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粵港澳大灣區(qū)”這一概念經歷了從學術界提出到上升為國家戰(zhàn)略的過程，各種實踐包括文化實踐便由此提上了日程。毋庸諱言，“粵港澳大灣區(qū)文學”正是在這一國家戰(zhàn)略規(guī)劃推動下提出的概念，亦是這種文化實踐的有機構成部分?！按鬄硡^(qū)文學”概念的提出包含了這樣的預設：一個區(qū)域的經濟繁榮離不開文化所締結的認同共同體的助力。這種預設某種意義上為所有參與者提出了一個深刻而艱難的價值命題，即文學如何在全球化時代擔負起建設作為民族國家觀念共同體的任務。全球化時代，文學如何在具有多種文化類型和多元社會制度的區(qū)域中建構起一種勾連你我他的身份認同，這可能是這個概念更深層的使命。還應清醒地意識到，“大灣區(qū)文學”并非一個已完成的歷史性概念，而是一個新生的具有生產性、召喚性的概念。換言之，這個概念的有效性不僅取決于概念本身，還取決于我們能否找到面對這一概念的有效認識論和闡釋路徑，以及多方面、多層次的實踐探索。中山大學中文系在7月25日舉辦了“大灣區(qū)文學可能性”的論壇，特邀澳門詩人袁紹珊、香港作家唐睿、廣州作家陳崇正、廣州批評家李德南和唐詩人，共同深入探討這個話題?；顒佑勺骷?、中山大學中文系創(chuàng)意寫作教研室主任王威廉主持。

——編 者

袁紹珊（澳門詩人，澳門藝術博物館館長）：

縱觀中國文學史，特別是當代文學史，澳門文學的存在感并不高。即便是澳門本地人，可能也不一定馬上能舉出澳門作家、作品的例子。在大學中文系的課堂里，無論是過去的“臺港澳文學”范疇，還是今天的“粵港澳大灣區(qū)文學”范疇，澳門文學始終很少出現(xiàn)在作者和研究者的視野里，甚至澳門的大學也不會特意開設“澳門文學”這門課程進行研究。

因此，當“粵港澳大灣區(qū)文學”的概念被提出后，澳門的作家、評論家們都眼前一亮，期待是否會有更多的發(fā)聲渠道、發(fā)展空間。因為澳門的文學市場非常小，本土文學不一定是本土讀者第一時間關注的內容，相比之下，大部分澳門人更關注外部的作家和作品。即便是進入內地市場，澳門作家也會遇到不少困難，比如澳門人寫澳門，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小眾的題材。往往是在重大時間節(jié)點，或是由官方牽頭的項目里，澳門作家才有嶄露頭角的機會。

在澳門，雖然文學市場很小，但在政府的補貼和支持下，申請書號、出版著作相對比較容易?？赡苷且驗樽x者基數(shù)小，作家們反而會“放飛自我”，全身心做一些純文學的內容，而無需擔心銷量、點擊率、市場反響。

與此同時，關于澳門文學的評論文章也不多，本地大學的老師不一定會選擇澳門文學展開研究，現(xiàn)存資料年代也都比較久遠，大多是二三十年前的論文，后續(xù)資料不乏老調重彈之論。因此，澳門文學一直處于一個“存而不論”的狀態(tài)，很多作家默默寫作，評論家不太會濃墨重彩地研究澳門文學，或者只是將之納入到港澳臺的范疇里展開討論。因此，我們十分渴望借由粵港澳大灣區(qū)共建的契機，讓更多作者、評論家關注澳門、書寫澳門。

可預見的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qū)步調的過程中，必將面臨諸多挑戰(zhàn)。比如粵港澳三地是否都互相了解對方？三地能否在融合之中，保留好各自獨特的文化？后面這個問題是澳門作家們特別關注的，澳門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李展鵬曾寫《隱形澳門》，指出一直以來，澳門的文化狀態(tài)是“隱形”的，常常被人們所忽視。另一方面，澳門作家在內地出版作品時，帶有方言習慣的寫作策略、語法邏輯等可能都要大幅改變，如何在進入內地市場的同時，保留好澳門特色，也是我們必須要思考的問題。

