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一

我的老家在安徽省銅陵縣和平鄉(xiāng)臨江的圩區(qū)，母親娘家則在一個我至今尚未去過的名叫“泉欄”的山村，屬銅陵縣鐘鳴鄉(xiāng)。

雖然同屬一縣，但鐘鳴跟和平隔著三個鄉(xiāng)，由北向南，依次是半圩區(qū)半丘陵的鐘倉鄉(xiāng)（我少年時代足跡所達最遠處），半丘陵半平原的順安鄉(xiāng)（銅陵縣地理中心），以及半山區(qū)半丘陵的新橋鄉(xiāng)。過了新橋，才是鐘鳴。

我們圩區(qū)處于縣境正北，鐘鳴在縣境東南，泉欄又位于鐘鳴最南邊，所以母親娘家和婆家直線距離有七八十公里，在交通落后的年代全靠步行，真可謂遠哉迢遙。我父母總是稱“泉欄”為“老山里”，就是大山深處的意思。

我不僅沒去過泉欄，也沒見過外公外婆（本地方言叫“家佬佬”“家奶奶”）和泉欄的眾親戚們。母親姊妹四個（我們叫“姨娘”），沒有兄弟，這大概是泉欄那邊平時也很少有人來我們圩區(qū)走動的原因之一。

“家佬佬”過世得早，“家奶奶”在我一兩歲時倒是千辛萬苦來過圩區(qū)一次，我自然全無印象。聽大姐說，她老人家先是走到長江下游另一個圩區(qū)我們“大姨娘”家住了幾天，再到中間位置的我大姐家住幾天，最后才到我們家。一個小腳老太探望女兒和外孫女（那次遠行主要是來侍候大姐生頭胎），居然步行往返近兩百公里！

從圩區(qū)回泉欄不久，外婆便去世了。

那時候農(nóng)民被牢牢拴在土地上，一年到頭忙于集體勞動，經(jīng)濟上除了維持日常基本開銷之外，再無余錢。但“禮失求諸野”，窮歸窮，繁文縟節(jié)一樣不能缺。走親戚，尤其鄭重其事走遠方親戚，哪個好意思空手？親友走動的花費叫“門攤頭”，至今提起這三個字，鄉(xiāng)親們?nèi)匀桓械绞殖林?。“門攤頭”猶如一塊巨石，不知壓傷、壓垮過多少家庭。

更何況交通不便，即便生產(chǎn)隊允許出遠門，又負擔得起“門攤頭”，可一想到目的地在七八十公里之外，也只能望洋興嘆。從圩區(qū)到泉欄，步行一刻不停，也需十多個小時。天蒙蒙亮出發(fā)，“擦黑”才能趕到。中間若走了“冤枉路”（因迷路而繞行），就更難講了。

當然主要還是貧窮，否則路再遠也不在話下。貧窮，使得七八十公里的路程成為一道天塹，阻隔了骨肉至親的日常聯(lián)系。

從我讀初中開始，逢年過節(jié)總要奉父母之命，去北面夾江對面的“胥壩”洲上，看望改嫁在那里的“三家奶奶”（母親的三嬸）。我很難將這位和藹慈祥的老人跟我自己的“家奶奶”聯(lián)系起來，“三家奶奶”也從未向我提起“泉欄”和我自己的“家奶奶”。

母親一年到頭忙里忙外，一邊下田地，干生產(chǎn)隊的各種重農(nóng)活，一邊獨自操持家務(wù)，負責全家八口（年邁的奶奶、父親、大哥二哥、四姐、小妹和我）的穿衣吃喝。她從未跟我一起渡江看過“三家奶奶”。從我三四歲記事起，母親也從未出遠門、回過“泉欄”娘家。

母親對“三家奶奶”感情很深，也很掛念她的堂弟（就是我堂舅，三家奶奶改嫁時帶過去的獨子）。他們是跟母親住得最近的兩位“娘家人”。再遠一點，就是嫁在長江下游另一個圩區(qū)的母親的大姐（我們“大姨娘”），跟我們也相距二十多里地。據(jù)說大姨娘的兩個兒子很早就會自己做飯，所以她偶爾能脫開身來看我們。兒女眾多的我母親則從來沒有時間去大姨娘家走動。

