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的文學闡釋學觀念與方法
錢鍾書（1910—1998）的文學闡釋學觀念與方法主要表現(xiàn)在其《管錐編》對中國傳統(tǒng)《周易正義》《毛詩正義》《左傳正義》《史記會注考證》《老子王弼注》《列子張湛注》《焦氏易林》《楚辭洪興祖注》《太平廣記》《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等10部經(jīng)典的注釋中。其注釋范圍涵蓋了“經(jīng)”“史”“子”“集”各部，其中屬于文學的典籍有《毛詩正義》《楚辭洪興祖注》《太平廣記》《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歸于歷史學的典籍有《左傳正義》《史記會注考證》。在對這些典籍的闡釋中，錢鍾書形成了自己的文學闡釋學原則（“心同理同”），提出了創(chuàng)新的文學闡釋學方法（“循環(huán)闡釋”法），既“自西視中”又“自中視中”，形成一種“比同”意義上的文學文本與宇宙人生闡釋思路，從而將文學闡釋學視為理解文學本質(zhì)與此在人生的根本途徑。
一、心同理同：錢鍾書的文學闡釋學原則
錢鍾書的文學闡釋學以“心同理同”為基本原則?！靶耐硗币辉~源自《周易·系辭下》所載“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涂，一致而百慮”語義。為了詳釋“心同理同”，錢鍾書援引眾多史籍，如《史記·自序》論六家要旨，班固《幽通賦》“道混成而自然兮，術(shù)同原而分流”，陸象山《雜說》“千萬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淮南子·修務訓》“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山之用，夏瀆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圣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列子·湯問》“九土所資，或農(nóng)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以及斯賓諾莎、維柯等人的心理學闡釋理論，訓釋“心同理同”語義如下：“心之同然，本乎理之當然，而理之當然，本乎物之必然，亦即合乎物之本然也?！?/p>
錢鍾書的這種訓釋，從闡釋學角度看，是一種推己及物、反向外求的心理主義闡釋。它以向外發(fā)現(xiàn)自然宇宙為終極根基，以向內(nèi)探及人心天理為本體依據(jù)，追求一種“比同”意義上的心理主義闡釋，亦即一種古與今循環(huán)往復、人與己同情體察的心理主義闡釋。在《管錐編》中，錢鍾書曾引《鬼谷子·反應》篇的“以反求覆”之道來詳解其辯證蘊含：“‘反以觀往，覆以驗來；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手迹鹤灾笾艘病?；理可以推之讀史。”
心理學的循環(huán)闡釋原則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錢鍾書認為，語言的意義與情感的起伏具有先天關(guān)聯(lián)?！豆苠F編》在訓“哀”為“恩憐”而拒“愛”“悲戚”“愛好”義時就說：“蓋情感之渾而至盡（sharp focus)，悲異于愛，愛不即同于憐……語言之含糊浮泛（vagueness of expression, imprecision），每亦本情事之晦昧雜糅；茲含糊浮泛也，只其所以為親切直白（expression of vagueness , exactitude）也歟?！瓨銓W家明詔大號：‘既通其詞，始求其心’，……主張誠是也。然復求心始得通詞，會意方可知言，譬文武之道，并物而錯，兼途而用，未許偏廢爾?！辈浑y看出，錢鍾書這里所標舉的“通詞而求心”“求心以通詞”之心理學闡釋原則，是一種類同于狄爾泰的心理闡釋與生命闡釋原則，有其先天的心理與情感基礎。
