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青年的主體意識、現(xiàn)實困境及幸福觀——評梁曉聲長篇新作《中文桃李》
內(nèi)容提要：梁曉聲長篇新作《中文桃李》講述了從大學走向婚姻的一對“80后”青年的愛情故事。小說描寫了“80后”中文學子所面臨的中文系輝煌不再、代際溝通和生存焦慮的現(xiàn)實困境，塑造了一群身份、性格、命運迥異的青年形象，凸顯了復雜個體身上不同程度的主體意識，揭示了隱藏在人物命運背后的幸福觀的重要性。關于青年應該如何追尋幸福，《中文桃李》嘗試在關切年輕人的真實生活和反撥畸變的社會心理及重塑社會價值的意義上作出努力，一如既往地體現(xiàn)了梁曉聲的理想主義立場，這種立場在現(xiàn)實層面也構(gòu)成了一種積極力量。
關鍵詞：梁曉聲 《中文桃李》 主體意識 現(xiàn)實困境 幸福觀
梁曉聲始終以一個現(xiàn)實主義者的眼光關注著時代變遷中的中國，關注著青年這一群體。從《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的李曉燕，《雪城》中的徐淑芳，到《人世間》中的周秉義、周秉昆，無論人物的經(jīng)歷多么不同，他們身上不變的都是對理想的執(zhí)著與對生活的信心，理想主義始終是梁曉聲作品的主旋律。在新作《中文桃李》中，作家將目光投向了以李曉東、徐冉為代表的“80后”青年人，他們是熱愛生活的一代人，他們身上的奮斗精神和不同程度的主體意識是時代在“80后”青年身上留下的烙印。
一、“80后”青年的主體意識
《中文桃李》以“80后”中文系學子李曉東的第一人稱視角講述了一個親情、愛情和友情，理想與現(xiàn)實相互交織的青春故事。在繪制人物圖譜時，作家有意識地選取四種不同類型的人物——干部子弟王文琪、出身小康之家的李曉東、農(nóng)村第一代大學生徐冉，以及與大學無緣的劉川、呂玉、“星爺”“肥仔”作為“80后”青年的典型形象，使小說涵蓋了廣闊的社會面。這些青年出身各異，在人生選擇上也各不相同，但他們在現(xiàn)實與理想的摩擦中呈現(xiàn)出的對生命的熱愛卻有共通之處。作家一方面展示了家庭出身不同的青年走入社會后各異的處境，另一方面抓住人物性格發(fā)展的內(nèi)在邏輯，力圖使小說中的人物更加立體與寫實，這不僅體現(xiàn)了梁曉聲作為作家的社會分析眼光，也傳達出他對年輕人的理解與關懷。
小說在塑造青年形象時，不僅凸顯了家庭背景與人物性格特質(zhì)之間的關聯(lián)，更強調(diào)了人物在建構(gòu)自我主體意識方面對環(huán)境的超越。主體意識是人作為實踐主體和精神主體的一種自覺意識，是人物主體性的具體表現(xiàn)。劉再復先生在《論文學的主體性》中說：“我們強調(diào)主體性，就是強調(diào)人的能動性，強調(diào)人的意志、能力、創(chuàng)造性，強調(diào)人的力量，強調(diào)主體結(jié)構(gòu)在歷史運動中的地位和價值?！雹僦黧w性概念還可以追溯到康德的主體哲學，康德強調(diào)人既是認知主體，又是道德（實踐）主體；人之所以能成為自身的主體，是因為人有自由意志，即人的思想行為完全出自自身的原因，而非被動地出自他人、家庭或社會的要求。
