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上風情：胡適的上海書寫（1904-1910）
胡適一生有三段時間集中在上海：一是1891年12月至1895年2月，胡適出生上海，跟隨母親學語習步；二是1904年2月至1910年6月，胡適求學上海，先后歷經(jīng)四所學校；三是1927年5月至1930年11月，胡適寓居上海，心系教育又論人權(quán)。三段時間，以第二段最長，前后六年有余。這一階段，一端連著胡適在家鄉(xiāng)浸染的私塾教育，一端連著胡適在美國接受的現(xiàn)代教育，是個“絕對戲劇性的變化”（江勇振語）。青年胡適對上海有著特別的感情，但無專門談上海的長篇大論。通過胡適的自傳、日記、時論等有關(guān)上海的記錄，可了解其審美情趣、文化品位以及對上海的真實情感。
1909年的胡適像
“鄉(xiāng)野小子”筆下的上海
1931年3月，胡適在《四十自述》中寫道：“我就這樣出門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尋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個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個慈母的愛，一點點用功的習慣，和一點點懷疑的傾向?！贝颂幍摹俺觥笔菑幕罩荨俺觥?，此處的“去”是向上?！叭ァ?。1904年春，胡適以“十二歲有零”的稚齡離開徽州奔赴上海。日后，胡適回憶：“我永遠忘不了我到上海第一個晚上的感覺，那是我生活了六年的地方。上海是一個現(xiàn)代的城市，當時早已成了中國一個教育中心?！谀抢锟梢哉业阶詈玫膶W校、報紙和出版社。當我十二歲第一次到上海的時候，我對那些早已叩上中國大門的新潮流是全然懵懂的?！?0世紀初，上海與徽州相比，無異于天壤之別。從窮鄉(xiāng)僻壤到通都大邑，胡適是“全然懵懂的”——哥倫布、拿破侖、俾斯麥等，他毫無概念。但是，在很短的時間里，胡適就完全被改造了，因為他此次上海之行即為了接受“新教育”。
胡適在上海進的第一所學校是梅溪學堂。對此，胡適回憶：“我初到上海的時候，全不懂得上海話。進學堂拜見張先生（指張煥綸，梅溪書院創(chuàng)建人，梅溪書院后更名為梅溪學堂）時，我穿著藍呢的夾袍，絳色呢大袖馬褂，完全是個鄉(xiāng)下人。許多小學生圍攏來看我這鄉(xiāng)下人。”但這個鄉(xiāng)野小子與都市小孩比較，自有其強項——“他們對新事物知道得比我多，但我看書的能力比他們強”。在梅溪學堂，胡適除學習國文、英語、算術(shù)三科，業(yè)余便是看《新民叢報》一類的書，從而得到許多“新知識”。
自19世紀中葉開埠，上海開始承載越來越多人的夢，“到上海去”一時成為眾多中外移民的美好追求。作為一個內(nèi)地人、鄉(xiāng)下人，胡適想融入上海，語言是必須要過的一關(guān)。經(jīng)過幾年適應，胡適的“語言能力”有了很大改觀：“我們的徽州土話是很不好懂的；那時上海各學堂全用上海話，所以我學會了上海話?！边M入中國公學后，因“中國公學是各省留學日本的學生因為‘取締風潮’罷學回國創(chuàng)辦的，各省人都有，而四川湖南人最多，所以人人都得學‘普通話’”。在這一環(huán)境下，年紀輕輕又頗有悟性的胡適，很快能說“官話”。
