律。同述一事，同陳一義，如嚼砂礫，如食辣椒，其苦彌甚。而回憶平生所能誦之中西典籍詩文，則覺其言之有物，勝境無窮。如食珍饈，如飲甘露，樂亦哉！”[23]選題雷同化、方法模式化、觀點同質(zhì)化的學術(shù)論著，肯定沒有“如食珍饈，如飲甘露”的閱讀效果?！遏斞干剿枷爰捌浯碜餮芯俊罚?954年1月，由上海自由出版社初版，同年2月再版，為其當時在華東師大中文系主講“現(xiàn)代中國文學”之講稿修改補充而成。
1959年12月27日，適值歲暮，再反思自己，覺得自己在“學問與著作”上，不但過去“無可言”，“今后著作更不能言”，社會不給環(huán)境，個人也無精力，“更無抒情述事之自由”，“科學研究”只是“敷衍成篇”，“但求不犯規(guī)，不賈禍，遑言其他！”[24]外部環(huán)境、主體意志已缺乏從事學問的條件，還沒有“抒情述事之自由”，學術(shù)表達受限制，說話都可能獲罪，何況白紙黑字的文章。這是吳宓感受到的學術(shù)環(huán)境。1962年8月30日，他與孫培良也談到，“當局不重視學術(shù)，不獎勵真正研究”，怎么辦呢？只能“乘暇自讀書為學，博覽深造，于此中，求自得之樂”[25]?！白x書為學”，這實際上是吳宓的治學方式，他“在任何時地，但能自己讀書，別無目的，亦甚樂且適也”[26]。在讀書中治學，不求達人，只求自得，不在刊發(fā)，而求自樂。讀書和治學成為生活方式，為了滿足個人的心情愉快。1964年1月8日，他參加政治學習活動，討論教學活動需要實現(xiàn)政治與學術(shù)的結(jié)合，吳宓表態(tài)在行動上完全服從，學術(shù)上“則甚難”，講巴黎公社可行，談?wù)摾钌屉[之詩、李易安之詞，則“不敢輕言”。他還指出學術(shù)方法之失誤，“近五十年之之論著，大率議論多、批判多，而知識與材料太少”，“中國古史舊學”研究也存在明顯不足，對“西國古今要籍原書”的了解“極有限”，于是，他提出愿在學術(shù)研究的“工具、方法、材料”上對青年人“作指助”[27]?，F(xiàn)代學術(shù)研究論多于史，不通西方典籍等，確是準確判斷。至于他個人想可否擔任青年學者之指導(dǎo)，并不由他個人愿望所能決定。
這里有一個問題需要討論。吳宓為什么不離開重慶？離開西南師范學院？季羨林曾說：“雨僧先生留在四川，沒有回來。其中原因，我不清楚，也沒有認真去打聽。”[28]趙瑞蕻也曾有疑問：“又聽說他最后轉(zhuǎn)到重慶西南師范學院教書了。那時我有點奇怪，心想抗戰(zhàn)勝利后聯(lián)大結(jié)束復(fù)員，吳先生為什么不回到清華園，重新住進‘藤影荷聲之館’呢？”[29]實際上，1949年4月29日，在他離開武漢大學到重慶，他6月份就后悔了。他給吳協(xié)曼寫信：“甚悔不應(yīng)輕離武大，此時欲歸不得，前途又無善計”[30]。后來，他一想起4月29日，就感嘆不已，1952年作詩“豈竟馀生老蜀川，憂危困辱已三年。全身污瀆哀心死，戀舊明時恨物遷。漸習核詞同偽語，獨持深意對浮妍，慰情至計依紅袖，夢里生涯便是仙”[31]。1959年4月29日再作感懷之作，“墮地飛花已十年。人間何處著啼鵑。舊交縱在非同道，新曲難工只自憐。秘記楹書愁付托，離鸞寡鵠悵琴弦。溪山大好綠如許，急鍛密耕少墓田”[32]。
在“自編年譜”里，他也感嘆：“1949年四月，不回清華，又離棄武漢大學而來渝碚，遂走入相輝，編入西師”，“舉動之極端錯誤，而禍害久長者也”[33]。1969年12月，他給郭斌龢寫信，談到自己遭受批斗，真恨“不能早死”，“甚悔前多年，不去清華、北大、陜西師大而留在西南師院，受此種種”[34]。他真后悔自己的選擇。他的同事也認為：“就他在西南師院任教的28年來說，無論在外語系、歷史系，還是中文系，都未能用其所長，盡其全才?！盵35]我有時想，如果吳宓不在西南師范學院，到其他高?；蜓芯繖C構(gòu)，他的境遇和命運是不是會好些？1961年9月，吳宓在陜西師范學院見到朱寶昌，此時的他正被學校批判，在陜西師院講學卻“未受輕侮”，他感覺到該校作風“大異西師”[36]。1964年11月18日，開展社教運動，吳宓同事耿振華批評學校領(lǐng)導(dǎo)思想保守、放縱，教學不重思想只重知識。吳宓的感受卻正好相反，“宓昔恒以西南師院太重政治，用法過嚴酷。其處罰右派之重且多，冠于全國各校，與耿君所評則適反，可怪也！”[37]學校小環(huán)境來自大環(huán)境，跟隨大環(huán)境，還跟得緊，有樣學樣，甚至過之而無不及。任繼愈也認為：“吳宓偏偏被安排在最輕視知識的環(huán)境中。趕上視人才如草芥的年月”[38]?！拜p視知識的環(huán)境”是大環(huán)境，也是小環(huán)境。
