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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不任性的靈魂:在廢墟中重建內(nèi)心的秩序
來源:澎湃新聞 | 王輝城  2023年03月23日08:27
關(guān)鍵詞:《不任性的靈魂》

“從阿赫瑪托娃的詩中,可以看出她為他們的會面涂上了一層神秘的、具有歷史意義和情色意味的色彩。而伯林卻為更普通平凡的需要所苦,他在那里已經(jīng)待了六個小時,想去洗手間,可是又擔(dān)心這樣會破壞了如此迷人的氣氛,所以就沒敢動,吸得瑞士小雪茄的煙頭一閃一閃。”

這是出自張新穎新書《不任性的靈魂》的片段,文章為《俄國之戀:以賽亞·伯林與安娜·阿赫瑪托娃》。一位是舉世聞名的英國哲學(xué)家與政治思想家,一位是“俄羅斯詩歌的月亮”。兩位年齡相差二十歲的知識分子——以賽亞·伯林三十六歲,阿赫瑪托娃五十六歲——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份的下午開始見面,所在地是阿赫瑪托娃的家——噴泉宮的一間看得見庭院的房間。房間很是簡陋,“連窗簾都沒有掛,只有一張小桌子,三四把椅子,一個沙發(fā),火爐上方是一張阿赫瑪托娃的畫像”,仿佛專門是為會面準備的房間。兩人的會面從下午開始,“落座后的談話顯得正式、拘謹”。

更大的麻煩還在后頭,兩人的會面被突如其來的闖入者打斷。首相丘吉爾的兒子蘭道夫·丘吉爾因語言不通,來找伯林,希望能得到一些翻譯上的幫助?;藬?shù)小時后,伯林重新回到噴泉宮,不料一位知識女性正在“守株待兔”。她向伯林詢問英國大學(xué)的相關(guān)事宜。待一切瑣碎事物都處理完畢,女人離開,業(yè)已深夜。兩人這才“她坐一個角落,他在另一個角落”,如同老友一般,交談起來。移居國外、身上所背負的文化使命、俄羅斯文學(xué),以及過往的愛情……兩人無所不談。佐助談興的,僅僅是“一盤煮熟的馬鈴薯”,這是阿赫瑪托娃“唯一可吃的東西”。充滿激情的徹夜長談,等伯林與阿赫瑪托娃告別時,已經(jīng)是上午十一點鐘。

之所以引用開頭的片段,完全是伯林的“更普通平凡的需要所苦”勾起我不愉快的回憶。大約是十五六年前,我坐跨省長途大巴回家,由于缺乏經(jīng)驗,入座后因吃薯片等咸口零食導(dǎo)致喝了大量的礦泉水。汽車未行駛多久,我便為“普通平凡的需要所苦”,迫切地盼望著休息站的到來。

“普通平凡的需要”,是構(gòu)筑日常生活的肌理。由于太不起眼了,常常被人認為是理所當(dāng)然,進而被人所忽視。在高速行駛的客車中,普通平凡的洗手間成為了特別的需求。在一般的社會里,認識新朋友后,一起聊聊天,是極為正常的事,是“普通平凡的需要”。而伯林與阿赫瑪托娃的會面,卻顯得極為莊重,富有歷史感。尤其是阿赫瑪托娃,“為他們的會面涂上了一層神秘的、具有歷史意義和情色意味的色彩”。阿赫瑪托娃為這次會面賦予任何莊嚴、鄭重的色彩都不為過……換言之,會面原該是“普通平凡的需要”,此時已然成為了彌足珍貴的特別需求。它不再構(gòu)建日常生活的肌理,不再是理所當(dāng)然……

阿赫瑪托娃即使再樂觀,想必也為此次會面做了最壞的打算。這也就是為什么她會為這次徹夜長談賦予多重且厚重的意義。伯林之所以為“普通平凡的需要所苦”,自然是有對詩人阿赫瑪托娃尊重的因素在(應(yīng)該是絕大部分),但應(yīng)該也有更為隱秘的心理動機。伯林雖出生于俄羅斯,俄語嫻熟、地道,但絕大部分時間是在英國生活,且大使館工作人員的身份也給了他更多的保障。日常生活之中,許多“普通而平凡的需要”,并不會給他帶來太多的困擾。比如,他躲開秘密警察,前去與營養(yǎng)學(xué)教授列奧見面?!翱墒钱?dāng)伯林說一個大學(xué)教授的生活不應(yīng)該這樣壞時,列奧開口問道:‘你去過佛羅倫薩嗎?你去過威尼斯嗎?’伯林點點頭,列奧則以辛辣的口吻說道:我們也想去那里?!?/p>