1906年9月，胡適在《競業(yè)旬報》第一期發(fā)表其第一篇白話文章《地理學》。在提到“見多識廣”一詞時，胡適舉例，“比方我們內(nèi)地人到了上海，見了許多奇怪的東西，見了無數(shù)的外國人，哈哈！這個人回到內(nèi)地，可不是一個見多識廣的人么？”彼時，對于上海的許多事物，“鄉(xiāng)下人”胡適都頗感新鮮。其間，胡適寫有《沁園春·春游》，詩云：“寂寞春三，雨雨風風，過了清明，有香車寶馬，云鬟霧鬢，拈花笑語，道是新晴，四郊麥秀，斜日微風閑聽鶯?！边@種都市的車水馬龍、喧鬧繁華，與鄉(xiāng)村的地曠人稀、沉聲靜氣，反差巨大，不可相提并論。同樣，在《電車鐵橋望黃浦江時天欲雨矣》中，胡適感慨：“黑風吹海舞羅衣，望極蒼茫帆影微?！痹谏倌旰m眼中，黑風、帆影等，都是奇怪的東西、陌生的風景。
從胡適筆下可知，20世紀初的上海，中西交融，日益繁榮，讓他“見多識廣”。這方面的例子，還有胡適觀摩上海省漁業(yè)公司陳列于白渡橋堍陳列所內(nèi)的賽品。1906年3月13日，胡適參觀該所：“至則見各品：有生魚，有醃魚，有介殼，無類不備。中有大龜，徑三尺余，以酒浸之。有小龜，徑二三寸，生綠毛，長寸許。又有鯊魚項骨一具，長六尺余。皆創(chuàng)見也?！痹陉惲兴尯m大開眼界的還有數(shù)幅中國漁界圖，“中西文合璧，精細詳明”。而該所陳列的漁船及網(wǎng)罟模型有上百具，無不“制造精巧”。如果胡適呆在徽州，終日與青山綠水、粉墻黛瓦相伴，顯然無緣這番都市盛景。
這一時期，還讓胡適大飽眼福的是中國品物陳列所的展覽。彼時，不少國家在滬上開博覽會，“把自己國內(nèi)的東西和外國的東西，比較起來，看是誰強誰弱”。胡適認為，這種做法有利于激發(fā)國民的進取，振興國家的實業(yè)?？赏砬逯蜗碌闹袊e貧積弱，國人根本不敢指望中國自己有這樣的博覽會，“幸得上海有一班紳商，發(fā)起了一個中國品物陳列所，在四馬路上，狠（很）火狠（很）大”。陳列所開展后，胡適去過兩次，將陳列所樓上樓下走遍。所內(nèi)所陳均為中國品物，有陶器，有顧繡，有綢緞，有漆器，有磁器，有竹器，有雕刻，等等。而且，每一樣都屬精品，陶器又古雅又精致，顧繡又活動又工致，都是別國“做不出的”、“做不到的”。至于樓上展出的中國古代名人書畫真跡，“足以勝過外人”，“看了這些東西，再到大馬路去看那外國的貨物，真是曾經(jīng)滄海難為水了”。胡適甚至“誘導”讀者：“列位內(nèi)地的同胞，要是高興到上海來耍耍，在下奉勸列位不要去青蓮閣吃茶，也不要到張園白相（“白相”，游玩之意，上海人稱玩耍為到外頭白相——引者注），還是來這個中國品物陳列所玩玩罷?！笨梢?，這個曾經(jīng)的“鄉(xiāng)下人”儼然已是通達的“老上?！?。從中也知，青蓮閣、張園、中國品物陳列所等地，都是當時滬上尋歡作樂的去處；而白渡橋堍、四馬路、大馬路等，當時已是上海熱鬧繁華的地段。其中，英租界里的大馬路（南京路），早已成為聞名中外的“十里洋場”。
“青年才子”筆下的上海
胡適在上海求學時，對其影響最大的經(jīng)歷，應是介入《競業(yè)旬報》。胡適與《競業(yè)旬報》的淵源是從該報創(chuàng)辦開始的。起初，胡適只是為《競業(yè)旬報》寫稿，到1908年7月，成為了《競業(yè)旬報》的主編。胡適為《競業(yè)旬報》寫的稿中，有小說、詩詞、社論、時聞、雜俎等。檢閱其中文字，可知當時的胡適幾乎全方位地融入了上海，其所見所聞，折射出上海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復雜與艱難，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文明交織并存的歷史狀況由此顯現(xiàn)。
還在績溪時，胡適已不信鬼神天帝，不怕牛頭馬面。到了上海，胡適更加反對迷信，認為“惑世誣民之學說得以大行，遂舉我神州民族投諸極暗暗世界”。1908年9月，胡適發(fā)表《論毀除神佛》，主張毀掉神佛、驅(qū)逐僧道，悲嘆中國處于迷信狀態(tài)太久太深：“現(xiàn)在文明世界，只可憐我國上至皇帝，下至小官，都是重迷信的，什么拈香哪！大廟哪！黃河安瀾哪！祈雪哪！祭社稷哪！日蝕哪！月蝕哪！還是纏一個不清楚。就是上海，那真是極文明的了，然而那些上海道哪！上海縣哪！遇著什么上元節(jié)、中元節(jié)，日蝕、月蝕，依舊守他野蠻的風俗?！睘榇?，胡適呼吁：“這是（這）種混賬東西的行為，列位切不可學他，學了他們，便是混賬，哈哈！”作為一個“新人物”，胡適在民國成立之前已經(jīng)開始了“破除迷信、開通民智”的工作。
