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一、回到20世紀50年代：“文學史”作為王瑤研究方法的生成與再認

1989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以《著名文學史家王瑤追悼會在京舉行》為標題，登載了兩日前的追悼儀式消息?！拔膶W史家”，可謂對王瑤的蓋棺定論。20世紀80年代，王瑤就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科的性質(zhì)、研究課題與方法多番論述，其中最核心的觀點在于學科的定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是一門歷史學科，是文學史研究。經(jīng)由對學科組織、刊物的扶助和對新一代學人的培養(yǎng)，這種判斷已化為學科的底色，以及學者研究身份的選擇?！爸袊F(xiàn)代文學”偏重文學史研究的定位，基于王瑤所處的現(xiàn)代大學知識生產(chǎn)機制的傳承與規(guī)定，是“校園人物”王瑤的主動追求，已得到很好的討論[2]。而另一側面，“文學史”作為王瑤與時勢對話的策略及其意義，尚未被充分的理解。與古典文學研究相比，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更直接的與學院圍墻外的世界對話，文壇、政壇、學院都施加著對文本解釋的力量，這種互動帶來的危險及魅力始終構成著這個學科的特殊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80年代，在王瑤討論現(xiàn)代文學的研究框架中，“文學史”始終被置于“文學理論”“文學批評”三種方法的并舉對比中被闡釋，文學史的比較優(yōu)勢在于其范式的“歷史感”可以包容“現(xiàn)實感”，從而避免陷入“實用主義”或“以論代史”的誤區(qū)[3]。規(guī)避文學理論、文學批評話語背后的現(xiàn)實文學制度的擠壓，將現(xiàn)代文學學術研究與文學史方法黏合，與王瑤等一代奠基者近三十年與學院內(nèi)外博弈的體悟可謂密不可分。那么，理解文學史如何逐漸發(fā)展為王瑤與其時文學世界對話的策略，其被探索發(fā)展而定型的動態(tài)過程，其意義與限度，就理解現(xiàn)代文學學科的核心研究方法，則相當必要。1951年，《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完成，王瑤進入學術黃金期，至1958年遭遇變故，“已無要打算如何如何之意”[4]。這七年里，王瑤不僅在大學校園內(nèi)頗為活躍，亦與其時文藝界等互動頻頻，用他的老同學韋君宜的話講，“簡直不像一位搞古典文獻的教授，而變成活躍的當代文藝界積極分子”[5]。這是王瑤真正對其時生成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的現(xiàn)當代中國文學體制形成自我認知的時段，也是其文學史觀念及研究方法被沖擊及再塑成的時段，相當值得重視?，F(xiàn)有的研究已開始討論王瑤20世紀50年代的經(jīng)歷在他治學歷程中的意義[6]，多聚焦其命運困境，而較少在他與其時文學世界的博弈行動中談其話語與思考，這是本文試圖繼續(xù)討論的方向。

20世紀50年代，《文藝報》是王瑤與文藝界核心發(fā)生互動的媒介。《文藝報》創(chuàng)辦于建國前夕的1949年5月，9月復刊后成為中國文學藝術家聯(lián)合會機關刊物，1957年委托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辦。作為兩個組織的機關刊物，20世紀50年代間，《文藝報》的任務為發(fā)布與闡釋主流的文藝政策、評介文藝創(chuàng)作、討論文藝問題、推動文藝運動，在新中國文藝界是具權威地位的領導媒介。其主編和編委曾深度領導文藝界斗爭并不斷經(jīng)此更迭[7]?？梢哉f，《文藝報》處于其時文藝界的暴風眼中。1952年，通過對《<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的座談，王瑤第一次被《文藝報》注意，1955年初，王瑤成為改組后的《文藝報》編委之一。1958年10月，《文藝報》19號編委名單中王瑤被除去?？梢哉f，王瑤卷入《文藝報》的時段基本與這份刊物作為當代文壇晴雨表的時間重合。以《文藝報》為中介，王瑤見證并參與了其時最重要的文藝運動，尤其是幾個批判運動：《紅樓夢研究》和胡適唯心主義批判、反胡風運動、反右運動及文學界大躍進運動。在這些事件之中，王瑤既參與編審稿件，也發(fā)表了多篇相關的論文或留下了發(fā)言記錄。

聚焦《文藝報》中的王瑤，是討論20世紀50年代王瑤現(xiàn)代文學史觀塑成的很好的入口?！锻醅幦分?，對相關文章多打亂次序入集，部分僅以存目形式收集，也存在個別失錄情況，在這部分文本整理和解讀方面存在一些缺憾。因此，本文將以《文藝報》中王瑤文本的整理為基礎，在20世紀50年代王瑤與其時文學制度的碰撞中，理解其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文學史”范式的調(diào)整與再塑成。

那么，王瑤在其時文藝系統(tǒng)中的位置與功能如何？被批判者——這些橫跨“現(xiàn)代”文壇與“當代”文壇的人物如何被王瑤在運動中言說？在外界的壓力和自我的要求中，王瑤的話語姿態(tài)何如？其面對當下的發(fā)言與其文學史觀做何聯(lián)系？本文將在下文的討論中從以上問題談起。

