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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笳吹弦誦在春城”——記西南聯(lián)大時期的袁可嘉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 方向明  2022年09月07日07:50

2021年有一部紀實電影《九零后》,引起了我的關注。影片中出鏡的并不是現(xiàn)在“90后”的年輕人,而是平均年齡90歲以上的老人,他們都有過一段在西南聯(lián)大的青春時光。其中有物理學家楊振寧、作家馬識途、翻譯家楊苡和許淵沖等。

詩人袁可嘉也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大。1921年,他出生于姚北六塘袁家村(今屬浙江省慈溪市崇壽鎮(zhèn)),到2021年整整100歲,可惜他已于2008年離開人世。我在想,如果可嘉先生還健在,面對攝影師的鏡頭,他會說些什么呢?或者他會說:“嘸告好話,看我的書吧?!彼臅芏啵岬阶约旱膮s不多。

在《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史料五:學生卷》1941年新生名單里,可以找到袁可嘉的信息:“袁可嘉,男,21歲,籍貫浙江余姚,外國語文學系”。

談及自己人生經(jīng)歷的是袁可嘉寫于1992年的“自傳”,這是作為《半個世紀的腳?。涸杉卧娢倪x》(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一書“附錄”的自敘性文字,從出生寫到1991年,文字克制而內(nèi)斂。

為何選擇去西南聯(lián)大讀書?他說:“這在我學習生活中是關鍵的一步?!碑敃r,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在距離上要近一些,但袁可嘉“舍近就遠”,決意去昆明上學,吸引他的主要是“西南聯(lián)大的民主學術氣氛和它在文科方面的盛名”。

踏入西南聯(lián)大校門的袁可嘉,心情是愉快的:“1941年秋天,我懷著興奮的心情跨入昆明大西門外的西南聯(lián)大新校舍?!碑敃r的聯(lián)大擁有一批著名的詩人、作家和教授,如中文系的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李廣田等,外文系的葉公超、馮至、卞之琳等。

1942年對于袁可嘉來說是很重要的一年,他的學習興趣從浪漫派轉向了現(xiàn)代派。大一時,他還沉浸在英國19世紀的浪漫主義詩歌中,誦讀拜倫、雪萊、濟慈、華茲華斯的作品,深受感染,“以為天下詩歌至此為極,不必再做他想了”。到了大二,他先后讀了卞之琳的《十年詩草》和馮至的《十四行集》,很受震動,“驚喜地發(fā)現(xiàn)詩是可以有另外不同的寫法的”。與此同時,他讀到美國意象派詩和艾略特、葉芝、奧登的作品,感覺這些詩比浪漫派要深沉含蓄些,更有現(xiàn)代味。當時的校園里,正刮著一股強勁的“現(xiàn)代風”,就這樣,他的興趣逐漸轉向了現(xiàn)代主義。

袁可嘉說:“西南聯(lián)大對我的影響是重要的,可以說基本上決定了我后來要走的道路。我有幸在這里遇見了許多好老師,沈從文、馮至和卞之琳等先生都對我有過許多幫助?!钡?992年的《自傳》里,他沒有展開說這些先生給了他怎樣的幫助。后來,在他2001年寫的《我與現(xiàn)代派》長文中,則有了較為具體的敘述。當時,他已是80歲的老人,想到自己青年時代的幾位恩師,筆端飽含深情。首先寫的是引他走上文學路的沈從文先生:

沈先生在中文系,我沒上過他的課,但愛讀他的作品,常去他家訪談。聽他談文壇掌故,論古今文學,說寫作藝術,風趣橫生,如坐春風。他為人的熱誠,對學生的愛護,見識的高超,實在使我感動。我真正開始寫作較晚,1946—1948年有過一個小小的高潮,發(fā)表了二十幾首詩和二十幾篇詩論,大部分都是經(jīng)沈老審閱,登在他主編的《大公報·星期文藝》和《益世報·文藝副刊》上的。他總是鼓勵我寫,默默地收下拙稿,一般不加修改,盡快發(fā)出。這對初出茅廬的學生無疑是莫大的鼓舞。

接著回憶馮至先生:

馮至先生在聯(lián)大時愛穿西服,身材高大壯實,說話舒緩和藹,顯出一副穩(wěn)重恢宏的學者風度。我上過他講授歌德、里爾克等課,大開眼界。1942年讀到《十四行集》,給我極大振奮,好似目睹一顆彗星突現(xiàn),照亮了新詩質(zhì)變的天空。他用日常素材,以樸素含蓄的語言,鮮活生動的形象表達了深刻的思想和曠遠的意境。這在新詩中是罕見的,是40年代現(xiàn)代主義詩的一座高峰。