除了猛力攻擊迷信，且坦然主張毀棄神道，這一時期的胡適對傳統(tǒng)的婚姻也有自己的看法，認為中國男女的終身“一誤于父母之初心，二誤于媒妁，三誤于算命先生，四誤于土偶木頭”，結(jié)果“隨隨便便”合成了許許多多的怨偶，造成了無數(shù)不和睦的家族。為此，胡適給出救弊之法：一要“父母主婚”，二要“子女有權(quán)干預”。對于彼時上海的新氣象、新做法，胡適表示認可：“近來上海各地，有些男女志士，或是學問相長，或是道德相敬，有父母的，便由父母主婚，無父母的，便由師長或朋友介紹，結(jié)為婚姻。行禮的時候，何等鄭重，何等威儀，這便是一種文明結(jié)婚，也是參合中外的婚禮而成的。”只是，“這是為一班有學問有品行的人說法的，而且只可于風氣開通的地方行罷了”。言外之意，這種文明婚姻當時還只是在上海的少數(shù)地方、少數(shù)家庭先行，胡適希望更多的地方“風氣開通”，希望更多的父母“觀念開通”。
與婚姻密切相關(guān)的問題是貞操問題。在上海求學時，胡適并無專文談及貞操問題。到1918年7月，因讀了周作人譯的日本謝野晶子的《貞操論》很有感觸，胡適才撰文討論。文中，胡適提到了陳宛珍殉夫的事：
陳烈女名宛珍，紹興縣人，三世居上海。年十七，字王遠甫之子菁士。菁士于本年三月廿三日病死，年十八歲。陳女聞死耗，即沐浴更衣，潛自仰藥。其家人覺察，倉皇施救，已無及。女乃泫然曰：“兒志早決，生雖未獲見夫，歿或相從地下……”言訖，遂死，死時距其未婚夫之死僅三時而已。（此據(jù)上海紹興同鄉(xiāng)會所出征文啟）
同時，胡適又引出上?？h知事呈江蘇省長請予褒揚的呈文：
呈為陳烈女行實可風，造冊具書證明，請予按例褒揚事?！ㄊ聦嵚裕潛?jù)呈稱，……并開具事實，附送褒揚費銀六元前來?！聫筒闊o異。除先給予“貞烈可風”匾額，以資旌表外，謹援《褒揚條例》……之規(guī)定，造具清冊，并附證明書，連同褒揚費，一并備文呈送，仰祈鑒核，俯賜咨行內(nèi)務部將陳烈女按例褒揚，實為德便。
胡適對此十分驚詫，驚詫的不是陳女殉夫，而是中華民國居然還有《褒揚條例》，居然褒揚“自三十歲以前守節(jié)至五十歲以后”的節(jié)婦，居然嘉獎“夫亡殉節(jié)”的烈婦烈女，居然鼓勵“未嫁女子替未婚亡夫守貞二十年以上”。胡適寫《貞操問題》時已從美回國，所舉例子發(fā)生在民國。類似陳女殉夫的例子雖不算普遍，但民國時期尚且如此，倒回十年，晚清時期應是有過之而無不及。20世紀初的上海，算是開風氣之先，可國人的貞操迷信根深蒂固，要想根本性轉(zhuǎn)變，實在不易。
除了關(guān)注當時上海的風俗、婚姻等，慈善問題也是青年胡適有所留意的。1908年6月，南方發(fā)生水災、風災，“風勢極大，吹得天翻海涌，……海中呢，損壞船只不計其數(shù)；岸上呢，吹倒房屋不計其數(shù)。其中尤以廣州、香港二處，受害最大”。胡適寫道：“那廣州府既受水災，后遭風災，珠江內(nèi)船只擊沉了幾百只，數(shù)十里的岸灘上，無一處不是破壞的東西，無一處沒有淹死的人民。那一種情形，可謂傷慘極了?！毕鞯綔?，上海人作了積極響應：“上海有一班善男子善女人，在寄園開一個賽珍會，賣物助賑，聽說也賣了狠（很）多的錢?！倍?，對于上海的妓女、戲子在賑災中的表現(xiàn)，胡適十分滿意：“這個會里，有狠（很）多的妓女親自賣物，親自執(zhí)役，不怕熱，不怕苦，看官，這是一種當婊子的。