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2022年第3期｜張新穎：得書記
張新穎，一九六七年生于山東，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主要作品有：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著作《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意識》《沈從文的后半生》《沈從文九講》《沈從文的前半生》等；當代文學批評集《棲居與游牧之地》《雙重見證》《無能文學的力量》《置身其中》《當代批評的文學方式》《斜行線》等；隨筆集《迷戀記》《有情》《風吹小集》《讀書這么好的事》等；詩集《在詞語中間》。曾獲得第四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文學評論家獎、第一屆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家獎、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第十屆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等多種獎項。
得書記
□ 張新穎
我曾經(jīng)寫過一篇短文《失書記》，一位朋友說，何不再寫一篇《得書記》？
這如何寫法？我不是藏書家，沒有什么珍稀的寶貝；普通的書又不算太少，不可能也沒有必要一一交代。就挑幾本，說說來歷和相關的人事吧。
其實也不是挑，不需要在書架前逡巡，它們就在記憶里，牽連著不同時期的經(jīng)驗涌出，漫過書的形式和內(nèi)容本身。
一九八五年上大學，中文系男生宿舍在復旦東區(qū)的十五號樓，我住三樓，對著樓梯口。八三級住二樓，有我的一個中學校友，也住對著樓梯口這間。我趕緊來見他。他讀高中時就在《青春》上發(fā)表了小說，這可不是件小事，馬上傳遍整個學校。兩個人坐在桌子和床之間的窄道里說話，說得磕磕絆絆，倒不覺得尷尬——原來他是和我一樣不善言談的人。沉默的間隙，他伸手從床上靠墻放著的一排書里抽出一本，送給我。
《麥田里的守望者》，施咸榮譯，漓江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一版。封面上作者的名字印成“塞格林”，我用鋼筆給“格”和“林”劃了個對調(diào)符號。要到后來我才知道，一九六三年作家出版社以內(nèi)部資料的形式出過這本書，就是施咸榮翻譯的。我們大學時代讀的塞林格，除了這本，還有《九故事》，班里那幾個寫小說的兄弟，差不多把《九故事》當成了短篇寫作的秘笈，說起來，那可真是“抓香蕉魚的日子”。
《麥田里的守望者》到現(xiàn)在出了很多版本，我自己就有不少，但一直保存著師兄送的那本。我們湊在一起的時候很少，都不是愛交際的人?；叵肫饋?，有兩個很深的印象。一是某天傍晚遠遠地看見他，一個人踢足球，對著一面墻，踢過去，彈回來，再踢過去；再就是，有回不知道怎么聊起寫作，他說，如果寫八十年代中國文學和文化的變化，就要寫成《伊甸園之門》這樣的東西。
我在中央食堂前的書報亭買了Morris Dickstein這本書，有些激動地讀過一遍，上面畫滿了直線和波浪線。很多年之后，有一次我代陳思和老師當代文學史的課，一個學生錄了音，整理成文，題目是《重返八十年代：先鋒小說和文學的青春》，開篇講的卻是《伊甸園之門》這本書，以及八十年代中后期它在校園里的風行。
師兄畢業(yè)后回山東，在省廣電中心工作。我大三下學期實習，他那時候下淄博記者站鍛煉，我聯(lián)系了他，就到淄博去跟他同吃同住，跟著出去采訪，過了很快樂的三個月。
大概是讀研究生期間吧，我在老孫頭的宿舍看他買的英文舊書，看的時間有點長，猛然聽到他說：“這本送你了。”
我略有吃驚，卻也沒客氣，帶回了自己的宿舍——蘭登書屋出版的《弗羅斯特詩選》（The Poems of Robert Frost，F(xiàn)irst Modern Library Edition，1946）。