二、由“考據(jù)”入“義理”：被知名的王瑤文學史論

1955年1月，《文藝報》編委全面改組，原主編負責制被編輯委員會集體領導制取代，主編馮雪峰降格為非常務編委。新的七人編委會中五人為新鮮血液：康濯、秦兆陽、黃藥眠、劉白羽、王瑤?？靛?、秦兆陽、劉白羽三人均為中國作協(xié)黨組1956年成立的書記處成員，參與文聯(lián)、作協(xié)日常工作多時，被調(diào)往負責《文藝報》理所當然。黃藥眠與王瑤均在高校中文系任教，但黃氏1953年被推舉為中國文聯(lián)第二屆全國委員，參與編輯尚說得通。而王瑤則顯得很特殊：沒有史料顯示王瑤其時為文聯(lián)或作協(xié)成員，1952年他曾投稿《文藝報》回應對《中國新文學史稿》的座談，被退稿，可見王瑤與報刊的聯(lián)系并不密切，卻被加入了編委會。當事人康濯的回憶為：“本來北大中文系教授王瑤同文學界聯(lián)系較少，參加活動不多。提名并決定他參加編委的主要原因，是當時他發(fā)表的一篇批判《紅樓夢研究》和胡適派唯心論思想的文章”受到高層表揚，“于是不大知名的立即知名了，按照當時的習慣自也有幸參加《文藝報》編委會了。記得名單決定后是邵荃麟同志和我去找王瑤同志通知了此事?！盵8]

王瑤符合以上條件的文章，即《從俞平伯先生對<紅樓夢>的研究談到考據(jù)》及《談古典文學研究工作的現(xiàn)狀》兩文，分別刊載在《文藝報》1954年11月的第21期及同年12月的第23、24期，是在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和胡適批判運動中產(chǎn)生的[9]。其時，學術界人士大多對把自我的學術方法與思想立場勾連起來的話語并未接觸過，文章雖多但始終達不到要求。此外應注意到，這次運動的雙重目的性也意外的令交流不多的文壇與學院被放置在一起對話。對這兩種新情況所要求的幾種交叉話語，王瑤均有所了解：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做新文學研究，關注現(xiàn)實文壇；做古典文學研究，對俞平伯所在的北京大學文學所有接觸[10]。他的發(fā)言必然不同于泛泛而談。

具體而言，王瑤的文章又在怎樣的場景生成？也留有一些線索。溯源后再把兩篇文章放回《文藝報》的刊載環(huán)境中看，將有更清晰的把握?！稄挠崞讲壬鷮?lt;紅樓夢>的研究談到考據(jù)》初刊于1954年11月19號出版的第21號《文藝報》，初刊本末尾已標明寫作時間“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日”。《文藝報》對《紅樓夢研究》批判的參與從1954年第20號開始，本應10月30日發(fā)行的半月刊被延期至11月7日出版，頭條轉載了《人民日報》對《文藝報》工作的質(zhì)問及馮雪峰的檢討，其后為中國作協(xié)10月24日召開相關研討會的報道及舒蕪的一篇批判文章。21號《文藝報》是對上一號緊密銜接的擴展版，具體說來，即將20號報道的研討會上的發(fā)言挑選后整理成文迅速發(fā)表。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座談會發(fā)言時的形勢與發(fā)言稿刊發(fā)時的形勢已很不同。就座談紀要看，10月中國作協(xié)和文學研究所聯(lián)合召開的這次研討會雖然也講主義、立場，但更多還是相關學者討論古典文學研究的具體方法，很關注“考據(jù)”本身的問題，參與者的回憶中亦稱周揚“調(diào)子并不高”[11]。但11月時勢突變，《文藝報》要呼應形勢，卻已來不及約太多新稿，所以做了兩個調(diào)整，一是把陸侃如在山東大學《紅樓夢》座談會的發(fā)言作為頭條登出，陸文論述比較粗糙，突出在立場，調(diào)門很高[12]；二是把作協(xié)座談會的六篇文章做一順序調(diào)整，把筆談式的吳小如文放在最后，其他文章或拘束于具體問題辨析（如聶紺弩談“釵黛合一論”）或批判不著重點（如范寧談愛國主義與《紅樓夢》研究），也排在后面，而將王瑤文放在陸侃如后，重點推出?？梢钥闯?，編輯者認為王瑤此文是座談會產(chǎn)生的討論文章中最符合運動要求的。不同于本刊其他文章的散碎，《從俞平伯先生對<紅樓夢>的研究談到考據(jù)》雖有些質(zhì)問式的表達，但基本按一篇說理嚴密的論文結構著：第一部分在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背景中談俞平伯《紅樓夢》研究與胡適的聯(lián)系，第二部分將胡適倡導的“實驗主義”放回“整理國故”運動中談，討論當時的政治反響與作用，最后一部分則就“考據(jù)”所聯(lián)系的現(xiàn)代史學研究方法論的意義及限制討論，展望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下史料收集與史識形成間的關系。王瑤此文的特出不僅在于跳出了具體的“考據(jù)”辨析，在學術史發(fā)展的眼光中討論研究方法論問題，更在于其推導的過程是由方法的闡釋到立場的選擇，而非此次運動中學院中人普遍的站定立場而后談批判。文藝界人士不熟悉這種文章：使用學術論文文體，在學術史的梳理中思辨問題的生長狀況及邏輯，從而做出判斷。但這樣的論述方式較易于被新中國建立前培養(yǎng)出的學院中人所理解與接受，革命話語能夠以此為中介被其施行的對象知識化。上級部門亦深知這個問題。在對運動的官方總結報告中，談到將學術化的批判論文在大眾報刊上登載，作為本次運動的主要工作方法之一：“在報刊上發(fā)表論文……提倡在一篇文章內(nèi)集中分析一個問題，而不是泛泛地概論一切問題；提倡進行正面的充分的闡發(fā)，不只是揭發(fā)和批判；提倡通俗、精練，明白易懂；提倡科學性和準確性，提倡充分說理和嚴格論證；提倡深入研究，力求在理論上有新的建樹，較長的論文可在刊物上登載，其中好的可以在報紙上節(jié)要轉載?！盵13]王瑤能以論文體在這次政治運動中談學術問題，并被作為某種范本在文藝界官方刊物上登載，即基于以上工作方法的被選擇。