大多數(shù)的時候,我們都靠著“普通平凡的需要”活著。然而,在所謂的歷史大趨勢之下,個人又是極其脆弱與無助的(何止個人,連家族都是),無法掌控未來與自我的命運。因而,無常生焉。在《T.S.艾略特與中國幾代人》一文中,張新穎介紹了艾略特詩歌在中國的接受史與翻譯史。徐志摩、卞之琳、趙蘿蕤、孫大雨、穆旦、夏濟安、裘小龍等詩人與翻譯家為翻譯、推廣艾略特所做的貢獻,以及艾略特對中國新詩所產(chǎn)生的影響?!拔鞣浆F(xiàn)代詩擊中了這群青年人在動蕩混亂的現(xiàn)實中所感受的切膚之痛,并且磨礪著他們對于當(dāng)下現(xiàn)實的敏感,啟發(fā)著他們把壓抑著、郁積著的現(xiàn)實感受充分、深刻地表達出來?!?/p>

其中,發(fā)生于趙蘿蕤翻譯艾略特之事,令我心生戚戚。從一九三五年試譯《荒原》的第一節(jié)開始,趙蘿蕤在此后十余年里,一直做著與之相關(guān)的工作,即使是在戰(zhàn)亂中,亦未停歇。趙蘿蕤翻譯《荒原》,除了推介艾略特之外,也被詩歌所蘊含的精神鼓舞。一九四六年七月九日晚,艾略特與趙蘿蕤在哈佛俱樂部共進晚餐。其間,艾略特送給趙蘿蕤兩張簽名照片以及《1909—1935詩歌集》《四個四重奏》兩本書。晚餐后,艾略特為趙蘿蕤朗誦了《四個四重奏》的片段,并希望她翻譯這首詩。這是作家與讀者的相遇,也是原作者對譯者的認可。這次短暫的相遇,是趙蘿蕤記憶深處的一抹溫柔的亮光。那時的趙蘿蕤肯定會計劃著如何盡善盡美地翻譯《四個四重奏》。然而,接下來的歲月卻是,“趙蘿蕤也不能預(yù)測的是,她‘此后度過了忙碌的與艾略特的世界毫不相干的三十多年的時光’。”輕飄飄的一句話,有著千鈞的分量與厚重的歷史滄桑。外部世界的疾風(fēng)驟雨最終還是蠻橫地掃蕩而入,摧毀了堅固而井然的精神世界?!捌胀ㄆ椒驳男枰背蔀樯莩奁?,甚至是違禁品,怎么不令人感傷落淚?

何謂“不任性的靈魂”?簡而言之,是克制的、謙遜的、中性的、平靜的自我。

不任性的背面是任性。任性是不受人歡迎的品格,沒有人喜歡跟喜怒無常、情緒多變的人交往。由此觀之,“不任性”也只是個人的基本要求,似乎不值得大書特書。其實,在外部環(huán)境激烈變化的潮流中,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個體擁有“不任性的靈魂”實質(zhì)上是件無比任性的事。因為,大多數(shù)的人都會陷入名利與欲望的漩渦,都會在左右搖擺的運動中迷失。為了換取利益,我們樂意向魔鬼出賣靈魂,直至墜入無底深淵。

在《不任性的靈魂》中,張新穎以約瑟夫·布羅茨基與奧登的相遇為導(dǎo)線——“取悅一個影子”——闡釋了何為“不任性的靈魂”。不過,文章主要所說的,“還不是布羅茨基眼中的奧登”,而是奧登眼中的歌德。布羅茨基理解奧登,奧登理解歌德,后輩追隨著前輩的光影,往前奮進。其目的并非是超越——“如果可能,成為一個大西洋的小歌德”(奧登的愿望)——亦非真的成為誰的影子,而是在追隨的過程中,豐盈與充沛自我,鍛造“偉大的心靈”。

