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而非“此在”：吳宓晚年心境之考察
一個人與一個地方發(fā)生關系，古人多由出身和籍貫，在被動中形成，現(xiàn)代人則為生活或工作所選擇，雖不無被動，卻更有主動性，由此生成為一個人的地方性，或者說是人的在地性。無論是自然還是人為，它都是在自然環(huán)境和社會條件之中，由生命時間與區(qū)域空間的交換互動，而生成的日常生活、情感經(jīng)驗和身份認知。吳宓晚年一直生活在重慶，并且有諸多不如意，可謂歲月荒蕪，生活慘淡。但他并沒有選擇離開，而是在抱怨中磨合，在習慣里忍受，而成為當代中國最為知名的重慶學人。
一
青年吳宓
吳宓來到重慶，純是一個偶然事件。他到重慶，偏居一隅，本想尋個安靜環(huán)境，教書吃飯， 讀書養(yǎng)心，聊以度日，但世變之大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在1949至1950年間的生活、思想和心理感受，因該時段日記各一冊，早被焚毀，無法查證。它們記載了中國社會大變革“驚心動魄、 天翻地覆之情景”，也記錄了吳宓辭去武漢大學教席，到北碚勉仁和相輝學院任教的思想和心理變化及其痛苦抉擇。從他后來的零星書信、文章和“交待”材料里，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吳宓離開武漢，先是打算到成都“研修佛學”，“出家為僧”，他說：“1948年秋，我即決意辭卸國立 武漢大學外文系主任職務，到成都任教，目的是要在王恩洋先生主辦的東方文教學院研修佛學， 慢慢地出家為僧，并撰作一部描寫舊時代生活的長篇小說《新舊因緣》，以償我多年的宿愿。直 至1949年春夏之交，方能得來到重慶，暫止于北碚勉仁學院、相輝學院?！钡街貞c后，卻因交通困難，不能前往，就暫住于梁漱溟在北碚主辦的勉仁文學院，兼在相輝學院任教。1950年，兩校合入西南師范學院。后來，他有過后悔，親朋好友也曾動員和介紹他調(diào)往北京和西安高校任教。既然來了，也就不用再去追問他為何而來，而是關注他如何落地，如何與地方發(fā)生磨合與糾纏。
實際上，他在1949年4月29日離開武漢大學到重慶，6月份就后悔了。他在給吳協(xié)曼的信中 說：“甚悔不應輕離武大，此時欲歸不得，前途又無善計。”后來，他一想起4月29日，就感嘆不已，1952年作詩“豈竟余生老蜀川，憂危困辱已三年。全身污瀆哀心死，戀舊明時恨物遷。漸習核詞同偽語，獨持深意對浮妍。慰情至計依紅袖，夢里生涯便是仙”。1959年4月29日，再作 感懷之作，“墮地飛花已十年，人間何處著啼鵑。舊交縱在非同道，新曲難工只自憐。秘記楹書愁付托，離鸞寡鵠悵琴弦。溪山大好綠如許，急鍛密耕少墓田”。他在“自編年譜”里，也感嘆：“1949年四月，不回清華，又離棄武漢大學而來渝碚，遂走入相輝，編入西師”，“舉動之極端錯 誤，而禍害久長者也”。1969 年12月，他給郭斌龢寫信，談到自己遭受批斗，真恨“不能早死”，“甚悔前多年，不去清華、北大、陜西師大而留在西南師院，受此種種”。他是真后悔自己的選擇，但他終究也沒有選擇離開。
