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苦痛與死的倫?！u胡學文新作《有生》
內容提要：胡學文的《有生》在借鑒鄉(xiāng)土中國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的基礎上，將人物俗常的精神褶皺投射于喜鵲、烏鴉、蝴蝶等自然生靈之上，形成一種物我合一、眾聲喧嘩的生命奇觀，并由宋莊見出整個鄉(xiāng)土中國百年來的民族苦痛和生命本相。但作者并未采取慣常的宏大敘事，而是透過凡?，嵥榈纳罴毑亢蜕纻惓?，經(jīng)由不同歷史時期女性群像的存在之困，以“小人物”講述“大歷史”。而長期以來“被侮辱”“被貶損”的女性身份的轉變，鮮明地凸顯了鄉(xiāng)土中國在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的異質與新變。可以說，她們微若螻蟻的生命史，即是沉痛的民族苦難的時代面影。
關鍵詞：胡學文 《有生》 女性群像 生命本相
?？掠芯涓哳l名言：重要的不是神話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神話的年代。今天我們發(fā)現(xiàn)同樣重要的是閱讀神話的年代。2021年5月剛剛頒布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對認識整個中國未來的變化，尤其是社會、家庭和人口結構的變化具有極大的啟示。在人口數(shù)據(jù)及平均人數(shù)面前，閱讀和闡釋長篇小說《有生》別具意義，這是胡學文耗時八年創(chuàng)作的一部“大書”，不論是50萬字的篇幅，還是對百年鄉(xiāng)土中國生命形態(tài)和民間文化的鉤沉，都是近年來當代文壇浩如煙海的“新生兒”所鮮有的。胡學文在建構宋莊這一文學世界的過程中，力圖祛除主流話語和宏大敘事的陰霾，“盡量蛻去關懷和悲憫中的戲劇性和知識分子視角，胡學文把自己的生命和《有生》這樣一個巨大的文本完全消融在土地、鄉(xiāng)民和文化的肌理之中，追求的是超越了歷史、階級（階層）、性別等話語之上的更為平靜也更為壯闊的‘大悲憫’”。①
小說采用作家所謂的“傘狀結構”，通過百歲老人祖奶的回憶與追溯，經(jīng)由個體生命命運浮沉的血淚與酸楚，再現(xiàn)了百年鄉(xiāng)土中國的歷史苦難與生命褶皺，并以第三人稱全知全能的敘事視角，分章穿插敘述了如花、毛根、羅包、楊一凡和喜鵲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痼疾，以百年時空的不斷交錯穿梭，將過去與現(xiàn)在巧妙地勾連起來，聚焦萬物生靈，透過凡常瑣碎的生活細部和生死倫常，傾聽塵世眾生的喧嘩與騷動，折射波瀾詭譎的時代風云和滿目瘡痍的民族苦痛，并于宋莊見出百年鄉(xiāng)土中國的心靈秘史和生命本相。
一、物我合一、眾聲喧嘩的宋莊奇觀
中國作家大都有很強的鄉(xiāng)土執(zhí)念，他們在憑藉各自不同的情感體驗與文學想象回溯歷史，審視現(xiàn)實人生的同時，也在建構著自己的文學版圖，譬如沈從文的“湘西世界”、莫言的“高密東北鄉(xiāng)”、梁鴻的“梁莊”等，宋莊則是胡學文傾力構筑的文學世界?？傆[20世紀中國文學，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思潮固然是其主流，但作家大都追求厚重的歷史敘事和宏大的史詩性建構，對現(xiàn)實人生和歷史苦難的敘述過于沉痛和壓抑，給人以撕裂的經(jīng)驗痛感，而缺少靈動的自然風韻和浪漫的虛構與想象。胡學文新作《有生》中的宋莊是一種猶如王國維所謂的“有我之境”，其對宋莊奇觀的勾勒嫁接和移植了諸多鄉(xiāng)土中國的神話傳說和民間寓言，是對中國儒釋道合一的傳統(tǒng)文化與民間傳說的文學想象。