《管錐編》所提出的心理學闡釋原則并非單純假經(jīng)設誼，而有其內(nèi)在的心理學與存在論基礎。在1948年的初版《談藝錄》中，錢鍾書就表明了自己的心理學闡釋立場：“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shù)未裂。雖宣尼書不過拔提河，每同《七音略序》所慨；而西來意即名‘東土法’，堪譬《借根方說》之言。非作調(diào)人，稍通騎驛?！倍豆苠F編》在承續(xù)這一立場的同時，又將其訴諸發(fā)生學根據(jù)：“心同理同，正緣物同理同?！嫁q之當然(Laws of thought)，出于事物之必然（Laws of things)，物格知至，斯所以百慮一致、殊涂同歸耳?！?/p>
在《談藝錄》中，錢鍾書也說：“既貌同而心異，復理一而事分。故必辨察而不拘泥，會通而不混淆，庶乎可以考鏡群言矣。”錢鍾書這里承認中西文學的心同理同，不是要冥合二者為一，而是要承認它們的差異。在寫于1933年的《中國文學小史序論》中，錢鍾書就謹識到：“吾國文學，體制繁多，界律精嚴，分茅設蕝，各自為政?！币虼耍罢勊囌吖坍斞亓魉菰?，要不可執(zhí)著根本之同，而忽略枝葉之異”。對于西方文學，由于其“傳習既爾”，所以，“作史者斷不可執(zhí)西方文學之門類，鹵莽滅裂，強為比附”。
心理學的闡釋原則之所以重要，原因還在于人之心理共同性的經(jīng)驗事實存在。在《管錐編》“釋慧遠《答桓玄書》”中，他就指出錢謙益通過“發(fā)明慧遠‘心事’”，來實現(xiàn)“托古喻今，借澆塊壘，自明衷曲也”的旨義：“慧遠書晉紀元，陶潛不書宋年號，‘悠悠千載’，至錢氏而始‘比同’，此無他，生世多憂，望古遙集，云萍偶遇，針芥易親。蓋后來者尚論前人往事，輒遠取而近思，自本身之閱歷著眼，于切己之情景會心，曠代相知，高舉有契?！苯袢酥钥梢酝ㄟ^“心同理同”闡釋原則理解古人，原因在于闡釋者與作者相近的人生際遇形成了大致相同的心理，這正是文本闡釋的經(jīng)驗基礎。
二、循環(huán)闡釋法：錢鍾書的文學闡釋學方法
錢鍾書的文學闡釋學使用的是一種對文本內(nèi)部、文本外部以及文本內(nèi)外部加以循環(huán)闡釋的闡釋學方法。
其一，文本內(nèi)部的循環(huán)闡釋。
錢鍾書認為，在文本內(nèi)部，文本闡釋遵循“字—句—篇—章”的循環(huán)闡釋邏輯。在《管錐編》“隱公元年”篇，他拈示出“樸學”由“字”得“義”的訓詁方法，并作了由“義”解“字”的循環(huán)修正：
乾嘉“樸學”教人，必知字之詁，而后識句之意，識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義，進而窺全書之指。雖然，是特一邊耳，亦祇初桄耳。復須解全篇之義乃至全書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詞”），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詁（“文”）；或并須曉會作者立言之宗尚、當時流行之文風、以及修詞異宜之著述體裁，方概知全篇或全書之指歸。積小以明大，而又舉大以貫??；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窮末；交互往復，庶幾乎義解圓足而免于偏枯，所謂“闡釋之循環(huán)”（der hemeneutische Zirkel）者是矣。