這里，就有了一個問題。那就是他為什么不離開重慶呢？他的學生季羨林曾在回憶文章里說：“雨僧先生留在四川，沒有回來。其中原因，我不清楚，也沒有認真去打聽?！壁w瑞蕻也曾有過疑問：“又聽說他最后轉到重慶西南師范學院教書了。那時我有點奇怪，心想抗戰(zhàn)勝利后聯(lián)大結束復員，吳先生為什么不回到清華園，重新住進‘藤影荷聲之館’呢？”他在西南師范學院的同事彭維金教授也認為：“就他在西南師院任教的28年來說，無論在外語系、歷史系，還是中文系，都未能用其所長，盡其全才。”1961年9月，吳宓到陜西師范學院講學，見到朱寶昌教授，他自己正被學校批判，在陜西師院卻受到熱烈歡迎，“未受輕侮”，于是，他感覺該校作風“大異西師”。1964年11月18日，開展社教運動，同事耿振華批評學校領導思想保守、放 縱，不重思想只重知識。吳宓的感受卻正好相反：“宓昔恒以西南師院太重政治，用法過嚴酷。其處罰右派之重且多，冠于全國各校，與耿君所評則適反，可怪也！”學校小環(huán)境，緊跟大環(huán)境，有樣學樣，還生怕走樣，甚至過之而無不及。任繼愈就認為：“吳宓偏偏被安排在最輕視知識的環(huán)境中。趕上視人才如草芥的年月?！薄拜p視知識的環(huán)境”是社會大環(huán)境，也是吳宓生存 的小環(huán)境。
當時學校小環(huán)境讓他意想不到。1964年12月24日，他以“君子惡居下流”，“危邦不入，亂邦 不居”為戒，心想“倘宓不在西師，禍累當不至如此之重也”。社會大環(huán)境會讓吳宓不能不受批判，學校小環(huán)境卻讓他多次受批判。實際上，中國社會現(xiàn)代化，一直以城市為中心，從封閉到開放，由東向西，呈梯級延伸擴散。越是西部或鄉(xiāng)下，其開放程度反而越低。在人們一般的思維習慣里，會自以為環(huán)境越偏僻，管理就越松散，也就會有更多的個人空間，但在一個資源相對貧乏的年代，其情形也許正好相反。處中心者，資源越多，活動越多自由，處邊緣者卻想盡辦法爭取 資源，積極主動，甚至以激進方式實現(xiàn)目的。吳宓偏居西南，身負盛名，名望天下，自然會樹大招風，頗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加之他做事認真，有熱情，不超脫，愛沖動，許多運動事件和表態(tài)事項都會找上門來，落到他的頭上。
晚年吳宓身處四川，喜歡聊天，談得最多的人是陳寅恪和吳芳吉，最多的事是他和毛彥文的愛情，偶爾也評論同事和川人。他認為“蜀男女皆富于情，敏于感。蜀士率讀詩多而能吟詠”，才情有余而品性不足。川籍學生人本“聰明”，“性于文藝為近”，擅長圖畫，對傳統(tǒng)詩詞韻律，“無人教授，少人通曉”，也就“難言”文學之成績，“前途亦極黯淡也”。川中文人 雖“資性聰明”卻少有“獨立特行者”。說到蜀中“五老七賢”之一的趙熙，認為他的詩寫得好，他的書法卻“極惡劣丑怪，今蜀人猶多效之者，誤也”。他不但評論四川人，還評論其同事，如認為西南師范學院中文系“四老”之一的賴以莊，生平甚用功，能博覽，然“無卓越之品格，圓滑應世，又無堅定之宗旨，惟喜述說人之科名家世及著作軼事等，若持與碧柳較，實有霄壤之懸隔也矣”。有一個四川人是例外，那就是吳芳吉。吳宓偏愛吳芳吉的詩和人，世稱“兩吳生”。在他眼里，吳芳吉是天才，是中國的雪萊。1949年后，他將吳芳吉作為情感依靠， 制造為詩歌神話，不時談及他們間的情同手足關系。他還曾告之身后事，愿以僧服入殮，葬在江津黑石山吳芳吉墓旁。吳芳吉是吳宓的一面鏡子，也是四川詩人和文人的標桿，在他眼里，“蜀士多資性聰明，而處境豐?！?