他從中國古典文學中汲取文學養(yǎng)料，重視花鳥蟲魚等自然生靈，使之與不同人物形象相映照，于一種人與自然合而為一、眾生喧嘩的浪漫氛圍中，講述個體生命的存在之困，揭示鄉(xiāng)土中國原初的生命形態(tài)和民間經(jīng)驗。這一借鑒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古老傳說，將人的主體意識投射到自然生靈之中，使其與小說人物的情思意緒相映襯而成一個個奇特的生命有機體，藉以緩解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沉重，重獲生活的勇氣和心靈歸所的創(chuàng)作方法，是胡學文《有生》一個非常重要的敘事特點。
祖奶是宋莊有名的接生婆，將接生奉為自己的人生圭臬，并在一次次的接生中逐漸被傳奇化，最終被宋莊人尊為神而頂禮膜拜。中國人自古以來具有非常濃郁的觀音崇拜，流傳著諸多關于觀音菩薩的神話傳說，接生婆更是以觀音作為自我行為的規(guī)訓。在她們看來，“接生是積德，德沒有親疏，不分大小，不管什么人找你接生，哪怕是你的仇家，都不能推。觀音在上，接生婆的一言一行，都逃不過觀音的眼”②。接生不僅是祖奶的人間使命和積德之法，更是其萬念俱灰之際生命得以繼續(xù)的靈丹妙藥?！队猩芬宰婺坛錾鷷r的各種怪異事件預示了其波瀾詭譎的傳奇人生，而螞蟻作為小說貫穿始末的重要意象，它的每次出現(xiàn)都伴隨著祖奶失去親人的切膚之痛。小說著重描述了祖奶父母死亡現(xiàn)場螞蟻蜂擁而至的“盛況”，以及由此帶給她的精神刺激和心靈震顫。于祖奶而言，預示厄運的不是民間傳言的烏鴉，而是螞蟻，它不僅見證了祖奶一個個親人的離世，而且凸顯了生命的渺小與無常。癱臥在床的祖奶身上并不是真的有螞蟻在竄，而是其多年來郁結于心的傷痛的外在顯現(xiàn)，是其一生難以祛除的心靈夢魘。
除了半人半神的“觀音弟子”祖奶，胡學文的宋莊還有視花如命并精心喂養(yǎng)烏鴉的如花、能聽懂喜鵲嘰喳之聲的喜鵲，以及會如蝴蝶般飛翔的白杏等一個個奇特的人物形象，他們共同構成了一幅物我合一、眾生喧嘩的鄉(xiāng)土畫卷。這種對中國民間經(jīng)驗和神話傳說的借鑒與嫁接，不同于賈平凹《廢都》《懷念狼》等具有挽歌情調的鄉(xiāng)土敘事。胡學文筆下的萬物生靈是始終立足于人本身的，是人物情感的主觀投射，而非自然萬物的自我言說。它們既不似《廢都》中猶如哲人般憂心種族退化的牛，也與《懷念狼》中可以隨意幻化成人的狼大為不同，而更接近于中國古典文學中“以我觀物”式的寓情于景。
《有生》調動了自然界的各種生靈，并藉此寄予了小說人物不同的思緒與期冀，喜鵲和烏鴉便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兩個意象性存在。喜鵲和烏鴉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有著截然不同的文化寓意，一般而言，喜鵲是吉祥的象征，烏鴉則正好相反，往往被視為死亡、恐懼和厄運的代名詞。在中國文學，尤其古典詩詞中，它們也是無數(shù)文人墨客藉以表達其人生境遇與繁雜心緒的重要意象。胡學文在繼承和借鑒古典文學借景抒情的創(chuàng)作手法的同時，一反人們固有的思維定式，不論是象征祥運的喜鵲，還是預示不祥之兆的烏鴉，都被他的小說人物珍若家人，是其生活寄托和情感歸所。