小說主人公李曉東擁有一個富足的家庭，他父親是地方美協(xié)副主席，母親是退休校長，出身小康家庭的他，卻并未對家庭產(chǎn)生過度依賴，而是在人生的很多選擇上都表現(xiàn)出自己獨立的思考，展現(xiàn)出較為明晰的主體意識。在面對大學畢業(yè)后何去何從的問題上，李曉東不像班里的女生那樣以現(xiàn)實生活為準繩，堅持考研，為留在校園工作做準備，而是堅持自己“為文學”的人生目標，不斷探索自己的職業(yè)方向；擇偶方面，他的想法一直都是“最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②，在追求徐冉之前，李曉東還特意了解了徐冉的人生目標，在他看來，自己的人生必定是平凡的，倘若徐冉的志向太“高大上”，兩人的人生目標不太匹配，他就不會選擇徐冉做自己的人生伴侶。但當李曉東明確他倆彼此的心意和目標后，他通過一次次地詢問自己“執(zhí)否”，從而一步步堅定了自己的選擇。即使他母親因徐冉的農(nóng)民家庭出身而表示強烈反對時，他也未曾表現(xiàn)出退縮，相反，他一直想盡辦法說服父母接納徐冉。
當然，李曉東強烈的主體意識并非與生俱來，而是在成長中逐步形成的。大學剛畢業(yè)時，他也曾想過依靠父母的能力獲得省城戶口，但一想到這對父母來說也是“一件得舍下顏面硬求生蹚”③的事，他便還是決定寧愿自己當三年環(huán)衛(wèi)工來取得戶口，也不讓父母放下身段求人辦事。從這件事來看，李曉東雖然在思想上尚未擺脫對父母的依賴，暴露出他尚不成熟的主體意識，但是對父母的愛與體貼使他最終決定自力更生，愛在此充當著人物主體意識建構(gòu)的重要精神力量，透射出作者對于青年成長的溫情希冀。李曉東依賴家庭的心理在他與徐冉離開省城“北漂”后得到了徹底改變。客觀上，他在北京實現(xiàn)了經(jīng)濟獨立，而父母遠在靈泉，空間距離使他失去了處處依賴父母的可能；從主觀層面看，他在生活和工作中磨練了心智，得到了成長，經(jīng)濟上和心理上都實現(xiàn)了自立，不再把家庭當作托底的“安全網(wǎng)”，而是完全由自我出發(fā)，完成了自身主體意識的建構(gòu)。
徐冉是小說人物中主體意識最為明晰的人物，她出身于農(nóng)民家庭，對人生有著相當明確的規(guī)劃，比起李曉東有時對待人生的隨緣態(tài)度，她對待生活與學習更多了幾分自己想法與思考。雖然農(nóng)民家庭不能給她的工作與婚姻帶來助力，還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她的發(fā)展，但是她卻并不順從命運，而是充分發(fā)揮自己的能動性爭取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在她的觀念里，自己就是命運的主宰，找到一份好工作也好，追求愛情也好，凡屬于人的一切正當合理的權(quán)利都是她可以爭取的。她在大學入學之初就認定了考研的目標，她認為讀研究生能夠幫助自己提升求職競爭力，找到一份好工作，從而獲得一種主體的自由。在愛情方面，她勇敢而且真誠，在廣播中大膽地解剖自己的過去，直接表明對李曉東的心意。在家庭倫理觀念上，她信奉“極現(xiàn)實主義的人生觀，父母必須對孩子盡好責任，如果缺乏能力，那就不應將孩子帶到世上來”④。用李曉東的話說，徐冉身上有著對事物敏銳的洞察力與灑脫的氣質(zhì)，她是那種“天生就能參透‘人生如意二三事，不如意事常八九’人生玄機”的人。⑤她比李曉東更知世故，卻不世故，她身上更多地體現(xiàn)了羅曼?羅蘭所說的“注視世界的真面目——并且愛世界”⑥的氣質(zhì)。
