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多菲和他的中國遺產(chǎn)
裴多菲及愛人茱莉亞雕像，位于重慶鵝嶺公園
1929年5月，青年詩人殷夫?qū)⑺脑娮骱妥g稿投給魯迅編輯的雜志《奔流》，其中一篇譯文《彼得菲·山陀爾行狀》引起了魯迅的注意，他致信給殷夫討要原文，因郵寄不便，殷夫便親自登門給魯迅送來。鑒于殷夫“如我的那時一樣”，是“熱愛彼得斐的詩的青年”，魯迅特意寫信給遠在北京的許羨蘇，囑她往北京寓所找出“所藏的兩本集子”，送給殷夫。孰料兩年之后，“朋輩”成為“新鬼”，那兩本書也“落在捕房的手里”“明珠暗投了”。
四年之后，魯迅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中言及此事也不勝悲夫。所謂“兩本集子”都是裴多菲的作品，為魯迅負笈留日譯介《域外小說集》并創(chuàng)作《摩羅詩力說》的“三十年前”，因為“熱愛裴多菲”“特地托丸善書店從德國去買來的”，一直珍藏，可見對裴多菲情結(jié)之深?？峙卖斞缸约阂矝]有想到，正因為他自1907年以來的這種“情結(jié)”，在有意無意間促成了裴多菲在20世紀在中國的譯介、傳播和經(jīng)典化歷程。如今，100多年悠悠歲月倏忽而過，在感慨滄海桑田的同時，重新回顧裴多菲和他的中國遺產(chǎn)，還是會萌生出新的意義。
裴多菲出生的1823年，哈布斯堡王朝已經(jīng)開始江河日下，以至他可以見證一段帝國重要的歷史。他出生在匈牙利南部多瑙河和蒂薩河之間的奇什克勒什小城，算不上家境殷實，但能維持相對體面的生活。為了讓孩子接受好的教育，父親先后把他送到克茨克梅特、沙波特拉沙什、佩斯和奧紹德上學，他開始讀書、寫詩、演劇，直到1838年多瑙河泛濫，導致父母親失去了家園。家道中落，父親仍然由著裴多菲的性子讓他繼續(xù)往謝爾梅茨讀書，但裴多菲卻是一個頑童，一心喜歡戲劇。他在學校開始閱讀古典抒情詩人并了解法國大革命和1830年革命，奠定了“摩羅”的政治和思想基礎(chǔ)。輟學之后，裴多菲步行三個星期來到佩斯，當群演、跑龍?zhí)?，爾后開始一年半的軍旅生活，又到處流浪。彼時裴多菲初登詩壇，創(chuàng)作了一些少年之作，獲得了最初的名聲。
裴多菲一直過著貧窮而清苦的生活，倍感孤獨。1844年，裴多菲帶著一本自己的詩稿離開德布雷森又去了佩斯，得到詩人魏勒什馬爾蒂的幫助，有一個穩(wěn)定的環(huán)境寫詩，并在1844年成為被人們熟知的詩人。從1845年4月到1847年11月，裴多菲完成兩次旅行，創(chuàng)作了《旅行札記》和《旅行書簡》，看上去是兩部游記，內(nèi)中卻闡發(fā)了他對歷史、文學、社會的認識和看法，是旅行史，也是思想史。這個時期是裴多菲生活和思想上發(fā)生很大變化的時期。一則是他的思想和意識更接近革命。1846年，裴多菲和約卡伊·莫爾等人一起組織了“十人協(xié)會”，崇尚“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組織沙龍，在比爾瓦茨咖啡館聚會，表達對革命的看法和熱情。二則是他經(jīng)歷了兩次失敗的戀愛之后終于認識了申特萊依法·茱莉亞，越過重重阻撓得以和姑娘結(jié)婚。