歌德以《少年維特的煩惱》贏得大名后,人生陷入了危機。他選擇度過危機的方法,并沒有任性地、充滿激情地摧毀日常,而是“選擇到魏瑪宮廷里做公務(wù)員”。古往今來,無論中外,天才都是有任性的豁免權(quán)的。天才用任性的自我去破壞與摧毀某些習(xí)以為常的價值與秩序時,我們往往會投之寬容,甚至是慫恿與鼓勵的微笑。公務(wù)員的工作,是瑣碎的,甚至是無聊的。公務(wù)員將精力放置在文山會海中,放置在平衡各方利益上。優(yōu)秀的公務(wù)員,必然是謹小慎微的、和光同塵的,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在龐大的官僚體系中生存下來。 在公務(wù)員這份職業(yè)上,歌德“此后不斷升職,成為重要的大臣”。歌德仍是歷史罕見的天才,但在具體的日常生活中,卻把自己放置在凡人的位置上。他是蕓蕓眾生的一員,而非在上空俯視的天才。由是,“從以自我為中心的情緒、感情的控制下解脫出來,學(xué)會克制,也即意味著學(xué)習(xí)把它放置在適當(dāng)?shù)奈恢蒙希胖玫奖姸嗟娜耸轮?,放到世界之中。這個時候,才可能看到世界?!?/p>

康德起床、喝咖啡、寫作、講課、散步都有固定的時間。當(dāng)康德出現(xiàn)在公園的小路上時,附近的居民便知道是下午三點半。一年四季,風(fēng)雨無阻。這個故事之所以迷人,其魅力并不是來源于康德如同時鐘一般的規(guī)律,而是視覺化了內(nèi)心秩序儼然之人的生活。換言之,它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擁有穩(wěn)固的內(nèi)心秩序之人是如何生活的?!捌胀ㄆ椒驳男枰辈辉偈呛唵蔚纳嫘枰?,而是與精神生活高度契合。從這個角度,再回過頭來看阿赫瑪托娃與伯林的會面,便能知道詩人的“普通平凡的需要”與精神世界是背道而馳的。

其實,《不任性的靈魂》一書的內(nèi)在精神,是與《沈從文的后半生》一脈相承的:當(dāng)外部世界分崩離析時,我們應(yīng)當(dāng)如何重建內(nèi)心的秩序?個體在時代潮流中,如何保持清醒、獨立的自我?我們的精神世界,如何抵御外部世界的疾風(fēng)驟雨?張新穎信任閱讀的力量,信任偉大心靈與作品的價值,“如果一個人想用很小的空間,來最大限度地容納悠久的人類精神的歷史,他有一個比屋子更好的放書的地方,這個地方就是他自己的精神和心靈空間?!薄耙驗樽x書,一個人的心靈空間開始擴大,但是不要指望一下子就擴得很大,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每走一步,都會帶來不同的感受,每達到一個目標,都會處在不同的境界。”(《讀書這么好的事》,張新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8)

順便說一句,在小引中,張新穎談起本書的誕生,乃是編輯李偉長某次深夜用賓館的信箋,“憑記憶寫下我的一些文章,排列成一本書的目錄,拍照發(fā)給我?!贝碎g的情誼,超越了普通編輯與作家。而李偉長的隨筆集《未被摧毀的生活》,書名則來自張新穎的短詩《清單》。其封面圖片是《炸彈下的圖書館》,男子站在廢墟中,雙手插兜,腰桿挺直,望著眼前的圖書館。市民們站在廢墟中閱讀書籍。那是為數(shù)不多沒被炸彈摧毀的建筑物。照片拍攝于1941年,其時二戰(zhàn)激戰(zhàn)正酣,倫敦遭到德國空軍的空襲。兩本隨筆集之間的內(nèi)在精神,有仿佛之處,便是信任閱讀的力量。擁有圖書,便能在廢墟中重建內(nèi)心的秩序,修復(fù)精神世界,重構(gòu)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