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王國猛，古代文學碩士，創(chuàng)意寫作博士。現(xiàn)任深圳市文聯(lián)黨組成員、副主席。著有學術專著《朱熹理學與陸九淵心學》《創(chuàng)意背景下的創(chuàng)意城市建設》，在各類報刊發(fā)表詩歌、散文百余篇，出版散文集《今日方知我是我》《微言大義》《別有根芽》《經(jīng)略天下——另眼看三國》《吹盡狂沙》《明月清風我》等。

跟同門兄弟姐妹們相聚時，他們老是哂笑我說，研究生生涯數(shù)我最幸運，因為我有兩位導師，獲得過雙重學業(yè)指導。就像《笑傲江湖》中華山派的令狐沖，同時得到了同門卻分裂的氣宗和劍宗兩宗大師的指導，武功自是高人一籌。確實，問遍我當年那屆研究生同學，沒有人像我一樣是兩個碩導同帶的。后來我才知道，那年報考我們大學古代文學專業(yè)唐宋文學方向的人雖然挺多，但除了我竟然沒有人考過錄取分數(shù)線，同屆有個師妹則是保送直升的。如此一來，導師多學生少，我便榮幸地被同時分到兩個導師的名下，不是一對一，而是二對一地悉心輔導。

現(xiàn)在想起來，自己確是幸運，在教育資源稀缺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竟然有兩名教授手把手指導我讀書學習，研究詩文。自己今天能小有所得，跟兩位導師的教育有著莫大的關系。和其他的同門相比，多一名導師指導的優(yōu)勢日漸顯現(xiàn)，益處不可名狀。但在當時，兩個導師就意味著面試要過兩道關，書單得讀完雙份，發(fā)表論文要經(jīng)過兩次審定，答辯要得到雙倍的認同。別的同學一次性就能搞定的事情，我必須得過完一關再過一關。那時節(jié)，心中可沒覺得有兩位導師是件幸事，倒覺得是多了一份風險。

我的兩位導師一位姓朱，一位姓曾。初次跟他們見面是在面試之時，別的考生只要面試一次，我是兩個導師分頭對我進行面試，從那時起我開啟了三年的“double”之旅。朱先生雖云年且六十，但看上去很是年輕，一雙慧眼似要洞穿萬里浮云，神情顯得灑脫豁然，臉上總帶著淡淡的微笑，讓人如沐春風。他給我的面試題是：談談你所了解的唐朝詩人。這種試題寬泛而有彈性，同時又能大致摸清考生的學術家底。我乍見朱先生時已經(jīng)放松了大半，至此更是心中坦然，于是從初唐四杰講到盛唐的李杜王孟高岑，再到中唐的大歷十大才子，晚唐的小李杜，娓娓道來，不急不慌。朱先生時不時頷首，目中始終帶著鼓勵之光，這讓我既感親切又添自信。我知道，在他這里，我已過關無疑。輪到曾先生面試時，情形則大不同。曾先生比朱先生小五歲，瘦高個，戴眼睛，滿臉嚴肅，不茍言笑，一副中規(guī)中矩，公事公辦的神情，完全是個老學究的樣子，我的心頓時提了起來。他給我的面試題是：談談對蘇軾《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一詩的理解。好在我十分喜好蘇軾詩文，這首詩倒也讀過，于是略作闡述。聽完我的回答，他沉默了片刻，開始進行靈魂的拷問，“空余魯叟乘桴意”中魯叟是誰？為什么要乘桴浮于海？“粗識軒轅奏樂聲”中軒轅之樂指的是什么？為何是粗識？“天容海色本澄清”有什么深意？一連串居然問了我十幾個問題，很多我都答不上來，有些我只能憑直覺信口胡謅。我看他的眉頭越鎖越緊，我的心也就越收越緊，想著這下可能要壞了。然而就在我不抱太大希望的時候，學校卻正式通知我前去報到，我因此委實高興了好一陣子，覺得那個嚇人的曾先生心地還是柔軟善良的。

誠如初次見到兩位導師時印象的截然不同，他們在性格特征、治學方式、生活態(tài)度等方面也十分迥異。朱先生為人詼諧幽默，機智善變，思維活躍，而且十分時尚前衛(wèi)，歲月沒有給他定格，學派也不能給他束縛，他提倡治學要中西結合，今古融通，雅俗共賞，只要觀點新穎，視角獨特，不必拘于一格。聽他講課總有一種天馬行空的感覺，一會先秦唐宋，一會西歐北美，從文學歷史到流行歌曲，從民族風情到時事逸聞，時空跨度極大，為我們廣開視聽。師妹曾盛贊他乃今之大儒，能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他是我們大學唯一一個讀私塾出身的教授，卻又畢業(yè)于名牌大學。所以傳統(tǒng)文化功底扎實，西方文化也很精通，可謂學貫東西。

