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濟：思想啟蒙與學術擺渡
原標題：思想啟蒙與學術擺渡：對出版家張元濟角色定位的新認識
張元濟（1867-1959）具有多種身份角色，集出版家、教育家、愛國實業(yè)家于一身。但是，張元濟的身份與角色又決不僅限于這些。對張元濟更多的角色身份做進一步的探論，既是實事求是之所必要，也有助于張元濟研究和出版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思想啟蒙者
自晚清以來，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啟蒙時代，有一批啟蒙思想家應運而生。
啟蒙有兩種主要的途徑，一是學校教育啟蒙，二是社會思想啟蒙。這樣的兩條途徑，張元濟都曾經(jīng)歷。當然，其學校教育途徑這一方面世人注意得比較多，但也未能從學校教育的啟蒙角度來探求。
其一，教育啟蒙的途徑。
當時中國的新式學堂與新式教育正處在發(fā)萌階段，張元濟既看準了新形勢，也迅速適應了這一種新形勢，并以一己之力極大地推動了這一新形勢的發(fā)展，成為那個時代的教育啟蒙者。
他的學校教育的基本出發(fā)點，是“時至今日，培養(yǎng)人才，最為急務”。他所選擇的啟蒙武器和嚴復等一樣，是傳導西學，把西方知識與現(xiàn)代教育引入中國，以西學傳布來“開啟民智”。在他于1896年前后創(chuàng)辦的通藝學堂里就做了這樣的設計與安排。變法失敗后，張元濟被革職“永不敘用”，張元濟從事教育啟蒙的通藝學堂被迫停辦。張元濟將通藝學堂的全部校產(chǎn)造冊移交給了京師大學堂（現(xiàn)北京大學前身）。張元濟從京城來到上海，最初是在南洋公學（今上海交通大學前身），從事的是譯書與教育，在他代理主持公學的一段時間里，創(chuàng)立了特班，請蔡元培為教習，教學也是以西學為主，并規(guī)定學生“西課余暇當博覽中西政事諸書，以為學優(yōu)則仕之地”。通藝與南洋兩個學堂，前后加起來有七年左右，張元濟是以教育者的身份從事教育啟蒙工作的。在通藝學堂和南洋公學，都走出一批在中國歷史上較為突出的優(yōu)秀人物，以后者為例便有黃炎培、李叔同、邵力子、謝無量等。1902年從南洋公學辭職之前，張元濟在《教育雜志》發(fā)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就是《答友人問學堂書》，他提出“今設學堂，當以使人明白為第一義”?！笆谷嗣靼住本褪菃⒚?，他的啟蒙不只是知識的啟蒙，他更看重的是健康人格的啟蒙。就這篇文章而言，更重要的是，文中比較全面地表達了他的中西教育觀與中西文化觀，極富有啟蒙意義。我們要重新認識張元濟從事教育工作的知識啟蒙與思想啟蒙相結(jié)合的啟蒙意義。
至于后來張元濟進入商務編輯新式教科書，則是在更大范圍里的教育啟蒙，讓一個時代的兒童成為具有新思想新覺悟的時代新人。
其二，社會啟蒙的途徑。
在學校教育啟蒙的同時，張元濟對于社會啟蒙工作也給予了重視，投入了相當精力，具體的工作就是出版報刊圖書。先說報刊。早在維新時期，張元濟就認識到辦報辦刊的重要性，曾在寫給汪康年的信中鼓勵說“從報入手最為中肯”“此時急務總以鼓動人心為第一義”。1901年他與蔡元培等籌辦《外交報》，并于翌年1月4日正式出刊。這是一份旬刊，是中國第一份有關外交事務和國際知識的專門刊物。他們商定的辦刊主旨是“裨益時局，開啟民智”。在當時，國人的外交和國際知識是非常缺乏的。在創(chuàng)刊號上張元濟寫的《外交報敘例》，嚴復讀過后寫了《與〈外交報〉主人書》，與張元濟就敘例文中提出的“文明排外”的觀點展開討論。這份以張元濟為主的刊物辦了10年之久，一直到1911年才?？_實是一份啟蒙的刊物，在引導民眾了解世界了解國情方面，不能低估這份刊物的思想啟蒙方面的意義。
