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阿Q正傳》：趙太爺用哪只手打了阿Q一嘴巴
原標題：趙太爺用哪只手打了阿Q一嘴巴——《阿Q正傳》片論
魯迅的小說《阿Q正傳》創(chuàng)作于1921年12月，到今年正好100周年。但《阿Q正傳》與魯迅的其他小說一樣，并非“問題小說”，其意蘊、其價值，與具體的時代并沒有十分緊密的聯(lián)系。阿Q這個人物形象，早已具有了超時代甚至超民族的意義。《阿Q正傳》的確表現了中國人的某種“國民性”。魯迅的創(chuàng)作動機，應該只是在揭示中國人的某種精神特征。但“阿Q精神”卻又并非只在某個特定的民族身上存在；在一定的意義上，《阿Q正傳》表現了某種普遍人性，或者說，表現了某種人類共有的精神局限：這已經是對《阿Q正傳》的常識性理解了。
要讓接受者從小說的具體敘述中感受到超越性的意味，要讓接受者從人物形象的言行舉止中領會到普遍性的旨趣，是一件難度極大的事。作品具有超越性的意味，具有普遍性的意旨，是小說家共同的夢想。但要實現這一點，卻極其不易。這關乎許多方面的因素。諸多因素中，特別重要的一點是，在一字一句的敘述中，能夠把“抽象”與“具象”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盡管《阿Q正傳》有著超越特定時代的意蘊，但《阿Q正傳》卻是通過阿Q這個特定時空中的人物來表現某種超越特定時空的意旨的。超越“特定”的意旨，必須通過對“特定”的描繪來表現。阿Q具體的語言行動，阿Q的種種遭際以及最后的結局，都與特定的時空有著密切的關系。在《阿Q正傳》里，阿Q生活在清朝末年，而在辛亥革命不久后被新政權處死。在阿Q活動的清末，男子如果剪掉辮子，雖然不至于遭受官府的追究，但卻往往不堪民間的迫害，于是不得不戴起假辮子?！栋正傳》中被阿Q鄙夷地稱作“假洋鬼子”的錢家大少爺，便是留學回國后裝起假辮子，所以，這個時代，可姑且稱作“假辮時代”。辛亥革命之后，雖然革命政權鼓勵、要求人們剪掉辮子，但民間男子卻普遍既不再將辮子拖下來，也不剪掉，而是將辮子盤在頭頂上。阿Q寄身的未莊，人們大都盤起了辮子，阿Q也不例外。這個民初的時代，不妨稱作“盤辮”時代。在盤辮時代，從北京到各級地方，其實都是軍閥和地方縉紳共同執(zhí)掌政權，所以，可以稱作“軍紳政權”。
一、天空般的抽象與微雕般的具象
《阿Q正傳》開始不久，在第一章《序》里，因為阿Q說自己是趙太爺的本家，被趙太爺打了一個嘴巴。趙太爺是用哪只手掌打了阿Q呢？這個問題稍后再說。
有一次，與小說家畢飛宇在電話里聊天，聊到了《阿Q正傳》。他說，在《阿Q正傳》里，阿Q的行動其實是很少的。我想了一想，覺得的確如此。我想，到底是寫小說的人，感覺與研究者不一樣。（1）魯迅為了最大限度地讓阿Q這個人物的精神具有普遍性，便盡量控制他的言行；如果阿Q有過多的連貫性、深入性的言行，如果讓阿Q與具體的故事情節(jié)糾纏太多，阿Q的精神便會具體化，便會讓人感到只在特定情境中才具有意義。所以，《阿Q正傳》是一部高度抽象化的小說，是一部努力掙脫“具體”的小說。
在第一章《序》里，對阿Q進行介紹時，就充分顯示了魯迅讓即將塑造的人物盡量脫離“具體”的用心。正如畢飛宇指出的，在概述阿Q的“生平事跡”時，魯迅沒有提供任何關于阿Q的確切信息。阿Q沒有姓氏，沒有籍貫。雖然多住在未莊的土谷祠，“然而也常常宿在別處，不能說是未莊人”。（2）所以，阿Q連“戶籍地”都沒有，“也沒有固定的職業(yè)，只給人家做短工，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保?）魯迅刻意不賦予阿Q任何明確的社會身份。即使名字，也只給他一個明確的漢字“阿”，卻又是沒有意義的。不讓其叫“貴”或“桂”，只因為這兩個漢字都有明確的意義。而阿Q的名字一旦與某個有實際意義的漢字掛鉤，阿Q這個人物形象的內涵便一開始就“具體化”了。應該早已有人指出過：“Q”雖然是一個英文字母，沒有實際意義，但在形狀上，頗像一顆拖辮子的腦袋。關于阿Q，魯迅給出的唯一明確信息，便是這是一個拖辮子的男人。當魯迅這樣介紹阿Q時，已經在塑造這個高度“抽象化”的人物了。
阿Q不是農民，不是工人，不是鄉(xiāng)下人也不是城里人，不是南方人也不是北方人，未必出身名門望族，也不一定出身寒賤之家。所以，阿Q精神，不是農民精神，不是工人精神，不是鄉(xiāng)下人精神也不是城里人精神，未必是名門望族精神，也不一定是寒賤之家精神。
