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鳩杖先生愈少年
王水照，1934年生，浙江余姚人。文學史家，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1955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1960年畢業(yè)后進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1978年春，調(diào)入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曾兼任中國宋代文學學會會長、名譽會長等。2012年獲上海市學術(shù)貢獻獎。著有《蘇軾選集》《蘇軾研究》《宋代文學通論》《錢鍾書的學術(shù)人生》《北宋三大文人集團》等，編有《歷代文話》《王安石全集》《司馬光全集》等，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23年1月出版了《王水照文集》十卷。
宋神宗元豐六年（1083），已經(jīng)習慣了黃州貶謫生活的蘇軾得到一個好消息，被他牽連的好友王鞏離開貶謫之地北歸了。他喜不自禁，寫了一首七律《喜王定國北歸第五橋》，頷聯(lián)有句“鳩杖先生愈少年”。據(jù)漢唐禮制，八十歲以上才賜鳩杖，而這一年王鞏其實還不到四十歲。若如此算來，王鞏自然稱不上“鳩杖先生”，蘇軾這句詩似另有所指，送給王鞏顯然并不合適，但若送給今年89歲高齡、他的異代知音、同樣姓王的王水照先生，則實在再恰當不過了。
王水照先生早年以治蘇而聞名，他的《蘇軾選集》被錢鍾書先生譽為“卓然優(yōu)入著作之林，成一家之學”，他的《蘇軾研究》以雄健筆力和高明識見展現(xiàn)出“蘇?！钡暮棋懀摹短K軾傳》和《蘇軾評傳》描摹勾畫了一代文化巨子的人生境界和思想高度，最為人們所熟知。王先生的學術(shù)研究從蘇軾“一人之學”擴而至宋型文化“一代之學”，從宋代散文擴而至中國古代文章學，又及唐詩、詞學、錢學（錢鍾書研究）乃至通代文學史編纂等領域，領袖群倫、卓有建樹，在古典文學界影響廣泛而深刻。
王先生生于1934年，在2013年時，復旦大學中文系舉辦了“學術(shù)師承與學科建設”研討會，實際上是為先生慶賀80歲壽誕。如果從這一年算起，至今恰好十年。這十年中，先生一如既往地陶醉遨游于學問的海洋，真可謂“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持續(xù)給文史學界帶來精品力作。比如2015年出版《王水照說蘇東坡》，2016年出版《走馬塘集》和《王安石全集》，2020年出版《錢鍾書的學術(shù)人生》，2021年出版《北宋三大文人集團》和《稀見清人文話二十種》，2022年出版《王水照訪談錄》……這只是他80歲以后成果的一部分，《王水照文集》最后一冊所附“王水照著述年表”則顯示得更為豐富。如此旺盛的學術(shù)生命力，就是與年富力強的學者相比，也是名列前茅、超越同儕的。難怪南京大學莫礪鋒教授感嘆，王先生“真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當代范例”。
我自2007年跟隨王先生讀書治學，在先生身邊已經(jīng)16年了，對先生這些年的工作多有參與，時常驚愕于他敏銳深邃的學術(shù)洞察力，感佩于他鍥而不舍追求真知的精神。我曾經(jīng)撰寫過《王水照先生的學術(shù)歷程與學術(shù)思想述略》一文，將先生晚年的學術(shù)總結(jié)為“用力最深的宋代文學研究”“期待最切的古代文章學研究”“牽掛最多的錢鍾書學術(shù)研究”三個方面，這里不再贅述。本文只想借著蘇軾的這句“鳩杖先生愈少年”，來聊聊我所知道的王水照先生近些年的學術(shù)建樹，與大家共同體味王先生的學術(shù)人生。
《王水照文集》 作者供圖
一篇神完氣足的《王安石全集序》