我每次挎著小籃子過江去看“三家奶奶”和堂舅，總嫌籃中禮物太輕，很沒面子，“別別弄弄”（老大不情愿），只當一件任務(wù)來完成。吸引我的是來回可以坐小渡船，在江面上很享受地蕩悠十幾分鐘，二哥戲稱這是我的“渡江偵察記”。電影《渡江偵察記》的故事原型確實就發(fā)生在我每次過江的那個渡口下游不遠處。

當時不知道，這其實是母親1991年去世之前，我為她所做的最緊要的事情之一。我手里那只小籃子，不僅包含著她對隔江相望的“三家奶奶”和堂舅的眷戀，也寄托了她對再也無法回去的“泉欄”村，以及住在那里的親人們的思念。

二

在我出生以前，母親倒是回過一次娘家。

那是1954年長江“發(fā)大水”，我家所在的“小圩”和“老圩”都決堤了，父親跟奶奶隨著鄰居們住進鐘倉鄉(xiāng)丘陵地帶臨時搭建的窩棚里，母親、六歲的大姐、四歲的二姐，還有剛出生一個多月的大哥，則坐一艘小船，逃難到“泉欄”外婆家，一住就是小半年。全靠外婆一家接濟，這才渡過難關(guān)。

父親一生貧窮，對岳家感激在心，卻難以為報，困難時期，他甚至都沒有心情說道此事。母親去世之后，父親才時常對小輩們念叨，說我們欠了“老山里”外公外婆的債。外公外婆過世得早，你們母親只有三個姐姐，沒親兄弟，但“老山里”還有一些堂舅，今后有可能，一定要去“走走”，多少報答一點他們的恩情啊。

父親也只能這么念叨一下而已，自他2005年去世直到如今，我們兄妹八人都為各自的生計奔忙，誰也沒能去實現(xiàn)他的遺愿。我十四歲離家到銅陵市讀高中，十六歲來上海讀大學，后來留復(fù)旦任教，一晃四十多年，燕泥鴻爪，不計西東。偶爾回老家，總是來去匆匆，也始終沒時間去“泉欄”看看。

母親的娘家，成了我們兄弟姊妹一個遙遠的夢。不知何時能走進這個夢一般的山村。

因為跟舅舅姨娘們長期失聯(lián)，只能靠三家奶奶和堂舅，以及嫁到長江下游另一個圩區(qū)而又勤于奔走的“大姨娘”傳話，母親娘家這一系的根脈在我們記憶里總算留下一點印象。但這印象實在太模糊了。大姨娘和“三家奶奶”一樣，見面時也很少提到泉欄。路遠迢迢，歸期如夢，提起來，難免都會傷感的吧。

一直到長大，我總是延續(xù)著幼時模糊的想法，覺得媽媽就是我家的媽媽，一直就在我們家里忙碌著，怎么可能還有她自己的家呢？

小時候，大姐、二姐、三姐經(jīng)常帶著她們的一大群子女來看望母親，當孩子們（最大的兩位外甥年紀跟我差不多）一疊連聲、親親熱熱叫母親“家奶奶”時，我卻很少想到自己也應(yīng)該有“家奶奶”，母親也應(yīng)該有她自己的母親。

母親嫁到我們圩區(qū)之后，成了一個沒有故鄉(xiāng)的無根之人?；蛘哒f，母親本來有娘家和婆家兩條根，但娘家那條根幾乎被斬斷。她含辛茹苦過了一輩子，丈夫和八個子女是她唯一的牽掛，也是她生命之樹唯一的根。

二姐嫁在本村，住得最近，經(jīng)?；丶?guī)湍赣H洗頭發(fā)。母親頭發(fā)茂密粗軟，烏黑油亮，本地少有，每次洗頭都要二姐（后來是四姐）幫忙。記得有一年冬天洗好頭發(fā)，母親難得坐在“火箱”里烤火休息，跟二姐拉家常。二姐嗔怪道，媽媽頭發(fā)就是多，一個人真不好洗！母親笑著說，我年輕時頭發(fā)還要多呢，早晨上山，不小心散開來，就很難把砍好的竹子背回家，因為頭發(fā)會纏在竹枝上。