《阿Q正傳》以兩種方式塑造阿Q這個人物形象。一種方式是概述阿Q的行為。在概述中，阿Q的那些言行，并非某個具體時間地點發(fā)生的一次性言語動作，而是阿Q經常性的言行表現。另一種方式，是敘述阿Q在某個具體時間地點的某次言語動作。這兩者是緊密地交織著的，甚至難以分辨。如果細加辨別會發(fā)現，概括性的敘述要多于具體性的敘述。以概括性的敘述塑造人物，是魯迅特別擅長的方式，在《孔乙己》等小說中也有明顯表現。但在《阿Q正傳》里，無論是概括性地敘述的阿Q言行，還是具體性地敘述的言行，都有著兩個特征。
（一）這些言行都以碎片化，或者說斷片化的形態(tài)出現?！栋正傳》敘述的是阿Q的故事，這沒錯。但阿Q的故事卻是許多許多曾經的言行和當下的言行的總匯。阿Q鬧過戀愛，但阿Q的故事卻又并非戀愛的故事；阿Q當過強盜，但阿Q的故事卻又并非強盜的故事；阿Q對革命表示過不滿也對革命滿懷向往，但阿Q的故事既非反革命的故事亦非革命的故事。魯迅讓阿Q干過許多事，便是不讓阿Q精神與某種具體的職業(yè)發(fā)生因果關系。阿Q沒有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陷得很深，沒有把任何一件事干得長久、細致和深入，便是魯迅不愿意讓阿Q精神被某個具體的事件、某種具體的情境所規(guī)定、所限制、所縮小。
（二）這些碎片化、斷片化的言行往往有著極大的“假定性”“寓言性”和“漫畫性”：這些言行在現實生活中其實大多是不大可能甚至絕無可能如此發(fā)生的。阿Q的言行，時時具有象征性。魯迅在《阿Q正傳》里，把人類的某些精神表現高度提煉后再交付給阿Q這個人物，或者說，魯迅讓阿Q以一種極端化、夸張化的方式，把人類的種種精神表現出來。在現實生活中，無論在過去的現實、當下的現實抑或是未來的現實中，我們都不可能遇到一個完全像阿Q的人；但在任何時代的現實中，到處都是有幾分像阿Q的人。阿Q精神不但與特定時代無關，也與性別和階級無關，與社會身份無關。在任何性別和階層的人物身上，都能找到阿Q的影子。特別令人悲哀的是，我們總能在自己身上發(fā)現阿Q的存在；總能以自己的生命活動證明阿Q未死，阿Q活著。
沒有人敢說自己身上絕無阿Q精神，絕沒有這樣的人。多年來，人們用來自嘲和自我安慰的是，如果沒有一點阿Q精神，人是活不下去的。這意味著魯迅的《阿Q正傳》揭示了人賴以生存的某種精神品性。這種品性是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之間的潤滑劑。揭示了這種品性，也就揭示了“人性”中某種普遍性的陰暗、欠缺?！栋正傳》為什么偉大？就因為這個小說人物一誕生，就走向現實、走向社會，就無處不在。沒有任何人敢說自己身上沒有阿Q的影子，還有哪一個文學人物其精神能夠引起如此普遍性的共鳴？
魯迅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就是最大限度地運用了“抽象化”的敘述方式。為了讓阿Q能夠盡可能具有普遍的現實意義，魯迅盡可能地抽空了阿Q的現實規(guī)定性，這看起來很矛盾，其實恰恰符合現實生活的邏輯。
但是，碎片化的故事加上抽象化的敘述，容易枯燥乏味，容易概念化，從而讓人難以卒讀。而《阿Q正傳》的敘述卻有著巨大的魅力，其原因就在于，魯迅把天空般的抽象和微雕般的具象，十分自然和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僅有抽象，始于抽象而終于抽象，那肯定是失敗的小說。而魯迅以一個又一個鮮活、靈動的具象呈現，繁星般地裝點著、充實著抽象的天空，使得這星空美妙絕倫。
現在回到趙太爺打阿Q嘴巴一事。阿Q被太爺打嘴巴，是小說中的第一個情節(jié)，也是阿Q一系列碎片般的故事中的第一個。在第一章《序》里，敘述者“我”說自己要為阿Q立傳卻又弄不清阿Q的姓氏時，敘說了這個故事。趙太爺的兒子進了秀才，捷報傳來時，阿Q正好喝了兩碗黃酒，便手舞足蹈地說自己也姓趙，和趙太爺原來是本家。第二天，阿Q便被地保帶到趙太爺家里。趙太爺一見阿Q，怒火中燒，喝道：
“阿Q，你這渾小子！你說我是你的本家么？”
阿Q不開口。
趙太爺愈看愈生氣，搶進幾步說：“你敢胡說！我怎么會有你這樣的本家？你姓趙么？”
阿Q不開口，想往后退了；趙太爺跳過去，給了他一個嘴巴。
“你怎么會姓趙！——你那里配姓趙！”（4）