婚后不久的1948年,歐洲革命相繼在意大利和法國爆發(fā)，最大限度地迎合了裴多菲的革命熱情并使他成為典型的激進革命者，所以他在維也納革命當天就回到了佩斯，以政治領(lǐng)袖的身份組織激進青年作家在3月15日開始佩斯起義，當眾吟誦幾天前創(chuàng)作的《民族之歌》。起義影響了大半個匈牙利，促使裴多菲來到前線，被任命為上尉，參加戰(zhàn)斗，因為與前線指揮官發(fā)生矛盾繼而又輾轉(zhuǎn)投到波蘭革命者貝姆領(lǐng)導的軍中?？墒菬o論是在軍中還是在社會上，他很多曾經(jīng)親密的戰(zhàn)友都紛紛離他而去，恐怕不能說他們分道揚鑣的原因僅僅是基于政治原因那么簡單。實際上，裴多菲對革命茫然無邊的激情在很多時候沖昏了他的頭腦，他過于天真地相信一定可以勝利，然而革命不是寫詩，戰(zhàn)場不是想象出來的，也許裴多菲是過于“浪漫”了。
關(guān)于裴多菲的死，有一種說法是，他在戰(zhàn)斗中拒絕隱蔽，以至于仆身倒地犧牲。無論是傳說還是歷史，這種死亡的方式都堪稱“英勇”，也從另一個角度呈現(xiàn)出他年少的浪漫主義熱情。即便這只是后人為了塑造裴多菲的形象而“杜撰”的“悲劇”，而通過裴多菲的一生看開去，他也是過于倔強、自負、驕傲。比之于科蘇特等人那種充滿為自由而戰(zhàn)的浪漫主義和詩人氣質(zhì)，裴多菲的“摩羅”顯然已經(jīng)超越了同時代人，他的理想似乎已經(jīng)遠遠超出科蘇特們的想象，雖然同為“革命”，裴多菲的“革命”既無比美好，又遙不可及。
當然，也不能忘記裴多菲本身是一位詩人。早期裴多菲的詩歌以民歌及其變體為主，取材自民間，偏重民謠風，具有很強的“人民性”。1846年的《云》將他在革命前夕郁郁寡歡、彷徨失望的情緒傾吐出來，之后他詩歌創(chuàng)作開始轉(zhuǎn)向，并來到高峰期，革命與愛情成為這些詩歌的主題。他用詩歌描摹現(xiàn)實、控訴政府、贊揚革命，在人民中間有立場、有效力、有影響，他犧牲后，阿蘭尼·雅諾什、譚啟奇·米哈伊和艾米克·古斯塔夫整理并出版了他的詩文集，而早在1846年，這些詩就已經(jīng)被翻譯成德語，并隨著日本“明治維新”之后“西學東漸”的潮流，來到日本。也就是在這股潮流尚未散褪之時，魯迅和周作人都在日本接受“西學”思潮，注意到了“摩羅詩人”裴多菲，先是1907年周作人在《天義報》發(fā)表了《裴彖飛》，然后魯迅又根據(jù)《匈牙利文學史》撰寫了著名的《摩羅詩力說》，于是19世紀的匈牙利詩人和20世紀的文學家在異國他鄉(xiāng)跨越了時間和空間的距離不期而遇了。
其實，魯迅與裴多菲的相遇，并非巧合。一方面，在提出“世界文學”的歌德身后，德國人一邊將其他國家尤其是東歐國家的文學“轉(zhuǎn)化”為德語繼而擴大“德語文學共同體”的外延和內(nèi)涵，一邊將涵蓋民族主義者裴多菲的“共同體”不斷向“世界文學”覆蓋的各個角度輸出，日本亦在此視域之中，這樣一來，魯迅和周作人能夠在東京最好的書店看見德語書，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另一方面，學習德語幾乎貫穿了魯迅全部的留學經(jīng)歷，為此他不停地搜購德文的新舊書報，如此這般，那些被翻譯成德語的非德國文學作品，自然而然最受魯迅的關(guān)注，何況，他們兄弟二人已經(jīng)開始認認真真仔仔細細地“搜羅”這些作品了，所以魯迅在東京與裴多菲“相遇”，并不是小概率事件。那么，為什么是偏偏是裴多菲而不是別人呢？