上海有一個丹桂戲園，自從各省水災以來，他演了好幾天戲，把賣下的錢盡數(shù)捐助各省水災，看官，這是一種當戲子的。”相形之下，對上海紳士、政客的表現(xiàn)，胡適頗有微詞：“那些紳士呢，天天在那里商議，說現(xiàn)在有人要拆城，大家齊心保全這個城頭罷。人家水災，干我什么事。看官，這是紳士。還有那些學界呢，天天在那里商議，說現(xiàn)在各省都請開國會了，我們不可落在人后。簽名呵！上書呵！來！來！人家水災干我甚事。唉！這是學界?！奔澥?、政客與妓女、戲子相比，整體熱情不夠、慈悲不足可能屬實，但他們當中，肯定也不乏急公好義、樂善好施的人。不過，胡適想到的是，“我們做中國人的，應該怎樣竭力捐助些洋銀，好去賑濟賑濟，救得一人，便盡了一份的責任，多救一人，便多盡了一份責任，也不枉咱們做了多少年的同胞。”1908年8月17日，在《上海的中國人》一文中，胡適甚至不怕得罪上海人而極力攻擊上海人：
呸！兄弟如今只恨那住在上海的中國人。列位，上海的中國人，是比內(nèi)地要開通些的，是比內(nèi)地要文明些的，然而兄弟每每走過上海的街道什么四馬路哪！大馬路哪！那一處不是笙歌盈耳，車馬滿途，一條街上來來往往的人，何止千千萬萬，一個個穿綢著緞，歡天喜地，飲食醉飽，那（哪）里有一點兒的悲懷，那（哪）一個肯哀憐我們那幾千幾萬最苦惱最可憐的同胞。
“義憤填膺”的胡適還“惡言相向”：“兄弟不懂醫(yī)學，不曉得他們可有心肝，要是有心肝呢！應該不致如此，大約他們那心肝，或者不是人的心肝罷了?！比绱恕皭憾尽钡脑捳Z，此前或之后，在胡適筆下，都是鮮有的。
當然，胡適筆下的“滬上圖景”不全是“昏暗”的，也有不少是“光明”的。如，上海貧民顧咸卿的見義勇為，胡適就很激賞。1908年8月17日，胡適在《競業(yè)旬報》發(fā)表關(guān)于顧咸卿的小傳，文中生動介紹了顧咸卿的壯舉。故事發(fā)生在上海英（租）界偷雞橋，婦人俞周氏行走途中，遭遇一流氓搶奪金挖耳。顧咸卿在與流氓搏斗時，被流氓用刀戳傷，那一刀正戳在致命之處。胡適寫道：“顧義士大叫一聲，也顧不得自己的性命了，還是惡狠狠的忍痛趕上，他口中卻不叫痛，也不叫一聲哎呦，口中叫的是‘巡捕呵！快來捉搶東西的賊呵！快來捉白日殺人的賊呵！’”胡適不是目擊者，所記與事實可能有出入，但這位有膽有識、大慈大悲的義士不幸而亡是路人皆知。事后，上海知縣李紫璈訪知顧氏家境貧寒，便召集一班紳商捐款。1908年9月25日，胡適在《競業(yè)旬報》再談顧氏：“現(xiàn)在上海的紳士哪！官哪！都敬重他，都可憐他家有老母少婦，故此大家捐出些錢幫助幫助，昨天看見報上說，現(xiàn)在捐助顧義士的錢，已有一千零五元之多?！焙m欣慰地寫道：“哈哈！上海倒也有幾個人曉得如此辦法的，好得狠（很）了?！?/p>
1904年2月，日本與俄國斷絕外交關(guān)系，日俄戰(zhàn)爭爆發(fā)。當時，清政府以日俄兩國“均系友邦”為由，宣布局外中立?！吧虾５膱蠹埳厦刻斓侵茉敿毜膽?zhàn)事新聞，愛看報的少年學生都感覺絕大的興奮。這時候中國的輿論和民眾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國，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加了不少排滿的心理?！边@段文字在一定程度上證明，清末民初的上海，已是全國的一個傳播基地與思想高地，在新學說、新思想方面占有領(lǐng)導潮流的地位。這在胡適提及的發(fā)生在上海的幾起案子也有所體現(xiàn)：一件是革命黨萬福華在租界內(nèi)槍擊了廣西巡撫王之春，因為王之春從前是個聯(lián)俄派。一件是上海黃浦灘上一個寧波木匠周生有被一個俄國水兵無故砍殺。胡適說：“這兩件事都引起上海報紙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現(xiàn)的《時報》，天天用簡短沉痛的時評替周生有喊冤，攻擊上海的官廳。我們少年人初讀這種短評，沒有一個不受刺激的?！?/p>