比較而言，王文琪則可以說是一個主體意識相對薄弱的人物，他出身于高干家庭，父親是省政府秘書長，家庭的富足和各種人情往來使他一方面養(yǎng)成了依賴父母的心理，一方面也使他為人處世時將家庭背景視為首要考慮的因素。他畢業(yè)后找工作都是依賴父親的人脈，他與李曉東交朋友的初衷是延續(xù)家里與文藝界人士交好的傳統(tǒng)，他選擇與省城名流的女兒郝春風戀愛是為了充實大學期間的情感生活以及規(guī)避未來的糾纏。王文琪樂于享受優(yōu)越的家庭條件帶給自己的種種便利，也正是這種觀念阻礙了他主體意識的發(fā)展。但他也并不是一個毫無主見、只圖享樂的紈绔子弟，鮮明的主體意識有時也出現(xiàn)在他的行為活動中。在大學期間創(chuàng)辦文理雜志時，他熱心參與其中，利用自己的社會關系幫雜志聯(lián)系印刷，聯(lián)系朋友圈里的好友為雜志做宣傳，從連鎖賓館和書店為雜志拉贊助等，這些行為彰顯出他為辦雜志付出的真誠與努力。他沒有因為自己的高干家庭出身而脫離同學，反而利用家庭帶給自己的資源為同學們服務。他對同學平等相待，對朋友更是一副古道熱腸：在李曉東與徐冉的愛情遇到挫折時，他總是熱心地開導他們；在李曉東和徐冉遇到工作困境時，他又毫不猶豫地邀請他們到北京發(fā)展，為他們忙前忙后，安排住處，介紹工作。如果說作家在對李曉東的刻畫中投注了對于青年主體意識成長的期待，那么在對王文琪這個主體意識薄弱搖擺的人物的書寫中，則隱含了作家對于家庭遮蔽和阻礙青年主體意識的深重憂思。王文琪最終黯然遠走異國的結(jié)局，與李曉東、徐冉夫婦通過奮斗掙得的幸福生活形成鮮明對比，從正反兩個方向強化了主體意識對青年人生的重要性。
比起李曉東、徐冉和王文琪的書生意氣，作家在早早進入社會的“星爺”“肥仔”、劉川、呂玉這些人物身上更多地傾注了平凡生活中的煙火氣。雖然小說對他們著墨不多，但寥寥數(shù)筆就使他們鮮活的形象躍然紙上。他們不像李曉東和徐冉那樣對文學有很深的了解，可仍然充滿希望地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摸爬滾打，與生活中的挫折和失敗做斗爭。他們的主體意識體現(xiàn)在他們改變環(huán)境、超越環(huán)境的強烈欲望和實現(xiàn)自我價值的需求等方面?！靶菭敗焙汀胺首小背Ｄ昶丛谕猓谝淮未蔚膰L試中尋找自己的人生目標，直到他們“在北京到底闖出了些名堂，藝能比較全面了，不但演得了小品，也會說相聲、獨唱和二重唱”⑦，才選擇回到靈泉發(fā)展他們的演藝事業(yè)，他們在不停的奮斗中實現(xiàn)了自己的價值。劉川和呂玉也是如此，他們關心衣食住行，感嘆人生的曲折離奇，在人生的賽道上努力收獲幸福：多年以后，劉川終于熬成了老板，呂玉則嫁給劉川當了老板娘?？梢哉f，不管是“星爺”和“肥仔”，還是劉川和呂玉，他們的生命力是通過不斷奮斗而被激發(fā)出來的。底層人物的生命力和對待生活的熱情，使得他們在困難、挫折、迷惘面前沒有敗下陣來。小說中，劉川這段話很好地詮釋了這種鮮活的生命力以及他們對自我價值的肯定：
一陣沉默后，劉川給自己打氣地說：“泥鰍也是魚。鯉魚有鯉魚的活法，鯽魚啊、胖頭魚啊，嘎魚和泥鰍啊，也都有自己的活法。這世界上哪一種有生命的東西都必然有自己的活法。這條巷子就是屬于我這條泥鰍的水塘。這條巷子不會消失，那么我的水塘也不至于沒水，我就不愁自己哪天會被干死。……泥鰍也要活出滋味兒來嘛……”⑧
梁曉聲筆下不同人物之間主體意識的差異，形成了小說中這些“80后”青年各自獨特的人生軌跡，使他們呈現(xiàn)出面向豐富、氣象多元的生命狀態(tài)。在關于青年主體意識的探討中，作家以敏銳的社會分析眼光關注著家庭出身對于個體人生境遇的影響和對主體意識養(yǎng)成的作用，在此基礎上，他贊美青年超越家庭與階層，于奮斗中彰顯主體意識的向上精神，也表達了對家庭遮蔽、吞噬青年主體性的憂思。
二、“80后”中文學子的現(xiàn)實困境