這是錢氏對乾嘉學者戴東原解經(jīng)方法的概述。戴氏在《與是仲明論學書》中曾說：“經(jīng)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痹凇渡?qū)W子文集序》中也說：“凡學始乎離詞，中乎辨言，終乎聞道。”戴氏將“字”“詞”“言”“道”的邏輯語義關(guān)聯(lián)作為闡釋的方法論，提出文本闡釋中由語言文字上升至義理之道的形上等級闡釋法。而錢鍾書則援引《鬼谷子·反應》篇“以反求覆”的樸素辯證法，與戴震《毛詩補傳》“詞”“志”互通闡釋觀念，對文本闡釋中內(nèi)部意義關(guān)系作出重新梳證：
《鬼谷子·反應》篇不云乎：“以反求覆？”正如自省可以忖人，而觀人亦資自知；鑒古足佐明今，而察今亦裨識古；鳥之兩翼、剪之雙刃，缺一孤行，未見其可。戴震《東原集》卷九《與是仲明論學書》：“經(jīng)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又卷一○《〈古經(jīng)解鉤沉〉序》：“經(jīng)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圣賢之心志，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臘等?！?/p>
然《東原集》卷一○《〈毛詩補傳〉序》：“余私謂《詩》之詞不可知矣，得其志則可以通乎其詞。作《詩》者之志愈不可知矣，斷以‘思無邪’之一言，則可以通乎其志?！笔恰对姟菲啤肮沤?jīng)”之例，不得由“文字語言”求“通”其“志”，如所謂“循階”以升堂入室；須別據(jù)《論語》一言，以“蔽”全書之“志”，反而求“文字語言”之可“通”，毋乃類梁上君子之一躍而下乎！一卷之中，前篇謂解“文”通“志”，后篇謂得“志”通“文”，各墮邊際，方鑿圓枘。……然解會賞析之道所謂“闡釋之循環(huán)”者，固亦不能外于是矣。
在錢鍾書看來，文本內(nèi)部的闡釋基于訓詁學，亦離不開修辭學，否則可能產(chǎn)生訛誤?！豆苠F編》“魯仲連鄒陽列傳”篇就提出，訓詁不足于解義，尚需輔以修辭理解。他對清代學者郝懿行在《晉宋書故·寧馨》中對沈約修訂《宋書·前廢帝紀》的批評進行反批評。沈約在修訂《宋書·前廢帝紀》時，將關(guān)鍵情感語詞“寧馨”前加“如此”副詞而成“如此寧馨”，使原句成為“太后怒，語侍者：‘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如此寧馨兒！’”郝氏認為這是沈約“不得其解，妄有增加，翻為重復”，而錢鍾書則認為這是郝氏“知訓詁而未解詞令”，實際上，沈約增加“如此”二字，為修辭學需要，意在“稠迭其詞，以表鄭重”，而非篡改文義：“亦正累迭同義之詞以增重語氣，猶白話小說中之言‘如此這般’，或今語‘這種這樣的人真是少見少有’?！?/p>
文本內(nèi)部的訓詁除了必要的修辭學限制外，還需注意“一字多義”之背出或歧出分訓，遵循語言闡釋的辯證法，即“賅眾理而約為一字，并行或歧出之分訓得以同時合訓焉，使不倍者交協(xié)、相反者互成”。
最后，在訓詁過程中，遵循文本自身的語義應是把握語言辯證法的關(guān)鍵。在《管錐編》中，錢鍾書提出，“詩必取足于己，空諸依傍而詞意相宣，庶幾斐然成章；茍參之作者自陳，考之他人載筆，尚確有本事而寓微旨，則匹似名錦添花，寶器盛食，彌增佳致而滋美味”，指的正是這一點。
其二，文本外部的循環(huán)闡釋。
在文本外部，遵循“事物—知識—天地—人生”的循環(huán)闡釋邏輯，先求“分殊”，再得“理一”，先“上貫”知識，再“下通”事理。但無論是知識、事理，抑或人情，都既“察其異而辨之”，又“觀其同而通之”，從而實現(xiàn)事、理、情的圓融統(tǒng)一。按照錢鍾書所論，在文本外部的闡釋學循環(huán)中，需要在作者與文本、作者與時代、文本與其他相近文本之間互釋，實現(xiàn)通觀圓覽、共味交攻的闡釋效果。具體來說：