喜鵲從小便聰明伶俐，但父親的懦弱和母親生活的不檢點造成了她刁蠻的性格，也促使她過早地擔負起了家庭的重擔。比起母親接連不斷的丑聞，尤其與其情夫企圖謀害家人給喜鵲造成的心靈創(chuàng)傷，父親羊倌和弟弟小更懦弱的性格更使她生氣和絕望。當父親最初把受傷的喜鵲抱回家時，她并不喜歡，甚至因其猶如父親般近乎討好的行為而心生厭惡，但在目睹了喜鵲與野貓的生死搏戰(zhàn)之后，它的勇敢和堅強令她吃驚，而其感恩之舉更是令她，也令整個宋莊震驚。她后來為自己更名為喜鵲，既表達了對鵲鳥的喜愛之情，也蘊含了其不為人知的自我期許和精神寄托?！澳菄\嘰喳喳于她不只是識別碼，不只是情緒的探測器，還是她的呼吸她的血液。人們只知道她喂養(yǎng)喜鵲，不知她也依賴它們。沒有它們，她可能也會活下去，但絕不會是這么個活法。更透徹點兒說，她的精氣神兒源于它們?！雹鄱约藿o黃板，皆因他不服輸?shù)男愿?，那是她一直以來夢寐以求的男子氣概，但這承載著她人生期愿的幸福卻隨著黃板的牢獄之災漸漸遠去。她人生最為悲哀之處便是求而不得，不論是對于家人，還是愛情。
對于如花而言，烏鴉同樣也是她的念想與牽掛。如花是個愛花如命的人，她會因所養(yǎng)的花慘遭毀壞而傷心難過，也像喜鵲能明白鵲鳥的啼鳴一樣懂得花語，她宛若花朵般美麗，但其幸福生活也如爛漫鮮花般轉瞬即逝。她與錢玉因花結緣，婚后的他們幸福無比，錢玉不僅沒有抑制，反而助長了她養(yǎng)花的興致，使她不僅在家里養(yǎng)花，也在房前屋后、田間地頭都種上了各種各樣的花，更為瘋狂的是錢玉竟陪她在雷雨天去野地看閃電，甚至為了讓她看奇艷的花朵，私種罌粟而被人舉報拘留。在錢玉看來，只要是如花喜歡的，他都不僅支持，而且喜歡，但美好的東西總是短暫，這一幸福的生活很快因錢玉的離世而終結，致使如花飽受相思之苦。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有很多生死不渝的愛情佳話，胡學文借鑒了諸如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愛情傳說，讓錢玉如梁?；阕兂闪藶貘f，給了如花新的生活希望和人生信念。
喜鵲和烏鴉等自然生靈在胡學文的小說中都被賦予了人的情感，承載了人物的美好期許與愿望，但其小說浪漫而奇異的想象遠未止于此，而有其獨特的藝術想象，這主要體現(xiàn)在白杏這一人間精靈的塑造上。白杏不僅天然地迷戀蒼蠅蚊蟲等各種空中生靈，就連走路也需借助手臂的舞動方才不至摔倒，即使白禮成嚴厲矯正也無濟于事。對白杏會飛的神奇場景的親眼目睹使祖奶大為震驚，雖然她并不理會白禮成將其歸咎于白杏生于接生途中，沾染了不好的東西的猜疑與揶揄，但出于對女兒安危的考慮，他們不得不對其嚴監(jiān)嚴管，有時甚至采取栓綁的措施，但災禍依然未能幸免，白杏最終還是乘祖奶睡著的間隙解開繩子奔向河邊，永遠地消失了。再次失去女兒的殘酷現(xiàn)實猶如晴天霹靂，幾乎將祖奶拋入了絕望的深淵，但“我閉上眼，就看見了飛翔的白杏。白羽如雪，身姿輕盈。她飛過蝴蝶河，飛越垴包山，飛向藍天要融化的天空。一個俯沖，她射下來，快至地面忽又翻起，在村莊上空久久不動，就那么懸浮著。她周圍沒有同伴，就像那些孤傲的老鷹。偶爾，白杏會棲落在房頂或門前的楊樹上，那還是大旺栽的，并不怎么高，樹葉遮掩不住她的身影。我凝望她，她窺著我”④。白杏既是祖奶心中無法抹去的傷痛，也是其永在的人間精靈，尤其在白禮成和白花失蹤之后的那段難捱時光，她幾乎是其唯一的依戀和心靈寬慰。
二、人物身份的轉變及其精神褶皺
“胡學文的小說有一種北方的樸素，這份樸素是誠懇而動人的，是憂郁而善良的。在他的小說里，沒有居高臨下、盛氣凌人的說教，有的只是對不幸人生的深情凝望?！雹萜鋵Σ恍胰松纳钋槟蠖俭w現(xiàn)在對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這與傳統(tǒng)中國的社會結構與文化肌理有著直接的關聯(lián)。在傳統(tǒng)的鄉(xiāng)土中國，農業(yè)是人們最為重要的生活源泉，而這一生產(chǎn)方式?jīng)Q定了男性的主導地位，迫使女性淪為了“第二性”，長期以來遭受著身體與精神的雙重壓制和貶損。但隨著現(xiàn)代文明的發(fā)展，傳統(tǒng)鄉(xiāng)村的社會結構與權力機制被重新洗牌，鄉(xiāng)村女性的身份也隨之發(fā)生了巨大變化。胡學文的《有生》再現(xiàn)了女性在不同時期的生活苦痛與精神褶皺，并經(jīng)由女性身份的轉變凸顯了百年鄉(xiāng)土中國社會秩序、經(jīng)濟結構以及文化心理機制的某些新質。
