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的“哲學”與“科學”
一
一九一七年初，顧頡剛致函蔡元培談挽留教師陳漢章（伯弢）一事，大意是陳漢章的中國哲學史講得不錯，陳先生本人有博采旁搜的能力，希望中國哲學門所有的中國哲學史課都由陳先生來講授。顧頡剛從中國學問的基本特點、陳漢章的個人能力以及教學連續(xù)性出發(fā)主張校方應予挽留。這說明胡適進北大之前顧頡剛佩服陳漢章，至少并無太多非議。
但同年十月二十三日，顧頡剛再上書蔡元培（此信亦致陳獨秀），信里表達的意見有了變化。顧頡剛的大意是所謂學者，研究學問為能總會眾理，要有綱領條目，要眉目清朗，不能局限一家一派與片段材料。哲學課的講授應該使學生了解哲學之普遍條理，要能綜合與貫通。顧頡剛舉例子認為九流諸子只是哲學的材料與歷史，不能謂之哲學。后來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回憶陳伯弢給他們上了一年的哲學史，從伏羲才講到商朝的“洪范”篇，感覺這不是哲學課的講法，只是囿于陳伯弢的淵博與資歷，不忍非議。顧頡剛這封信話里話外流露出他對陳漢章從肯定到否定的變化。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顧頡剛致信學生譚惕吾，評價陳漢章是一舊式學者——“有記憶而無論斷，有服從而無研究，此稍有科學觀念者所知?！鳖欘R剛是覺得這位老先生有資料與記憶，不敢懷疑，沒有清楚明白的提升與系統(tǒng)。而胡適能將一堆散亂的材料用新眼光將其條貫，能大膽懷疑，截斷眾源，將古書看作史料而非不可撼動的“經(jīng)”；陳漢章老先生終是“滿地找錢”，雖然有極強記憶力與曠觀博覽的能力，可缺的是串錢之繩。
顧頡剛呈校長書雖是談挽留教員陳漢章，然對“哲學”的看法多少有所表露。顧頡剛談及傳統(tǒng)學術向來沒有系科的屬性。他這時的想法是“哲學”作為系科的意義不明。這一點顧頡剛在一九一七年的讀書筆記中痛陳過中國學術不分科之弊端，“學極浩瀚又極籠統(tǒng)，不能精研，故學不復積”，以前的人研究學問雖然皓首窮經(jīng)，為學卻無精進，原因在于無統(tǒng)一之標準，沒有學科意識。
顧頡剛批評中國學術之無統(tǒng)系，曾有多次論述。他在一九一四年筆記中提到，清四庫總目提要“摘糾頗好”，但編排分類不行，推原其病根，皆由于不知統(tǒng)系。而外國學問在顧頡剛看來最重分類，分類而有條理，學問便多能進步。比觀中西哲學之別，西人治學講究條理清晰，使人容易知曉，而顧頡剛想求得一原原本本講述從上古至于今時之國學書，竟不可得，因而他評價中國學術向來不尚溝通，“用是統(tǒng)系若朽索”。顧頡剛這個時候受到了新思想的激蕩，便以西方為參照來看待中國學問，更深一層講，顧頡剛是學著用轉(zhuǎn)換了的學術語言來評價中國傳統(tǒng)學問?！罢軐W”就是其中一個有意味的詞匯。
二
顧頡剛屢屢用“哲學”來言說問題，是因為此時他讀書北大，對中國傳統(tǒng)學問有較長時間的觀察。傳統(tǒng)學問之一大問題是科學不立，籠統(tǒng)模糊。學問囿于經(jīng)驗，經(jīng)驗又難得實證，即便有善思善想之人，也無從著手，思維深處渺渺茫茫，無示人之可行方法，如扶醉漢，扶得東來西又倒。顧頡剛所舉古書《周易》《中庸》《易林》等，認為這些書不能明白暢達表現(xiàn)思想，讓學者深思玄義，耗心勞力舊籍之中，結(jié)果并未通解古書，己意與古人意界限不明朗，到底是發(fā)明己意還是探賾索隱古人之微言大義，或二者兼而有之，實難評判。時過境遷，遷流漫衍，對古書的傳疏，以己意為是，他解為非，匯入了家派家法的河流，最后有了意氣與門戶之別。在顧頡剛看來這些都無法以確定標準衡量，并且中國學術之傳承不授人軌則，金針在手秘不示人，只讓學子深思玄冥，解不解全在自己。這都是不科學的明證。