1984年，澳門作家韓牧就提出要建立澳門文學形象，但是時至今日，這個形象仍然是模糊的。我們究竟應該以什么樣的面目進入大灣區(qū)文學？相信這是澳門作家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文學是講究實力的領域，澳門文學要真的走出去、融入大灣區(qū)，應當由創(chuàng)作者主動把握節(jié)奏，提升作品內容，勇于面對挑戰(zhàn)，用我們的作品親手塑造出澳門人所認同的澳門文學形象。

唐睿（香港作家，浸會大學助理教授）：

香港文學中的廣東元素，早期值得一提的就是作家黃谷柳的《蝦球傳》，是作家于1947年10月到1948年12月在《華商報》副刊連載的小說，講述了抗戰(zhàn)后少年蝦球輾轉香港和珠三角的遭遇經歷。從小說里我們可以看到，廣東和香港在文化歷史上是相連的，粵港向來就有血脈相連的概念，這在上世紀40年代的香港文學里，還是比較普遍的共識。

當時，很多自內地北方來港的作家、文人，大部分都曾經去過廣東，有不少還是廣東本地人。在他們看來，香港與廣東很自然地在文化、歷史、地理上都是相連的。因此，在早期的小說里，也就常常能看到這種兩地在文化歷史上互連融通的呈現(xiàn)。

此后，無論是50年代侶倫的《窮巷》，還是舒巷城的作品，都包含了很多廣東地區(qū)的記憶、歷史事件等相關的內容，呈現(xiàn)著廣東和香港血脈相連的特征。直到70年代、改革開放后，這種關系發(fā)生了一定的轉向。當時，受惠于1970年代末香港與內地的通關條件，香港普羅大眾可以通過申請回內地探親、旅行或是文化交流。其中，許多年輕作者通過各種機會，到內地游歷，尋訪向往已久的山水名勝，尋訪仰慕已久的作家。他們的足跡遍布各省，既有短途旅行，也有數(shù)月觀察，從中誕生的游記，記錄了他們對內地改革開放之初的種種觀察，既有宏觀的社會記錄，又包涵了微觀的民生素描，建構出一個豐富多樣的中華形象。

這些游記的首要特點是，作者的文化經驗既立足于中華文化傳統(tǒng)，但同時又能通過略帶距離的目光來解讀內地風土人情，并為各地的山川名勝賦予有別于傳統(tǒng)的意義，其中也記錄了香港人對自己身份認同的變化，對文化背景的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香港文學作品、演藝作品，更多關注的還是廣州地區(qū)，但實際上，廣東省內其他地市也各有特色，許多港人也有著很豐富的廣東經驗，從地區(qū)和向度兩方面都有值得香港作家關注的內容，比如很多來港打拼的潮汕人、為內地學校捐錢支持“希望工程”、派志愿者去粵北地區(qū)扶貧、惠州東江縱隊和文化名人大營救的故事等等，這些歷史淵源都值得香港作家進一步關注、探索和開發(fā)。

對于澳門，香港人以前存在一些刻板印象，如黑社會、賭場一類的元素。隨著澳門回歸祖國，港人對澳門的印象發(fā)生了轉變，尤其是澳門的文藝發(fā)展、對傳統(tǒng)建筑的保護、旅游開發(fā)都做得很好，吸引了當時很多香港的藝術家前往。

比如很多藝術家都“打卡”的婆仔屋，也就是藝竹苑，這是兩棟已有百年歷史的黃色葡式建筑，內部設有展覽空間，不定期舉辦藝術和原創(chuàng)產品設計展覽。諸如此類的場所、建筑，也讓香港作家對澳門留下了“文藝氣息濃厚”的印象。

實際上，澳門的異國情調、港澳在歷史上的互動、全球語境下的港澳文化故事，其中都有非常多的細節(jié)和空間可供作家進行發(fā)揮，粵港澳三地之間的敘述既相似又各有不同，都值得我們進一步開發(fā)。

陳崇正（作家）：

我對澳門文學最早的印象是因為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這是我很喜歡的作家，而我在大學時代讀到他的《修道院紀事》，封面上就印著澳門文化司署字樣。最近我在翻看16世紀的歷史，那時候的澳門就已經在對外貿易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跟澳門相比，香港我們就非常熟悉了。作為一個廣東人，我從小就接觸香港文化的熏陶，我喜歡香港電影，喜歡周星馳和BEYOND樂隊。后來我才知道，其實北方的KTV里也喜歡唱粵語歌，《海闊天空》《千千闕歌》的旋律響起，大家就開始懷舊。我還喜歡金庸，中學時代也讀過倪匡，老家的床底下還放著一套衛(wèi)斯理。香港有一撥作家很了不起，他們在香江邊辦報讀書，寫作為生，笑傲江湖，很讓人羨慕。