王先生一直很重視基礎文獻的整理工作。他于2007年編成出版大型文章學資料集成《歷代文話》，大大推動了古代文章學的研究，讓文章學研究成為古代文學領域最重要的學術(shù)生長點之一。與此相應，他也非常關(guān)心宋代作家文集的整理和出版，曾經(jīng)撰寫過《宋代文學研究的思考——北宋名臣文集五種出版感言》等文章，由文獻整理而延及文學研究，以期通過文集整理推動相關(guān)理論思考的深入。
不知何故，王安石這樣一位北宋重要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的著作多年來一直未能得到全面整理。在出版社的強烈建議下，我們于2013年啟動了《王安石全集》的編纂工作，王先生任主編。編纂之初，王先生即根據(jù)王安石集官僚、學者、文人三位一體的復合型身份特性，確定了全集體例，以四部分類法統(tǒng)攝王安石全部著作。經(jīng)出版社和各位點校者的努力，此書于2016年順利出版。
王安石是頗受爭議的文化巨人，給他的全集撰寫序言是一件很費斟酌思量的事。先生卻舉重若輕，在全集定稿不久后，即讓我去他所住的養(yǎng)老院取來序言手稿錄入電腦。我一拿到手稿，便迫不及待地先睹為快。一氣讀下，猶如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當時我就想到一個詞——壯年之文！又想到了韓愈的著名論斷“氣盛言宜”，還想到了東坡的“行于所當行，止于不可不止”，感覺真是酣暢淋漓。這是一篇力量充沛之作，文章13000余字，氣勢強勁而又娓娓道來，對王安石在中華文化史上的定位非常準確，尤其是對“王安石變法”和“荊公新學”的評述，于千載紛紜的聚訟之中，提綱挈領，剖筋析骨，公允而有力。
當下，在評價王安石變法這件事時，無論在宋史學界還是在普通讀者中，都彌漫著一股非此即彼的對立情緒。王安石和司馬光，一位是新法設計師，一位是舊黨領頭羊，在政治思想上大異其趣，但兩人都是深具人格魅力的正人君子，歷朝歷代都擁有無數(shù)“粉絲”，他們的研究者或愛好者常常站在各自的立場互不買賬甚至互相指斥。我們可以看到，從嚴肅的學術(shù)論文，到普及讀物，再到新媒體、自媒體文章，都有不少針鋒相對的言論，讀得多了，有時甚至讓人感覺恍惚之間又回到了“新舊黨爭”的熙寧、元祐年間一般，兩股勢力似水火不容?？吹剿麄?yōu)楣湃藸幍妹婕t耳赤的樣子，不免覺得有些可愛，有時也覺得有些可笑。在這樣的背景和氛圍下，我們再來看王先生的這篇序言，就不得不佩服其中所表現(xiàn)出的胸襟與卓識。王先生充分肯定王安石變法的初衷及其周密的理論框架，但也明確指出其實踐面臨“三大困境”：一是王安石未能及時調(diào)整策略，化解與反對派的矛盾；二是執(zhí)行機構(gòu)倉促設置，執(zhí)行未能到位；三是變法操之過急，態(tài)度激進，超出了當時社會的承受力。這三點分析都非常中肯。同時，文章也提到變法帶來的積極效果，“國家財政有所增加，社會生產(chǎn)力有所提高，西北邊防形勢有所起色，積貧積弱的局勢有所扭轉(zhuǎn)”。王安石變法以失敗而告終，王先生又在文章中感嘆道：“他滿懷悲憤，赍志而歿，我們對他的報國雄心，理國智慧，奮斗精神，尤對他悲劇性的一生，油然產(chǎn)生敬意。”在理性辨析之外，多了一份對歷史人物的理解與溫情。序言對王安石文學理論和創(chuàng)作旨趣的概括總結(jié)也鞭辟入里。作為文學家的王安石是一位多面手，在散文、詩、詞各體創(chuàng)作上都達到了很高的藝術(shù)境界。序言全面論析了王氏的文學成就，尤其是對他的詩歌特色，利用錢鍾書先生手稿材料，提供給人們閱讀王詩更豐富的維度。
《王安石全集序》是一篇冠于300余萬字大全集之首的綜論性文章，它不同于一般的學術(shù)論文可以以偏師制勝，而是必須出以堂堂正正之師。這樣的文章容易寫得四平八穩(wěn)，但先生這篇序言卻充滿銳氣，既見史識史斷，又見文辭之美，真可謂氣足神完，令人擊節(jié)。如果再聯(lián)系到它的作者當時已是一位82歲的老人，則更讓人肅然起敬。后來《王安石全集》獲得了第八屆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著作一等獎，除了編纂體例新穎和整理質(zhì)量較高外，先生的這篇序言無疑為此書贏得了更多讀者、更多認可。
《錢鍾書的學術(shù)人生》編后記（后改作序言）手稿 作者供圖