，“奔走末職而洋洋得意”，“皆 《浮華世界》（名利場） 中之人 物”，只有“碧柳乃真特立獨行者”。又說成都“文士生活，亦不外美饌佳肴，痛飲連醉，再則賭博跳舞，全系享樂縱欲生活”，“至于愛情之理想與實際，亦非徒事享樂之名士所能知也”。他雖極為贊賞吳芳吉，但也認為他有四川人的通病，“四川人皆輕躁。碧柳尤喜動，恒無計劃、無希望”。當然，他說的是四川人，也是說他自己。吳宓也時犯輕躁之病，常訂計劃，但多不執(zhí)行，只在口頭說說，或僅僅記錄在日記里，就算了事。吳芳吉因病早逝，在他的家鄉(xiāng)——重慶，吳宓就成了傳統(tǒng)文化在當代的守護者，實際上，在吳宓內(nèi)心，始終擁有這份文化情結和使命。
二
吳宓1937年于清華園
吳宓是有機會離開重慶的。1961年，他的女兒吳學昭兩次到重慶和學?？赐?，5月在重慶渝州賓館匆匆見面，就勸說吳宓探訪舊友和調(diào)離重慶，可“發(fā)揮宓之所學就特長，完成個人有系統(tǒng)之長篇著作，勝似在西南師院僅以教課之余事，作附屬性之研究（如今之注釋）而不為人所重”。8月在學校見面，繼續(xù)關心吳宓的生活和學術著述環(huán)境，為“生活之豐裕安適”和“著作之自由方便”考慮，她希望父親能調(diào)職（或退休）移居北京，他在重慶的“居處、飲食、生活種種簡陋粗穢，遠不如北京安適”，如到北京，可“在文化潮流之中心魘飫圖書載籍，先得見科學 之新資料，更與學者文士往來切磋，則編述與創(chuàng)作兩可有成”，可將“所知舊時代之生活、舊學術 之精華，盡詳盡多寫出，留作后代寶貴之資料”，也可“進行自己之創(chuàng)作”，認為吳宓珍愛的 《吳宓詩集》，“其效果極微，若夫宓昔擬撰之 《人生哲學》及長篇小說 《新舊因緣》仍可作出，但觀點立場須作相當修改”，總之，應“心情開朗，態(tài)度積極，多寫作，多刊發(fā)文章，但不擬發(fā)刊而藏留于后世之著作，亦可撰寫”，她還希望父親寫文章，以引起學術爭鳴，并建議他“出游各地， 以新耳目”，多與新舊學者朋友“談論”和“切磋”，即使不考慮調(diào)離，也“必須從事并發(fā)表其著作”，“改其久久沉默之態(tài)度，以文章著作多與世人相見”，這樣，才可“對新中國、對社會主義文化有貢獻，亦可不負宓自己之一生也”。
吳學昭勸了一天一晚，他卻不為所動。他不愿離開重慶，習慣了這里的生活，如“環(huán)境改變， 人事生疏，精力衰耗，應付難周，當局實難位置宓，宓亦更難于自處”。他還有更多隱憂和擔心。吳學昭建議他去北京，其母陳心一可為吳宓“抄寫書稿、擔任助理編輯”，這是吳宓內(nèi)心極不情愿的事，他不愿意與陳心一復婚，除了日記，也沒什么稿子需抄寫。他一個人生活習慣了，對兩人在一起生活心有恐懼，在他的內(nèi)心依然保持對毛彥文的美好印象。到了北京，雖好友多了， 讓他擔心、害怕的事也多了。1962年，在給李賦寧的信里，他就解釋了其中原因。他深知“到北京之好處，不待細說”，仍決定“無論如何，不長居北京，不在北京工作”，理由是已有友生“督責”自己改造，若居京，“反與友生暌違”。北京大學教授中的李賦寧、王佐良、楊周翰等的馬列主義學習好，西洋文學知識、學問，“其生動之文筆、著作，遠非宓能及”，“宓來北大，成為無用之人，有如一位貧窮的老姑太太，回到賈府受王熙鳳等之……”。另外，還有一條理由，“家中人 均進步，長年同居，反多心情上之礙與語言行動之不自由（服從黨團之政令及思想，此則全國無異）”。