再說譯書。幾乎與辦《外交報》同時，張元濟走上了用文化出版開啟民智的道路，成為近代以來中國最偉大的出版家。他在南洋公學譯書院主持譯書，并以譯書院名義出版譯書達數(shù)十種，這些書尤其是嚴復所譯《原富》，并未局限于學校之內(nèi)，早就走出了學堂而走向社會，因為這些譯書適應了社會的需要，也就是新式學校與新式教學的需要，各省各地的學校與兵館都紛紛訂購，一時間洛陽紙貴。張元濟為嚴復、蔡元培等啟蒙思想者的譯著出版和思想傳播做了大量鋪路的工作，是清末民初這一個啟蒙群體的合作者。這樣一些體現(xiàn)當時國外最新社會思潮的譯著，是當時中國早期啟蒙思想的一個淵源，影響了中國一代乃至數(shù)代人的思想。至于張元濟在商務印書館更大規(guī)模的翻譯出版事業(yè)，對于中國現(xiàn)代思想啟蒙的作用更是不可忽略的。
不僅如此，張元濟也是中國最早認識到出版工作對于社會進步重要性的思想家。他在1904年8月14日給汪康年的信中寫道：“弟近為商務印書館編纂小學教科書，頗自謂可盡我國民義務。平心思之，視浮沉郎署，終日作紙上空談者，不可謂不高出一層也?！倍潭桃痪湓?，內(nèi)涵極為豐富。第一，張元濟看到了教科書的重要性。張元濟在商務印書館以教科書作為第一重點，這不僅是商務立業(yè)之本，是營業(yè)的衣食來源，在張元濟看來，更是盡國民的義務，通過出版來開啟民智，站位很高。第二，張元濟將做出版與做官做了一番對比，在一個以官為本的社會里，張元濟選擇了能做實際事務的職業(yè)。張元濟的這番話，是在清廷撤銷了對他的處分重新啟用他的時候說的，這是很難得的。第三，在20世紀，正在轉(zhuǎn)型的中國社會，讀書人除了仕途以外，多了一種新的人生選擇、職業(yè)選擇和生活方式的選擇。張元濟以自己的選擇，向社會作了一種新的昭示。
張元濟紹介西學的努力，是中國現(xiàn)代化運動的組成部分，張元濟是從民族振興出發(fā)，借用西學的武器進行思想的批判和社會的重建。他作為啟蒙思想者的最大特點，即他的啟蒙活動主要是通過實務來進行的。如同有學者指出的，中國近代史上出現(xiàn)的旨在“謀求中國的現(xiàn)代化”的不少主張，“似乎還不如張菊生等之主張之有實效”。（周谷城：《商務印書館與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這樣一個特點，具有某種隱藏性，他的出版文化的巨大業(yè)績把他的啟蒙者的身份給遮蓋了，以至于人們忘記了他還有啟蒙者的身份。
作為學者的張元濟
張元濟不以文章著，但他又應當是一位學者，而不能僅僅以版本目錄學家視之。第一，他有深湛的舊學根底，廣博的新學知識。如茅盾說的，他“不但是最有遠見、有魄力的企業(yè)家，同時又是一個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人”。第二，他在1948年能夠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年齡最長者，列名人文組中國文學學科，同組的還有胡適、余嘉錫、楊樹達。第三，他有優(yōu)秀的學術著作。前兩條不打算多說，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但這樣的事實似乎并沒有引導人們往張元濟是一位學者這方面去思考去認知。
說張元濟是一位學者，主要是基于兩個理由。
其一，張元濟以他卓越的出版工作體現(xiàn)了難以企及的學術水準。
人們說張元濟有四大事功，中小學教科書、工具書、西學輸導、古籍出版四位一體，在這四個方面，張元濟都取得了后人難以跨越的成就。在這四個工作領域中，張元濟都具有第一流的學術眼光。尤其是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他以搶救古籍珍本為使命，他的認識之高超越時代。他曾對好友傅增湘談到這是一種文化責任：“吾輩生當斯世，他事無可為，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時勢而失墜。此為應盡之責。能使古書多流傳一部，即于多一分效力。吾輩寅燭余光，能有幾時，不能不努力為之也?！币赃@樣一種神圣的使命感，他堅持數(shù)十年，傾注畢生精力和心血，出版了《四部叢刊》初、續(xù)、三編，《續(xù)古逸叢書》和《百納本二十四史》，其搜求之難，規(guī)模之大，校勘之精，價值之高，都是前無古人后啟來者的。