1961年，吳宓女兒吳學昭兩次到重慶和學?？赐?，5月在重慶渝州賓館匆匆見面，就勸說吳宓探訪舊友和調(diào)離重慶，可“發(fā)揮宓之所學及特長，完成個人有系統(tǒng)之長篇著作，勝似在西南師院僅以教課之余事，作附屬性之研究（如今之注釋）而不為人所重”[39]。8月在學校見面，繼續(xù)關(guān)心吳宓的生活和學術(shù)著述環(huán)境，為“生活之豐裕安適”和“著作之自由方便”[40]考慮，她希望父親吳宓能調(diào)職（或退休）移居北京，他在重慶的“居處、飲食、生活種種簡陋粗穢，遠不如北京之安適”[41]，如到北京，可“在文化潮流之中心魘飫圖書載籍，先得見科學之新資料，更與學者文士往來切磋，則編述與創(chuàng)作兩可有成”，可將“所知舊時代之生活、舊學術(shù)之精華，盡詳盡多寫出，留作后代寶貴之資料”，也可“進行自己之創(chuàng)作”，認為吳宓珍愛的《吳宓詩集》，“其效果極微，若夫宓昔擬撰之《人生哲學》及長篇小說《新舊因緣》仍可作出，但觀點立場須作相當修改”[42]，總之，應(yīng)“心情開朗，態(tài)度積極，多寫作，多刊發(fā)文章，但不擬發(fā)刊而藏留于后世之著作，亦可撰寫”，她還希望父親寫文章，以引起學術(shù)爭鳴，并建議他“出游各地，以新耳目”，多與新舊學者朋友“談?wù)摗焙汀扒写琛?，即使不考慮調(diào)離，也“必須從事并發(fā)表其著作”，“改其久久沉默之態(tài)度，以文章著作多與世人相見”，這樣，才可“對新中國、對社會主義文化有貢獻，亦可不負宓自己之一生也”[43]。
吳學昭勸了父親一天一晚，吳宓卻不為所動，真乃道不同不相與謀。他不愿離開重慶，他習慣了重慶的生活，如“環(huán)境改變，人事生疏，精力衰耗，應(yīng)付難周，當局實難位置宓，宓亦更難于自處”[44]。他還有隱憂和擔心。女兒建議他去北京，其母陳心一可為吳宓“抄寫書稿、擔任助理編輯”，這是吳宓內(nèi)心極不情愿的事，他不愿意與陳心一復(fù)婚，除了日記，也沒什么稿子需抄寫。他一個人生活習慣了，對兩人在一起生活心有恐懼，在他的內(nèi)心依然保持對毛彥文的美好印象。到了北京，好友多了，讓他擔心、害怕的事也多了。1962年，在給李賦寧的信里，他就解釋了其中原因。他深知“到北京之好處，不待細說”，仍決定“無論如何，不長居北京，不在北京工作”，理由是“（1）首都政治空氣太濃，人事太繁。（2）宓最怕被命追隨馮、朱、賀三公，成為‘職業(yè)改造家’，須不斷地發(fā)表文章，批判自己之過去，斥罵我平生最作敬愛之師友”。（3）已有友生“督責”自己改造，若居京，“反與友生暌違”。（4）北京大學教授中的李賦寧、王佐良、楊周翰等的馬列主義學習好，西洋文學知識、學問，“其生動之文筆、著作，遠非宓能及”，“宓來北大，成為無用之人，有如一位貧窮的老姑太太，回到賈府受王熙鳳等之……”另外，還有一條理由，“家中人均進步，長年同居，反多心情上之礙與語言行動之不自由（服從黨團之政令及思想，此則全國無異）”[45]。他特別顧慮北京的政治環(huán)境和思想運動，不愿成為馮友蘭、朱光潛和賀麟等的“職業(yè)改造家”，也不愿意待在家里，因自己思想落后還要接受家人的思想教育。
也許換一個環(huán)境，他的生活和命運會好一些，當然這也只是假設(shè)。吳宓在學校有如鶴立雞群，每遇利害斗爭，都會找上吳宓。他還有更大的“孤悚隱衷”，“宓之知命信佛，輕生死、樂消閑，宓之不肯寫白話簡字文章刊布，宓不愿在新時代得名受譽，宓不愿居住輦轂之下，與當代名流周旋，宓之許由與伯夷、叔齊思想，‘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豈甘特制新衫，以干謁學術(shù)界之新貴人，容悅居上流之舊友生，以為宓進身揚名之地哉？”[46]其志向如此，何談移居？至于吳學昭建議的多刊發(fā)學術(shù)著述，多與名家交往，更是吳宓心存恐懼和反感之事，他愿意交往的大都是有獨立人格、不與時代合作的舊派人物，學術(shù)著述更是不愿刊布，即使去了北京，他也沒有什么熱情和興趣。在民國時期，吳宓對學術(shù)研究都不算勤勉上進的，何況在這個時候，他的心思早不在此，而放在寫作“日記”上了。但他聽從了出游的建議，說不上可“新耳目”，卻可見見老友，以解多年相思之苦。