《有生》對女性生命褶皺的敘述與渲染占了很大比重，不僅書寫了祖奶厚重繁雜的人生期冀與經(jīng)驗痛感；喜鵲源自原生家庭的成長隱痛和如花的愛情悲劇，也敘述了李二妮、麥香等女性人物群像的生活疑難和心靈創(chuàng)傷。她們的人生悲劇既有時代、社會、家庭的貶損與戕害，也有其自身的性格因素。李二妮是一個典型的封建女性，她性格孤傲驕橫，但又悲苦可伶。在傳統(tǒng)中國，“我們的家既是個綿延性的事業(yè)社群，它的主軸是在父子之間，在婆媳之間，是縱的，不是橫的。夫婦成了配軸。配軸雖則和主軸一樣不是臨時性的，但是這兩軸卻都被事業(yè)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⑥。在這種講求紀律而排斥個人情感的事業(yè)性團體里，男性居于核心地位，掌控著整個家庭的生產(chǎn)勞動和生活資料，而女性則是依附于男性的生育社群，有著“三從四德”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guī)約，遵從“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封建禮制。在這種充斥著濃郁的血緣繼替觀念的封建社會，沒有為夫家生育兒子以延續(xù)香火便是李二妮不幸的最大源泉，這也是其一直以來記恨祖奶，想方設法要將李夏過繼給她的原因所在。在她看來，她原本可以避免這一人生悲劇，但接生無數(shù)的祖奶卻偏偏沒能保住自己的兒子，使她不僅被夫家嫌棄，更要隱忍丈夫趙進元的不忠和厭嫌。她曾想以李夏來挽回自己在夫家的地位，換得丈夫的回心轉意，但卻遭到了祖奶的拒絕。試想在遵循父系單向血緣傳承的鄉(xiāng)土中國，即使祖奶同意將李夏過繼給她，她也未必能討得公婆和丈夫的歡心，甚至會將李夏推入家庭差序法則的邊緣，成為其婚姻的犧牲品。而其后來被趙進元為吸食鴉片而賣掉的凄慘遭遇，更是凸顯了女性作為男性附屬物的卑微。但李二妮的血淚與傷痛并不僅僅是她個人苦難生活的簡單呈現(xiàn)，也是諸如李桃等中國封建社會千萬婦女悲慘人生的真實寫照。
麥香的人生悲劇則更多的是其自身的性格使然。羅包因麥香身上散發(fā)的奇香而癡情于她，即使其因與邱猴子私奔而聲名狼藉，羅包依然不顧父母反對娶了麥香，婚后更是對其百依百順，寵愛有加?！胞溝慵炔恍枰绿飫谧?，也不需要在豆腐坊幫忙，除了做飯，就是制作香囊。不夸張地說，麥香是宋莊的第一個全職太太。不需要做飯也不制作香囊的時候，麥香就和另一幫女人，多是年齡比她大的‘掛胡’?！雹叩_包無微不至的愛戀和無憂無慮的生活使麥香漸次飄然，甚而助長了其性格中自私、刻薄的偏狹一面。她不顧他人顏面和鄰里之情僅憑懷疑去找土墩娘興師問罪；也不愿念及手足親情借錢給宋太，在她看來，即使親爹也要權衡利弊，不能頭腦發(fā)熱充好人、逞英雄；更令羅包憤怒的是她不僅留下了他給毛根和毛小根的肉，還將幾日前燉糊的肉送給了他們，全然不為他人著想。與李二妮不同，麥香與羅包婚姻的破裂并非源自傳宗接代這一鄉(xiāng)土中國的亙古倫理，而是其日漸跋扈的性格和不近人情的做事風格造就的。她甚至利用羅包的信任，將自己不孕的事實轉嫁給了羅包，并居于道德的制高點來寬慰他。羅包的一再讓步和容忍不僅沒有緩解他們之間的情感裂縫，而且成為了麥香算計和欺騙的砝碼，她的盛氣凌人和蠻橫無理最終導致了家庭的決堤，但她卻將問題歸咎于自己的不孕和安敏的插足，而不去反思自身。不論是委身于宋品尋求人生的依靠，還是對于婚姻的挽回，她都采取了一種錯誤而極端的方式，親手將自己原本幸福的生活一步步逼入了死角。