也許換一個環(huán)境，他的生活和命運會好一些，當然這也只是假設。他還有更大的“孤悚隱衷”，“宓之知命信佛，輕生死、樂消閑，宓之不肯寫白話簡字文章刊布，宓不愿在新時代得名受譽，宓不愿居住輦轂之下，與當代名流周旋，宓之許由與伯夷、叔齊思想，‘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豈甘特制新衫，以干謁學術界之新貴人，容悅居上流之舊友生，以為宓進身揚名之地哉？”其志向如此，何談移居？至于吳學昭建議的多刊發(fā)學術著述，多與名家交往，更是吳宓心存恐懼和反感之事，他愿意交往的大都是有獨立人格、不與時代合作的舊派人物，學術著述更是不愿刊布，即使去了北京，他也沒有什么熱情和興趣。在民國時期，吳宓對學術研究都不算勤勉上進的，何況在這個時候，他的心思早不在此，而放在寫作“日記”上了。但他聽從了出游的建議，說不上可“新耳目”，卻可見見老友，以解多年相思之苦。從 1961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22 日， 外出一個月，先下武漢，轉廣州，再北上北京，后從西安返回重慶，受到了朋友和親人的熱情款待。此行意在探親訪友，也是學術之旅，更是文化的契闊。
三
吳宓晚年照片
吳宓喜歡四川的山水和飲食。他雖然比較古板，也不是一個十分有情趣的人，但卻愛美，愛詩，包括美景、美食和美人，向往大自然和詩意之美。他“能隨處發(fā)現(xiàn)大自然之美并沉醉于其中”，十分向往鄉(xiāng)民和市民生活的散漫、自在而自得?！班l(xiāng)野之農(nóng)民，大城市之人力車夫，雖勞苦窮困，然其每日工作畢后，必坦腹列坐，吸旱煙，飲清茶，共相談笑，有栩栩然自得之樂，不 知周秦楚漢，何分南北新舊，更不問君主與民權。爾時酣嬉休暇之愉快暢適，熟知我者，此乃真自由，真平等，真幸福矣”。時代變了，人們“工作皆極緊張，其生活乃極嚴肅，其心情乃極煩苦，特相互競賽、相互監(jiān)視，隨眾依式，莫敢自陳而已”，男女老少“皆學得殘虐斗殺之心情，憤 戾驕橫之姿態(tài)，嗔目切齒，閉唇握拳，而中國數(shù)千年溫厚祥和之風，優(yōu)游暇豫之容，從此永絕矣”。他以白描之筆勾勒兩幅畫像，一幅“坦腹列坐，吸旱煙，飲清茶，共相談笑，有栩栩然自得之樂”，一幅“憤戾驕橫之姿態(tài)，嗔目切齒，閉唇握拳”，形象逼真。1961年5月13日，在潘家 坪招待所 （今渝州賓館），他與女兒吳學昭見面。吳學昭勸他到外地出游，探訪舊友，亦可商量調(diào)離重慶，發(fā)揮其特長。第二天，在返校的路上，他就被沿途風景和校園美景吸引住了。“午飯后， 深陰欲雨，車行途中則大風。此時忽放晴，遠看四山青碧如畫，西南師院山坡草木綠被如細氈。入校，則清幽整潔，真覺不忍離去此地。況吾生已成若干階段，今之末段，豈容插入‘京國集’中，而亂我之步驟，違我之情志耶？學昭之議，宓似弗能從，終留此為佳耳矣！”