致敬錢鍾書，推動“錢學”回歸學術(shù)
王先生與錢鍾書先生有38年的交誼，是為數(shù)不多得到錢鍾書先生耳提面命的學人之一。尤其是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工作期間，他與錢先生一起編撰社科院版《中國文學史》和《唐詩選》等書，相與共事18載。2020年，時值錢鍾書先生誕辰110周年，我向出版社提議，可以將王先生所撰有關(guān)錢鍾書先生的文章集于一處，出版一本《王水照說錢鍾書》（后改名《錢鍾書的學術(shù)人生》），獻禮錢先生的誕辰紀念會。我的原意只是檢點先生舊作，以便于讀者翻閱，而真正啟動這項工作后，先生又新撰了兩篇萬字長文。當時，新冠疫情初起，人們對病毒充滿恐懼，先生卻在養(yǎng)老院靜心撰著，接連讓我取回《〈錢鍾書的學術(shù)人生〉編后記》和《讀〈容安館札記〉拾零四則》兩篇新作手稿，前者12000多字，后者14000多字。一位86歲的老人，在短短兩三個月內(nèi)手寫完成兩篇萬字長文，不得不讓人驚服不已。這當然得益于先生沉潛多年的積累，也得益于先生心無旁騖的一貫風格，更得益于先生毫不松懈的治學精神。
錢鍾書先生的手稿集《容安館札記》出版于2003年，是一部經(jīng)錢鍾書先生整理過的讀書筆記，其中大量內(nèi)容是有關(guān)宋詩研究的。但此書勾抹涂乙，一片斑斕，王先生曾經(jīng)多次感慨“眼力不濟，認不清；對他手書不熟，認不準；學力不足，讀不懂”，他對于學術(shù)界未能充分利用錢先生的手稿，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進一步深化古典文學研究，頗為遺憾。王先生主動請纓，希望能發(fā)揮自身專業(yè)特長，將此書中論述宋詩的部分整理出來，以供學界參考使用。先生組織團隊完成了篇幅近60萬字的《〈容安館札記〉宋詩資料輯錄》，可惜的是由于各種原因，這部書最后未能出版。但借助整理《札記》，先生從中發(fā)掘了諸多重要學術(shù)論題，撰寫發(fā)表了多篇文章。其中《讀〈容安館札記〉拾零四則》就對錢鍾書與《唐詩選》、韓愈與古文運動、楊萬里與“誠齋體”、“江湖派”等重要問題都作了細致討論。尤其是錢先生與《唐詩選》的問題，王先生以《王伯祥日記》《容安館札記》與自己的回憶相互印證，為我們“揭秘”了一段珍貴的學術(shù)史史料。
《編后記》一文，王先生本來只想簡單介紹此書編撰的基本情況，但由于引入了陳寅恪與錢鍾書的比較視角，越寫越深入，幾經(jīng)斟酌考慮，先生將此文由“后記”改作了“自序”，并改題為《走進“錢學”——錢鍾書與陳寅恪學術(shù)交集之意義》。此文置于《錢鍾書的學術(shù)人生》開篇，圍繞“錢學”研究中資料使用和有無體系兩大疑點，重點以論韋莊《秦婦吟》、論牛李黨爭、論楊貴妃入宮、論韓愈、論杜詩“欲往城南望城北”句等五個例證說明錢、陳兩位先生不同的學術(shù)旨趣，以獲得對錢先生學術(shù)人生的更深層體認。在《錢鍾書的學術(shù)人生》新書發(fā)布會上，王先生語重心長地指出：“他（錢鍾書）的主要身份是學者，從中國學術(shù)史、文化史的層面來看，對他的學習和研究，重中之重還應該在于他的學術(shù)創(chuàng)造、他學問的豐富無比的內(nèi)涵、令人高山仰止的境界以及所產(chǎn)生和將要繼續(xù)產(chǎn)生的學術(shù)影響力。把研究的主攻方向放在諸如錢式幽默、個人軼事，恐非適宜。”類似意見先生曾多次表達過，主要是針對一些“錢（鍾書）迷”熱衷于尋撦錢先生的瑣碎八卦而發(fā)，先生非常期盼喜愛錢鍾書、欽佩錢鍾書的朋友尤其是青年學人能夠?qū)⒏嗑Ψ诺桨l(fā)揚錢鍾書的學問上來。先生自己關(guān)于錢鍾書的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示范。
先生曾經(jīng)多次與我談起，錢鍾書手稿集是一座寶庫，今后的學術(shù)史是繞不開的。錢鍾書先生這樣的大學者，他提出的問題、得出的論斷，都是重要的文化遺產(chǎn)。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搞清楚錢先生說了些什么，只有先把“照著講”做好，才能“接著講”，才能有效推動古典文學研究的深入。一次，我與復旦中文系一位老師聊天，他說：“王先生當年給我們上課的風格是比較平和的，很少慷慨陳詞，但也有例外，就是講到錢鍾書先生時，他講話的聲調(diào)都會變得激越一些?！边@和我的印象與感受是非常一致的。這是先生感情的自然流露，更飽含著對推動“錢學”研究的深切期待。