縱觀百年來女性的生活境遇和生命軌跡，從禮制教化到資本運作，從“第二性”的生育工具、男性附庸，到現(xiàn)代社會的全職太太、獨立個體，這一女性身份的巨大轉變更為直觀地再現(xiàn)了鄉(xiāng)村社會秩序和倫理制度的“破冰”?，F(xiàn)代文明的浸染和現(xiàn)代化進程的推進改變了鄉(xiāng)村的恒定結構，淡化了鄉(xiāng)土中國濃郁的地緣情結和家族血緣執(zhí)念，也于無形中促進了鄉(xiāng)村女性的解放，促使封建宗法人倫強加給李二妮等千萬婦女“三從四德”、傳宗接代的封建規(guī)約和家庭職能漸次消弭，男女家庭地位也發(fā)生了歷史性反轉。在羅包與麥香的婚姻中，位居主導地位的不是羅包，而是麥香。麥香不僅掌控著羅包的錢財，更擁有家庭的絕對話語權，他們的婚姻是以羅包而非麥香的包容與妥協(xié)而維系的。麥香不僅沒有因未生育而遭到任何非難，反而將自己的不孕轉嫁給了羅包，這在傳統(tǒng)中國是絕無可能的。在那時人們的認知里，不生育或生不了男孩是女性的問題，男性作為家庭的權威是不容置疑的。在羅包和麥香的婚姻中，羅包父母是作為在場的缺席者而存在的，婚后的麥香與羅包與父母分開生活，他們不再是一個由血緣捆綁在一起的密不可分的有機體，而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不論是麥香婚后一直未生育，還是后來的婚姻變故，羅包父母都處于一種失語狀態(tài)?，F(xiàn)代文明不僅打破了傳統(tǒng)中國的男權神話，促使現(xiàn)代社會農村女性漸次獲得了身體與精神的雙重解放，也使得現(xiàn)代人告別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戀觀。不論是麥香與邱猴子夭折的私奔，還是如花和錢玉的兩情相悅，都是鄉(xiāng)村青年追求戀愛自由的體現(xiàn)。羅包不顧父母反對，不介意麥香聲名依然娶她為妻，以及如花從父母家逃跑，毅然決然地改嫁錢寶等都進一步凸顯了封建家長權威的潰敗與現(xiàn)代人自我意識的覺醒。
現(xiàn)代社會，女性的生活困頓和精神褶皺不再是事業(yè)型家庭社群所賦格的作為“第二性”的聽命與服從，以及由此造成的身體與精神的雙重苦痛，而是源自原生家庭的成長之殤和現(xiàn)代社會個人欲望與偶然性因素合力下的無可奈何，而后者又與男性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lián)。除了象征封建男權機制崩塌的羅包，《有生》也描繪了諸如喬石頭、錢玉、楊一凡等其他現(xiàn)代社會男性人物形象身份的轉變，及其存在之困。喬石頭接替祖奶成為宋莊另一個神一般的存在，鮮明地體現(xiàn)了資本魅惑下鄉(xiāng)村社會結構的變遷，預示著祖奶所代表的傳統(tǒng)禮法社會已然成為了過去，現(xiàn)在乃至未來的鄉(xiāng)村將落入金錢宰制的牢籠，其最突出地體現(xiàn)在喬石頭對垴包山的收購上。土地是鄉(xiāng)土中國無可割舍的生命依托，然而市場經(jīng)濟狂潮徹底改變了現(xiàn)代人的土地觀念，使得很大一部分人為了眼前的利益放棄了土地所屬權，社會經(jīng)濟強力也誘使錢玉等人脫離了傳統(tǒng)中國生于斯、耕于斯、死于斯的既定生活軌道，在金錢魅惑下離開了土地，進入城市以尋求生活的無限可能。但從普通農民到農民工，這一身份的轉變并未使孫少平般的農村青年在城市謀得想要的生活，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成為了猶如如花般留守家中的妻子永遠無法釋懷的傷痛。但即使如喬石頭這般資產(chǎn)豐厚、位尊權貴之人，最終也難逃精神荒原的侵蝕，而他與喜鵲之間的情感糾葛，則體現(xiàn)了“他人即地獄”的心靈痼疾。