今天我們來談“大灣區(qū)文學的可能性”，但我談不了香港和澳門，只能談廣東文學的可能性。我想，有三個維度創(chuàng)造了廣東文學的可能。

第一個維度是教育。如許多人看到的那樣，廣東這些年有一批青年作家異軍突起，在全國文壇之中都非常亮眼。這里面當然有經濟騰飛人口流入凝聚了文學人才的因素，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開始于21世紀初的大學擴招。因為大學擴招，有一批具有文學才能的人進入了高校接受教育，就比如我，如果不是因為擴招，我此刻可能正在某個工廠的生產線上奮斗，會跟寫作這件事絕緣。文學人口的擴大為文學生產提供了發(fā)生的概率，這就是最為現(xiàn)實的可能性?，F(xiàn)在大灣區(qū)的作家，幾乎都是高學歷，博士比比皆是，這大概也可以算是一個特點。

第二個維度是媒介。更具體說是互聯(lián)網和新媒體的發(fā)展，打破了原來紙刊所形成的文學資源壁壘?，F(xiàn)在幾乎所有的文學期刊都在大力發(fā)展新媒體，有的還做了短視頻。就我個人的文學歷程而言，新世紀的二十年，正好也是互聯(lián)網和新媒體高速發(fā)展普及的二十年，很多人只看到了網絡文學的發(fā)展，其實應該說，在網絡文學沒有產業(yè)化之前，嚴肅文學作家也曾混跡在網絡上寫作，他們是第一撥網絡寫手。我還記得十幾年前在網絡上寫詩，經常會遭遇激烈的交鋒和論爭，有時候甚至是直接干仗。老一輩可憐，打個筆仗還要等報紙印出來，網絡出現(xiàn)以后，文學的“對罵”來得非常直接。媒介的發(fā)展為大灣區(qū)的文學提供了新可能，也讓廣東在媒體傳播上追平了香港和澳門。

第三個維度是科技?？萍及l(fā)展是大灣區(qū)的一個新現(xiàn)實，在大灣區(qū)寫作幾乎無法回避科技發(fā)展對社會生活的改變，這也讓這里的作家開始思考科技所帶來的問題，所以我們看到近些年廣東有很多作家開始創(chuàng)作帶有科幻元素的作品。作家開始關注人類未來，這也正是時代氣象的表現(xiàn)。商業(yè)的發(fā)展，時代的進步，介質的迭代，往往還是可以跟藝術創(chuàng)作形成正相關。

李德南（評論家）：

當我們談論“大灣區(qū)文學的可能性”這一議題時，我們可能首先會想到文學和地域的關系——這是理解中國文學的重要切入點，也是文學史寫作、文學批評的重要認識路徑。我們對大灣區(qū)文學的理解和期許，有這樣的因素在內，但與此同時，大灣區(qū)和大灣區(qū)文學的提出，又有著很多新元素。大灣區(qū)是國家與地方進行規(guī)劃、建設的結果，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則是更為內在的驅動力。從地域、區(qū)域的角度來看，大灣區(qū)是一座尚未得到充分發(fā)掘的文學富礦。很重要一個原因在于，它有著非常具有當代性的歷史經驗與現(xiàn)實經驗。

大灣區(qū)中的廣州、澳門、香港、深圳、潮州，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有著非常復雜的互動。它們又是中國和西方、東南亞很多國家交流頻繁的區(qū)域，是在跨文化交流方面非常重要的區(qū)域。這樣的一段歷史經驗，放在當下來看，仍然非常具有沖擊力；這些歷史經驗也在不斷地影響著我們的當下，或是跟當下構成對話。那一時期的嶺南，值得作家去深入挖掘，并用文學的方式進行再現(xiàn)、想象和再造。甚至一個人物的經歷，就可以成為一部小說很好的題材。比如傳教士馬禮遜。他最早到中國來希望進行傳教活動，可是他在這方面很受限制，并不成功。可是，馬禮遜又意外地因為在翻譯等方面所做的工作而成為中西跨文化實踐的重要人物。他翻譯了《圣經》，還編撰了六卷本的《華英詞典》——這是第一部漢英辭典，還曾經把《紅樓夢》的節(jié)選翻譯成英文。王德威主編的《哈佛新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認為，馬禮遜的大量翻譯和著作，把詞匯、句法、文學形式及宗教文化觀點的新要素，輸入漢語中。這些跨文化、跨語際的實踐經驗，影響深遠；他們曲折的人生經歷，也非常適合成為文學書寫的對象。而那一段歷史，在文學領域有非常多的空白。