中國學術的籠統(tǒng)玄秘，顧頡剛總結(jié)原因為國人有繼承心，缺乏研究心，古來如此，后面的人傳下去便是了，不去深想，形成了能保守而不能進步、重實用而輕學理、務秘藏而不愿普及的特點。中國傳統(tǒng)學術私相授受，以依附為本的特點，如果從方法論的角度考察，表現(xiàn)為注重演繹。他一九一七年的讀書筆記記了這樣一段話：
中國之學，獨重演繹，以新為不可知，以舊為不可易，執(zhí)古以概今，取其符節(jié)以為正學，舍其齟齬以為邪說。夫變易者事也，不易者理也。今以當變易者，一以不易行之，稍有更移，便致呵斥。至于古，則無事可例，遂定以為言行之準。是初作書契之時，實以永定人倫也。穆勒斥演繹，謂其絕新知，善夫。（《顧頡剛讀書筆記》卷十五，中華書局2011年，第173頁）
演繹之法實為代圣人立言，關乎教化治亂興衰之理，并非從學問層面來談問題。顧頡剛在一九一七年底所作《邏輯三宗論》對演繹、歸納、調(diào)和有詳細分析，此時他觀念上已傾向近歸納而遠演繹。歸納法施于個體，探得個體差異，得出結(jié)論，演繹法執(zhí)一概念牢籠萬有，而世相的紛繁復雜，難有一萬能概念籠而言之，因此只可言概念之大小遠近，涵蓋面之寬與窄，不可當其為萬能公式濫施論域。顧頡剛傾向于主歸納，講因果，即后來整理國故研究中不立一真，唯窮流變的方法，注重于多種相關資料中，排比抽出線索，看其變遷痕跡。顧頡剛在一九一六年讀書筆記中就認為，“大凡事之始末，必循因果之公例”。如果平心靜氣去考察問題，并不難發(fā)現(xiàn)蘊蓄其中的蛛絲馬跡。這在他以后的古史研究中有大量應用。顧頡剛在一九五二年一月所寫筆記“考據(jù)為史料學基礎”條：
[……]考據(jù)之術，便是把一件東西劃成無數(shù)小部分，逐步把每個小部分提出問題，把所有關于這個小部分的材料盡量搜集攏來，加以分析，比較，而后徹底解決此一問題。以今日術語言之，是即“圍剿”也。必如此，才可深入，才可正確，而一般讀書的人對此不了解，以為是支離破碎。[……]凡研究科學者，即把一件東西分之至小，而于顯微鏡下決定其性質(zhì)及現(xiàn)狀，是即考據(jù)也。[……]其實，不破碎，哪有整個。（《顧頡剛讀書筆記》卷四，中華書局2011年，第500頁）
將大量零碎資料加以系統(tǒng)排比歸納，得出結(jié)論，顧頡剛對這一思路信之甚篤，甚至強調(diào)，“與其為虛假之偉大，不如作真實之瑣碎”。比對顧頡剛一九一七年談演繹與一九五二年這兩段文字，顧頡剛整理國故的方法論因子其實早在北大讀書期間已萌芽，只是當時通過聽課學習或者思考的還只是一些斷片想法，缺乏一些合適的例子進行解剖罷了。
顧頡剛就讀北大期間對“哲學”的思考，涉及哲學概念、范疇、方法、思路、中西異同、傳統(tǒng)轉(zhuǎn)換等方面。具體談到的關鍵詞有哲學、統(tǒng)系、歸納、演繹、分類、學史、條理、家法、因果、分科而治、歷史觀念等。在談論中國學問弊端的時候，顧提出救弊之方無如科學一法。對于科學方法，顧頡剛坦白承認，他腦海中就是尋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聯(lián)系。顧頡剛的這種認識是由深感前人無歷史意識而來。