王瑤在被選拔為《文藝報》編委前發(fā)表其上的另一篇文章為《談古典文學研究工作的現(xiàn)狀》，屬于本期《文藝報》組織的五篇對古典文學研究和出版工作的討論之一，王瑤使用了隨筆體，語氣平和不犀利，也不像談考據(jù)的一篇那么收放自如。一個月的時差，讓王瑤對本次運動的態(tài)度有些變化。本文有一段附記，后未收入整理后的文集中，算是佚文，但能說明寫作的氛圍，這里姑且抄錄一下：

這是作者在一個座談會上的發(fā)言，所根據(jù)的只是自己的直覺印象和體會，而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古典文學的修養(yǎng)又都極其淺薄，所了解的情況也非常有限，因此其中不妥當和不全面的地方一定很多，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正。[14]

本文寫在1954年12月。11、12月間批判運動在高校鋪開，北京大學中文系屢次召開批判座談會，規(guī)格算是校內(nèi)最高，除中文系全體教師、文研所和他系部分人員參加，校方代表也出席，除了批判胡適，落點在“教授也著重檢討了自己在學術研究工作中所犯的資產(chǎn)階級唯心論觀點的錯誤，迫切要求通過這次討論，肅清這種危害革命事業(yè)、危害學術發(fā)展的影響”，在這篇《人民日報》報道中，王瑤被作為發(fā)言者代表列出[15]。這種校園內(nèi)的學術路線批判及自我檢討即王瑤“談現(xiàn)狀”一文的發(fā)言環(huán)境。因此，全文充滿對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現(xiàn)狀的自我否定也能夠理解了。不過，王瑤也謹慎的對高校外“領導文學研究的部門”及“文藝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學術刊物少及貫徹新的研究方法的大眾出版物計劃少，不能及時反應學術研究工作的新動向。對這種批評的接受與刊載基于對《文藝報》及文藝界領導在運動中自我整風的要求。從其后王瑤在編輯部的日常角色看，也類似這篇文章中他的自我定位：一個文藝界外部的監(jiān)察人士。

在這次《紅樓夢研究》及胡適批判運動的發(fā)展中，王瑤又寫作了一篇論考據(jù)作用的論文及兩篇胡適文學觀的批判，這五篇文章作為一個文本簇收入王瑤1956年出版的《關于中國古典文學問題》一書。據(jù)學生回憶，先生晚年囑咐若再編文集“這幾篇批判文章一定要收，除了讓后人知道當年知識者的艱難外，更因這里面凝聚了他的不少心血”[16]。筆者認為，王瑤所以對這幾篇運動前線的學術文章頗為注意，不僅止于對當時的歷史風貌立此存照，亦在于仍視其為自己學術發(fā)展脈絡中的一部分。在這些談古典文學考據(jù)的文章中，王瑤始終以討論什么是新的史學研究方法這個問題為核心，而其觀點非常穩(wěn)固：考據(jù)學（或稱實驗主義）追求“定論”，所使用的是從形式邏輯考察問題的方法，是靜止與平面的思考，往往無關宏旨；而新史學則在搜集史料尊重史實的基礎上，從發(fā)展、運動、聯(lián)系和相互作用考察重要現(xiàn)象，分析歷史發(fā)展的全貌與規(guī)律。在闡釋這種在聯(lián)系和發(fā)展中發(fā)現(xiàn)歷史規(guī)律的視野時，王瑤多次使用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一文為論據(jù)，以之為歷史唯物主義對新史學方法的綱領性指導。王瑤所形成的這種文學研究的新史學方法的論述，一方面，基于他在1940年代學術訓練期對朱自清、聞一多、陳寅恪所代表的“清華學派”釋古方法的學習，另一方面，與王瑤1930年代以來對左翼社會科學理論的閱讀與吸收不乏關系。1950年，王瑤曾寫過一篇長文《考據(jù)學的再估價》，是1954年運動中他發(fā)言邏輯和觀點的來源，其結尾更顯豁的寫到：“新的學術工作者，卻首先必須掌握馬列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即歷史唯物主義對于研究中國過去的具體運用，這是最主要的。然后再結合了考據(jù)學的那種實事求是的尊重材料的精神，這樣，如果把研究的結果用盡可能的通俗化的形式和語言表現(xiàn)出來，就是我們所希望的新的著作了”，并名之為新時代的“義理、考據(jù)、詞章”[17]。對王瑤來說，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史學研究方法是源于自我經(jīng)驗與判斷的選擇，而這場政治運動的持續(xù)動員則給予了王瑤去建構與反思自我治學方法的強制性環(huán)境。此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jié)是，運動中出現(xiàn)了個很令他糾結的行文問題，即“一開始寫學術思想批判的文章時，按時興體例，時常用到‘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句式，初寫時很不習慣”[18]。這里的裂隙在于，在王瑤對史學方法的主動建構中，馬列主義是學術資源，而非現(xiàn)實身份的依據(jù)，而隨著運動的洗禮，真摯的自我建構將更多為具體的外部身份規(guī)定所取代，這將逐漸削弱理論本身的力量。