在排滿、排外的時代風氣影響下，胡適也跟著成了一個“新人物”。這當中，當然也有梁啟超、鄒容等人提倡的種族革命思想對他的沖擊。上海六年，由于胡適志在求學，故而雖也曾關(guān)心政治，也有革命傾向，但終究不曾陷入。在中國公學三年多時間，同學當中熱心“革命”的大有人在，但始終沒有人強迫胡適剪辮、入會，原因是同學中的革命黨人愛護他，認為他“將來可以做學問”。也因為如此，胡適很少談論當時上海的政治，偶爾提及也只是簡單敘述而不作深度議論。但從胡適少有的記錄中，也能明顯感受到當時上海的“革命”氣息。
事實上，上海自1843年開埠以來，日益成為西方新思潮和新風氣進入近代中國的窗口，各種新派人物在這里創(chuàng)辦、經(jīng)營報紙、雜志和出版機構(gòu)等文化事業(yè)，“辛亥革命前，上海已是革命黨在國內(nèi)最大的輿論宣傳基地，并與海外的日本東京、南洋三足鼎立”。
“洋場浪子”筆下的上海
胡適在上海求學期間，頻繁轉(zhuǎn)校，且均未正式畢業(yè)。但胡適在學習上的用功是毋庸置疑的。其間，胡適學國文、算術(shù)、英語等，一樣都沒落下，包括為《競業(yè)旬報》寫稿、編輯，占去了大量時間，多少也是干正事、務正業(yè)，而這幾十期的《競業(yè)旬報》不但給了他一個發(fā)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機會，還給了他一年多作白話文的訓練。從此，白話文成了胡適的一件“工具”，這件“工具”在七八年后使他“能夠在中國文學革命的運動里做了一個開路的工人”。從這個意義上說，上海是胡適的福地，為他日后的成名與成功提供了鍛煉的平臺。1910年7月，胡適順利考取留美賠款官費，這也是他勤學苦讀的結(jié)果和證明。由于胡適把時間、精力大多放在了讀書上，在上海的前幾年，也就基本上沒有娛樂活動。但在1908年、1909年，胡適因“家事敗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新中國公學不幸解散，在那個憂愁煩悶的時候，又遇著一班浪漫的朋友，胡適也就跟著“墮落”了。恰恰因為意氣消沉、厭世悲觀，混跡十里洋場的胡適，其筆下的“滬上圖景”有了另一種味道。
觀劇是前途渺茫、毫無把握的胡適的娛樂主要方式。1910年2月11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是夜與劍龍觀劇春貴部，有李百歲之《拾金》，貴俊卿、小喜祿之《硃砂痣》，李順來、常春恒之《義旗令》，皆佳?！蔽逄旌?，胡適又到春貴部觀劇，“貴俊卿之《空城計》最佳。其‘城樓’一節(jié)，飄灑風流，吾昔觀劉鴻升唱此戲，輒嘆為飄飄欲仙，今貴（?。┣渲S神乃駕劉而上之，惟聲稍低耳”。這段時間，胡適的日記往往只有三言兩語，可如果談起看戲，就會興致勃勃，多寫幾句。1910年2月19日，胡適又同一班朋友觀劇，起因則是胡適愿賭服輸：“先是劍龍嘗為余言，小桃紅能演《空城計》。小桃紅者，菊部花旦，予前為作詩所謂‘最是動人心魄處，一腔血淚染桃花’者是也。初不意其能羽扇綸巾作武鄉(xiāng)侯，遂不之信。劍龍不服，遂與余角勝負，約：小桃紅果演此劇，則余出資請劍龍及證人林、吳觀劇。”其間，胡適與一班朋友心血來潮，還請滬上名伶小喜祿教他們唱戲，雖然胡適“最不行”，一句也學不會，但還是癡戲不改。1910年6月26日，哪怕過兩日就要北上應考，胡適也要再去看上一場，“是夜，有《新榮花》新劇極佳，末布戰(zhàn)場尤佳”。