寫到卞之琳先生時,更多了一些細節(jié):

卞之琳先生對我的引導啟發(fā),比較起來,方面更廣,程度更深。1941年我初次見到他,冒昧地稱他“卡”先生,他糾正我說,“我姓卞,不姓卡”,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不久讀到他土紙印刷的《十年詩草》,愛不釋手,深覺現(xiàn)代敏感和古典風范的融合已到了精純的高度,尤其其中的《慰勞信集》為我國多年來沉滯不前的政治社會抒情詩闖出了一條新路。

被西南聯(lián)大的“現(xiàn)代風”熏染,袁可嘉開始走上了現(xiàn)代派道路,一直到生命的盡頭,他始終圍繞著現(xiàn)代派這個圓心,進行創(chuàng)作、翻譯和研究。

袁可嘉的回憶性文字中少有“閑筆”,多涉及師長、學術和寫作,而對于校園內(nèi)外的生活細節(jié),如衣食住行,閑暇時光,幾乎讀不到。同樣出自西南聯(lián)大的汪曾祺,散文里經(jīng)常寫的是泡茶館、跑警報,或者是舊書攤、白馬廟,趣味橫生,頗可玩味。這可能是因為兩人的性情和文風不同吧,但我們難免心生好奇:袁可嘉昆明五年的大學生活究竟是什么樣的狀態(tài)呢?

我終于在他的同窗好友楊天堂的回憶文章里找到了一些線索。這篇文章收錄在西南聯(lián)大50周年紀念文集《笳吹弦誦情彌切》(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版)一書里,題目就叫“西南聯(lián)大時期的袁可嘉”。讓我們隨著“楊同學”的文字,“還原”一下聯(lián)大學子袁可嘉的形象吧。

楊天堂與袁可嘉都是1941年秋入的學,一年級時,學習和生活都在聯(lián)大租用的大西門內(nèi)昆華中學,第二年他們搬到大西門外的新校舍,從此住同一宿舍,“面對面住了三年整”。新校舍從前門到后門修了一條寬三四米、長百余米的土路,教室、圖書館、大草坪在路東邊,學生宿舍在路西邊。宿舍都是一個模式的,泥墻草頂,長條形,像一個個倉庫。宿舍兩頭有門,中間是通道,兩邊相對擺放架子床各十張,每床上下各一人,每四人為一組,開有一個插著幾個木棍的窗子,每組都各自用舊布單遮住。這四人空間就成了相對獨立的小“城邦”。

楊天堂和袁可嘉住的是第25舍。由于一年級就熟識,又都是中文系的,袁可嘉、楊天堂、陳明遜、周禮全四人,組成了第25舍東門右手邊第一個“城邦”。法學系的馬逢華因為愛好文學,也常來宿舍閑談。

“城邦”里幾個人的個性分明:“陳明遜忠厚謹愿,笑容可掬,1945年夏畢業(yè)后不久就到美國去了。周禮全很聰明,長于邏輯推理,80年代以學者身份到美國訪問。馬逢華主攻經(jīng)濟,兼治文學,與馮至先生、沈從文先生來往,發(fā)表過長篇文學評論,解放(新中國成立)初到美國去了。馬逢華性格活潑,我們幾個喜歡說說笑笑。我們中間說話最少的是袁可嘉,讀書最多的也是他?!?/p>

在楊天堂的印象中,袁可嘉在學習上頗有自己的風格。他的英語基礎非常好,一般同學應付考試的忙碌與緊張,在他是沒有的。他下課后,就從系里借回大量的原文書閱讀,先是讀作品,把拜倫、濟慈、雪萊等名詩人的詩集都讀完了,也喜歡惠特曼的詩。只要系圖書室有的,都借來讀,讀書速度很快,厚厚一本,兩三天、三四天就讀完了。他掌握大量詞匯,很少查詞典,偶爾需要時,順便拿別人的詞典查一下就行。這也算是袁可嘉的一個“特立獨行”吧。他寫文章也快,大三時就開始寫,借用別人一架破舊的英文打字機,根本不需要手稿,直接打到紙上,一篇篇文章就“出籠”了。楊天堂曾問過袁可嘉:你怎么掌握這么多詞匯?袁可嘉說:高中時有一個好朋友,兩人一起學,互相問答,加深印象,這樣掌握得多而且牢。