20世紀80年代，王瑤針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科提出自我的文學史研究方法的總結，即在上下左右的聯(lián)系中討論文學發(fā)展的現(xiàn)象，同時要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進行考辨。由本節(jié)的回溯而知，20世紀50年代，王瑤即已完成這種對文學對象的史學研究方法的完整建構，并因其“方法”對“主義”的有效涵納獲得了認可。這種研究方法的更新，既基于王瑤一代學者的自我認知，也屬這場運動中校園內(nèi)外碰撞的產(chǎn)物：以學術話語的重構為突破口，外部力量堅決又審慎的推動著學術界的內(nèi)部更新與迭代。其產(chǎn)生的影響，仍值得我們再討論。

三、“毀譽得失”與“是非真?zhèn)巍保和醅幣c運動中重寫文學史的合離

1955年，王瑤甫一參與《文藝報》編輯工作，即直面了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批判運動。1957至1958年的文藝界反右運動及總結中，王瑤又漸漸從旁觀者而進入發(fā)言人的角色?！段乃噲蟆肥恰度嗣袢請蟆分獍l(fā)起及推進兩次運動的媒介核心，而王瑤在運動中的觀察、體會及回應則值得關注。

1955年1月底，《文藝報》1955年第1、2號合刊以附發(fā)專冊形式刊載了胡風的意見書及兩篇針對性的批判文章，林默涵和何其芳的批判文章中主要把其作為文藝理論錯誤討論。作為編委的王瑤也通過編輯附刊了解到報告內(nèi)容，并很快在《人民日報》撰文討論。胡風著《劍、文藝、人民》及論文曾被王瑤列為新文學史的參考資料，其理論為王瑤熟悉，但在這篇文章中，王瑤不談理論，而主要講胡風對“文藝運動方式”的建議錯誤，并將問題框定在“全國解放以來的”[19]當下。避開在歷史聯(lián)系中談胡風思想問題，王瑤分割的謹慎中含有對穩(wěn)定的“現(xiàn)代文學史”的保護。

1955年6至10月間，胡風集團被定性后，《文藝報》第11至20號將組織對胡風集團的批判提升為刊物的首要任務，以大部分版面刊發(fā)運動文章。據(jù)常務編委康濯回憶，按照上級要求，王瑤所在的《文藝報》編委會其間主要組織發(fā)表三類文章：表態(tài)性質(zhì)的批判，到13號為止；揭露胡風集團成員的活動，到19號為止；分析胡風思想發(fā)展和哲學根源，到20號為止。11至18號發(fā)表的批判文章多“經(jīng)編輯部再三修改后”，“送給周揚同志看”[20]，根據(jù)其意見再修改。1955年夏秋兩季，高層對《文藝報》的介入與關注直接而具體，編委會不再行使對稿件的選擇和決定權，文章的成稿狀態(tài)不完全與作者有關。王瑤加入《文藝報》編委后，通過參加定期編委會，并在常務編委的分配中，“看稿、改稿和退稿回信”[21]，了解到文藝政治運動的組織過程，以及批判文章在運動中的位置、流轉經(jīng)歷及表述方式。這些經(jīng)歷直接影響著王瑤在此后的運動中自我表述的策略。