從胡適日記可知，清末民初的上海，逛戲院作為傳統(tǒng)的娛樂方式，仍然具有強大生命力。上海舊式戲園以昆曲、徽劇、京劇為主要劇目。隨著時代發(fā)展，舊式戲園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不斷改良，新式劇場紛紛建立。但中國傳統(tǒng)戲曲在思想內(nèi)容、藝術(shù)特色等方面變革緩慢，以至于七年后留學歸來的胡適很是失望：
七年沒見面的中國還是七年前的老相識！到上海的時候，有一天，有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臺去看戲。我走進去坐了兩點鐘，出來的時候，對我的朋友說道：“這個大舞臺真正是中國的一個絕妙的縮本模型。你看這大舞臺三個字豈不很新？外面的房屋豈不是洋房？里面的座位和戲臺上的布景裝潢又豈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戲的人都不過是趙如泉、沈韻秋、萬盞燈、何家聲、何金壽這些人。沒有一個不是二十年前的舊古董！
到20世紀20年代，上海的戲曲演出劇場，無論從舞臺設(shè)施還是建筑風格較之傳統(tǒng)的戲園都有很大改觀，但這并不是胡適想要的，“他底（的）目的，是要把戲劇做傳播思想，組織社會，改善人生的工具”。無怪乎胡適大放厥詞：“吾輩已返，爾等且拭目以待！”而“爾等”所“待”之一，當有其戲劇改良觀。
除了看戲，狎妓是胡適“墮落”的又一表現(xiàn)。在上海的這段時間，胡適與妓女的交往大致有：1909年12月14日（舊歷，下同），胡適授課結(jié)束，“過桂梁家，桂梁令書贈妓聯(lián)，以不□書辭焉”。1909年12月16日，胡適與眾友在雅敘園吃茶，并在他們的慫恿下開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叫局”，“余素不叫局，同席諸人乃慫恿仲實令以所叫伎曰趙春閣者轉(zhuǎn)薦于余，此余叫局之第二次也”。1909年12月18日，胡適又同桂梁逛伎家，“是日君墨、仲實皆外出，桂梁來邀至伎家，食所謂私□菜者”。1910年2月2日，友人君墨邀胡適到花瑞英家，“花瑞英者，去年余于金云仙家觀之，時與金韻籟同處，皆未懸牌應客。君墨亟稱此二人，謂為后起之秀，余亦謂然。及今年，二人皆已應征召，……是夜酒闌，君墨已醉，強邀至金韻籟家打牌，至三時始歸”。1910年2月5日，胡適與人“聚飲于伎者白玉茹家”，“歸寓已十一時”。次日，這一干人又到花瑞英家“打茶圍”，打牌打到一點鐘，此后又同至伎者陳彩玉家。1910年2月10日，胡適與人酒足飯飽之后，“與仲實同赴鄧碩麟君約，飲于花瑞英家，十二時歸”。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梢?，當時的洋場浪子、花花公子，樂于狎妓，以為風流。
這一時期的娼妓現(xiàn)象，曾在上海居住多年的美國作家瑪麗·寧德·蓋姆韋爾（1858-1947）也有相關(guān)回憶：“上海最美麗、最要的商業(yè)街是南京路，或者正如中國人所稱的大馬路。……在陽光明媚的日子里，無論是哪個方向的景觀都非常耀眼，尤其是在晚上，從街頭到街尾都燈火輝煌。……到處都是中國的‘街頭女郎’，很惹眼，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女孩子，幾乎每一個年紀都小得可憐。”胡適日記中提到的花瑞英，當時就只有16歲。
20世紀初，上海娼妓惡性繁衍，泛濫成災，胡適所展示的狎妓——坐在妓女房里，抽煙、喝酒、閑聊，不過是娼妓行業(yè)的“冰山一角”。據(jù)胡適介紹，當時“上海有七千家上等妓女（上等妓女即長三，“長三”原指牌面為兩排三點的骨牌。長三侑酒三元，夜度三元，時人以“長三”來代指這一妓女群體。在整個民國，長三是妓女中的最高級——引者注）”“上海每夜至少有三百個野雞妓女（野雞妓女，即雉妓，是近代上海妓女數(shù)量最多的群體——引者注）當街拉客，內(nèi)中至少有一百個拉得客人的”。不知胡適的數(shù)據(jù)從何而來，但可以推斷，正是這種上流社會和下層社會對娼妓的病態(tài)需求，一定程度促使了上海娼妓市場的畸形繁榮。