楊天堂還寫到了袁可嘉的性格。他說,在可嘉身上看不到庸俗世故的影子。他沉默寡言,好學深思,唯書是務,從不搞一般的世俗應酬。他深沉含蓄,修養(yǎng)之好,自我控制力之強,在同學中殊不多見。但他絕不是那種城府很深,搞陰謀詭計或故作高深、故弄玄虛的人。楊天堂的評價是:“可嘉是典型的學人,非常質(zhì)樸,一切都出于自然與本色。”

袁可嘉學習好,但并不驕傲。他有自己的見解,往往入木三分,所見深刻。他在表達觀點時很簡練,絕不長篇大論;在表現(xiàn)愛憎時,也很含蓄,不會偏激。

我們現(xiàn)在能看到的可嘉先生最早的照片,是他西南聯(lián)大畢業(yè)后在北大當助教時拍的,上身穿深色西裝,面湖而坐;在另一張照片中,著淺色格子西裝,也是那個時期的。

袁可嘉的學費一直是他大哥袁可尚供給,由于通貨膨脹,靠工資生活的人越來越困難,他大哥自己也困難,支援就越來越少。當時,很多聯(lián)大同學在社會上做各種兼職,換點零用錢。袁可嘉覺得時間更寶貴,為了多讀書,寧可生活苦一點,也不到外邊兼差。政府的“貸金”交給伙食團,只供給午、晚兩餐,早點要個人自己解決。新校舍門前有各式各樣的小吃攤檔:糯米飯、豆?jié){、雞蛋、油煎蛋餅等,任由選擇。據(jù)楊天堂回憶,袁可嘉有錢時吃一點,沒錢就餓著肚子,照樣讀書。但有錢的時候少,挨餓則是經(jīng)常的。他有一雙舊皮鞋、一件舊藍布大褂、一套舊西服,這些衣物維持了好幾年。昆明四季如春,一條五斤重的被子常用不換,最后成了一團破棉絮。在同學的印象里,袁可嘉對艱苦的生活淡然處之,毫不在意。

袁可嘉性格堅強,感情深沉,在他身上找不到絲毫多愁善感的形跡。但是有一天,他卻例外地沒讀書,情緒有些抑郁。楊天堂是個細心的人,他感覺到了,就問可嘉:你怎么了,出了什么事?袁可嘉低聲說:接到哥哥的信,說父親去世了。袁可嘉的父親袁功勛是一位實業(yè)家,鹽、米、船、店四業(yè)并舉,卻因日寇入侵遭難,鹽船被擊沉,人被綁票,最終在風雨飄搖中病逝。

袁可嘉在西南聯(lián)大五年,比楊天堂他們多讀了一年,直到1946年才畢業(yè)。我一直找不到原因,后來發(fā)現(xiàn)了一篇袁可嘉于1956年申請加入民盟時寫的“自傳”,其中提到多讀一年的原因:“莎士比亞一科未通過?!钡疫€是有些疑惑,袁可嘉自制力強,學習能力出眾,應該不至于“掛科”吧。我推想或許另有隱情。

1946年5月,西南聯(lián)大完成了全面抗戰(zhàn)期間育人三千的光榮任務,宣告解散,原屬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校的師生紛紛返回北平和天津。袁可嘉和卞之琳先生及趙全章等同學,乘卡車經(jīng)云貴高原,取道梧州、廣州、香港,回到了浙東老家。10月間,經(jīng)袁家驊老師推薦,袁可嘉被聘為北京大學西語系助教,從此翻開了人生新的篇章。

西南聯(lián)大成就了青年詩人,袁可嘉終于“帶著閃耀的青春歸來”。也正是在1946年,袁可嘉寫下了被視為代表作之一的《沉鐘》。此詩借“沉鐘”而遙有寄托,通過宏大的事物和遼遠的時間渲染了一種廣漠蒼涼的情緒,而蒼涼并不等同于消極悲觀,此詩讓人感受更多的是一種高昂的意志力,一種與外在制約力量抗爭、催人奮發(fā)的意蘊:

讓我沉默于時空,

如古寺銹綠的洪鐘,

負馱三千載沉重,

聽窗外風雨匆匆;

把波瀾擲給大海,

把無垠還諸蒼穹,

我是沉寂的洪鐘,

沉寂如藍色凝凍;

生命脫蒂于苦痛,

苦痛任死寂煎烘,

我是銹綠的洪鐘,

收容八方的野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