10月，胡風集團批判運動進入尾聲，《文藝報》亦恢復原有欄目設置。在此語境中，當月的《文藝報》19號“文藝評論”欄登載了一篇對《中國新文學史稿（下冊）》的評論文章，主標題為《清除胡風反動思想在文學史研究工作中的影響》。第20號則在同樣的欄目中登發(fā)王瑤回應文章《在錯誤中汲取教訓》。這篇評論文章應是運動中的讀者投稿之一：作者甘惜分比王瑤尚小兩歲，其時剛調(diào)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yè)任副教授，與胡風無交涉也無文名，并非這次批判運動的約稿對象。選擇在這個時候以“評論”而非“批判”欄刊發(fā)這篇來稿，也許含有其時編輯權逐漸恢復的編委會對成員之一的王瑤的一點好意。甘惜分的這篇評論文章也并沒有劃分王瑤身份的意圖，而意在討論一個新興的問題：隨著當下文藝運動的發(fā)展，如何回溯并重述與之有關的文學歷史？而甘的回答頗斬釘截鐵——聽從現(xiàn)下的判斷。基于這種邏輯，甘文既要求一部能以當下最被認可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原則”為發(fā)展線索的現(xiàn)代文學史，又要求文學史能把這種“革命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與各種反動的、反現(xiàn)實主義文學流派斗爭”規(guī)律還原到“客觀的歷史事實”[22]中去。在此認同中，寫就不久的現(xiàn)代文學史排除的不僅是胡風，且將是未來一切被當下否認的過去。而王瑤的回應則相當智慧。表面看來，正如研究者的判斷，這檢討“無論是內(nèi)容還是語言形式……已經(jīng)沒有王瑤的個人風格、風采了”[23]。然而把文章放回其時的語境中看，卻能產(chǎn)生不同的感受。《在錯誤中汲取教訓》首先是被王瑤作為表態(tài)文章寫的，這基于他近一年通過編報直面運動的經(jīng)驗。這篇表態(tài)文章屬上文提到的這場運動中能夠?qū)懙娜愇恼轮唬饕庵际欠乐贡粴w類于胡風分子，作一自我辯白。因此全文以說明自己與胡風分子在行動上無接觸為主，論及相關人員屬于“客觀主義”[24]堆積材料的錯誤。并已通知停印本書來改寫。作為表態(tài)文章，本文將自我辯白與批判運動產(chǎn)生的話語運用結合，較為成功。而對于甘惜分提出的核心問題，即以其時討論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斗爭線索重述現(xiàn)代文學史，王瑤沒有做出任何回應。不回應，也許為當時情景下表達其意見的最高替代品，但王瑤也在這里開始面對這個糾纏著其后整個研究生涯的問題：當下的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其時以批判的方式）議題試圖進入并控制文學史，文學史書寫者將以怎樣的姿態(tài)面對？

1957年，在北京大學與中國作協(xié)兩處，王瑤經(jīng)歷了“大鳴大放”及其后的反右運動[25]。對王瑤的現(xiàn)代文學史研究來說，這一當代運動頗有影響，如果按照不久前胡風批判運動形成的慣例，現(xiàn)代文學史應將丁玲、艾青、馮雪峰等刪除。然而王瑤似乎在尋找其他解決辦法。在運動基本結束的10月份，王瑤在給復旦大學同樣教現(xiàn)代文學史課的趙景深信中談：“目前對艾青等人究應如何處理，尚無權威意見可以遵循，彼此皆在摸索中，此亦影響教科書之編寫，可知現(xiàn)代文學史之困難也。以我個人意見來看，艾青、丁玲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中仍須講授……蓋有人在民主革命時期有過一些積極表現(xiàn)，亦仍可在社會主義革命中變?yōu)橛遗梢病×?，只著重講其《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而連帶批判其早期創(chuàng)作……對他們以前的某些較好的作品，也可加以肯定，說明人民對于些微的貢獻亦是不會埋沒的，但決不允許由此而反社會主義云云?！盵26]王瑤擬想的應對方法，是將“現(xiàn)代”與“當代”根據(jù)社會性質(zhì)做一分期，進而把橫跨兩個時代的作家做一分割，將其做一已過去時代的歷史人物討論。在此意義上，現(xiàn)代文學史的性質(zhì)判定則頗為重要——與當下不同歷史性質(zhì)、不同議題的一段已收束的文學存在。

就王瑤文學史觀的塑成而言，1958年初文藝界對反右運動的總結比反右運動本身更重要。1958年1月，《文藝報》由周刊仍改回半月刊，在卷首語中，編輯部提出“根據(jù)整風運動中反復討論的結果，替自己規(guī)定了1958年的工作任務”，其中作為首項列出的，是“開展文藝思想大辯論，著重批判文學上的修正主義思想”。[27]在接下來延綿三個月的總結工作中，《文藝報》最核心的文本即周揚署名的《文藝戰(zhàn)線上的一場大辯論》。在本文發(fā)表后，《文藝報》組織作家、評論家十二人研討，王瑤為其中之一，座談記錄整理為《為文學藝術大躍進掃清道路》，以頭條發(fā)表。此外，各期以“再批判”為主題，重評丁玲、艾青等人在1940年代發(fā)表的作品，王瑤《關于現(xiàn)代文學史上幾個重要問題的理解》一文，完成了重評馮雪峰理論的任務。把以上三個為運動所緊密聯(lián)系的文本對讀，各方關于現(xiàn)代文學史部分的對話頗有意味。

