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新世紀不知不覺已跨過了20多個年頭，以某種命名來界定一個時期文學主潮的方式，在復雜的文學現(xiàn)象面前顯得越來越捉襟見肘。在高校的文學院里，有的文學碩士搞不清“新時期文學”中的新時期指的是什么，“新世紀文學”的提法似乎也沒有得到多大范圍的公認。已經(jīng)幾乎功成名就的作家們不僅對評論家給他們戴一頂什么帽子不感興趣，甚至還要把已經(jīng)戴過的曾經(jīng)欣然接受的帽子還給命名者。這是否意味著曾經(jīng)進入當代文學史的那種“主潮模式”已經(jīng)失去了效應呢？

在這種情況下，幾位思想活躍的青年學者和青年作家共同提出了“新南方寫作”的概念，從他們的對話和文章中了解到所謂“新南方寫作”的特征大致有：一是地理位置感區(qū)別于以往的“江南”，是“南方以南”，套到行政區(qū)劃上，大概是指廣東、廣西、云南、海南，香港、澳門，甚至包括東南亞一帶的華文寫作，當然也就涵蓋“大灣區(qū)”了。二是“新南方寫作”主要是指在這些區(qū)域內(nèi)“80后”“90后”的青年作家群體。三是“新南方寫作”與文學整體（姑且認為文學有某種整體性）的關系是邊緣性，或者說是主動非中心化的。而且“新南方寫作”呈現(xiàn)為“水”的景象，這與文學中心“土”和“山”的景象有明顯區(qū)分，因之，也可以說“新南方寫作”是面向海洋的文學。

與這個說法提出前后差不多的時間里，不知各位是否注意到，北方也有一個文學概念引起了一定程度的關注，那就是“東北文藝復興”。簡單說，“東北文藝復興”就是指雙雪濤、班宇、鄭執(zhí)幾位作家寫的關于東北國企下崗工人群體生活的那些小說。再具體點說，這個概念里提到的作家都是遼寧的，遼寧又都是沈陽的，再縮小點兒說都是沈陽鐵西的，所以才叫“鐵西三劍客”，和我們吉林、黑龍江、內(nèi)蒙古的作家沒多少關系。但為什么他們敢以鐵西代表東北呢？可能是因為東北“整個浪兒”的國企下崗群體生活狀態(tài)有極強的相似性，還和提出多年的“振興東北老工業(yè)基地”的發(fā)展大方向是一樣的（這和大灣區(qū)的發(fā)展規(guī)劃也有相似性）。

不管怎么說，一個文學概念能引起關注和討論是好事，是對文學發(fā)展有推動作用的事?，F(xiàn)在我還是接過這個話題的后半句“廣西文學”來聊聊。前些天，偶然翻到了80年代我在《關東文學》雜志當主編時編發(fā)的鬼子的一篇小說《白竹灘·門板》，那時鬼子的筆名還沒有啟用，稿子的署名是廖潤柏。這個小說今天看來完全可以當作是一個脫貧的故事或勵志的故事。小說的主人公窮得家徒四壁，父子倆相依為命，父親有病不忍長期拖累兒子，自己喝了斷腸草湯自殺死了。兒子發(fā)送父親時沒有錢買棺材，只好把自家的門板拆下來、床板拆下來，給父親做棺材。按風俗，家里拆了門板就等于家族不再存續(xù)了。兒子只能外出尋找生路。兒子有個青梅竹馬的戀人，臨行前與戀人告別，約定混出個樣子會回來娶她。小伙子在外面曾在臺球廳里與人賭過球，但贏到手的錢他卻用來請輸家一起吃飯花掉了。他也到小煤窯里挖過煤，在一個三陪女的點撥下，他到國營煤礦的巷道里去偷煤。正巧被人發(fā)現(xiàn)，在逃離的時候耳朵上挨了一槍，這一槍打醒了他，發(fā)誓再窮也不能去偷。再后來在他窮途末路時被一個養(yǎng)蛇女搭救，學會了養(yǎng)蛇。小說結(jié)尾時，他的戀人在無法等到他回來的情況下，被父親逼迫只好嫁人?；槎Y正在進行的程序中，他出現(xiàn)了，把婚禮攪黃了，他帶著戀人一起養(yǎng)蛇致富去了。發(fā)表這個小說的這一期《關東文學》（1986年第四期）被我們命名為“探索文學專號”，這一期雜志上還有洪峰、董立勃等人的小說，顧城、李亞偉、胡冬、馬松、萬夏等人的朦朧詩和第三代詩。

前不久，廣西的青年作家祁十木拍了東西1994年在《作家》發(fā)表的小輯的圖片，這組小輯包括東西的兩個短篇小說《商品》和《飄飛如煙》，同時還有東西的一篇創(chuàng)作談《喜歡》及雷體沛的一篇評論《在解構(gòu)中回望》。這不是我第一次編發(fā)東西的小說，我第一次編發(fā)他的小說時，他也沒有使用東西的筆名，那時他用的是原名田代琳。當年蘇童要離開《鐘山》之際寫信將東西的中篇小說《祖先》推薦給我。記憶中，小說《商品》曾在幾家刊物“漫游”過，我和東西聊天時他有些苦惱地說起，我一聽這個小說的題目和他大概的想法覺得是特別好的小說，就馬上讓東西把這個小說給《作家》，然后做成小輯，配上評論，隆重推出?！渡唐贰肥翘貏e牛的一篇作品，東西在寫作這個小說的時候，將對文本的解構(gòu)直接放在文本之中，小說分為ABC三個部分，第一部分題為“工具和原料”，意圖告訴讀者這篇小說是以愛情為原料，以漢字為工具來制作的。第二部分題為“作品或者產(chǎn)品”，這是小說故事的主體部分，講作品中的“我”奉母親之命，在清明節(jié)前乘火車趕往湘西去祭奠死因不明的父親。途中在一個叫桐木溪的小車站邂逅了一位姑娘，“我”沿途不斷地給這個姑娘講各種笑話，待到達目的地麻陽的時候，姑娘和“我”已經(jīng)是抱著兩人的孩子下了火車。第三部分題為“評論或廣告”，摘引的是這篇小說的退稿旅行及編輯的退稿信內(nèi)容。

不論是鬼子的《白竹灘·門板》，還是東西的《商品》，這兩篇小說在發(fā)表之時都是非常先鋒的，也是極具沖擊力的。正如東西在小說《商品》的最后，引了一段拉美作家卡彭特爾（不知是否也是虛構(gòu)）的一段話所言：“當小說不再像小說的時候，那就可能成為偉大作品了，比如像普魯斯特、卡夫卡和喬伊斯那樣……我們的時代任何一部偉大的小說都是讓讀者驚訝‘這不是小說’開始的?！?/p>

通觀廣西文學之所以若干年來一直活躍，其中的秘密就在于廣西的作家始終沒有放棄對文學先鋒性的追求。黃佩華的“殺牛坪”、凡一平的“上嶺村”、李約熱的“涂滿油漆的村莊”、田耳的“一天”、朱山坡的“蛋鎮(zhèn)”等無不體現(xiàn)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