《錢鍾書的學術(shù)人生》 作者供圖
邊研究、邊授課、邊育人
完成《錢鍾書的學術(shù)人生》不到一年，2021年7月，王先生又出版了《北宋三大文人集團》。這是一部起撰于1987年的論著，竟積累、琢磨了這么多年才出版，真可謂“三十年磨一劍”。
當年，先生給復旦的助教進修班上課，因這群學生的特殊性（均是學有專長的大學青年教師），便在課程設計上花了一番心思，希望能跳出一般文學史框架，從群體研究角度帶動對北宋文學版圖的重新考察。這部課堂講義的撰寫直接促成了一系列精彩論文的發(fā)表，其中就包括《北宋的文學結(jié)盟與尚“統(tǒng)”的社會思潮》《北宋洛陽文人集團與地域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嘉祐二年貢舉事件的文學史意義》《元祐黨人貶謫心態(tài)的縮影——論秦觀〈千秋歲〉及蘇軾等和韻詞》等具有鮮明方法論啟示的文章，成為奠定當代宋代文學研究基礎的重要成果。
《北宋三大文人集團》一書在王先生的學術(shù)生涯中確實具有特殊意義，有媒體報道此書出版，題目徑作“87歲復旦文科資深教授王水照出版第一本個人學術(shù)專著”，蓋因這是一部典型的專著，非常集中而有體系地討論了錢（惟演）幕、歐（陽修）門、蘇（軾）門三個前后相銜的文人集團，與一般論文集頗不相侔。因為是緣起于課堂講授，所以此書既是學術(shù)成果，也是教學成果，是教學相長的產(chǎn)物。先生在此書后記中透露：“我習慣于邊研究、邊授課、邊寫稿的工作方式，通過講授似乎對厘清思路、疏通文氣帶來莫大的好處，也加快了寫稿的速度?！憋@而易見，在先生身上，學者與教師兩種身份是互相促進的，科研也是他育人的大舞臺。
除了《北宋三大文人集團》這樣因教學而促成的個人專著外，王先生還經(jīng)常與學生合作完成學術(shù)成果。這種合作是真正的學術(shù)合作，而不是徒掛其名，由此促成了許多經(jīng)典之作。比如他和七位同學合撰的《宋代文學通論》已經(jīng)成為宋代文學研究的入門讀物；和朱剛合撰的《蘇軾評傳》《蘇軾詩詞文選評》，和崔銘合撰的《蘇軾傳》，也都成了讀懂蘇東坡的必備之書。可以說，在科研寫作中鍛煉學生，帶動學生與他一起思考最前沿的學術(shù)問題，是先生帶研究生的一大特點。而經(jīng)過這種鍛煉，學生自然也會在學術(shù)上得到飛躍性成長?！短K軾評傳》后記中這段話就反映出這一點：“若老師既不滿足于簡單復述以前的論述，而學生又不能很快令自己對課題的把握提升到接近老師的水平，則寫作過程便不得不與教學過程相伴隨。”有過帶學生經(jīng)驗的人，可能對這段話更有體會。有的老師這樣感嘆：“改一篇學生的論文，比自己寫一篇還難！”這從側(cè)面反映出一位導師要培育好研究生，需要多么投入。
我自己也非常得益于先生的這種育人模式。在2006年冬，尚未忝列先生門墻的我，即幸運地被先生叫去審讀《歷代文話》校樣，在校勘、審讀實踐中我明顯感覺自己功底打得扎實了一些。參加工作后，我更是好幾次與先生合作，深受其益。舉個簡單的例子。2014年，南京大學周勛初先生主編完成了新輯的《宋人軼事匯編》，出版社約先生撰寫書評，先生將具體執(zhí)筆任務交付給我。在我躊躇不知所措之際，先生與我聊了他的想法，即從人物形象的豐富性、編撰體例的科學性、材料搜集的廣泛性等方面去思考、評價此書價值，讓我豁然開朗。不僅如此，先生還提供了一個具體例證，就是從軼事所輯材料中去考察宋高宗與宋孝宗的關(guān)系，會非常有趣。有了先生傳授的這些金玉良言，我如得神助，很快就完成了任務，這篇題作《活潑靈動的宋代人物畫卷》的文章不久得以發(fā)表。這樣的例子還很多，都是我學術(shù)成長經(jīng)歷中極其寶貴的財富。我想，這也是許多“王門”弟子共同的經(jīng)歷和感受。
《王水照訪談錄》 作者供圖
一位知識人的本分與責任