《文藝戰(zhàn)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作為領導者對文藝界反右運動的總結，其理論核心之一是“無產(chǎn)階級文藝路線”和“修正主義”兩條路線之爭。在這種文藝的階級屬性判斷前提下，丁玲、馮雪峰關于“現(xiàn)實主義”、“個人主義”的言論被一一清理為錯誤立場之下不容辯駁的錯誤問題。文中提到兩條路線的斗爭應該上溯到文學史中，尚未做展開討論。值得注意的是，本文路線之爭外的另一個闡述重點是談社會主義文學建設，追溯起點為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并強調(diào)這個文藝性質(zhì)變動的標志從屬于1942年的政治事件即整風運動。而對作為社會主義文學前史的“五四新文學”一段，則仍以“民主革命”路線視之，丁玲、馮雪峰也在論述中被認為是“勉強地過了民主革命的關，但到了過社會主義這一關”則跟不上而“墮落”了[28]。可以說，在本文稿所召喚的以兩條路線斗爭為線索的現(xiàn)代文學史中，“講話”發(fā)生前的文學史因其所處歷史時段社會屬性的判斷獲得了不完全的松動可能。

王瑤《關于現(xiàn)代文學史上幾個重要問題的理解》一文，以重評馮雪峰文藝論為入口，而其真正應對的是周揚拋出的兩條路線之爭的命題。王瑤接受了文藝創(chuàng)作及理論的評價標準在于其階級屬性的理論指引，并在長文的最末拉出一條資產(chǎn)階級文藝觀的發(fā)展路線：起于胡適、梁實秋等“赤裸裸的資產(chǎn)階級文藝觀點”，到三十年代作為修正主義派體現(xiàn)的胡秋原、荊有麟，止于四十年代胡風集團及雪峰的文藝思想，最新的路線理論對“現(xiàn)代文學史的研究”指導被吸納。然而，就路線之爭在文學史中的反映這個命題，這篇兩萬余字的長文中做出的回應止于千余字，王瑤此文的核心，是討論官方在此不予注目的“五四”。第一節(jié)，糾纏于“五四”文學革命的性質(zhì)和領導思想問題，討論“五四”文學并非承接“世界資產(chǎn)階級文學的主流”，而是“無產(chǎn)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屬于“無產(chǎn)階級思想領導”；第二節(jié)，澄清馮雪峰對左聯(lián)時期魯迅遺產(chǎn)的錯誤理解，討論作為“五四”發(fā)展方向代表的魯迅，作為一個“真正的革命民主主義者是有可能逐漸擺脫他自己在思想上的階級局限的”；第三、四節(jié)，討論馮雪峰對“講話”意義的偏離，實則回應“大眾化”等社會主義文學起點的標桿概念與“五四”問題的聯(lián)系；最后一節(jié)，夯實“五四”傳統(tǒng)與“講話”精神的關系，談“五四”是向著“講話”的方向發(fā)展，“講話”是“五四”傳統(tǒng)“最正確的繼承和發(fā)揚”以及“改造”[29]。以纏繞的理論文章，討論“五四”文學革命及其代表者魯迅在絕對的社會屬性判斷中的相對超越性，并不是王瑤的興趣及優(yōu)長所在，而可謂他對作為裁斷的理論的策略性回應。通過緊緊聯(lián)結起“五四”及“講話”，以及夯實“五四”及其代表魯迅作為資產(chǎn)階級社會中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及革命者的屬性判斷，王瑤保住了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起點的“五四”。而保住“五四”，也許便為其關聯(lián)的種種人物、作品、觀念留下一個可能的缺口。

對“大辯論”一文的座談會，據(jù)作協(xié)組織者回憶，對發(fā)言的導向已有準備，“主要強調(diào)這篇文章是三十年來兩條道路斗爭的總結基礎，特別是三十年代那一段的問題要加以闡明，以便作為現(xiàn)代文學史的參考”[30]。因此對座談會成員的選擇也很考究，由中國作協(xié)領導、1930年代上海部分左聯(lián)成員和作為文學史家的王瑤三方構成。作為中國作協(xié)代表的邵荃麟提出，他對已有的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不滿意，希望把這次反右斗爭產(chǎn)生的“理論工作上的重要收獲”，即“兩條道路斗爭的情勢的描寫”[31]作為重寫文學史的脈絡。對路線之爭中反對派的歷史梳理，邵荃麟和前文王瑤重評馮雪峰一文中的預設基本一致，換句話說，王瑤完全可以領會并承擔這種文學史的重寫工作。不過，王瑤的會議發(fā)言很有意思，不怎么談過去，卻展望將來，開首就說“我只談一點，就是我相信我們這個時代一定能產(chǎn)生偉大的作品”，其后則洋洋灑灑，論當下一定能產(chǎn)生“超過文學史上那些偉大名字的杰出的作品”。并在結尾對周揚的指示落實于：“我們的現(xiàn)代文學史就體現(xiàn)了兩條道路斗爭的歷史，也體現(xiàn)了社會主義文學從萌芽、成長到壯大成熟的歷史”[32]。從講述“兩條路線的斗爭”到研究“社會主義文學”的發(fā)展路徑，對文壇領導者文學史命題作文的再做闡釋，自有王瑤的堅持所在。