從1961年8月23日至9月22日，外出一個月，先下武漢，轉(zhuǎn)廣州，再北上北京，后從西安返回重慶，受到了朋友和親人的熱情款待。此行意在探親訪友，也是學術(shù)之旅。在武漢大學與劉永濟相見，“互述改造、工作、生活”及“若干熟人之遭遇及變遷”[47]，感覺劉永濟“生活之供應(yīng)、心情之舒暢、改造之積極、對黨之贊頌與佩膺，皆遠在宓以上”[48]。在廣州與陳寅恪交談，“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張，毫未改變，即仍遵守昔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中國文化本位論）”[49]。陳寅恪還是當年的陳寅恪，依然堅守傳統(tǒng)文化，執(zhí)著學術(shù)研究，“安居自守，樂其所樂，不降志，不辱身”[50]。在人格氣節(jié)上，吳宓和陳寅恪都深有同感，“雖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動，決不從時俗為轉(zhuǎn)移”，不學趨時先進人士“逢迎貪鄙之情態(tài)”[51]。陳寅恪還細述柳如是研究，他也感覺到陳寅恪“有深意存焉”，絕非寫“消閑、風流之行事”[52]。后來，他又轉(zhuǎn)到北京，見了家人和好友，多談舊事，借閱書籍，相談甚洽，相待甚殷。友人中，變化大者，如趙紫宸“已完全改造”[53]，鄭之蕃對“史學用功之深且勤”[54]。
有意思的是，9月11日上午11:30，吳宓去北京大學拜訪老友湯用彤夫婦，日記特別提及其“副校長”身份，余下記錄是，“相見執(zhí)手并坐甚親，貌似古僧，短發(fā)盡白，不留須；欲留宓午餐（面），宓堅辭，出”[55]。多了些客套，卻少談話內(nèi)容；只見外貌，無心深談，“堅辭”午餐，12:30趕到學生李賦寧家吃去，其中亦有深意存焉。20世紀50年代，湯用彤曾寫過思想檢查文章，提到當年參加《學衡》就是一個錯誤。9月19日，受陜西師范學院中文系主任高元白之邀，到學校做講座，高元白介紹吳宓解放后學習改造的熱心和進步，《吳宓詩集》和《紅樓夢》研究以及歌頌時代之舊詩，還宣布講座內(nèi)容為“雜談中國古典文學中之技巧”。當主持人介紹完后，吳宓上臺，卻忽然宣布改講“近體詩之平仄規(guī)律”和“由個人之經(jīng)驗和體會，談讀詩、作詩（古典詩、舊體詩）之方法”。也許他覺得“古典文學中之技巧”過于宏觀，古典文學屬于學科規(guī)范的說法，不如古詩文明確。前一個選題曾有講義，后一個選題先讀詩，以曹丕《燕歌行》、曹植《高臺多惡風》、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等，分析從人物到環(huán)境，從事實到感情，如何生成詩歌內(nèi)容，再以他自創(chuàng)的“翻譯法”朗誦他的詩歌。總體上，他的講述簡潔清晰，沒做其他牽扯，時間控制比較好，效果不錯，“眾鼓掌久久”，高元白最后作總結(jié)，贊揚吳宓待人“熱情”，為公“黽勉盡職”，“精神老而健”[56]。
三、讀書治學：靜居俟命
讀書是吳宓的生活，也是他的生命，“生性自樂靜居讀書，不與人事”[57]。他說自己“五十年一貫不改之性情行事，即真而不偽，讀書自愉而罕與人接，且厭聞一般人之得失恩怨、生活瑣事”[58]。即使在嚴酷的1970年代，能讓讀書，就是他最幸福、最愜意的生活，“目前宓之生活，甚為平靜，即此是福，由天賜。惟當靜居俟命，以每日能讀書自愉自樂，則但覺時日之飛逝而已！”[59]他也曾感嘆，不作詩，不讀書，就如病人一個，“詩不作，課外之書不讀，更不親圣賢典籍、古典名著”，就會出現(xiàn)神志不清、身弱目眩等病態(tài)情形，“尚為不足為重輕者矣”[60]。吳宓讀書多，種類雜，且偏于詩文。如《散原精舍詩》《兼葭樓詩》《審安齋詩集》《惠風詞話》《人間詞話》《玉谿生年譜會箋》《孱守齋日記》《遁堪文集》《杜甫詩集》《李義山詩集》《五言樓詩》《自蘇室燼余稿》《古詩源》《顧亭林詩集》《懋齋詩抄》《四松堂集》《春柳堂詩稿》《信芳集》《觚庵詩存》《瘉野堂詩集》等；也有隨便翻翻的，如《中國電影史》。
吳宓一生與書相伴，在教授、詩人和學者身份中，讀書人最為恰切。他希望自己“作真讀書人”[61]，認為天下非無士也，似士非士雜之，有士如無士也。真讀書人有真知，有道義，而非偽士。魯迅早年也批評偽士問題，提出“偽士當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62]。魯迅所說“偽士”主要指操持種種口號、學說和思想而無“堅信”“無特操”之人。伊藤虎丸對“偽士”有經(jīng)典的描述，認為“（1）其論議基于科學、進化論等新的思想，是正確的；（2）但其精神態(tài)度卻如‘萬喙同鳴’，不是出于自己真實的內(nèi)心，唯順大勢而發(fā)聲；（3）同時，是如‘掩諸色以晦暗’，企圖扼殺他人的自我、個性的‘無信仰的知識人’。也就是，‘偽士’之所以‘偽’，是其所言正確(且新穎)，但其正確性其實依據(jù)于多數(shù)或外來權(quán)威而非依據(jù)自己或民族的內(nèi)心”[63]。在批判偽士的無特操、無信仰這一點上，吳宓和魯迅卻有相通之處，所以，無論提倡什么，“革命”也好，“自由”也罷，最重要的是真信仰，而不是故意操弄，當作擺設(shè)。