“80后”青年多為獨生子女，在他們進入大學的新世紀初，中文系已輝煌不再。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科生，是一流的人才學文學，進不了中文系的才會選擇其他專業(yè)，但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社會對人才需求的變化，經(jīng)濟、金融、法律、新聞、計算機，甚至對外漢語等實用性的學科，都成了熱門專業(yè)，而小說主人公所就讀的漢語言文學專業(yè)則無可避免地走向了邊緣化?！?0后”的中文學子，既要面對專業(yè)邊緣化的現(xiàn)實困境，又要面對獨生子女與父母之間的代際矛盾，還要面對畢業(yè)后職業(yè)上的艱難選擇，因此，《中文桃李》在塑造人物時，將焦點放在了現(xiàn)代人精神層面的困擾與追求上。上述各種社會現(xiàn)象，至今仍值得去關注、討論與深思，梁曉聲在小說中就針對這些問題作了深入的探討。
第一個問題是中文系的邊緣化以及文學的意義。小說在講述“80后”學子對待中文系的態(tài)度時，首先點出了中文系的尷尬處境，“中文系，最大的筐子，分數(shù)低的全都裝”這句順口溜的流行，透露出剛被中文系錄取的青年在本世紀初所面臨的時代現(xiàn)狀。探究中文系為何走向邊緣化，并非作家的真實意圖，他真正想強調(diào)的是文學的意義，于是他借小說人物汪爾淼教授之口說：“文學曾起到過這么一點兒促使社會進步的微不足道的作用，一點兒一點兒地，一百年一百年地影響著世道人心。”⑨文學正是通過一個個終將走向社會的中文學子發(fā)光發(fā)熱去影響和改造社會的，為此作家特意在小說的開頭與結(jié)尾安排了“80后”青年表明文學態(tài)度的情節(jié)，從人物的命運軌跡來佐證文學對他們的潛移默化的作用。
拿李曉東和徐冉來說，李曉東從一開始就對文學滿懷熱愛，畢業(yè)后做的工作也都與中文相關，尤其是他后來在紀錄片領域獲得的矚目成就，更是與他對文學的執(zhí)著密不可分，用李曉東自己多年以后的話說，就是“我的工作，至今還靠文學二字墊底兒”⑩。徐冉初入校園時一心想考對外漢語專業(yè)研究生，“對文學一向毫無感覺”11，卻沒想到自己的人生還是沒能脫離文學的影響。作家用徐冉的人生經(jīng)歷印證了汪爾淼教授在第一節(jié)課上所說的“作為普通人家的兒女生逢此時代而又在大學里學‘漢語言文學’，未必不是幸運，因為文學或能從多方面給予普通人家的兒女以不同的人生嘗試……”12文學使徐冉敞開心扉，她將自己過去的經(jīng)歷寫進散文里，贏得了老師和同學們的欣賞與鼓勵；文學使徐冉更能客觀地看待自己的人生，作為底層農(nóng)民的女兒，生活容不得她過于浪漫，因此她給自己的人生規(guī)劃，是一種“報告文學式的人生”，這正是一種立足大地而又仰望星空的人生態(tài)度；她身上所體現(xiàn)的強烈的進取心和直面生活的勇氣，可以說也是得益于文學的滋養(yǎng)。李曉東和徐冉的人生經(jīng)歷，何嘗不是千千萬萬個中文學子的成長軌跡，也許要等到畢業(yè)多年以后，他們才能領悟到文學對于自己人生施展的魔力。
第二個問題是親子間的代際溝通。中國從1970年代初期實行計劃生育政策，這導致“80后”一代大多是獨生子女。他們在享受父母全方位的關心與寵愛的同時，也受到了“愛的禁錮”。這種禁錮大多來自他們的母親，“不論農(nóng)村的母親們還是城里的母親們，不論窮家的母親們還是富家的母親們，總之中國當下的獨生子女的母親們，似乎都或輕或重地患上了一種‘母愛強迫癥’”13，她們過多地將精力放在孩子身上，以至于侵犯孩子的獨立空間。在小說中，這種“強迫癥”主要體現(xiàn)在李曉東的母親身上。上了大學以后，李曉東第一次放假回家，此時他的內(nèi)心充滿了成年人的自尊，所以對父母當面議論他、否定他的做法表現(xiàn)得十分憤怒，當即與母親發(fā)生了爭吵。在爭吵中，李曉東母親有一段話，幾乎可以說是“80后”獨生子女家庭父母的宣言：