然而，以當下理論判定來重寫文學史的邏輯很快由學院中更年輕的響應者所接受。對“大辯論”一文的座談會舉辦兩個月后，雙反運動開始，王瑤作為資產(chǎn)階級學術權威的“白旗”在北大被批判，“史稿”中對兩條路線斗爭無明確涉及，是批判的核心觀點之一，其時的中文系學生，多有以《文藝報》《人民文學》為理論學習圭臬者，文壇風潮自有其吹進校園的渠道[33]。運動中王瑤被定性后，即默默消失在1958年10月的《文藝報》第19期編委名單中，從此王瑤也基本切斷了和當代文壇的互動聯(lián)系。

1958年運動后，王瑤寫舊體詩一首，壓在寫字臺玻璃板下，其中頸聯(lián)為：“毀譽得失非所計，是非真?zhèn)问怆y涂?！盵34]，當經(jīng)歷了文壇的種種運動，并在其終于波及己身時，王瑤決定以“是非真?zhèn)巍痹瓌t面對“毀譽得失”。以退守的姿態(tài)，王瑤獲得了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作為一種歷史對象的再認?？梢哉f，20世紀50年代中，“中國現(xiàn)代文學”迅速的歷史化是由“當代”文學運動所一次次加固并被賦予意義的，作為文學史家的王瑤并不能離開這個由今追古的基本邏輯。然而，1958年運動所展現(xiàn)的當下文藝命題對文學史研究的參與強度，也許令王瑤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產(chǎn)生了不同的再理解?！笆欠钦?zhèn)巍钡呐卸ǎ毁|(zhì)疑的史料考據(jù)不再僅是基礎工作，而作為對理論的反制，這種工具基于相當學院化的技術。在此意義上，王瑤的姿態(tài)，既指向自身，亦指向文藝運動中種種個體、批評、理論的浮沉。

20世紀50年代，“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歷史化被初步完成，對其“文學史”的研究方法及核心議題的建構，既基于現(xiàn)代大學知識生產(chǎn)機制內(nèi)的傳承，也應注意到其時學院外的文壇、政壇以文藝運動為方式發(fā)生的介入作用。就學科奠基人之一王瑤的經(jīng)歷看，王瑤因?qū)ξ膶W史方法重構的闡釋而被發(fā)現(xiàn)，以文學史家的身份為其時文藝體制[35]的領導媒介所吸納，而必須直面“當代”文壇對“現(xiàn)代”文學史設置的種種議題?；蚪邮芑蝌v挪或避讓，王瑤曾嘗試與其時議題對話，而終于講“史”對“論”的不完全貼合而被排除。以退守的姿態(tài)，王瑤再次清理了自己的路徑：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應指向存真?zhèn)蔚姆€(wěn)定時段的歷史研究，而與當下文壇所產(chǎn)生的理論、批評保持距離。這份判斷在三十年后構成了學科建設重整的前提。在當下的文學制度與教育制度中，文學史研究者又如何認識自我，并在學術傳統(tǒng)的滋養(yǎng)下面對現(xiàn)下的文學景觀，如此反思之時，也仍需要重溫那一份記憶及遺產(chǎn)。

注釋：

[1]作者簡介：何旻，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首都師范大學新文化運動研究中心研究員，文學博士。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后五四時期北京新文學出版文化研究（1920-1936）(21WXC007)”的階段性成果。

[2]參見張麗華：《王瑤與“清華學風”——兼及<中古文學史論>的方法與意義》,《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賀桂梅：《“現(xiàn)代文學”的確立與50-60年代的大學教育體制》,《教育學報》2005年第3期。

[3]參見王瑤：《關于現(xiàn)代文學研究工作的隨想》，《王瑤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頁；《關于現(xiàn)代文學研究工作的回顧和現(xiàn)狀》，《王瑤全集》第5卷，第144-146頁。

[4]王瑤：《19790831 致王德厚》，《王瑤全集》第8卷，第293頁。

[5]韋君宜：《我的老同學王瑤》，《思痛錄》，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71頁。

[6]參見陳徒手：《文件中的王瑤》，《讀書》2012年第7期；錢理群：《讀王瑤的“檢討書”》，《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3期；孫曉忠：《大學內(nèi)外:建國初期王瑤的新文學史寫作》，《現(xiàn)代中文學刊》2014年第3期；陳平原：《在政學、文史、古今之間——吳組緗、林庚、季鎮(zhèn)淮、王瑤的治學路徑及其得失》，《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

[7]對20世紀50年代《文藝報》性質(zhì)與作用的歷史討論，參見洪子誠：《1956：百花時代》，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153頁。

[8]康濯：《〈文藝報〉與胡風冤案》，《枝蔓叢叢的回憶》，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536-537頁。

[9]1954年10月至1955年年中，以駁斥《文藝報》對“兩個小人物”的壓制為導火索，開展了對《紅樓夢研究》和胡適的批判運動。這場運動的目的既在于對文藝界及其上級領導部門的整頓，又在于對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界馬克思主義立場的教育。