吳宓講究讀書即治學，它的意思有兩解，讀書中治學，治學須讀書。1955年10月7日，他教學生讀書之法，認為“中西古來皆重誦讀古籍名篇，就文字精心用功，故名治學曰‘讀書’。蓋由書籍文字之功夫，以求鍛煉心智，察辨事理，進而治國安民，從政治軍，興業(yè)致富。其技術(shù)方法之取得與熟習，以及藏息精神、陶冶性情于詩樂畫諸藝，其根本之訓(xùn)練與培養(yǎng)，莫不自文字中出也。近世妄人，始輕文字而重實際勞動與生活經(jīng)驗，更倡為通俗文學、‘白話文學’之說，其結(jié)果，惟能使人皆不讀書、不識字、不作文，而成為淺薄庸妄之徒”[64]。如同在“五四”時期一樣，提到白話文學，他仍是滿腔怒火，稱它是“妄人”和“淺薄庸妄之徒”所為。他所說的“讀書治學”，主要指乾嘉之學，也就是傳統(tǒng)小學，從文字開始，再到煉心智，辨事理，藏精神，陶性情，直至治國安邦。它起于小學，終于經(jīng)學。顯然，他將傳統(tǒng)學術(shù)之漢學、玄學、理學和小學等不同方法和價值混在一起，統(tǒng)稱為讀書治學。只是，他強調(diào)回到文獻，從讀書開始治學，在治學中讀書，還是有道理的。1962年8月30日，與孫培良談，“述當局不重視學術(shù)，不獎勵真正研究，良不滿意”，“遂欲為僧或請退休”，吳宓則勸他“安分自守，乘暇自讀書為學，博覽深造，于此中，求自得之樂”[65]。以讀書為學，求自得之樂，這就是吳宓的治學路徑。以讀書為治學，由讀書而自得。讀書和治學成為吳宓一種生活方式。1971年，吳宓在梁平就時?！翱嘤跓o書可讀，亦無報可讀！”[66]
讀書自得只是治學的開始，真正有所成，還得費時費力，吳宓卻有些身不由己。1963年8月1日，讀《史記》，發(fā)現(xiàn)“近年宓之感覺，不但讀書最樂，開卷有益身心健康，而且中國之經(jīng)史子集，下至詩詞小說，任何部分，宓偶費時力不多，稍事研讀，即有心得，若繼續(xù)用功，定可獲發(fā)明與結(jié)論，惟傷古稀之年，時不我待，讀書之快樂與成績皆不得享有耳”[67]。讀書時，能“稍事研讀，即有心得”，確實幸福，讀書就是享受。1967年3月15日，他讀Logan Pearsall smith(1965—)著Milton&His Modern critics(1941—)一書，“得益不少”，“自1966九月宓得罪以來，惕于‘破四舊’，不敢讀任何中西古今之舊書，精神干枯已極。今偶讀此書，乃獲滋潤，慰樂無窮。決更多讀，對應(yīng)付人事，即對‘思想改造’亦必有益，可斷言也”[68]。讀書可獲慰樂，滋潤精神，是否可應(yīng)付人事，有益思想改造，那倒不敢說。每遇生活困厄，精神憂懼，他就沉入書本，自得其樂。只是，讀書似乎并不能幫助他應(yīng)付人事，反而更為迂闊和固執(zhí)。1971年1月6日，“今后宓決安靜待時，恭默自守，不憂不急，不請不問，而飽食足眠，讀書為樂”[69]。這是吳宓多么美好的愿望，能在安靜待時，恭默自守和飽食足眠的條件下讀書，當然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事了。但他很快就感覺到“一切處于被動”，需“力戒妄請妄行”，再次提醒自己，“力求沉默，并寡言”，“安居待時，不為過度之憂懼，在久眠飽餐中，尋取快樂，再則隨意讀書，以自適為主”[70]。
1月17日，重讀鄭文焯《樵風樂府》，撰一評注及跋。他發(fā)現(xiàn)自己的讀書過程與一般人不同，他們“讀書、積學，率皆由古迄今，自舊至新，惟宓適反”，而“宓所行所歷，大抵由閱讀雜志報章、小說筆記，終底于經(jīng)史要籍”[71]。吳宓與同輩學者相比，他的舊學功底略顯不足，尤其在治學上，沉潛工夫不足，他為小學張目，如與黃侃、劉師培相比，卻有差距。這主要是他的童子功下得不夠，他很早就閱讀仲旗公從上海寄回的白話書報，如《新民叢報》《新小說》《民報》《上海白話報》，喜歡新小說。于是，經(jīng)小說上溯經(jīng)史，從白話再回到文言，所以，與其他學問家相比，他的經(jīng)學功底和小學工夫就有些不厚實。他曾經(jīng)給學生周錫光題辭作紀念，其中列“固須博覽，多看雜書”[72]，在所開列的書單里，有“四書”“五經(jīng)”《史記》《漢書》《資治通鑒》，也有他自己和吳芳吉詩集、紅學著述，還有晚清小說和白話報刊，并不是完全正宗的學問家眼光，反而有明顯的個人偏好。1962年10月7日，他給藍仁哲講治學方法，提到“（1）養(yǎng)成良好之生活習慣。（2）先完成本單位之政治、學習、勞動任務(wù)，在本校各門取得優(yōu)異成績。（3）須有遠大之規(guī)模及全部計劃，但必須由一字、一句、一事、一物逐步切實學起，切忌空泛無恒。（4）胸中眼前，恒有一中國地圖、世界地圖及中西歷史大事年表，將所讀所得知之人物事實，隨時放置其中，俾位置與關(guān)系皆了然于心目”[73]。有關(guān)“習慣”“計劃”“任務(wù)”和“序列”，實是讀書之法，也是做事的方法，只能算治學起步，還談不上真正的治學，需要有“個人興趣”“文獻史料”“懷疑思維”和“鉆研精神”等等。