老媽不依不饒地說：“不愛聽就可以用拳頭砸桌子了？你哪兒來那么大的火氣呀你？你還別不愛聽，我告訴你曉東，不論當面議論還是背后議論，永遠都是我們爸媽的權(quán)力！因為你是我們的獨生子！獨苗！如果你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想讓爸媽總議論你也不可能，有時候還輪不到我們關心你！關心你才議論你，議論你就是關心你！不但要議論你的現(xiàn)在，更要經(jīng)常議論你的將來。在我們有生之年，你永遠是我們的議論話題。在我們的三口之家，一切與你有關的事都是頭等大事，誰叫你是我們的獨生子呢？”14
這種因愛而生的代際矛盾在日常生活的點滴中逐漸積累、加深，最終在“80后”青年的職業(yè)、愛情、婚姻等人生大事中爆發(fā)出更為激烈的沖突。李曉東的母親多次向兒子表明自己的期望：兒子的工作是越體面越好，住得離家越近越好，最重要的是未來兒媳婦的家庭條件要能跟他們家門當戶對。然而對李曉東而言，不管是工作還是愛情婚姻對象的選擇上，他始終都遵從自己內(nèi)心的意愿，無論是選擇在省城當環(huán)衛(wèi)工、遠走北京，還是執(zhí)意與徐冉在一起，都是他的主體意識的表現(xiàn)，也可以說是他對父母的“愛的禁錮”的反抗。當代際矛盾無法彌合的時，必須有一方做出退讓，從而換取家庭的和諧，而這一方通常也是父母。在小說結(jié)尾，李曉東的母親終于放棄了自己的偏見，接受了徐冉作為自己的兒媳。
代際矛盾并未止步于李曉東與他的父輩之間，而是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又以新的樣貌又出現(xiàn)在“80后”和他們的下一代身上。李曉東雖然在與父母的觀念沖突中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意識，卻在兒子身上遭遇了新一代價值觀念的沖擊。李曉東的兒子“從初一起就那么堅決地不打算成為普通人了”15，他和他的同齡人受社會流行思潮影響，追求那種“唯名利是圖”的“成功”，以成為“人上人”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李曉東并不認同兒子的目標，但也無可奈何。無論是李曉東父母對他的期望，還是他對兒子的期望，都是在用自己的人生經(jīng)驗去“愛”下一代。但這種“愛”常常會成為孩子的束縛，孩子只有自己去經(jīng)歷人生的風雨，才能認識到幸福的來之不易。而促使兩代人之間相互妥協(xié)的，往往還是因為“愛”。正如李曉東父親當年所說：“做你們‘八〇后’的父母很不容易，等你自己也做了父親，就能理解我和你媽了?！?6
第三個問題是“80后”青年的生存焦慮。激烈的社會競爭促使以徐冉為代表的中文學子猶如過江之鯽一般爭先恐后地去考研，為的只是將來能夠找到一份好工作。生存焦慮在徐冉身上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作為出身于農(nóng)民家庭的孩子，穩(wěn)定的工作和富足的收入是她安身立命的根本。然而研究生畢業(yè)后，省城的就業(yè)機會也變得水漲船高，生存的壓力和對未來的向往使她想去北京尋找發(fā)展機會。同樣想要去一線城市發(fā)展的還有李曉東的表哥，表哥在事業(yè)大好的情況下，毅然選擇南下深圳，一心要在大城市發(fā)展他轟轟烈烈的記者事業(yè)。