一是在文本與作者互釋方面，需要堅持孟子“知人論世”的傳統(tǒng)闡釋觀念?！墩勊囦洝氛f：“不知其人之世，不究其書之全，專恃斟勘異文，安足以論定古人?！奔匆撈湮?，先知其人。當然，與作者“之世”相比，文本意義似更為可靠?！墩勊囦洝贰罢苁肪洹逼赋觯骸罢撛娕c子才一致同歸，而作詩異趣分途，為子才所‘不慊’。談藝不可憑閉宗明義之空言，亦必察裁文匠筆之實事……”言外之意，當文本意義與作者意圖相乖違時，可憑借文本修辭以斷其真義：“蓋必精于修詞，方足‘立誠’，非謂誠立之后，修詞遂精，舍修詞而外，何由窺作者之誠偽乎？”當然，在這個過程中，由于語言修辭難以完全為作者所左右，因而作者意圖也常常并不等同于作品意圖：“同一意也，以兩種作法寫之，則讀者所得印象，迥然不同?！奔由闲呐c物各有其性，這就使得心物并不時時配稱。
雖然文本意義并不直接源于作者，但文本卻是觀察作者的一面鏡子?！墩勊囦洝忿q解說：“見于文者，往往為與我周旋之我；見于行事者，往往為隨眾俯仰之我。皆真我也?！奔囱?，我們可以贊同“文如其人”，但不能贊同“文本諸人”，因為二者存有闡釋視角之不同：“‘文如其人’，乃讀者由文以知人；‘文本諸人’，乃作者取諸己以成文?！边@樣，對于文本意義而言，重要的就是語言修辭的藝術(shù)化表達，亦即“修詞立誠”：“所謂‘不為無病呻吟’者即‘修詞立誠’（sincerity）之說也，竊以為惟其能無病呻吟，呻吟而能使讀者信以為有病，方為文藝之佳作耳。”正是憑借修辭學的襄助，錢鍾書反對“詩無達詁”的闡釋學理解，認為宋人那種“作者未必然，讀者何必不然”的“參活句”法，是一種“賦詩斷章”的自由主義解釋，不逮文本真義。在《談藝錄》“補訂”篇，他指出：“詩之‘義’不顯露（inexplicit)，故非到眼即曉、出指能拈；顧詩之義亦不游移（not indeterminate)，故非隨人異解、逐事更端。詩‘故’非一見便能豁露暢‘通’，必索乎隱；復非各說均可遷就變‘通’，必主于一。既通（dis-closure）正解，余解杜絕（closure）?！闭_的態(tài)度是，在尊重作者與作品原義基礎上，適當“引而申之，以竟厥緒”。之所以可以這樣做，原因在于，“古人立言，往往于言中應有之義，蘊而不發(fā)，發(fā)而不盡”，因而才需要闡釋者“參稽匯通”，以使文本之義澄明。
如何做到對文本之義的“參稽匯通”？方法有二：一要排除“理障”“事障”而作“遍見”，因為唯有“遍見”才能“不偏”。二要講求“文德”，因為“一切義理、考據(jù)，發(fā)為‘文’章，莫不判有‘德’、無‘德’”。在錢鍾書看來，通過“遍見”的“知識學”途徑與“文德”的“工夫論”途徑，文本闡釋就可以實現(xiàn)“道問學”與“尊德性”、“體”與“用”的統(tǒng)一。個中緣由在于：“知識學途徑是通過向外的‘道問學’來擴大視野，見出偏見；工夫論途徑則是通過向內(nèi)的‘尊德性’而提升存在境界，轉(zhuǎn)化偏見。因此，在最終的結(jié)果上二者是可以相通的，都走向一種圓融圓通的存在方式與闡釋態(tài)度?！?/p>
二是在文本與其所處時代的互釋方面，錢鍾書認為文本的闡釋不能“昧于風氣”?！镀呔Y集》中提出：“風氣是創(chuàng)作里的潛勢力，是作品的背景，而從作品本身不一定看得清楚。我們閱讀當時人所信奉的理論，看他們對具體作品的褒貶好惡，樹立什么標準，提出什么要求，就容易了解作者周遭的風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好比從飛沙、麥浪、波紋里看出了風的姿態(tài)?！睍r代既包括時代性的文學傳統(tǒng)，還包括時代性的語言風氣。“一個社會、一個時代各有語言天地，各行各業(yè)以至一家一戶也都有它的語言田地，所謂‘此中人語’?！u家對舊傳統(tǒng)或風氣不很認識，就可能‘說外行話’，曲解附會。”文本語義因而受制于時代性的文學傳統(tǒng)與語言風氣，后者構(gòu)成了文本闡釋的前提，這正如伽達默爾所指出的，“重要的問題在于把時間距離看成是理解的一種積極的創(chuàng)造性的可能性。時間距離不是一個張著大口的鴻溝，而是由習俗和傳統(tǒng)的連續(xù)性所填滿，正是由于這種連續(xù)性，一切流傳物才向我們呈現(xiàn)了出來?！?/p>