對北碚及西南師范學院校園之美，他更是贊賞有加。他曾帶學生在校園里廣柑樹林里欣賞風景，“我喜歡在春天的黎明時來這里散步。薄霧香花，綠葉素榮，可真是個人世的伊甸園”。1960年，學校10周年校慶，他的祝辭很美，“十年樹木已成林，樓閣崢嶸氣象新”，“濟濟良師從此出，山如畫黛水鳴琴”。1962年，他給學生李賦寧的信中說：“宓老年心境平和，樂天知 命，對人有恩無怨，在此與各方面關系均好。北碚為山水窟，風景極美”，“故宓決愿終老此地”，“葬于北碚峽口之山巔（公墓），山水、煙云、風景至美”。“山水窟”言山水絕佳之處， 蘇軾詩 《將之湖州戲贈莘老》云：“余杭自是山水窟，仄聞吳興更清絕。”1964年3月15日，吳宓大病初愈，與雪（張宗芬）和小孩到嘉陵江邊觀江水，撿石子，在石灘上看輪渡，“嘉陵江水 猶碧綠，春景至美”。3月29日，受藍仁哲之邀，到北碚歇馬場四川外語學院校園，欣賞美麗春景，“綠水垂楊，風景靜美。既入校，穿葡萄架長路，而至教學樓前，則見紅、緋、白色之桃花樹多株，雜以李花樹，密植路之兩側?；仁㈤_，而落英繽紛覆路，實甚美觀”。一路上有雪 （張宗芬）及子女伴游，因臨時有事回學校，未能前往磨灘觀賞瀑布“奇景”，“宓今日之游殊樂，身體甚覺舒適”。1971年3月17日，春天到了，吳宓感受到春天的氣息，“昨今兩日，宓始注意到桃花已開，桃花瓣飛落路上。陽景春濃，宓極欲步行至李園湖畔，觀賞兩年前所識之春景，而唐、曾及其他友人均戒宓‘勿外出走動，免為人所注意，而招來禍患’，故終遲惑不敢 徑行”。這時，吳宓的腿腳不便，身份又特殊，外出有意外麻煩，吳宓喜歡自然美景，沒有辦法，只能遠觀或想象春天。這里的“唐、曾”即曾先后幫助吳宓做家務的女工唐昌敏和曾婆婆， 時間最長是唐昌敏。
吳宓不僅喜愛美景，還愛好美食。他喜歡與三兩知己聚餐或茗談。吳宓能喝酒，愛品茶，卻討厭抽煙，對抽煙者深惡痛絕。他的酒量不大，三兩知己聚在一起，主要是以酒助話，以酒解悶。1971年9月8日，他在梁平曾將就一枚煮雞蛋飲白酒，9日靠一枚饅頭飲白酒，10日，“一饅有半，飲白酒，食煮卵一枚”，11日仍用雞蛋饅頭飲白酒，飲酒解愁，他內(nèi)心藏有排遣的苦悶。高興時他也飲酒。1972年元旦，那是一個極為平淡的新年，“無慶祝大會，無團拜，亦無私人拜年， 亦無樂歌”，“新年第一日，宓平安無事，且能安靜讀書”，一早“紅日如火球，為之欣快”，早餐食花卷和雞蛋，“飲白酒甚多”。在生活料理上，他“遠不如常人，有時甚至顯得幼稚可笑”。他不會做飯，常去同事朋友家，“久坐”，“論學”，友人熱情招待，喝酒成自然之事，在他的日記中，有不少“飲白酒一杯”的記錄。1951年1月12日上午小組學習，會后，吳宓訪穆濟波，“飲廣 柑酒”，以詩唱和，享受詩酒人生。13日晚又去穆濟波家，同周邦式飲白酒，“談詩及佛教”。1月22日，飲廣柑酒。2月2日，去李源澄家飲白酒。4月2日，在周邦式家，“飲茅臺酒半鐘”，周還幫吳宓修改詩歌。1952年11月2日，在北碚公園附近的“對又來”酒店，飲白花露、葡萄酒、 大曲酒共3小杯。1962年9月22日，他還購得五糧液一瓶，價格4.5元。1963年10月11日，友人 在北碚下半城松鶴樓為吳宓祝70歲壽辰，他與其他兩位共飲五糧液3兩。1961年4月30日，吳宓分得五月飯菜證，“今晚遂得食米飯三兩及蔬菜，得飽”，還分得一大瓶五糧液，“遂以牛皮菜下酒，獨飲一杯”。拌牛皮菜喝五糧液，雖有些浪費，但也毫無辦法。