其二，張元濟的著作是重要的學術成果。
關于張元濟的著作，現(xiàn)在有《張元濟全集》可作依據(jù)，去除張元濟的那些以工作為主的日記（它另有價值），他的書信、序跋和文章都體現(xiàn)出很高的學術水平。從他的著作看，張元濟在古籍校勘、版本目錄等方面是術業(yè)有專攻的學者。他提出了“古書非校不可讀”的學術觀點。他的學術成果也很重要，如與古籍版本學者傅增湘討論有關古籍版本與?？钡耐鶃頃?，總計622件達30萬字，今人已整理成《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出版。1938年72歲時，他整理《校史隨筆》出版，這是匯集為百納本所做?？庇浀摹恶氖沸？庇洝分械男〔糠治淖帧：m當年曾說：“惟先生的?？庇洠αψ钋?，功用最大，千萬不可不早日發(fā)刊。若能以每種?？庇浉娇诿恳皇分螅瑒t此書之功用可以增不止百倍?！保?930年3月27日致張元濟）古籍學者王紹曾評價說，從?？钡某晒?，張元濟的作用遠在清代大學者王鳴盛、錢大昕之上。新中國整理出版《二十四史》點校本，以百納本為底本，且商借去張元濟《衲史?？庇洝犯灞?，多以張元濟?？庇涀鳛槿∩岬臉藴??？上н@部稿本也因此損失了三分之一。從“一·二八”之后即開始，持續(xù)幾十年，到晚年整理完畢的《涵芬樓燼余書錄》，顧廷龍這樣的大專家都是高度認可的。90歲后，張元濟將平生所撰古籍序跋200篇輯成《涉園序跋集錄》（顧廷龍編），這些都是他古籍研究方面的重要學術成果。92歲時，張元濟被選為國務院科學規(guī)劃委員會古籍整理出版小組委員。民國的院士、新中國的委員，應該是對他在學術與業(yè)績兩方面的高度認可。
對于張元濟作為學者的評價，當世國學家張舜徽最為到位?？此绾卧u價張元濟，“雖其一生無他著行世，然觀其所為群書題跋，固可考見其學問博贍，識見高遠，固近世一大通儒也”，又說“往者覽其《校史隨筆》及《涉園序跋集錄》，固已歆慕而敬重之。近年商務印書館復整理其《書札》《日記》《詩文》《與傅增湘論書尺牘》諸種，陸續(xù)出版，余皆一一得而讀之，益嘆其用功之勤，汲古之深。而一生精力所瘁，尤在版本、目錄、?？敝加啞４说葘W問，張氏實不廢大家。其密處，為并世諸儒所不及。良以夙夜匪懈，勤于訪書、校書、近走兩京，遠馳域外，所見者廣，用心至專，故能詣精造微，獨步當世”。語見張舜徽《愛晚廬隨筆》。此書早歲蒙舜微先生見贈，也曾讀過并寫有評論在《光明日報》與香港《大公報》發(fā)表，但對這一段內(nèi)容未曾十分留意，只因當年個人學術重心不在此。近見范軍先生著作，引用后張對前張的評論寫為一文，提出一個有意思的話題，這兩段文字也在引用之中，特為欣賞，正好轉(zhuǎn)錄到本文。
學術擺渡人
學術擺渡人，是我設計的一個概念。張元濟很適合這樣的一個身份角色。茫茫書?？酂o舟，張元濟就是書海擺渡人。
張元濟書寫過的一副舊聯(lián)廣為流傳，其句曰：數(shù)百年舊家無非積德，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要讀書，先得有書，張元濟一生做的就是有書的工作。他“故向書林努力來”，一生與書結(jié)緣。他與書的結(jié)緣是多維的，不僅是自己與書結(jié)緣，而且要讓更多的人與書結(jié)緣。為此，他把出版事業(yè)，做成了學術擺渡人的工作。
從晚清到民國，雖然國家遭遇多災之難，但中國的學術文化反倒呈現(xiàn)出一個高峰，有不同的學術方家成批地涌現(xiàn)，張元濟是其中最有特點的一位。這就是他的學術擺渡人角色，他完美地充任了這樣的一個角色。