這個故事本身，其實是經不起推敲的。趙太爺畢竟是個鄉(xiāng)紳。因為阿Q這樣一個在眾人眼里一錢不值的人說了句無關宏旨的酒話，便命地保帶來阿Q，如此打罵，殊不合情理。但是，這個不符合現實生活邏輯的故事，內部卻敘述得極其符合邏輯。趙太爺本來應該問：“你說你是我的本家么？”這里突出的是“你”，是阿Q的胡亂攀附和不知天高地厚。但趙太爺問的卻是：“你說我是你的本家么？”這里突出的是“我”，是“我”被嚴重侮辱，因此有理由生氣?！澳恪薄拔摇敝x擇，也見出魯迅細微的匠心。阿Q被趙太爺嚴辭質問，自然是“不開口”，這十分符合阿Q的性格。在尋常人物面前，阿Q可以放言無忌，尤其喝了酒后更是可以“手舞足蹈”。但對于權貴，阿Q必定是畏懼的。這“不開口”三個字，便告訴我們：阿Q不是流氓地痞，不是鄉(xiāng)里無賴。但是，阿Q也不是巧言令色之輩，不會以低聲下氣的方式替自己辯解，從而化解危機——如果這樣，那同樣有違阿Q之所以為阿Q的特性，同樣“失去了阿Q”。阿Q仍是“不開口”，并且不自覺地想開溜——“想往后退了”，這就進一步激怒了趙太爺，于是“趙太爺跳過去，給了他一個嘴巴”。如果故事到此為止，人們也不會覺得欠缺什么。魯迅設置這個情節(jié)，主要還不是表現趙太爺的兇惡，主要是借這個嘴巴表現阿Q特有的自賤和自歁方式。這個嘴巴雖然打在這里，下面還要派上用場。事情到這里大可以結束。我們都知道，趙太爺打了阿Q一個嘴巴。沒有人會對趙太爺用哪只手打了阿Q產生疑問，因為小說家寫一個人打另一個人嘴巴時很少說明用的是哪一只手。魯迅也只是寫趙太爺跳過去，“給了他一個嘴巴”。在這樣的時候，魯迅似乎與其他人沒什么兩樣。然而，在這樣的時候，魯迅與其他人還真不一樣。因為，魯迅接著寫道：
阿Q并沒有抗辯他確鑿姓趙，只用手摸著左頰，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訓斥了一番，謝了地保二百文酒錢。（5）
一般情況下，小說家即使要寫被打的人的身體反應，也會是“用手摸著臉頰”之類的敘述。正如讀者不會計較打人者是用哪只手打的，也沒有讀者會尋思被打者是用哪只手摸了哪邊臉。但魯迅卻特意強調阿Q是“摸著左頰”。這就讓我們知道，趙太爺是用右手打了阿Q一嘴巴，而阿Q則應該用左手摸著臉頰。魯迅這樣寫，當然并非意在告訴讀者趙太爺并非左撇子，而是為了讓這個情境更加清晰、更加真切；是為了讓一個本身虛假的故事具有毋庸置疑的真實性。
在《阿Q正傳》里，這種在一般小說家會忽略的地方特別用心的情形頗多見（當然，在魯迅其他小說里也如此）。以漫畫化的方式，夸張地敘述著那些碎片化的虛假故事，卻又能讓小說表達著超越性的思想，卻要能讓小說極其富有文學魅力。其成功之道，就在于以十分精細的筆法，把那些往往為人忽略的地方描繪得異常逼真；就在于敏銳地捕捉住那些電光石火般的過渡性動作、神情并加以精雕細刻的敘述，從而讓人對事情的真實性深信不疑。
二、從假辮時代到盤辮時代
阿Q精神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人們會不約而同地認為是精神勝利法。精神勝利法是阿Q精神的特別突出的特征。但精神勝利法無疑并非阿Q精神的全部。阿Q精神中還有一種比精神勝利法更為可惡的東西，那就是欺軟怕硬，是在對弱小者的欺侮中獲得自己的精神享受。精神勝利法加上熱衷于對弱小者施以侮辱與損害，也仍然不是阿Q精神的全部。談論阿Q精神，理解阿Q這個人物，絕對不能忽視的問題是：阿Q始終是一個正統(tǒng)觀念的認同者，是一個主流價值的信奉者（這一點當然早已被研究者注意到）。阿Q精神與反社會人格無關。阿Q不是地痞流氓，不是橫行鄉(xiāng)里的無賴兒郎，不是正統(tǒng)觀念的反叛者，不是主流價值的挑戰(zhàn)者。在社會地位的意義上，阿Q或許應該算是邊緣人，但在思想意識上，在價值觀念上，阿Q決不邊緣，是主流群體中十分可靠的一員。如果不是這樣，如果《阿Q正傳》僅僅寫一個地痞流氓、鄉(xiāng)間無賴的故事，那《阿Q正傳》的價值就要大打折扣。也許是開始創(chuàng)作時，魯迅便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在作品中反復強調阿Q對正統(tǒng)觀念的依戀，對主流價值的尊崇。而對待辮子的態(tài)度，是魯迅用以表現阿Q追隨正統(tǒng)觀念和主流價值的重要方式。