吳宓讀書雜亂，多憑個人興趣，在學術(shù)專題上也用力不夠。如1959年4月26日，上午“讀杜詩。又讀《外國文學參考資料》”，“下午寢息。起讀謝無量《佛學大綱》。又讀常任俠《佛經(jīng)故事選注》”[74]。晚上還出門拜訪，一天讀書四冊，哪能做到細讀，至多是瀏覽翻閱，感受多，體驗切，深思熟慮就稀少。1964年12月21日，在古代文學及現(xiàn)代文學教研組合并小組運動座談會上，就有人攻訐吳宓，說他不是學者，因無著作，僅有一部《吳宓詩集》，還說他講《紅樓夢》主張精神戀愛有裨于節(jié)制生育政策[75]。吳宓是有人格的學者，也有真才實學，至于是不是大學者，或者如今天人們所說的國學大師？則要看是什么標準，與什么人放在一起，還有是在什么范圍（時間空間）里來作評判。
那么，吳宓是如何讀書治學的呢？在他看來，“學問無論大小，都要辨其真?zhèn)??！畬W’以能解‘問’者，其學才算是真”[76]。可解問之學，在吳宓那里，主要是文字訓(xùn)詁“小學”和歷史人物或典故，做學問講究“勤讀勤記，博而能約”[77]。如“不齒”非看不起，而是不與同列。“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應(yīng)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78]。實際上，“問”有疑問、反問和追問，不應(yīng)只在字句間，還有人生大道和學科知識。吳宓解放后的學問主要在讀書中發(fā)現(xiàn)，針對社會現(xiàn)實有感而發(fā)。吳宓日記有不少學術(shù)的只言片語，也可見出吳宓的學術(shù)觀點和看法。比如1955年10月7日，他在日記里寫下了一大段思考和感受，“中西文字顯然有別。中文重形西文重聲。中文入于目而止于心，西文出于口而納于耳。中文近圖畫，西文近音樂。古希臘先有演說（雄辯），后乃成為修辭（文章）學。中國則昭令奏疏檄文露布，一切皆筆寫之文章，更以文字本質(zhì)之不同，養(yǎng)成中西人數(shù)千年不同之習性。故在中國，凡百學術(shù)思想更不能脫離文字書籍。而中國人運用文字表達自己之能力，實遠在其用言辭表達之上。昔人謂‘中國以文字立國’，誠非虛語。而文言廢、漢字滅，今之中國乃真亡矣！”他還對學習蘇聯(lián)教育，自左到右的書寫方式提出批評，“一切脫離文字，脫離書籍。嗚呼，如此安言‘學術(shù)’？安言‘教育’？”[79]他還認為施行簡體字、俗體字，易導(dǎo)致“離奇混亂”，包括書寫格式也“混淆不清”，“每觀壁上標語及眼前書報，使宓痛憤難遏！”著譯作品“不知作文造句用字之法，虛耗讀者之時力與心力”，“其句法之冗長枝蔓，其文法之顛倒悖謬，其用字之過多而費解”[80]。
以上引文和概述，均涉及吳宓對“漢字”特點、功能及治學方法，提出漢字為中國文化及學術(shù)之根本，具有不同于西方文字的象形特征及圖畫性，擁有自己的用法和文法，且已形成獨特的書寫傳統(tǒng)。由此，中國的學術(shù)和教育都從文字開始，“莫不自文字中出也”。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有關(guān)漢字地位和特點的論斷，也是吳宓長期堅持的觀點，他在五四時期的《論新文化運動》已有相近看法。另外，他的看法有當時的社會背景。1955年，國家倡導(dǎo)文字改革，當年的10月15日至23日在北京舉行了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和教育部長張奚若均做了報告，會議還討論了《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草案》，認為漢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大力推廣漢民族共同語——普通話。當時有28個省市207名代表參加會議，有38名代表發(fā)言，包括老舍、陳望道、王力、魏傳統(tǒng)等，吳宓所在的西南師范學院也有徐德庵教授作為代表參加，華為總裁任正非的父親任摩遜，當時也作為貴州省兩名代表之一參加了會議，時為貴州鎮(zhèn)寧民族中學校長。吳宓對漢字改革一直持反對態(tài)度。他在日記里有感而發(fā)，堅持自己的觀點，幾十年不變，也令人十分敬佩。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思想史”（批準號：19ZDA274）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葉兆言：《閱讀吳宓》，《收獲》2000年第2期。