在張元濟的出版職業(yè)生涯里，有兩種方式或者說有兩件工作最具有學術擺渡人的性質(zhì)，是他作為學術擺渡人的兩大標志。
其一，以出版作為學術津梁。
張元濟的事業(yè)與功績，人們首先想到的是《百納本二十四史》的編纂。說起來，這項工作并非張元濟的職務行為，這是張元濟從商務退休后才正式開始的一件工作，好在張元濟在任時已將納史各種底本基本籌措齊備，退休后方能全力進行?？?，故說是其職業(yè)的延續(xù)，也可以說是職業(yè)生涯的一個總結(jié)。出版工作可以成為學術津梁，通過張元濟的這一項工作得到最好最充分的體現(xiàn)。
從1926年退休開始，張元濟用十年之功，完成此項艱難的校印工作，在抗戰(zhàn)爆發(fā)前全部出版?！栋偌{本二十四史》的出版，主要是為學術的，閱讀對象不是一般大眾讀者。它的出版，目標所指是要糾乾隆武英殿版廿四史（簡稱殿本）之失，出版后得到學術界的高度認可。張元濟本人對這一項工作也很看重，他在一封信中說：“差足存正史之真籍，以為研習乙部之助?！北M管這是謙說，從中也透露出一種自信。胡適稱：“此書之出，嘉惠學史者真不可估量?！辈淘嗟雀Q：“這也是中國學術史上最可紀念的一件事?！焙笫缽埶椿崭J定，“從此全史出現(xiàn)了最標準的版本”。
其二，以圖書館搭建學術殿堂。
這也是眾所周知的，張元濟創(chuàng)辦了涵芬樓與東方圖書館。張元濟有心做此事，最早的淵源還在于張元濟的家學。張的祖上是文化世家，曾建有涉園藏書，江浙一帶學者嘗至其所借書校讎，這成為張元濟家學的一種淵源，為張元濟一生情之所系。所以，他一生的心愿，就是要辦成一個私家的藏書樓。作為一種嘗試，張元濟早在作京官時就創(chuàng)辦過通藝學堂，在學堂章程中就有關于圖書館的規(guī)定：非學堂人員均可隨時入館觀覽借閱。到后來，更幸有商務印書館的平臺，他做成了此事，這就是涵芬樓（1909）與東方圖書館（1926）。這個藏書場所有三大意義：其一，它不僅是商務印書館編輯人員的資料室，也是近代中國最大的私家圖書館。其二，它所珍藏的圖書十分珍貴，除善本多之外，地方志齊全更是其長。其所珍藏的許多書，成為商務整理古籍的底本。其三，它開創(chuàng)了對外人開放的制度，據(jù)當時的統(tǒng)計，每年約有三四萬人去觀覽借閱。有這三條，真正是嘉惠學林無窮?？上У氖?，東方圖書館不幸毀于日軍炮火。之后張元濟又啟動東方圖書館重建工作，直到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在戰(zhàn)時，張元濟留居上海，又發(fā)起籌建合眾圖書館，新中國成立后捐贈給市政府，成為上海圖書館的組成部分。
其三，以借贈充任學術月老。
除上述兩項之外，張元濟還有一種學術擺渡人的角色，這一層人們還不太重視或者未特別重視。他樂于做他人與書的橋梁，也就是為人找書，做書與人的月老。早在戊戌變法之未興，張元濟就做過特殊的找書的事，這就是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托，為光緒皇帝找書，每次送書都會具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張元濟呈”這樣的字樣。他晚年還清楚地記得其中一部是黃遵憲著《日本國志》。后來這樣的找書借書事例許多，只取以下兩例，借窺全斑。
梁啟超從熱衷政治轉(zhuǎn)向從事學術研究時，常常向張元濟或通過張元濟向東方圖書館借找圖書。他在寫有名的《清儒學案》時，就曾向張元濟借抄古籍圖書，提出“最好將涵芬樓所藏清人文集及筆記鈔一目錄見示，其有難得之本尚擬托人雇人抄寫”。對于梁提出的要求，張元濟都會及時辦理。梁去世前數(shù)月曾考慮撰寫《辛稼軒年譜》，苦于資料短缺，寫信托張元濟訪購《辛稼軒詩文集》。張在來信上批道“請先向東方圖書館一查”“如均無有，即托拔翁函向貞壯先生處借來，托編譯所請人代鈔，不可草率”。數(shù)日后，張元濟給梁啟超復函，告知書已借到。據(jù)有學者查證，這是兩人間的最后一次通信。