說到我與王先生的合作，就不得不提2022年出版的《王水照訪談錄》。這是一部了解先生人生態(tài)度和治學方法的“秘笈”。
猶記得第一次訪談，我?guī)е苫髥栂壬?，學術(shù)研究中有宏觀的“大判斷”，也有具體的“小結(jié)裹”，兩者應該如何更好地結(jié)合？先生便舉了何其芳寫《論〈紅樓夢〉》和《曹雪芹的貢獻》兩篇文章的例子為我解惑。大家都比較熟悉王先生與錢鍾書先生的關(guān)系，但先生曾在多個場合說過，他做學問尤其是寫論文其實受何其芳的影響更大一些，因為錢鍾書先生是天才式的學者，沒法學習模仿，而何其芳的治學經(jīng)驗與論文寫作方式，卻是有法可循，可以揣摩的。何其芳做學問，強調(diào)基本知識、基本理論與基本方法的學習和訓練，要求“系統(tǒng)研究理論、歷史、現(xiàn)狀三者的關(guān)系和規(guī)律”（《王水照訪談錄》第103頁），這給王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深遠地影響了他的治學。正是由于這層關(guān)系，先生在《訪談錄》中花了很大篇幅談何其芳。從何其芳的治所思想，到文學創(chuàng)作的“何其芳現(xiàn)象”，再到何其芳的學術(shù)貢獻，先生既帶著感情去回憶，也帶著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去審視。
2013年是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成立60周年，先生覺得總結(jié)這所國家級研究機構(gòu)的歷史，是具有重要學術(shù)意義的，“這不只是一個研究機構(gòu)的問題，而是涉及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學術(shù)生態(tài)、學術(shù)發(fā)展方向以及那個時代環(huán)境下學人的各種遭遇與應對策略，或者說他們的生存環(huán)境及其反應等問題”（《王水照訪談錄》第81—82頁）。正是這樣的格局和眼光，讓先生在回憶中不斷反省自己遭遇過的那段歷史。在提到各種政治運動時，先生由衷感慨：“運動來了，很難不被裹挾。遇到這樣的事，如何守住道德底線，是很重要的?！边@種反省難能可貴，彰顯出一位知識分子的理性和良知。這大概也是《王水照訪談錄》在學問之外，留給我們最大的歷史啟迪。
當然，《王水照訪談錄》主要篇幅仍然是在談學問，宋代文學的研究格局、錢鍾書手稿集的學術(shù)價值、《歷代文話》的編纂經(jīng)驗、當代詞學學科的發(fā)展趨向等等，這些問題都是王先生長久思考、念茲在茲的。他在書中透露的治學經(jīng)驗，與他自己的學術(shù)成果互相關(guān)聯(lián)，互相輝映，是學習、研治古典文學的寶藏。
上海古籍出版社今年年初出版的300萬字的《王水照文集》，收錄了王先生自1958年以來60余年的主要學術(shù)成果，其中最早的一篇是參加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紅皮”《中國文學史》所撰的“蘇軾”一章，最近的則是2021年10月16日所撰的第五屆古代文章學研討會開幕辭?！锻跛瘴募氛凵涑龅氖切轮袊囵B(yǎng)的第一代知識分子曲折的成長歷程，也是60余年來中國大陸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發(fā)展、變化的生動寫照。
王先生在76歲時撰文，以南宋詩人趙蕃書齋名“難齋”自警自勵，希望能克服暮年的“末路之難”，努力在文化事業(yè)上續(xù)有建樹，堅守一個知識人的本分。如今十多年已經(jīng)過去，我們看到先生不但克服了“末路之難”，而且學術(shù)之樹結(jié)出了累累碩果。在先生的學術(shù)時間表上，今年、明年、后年還將推出《司馬光全集》《校補足本施顧注東坡先生詩》《歷代文話新編》等大篇幅、大價值的作品，每一部都是沉浸多年的傾心之作。這些作品的出版，自然會將“鳩杖先生愈少年”演繹得更淋漓盡致。
（作者：侯體健，系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