[2]葉兆言：《閱讀吳宓》，《收獲》2000年第2期。
[3]沈衛(wèi)威：《“學衡派”編年文事》，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1頁。
[4]《吳宓日記》第2冊，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第112頁。
[5]孫法理：《亦狂亦俠亦溫文》，《第四屆吳宓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選集》，西安地圖出版社，2005年，第289頁。
[6]王永彬：《圍爐夜話》，中華書局，2015年，第105頁。
[7]《吳宓日記續(xù)編》第3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120頁。
[8]《吳宓日記》第3冊，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第429頁。
[9]劉達燦：《國學大師吳宓漫談錄——吳宓小友的追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4頁。
[10]劉達燦：《國學大師吳宓漫談錄——吳宓小友的追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頁。
[11]劉達燦：《吳宓軼聞軼事》，《重慶教育學院學報》1999年第2期。
[12]吳宓：《韋拉里論理智之危機?譯者按語》，《學衡》第62期，1928年6月。
[13]劉達燦：《國學大師吳宓漫談錄——吳宓小友的追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9頁。
[14]劉達燦：《國學大師吳宓漫談錄——吳宓小友的追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頁。該書內(nèi)容比較散亂，有關(guān)吳宓的談話更像寫作者的個人表述，敘述時只有自然環(huán)境，如“一個細雨蒙蒙的秋野”，無具體的時間地點，也就少了些現(xiàn)場感和歷史感。
[15]《吳宓日記續(xù)編》第1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538頁。
[16]《吳宓日記續(xù)編》第2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4頁。
[17]《吳宓日記續(xù)編》第2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129頁。
[18]《吳宓日記續(xù)編》第2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95—96頁。
[19]《吳宓日記續(xù)編》第4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49頁。
[20]吳宓：《致李賦寧》，《吳宓書信集》，三聯(lián)書店，2011年，第370頁。
[21]《吳宓日記續(xù)編》第1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73頁。
[22]《吳宓日記續(xù)編》第1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525頁。
[23]《吳宓日記續(xù)編》第2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153頁。
[24]《吳宓日記續(xù)編》第4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259頁。
[25]《吳宓日記續(xù)編》第5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412頁。
[26]《吳宓日記續(xù)編》第5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43頁。
[27]《吳宓日記續(xù)編》第6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133頁。
[28]季羨林：《<回憶吳宓先生>序》，《回憶吳宓先生》，黃世坦編，陜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頁。