文本意義受制于文本的時代背景，但時代背景不必然就是文本意義的來源。在《人生邊上的邊上》中，錢鍾書格外強調(diào)了文學文本意義來源于文本自身，而非文本背后的單一現(xiàn)實。在他看來，文學作品之“真妄”，不能由其源出的文學材料來鑒別，而只能由文學作品自身來判定。
正是基于如上認識，在闡釋時代性的“前見”問題上，錢鍾書一方面強調(diào)闡釋“應具了解之同情”，對文本作基于文本時代內(nèi)容的還原解讀。在《宋詩選注·序》里，他認為了解當時的歷史對于理解詩歌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作品在作者所處的歷史環(huán)境里產(chǎn)生，在他生活的現(xiàn)實里生根立腳?！痹凇豆苠F編》中也陳明了歷史與文學交互闡釋的重要性：“古事時事，相影射復相映發(fā)（actualization)，厥例甚眾。”另一方面，錢鍾書又承認文本流傳歷史中出現(xiàn)的一些“創(chuàng)造性誤解”，對于理解文本原義具有啟示性。如評價鄭玄箋注《詩經(jīng)》，認為它雖然“按注與本文羌無系屬，卻曲體人情”，“就解《詩》而論，固屬妄鑿，然觀物態(tài)、考風俗者有所取材焉”,“然鄭義以之解《詩》，雖不免貽譏深文，而作體會物色語觀，則頗饒韻味”。
三是在文本與鄰近學科互釋方面，錢鍾書認為文學與其他學科不是“源”與“流”的關(guān)系，而是“平行四出，異轍同源”關(guān)系，因而對其他學科的理解有助于文學文本的理解。政治、社會、文學、哲學至多不過是平行著的各方面，共同表示出一種心理狀態(tài)，至于心理狀態(tài)之所以變易，是依照著它本身的辯證韻節(jié)（dialectical rhythm)，相反相成，相消相合，政治、社會、文學、哲學跟隨這種韻節(jié)而改變方式?！豆苠F編》在談到信史援據(jù)時，也認為即使是稗官野史，亦可見出時代人情人心。錢鍾書對文本與鄰近學科關(guān)系的強調(diào)，正表明了現(xiàn)代哲學闡釋學的開放性立場。伽達默爾在談論理解的“效果歷史意識”時也曾指出：“真正的歷史對象根本就不是對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統(tǒng)一體，或一種關(guān)系，在這種關(guān)系中同時存在著歷史實在以及歷史理解的實在。一種名副其實的詮釋學必須在理解本身中顯示歷史的實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這樣一種東西稱之為‘效果歷史’。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種效果歷史事件?！痹谫み_默爾看來，一方面，文本真正的意義需要時間間距來凸顯：“一件事情所包含的東西，即居于事情本身中的內(nèi)容，只有當它脫離了那種由當時環(huán)境而產(chǎn)生的現(xiàn)實性時才顯現(xiàn)出來?！绷硪环矫?，文本意義的準確理解，又需關(guān)聯(lián)于曾經(jīng)的文本現(xiàn)場關(guān)系：“歷史方法的潛在前提就是，只有當某物歸屬于某種封閉的關(guān)系時，它的永存意義才可客觀地被認識?！迸c伽達默爾不同的是，錢鍾書雖然強調(diào)文本現(xiàn)場的重要性，但有時亦作激憤語。在為香港版《宋詩選注》作序時，他出于對20世紀70年代個人人生的非常遭際而厲言：“不論一個時代或一個人，過去的形象經(jīng)常適應現(xiàn)在的情況而被加工改造。歷史的過程里，過去支配了現(xiàn)在，而歷史的寫作里，現(xiàn)在支配著過去；史書和回憶錄等隨時應變而改頭換面，有不少好范例?！?/p>
因此，時代風氣與不同學科之間具有相互濡染關(guān)系。錢鍾書總結(jié)說：“一代于心性之結(jié)習成見，風氣扇被，當時義理之書熟而相忘、忽而不著者，往往流露于文詞語言，相如之賦可以通鄭玄、趙岐之注焉”。不同學科之所以可以互參互釋互證，其本體性依據(jù)在于不同學科“同出心源”。