令李曉東和徐冉?jīng)]有想到的是，來到北京不僅沒能緩解他們的生活壓力，反而加劇了異鄉(xiāng)人在急速變化的陌生環(huán)境下產(chǎn)生的焦慮感：大城市并沒有給他們提供穩(wěn)定的工作、體面的收入和安穩(wěn)的生活，他倆換了一個又一個工作，只能在郊區(qū)租一個半地下室的房子居住。人在物質(zhì)生活得不到保障時，是很難對城市空間產(chǎn)生深厚的情感聯(lián)結(jié)的，物質(zhì)與精神的匱乏會發(fā)酵成寄生菌，日復一日地蠶食他們的生命。在那些艱難的日子里，唯有文學還能給他們帶來些許安慰。表哥在深圳待了幾年，但是深圳并不缺好記者，他也只能放棄自己的初心，換成了文秘的工作。
作為“逃離故鄉(xiāng)”的反叛者，他們在拒絕他人對自己的干涉方面表現(xiàn)得十分相似，而在“回歸故鄉(xiāng)”的選擇上，也表現(xiàn)出了驚人的一致性。李曉東和徐冉在經(jīng)歷了“北漂”的“艱難歲月”后，決定回到故鄉(xiāng)靈泉，此時在他們看來，“擺脫貧困，遠離病患糾纏，沒遭受欺辱與不公”17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而表哥在深圳也已漂泊得疲憊，與李曉東和徐冉的主動回歸不同，表哥心底還是向往深圳的生活，只是基于現(xiàn)實考量，最終作出了“回歸故鄉(xiāng)”的決定。表哥的“回歸”帶有更多的遺憾、不舍的意味；而李曉東和徐冉則是經(jīng)過兩種不同生活的比較之后，重新確立了幸福的標準，這種主動的轉(zhuǎn)變，使“回歸故鄉(xiāng)”成為契合他們心意的選擇。李曉東和徐冉在這“逃離”與“回歸”之間，摒棄了不適合自己的人生追求，重新審視了內(nèi)心的真正需要——對平凡幸福的向往。
上述三個問題，不僅是小說《中文桃李》主人公的個人遭際，也是“80后”甚至“90后”中文學子的現(xiàn)實困境。梁曉聲不僅通過小說為我們揭示了這些問題及其產(chǎn)生的根由，而且給出了他作為一名富有時代關懷的作家對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新世紀以來中文系的邊緣化并不會使文學走向匱乏，相反，無論是職業(yè)的選擇，還是人生觀、價值觀、幸福觀的奠基方面，文學都能給我們帶來潛移默化的力量，雖然緩慢但卻長久地影響著世道人心；父母與子女的代際矛盾源于“愛的禁錮”，也只有“愛”才能使它得到化解；年輕人的生存焦慮往往來自對生活的過于理想化的追求，也許只有經(jīng)歷過挫折、迷惘、困苦，才能理解“出走”與“回歸”不過都是普通人追求幸福生活的不同道路，而何謂“幸?！?，才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當然，化解這些問題的基礎，是年輕人要確立自己的主體意識，做自己命運的主人，而不是把自己的命運交給父母、社會或上天去擺弄。
三、平凡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
《中文桃李》并不是梁曉聲唯一一部探討“人這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的小說，就拿他近幾年的作品來說，從2017年的《人世間》，到2020年的《我和我的命》，梁曉聲一直在嘗試通過人物命運的糾葛，探討人應該追求什么樣的幸福?！吨形奶依睢费永m(xù)了他對人生問題的關注和他的現(xiàn)實主義情懷，小說在書寫青年一代的思想變遷時緊緊圍繞“幸福”這一話題展開，在“80后”青年該如何認識幸福方面進行了多層次、多角度的描寫。
作家通過李曉東和徐冉、劉川和呂玉兩對情侶在各自人生軌跡和思想上的變化，來揭示他們在面對如何認識幸福這一人生命題時的態(tài)度。李曉東和徐冉對于幸福的認識，隨著人生階段的前進而逐漸深化。對于出身農(nóng)家的徐冉而言，幸福的生活需要“掙命”才可以獲得，而對李曉東而言，他本來只需“順命”就可以獲得富足的生活。但徐冉和李曉東的命運，在他們戀愛之后就改變了：選擇李曉東，減輕了徐冉的人生負擔；選擇徐冉，則使李曉東面對生活時不再那么“佛系”18，二人的結(jié)合促使他們攜手奮斗。