顧頡剛屢屢批評前人研究學問沒有歷史眼光，在“民國毀棄史料”條讀書札記里，他甚至頗帶幾分激憤地斥責：“不意清代樸學之后而今人乃無歷史觀念如此?！鳖欘R剛謂前人無歷史觀念，所指不外兩方面，一是古人對書籍的功用沒有明確的分類意識，二是著述無學問意識，不善于保存史料，無眼光。書籍排比失當，不作有意識整理，既談不上保存，更會導致讀者觀念不清，學問依然是一筆糊涂賬。在此時顧頡剛的腦子里，要對史料有成熟的把握，非要有歷史觀念不可，這歷史觀念就是科學方法（進化論）。顧頡剛一九一四年所記筆記稱贊夏曾佑《中學歷史教科書》編得很好，原因是夏曾佑書中處處以科學眼光觀察史實，有見解有發(fā)現(xiàn)，讀之令人忘倦。其實夏曾佑此書吸引顧頡剛注意的，一是比較的方法，二是懷疑的思路，三是有一定的新解。
其實，顧頡剛在一九一四年后很把治學的方法深思過好幾年，他思考的問題主要是用何種方法來有效治中國之學。他想過以外國哲學作為參照比較，亦曾制定計劃、目標，但都沒有落實到實際層面。尤可注意的是他關注進化論，并對此做過一些思考。一九一五年讀書筆記中，顧頡剛摘抄了一九〇八年第五卷第六期《東方雜志》上署名蛤笑的文章《史學芻論》。這篇文章認為當今史學最急者在以新學之眼光，觀察以往之事實。并謂前人談史學有二弊，一不知進化之例，以為古勝于今；二不知宗教學術之別，不拿平等懷疑的眼光看待歷史，卻馳騁虛詞，講道統(tǒng)，古人之真不可得見，亦不留心實用。該文認為天演進化之說傳入中國之前，有識之士已覺悟舊說不同，所舉例子是崔東壁。顧頡剛只是抄錄這段話，并沒對其加以評說，但從這條讀書筆記前前后后的記載看，顧頡剛認同該文的說法。但在一九一七年暑假顧頡剛與葉圣陶談論進化的問題時，卻對進化過程產(chǎn)生疑問：
圣陶謂達爾文進化論頗可疑，夫物變雖殊，然既由無脊椎動物而趨于有脊椎動物，則今時必有一動物，介于無脊椎有脊椎之間，是之物為何如物乎，吾未見也。坤亦謂動物之變，是否不專由大以入小，是否以忽大忽小相累進，如古人較今人長大，而獼猴較今人短小，則由獼猴進于人類之時，其大小為何如乎。（《顧頡剛讀書筆記》卷十五，中華書局2011年，第192頁）
此時的顧頡剛對進化論是既懷疑又信從。一九一八年顧頡剛記下他于書肆購得的小泉又一《日本教育史》之緒論。該書作者按事物演化方式排比教育史變遷痕跡，認為現(xiàn)代所行的教育理論及其實際，并不是一朝一夕所成，而是數(shù)千年來一點點進步的結(jié)果。顧頡剛認為此可與胡適《中國哲學史·緒論》參考，他明確表達了自己對所謂“科學”的看法，“科學之所以為科學，則全在思想有律令，事物有條貫，不可影響模糊，若即若離，不別白而漫混同也”。事物之條貫，在于看事物用演變或變遷之法對其分析，使之思路清晰，顧頡剛后來在《崔東壁遺書序》中強調(diào)：“我一定要使一般人會得用了歷史演進的眼光來看東壁先生和我們。”這已是明確表明他的為學之法重演進，這就是顧頡剛的“科學”。
三
顧頡剛這些談“科學”的話題，大致是兩方面。從思想觀念來看，顧頡剛所謂科學是指研究中國學問能統(tǒng)其條貫，得其統(tǒng)系，具有線性歷史眼光，正名得實，實事求是。從方法上來講，則注重歸納，比勘驗證，講究因果，輕經(jīng)驗重證據(jù)。顧頡剛在一九一五年讀書筆記中認為清代樸學就是科學，認為樸學就是實事求是之代名詞。這與胡適后來多次演講顧炎武為證明一個字的古音，搜集一百六十二個證據(jù)，二者其意實同，蓋重視證據(jù)，據(jù)實言理。至于什么樣的學者才具備科學精神，顧頡剛在一九二二年的讀書筆記中談鄭樵的學術貢獻有明確表述：“鄭樵的學問，鄭樵的著作，總括一句話，是有科學的精神。[……]他做一種學問，既會分析，[……]又會綜合，既會通[……]，又會比較，又富于歷史觀念，能夠疑古，又能夠考證；又富于批評精神，信信疑疑，不受欺騙?！保ā额欘R剛讀書筆記》卷一，中華書局2011年，第355頁）顧頡剛借表彰鄭樵強調(diào)了自己對科學的理解是有條理，能綜合，會比較，能疑古。