老孫頭和我同班，從本科到研究生，所有人第一次見他，先注意的一定是他的高，而且瘦。這么一個挺拔的內(nèi)蒙小伙，不知道怎么被喊成老孫頭。讀研期間我在臺灣文學上花過一些工夫，那時候最大的困難是找臺版書，圖書館要么沒有，要么有，你也得開了證明才能看。幸虧有老孫頭，我沾他的光，讀到不少。他的導師專研臺灣文學，他從導師那里借來，看完了我看，還回去再借。王文興的短篇集《玩具手槍》和《龍?zhí)鞓恰?、長篇《家變》和《背海的人》，歐陽子的短篇集《秋葉》，等等，就是這樣有借有還，匆忙認真地讀來的。我有一陣子寫過幾篇臺灣作家作品論，所以動筆，其中的一個心理原因或許是，看了要趕快記下來，否則就忘了，沒法重新讀；假設這些書是我自己的，未必能產(chǎn)生這樣的緊迫感。
老孫頭讀完研究生到上海大學教書，我和同學小喬騎自行車去看他，他的宿舍前有個院子，院子里竟然有口水井。大夏天，我們汗淋淋地找到他，他從水井里提上來一個大西瓜。現(xiàn)在想不起那個地方的具體位置了，當年隔不遠就是農(nóng)村，如今自然是被城市覆蓋了。
很多年過去了，那本《弗羅斯特詩選》依然是我常常翻閱的書，隨手翻開，讀三五頁，放回去；下一次，也許一兩頁。好像從來沒有一次從頭讀到尾。幾年前在我的“中國新詩”課堂上，講到卞之琳的《魚化石》，第一句“我要有你的懷抱的形狀”，忽然想起弗羅斯特的Devotion，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這首短詩：
The heart can think of no devotion
Greater than being shore to the ocean-
Holding the curve of one position,
Counting an endless repetition.
寫完了，才松一口氣：萬一寫到一半忘記了怎么辦？定了下神，對學生說，參照一下，這也是一種“懷抱的形狀”——海岸朝向大海的“懷抱的形狀”。
一九九二年夏天我進《文匯報》當記者，萬般不舍學校生活，一有空就往導師家里跑，坐在賈植芳先生的書房兼客廳里，聽先生聊天，仿佛還停留在學生時代。
有一天先生送我德國傳記名家愛米爾·路德維希的《人之子》英文本（The Son of Man，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45），說他年輕時候讀過這本耶穌傳，他同時代的留日學生孫洵侯一九三七年出過一個譯本，希望我能重新譯出來。
先生一向重視翻譯，四十年代末譯恩格斯《住宅問題》，五十年代初譯《契訶夫手記》；他也一向喜歡推薦書給身邊的年輕人翻譯，我隨手就能舉出幾個例子，如任一鳴譯《勃留索夫日記抄》，談蓓芳譯《晨曦的兒子——尼采傳》，陳廣宏譯《一個中國人的文藝觀——周作人的文藝思想》。《晨曦的兒子》先生自己早年翻譯過，譯稿卻在動蕩的生活中丟失，談蓓芳的譯本出版后，我見過先生的興奮。
《人之子》也就十四五萬字，我用了將近一年半時間。整個過程都是在一個近二十人共用的辦公室里進行，在寫完新聞稿之后人來人往的喧鬧中，或是晚上空蕩蕩的安靜里。那時候的電腦，DOS系統(tǒng)，文字處理用WPS，輸入法正處于初期的競爭狀態(tài)，我學的是報社推行的一種，現(xiàn)在都記不起來叫什么名字。譯稿完成，打印在分頁折疊、兩邊有洞眼的打印紙上，疊起來很厚實，拉開來很長，像一條窄窄的道路。
書在一九九八年初出版，那時候我已經(jīng)回學校讀博士快兩年了。
外灘那座《文匯報》社大樓，后來消失了；那個幾乎占半層樓面的辦公室，我工作了四年的地方，想起來很是懷念，那里的同事一位位都那么善良，寬容地看著新進來的小青年拿著一本英文書對著電腦打字。先生離世已經(jīng)十多年，他給我那本書，是將近三十年前的情景了。
二〇〇二年春天，我去韓國釜山大學做交換教授，住學校的國際公寓。房間干干凈凈，沒有多余的東西，桌子上卻端端正正放著一本厚厚的書，夾著一張英文手寫紙條：“如果你喜歡，請收下。祝生活愉快！住在這里很不錯。我是你來之前的房客?！?/p>
——挺讓人溫暖的，是吧？
書是Three Novels of Ernest Hemingway（Charles Scribner’s Sons，1962），包括《太陽照常升起》《永別了，武器》和《老人與?！?。這三部小說，我大學時都讀過中譯本，沒想到英文本還能合成一本書。既然不期而遇，閑著的時候就隨手翻翻，翻到哪頁讀哪頁，斷斷續(xù)續(xù)消磨掉不少時光。