楊一凡是營盤鎮(zhèn)的鎮(zhèn)長，也是詩人北風。他的日常生活單調乏味，也沒有詩人應有的才華與氣質，但不論是嚴重的精神焦慮癥，無意間邂逅的養(yǎng)蜂女，還是關于蜂王的詭異短信，都使其充滿了濃郁的神秘色彩，而這些旁逸斜出的奇崛人生又似乎與他詩人的身份相契合。猶如天外來客的養(yǎng)蜂女讓楊一凡不由得想到《聊齋》，而他也似其人物般親歷了一次如夢如幻的人生奇遇，但養(yǎng)蜂女的蜂針療法不僅沒有治愈楊一凡的失眠癥，養(yǎng)蜂女更以離奇死亡的方式根植于其心靈深處，那些有關蜂王的無厘頭短信則一再撥動著他敏感的神經(jīng)，使其更加焦躁不安，徘徊于精神崩潰的邊緣。精神焦慮癥是一種都市現(xiàn)代病，作為營盤鎮(zhèn)鎮(zhèn)長的楊一凡卻患有此病，這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農村現(xiàn)代化轉型在為現(xiàn)代人提供更加多元的生活方式的同時，也遭受著城市的浸染和貶損。
三、主要敘事人及其時代面影
后記《我和祖奶》開篇即敘述了作家返鄉(xiāng)看望祖奶的溫馨場景，但就在讀者因其真切的細節(jié)描寫而以為祖奶確有其人之際，作家卻筆鋒一轉，“好吧，我老實交代，祖奶是我虛構的人物。在寫作的三年中，我與她朝夕相處，加上構思的時間，達七八年之久。聞其聲，見其形，睹其行，揣其思，殺青之時，竟戀戀不舍。她人在塞外，而我仍有機會造訪她，遂寫下上述的臆想”⑧。這一敘事的突轉著實令人震驚，也不禁使人想起1980年代受西方現(xiàn)代主義影響，醉心于形式試驗的先鋒敘事，但仔細分析不難發(fā)現(xiàn)，胡學文并無意效仿先鋒作家而公然揭開文學的虛構面紗。猶如大仲馬在創(chuàng)作《三個火槍手》時會因情節(jié)需要將非常喜歡的一個人物親筆“殺死”而傷心難過，祖奶于胡學文而言亦是如此。在胡學文看來，祖奶并不是自己所虛構的小說人物，她和她所生活的宋莊，以及宋莊的蕓蕓眾生皆是真實存在于中國大地的，是裝裹著人間悲劇的構想世界的真實世相，而非對感受世界的直觀再現(xiàn)。
胡學文將自己對鄉(xiāng)土中國的深切情感熔鑄于宋莊這一文學世界，小說大半部分以第一人稱敘事視角，經(jīng)由祖奶的百年人生際遇揭破現(xiàn)實的殘酷與荒誕，勾勒風云變幻的時代畫卷，諦視歷史的沉痛苦難和生命的原初形態(tài)。而小說開頭和結尾祖奶的自白正好形成了一種復調，強調了這一小說主人公和主要敘述人的獨特之處。對此，胡學文在后記中作了詳盡的闡釋：“最初，我設定由鬼魂敘述，但想到已經(jīng)有那么多小說均如此敘述，從胡安?魯爾福《佩德羅?巴拉莫》到托尼?莫里森《寵兒》，均光彩奪目，尾隨其后，不只危險，亦糟糕透頂。若由祖奶坐在椅子上，一邊喝茶一邊回憶又太簡單太偷懶了。省勁是好，只是可能會使敘述的激情和樂趣完全喪失。小說家多半有自虐傾向，并非故意和自己過不去，而是對自己的折磨會爆發(fā)動力。這樣，我讓祖奶不會說，不會動——請她原諒，但她有一雙靈敏的耳朵。小說寫她的一個白日和一個夜晚，在這短短的時間內，講述了自己的百年人生?！雹?/p>
“《有生》有著相對寬漫的時間跨度，小說中的‘祖奶’和其中的眾生經(jīng)歷著百年時光里的全部曲折、疼痛、起伏、愛欲和時代變遷，以及這種變遷中個人命運與社會認知的轉變?！雹獾c20世紀中國文學側重于歷史宏大敘事的現(xiàn)實主義作品不同，《有生》既沒有波瀾壯闊的歷史場景的正面描寫，也盡力摒棄了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制約，始終著眼于歷史長河中的蕓蕓眾生，并經(jīng)由小人物凡常的生活瑣碎與生命褶皺，再現(xiàn)了風云變幻的時代圖景和沉痛的歷史面影，凸顯了如螻蟻般卑微的個體生命生的苦痛與死的俗常?！