在《魯迅：辮子記憶與民國意識的糾纏》（《東吳學術》2021年第1期）一文中，我比較詳細地論述了魯迅作品中關于辮子的敘說，其中也談及《阿Q正傳》?，F在，則專門談談《阿Q正傳》中對于辮子的敘述。
《阿Q正傳》雖說是一部意義超越了特定時代的偉大作品，但小說中卻多次提示了故事發(fā)生的時代背景。小說開始后不久，說“阿Q實在未曾有大總統(tǒng)上諭宣付國史館立‘本傳’”，（6）就明示了阿Q是曾生活于辛亥革命之后的人。在第三章《續(xù)優(yōu)勝記略》里，因為阿Q一向輕視的王胡也欺侮了阿Q，以致阿Q有了這樣的疑惑：“難道真如市上所說，皇帝已經停了考，不要秀才和舉人了，因此趙家減了威風，因此他們也便小覷了他么？”（7）這實際上交待了故事的發(fā)生是在1905年清廷宣布廢除科舉考試之后不久。至于第四章《戀愛的悲劇》中說：“誰知道他將到‘而立’之年，竟被小尼姑害得飄飄然了?！保?）這就讓我們知道了阿Q的年齡。第七章《革命》一開始就交代了故事發(fā)生的時間：“宣統(tǒng)三年九月十四日”，（9）也就是1911年11月4日，紹興光復的日子。這讓我們知道，未莊是紹興的一個村莊，阿Q是一個混跡在紹興的人。在第九章《大團圓》里，帶兵的把總堅持要將阿Q立即槍斃示眾，理由是“我做革命黨還不上二十天，搶案就是十幾件，全不破案，我的面子在那里？”（10）把總既然“參加革命”才十幾天，那一定是紹興光復后的“新革命黨”，這讓我們知道，阿Q死于紹興光復后的十幾天里。
所以，盡管在小說開始部分，魯迅一再模糊阿Q的各種身份，但從后來的敘述中，我們還是能夠弄明白這樣的情況：阿Q是一個快到三十歲的男子，生活于清朝末年的紹興，而在辛亥革命后不久被新成立的“革命政府”以搶劫罪槍斃。
歷史學界有人認為，清政府其實在庚子事變后便崩潰了，此后的十來年，不過茍延殘喘而已。在這茍延殘喘的十來年里，已經不可能再實行“留頭不留發(fā)，留發(fā)不留頭”的嚴酷政策，漢族男子要把辮子剪掉，滿清官府已經難以治罪，充其量怒目而視。但如果真剪掉辮子，仍然會有極大的麻煩。這麻煩不是來自滿清統(tǒng)治者，而是來自民間社會。滿清二百多年的統(tǒng)治，讓漢族男子也拖了二百多年的辮子。于是，漸漸形成了這樣的正統(tǒng)觀念，即男子蓄辮是天經地義；男子如果沒有拖著辮子，就不配稱作是人，就沒有資格生存于天地之間。男子蓄辮意味著認可滿清統(tǒng)治的合法性，意味著對滿清統(tǒng)治的服從。所以，男人必須蓄辮，也體現了主流的價值觀念。當廣大民眾依戀正統(tǒng)觀念、崇奉主流價值時，少數敢于剪掉辮子者便成為大眾鄙視、仇恨和迫害的對象。而阿Q正是正統(tǒng)觀念和主流價值的捍衛(wèi)者之一。
錢太爺的大兒子赴東洋留學后，便把辮子剪掉了?；貒鬀]有辮子無法做人，便買了假辮子裝上。我們知道，這在清末留學生中是普遍現象，這也正是魯迅本人的經歷。本來沒有辮子已經不用擔心官府的追究，但卻要遭到來自民間社會里漢人同胞的迫害，于是不得不裝上假辮子。所以，可以把清末的十來年，稱作“假辮時代”。魯迅對正統(tǒng)觀念和主流價值的捍衛(wèi)，在對假辮的仇視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錢大少爺帶著一顆沒有辮子的頭顱回來，這首先讓家人痛不欲生。他的母親大哭了十幾回，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雖然他的母親對外說是兒子因為喝醉了酒才被壞人剪掉了辮子，但阿Q是并不相信的。阿Q對剪了辮子的錢大少爺的鄙視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他給錢大少爺取了個綽號“假洋鬼子”，又稱他是“里通外國的人”。平時見了這“假洋鬼子”，阿Q必定“在肚子里暗暗的咒罵”。為什么只敢“腹誹”呢？就因為阿Q同時又是畏懼權貴的。在第三章里，敘述了阿Q被他一向蔑視的王胡打敗后，遇到了錢大少爺，發(fā)生了這樣的事情：
阿Q“尤其深惡而痛絕之”的，是他的一條假辮子。辮子而至于假，就是沒有了做人的資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
這“假洋鬼子”近來了。
“禿兒。驢……”阿Q歷來本只在肚子里罵，沒有出過聲，這回因為正氣忿，因為要報仇，便不由的輕輕的說出來了。