洗浴是胡適筆下的又一看點。如，1910年1月3日，胡適與人一番暢飲，“九時復同至天發(fā)園一浴而歸”。1910年1月17日，胡適與人“浴于天發(fā)園”，等等。民初以降，隨著城市人口的增長與經(jīng)濟的繁榮，上海洗浴行業(yè)迎來“黃金時代”，而胡適與他的文朋詩友見證的則是這一行業(yè)的起步階段。據(jù)滬上有閑人士的“白相經(jīng)”，最安逸的生活莫過于上午喝茶，下午泡澡，俗稱“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當時旅居上海的俄國人顧彼得（Peter Goullart）說：“對中國人來說，這些澡堂不光是有利健康的衛(wèi)生設(shè)施，也是和朋友說話、談生意、結(jié)交新朋友的俱樂部，和羅馬的傳統(tǒng)很有幾分相似?！边@個說法大致不差，因為“‘浴堂’這個名目，聽來多么簡單，然而里面卻很復雜：除了可稱為浴堂外，尚可稱為茶店、理發(fā)室、館子、休息場所等等?！绻讶思s你去淴浴，你至少要預備犧牲半天光陰。橫豎中國人的光陰是不值錢的，這又算得什么？”彼時的胡適一籌莫展、百無聊賴，自然“從打牌到喝酒，從喝酒又到叫局，從叫局到吃花酒”，全都沾染，沉溺其中。
此外，宴飲、茶敘、酗酒、打牌等，胡適筆下都或多或少提及。胡適曾經(jīng)表示：“少年人的理想主義受打擊之后，反動往往是很激烈的。”這話不算夸張，畢竟誰都有落入人生低谷的時候。好在胡適與他的一班“浪漫的朋友”都是窮酸小子，“賭博到吃館子為止，逛窯子到吃‘鑲邊’的花酒或打一場合股份的牌為止”。同時，胡適周遭還有王云五、許怡蓀這樣的師友及時警告、幫扶。過了一段雖然短暫卻很污穢黑暗的日子后，特別是在醉酒被拘事件后，胡適幡然醒悟，痛改前非，結(jié)束了醉生夢死的日子，開啟了勵志進德的新途。
結(jié)語
青年胡適筆下的上海，有上海的學堂、店鋪、街道等等，也有上海的習俗、婚俗、時俗種種，視角靈活而多樣，元素豐富且多彩。誠然，一幅幅“圖景”不能反映舊時上海政治、經(jīng)濟、教育、民生等方面的全貌，卻是觀察舊上海風土人情、時風世貌的一個個“窗口”。因此，胡適的上海書寫，為后世研究這一時期的上海歷史可謂提供了一份珍貴的史料。
上海自開埠以后，成為中國最早通商的五口岸之一，其重要性日益顯現(xiàn)。經(jīng)過50余年的發(fā)展與磨合，到20世紀初期，無論是物質(zhì)層面還是精神層面，上海都已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胡適沒有刻意描述上海，但其關(guān)于上海的描述，讓后人了解到：這一時期的上海一方面是保守的、落后的，甚至是迂腐的、反動的，另一方面卻是開明的、進步的，充滿了吸引力、爆發(fā)力。而就胡適描述的“滬上風情”及其上海經(jīng)歷看，“那是一個由都市生活、思想時尚、革命激情與自我叛逆與墮落混雜而成的時期”。胡適以“一顆早慧的心靈，敏感地捕捉到了那個時代最進步的思想信息，同時也在社會革命的潮退之中體驗到了人生的彷徨、苦悶與空虛無聊”。上海六年，胡適幸運地完成了從最初的懵懂無知到叛逆不羈再到圖新精進的轉(zhuǎn)身。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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