大灣區(qū)的現(xiàn)實經驗也頗具當代性。廣州、澳門、香港、深圳等因為政治、經濟和文化等許多方面的優(yōu)勢，往往能夠得風氣之先，產生很多新的經驗。這些新經驗又是發(fā)散式的，對中國的許多地方都有重要影響，在中國的發(fā)展中非常具有代表性。改革開放以來，在大灣區(qū)，先后出現(xiàn)了打工文學、新城市文學、科幻文學等文學現(xiàn)象，它們是對中國新經驗的直接表達。

大灣區(qū)文學的可能性，還在于文學與地域之間，可以是或然而非必然的關系。在現(xiàn)代社會中，人的流動成為常態(tài)。人的工作、生活，都不再受限于一時一地。寫作也是如此。

唐詩人（評論家，暨南大學副教授）：

作為一個由政治經濟概念延伸出來的文化、文學概念，探討“大灣區(qū)文學”文學的可能性，肯定離不開《粵港澳大灣區(qū)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提出的“共建人文灣區(qū)”等等一些基本的政策語境?；浉郯拇鬄硡^(qū)作為城市群，從文學角度來看，建設“人文灣區(qū)”，可以理解成拓展大灣區(qū)城市文學創(chuàng)作和研究。這是一個面向未來的、需要我們去完善內容、建構體系的概念。這種完善和建構，既面向大灣區(qū)的文學創(chuàng)作者，也面向研究者。結合當前大灣區(qū)作家的創(chuàng)作實踐，我以為可以從以下三個維度來展開思考。

第一是圍繞嶺南文化，探索粵港澳大灣區(qū)城市的歷史淵源和文化脈絡。嶺南文化是構建人文灣區(qū)的基礎，也是大灣區(qū)文學創(chuàng)作與研究要著力去探討的問題。大灣區(qū)城市是相互毗鄰的城市群，它們在歷史、文脈、語言、習俗上都有著清晰的共通性。對于嶺南文化，當前的作家還是寫得不夠，多數(shù)是停留在表面上的物質呈現(xiàn)，缺少能夠深入到歷史文化內部去挖掘故事和表現(xiàn)獨特的嶺南文化精神的厚重作品。最近兩年，嶺南文化題材的文藝作品，影視、戲曲等方面做得比文學好。像《雄獅少年》《醒·獅》《白蛇傳·情》等，都成為了現(xiàn)象級作品，引發(fā)很大的關注，對于我們思考嶺南文化的創(chuàng)新表達和當代價值有很好的啟發(fā)。文學作品方面也有收獲，最近葛亮推出了兩大部《燕食記》，專寫嶺南飲食文化，通過飲食的歷史變遷，寫出香港、廣州之間的文化關聯(lián)，尤其表達出香港飲食文化背后的嶺南文化淵源。

第二是南中國的文明敘事問題，這包括中西方文明和城鄉(xiāng)文明敘事?；浉郯拇鬄硡^(qū)的澳門、廣州、香港等等，這些都是中國近現(xiàn)代以來最直接領受中西方文明沖突的城市，這幾百年的文明交流歷史，有很多值得深入挖掘的歷史細節(jié)和需要作家去講述的故事。這方面，大灣區(qū)的作家普遍做得不夠理想。香港有很多作家在講述香港城市故事時會觸及這些方面的歷史文化，像西西的《我城》《飛氈》等，但就文明問題而言還是不夠凸顯。深圳的青年作家林棹寫的《潮汐圖》為我們開拓了這方面的可能性，為大灣區(qū)作家書寫中西方文明交流問題找到了好的切入口?！冻毕珗D》以一只南中國嶺南巨蛙的視角，書寫近代廣州珠江河岸的中西文化交匯，呈現(xiàn)澳門城市的中西互通，再進入歐洲大陸中心去體驗近代西方文明的殘酷一面，很好地表達出作家立足于嶺南文化的西方文明反思。