不料這禿兒卻拿著一支黃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謂哭喪棒——大踏步走了過來。阿Q在這剎那，便知道大約要打了，趕緊抽緊筋骨，聳了肩膀等候著，果然，拍的一聲，似乎確鑿打在自己頭上了。
“我說他！”阿Q指著近旁的一個孩子，分辯說。
拍！拍拍！
在阿Q的記憶上，這大約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幸而拍拍的響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結了一件事，反而覺得輕松些，而且“忘卻”這一件祖?zhèn)鞯膶氊愐舶l(fā)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將到酒店門口，早已有些高興了。（11）
前面說過，《阿Q正傳》往往以漫畫化、夸張化的方式敘述阿Q的遭遇，但阿Q與“假洋鬼子”的沖突，卻應該是以真實的事情為素材，或者，干脆就是魯迅自身經歷的再現。但細節(jié)部分仍然是虛構的。對細微之處的描繪仍然讓人擊節(jié)贊嘆。在棍子快要落下時，阿Q是“趕緊抽緊筋骨，聳了肩膀等候著”。這樣的表現如此出人意料，細想想，卻又十分合乎情理。阿Q完全可以拔腿就跑，以錢大少爺的身份，未必會追趕；就是追趕，也未必能趕上阿Q。但阿Q沒有跑，只是把身體調整到承受打擊的最佳狀態(tài)。而在錢大少爺打完之后，阿Q竟有了這樣的心理：“幸而拍拍的響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結了一件事，反而覺得輕松些”。這樣奇妙的心理，表現了怎樣的邏輯呢？阿Q之所以在完成了“被打”這一事情后心里竟“輕松”起來，就因為他內心深處認為挨這一頓打，也是天經地義。錢大少爺戴著假辮子固然可惡，但阿Q對之惡語相罵，也是在犯上作亂。畢竟，錢大少爺不是王胡、不是小尼姑，也不是小D，即便犯了錯，也輪不到阿Q這樣的人來教訓。阿Q長期只在肚子里無聲地罵，就是認為自己根本沒有資格罵出聲來。今天終于罵出了聲，那就是突破了倫理道德的底線，理應受到懲處。當錢大少爺的“哭喪棒”舉起時，阿Q不跑；當錢大少爺打完之后，阿Q感到“輕松”，就因為阿Q要以挨打的方式表示對正統(tǒng)觀念和主流價值的認可。如果不被錢大少爺打一頓，阿Q躺在土谷祠里也心有不安。
與其說阿Q尊崇“正統(tǒng)觀念”和“主流價值”，毋寧說阿Q尊崇的是“正統(tǒng)”和“主流”，至于那觀念和價值本身是什么，無關緊要。所以，當盤辮成為“正統(tǒng)”和“主流”后，阿Q又成了盤辮主義者。
革命黨進城后，“第二天便動手剪辮子，聽說那鄰村的航船七斤便著了道兒，弄得不像人樣子了”。（12）革命黨在城里剪辮子，于未莊人無大礙。未莊人本來很少進城，現在既然有掉辮子的危險，那就更不去了。阿Q本來想進城去找他的“朋友”，嚇得也不敢去了。但既然革命了，未莊的情形也有了變化。先是：“趙秀才消息靈，一知道革命黨已在夜間進城，便將辮子盤在頂上，一早去拜訪那歷來也不相能的錢洋鬼子?！保?3）于是，“幾天之后，將辮子盤在頂上的逐漸增加起來了，早經說過，最先自然是茂才公，其次便是趙司晨和趙白眼，后來是阿Q”。（14）盤辮是介乎拖辮和剪辮之間的行為，往兩方面都可以解釋。仍然留著辮子，可以表明對清朝仍然效忠；畢竟辮子盤起來了，可以表示已經在傾向革命。但阿Q其實并不深究盤辮的意義，他只是跟著主流走，跟著權貴走。在未莊，是茂才公、趙司晨、趙白眼這些人帶頭盤起辮子，其他人跟著效法，阿Q也跟著效法。既然茂才公、趙司晨、趙白眼盤起了辮子，就意味著盤辮已經代表了正統(tǒng)。既然是正統(tǒng)，阿Q就要擁護。在未莊，不跟隨這些人走，又跟隨誰呢？小說這樣敘述阿Q盤辮的過程：
趙司晨腦后空空蕩蕩的走來，看見的人大嚷說，
“嚄，革命黨來了！”
阿Q聽到了很羨慕。他雖然早知道秀才盤辮子的大新聞，但總沒想到自己可以照樣做，現在看見趙司晨也如此，才有了學樣的意思，定下實行的決心。他用一支竹筷將辮子盤在頭頂上，遲疑多時，這才放膽的走去。（15）
趙司晨因盤起辮子而受到關注、受到歡呼，這才促使阿Q最終下定了盤辮的決心。阿Q是以盤辮表示著對正統(tǒng)和主流的歸順。
對待革命的態(tài)度也一樣。阿Q本來極其憎惡革命。然而，當革命成為正統(tǒng)和主流，阿Q便也有了革命的愿望?；蛘哒f，當革命成為時髦，阿Q便也要趕這時髦——阿Q本來是一個追逐時髦的人。
三、阿Q之死與軍紳政權