值得注意的是，錢鍾書重視不同學科之間的相互濡染，認同作品時代背景對于作品意義的理解作用，但同時反對單一決定論。在《中國文學小史序論》中就說：“鄙見以為不如以文學之風格、思想之型式，與夫政治制度、社會狀態(tài)，皆視為某種時代精神之表現(xiàn)，平行四出，異轍同源，彼此之間，初無先因后果之連誼，而相為映射闡發(fā)，正可由以窺見此種時代精神之特征。”
三、中西互補與互鑒：錢鍾書文學闡釋學的價值
如何理解錢鍾書的文學闡釋學價值？首先需要厘清錢鍾書的文學闡釋學與中西文學闡釋的關(guān)系。
湯一介先生曾基于先秦典籍的整體性考察，將“中國闡釋（解釋）學”分為歷史解釋、哲學解釋、政治解釋三種模式，認為三種闡釋模式中，歷史闡釋慣于將文本的連續(xù)性與歷史的連續(xù)性、文本的價值性與歷史的目的性聯(lián)系起來，作抉幽闡發(fā)。錢鍾書雖然也重視歷史闡釋學的真實還原，但常就此引申開來，作連類附義的感性抉發(fā)，這便將歷史闡釋轉(zhuǎn)化為一種審美創(chuàng)造性闡釋。這種闡釋，從整體上講是對中國文學闡釋學的系統(tǒng)整體性承繼，是中國文學闡釋學走向現(xiàn)代的產(chǎn)物，它在理念、方法、對象、原則等諸多方面體現(xiàn)出與西方文學闡釋學的互鑒互補關(guān)系，因而從中西文學闡釋學各自的立場與方法來看，錢鍾書的文學闡釋學可視為中國傳統(tǒng)文學闡釋學在與西方文學闡釋學大規(guī)模交遇當口所做出的姿態(tài)調(diào)整與價值互認，是他移用西方文學闡釋學之花嫁接中國文學闡釋學之木的探索實踐。在這個過程中，西方文學闡釋學之于錢鍾書的價值，“也許還是在于使他具有了更為自覺的闡釋學意識，而不是某種具體的觀點與方法”。正是經(jīng)由西方文學闡釋學所觸發(fā)的自覺方法論意識，才激發(fā)錢鍾書自覺地挖掘中國古代文學闡釋學的觀念與方法，并初步形成了具有現(xiàn)代“中國范式”的文學闡釋學。
我們以錢鍾書格外推崇的文學闡釋學之“學案研究”（文獻發(fā)生學）為例，這種闡釋模式實質(zhì)上是基于中西文學闡釋學互補觀念而作的文本意義與作者意圖互文解讀，它使文學闡釋由原來的“作品/文本”中心擴展至“作品/文本/事件”中心，從而將文本意義論與作者意圖論統(tǒng)一起來，實現(xiàn)了文本闡釋歷史考據(jù)與審美論證的統(tǒng)一，成為對西方客觀主義歷史闡釋學與中國心理主義闡釋學的融通與修正。在“以文證史”或“以史論文”的“學案”式闡釋活動中，應區(qū)別文學的真實與歷史的真實：“文學創(chuàng)作的真實不等于歷史考訂的真實，因此不能機械地把考據(jù)來測驗文學作品的真實，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學作品來供給歷史的事實。歷史考據(jù)只扣住表面的跡象，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喪失了謹嚴，算不得考據(jù)，或者變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風的考據(jù)，所謂穿鑿附會；而文學創(chuàng)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隱藏的本質(zhì)，曲傳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則它就沒有盡它的藝術(shù)的責任，拋棄了它的創(chuàng)造的職權(quán)?？加喼粩喽ㄒ讶唬囆g(shù)可以想當然和測度所以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說詩歌、小說、戲劇比史書來得高明?！笨梢姡笆繁卣鲗?，詩可鑿空”，雖然文學文本與歷史文本存有相通之處（“史蘊詩心”），但二者文體界域分明，文學文本的闡釋不應脫離其審美擬構(gòu)本性而求證于歷史的真實。這樣，在文本闡釋中，先文本細讀，再連類比較，再闡幽抉微，最后歸于中西詩文共通審美本性的互鑒、互證與互釋，是文學闡釋所應遵循的基本理路。因此，就文學的審美性而言，闡釋的目的在于揭橥文學之審美本性，“考論行文之美，與夫立言之妙”，“以能文為本”，那種歷史性的“題材之大小新陳”與哲學性的“辨鏡思想之是非”，既非文學之宗歸，自然也非闡釋之目的。