[10]參見1953年9月7日《北大貫徹知識分子政策的情況》：“王瑤等中文系的一些教授對近鄰、稍顯安靜的北大文學研究所有一種別樣的向往，私下里偶爾流露愿去那里從事研究。”轉引自陳徒手：《文件中的王瑤》，，《故國人民有所思》，三聯(lián)書店2013年版，第181頁。

[11]李輝：《與袁鷹談周揚》，《搖擺的秋千——是是非非說周揚》，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47頁。

[12]參見陸侃如：《胡適反動思想給予古典文學研究的毒害》，《文藝報》1954年第21期，1954年11月19日。

[13]《關于胡適思想批判運動情況和今后工作的報告》，何東昌 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頁。

[14]王瑤：《談古典文學研究工作的現(xiàn)狀》，《文藝報》1954年第23、24期，1954年12月30日。

[15]《首都文化學術界人士重視對“紅樓夢”研究中錯誤觀點的批判》，《人民日報》1954年11月13日。關于北大中文系一系列相關座談會的情況，另參見《北京大學校刊》1954年11月20日第27期；1954年11月29日第28期相關報道。

[16]陳平原：《從古典到現(xiàn)代——學通古今的王瑤先生》，《王瑤和他的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頁。

[17]王瑤：《考據(jù)學的再估價》，《觀察》第6卷第9期，1950年3月。

[18]《北京大學幾個教師對學術思想批判的反映》，《高校黨委辦公室動態(tài)簡報》第98期，1955年5月27日。轉引自陳徒手：《文件中的王瑤》，《故國人民有所思》，第182頁。

[19]王瑤：《不能按照胡風的“面貌”來改造我們的文藝運動》，《人民日報》1955年1月31日。另，《王瑤全集》中《王瑤著譯年表》將本文作為存目收錄，但將刊載位置及時間誤刊為“《光明日報》1956年1月31日”。

[20]康濯：《〈文藝報〉與胡風冤案》，《枝蔓叢叢的回憶》，第531頁。

[21]康濯：《〈文藝報〉與胡風冤案》，《枝蔓叢叢的回憶》，第537頁。

[22]甘惜分：《清除胡風反動思想在文學史研究工作中的影響 評“中國新文學史稿”下冊》，《文藝報》1955年第19期，1955年10月15日。

[23]錢理群：《讀王瑤的“檢討書”》，《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3期。

[24]王瑤：《在錯誤中汲取教訓》，《文藝報》1955年第20期，1955年10月30日。

[25]通過參加北大及中國作協(xié)兩方各自召開的座談會，以及在《文藝報》編輯部的編稿工作，王瑤了解到學界及文藝界反右運動的部分經(jīng)過，留存表態(tài)雜文《“一切的一切”》及《“衙門”與“俱樂部”》。另，1957年9月16、17日，中國作協(xié)黨組擴大會議中的最后兩次總結會，做對丁玲、陳企霞、馮雪峰等人的總結認定，王瑤應以《文藝報》編委身份參加了這次會議。

[26]王瑤：《19571004 致趙景深》，轉引自徐重慶：《談王瑤1957年的一封信》，《書窗》1999年第2期。

[27]編者：《致讀者》，《文藝報》1958年第1期，1958年1月11日。

[28]周揚：《文藝戰(zhàn)線上的一場大辯論》，《文藝報》1958年第5期，1958年3月11日。

[29]王瑤：《關于現(xiàn)代文學史上幾個重要問題的理解——評雪峰<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及其他》，《文藝報》1958年第1期，1958年1月11日。

[30]邵荃麟：《關于為三十年代王明文藝路線翻案的材料》，轉引自洪子誠：《1957年中國作協(xié)黨組擴大會議》，《材料與注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62頁。

[31]《為文學藝術大躍進掃清道路——座談周揚同志的文章<文藝戰(zhàn)線上的一場大辯論>》，《文藝報》1958年第6期，1958年3月26日。

[32]《為文學藝術大躍進掃清道路——座談周揚同志的文章<文藝戰(zhàn)線上的一場大辯論>》，《文藝報》1958年第6期，1958年3月26日。

[33]關于雙反運動中對王瑤《新文學史稿》的批判觀點，參見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文學研究與批判?？返?輯，第1-12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關于參加雙反運動的中文系學生對自己理論溯源的回憶，參見謝冕、費振剛編《開花或不開花的年代——北京大學中文系55級紀事》，第3-36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34]蘊如：《無題》，《王瑤先生紀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1頁。

[35]20世紀50年代中國所形成的新的文藝機制，包括對文學機構及其文學媒介的統(tǒng)一等級規(guī)整與管理，也包括對文學評價機制的結構性干預。通過自上而下的、不斷調(diào)整的對文學主張和作品等級的劃分、典范的確立及遺產(chǎn)的切割，追求統(tǒng)一的文學形態(tài)。參見洪子誠：《當代文學的“一體化”》，《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第9期；王本朝：《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 1949-1976》，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