一個需要注意的事實是，在1907年通過《摩羅詩力說》將26歲的裴多菲介紹給中文讀者的時候，魯迅自己也26歲。在魯迅眼中，裴多菲“浪游變易，殆無寧時”，“所著詩歌，妙絕人世”，那么同是26歲的魯迅在當時都做了什么呢？自1902年東渡日本，在東京和仙臺之間輾轉(zhuǎn)，學醫(yī)不成，只好過著不上學、看雜書、學德語的生活，無論是早前創(chuàng)辦《新生》雜志還是后來翻譯《域外小說集》都以失敗告終，漂泊異國，一事無成，青春虛度，老大徒傷，其內(nèi)心又如何能不絕望呢？但恐怕魯迅自己也不會想到，這種絕望竟然持續(xù)了他的一生，使他的人生成為“無法直面的人生”。在1925年的《希望》中，魯迅干脆直言，“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而這句話，恰來自近20年前他讀到的裴多菲。正是基于同樣的絕望、虛妄和希望，使1907年的魯迅能夠埋頭沉浸在裴多菲的人格和詩歌之中。
吊詭的是，自從魯迅寫完了《摩羅詩力說》，幾乎很少譯介裴多菲，直到1925年才翻譯了幾首裴多菲詩，在《語絲》發(fā)表。為什么魯迅沒有持續(xù)翻譯裴多菲？也許在他后來的只言片語中能夠找到答案，在1920-1930年代的《〈奔流〉編校后記》《〈勇敢的約翰〉校后記》《為了忘卻的記念》等文章中，魯迅話里話外都在表明一種意思，裴多菲是他“那時”很“熱愛”或很“敬仰”的詩人。這至少說明，1920年代之后的魯迅對裴多菲沒有那么多的興趣了。可是在得知殷夫和孫用等人也要譯介裴多菲時，他依然傾囊相贈，傾其所有極力促成后來的青年將他們所譯的裴多菲詩文發(fā)表，他認為殷夫和他一樣，是“熱愛裴多菲的青年”，所以才鼓勵他、提攜他、幫助他。不可否認的是，雖然當時“情隨事遷，已沒有翻譯的意思了”，但是裴多菲依然深深地藏在魯迅的內(nèi)心世界，已經(jīng)成為他的一種情結(jié)。
而這種情結(jié)的邏輯起點正是20年前魯迅所撰《摩羅詩力說》，在這篇名作中，魯迅將裴多菲置于拜倫、雪萊、普希金、萊蒙托夫等人之后，論說了匈牙利詩人的人生、思想和創(chuàng)作，奇怪的是，魯迅用大量的篇幅介紹了作為革命者的裴多菲，言及文學作品，他并沒有多談裴多菲的詩，而是介紹了作家本不擅長的小說《絞吏的繩子》，可見，當時魯迅更注重的并不是詩人或小說家的裴多菲，而是作為革命者的裴多菲。在魯迅那里，裴多菲首先是一位革命家，其次才是詩人，所謂“摩羅”，在裴多菲身上多數(shù)指的是革命浪漫主義精神，而不是具有現(xiàn)實主義意味的詩，魯迅更關(guān)心的是作為革命者的裴多菲，是“行動”與“反抗”。在魯迅看來，裴多菲的人格大于詩格。
如果說魯迅完成的是對裴多菲作為“革命者”的身份建構(gòu)，那么茅盾、孫用、殷夫等人完成的則是對他詩人身份的建構(gòu)。茅盾一直深受魯迅和周作人的影響。1921年，作為主編的茅盾在《小說月報》開設(shè)了“被損害民族專號”，4月中開始與魯迅通信，先是通過孫伏園，后來則直接向魯迅約稿，魯迅也欣然應(yīng)約，至少寄給茅盾兩篇譯文；同時，他也將“被損害民族專號”的譯文題目發(fā)給周作人請其“便示”。裴多菲當然是茅盾譯介匈牙利文學的選擇之一，茅盾不但翻譯了《私奔》和《匈牙利國歌》，而且還撰寫了一篇題為《匈牙利愛國詩人裴都菲》的文章，在言說詩人平民主義立場的同時，也開始注意他“詩化抒情”的外在形式。同時，茅盾還鼓勵《小說月報》作家群一起翻譯匈牙利文學，沈澤民、胡愈之等人都翻譯過裴多菲的詩。