吳宓不喜歡社會活動，但喜赴宴和聚餐。他多次到西南農(nóng)學院張勁公宅吃飯，“肴饌頗豐”。1956年9月6日又赴宴，菜肴豐盛，飲葡萄酒，7日再與人合請對方，肴饌豐美，進廣柑酒和白酒。12月9日，又與幾位同事到張勁公宅吃飯，“是日肴饌尤精美，進桑葚酒，食米飯、饅頭，深酣飽”。1958年張勁公調(diào)至江蘇師院，不再有記錄。1959年7月3日，中午赴趙少咸、龐石帚宴請，賓主九人，吳宓對菜肴印象深刻，“肴饌豐美，海參席，以奶湯魚肚及軟炸雞肝、蔥、醬二味為最佳（席費十五元云）。宓得嘗此席，如地獄中人重來人間天上，遂恣食，飲白酒數(shù)杯，半醉 矣”。吳宓自己不會弄飯菜，卻喜品各種美味，吃到美味，猶如從地獄中“重來人間天上”。1960年5月9日，參加省政協(xié)委員視察活動，給他最大感受是吃得好，“肴饌更豐盛，致多食”，“此次政協(xié)委員參觀，實游玩與飲食享受而已。幸甚”。1964年9月14日，與朋友聚餐，有詩句“最愛家廚特饌美”。1965年7月11日，到重慶師專周邦式宅，周邦式夫婦熱情招待。其夫人盛 載筠忙著“治饌”，“手制肴饌豐盛，皆宓平日所嗜者，冷碟四：松花皮蛋、豆腐干、燒雞、泡姜。熱菜三：紅燒豬肉、香菇豆腐，絲瓜豆腐湯，廣柑酒。鎮(zhèn)江金山牌之名醋”?？上А懊牢短唷保?讓他“應接不暇”，又逢“天熱”，各述近況，說話多，他“僅進米飯小半碗，但共式飲廣柑酒罄 半瓶”。經(jīng)歷大半年運動，他身心疲憊，能有閑暇見到老朋友，還有好菜好酒，吳宓的愉快心情也就可想而知。
吳宓還喜歡美女，他毫不忌諱地一一記錄在日記里，甚至有些以貌取人。1951年1月9日，有男生女生報名參軍。說到某女生，吳宓認為她是“本年級最美之女生”，卻哭泣不止，由另一女生代讀志愿書。另一女生也是“明媚鮮妍，有才，通達而大方”。他眼中的女學生主席，卻“貌最平庸”，但“深沉老辣、堅決明細”，為國家需要之“標準人物”。讓人有些訝異的是，吳宓在日記里喜歡記錄學生、鄰居和同事女兒之美貌。如在批斗會上，看到女生發(fā)言者，說她雖“明眸皓齒，燕語鶯聲”，卻“作出猙獰兇悍之貌，噍厲殺伐之聲”，讓“久戀女子”的吳宓也深感“厭離”，而嘆為觀止、不可理解。人們私下津津樂道的一段故事，就是吳宓與雪（張宗芬 的情感 糾葛。他們交往從紅顏知己到紅顏不知己，吳宓在她身上投入了太多的感情、時間和金錢，同情其命運，自是主要原因，也還有另外因素，就是吳宓內(nèi)心藏有美女情結。在剛剛認識時，吳宓認為她是“全校女員女生中最美之人”。1952年12月14日，到禮堂聽報告，看到她坐在左后排， 也覺得她“美艷絕倫，全校之盛飾華服之太太小姐為之減色”，“會散”后，“又見雪與女同事二人，左右夾持，連手俯身，沖大風，疾馳而過，出宓等之前，宓憐其衣薄而居遠”。吳宓真是多情的種子，已近60之人，仍有如此浪漫心情。1958年6月28日，吳宓參加學校歌詠晚會，登臺站在第三排中間位置，唱了4首歌，“隨眾應景”，但看到“雪”（張宗芳），雖容華大損，仍為地理系之美人。1973年1月14日，雪來“久坐”，已至52歲的她，在吳宓眼里，仍“白潤豐美，視為 青年女子，且情意似甚殷摯”，只是感到“其思想，則趨時從新不喜舊”。
1964年9月13日，他觀看電影《北國江南》，秦怡飾女主角銀花，其面貌讓吳宓想起了學生吳靜文。吳靜文外形漂亮，此時正在合川參加“四清”運動。1955年5月10日日記有記載，吳宓在講課時，“見史三女生吳靜文坐前排正中，兩年不覯，驚其美。第七節(jié)續(xù)講，伊已遠去，豈有覺 而為之歟”?！笆啡奔礆v史系三年級。1956年9月27日記載，吳靜文一畢業(yè)就與歷史系秘書鄭亞宇結婚，吳宓送禮金一元。此后，吳靜文多次向吳宓問學。后來，吳靜文夫婦被調(diào)往合川中學擔任教師。吳靜文來告別，甚是悲泣，“泣時，愈增其美，宓不忍視”，吳宓也很傷感，“勉慰之”。