城鄉(xiāng)文明敘事問題關聯(lián)到第三個維度，就是大灣區(qū)的城市書寫問題。作為城市群灣區(qū)，城市是當下生活在大灣區(qū)的作家們必須直面的大環(huán)境。面對著有很多共同特征的現(xiàn)代城市，大灣區(qū)作家其實大有可為，除了前面講的歷史維度的嶺南文化和中西文明交匯，現(xiàn)實維度更包括城市新移民敘事、城市景觀書寫以及城市未來想象等等。尤其像深圳、珠海等城市，從傳統(tǒng)鄉(xiāng)村迅速成為現(xiàn)代都市，這種大變化、大轉型，背后都是大題材、好故事，如果能轉化為厚重的文學作品，必然是可以折射當代中國城市化歷史的中國故事。鄉(xiāng)城轉型之外，現(xiàn)代城市的科技化再造也特別值得關注，大灣區(qū)城市的科技含量越來越高，世界性、海洋性是大灣區(qū)文學的內在特征，這意味著灣區(qū)作家需要有一種世界視野、未來意識。

王威廉（作家，中山大學副教授）：

大灣區(qū)由國家提出的初衷是一個政治經濟的概念，但是這個蘊含著強大的國家意志的概念提出之后，就勢必會延伸到文化和藝術的范疇?！按鬄硡^(qū)文學”與傳統(tǒng)的“文學地理”的概念還不太一樣。雖然大灣區(qū)也是一個地理概念，我們可以指出大灣區(qū)包含著哪幾個城市，它的邊界在哪里，但大灣區(qū)又是超乎具體的地理空間的，它更加抽象、更加具有建構性。它甚至就是一個假設，但歷史上通常有很多躍遷便是從假設而來的。歷史通過一個假設，可以召喚出更大的可能性。所以對我來說，“大灣區(qū)文學”這個提法的召喚性，是至關重要的。它是一個政治、經濟、歷史的話語場，固有的文化模式在這里都要遭到挑戰(zhàn)，從而得到某種程度的更新。

從文明敘事的角度來看，大灣區(qū)的敘事邏輯跟我們傳統(tǒng)認知的那種東西方文明沖突的二元敘事還是不一樣的。對香港和澳門來說，它們在文化融合中已經生長百年以上，有了很強的在地性，它不再只是東方，更非全是西方，它有了新的文化特質。而珠三角的這幾座城市，在改革開放以前，有些甚至還只是村落，正是改革開放的巨浪，讓這些村落成為媲美港澳的新城市，各個省份的大量移民匯聚于此，也凝鑄和塑造著新的文化精神。歷史行進到此刻，港澳與珠三角之間的關系終于具備了規(guī)模相當?shù)膶υ捫?，而“大灣區(qū)”構成了一個必須對話的家庭場所。在這種對話里邊，既有“同”的一面——經濟發(fā)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又有“異”的一面——港澳與內地城市的歷史構成與發(fā)展驅動畢竟還是有著很多的不同。在“同”與“異”之間，歷史的豐富性會獲得極大的滋養(yǎng)。

尤其是三地的這種“異”，是必須面對和接納的。我毫不懷疑，文學是有能力理解和包容這種“異”的。因為文學所面對的不是那些比較外在的事物，文學所審視的是細微的生活肌理。在大灣區(qū)的不同城市里，的確可以尋找到一些相似的生活方式，還有相似的方言，相似的民間信仰，這些構成了一種近似于文化共同體的基礎，但目前我們還不能直接說它們是一個文化共同體，因為同樣的生活，同樣的現(xiàn)象，在不同的話語框架的闡述下，所得出的意義是不同的。在這種既相似又疏遠、既疏遠又相似的過程中，新的文化有可能被創(chuàng)造出來。

從全球化高歌猛進到如今全球化局部受阻，新冠肺炎疫情也好，俄烏戰(zhàn)爭也好，都讓問題變得復雜而棘手。那么，在“大灣區(qū)文學”這個召喚性的精神空間中，恰恰包含著全球歷史進程行進在當下所面臨的困惑與機遇。在這個精神空間中的寫作，肯定不會只是一種文化地理的民俗展示，它一定會觸碰到那些極為重要的歷史關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