比之于茅盾，孫用對裴多菲的譯介更為豐富。孫用1925年在《語絲》上讀到魯迅翻譯的五首裴多菲詩，后來又在《墳》中看到《摩羅詩力說》，受到震撼，就嘗試著給《奔流》投稿，得到魯迅的注意和幫助。1928年，孫用得到了一部世界語版本的《勇敢的約翰》，愛不釋手，花了很長時間翻譯，并寄給魯迅，打算發(fā)表在《奔流》上，魯迅回信說《奔流》“有停滯現(xiàn)象”，認為“作者是匈牙利詩人，譯文又好，可以設(shè)法印一單行本”，不但如此，魯迅還將《校后記》和“注解”及有標注痕跡的修改稿都一并寄回來，使孫用不勝感激。孫用當時只是一個小小的郵務(wù)員，受到魯迅的關(guān)懷，這對其鼓舞可想而知，從1930年代開始，他一直堅持翻譯裴多菲的作品，前后持續(xù)了20多年，成為譯介裴多菲最多的人。
就在孫用開始進入裴多菲譯介高潮期的1930年代，很多譯者開始譯介裴多菲，梅川、林語堂、趙景深、金素兮等人要么直接翻譯他的詩歌和小說，要么撰寫介紹他創(chuàng)作的文章。及至抗戰(zhàn)爆發(fā)，裴多菲的弱勢民族國家詩人身份被格外凸顯出來，也成為上海、重慶、桂林、永安等地文學期刊上頻頻出現(xiàn)的詩人，當時，李微、馬耳、企程等都有譯介，其中覃子豪的譯介最多，后來將所有裴多菲詩結(jié)集起來，是為《裴多菲詩》，1940年代由浙江金華詩時代社出版。當時一批又一批翻譯家前赴后繼，使魯迅想做但因“情隨事遷”并沒有完成的事業(yè)一直延續(xù)下去。不能否認的是，比之于文學，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裴多菲的革命精神對當時有識知識分子的影響尤甚，殷夫就是其中之一。
實際上，殷夫所譯裴多菲的作品并不是很多，惟1929年刊于《奔流》上的八首詩歌而已，后來他又把大量的時間和熱情都放在了投身革命上，無暇譯介。歷史的巧合之處就在于，如果不是魯迅在懷念故人整理遺物時偶在《彼得斐詩集》的書頁中用鋼筆書寫的《自由與愛情》的譯文，恐怕后人也沒有今天這般知道或者了解裴多菲。魯迅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中原原本本、明明白白介紹了這樁往事，而且，這篇文章早在1949年就被收錄到解放區(qū)的語文課本中，使一代又一代的讀者通過閱讀魯迅了解裴多菲。新中國成立之后，仍然有人繼續(xù)孜孜不倦地譯介裴多菲，戈寶權(quán)先生就曾深情回憶他在莫斯科工作期間初見《裴多菲全集》及傳記作者的激動之情。1950年代赴匈牙利留學的興萬生、馮植生諸位先生或是譯介裴多菲詩，或是撰寫《裴多菲傳》，或是編譯《裴多菲文集》，幾乎把全部的裴多菲都呈現(xiàn)在中國，形成一筆巨大的中國遺產(chǎn)。
如今，只要提及裴多菲，很多人自然而然會想到“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因為語法簡單，只要把“生命”“愛情”“自由”改換成其他詞語，就會得到一個新的如革命家詩人一樣的短詩，所以這首原作總會被人改寫，說明《自由與愛情》及裴多菲已經(jīng)被充分地大眾化。實際上，半個世紀以來，雖然裴多菲在學理上依然是“革命詩人”，但他在中國的形象越來越接近有血有肉的人。一個例子是，2019年，重慶鵝嶺公園新塑了一座裴多菲及夫人茱莉亞半身像，與北京魯迅博物館和上海魯迅公園的雕塑不同，這座塑像的裴多菲少了很多嚴肅的革命之氣，多了幾分自由的生活氣息，愛情成為形塑裴多菲的表征。兩相比較，可見裴多菲已經(jīng)從一個時代走向另一個時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