阿Q被辛亥革命后成立的革命政府——軍政府，以莫須有的罪名槍斃，死得很冤枉。
已故的著名歷史學家陳志讓，在其經典性的著作《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中說，中國自所謂的紳士或地主政權建立以后，各級政權形態(tài)便表現為“紳——軍政權”。在“紳——軍政權”的時代，紳士居于軍人之上，軍人必須服從縉紳。但在辛亥革命以后，軍人的勢力異常壯大，于是，中國的各級行政機構，從最基層的政權到中央政府，都變成了軍人領導紳士的政權?！氨本┑目偨y(tǒng)，總理，國務院，國會受軍人操縱；各地方的縣長，鄉(xiāng)長也受軍人的操縱。這種政權我們叫作‘軍——紳政權’?！保?6）《阿Q正傳》中那個處死阿Q的政權，非常符合陳志讓的界定。所以，我們可以說，處死阿Q的那個政權，是一個軍紳政權。
在《阿Q正傳》里，魯迅這樣敘述了那個處死阿Q的政權：“未莊的人心日見其安靜了。據傳來的消息，知道革命黨雖然進了城，倒還沒有什么大異樣。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什么，而且舉人老爺也做了什么——這些名目，未莊人都說不明白——官，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17）先前的老把總仍然掌握著軍政府的軍權，這就代表“軍紳政權”中的“軍”；而舉人老爺也在新政權里當了官，這就代表“軍紳政權”中的紳。所以，這個政權，便是一個“軍紳政權”，而以“軍”為主導。
魯迅在《阿Q正傳》里，明確指出了阿Q的故事是以紹興為地域背景的。辛亥革命爆發(fā)時，魯迅正生活和工作在紹興。紹興光復的情形，紹興新政權的建立和更替，魯迅都是親眼見證了的，并且，還與這個新政權頗有瓜葛。在《范愛農》里，魯迅這樣敘說了紹興光復后的情形：“我們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滿眼是白旗。然而貎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xiāng)紳所組織的軍政府，什么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柜是軍械司長……這軍政府也到底不長久，幾個少年一嚷，王金發(fā)帶兵從杭州進來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會來。他進來以后，也就被許多閑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大做王都督。在衙門里的人物，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子了，天氣還并不冷?！保?8）
歐陽云梓在《辛亥革命與紹興》中說，杭州光復的消息傳到紹興，紹興人理解為是光復明朝，于是有人把革命軍描繪成穿一身白衣、戴一頂白帽的隊伍，說是為崇禎皇帝戴孝。（19）而魯迅和范愛農看到“滿眼是白旗”，自然表達著與白衣白帽同樣的對崇禎的孝思。11月7日，原紹興知府程贊卿等一干人在密謀策劃后，宣布紹興“光復”，自行成立紹興軍政分府，程贊卿自任民政長，曾經向官府告發(fā)秋瑾的劣紳章介眉，竟出任治安科長。這個紹興軍政分府竟然得到浙江省軍政府的認可，開始發(fā)布政令。（魯迅在《范愛農》中所說“還是幾個舊鄉(xiāng)紳所組織的軍政府”，說的就是程贊卿、章介眉等人組建的紹興分軍政府。）幾天后王金發(fā)帶兵到了紹興，解散了原來分軍政府，宣布成立新的分軍政府，王金發(fā)自任都督，而前清的知府程贊卿仍然是政事部長。其他的一些局長，也多是舊鄉(xiāng)紳。（20）這仍然是一個軍人和紳士結合的政權，而以軍人為主導。多種資料表明，王金發(fā)開赴紹興后，便嚴厲打擊“反革命”和“反動勢力”。裘孟涵在《王金發(fā)其人其事》中說，在短短的時間內，王金發(fā)就殺了五十多個人，“并且是金發(fā)自己用槍一一打死的。金發(fā)成立都督分府，當時也沒有什么組織規(guī)章可資依據，在鎮(zhèn)壓處理人犯時，當然更沒有所謂合法審判，雖在分府下面設了一個執(zhí)法處，實際上也無法可循。因此殺人逮捕人，自不免憑意行事，草率粗暴”。（21）