懊總€人的‘當前’，不但包含他個人的‘過去’的投影，而且還是整個民族‘過去’的投影。歷史對于個人并不是點綴的飾物，而是實用的、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礎。”11祖奶的人生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兒時跟隨父親漂泊期間，三歲登基的溥儀、逃荒大軍、剪辮子、大清覆滅等不時穿插期間；二是在李貴的牽引下來到宋莊，在此結婚生子，成為了遠近聞名的接生婆。她因接生見過土匪、察哈爾副都統(tǒng)、馮玉祥手下的師長乃至日本將領等各色官員，親歷過偽蒙疆政府、農民暴動、“文革”等民族國家政治風波與社會變革。用她自己的話說：“我經(jīng)歷過災荒、饑餓、戰(zhàn)爭、瘟疫，當然有數(shù)度失去親人的打擊，但都挺過來了，沒有被野狗爭搶，沒有被烏鴉啄食，可就像劃割過深的傷口，即便痊愈，也難免留下疤痕。每一節(jié)每一處都長著一個故事，猶如老樹的枝條，在晨霧中醒來，在暮靄中睡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2可以說，祖奶的百年人生也是鄉(xiāng)土中國的民族史、苦難史，而在這些觸目驚心的民族苦難背后皆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苦痛與無可奈何。
天災與戰(zhàn)亂是中國人心底永遠無法抹去的歷史記憶，20世紀中國文學也極盡敘事之能事對其進行了詳盡的敘述與渲染，胡學文的《有生》也不例外。以農業(yè)為根基的鄉(xiāng)土中國是黏著在土地上的，世代定居是其生活常態(tài)，只有遭遇嚴重的天災或戰(zhàn)亂方才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人口流動，但即便是迫不得已舉家搬遷，人們也大都遵循熟人社會的關系法則。祖奶一家加入逃荒大軍去往山東，是為了去單縣投靠父親的表弟，而在祖奶當宮廷焗匠的夢想破滅之后，又在李貴的牽引下來到宋莊，這一人生軌跡的突轉皆因對熟人秩序的信賴。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將生理需求置于人類需求的第一位，認為只有基本需求得到滿足，才有自我實現(xiàn)的可能。逃荒的窘境和求生的本能迫使祖奶父親拋卻了出門三分敬的處世至理，強烈的求生本能遮蓋了人性中理性、溫暖的部分，使其為一只小鳥與衣衫破爛的女人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奪戰(zhàn)，這一凡常之事鮮明地再現(xiàn)了動亂時代微若塵埃的普羅大眾的生存疾患，并由此窺見人性中不為人知的幽暗面。而在民族危亡的特殊歷史節(jié)點，殘酷的戰(zhàn)爭、各種名目的賦稅以及土匪流氓等合力促使整個鄉(xiāng)土中國家破人亡。“死人多，活人少，從磚塊瓦礫中翻找尸體，再將尸體埋葬是巨大的工程，更大的苦難在于，尸體殘缺不全，有的沒了頭，有的沒了腿，有的缺胳膊，有的炸爛了肚皮。即便湊全了，但未必是原來的，男的安到女人身上，本來是老人的身骨，卻安了娃娃的頭。到后來，沒有哭聲了，因為沒了力氣。每天醒來就不停地挖、找、翻?！?3但蔚縣這種殘酷的暴力與死亡場景對于飽受民族苦難的鄉(xiāng)土中國而言只是冰山之一角。