朱先生不僅在學術上著作等身，影響甚巨，在生活中也優(yōu)裕從容，津津有味。他是省政協(xié)常委，古籍研究所所長，學術評審委員會主任，政治、學術頭銜集于一身，參政治學兩不誤。學術研討會上，他總能滔滔不絕，談古論今，卻毫不雷同。社會活動中，他又能談笑風生，游刃有余，卻不越雷池。從不困于書齋，學問卻又做得一流，朱先生的智商情商雙高，在我們大學，他是新派學者最為羨慕的人物。對我們，除了建議我們多讀寫書以外，并無任何苛求。而且常帶著我們出去見世面，長見識。一次，他被一家出版社邀請去主持修撰一部地方文學史，他讓我和師妹一起參加，說是一方面可以向那些大家當面討教學問，一方面也可以打下牙祭。高檔賓館，吃住免費，而且一住就是十幾天，這可是朱先生給我們帶來的巨大福利。跟著他，我們長學問長見識，還輕松愉快，吃喝不愁，可把我們樂壞了。朱先生是我們的師長，也是我們的好友，和他之間，我們沒有任何代溝。

曾先生則不同。他繼承了老派學者的治學方式，細致嚴謹，一絲不茍，絕不投機取巧，敷衍了事。他教導我們說，從事學術研究要潛心貫注，排除一切塵心雜念，多讀古籍，多做記錄，多背詩詞文章，讀書破萬卷才能下筆如有神。聽他上課，我們就能充分體味以前老輩學者的甘苦。一字一句，考證得清清楚楚，詩詞歌賦，解釋得妥妥帖帖。連王安石和曾鞏是什么親戚關系，李白到底是死于酒醉溺水還是死于重病不治，李頎的少年、青年時代是如何度過的，這些史料記載不詳?shù)膯栴}，他都像陳寅恪老先生一樣希望以詩證實，以詩證史。

他對自己在學術上極為嚴苛，對我們要求也很嚴。隔三差五，我們都要領到一份開著長長書目的作業(yè)，要求我們一一通讀。面對他那張神情肅穆的臉孔，我每每心存敬畏，怕他突然發(fā)難，提出一連串的學術拷問，讓我措手不及，乃至顯露出知識的淺薄來。盡管如此，在他的“苦苦相逼”之下，我不得不在圖書館資料室靜下心來，照著他開出的書單慢慢地攻讀下來，雖然囫圇吞棗，受益還是匪淺的，總算沒有白白浪費三年青春時光。

曾先生一生以對學術的孜孜以求為最高境界。因為研究生畢業(yè)時已是四十好幾的“高齡”，所以直到五十多歲才評到教授職稱，每次談及他的教授身份，他都會展顏一笑，仿佛“教授”二字為他一直的勤奮努力正了名、定了性，讓他畢生滿意知足。對社會生活，他是極少涉獵的，也從不作計，乃至于家徒四壁，身無長物。我曾到過他家，但見一壁一壁的書籍，一沓一沓的文稿，其余不過破舊沙發(fā)，陳年凳椅而已。事實上，他在研究生畢業(yè)后曾分配到我們大學附中當老師，一度榮任校長一職。那可是全省數(shù)一數(shù)二的名校，多少達官顯貴的孩子擠破頭都想進去就讀。作為校長，即使不想通過資源交換發(fā)家致富，但其社會地位和受歡迎程度絕對是遠超一個大學普通教授的。然而曾先生毅然辭去校長職務，申請調入大學中文系從事學問研究。后來我問他是否因此感到過遺憾，他語氣堅決地說，我厭煩跟那些凡塵俗務打交道，現(xiàn)在這樣清清靜靜地做做學問不是挺好嗎？

在對待我的畢業(yè)去留上，兩位先生的態(tài)度也是完全相左的。聽說我要到深圳去從事行政工作，朱先生大力支持，認為好男兒志在四方，而且不一定非要進高校搞學術，到政府工作也是上好的選擇。他只給了我一個建議，那就是任何時候都不要放棄閱讀。這話我至今記憶猶新，多年來也踐行不懈。朱先生已行將九十，但仍體健思敏，每年我都要和先生聚上兩三次，匯報學習心得和人生體悟，請他釋疑解惑。

曾先生并不反對我到沿海開放城市工作，但始終認為我不應該走行政之路，而應從事學問一道。時隔二十多年，我又開始重返學問一途。只是曾先生早已仙逝，我無法在學問上當面討教。我有時想，朱先生恰如他欣賞的李白和蘇軾，豪放不羈，豁達通透，一生任才使氣，學問生活兩不誤。而曾先生則似他傾慕的杜甫和曾鞏，規(guī)規(guī)矩矩，法度森嚴，雖然生活一般，卻一直怡然自得。令人訝異的是，性格特點、治學理念、人生態(tài)度都截然不同的兩位先生卻能和睦相處，在校時從未發(fā)現(xiàn)兩位先生有何爭執(zhí)。相反，他們互相尊重，互相溢美，曾先生盛贊朱先生學識淵博，為人通達。朱先生則稱許曾先生窮且益堅，品格高尚。印象中我們弟子們也從未因兩位先生風格各異而左右為難，滋生嫌隙。

得兩位先生三年身教，實在是我一生的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