大學時期，李曉東和徐冉對幸福的定義是模糊的，他們都沒有想去“北上廣深”發(fā)展的愿望，徐冉的目標是在研究生畢業(yè)后成為一名省城的大學老師，李曉東則表示“在無親無故的陌生的一線城市闖人生”19是一件讓他恐懼的事情。這個階段，他們都認為能在家鄉(xiāng)靈泉或省城工作就很好，希望能在畢業(yè)后拿到省城戶口，但是徐冉并沒有如愿在省城找到理想的工作，于是他們選擇了“北漂”?！氨逼币院?，“搏命”的生活使他們變得更加彷徨和迷惘，頻繁地更換工作、拼命地掙錢，工作和生活中受到的各種委屈，讓他們無暇思考幸福的定義。當他們終于能在北京維持一種相對穩(wěn)定的生活，卻發(fā)現(xiàn)故鄉(xiāng)靈泉的幸福指數(shù)更高。用李曉東的話說：“靈泉是個‘小世界’，生活在自己各方面都熟悉的‘小世界’里，人的自信反而會大，挫敗的代價也相對會小些?！?0可以說，正是“北漂”的生活使他們得到了成長，他們對“何謂幸?！庇辛烁忧逦恼J識，這也是他們決定回到靈泉發(fā)展的根本原因?；氐届`泉后，李曉東如愿加入了年輕的紀錄片團隊，在對工作的熱愛與努力中收獲了事業(yè)的成功；徐冉也考上了公務員，事業(yè)發(fā)展順風順水，家庭變得更加美滿。
同樣在戀愛和婚姻中攜手探索“幸?！钡膴W秘的還有李曉東的發(fā)小劉川和他的妻子呂玉。當呂玉對她和劉川的婚姻感到困惑時，徐冉開導她說：“我看你和川兒的認識也是一致的。都屬于同樣的人，生活在一起也是快樂的時候多，有什么過不到一塊兒去的呢？”21從他倆對待李曉東和徐冉去北京發(fā)展一事的態(tài)度上，可以看出他倆都喜歡小城市，注重生活的體驗感。劉川認為靈泉一切都好，沒有必要去北京發(fā)展；在呂玉看來，人應該在哪兒活得容易才在哪兒生活，比起北京，靈泉才是一個活得容易的地方?？梢哉f，無論是李曉東和徐冉，還是劉川和呂玉，都在長期的共同生活中磨合出了相似的幸福觀，對于幸福的共同標準也成為他們美滿愛情與婚姻的基石。
小說還通過李曉東和他兒子幸福觀的沖突，暴露了當代價值觀的畸變，并探討了在這種價值觀的影響下，年輕人應當如何看待幸福的問題。李曉東對幸福的感悟是通過自身的經(jīng)歷得來的，他欣賞平凡的民間幸福，而他兒子追求的則是“唯名利是圖”的幸福，他對幸福的理解并不是通過自己的思考得來的，所以李曉東在面對兒子對所謂“好生活”和“成功”的向往時，不由得產(chǎn)生了擔憂：
因為他們所向往的好生活標準實在太高了，高到只不過是極少數(shù)人才能過得上的生活。我怕他們在一往無前的追求的過程中，尚未來得及反思呢，便成了那“好生活”的輻射波的犧牲物。是的，是物，對于那誘人而又殺傷性厲害無比的輻射，人亦物也。22
這不僅僅是李曉東個人的想法，也是作家梁曉聲對年輕一代的擔憂。當社會呈現(xiàn)出“唯名利是圖”的單一價值導向時，人就容易被“物化”，幸福的內(nèi)涵就會變得蒼白、扭曲。李曉東兒子所信奉的價值觀折射了當下社會的某種現(xiàn)狀：很多年輕人受“唯名利是圖”價值觀的影響，成長過程中沒能建立起自己的“坐標體系”，在選擇專業(yè)或職業(yè)時，忽視自己內(nèi)心的真正需求，盲目地被欲望吞噬。歸根結(jié)底，人要能形成自己的主體意識，建立起內(nèi)心的價值坐標，才不會在流行的社會思潮中迷失自己；而如何建立起內(nèi)心的坐標，根據(jù)作家在小說中的指引，也許文學能幫助我們找到答案。