顧頡剛所認為的“科學”“科學方法”一般不涉及或直接忽略形而上的內(nèi)容，而是著重方法層面的討論，看重如何在學術實踐中好用。他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所寫《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詞》中有更明確的表達：“所謂科學，并不在它的本質(zhì)而在它的方法，它的本質(zhì)乃是科學的材料。”“我們看國學是中國的歷史，是科學中的一部分，所以我們研究的主旨在于用了科學方法去駕馭中國歷史的材料，不是做成國粹論者。”這話的意思是把“科學”當成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來研究國學。
歸納而言，顧頡剛腦海中印象最深的科學方法，無外乎看問題講究歸納、分析、比較、試驗，注意假設，尋因溯果。但他又疑惑科學方法這樣簡單嗎？他發(fā)覺自己所思所想以及胡適帶來的簡化了的科學方法不應該如此簡明，直覺科學方法遠非如斯明晰。他打算若有閑暇將科學家運用的方法，包括弘綱細目好好深思一番。這其實說明受新文化啟發(fā)的那一輩讀書人受西方觀念影響多喜歡講科學，談方法，其目的主要是開啟民智，訓練思維，普及常識，介紹者本人想不到或亦沒有功力做深湛之研究。顧頡剛對科學方法有粗淺之了解，但又有所不滿，他未出過國門，更沒有到過歐洲，心底的這種疑惑多少表明新文化人對這種稗販西方理念的深度在哪里，以及其如何與中國傳統(tǒng)學問相結(jié)合的困惑。
此時的顧頡剛對科學、對進化論的看法還止于零星片段，雖然他對中國學問了解較深，看到中國學問無統(tǒng)系，觀念不清，無史料意識的弊病，但至于如何著手整理，還無清晰可操作之門徑。他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九日致李石岑信中說，雖然對治學方法多有深思，但“只是憑空組成的方法自己總不能滿意”。到一九一七年秋胡適任教北大，認為胡適“用實用主義的態(tài)度講學問，處處是出我意外，入我意中”。“出我意外”是胡適的實驗主義，是顧頡剛之前不及見的；而用實驗主義的方法研究中國哲學與史學，強調(diào)看一事物用“祖孫”方法，注意事件的因果聯(lián)系與來龍去脈，這又是顧曾思考過的，二者有一些暗合之處，因而“入我意中”。
顧頡剛早年尤其在北京大學求學期間對“哲學”的認識雖然零散，然其中不乏富有啟發(fā)性的見解。他對中國哲學的看法亦是對中國傳統(tǒng)學問的整體看法。顧頡剛認為中國傳統(tǒng)學問含混模糊，因此他尋求科學方法條理中國學問，使之具有現(xiàn)代品格。概括一句講，顧頡剛終其一生喜歡用演化法來研究問題，在新文化期間已見端倪，之后他將演化法大規(guī)模用于研究古書的概念、人物、事跡的變化過程，而且屢試不爽。他的好友、農(nóng)學家辛樹幟一九二八年定義顧頡剛的學術位置，稱：“演化一義，達爾文首用之生物學，此后歐洲各學皆用之。吾國之用此方法讀古書者，兄與胡適及頡剛先生是其首唱也?！?/p>