胡適也向張元濟借過書。胡適《白話文學史》是在上海居住時寫成的，序言中有一段話：“我開始寫作此書時，北京的藏書都不曾搬來，全靠朋友借書給我參考。張菊生先生借書最多，他家中沒有的，便往東方圖書館轉(zhuǎn)借來給我用，這是我最感激的?！痹谏虾５倪@段時間，是胡適向張元濟借書最多的一段日子。胡適曾記述：“那時我在張菊生先生的對門，時常向他借書，有時候還借到他自己用硃筆細校的史書?！?927年12月的一封信里寫得更明白：“承賜借《舊唐書》，先生的校注極有用處，如李白一傳，殿本脫二十六字，正是極重要之文，少此二十六字，此傳遂不可讀。今人論李白，多據(jù)新本，其實《新唐書》遠不如舊本之可行。倘非先生用宋本校補之本，我竟不知此傳的本來面目了。”張元濟將自己正在校補的納史，借給了胡適參讀。胡適做《水經(jīng)注》研究，大約緣起是上世紀30年代中。其時，張元濟欲將永樂大典本《水經(jīng)注》，納入商務的《續(xù)古逸叢書》序列加以影印。張曾建議傅增湘來做這一個懸案，不料胡適知道后全攬了過去，并請張元濟多方為他借調(diào)各種《水經(jīng)注》版本，學界眾所周知，《水經(jīng)注》研究成了胡適后半生最重要的一件工作。
張元濟自己也是向他人借書的。比如，他很早的時候就曾設法借得其九世祖張惟赤（號稱螺浮公）為京官時的奏議《入告編》，“開卷莊誦，乃知吾螺浮公立朝大節(jié)”“益曉然于致君澤民之道，而懔然于吾父詔以誦習之意”。1911年，張元濟還將此收入《海鹽張氏涉園叢刻》。
張元濟也深深地知道古來就有借書之難。20世紀的頭十年，他曾兩次試圖參觀皕宋樓藏書，被以諸多理由拒絕。皕宋樓是清末陸心源的三座藏書樓中的一個，因藏有200種宋版書而得名。張的要求還僅僅是參觀，都未獲允，借閱就更難了。張元濟在《四部叢刊》這部大型古籍叢書出版過程中，也有親身的體驗。據(jù)茅盾回憶，張元濟在古籍出版過程曾試圖借閱瀏覽一些珍本，都遇到過很多困難。但是張元濟在借書這件事上有意志、有恒心、有聲望、有人脈，也有辦法，有此幾條，他往往能夠打開借書的路子。比如有學者就說，由于他不屈不撓堅忍不拔的意志，才使得大量善本從各種圖書館借出付印。舉幾個例子，張元濟編印《涵芬樓秘笈》就想辦法借了別家的藏書作底本。1918年9月18日張元濟在給傅增湘的信里就寫道：“汲古抄本《雪庵字要》弟在京日已還與孝先，但乞借我印入《涵芬樓秘笈》。”《續(xù)古逸叢書》《四部叢刊》更是廣借才得以完成的。有人做過統(tǒng)計，《四部叢刊》借用國內(nèi)外52家公司藏書，僅整部的圖書就達277種，占全部總數(shù)的60%?！熬薮蟮哪副窘栌媒M織工作保證了《四部叢刊》既有一定的系統(tǒng)性，又用很好底本。這是菊老開創(chuàng)性影印古籍的巨大貢獻。” （汪家熔所著《張元濟》）張元濟借書是為了讓更多的人看到這部書，借是為了做更大規(guī)模的學術擺渡。應該是有鑒于借書之難和有志于嘉惠學林，東方圖書館建成后，張元濟決定全部藏書向公眾開放。
除了借書給人，張元濟還時常贈書給他人。年輕的汪精衛(wèi)因從事革命而流亡海外時，張元濟還特別贈與他各種中國書籍以圖示其閱讀參考。張元濟捐贈的圖書也難以計數(shù)。舉其要者如，將孤島所購得的《翁心存日記》稿本25冊，捐給北京圖書館（現(xiàn)國家圖書館），翁心存為翁同龢之父。又1953年4月6日致鄭振鐸信，提出獻書給國家，“家藏元儒謝先生應芳手書佛經(jīng)六種，書法極精，歷六百年金紙如新。藏之私邸，決非長策，合亦獻歸國家”。
張元濟曾有詩句“愿祝化身千百億，有書分餉讀書人”?！盎砬О賰|”的理解，可以是多方面的，既是指張元濟本人恨不能化身千百億，為學林廣作擺渡人，也是指將一本珍貴好書通過校印出版化為千萬億本，成為天下公器，提供給學者使用?？偠灾?，這兩句詩正是張元濟作為學術擺渡人的最好寫照。
（本文作者：王建輝，為華中師范大學文化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