其次，錢鍾書文學闡釋學“循環(huán)闡釋”方法的創(chuàng)造性問題，亦是評價其文學闡釋學價值的一大關(guān)鍵。
錢鍾書《管錐編》所陳述的循環(huán)闡釋方法及其辯證圓融闡釋思路，其基本特性是：“圓覽而不偏枯”“圓融而不執(zhí)著”“指同而旨異”“異趣而同調(diào)”“異轍而同源”“二詮一遮一表，亦離亦即”“通多方而不守一隅”，它以“事—理—情”為闡釋邏輯，以“心同理同”“理一分殊”為闡釋原則，以“曠世冥契”“通觀明辨”“映射闡發(fā)”為闡釋方法，最終實現(xiàn)了對中西文學闡釋學的綜合性融通與創(chuàng)造，并在闡釋主體、闡釋原則、闡釋方法與闡釋應用等闡釋學基本原理方面表現(xiàn)出對中國傳統(tǒng)本體闡釋學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這種創(chuàng)新發(fā)展表現(xiàn)在文本闡釋上，就是：
第一步：以中國某一文本片段為始點，用西方類似的材料或觀點先作比照（“比勘”“參印”），找出其同與異；第二步：用中國類似的材料來看這一文本片段與西方文本片段（“合觀”“連類”），三相比較，找出其同與異；第三步，根據(jù)自己的循環(huán)闡釋學立場，對經(jīng)由“比勘”“連類”后文本片段的公共義與獨出義作闡釋學義解，由此窺得文本之原義。
這種“自西視中”與“自中視中”的往復循環(huán)闡釋，便于增進文本理解，增添文本新義，疏通中西方文本之“文心”。從中西文學闡釋學融通與文本語義多視角融通角度看，這種闡釋方法的創(chuàng)新價值就在于：“（錢鍾書）討論的起點固然是中國文本，但討論的目的卻往往并不只是為了‘澄清某些中國問題’，而是試圖顯示出蘊含在中西文化尤其是文學中的共同‘詩心’與‘文心’，因此他不僅要從西方理論‘回過頭來另眼相看’中國文本，也必然要從中國文本來‘回過頭來另眼相看’西方理論?！薄板X鍾書所說的‘闡釋循環(huán)’，就其范圍而言，不只是指某一特定文本內(nèi)部的循環(huán)，更包括不斷推進的多層循環(huán)，以簡表示之即是：特定文本局部（字句）文本整體（篇）作者的全部文本時代風尚（包括各個學科）與歷史傳統(tǒng)全人類文化傳統(tǒng)?！鄙w因錢鍾書的這種闡釋方法路徑并不是一種勠力于語言學的專門闡釋學，而是探求文本及闡釋共同規(guī)則的一般闡釋學，加上其對“文心”的落腳體察并不構(gòu)成與“言”“義”的“形上等級制”關(guān)系，而只是透露出其走向哲學闡釋學的趨向，因而它才能最后走向文理、事理、心理（情理）的貫通，并催生出新的貫通闡釋邏輯：（1）“通文理”即“曉詞令”“通文義”，只有通文理，才能把握文本本義；（2）“通事理”，即“通格致”，只有通事理，才能“鉤深致遠”；（3）“通心理”，即“通性情”，只有通心理，才能修辭立誠。三者兼通，才能實現(xiàn)“通觀明辨”“義解圓足”闡釋學效果，后者正是錢鍾書往復循環(huán)闡釋方法超越西方古典闡釋方法與中國經(jīng)學闡釋方法的關(guān)鍵。又因這種闡釋方法生發(fā)于文本內(nèi)外廣大生活與生命世界，因而也可以將其理解為一種對宇宙人生的別樣闡釋，甚或可以說，包括其循環(huán)闡釋學方法在內(nèi)的整個文學闡釋學，實際上也是其對此在人生的別樣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