所謂軍政府，就是軍人主導的政府。各級軍政府的首腦，都是或大或小的軍閥?；虼蠡蛐〉能婇y，手里都掌握著一支或大或小的軍隊。而有軍隊就有一個養(yǎng)兵的問題。軍閥必須自籌軍餉，自己想法維持部隊的生存。這樣，就需要地方縉紳的配合。于是，地方縉紳就有了進入權力核心、參與執(zhí)掌政權的機會。這是陳志讓多次強調的。歐陽云梓在《辛亥革命與紹興》中說，杭州光復后，死于刺殺恩銘事件的徐錫麟的胞弟徐錫麒前往杭州，懇請王金發(fā)帶兵趕往紹興。王金發(fā)說要招滿300人方可動身，這意味著王金發(fā)要靠自己募兵。11月9日，王金發(fā)就是帶著這新招的300兵士趕往紹興，建立新政府。（22）這300人每日的吃喝要王金發(fā)負責，每月的軍餉更是必須解決好的事情，否則人就跑光了，激成兵變也有可能。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依賴地方實力派。裘孟涵在《王金發(fā)其人其事》中說：“既要練部隊，就不能不籌餉。先向茶鹽局提款數十萬元，繼又向大戶派捐，茍索詐取之事，亦常發(fā)生?！保?3）如果說在王金發(fā)來到紹興前，程贊卿、章介眉之流拼湊的分軍政府，是舊鄉(xiāng)紳組成的政府，那王金發(fā)建立的新的軍政府，則是由他這個“軍閥”與舊鄉(xiāng)紳組成的“軍——紳政府”。至于王金發(fā)為何在新政權里不舍棄舊鄉(xiāng)紳，就因為舊鄉(xiāng)紳參與政權，有著經濟上的十分必要。當然，在軍紳政權里，主角是“軍”，“紳”只能是配角。陳志讓說：“軍紳之間有著不可分離的彼此依存關系。但是軍政府和以后的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有限，一面要養(yǎng)兵，一面要發(fā)展民政工作。這樣的矛盾在革命以后因為需要擴軍也需要整頓民政而不斷地尖銳化?！钡皬恼麄€國家的角度來看，軍人在政治上首要的領導地位已經奠定下基礎。軍人不再是紳士階級的附庸，不再是馴服的政治斗爭的工具，而變成了政治斗爭的主角”。（24）在中央層面，是軍紳政權，而“軍”取主導作用；在地方層面也是如此。
《阿Q正傳》里對那個辛亥后成立的地方政權的敘述，應該多多少少受魯迅紹興記憶的影響。城里光復的那一天，舉人老爺在深夜把家財運到鄉(xiāng)下的趙太爺家，無非怕在革命中被掠奪。對這場改天換地的革命，舉人老爺無疑滿懷恐怖。然而，舉人老爺卻又在新的政權里扮演了一個并非不重要的角色——幫辦民政。在這個新政權里，當然是帶兵的把總在當家。同時，在辛亥后的地方政權里，民政方面的事務卻又必須由舊鄉(xiāng)紳掌管。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把總的兵，需要有錢養(yǎng)活，需要有錢發(fā)軍餉，而這需要地方紳士的協(xié)助。前面說過，《阿Q正傳》里，那些故事往往具有寓言化、漫畫化的特點，在現實生活中一般不大可能如此發(fā)生。但是，阿Q被捕的場景和終于被殺，看似夸張，其實是有現實根據的。
阿Q被捕的情形是這樣的：
趙家遭搶之后，未莊人大抵很快意而且恐慌，阿Q也很快意而且恐慌。但四天之后，阿Q在半夜里忽然被抓進縣城里去了。那時恰是暗夜，一隊兵，一隊團丁，一隊警察，五個偵探，悄悄地到了未莊，乘昏暗圍住土谷祠，正對門架好機關槍；然而阿Q不沖出。許多時沒有動靜，把總焦急起來了，懸了二十千的賞，才有兩個團丁冒了險，踰垣進去，里應外合，一擁而入，將阿Q抓出來；直待擒出祠外面的機關槍左近，他才有些清醒了。（25）
曾有人致信魯迅，懷疑這情景的真實性，以為捉拿阿Q這樣一個人，官府不會如此大動干戈。1925年5月，魯迅在答復這位讀者的公開信中，為自己做了辯解。魯迅說，據報紙報道，1925年5月9日，北京各校學生為救援被捕學生而到段祺瑞執(zhí)政府請愿時，執(zhí)政府則事先在東門上增加了軍隊，西門上還架起兩挺機關槍。既然執(zhí)政府為防范手無寸鐵的學生而架起機關槍，那么，一個縣的軍政府為捉拿阿Q而在土谷祠外架起機關槍，也是完全可能的。魯迅說：
夫學生的游行和請愿，由來久矣。他們都是“郁郁乎文哉”，不但絕無炸彈和手槍，并且連九節(jié)鋼鞭，三尖兩刃刀也沒有，更何況丈八蛇矛和青龍掩月刀乎？至多，“懷中一紙書”而已，所以向來就沒有鬧過亂子的歷史?，F在可是已經架起機關槍來了，而且有兩架！