在梁曉聲看來，幸福寓于平凡之中，平凡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小說兩次提到李曉東對幸福的看法，一次是他的父親過世后，他想起父親說過：“人是追求幸福的動物，但首先得明白幸福的要義是什么。在哪里生活的愉快指數(shù)高一點，哪里才是我們普通人的福地。”23正是因為對父親的話有了深切的體認，他和徐冉才決定回到靈泉去發(fā)展。另一次是上初一的兒子對父母當初從北京回到靈泉的決定表示不解和不滿，李曉東面對兒子對“成功”的向往以及他小小年紀就立志要出人頭地成為“人上人”的執(zhí)著，他重申了自己所理解的幸福：“在民間，幸福雖與富貴榮華不搭界，卻也是千般百種并不重樣的?！?4李曉東對幸福的理解，所傳達的正是作家本人的幸福觀，梁曉聲通過小說人物的言行，試圖糾正“唯名利是圖”的流行社會心理，啟發(fā)年輕人去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小說中人物命運的安排也與此形成呼應：在李曉東、徐冉、表哥各自做出“大城市”還是“小城市”的選擇后，只有主動選擇“小城市”的李曉東和徐冉獲得了幸福，而始終向往“大城市”的表哥，則一面懷揣對深圳的遺憾，一面又不得不面對回到靈泉的現(xiàn)實，繼續(xù)尋找事業(yè)的突破口。如果說表哥的身上體現(xiàn)了某種理想的失落，那么在李曉東和徐冉的身上，所體現(xiàn)的恰恰是一種理想的實現(xiàn)。
結(jié) 語
《中文桃李》是梁曉聲在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近二十年教學生涯的經(jīng)驗和感悟，也是他對當代中文學子的真誠寄語。小說通過人物的不同選擇與經(jīng)歷，給年輕人在如何樹立正確幸福觀的人生課題上帶來了深刻的啟示：年輕人的主體意識是他們?nèi)松x擇的基礎，只有形成自己的主體意識，才能主動地去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在面對專業(yè)的邊緣化、獨生子女的代際矛盾、社會競爭帶來的生存焦慮以及社會流行思潮的沖擊時，才不會迷失自我。幸福的內(nèi)涵是豐富而寬廣的，并非只有極少數(shù)人過得上的好生活才是幸福，普通人也可以獲得自己的“平凡的幸?！?。正是這種“平凡的幸福觀”寄托了梁曉聲的理想主義——普通人只有樹立合適自己的幸福觀，才能創(chuàng)造屬于自己的幸福人生。
[本文為北京高校高精尖學科建設項目（項目編號：451122601）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劉再復：《論文學的主體性》，《文學評論》1985年第6期。
②③④⑤⑦⑧⑨⑩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梁曉聲：《中文桃李》，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4、225、249、312、413、129、19、446、23、16、107、103、442、217、443、244、96、420、424、442、412、443頁。
⑥[法]羅曼?羅蘭：《名人傳》，傅雷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83頁。
[作者單位：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王 昉]
[網(wǎng)絡編輯：陳澤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