他認為學校只重視其英文和西洋文學，不知他還深通并能教授中國古典文學，“獨有吳靜文者，自愿專從宓學此科，其人又和善而極美，深愜宓心”，“宓之傷感悲憤，實不減于鄭亞宇及吳靜文夫婦本身者矣！”吳靜文夫婦離校辭行前，還吳宓書，并寫詩，“呈儷影一方”，吳宓粘存。到了1963年11月30日，美術系一美女老師因下放來辭行，又讓他想起吳靜文夫婦，感嘆：“今已一載， 甚矣，美人才士之多薄命也”。吳宓甚贊鄰居錢泰奇教授兩個女兒之美，還為美女編序號。1973年1月18日，“上午9-11此間第一美人錢國昌來，第二美人劉哲志亦攜幼女鐘一清來，宓幸而由二美人陪導、護衛(wèi)同出，由解放路折入中山路而抵百貨商店”買棉鞋?！暗谝幻廊恕薄暗诙廊恕?近似玩笑話，卻堂而皇之地出現(xiàn)在吳宓日記里，可見吳宓對美女的鐘愛程度。他還為美女打等級。1月26日，訪錢泰奇、孫荃夫婦，“初見其長女錢小萍，美而白皙”。錢小萍、錢國昌都是雕塑家 錢泰奇女兒，其子錢國華還隨吳宓學過外語，聽過吳宓講《紅樓夢》。1973年6月2日，又說錢小 萍“甚美秀”，錢國昌“則豐艷”。10月1日，他帶吳須曼拜訪錢泰奇夫婦，見錢小萍“毫不裝飾，而宓益覺其美”。12月19日，劉玉瓊來，求吳宓講毛主席詩詞，“此女亦秀美可愛，然不注意聽講，亦不熱心向學，不可教也”⑥。人雖秀美，卻不好學，讓他感到?jīng)]法“教”。吳宓喜歡美而好學之女性，所謂“紅顏知己”者也。
吳宓晚年不離開重慶，在我看來，主要有四點因由。一是吳宓喜靜不喜動，對變化的未知性一向存有顧慮和恐懼；二是到外地開展學術活動以及邀寵之遇非他所愿，還心存恐懼；三是在經(jīng)歷陌生、抱怨和憤怒之后，他已熟悉了學校環(huán)境，習慣于重慶生活，而且，還很有些許掛念。他對日常生活的滿足，也是對傳統(tǒng)文化的變相堅守。思想文化不僅是一種價值理念，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四是為他提供離開重慶的機會，正是他受到最好禮遇之時。1961年的吳宓，已多年擔任四川省政協(xié)委員，還開始招收研究生，接受訪問學者。當年2月15日，正月初一，吳宓上午隨郭豫才、張宗禹、許可經(jīng)（分別為歷史系、美術系、音樂系主任）到學校領導家里拜年，下午，學校領導6人回訪，給吳宓拜年，中文系書記、系主任、教研室主任、教學秘書4人和私交朋友8人紛紛來拜年。這可說是吳宓解放后在新春佳節(jié)最為榮光的一天。此后，全國運動不斷，學校也一片混亂，友人自身難保，再沒有人來找他談論調(diào)離之事，他也只好呆在重慶了。
一個人的遷徙，古人多受貶謫，今人則原因多多，或求學，或謀身，或婚嫁，或旅游，不一而足。吳宓與重慶，有情有緣，先緣后情。它不由思想觀念而選擇，而被工作和生活所確定。先有正打歪著的偶然，后有特殊時期單位制度的綁縛，也有機遇的不巧合，更有日常生活的眷念和個人性情的習慣。如此種種，成為吳宓晚年留在重慶的偶然或必然，談不上幸運與不幸，遺憾和怨懟。他的“在此”而非“此在”，他沒有更多的選擇，只有接受和忍耐，習慣成自然，自然久了，反而生起不少留戀。在吳宓身上，并沒有體現(xiàn)出存在主義哲學對“此在”的超越和反抗，而是對“在此”的 種種生活的忍從，以及如同螺螄殼里做道場，堅持日記書寫，以求得情緒的宣泄和精神文化的自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