但阿Q的事件卻大得多了，他確曾上城偷過東西，未莊也確已出了搶案。那時又還是民國元年，那些官吏，辦事自然比現在更離奇。先生！你想：這是十三年前的事呵，那時的事，我以為即使在《阿Q正傳》中再給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過山炮，也不至于“言過其實”的罷。
請先生不要用普通的眼光看中國。我的一個朋友從印度回來，說，那地方真古怪，每當自己走過恒河邊，就覺得還要防被捉去殺掉而祭天。我在中國也時時起這一類的恐懼。普通認為romantic的，在中國是平常事；機關槍不裝在土谷祠外，還裝到那里去呢？（26）
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的時候，地方軍政府為抓捕搶劫犯而如此大動干戈，是完全可能的。在《阿Q正傳》里，是趙家被搶而去官府報案。軍政府的把總自然十分重視。其實，這時候的把總，是希望時有此類可以讓他動用軍隊的刑案發(fā)生的。把總的軍隊，要靠地方上的民脂民膏養(yǎng)活，也要靠在當地搜刮籌措軍餉。既然如此，就要讓軍隊表現出對地方是有用的，對地方是負著保護之責的；就要讓地方民眾知道這軍隊是不可沒有的。所以，一旦有可能動用軍隊而又決不會讓軍隊有受損的機會，“軍紳政權”中的“軍”，一定會最大限度地讓軍隊出場?！栋正傳》中，正如魯迅所說，阿Q的確曾在城里犯過案，算是有前科；趙家遭搶的那夜，阿Q也的確在場，并且差點兒參加進去。而被搶的又是鄉(xiāng)紳之家。所以，把總派出一隊兵、一隊團丁、一隊警察、五個偵探和一挺機關槍，并不算過分之舉。他出動如許軍警，并且親自指揮，是在做給舉人老爺、趙太爺這些縉紳們看，也是做給全縣百姓看，向他們證明搜刮他們的錢財之合理和必要。
阿Q抓住后，舉人老爺和把總發(fā)生了爭執(zhí)：
然而這一夜，舉人老爺反而不能睡：他和把總慪了氣了。舉人老爺主張第一要追贓，把總主張第一要示眾。把總近來很不將舉人老爺放在眼里了，拍案打凳的說道：“懲一儆百！你看，我做革命黨還不上二十天，搶案就是十幾件，全不破案，我的面子在那里？破了案，你又來迂。不成！這是我管的！”舉人老爺窘急了，然而還堅持，說是倘若不追贓，便立即辭了幫辦民政的職務。而把總卻道，“請便罷！”于是舉人老爺在這一夜沒有睡，但幸而第二天倒也沒有辭。（27）
舉人老爺之所以堅持要先追贓，就因為那“贓”本是他的私家財富，但這一層卻無法向把總說明。即便如是說明了，把總也未必給他這個面子。畢竟，把總要把自己軍隊的生存放在首位。舉人老爺以辭去幫辦民政的職務相要挾，把總卻不買賬，就因為在這時的軍紳政權中，“軍”占著絕對優(yōu)勢。手里有槍桿子，就不怕別人不聽命。舉人老爺沒有辭掉幫辦民政的職務。他當然不會辭，因為這正是肥缺。把總要以示眾的方式處死阿Q，懲一儆百未必是主要目的，主要目的是向社會顯示自己的業(yè)績。
既然抓捕和槍斃阿Q是這個軍紳政權的光輝業(yè)績，阿Q又焉能不死？
2021年9月12日
注釋：
（1）畢飛宇把他的感受寫進了《沿著圓圈的內側，從勝利走向勝利》一文，見《文學評論》2017年第4期。
（2）（3）（4）（5）（6）（7）（8）（9）（10）（11）（12）（13）（14）（15）（17）（25）（27）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89頁，第490頁，第488頁，第488頁，第487頁，第496頁，第500頁，第512頁，第524頁，第496—497頁，第517頁，第516頁，第517頁，第517— 518頁，第517頁，第521—522頁，第524—525頁。
（16）（24）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0年版，第4頁，第20頁。
（18）魯迅：《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314頁。
（19）（20）（22）歐陽云梓：《辛亥革命在紹興》，寧波出版社，2011 年版，第196頁，第198—199頁，第198頁。
（21）（23）裘孟涵：《王金發(fā)其人其事》，見《文史資料選輯》第七十七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版。
（26）魯迅：《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