顧頡剛對哲學的思考富于學養(yǎng)，鮮少生硬比附。他的很多思考顯示了一個勤思者的探尋，有的思考一針見血，有的表露讀書困惑，理不清頭緒，甚至自相矛盾。一言以蔽之，在新思潮的鼓蕩激勵，強調(diào)思想革命、社會革命的前提下，顧頡剛抉發(fā)傳統(tǒng)弊病的信心被激發(fā)出來，并常常立下愿心要以科學方法進行舊籍整理，強調(diào)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新學術，且顧頡剛本有欲新中國學術當看彼輩之英雄氣。
如果我們將顧頡剛與他當年的室友傅斯年比較，傅斯年強調(diào)“哲學”作為一門學科，應有自身特點與范疇，不當與文學混為一談，且傅斯年注重數(shù)理邏輯的訓練。傅斯年認為中國沒有“哲學”，在給顧頡剛的信中，這種意思表達得很清楚：
我不贊成適之先生把記載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書呼作哲學史。中國本沒有所謂哲學。多謝上帝，給我們民族這么一個健康的習慣。我們中國所有的哲學，盡多到蘇格拉底那樣子而止，就是柏拉圖的，也尚不全有，更不必論到近代學院中的專技哲學，自戴嘉、來卜尼茲以來的。我們?nèi)艉糇蛹覟檎軐W家，大有誤會之可能。大凡用新名詞稱舊物事，物質(zhì)上的東西是可以的，因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為多是似同而異?，F(xiàn)在我們姑稱這些人們（子家）為方術家。思想一個名詞也以少用為是。蓋漢朝人的東西，多半可說思想了，而晚周的東西，總應該說是方術。（王汎森等主編《傅斯年遺札》，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第78頁）
傅斯年認為中國無哲學，實是認為中國無西方有統(tǒng)系、有方法、有明確研究范圍的專門哲學。所以傅斯年一九二六年在北大哲學系所開課程為“統(tǒng)計學理論和且然論”，注重在人文研究中灌注數(shù)理邏輯的方法。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傅斯年致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事務所談何為“科學知識”，更是強調(diào)科學不應包含創(chuàng)作在內(nèi)。傅斯年理解的科學好比一架精密儀器，具有明確的可操作性、方法論意識。傅斯年對中國哲學的看法是希其走上科學之路，使之成為客觀知識之探索。
傅斯年的這些看法明顯是后來游學歐洲大陸所受的熏染。若論對西方的了解，傅斯年當然高過顧頡剛，顧頡剛對科學的認識亦遠不及傅斯年的系統(tǒng)與明朗。概而言之，以傅斯年為背景看顧頡剛對“哲學”“科學”的看法，顯示出二人同中有異，見得出二人思維的偏向、思考的深度以及學問的性情?？傮w來說，顧對傳統(tǒng)學問的看法較傅更為深細，且顧不如傅之偏激。用一句簡單的話形容便是：一個是穿著洋裝的留西青年，心中盤算如何用泰西新法來建立日后現(xiàn)代中國的學術體系，新舊交替中呈現(xiàn)的是新知的跟進；一個是從未出過國門，著長袍，手捧古書，也習得一些科學觀念，心中尋思如何在中國古老的學問中殺進一刀，半新半舊的面貌里呈現(xiàn)出舊的底色。一個是中西合璧，一個多少有土法煉鋼的味道。學術觀念的差異，多少暗示他們?nèi)蘸蟮姆值罁P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