認真讀的，倒是導言。每部作品都有一篇導言，作者依次分別是Malcolm Cowley，Penn Warren，Carlos Baker，這三個人，哪一個我敢輕忽懈??？更何況，Malcolm Cowley，看到這個名字我立即想到年輕時讀他的《流放者的歸來》——眼前展開他為《太陽照常升起》寫的“Commencing with the Simplest Things”，時時喚起當年讀那本書的印象，感受交織疊印，驚奇莫名：仿佛時間掉了個頭，去撿拾起將近二十年前的幾片光影。
《流放者的歸來》與上面提到過的《伊甸園之門》是同時出版的，一九八五年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了一套“美國文化史論譯叢”，其中的這兩本，最受年輕讀者歡迎，那些年讀中文系的，不少人到現(xiàn)在應該還有印象吧。如果你注意細節(jié)，會發(fā)現(xiàn)這套書作者的名字，都直接寫英文，并不譯成對應的漢字（我這篇短文有意照此處理），僅此也透露出一點點時代氛圍。
二〇〇六年秋，我到芝加哥大學做訪問教授，講兩門課之外，空余時間大多在圖書館里閑散打發(fā)。Regenstein圖書館門口，常有剔除注銷的書，免費給讀者。我有時會翻上一會兒，但考慮到回國行李的重量，沒有拿走的念頭。有一次忽然想，做個紀念也好啊，就挑了兩本：
Memoir of Thomas Bewick（Written by Himself 1822-1828,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1），選這本，是因為里面有多幅木刻，動物和鳥，一刀一刀精細不茍；
另一本Memories of Scarritt（by Maria Layng Gibson, Cokesbury Press, 1928），這個年份的出版物，在國內(nèi)的圖書館，還不能隨便看呢。拿回去一翻，發(fā)現(xiàn)里面夾著一張明信片，筆跡和郵戳都清晰可辨，時間更早：一九〇六年圣誕節(jié)。
某年宋明煒回國，送我一本埃德蒙·威爾遜的文集，The American Earthquake（First Da Capo Press edition 1996），說是花一美元買的。明煒知道我的閱讀喜好，他不知道的是這本書還被我派了別的用場。
據(jù)說很久以前，中文系研究生的專業(yè)英語，以《阿克瑟爾的城堡》（Axel’s Castle: A Study of the Imaginative Literature of 1870-1930）作教材，但沒幾年這位老師出國了，后來的老師有后來的教材和教法。我自己學專業(yè)英語課用什么教材，已經(jīng)完全記不起來。到我招博士生的時候，面試有一個環(huán)節(jié)是英語口試，我用一個簡單的方法：考生面前放一本《阿克瑟爾的城堡》，請他隨便翻開一頁，讀一段，然后翻譯成中文。
明煒送我這本書之后，考生面前放的就是兩本威爾遜了。
有那么幾次，我忍不住問了一個我其實知道答案的問題：你看看這兩本書的作者，你知道他嗎？知道多少？
感謝他們中大多數(shù)人的誠實：不知道。
一個大批評家，但現(xiàn)在過世了。前幾年我開一門讀書的課，恰逢他的《到芬蘭車站》中譯本出版，就讓學生讀這本書，討論了一次。但也就只此一次而已。
明煒任教的韋爾斯利，我去過兩次，每次他都會談到納博科夫，還帶我去看納博科夫當年在此教書的研究室。到他家里，他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送我，《勞拉的原型》（The Original of Laura, Alfred A. Knopf, 2008），納博科夫最后一部小說，寫在卡片上的原稿，書即由手寫卡片影印而成。明煒指指書架，說自己還有一本；然后又抽出一本《布羅茨基英語詩集》（Collected Poems in English,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2）給我，說這個他也還有一本。他喜歡一本書買好幾本，似乎時刻準備送朋友。
二〇一五年秋天，明煒帶我逛哈佛周邊的書店，他選了一本波拉尼奧的小說Woes of the True Police-man（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結完賬出來，他把書遞給我：送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