《有生》不僅經(jīng)由祖奶的百年人生再現(xiàn)了晚清以來鄉(xiāng)土中國遭受的巨大民族浩劫與時代隱痛，也凸顯了生于期間的普羅大眾的沉痛苦難。生與死、樂與哀，唯有順其自然，欣然接納，這不僅是宋莊人的生活秘方，更是整個鄉(xiāng)土中國血與淚的生命哲學；不僅是特殊歷史時期微若螻蟻的小人物的應對之策，更是幾千年來鄉(xiāng)土中國世代繼替的生存哲思。鄉(xiāng)土中國長期以來相對封閉、貧困的社會現(xiàn)實與儒家以家族為核心的禮法教化逐漸形成了費孝通所謂位育的生活方式?！霸谫Y源有限的匱乏經(jīng)濟里有不知足不安分的人，而且對于物質享受的愛好，本是人性之常，但是這種精神并不能使人在這種處境里獲得滿足，于是有知足安分的觀念發(fā)生了。這種觀念把人安定在這種處境里?！?4自足、安分、克己便成為了古老中國的處世秘訣，這種幾千年來積淀而成的安分守己、修己以順天的位育觀早已融入中國人的骨血之中，成為了一種集體無意識。
正是這一無意識之中的潛意識形成了中國人忍受苦難的堅韌毅力，也是余華在《活著》中經(jīng)由福貴老人一生的苦難與堅忍，道出為活著本身而活著的殘酷哲思的原因所在，但對于為什么活著這一人類終極追問，胡學文卻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詮釋。在他看來，人生在世要有期冀和念想，即使微若游絲，猶如接生之于祖奶、烏鴉之于如花。胡學文也藉祖奶之口指出，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大災大難也無可避免，要有情緒的自我排解方式，倘若郁結于心而成頑疾，最終只能悲劇收場。拉風箱的婆婆、吆喝賣麻花的店主、吃草的白禮成父親等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驅散著內心的苦悶與煩難，即使歷經(jīng)百年時代變遷，宋慧、林月蓮等人也依然延續(xù)著這一“傳統(tǒng)”。宋慧以挨打的方式幫助丈夫楊八叉發(fā)泄內心的不快，又通過嚎哭來消解自己的苦楚；林月蓮則通過近乎極端而變態(tài)的方式來排解孤獨與焦慮。她以公爹調戲自己為由一再上訪，但她上訪的目的并不是希望政府能真正幫她解決問題，只是想藉此消磨漫長的虛空時光。
除了對生活的美好期冀和情緒的自我消解，胡學文也通過祖奶再現(xiàn)了小人物面對無力改變的深重災難時近乎本能的報復性抗爭。接連失去親人的沉重打擊不僅沒有擊垮祖奶，反而激發(fā)了她的生育本能?！霸谀莻€漫長的夜晚之后，準確地說，是第一縷陽光投射在窗欞上時，一切都發(fā)生了變化。我要生兒育女，那個念頭飄然而至。我不止要生一個，要生兩個三個四個……我尚未衰老，子宮仍然潤盈。我沒考慮能不能養(yǎng)活，似乎已經(jīng)喪失理智，只是想生。死神奪走了五個，我要生更多的孩子?！?5生育不僅是祖奶對自己悲慘遭遇的無聲反抗，更是其能夠想到的存在得以可能的唯一方式。祖奶這種經(jīng)由殘酷的生活苦難爆發(fā)出的本能性生殖欲望和對不公命運的抗爭，不禁使人想起莫言《豐乳肥臀》中的上官魯氏，并以此窺見鄉(xiāng)土中國生命孕育的原初形態(tài)。
注釋：
①何同彬：《〈有生〉與長篇小說的文體“尊嚴”》，《揚子江文學評論》2021年第1期。
② ③ ④ ⑦ ⑧ ⑨ 12 13 15胡學文：《有生》，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205、852、693、264、941、942、273、744－745、838－839頁。
⑤韓松剛：《時間和生命的綜合——評胡學文長篇小說〈有生〉》，《揚子江文學評論》2021年第1期。
⑥ 11 14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41、19、99頁。
⑩李浩：《胡學文長篇小說〈有生〉：“體驗”的復調和人性百科書》，《文藝報》2020年8月28日。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