[29]趙瑞蕻：《從一首懷念吳宓先生的小詩說起》，《回憶吳宓先生》，黃世坦編，陜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2頁。
[30]吳宓：《致吳協(xié)曼》，《吳宓書信集》，三聯(lián)書店，2011年，第350頁。
[31]吳宓：《四月二十九日為宓由武漢飛渝滿三年之期感成一首》，《吳宓詩集》，商務(wù)印書館，2004年，第469—470頁。
[32]吳宓：《墮地》，《吳宓詩集》，商務(wù)印書館，2004年，第501頁。
[33]吳宓：《吳宓自編年譜》，三聯(lián)書店，1995年，第199頁。
[34]吳宓：《致郭斌龢》，《吳宓書信集》，三聯(lián)書店，2011年，第428頁。
[35]彭維金：《我的鄰居吳宓先生》，《多維視野中的吳宓》，王泉根主編，重慶出版社，2001年，第102頁。
[36]《吳宓日記續(xù)編》第9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210頁。
[37]《吳宓日記續(xù)編》第6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407頁。
[38]任繼愈：《<第三屆吳宓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選集>序》，《第三屆吳宓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選集》，西安地圖出版社，2005年，第5頁。
[39]《吳宓日記續(xù)編》第5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87頁。
[40]《吳宓日記續(xù)編》第5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133頁。
[41]《吳宓日記續(xù)編》第5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130頁。
[42]《吳宓日記續(xù)編》第5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133頁。
[43]《吳宓日記續(xù)編》第5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131頁。
[44]《吳宓日記續(xù)編》第5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130頁。
[45]吳宓：《致李賦寧》，《吳宓書信集》，三聯(lián)書店，2011年，第384頁。
[46]《吳宓日記續(xù)編》第5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134頁。
[47]《吳宓日記續(xù)編》第5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150頁。
[48]《吳宓日記續(xù)編》第5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151頁。
[49]《吳宓日記續(xù)編》第5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160頁。
[50]《吳宓日記續(xù)編》第5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161頁。
[51]《吳宓日記續(xù)編》第5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160頁。
[52]《吳宓日記續(xù)編》第5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163頁。
[53]《吳宓日記續(xù)編》第5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174頁。
[54]《吳宓日記續(xù)編》第5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177頁。
[55]《吳宓日記續(xù)編》第5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177頁。
[56]《吳宓日記續(xù)編》第5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185頁。
[57]《吳宓日記續(xù)編》第7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477頁。
[58]《吳宓日記續(xù)編》第6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407頁。
[59]《吳宓日記續(xù)編》第9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171頁。
[60]《吳宓日記續(xù)編》第2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132頁。
[61]劉達燦：《國學大師吳宓漫談錄——吳宓小友的追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4頁。
[62]魯迅：《頗惡聲論》，《魯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0頁。
[63]伊藤虎丸：《魯迅、創(chuàng)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xiàn)代比較文學初探》，孫猛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7頁。
[64]《吳宓日記續(xù)編》第2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286—287頁。
[65]《吳宓日記續(xù)編》第5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412頁。
[66]《吳宓日記續(xù)編》第9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315頁。
[67]《吳宓日記續(xù)編》第6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61頁。
[68]《吳宓日記續(xù)編》第8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68頁。
[69]《吳宓日記續(xù)編》第9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154頁。
[70]《吳宓日記續(xù)編》第9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164頁。
[71]《吳宓日記續(xù)編》第9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166頁。
[72]周錫光：《追記吳宓教授》，《回憶吳宓先生》，黃世坦編，陜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5頁。
[73]《吳宓日記續(xù)編》第5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440頁。
[74]《吳宓日記續(xù)編》第4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74頁。
[75]《吳宓日記續(xù)編》第6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449頁。
[76]劉達燦：《國學大師吳宓漫談錄——吳宓小友的追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5頁。
[77]劉達燦：《國學大師吳宓漫談錄——吳宓小友的追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6頁。
[78]劉達燦：《國學大師吳宓漫談錄——吳宓小友的追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2頁。
[79]《吳宓日記續(xù)編》第2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287頁。
[80]《吳宓日記續(xù)編》第2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28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