在一旁玩耍的我對母親和二姐談?wù)擃^發(fā)絲毫不感興趣，可一聽到“上山”“砍竹子”，耳朵立刻豎起來。本地沒山，也沒竹子，母親怎么會上山砍竹子？

我哪里知道，母親是在談?wù)撍哪锛?，談?wù)撍约哼b遠的青春歲月。

三

最近跟二哥二嫂通視頻，才知道媽媽是在抗戰(zhàn)后期，為了躲避侵華日軍一支逼近皖南山區(qū)的部隊，才躲到我們鄰村她姑媽家，后來由后者做媒，嫁給比她小兩歲的我父親。

這讓我猛地想起，小時候確實常常去鄰村這位親戚家玩，但并未見到早已過世的母親的老姑媽。每次我去他們家玩，母親知道了，嘴上雖然不說什么，但不知為何似乎總是面有難色。她從未跟我說起兩家關(guān)系的根底。我知道兩家是親戚，但這次聽二哥二嫂解釋之前，我一直都不曉得具體是怎樣一種親戚關(guān)系。

原來母親嫁到我們圩區(qū)不久便遇到土改，家產(chǎn)蕩然無存。爸爸是“國家教師”，導(dǎo)致出身貧寒的母親跟奶奶一起被劃為地主成分。此后二十六七年，因成分差，母親飽受歧視和欺凌。把母親介紹給父親的那位老姑媽的兒子和兒媳婦，即母親的表哥表嫂，很長時間不敢公開跟我們家走動。直到1976年之后某一天，他們夫婦才特地來我家，跟母親相對而泣。這個場景我記憶猶新，然而當時和以后很長時間卻并不明白其中的原委。

鄉(xiāng)下婦女苦命的不少，但苦到我母親這種程度的并不多。母親自己也常說，她生來就是為了“吃苦”。

誰能說清我母親吃過的苦呢？不說別的，1950至1970年代匱乏時期，母親接連生下九個兒女（其中一個夭折），就真抵得上九九八十一難了。除了臨盆待產(chǎn)和坐月子期間，母親從未脫離田間地頭的繁重勞動，包括大冬天“開河”（整治河道），同時還包攬了一大家子洗衣做飯的臟活累活。

今天有現(xiàn)代化廚房，許多家庭還為洗衣做飯發(fā)愁，經(jīng)常只能仰仗“家政”、飯店和外賣，我母親那時候則不知要辛苦多少倍。直到1991年母親去世，我們鄉(xiāng)下做飯燒水仍是靠舊式燒柴的爐灶。洗衣則是先在家里，用做飯的漿水、皂角和輕易舍不得用的肥皂，將一件件衣服在木盆里搓好，再捧著沉重的木盆去村頭村尾水塘邊，用棒槌反復(fù)捶打，再用清水漂洗。單單為一大家子人洗衣做飯這兩件事，就足以說明母親的辛勞了。

但母親也有她引以為傲的財富和足以慰藉她困苦一生的幸福，那就是她所愛的八個兒女。母親為兒女們付出全部的愛，也從兒女們身上獲得愛的回報。母親為我們兄弟姊妹八個“吃苦”到最后，她也從似乎無止境的苦中嘗到了一點生命的甘甜。

雖然不能回娘家，母親卻可以經(jīng)?？赐薜貌贿h的女兒們。

主要是大姐。大姐“親上加親”，嫁給我大姑媽的長子，大姐夫也就是我大表哥。大姐很早就跟大姑媽分家單過，這大概是母親經(jīng)常去大姐家的主要原因。單過的女兒跟公婆發(fā)生齟齬的概率較少，做母親的過來看自己的女兒，可以省去許多周折。

二姐嫁在本村，婆家人口眾多，內(nèi)部關(guān)系極其復(fù)雜。我一直鬧不清二姐家眾多成員的相互稱謂。母親很少去二姐家，二姐則有事沒事，幾乎每天都要跑我們家好幾趟。跟著二姐的，當然是形影不離的二姐夫和他們的兩男兩女。

三姐從小被“抱出去”，即自家無力撫養(yǎng)，抱給別人做女兒。三姐的養(yǎng)父養(yǎng)母是出奇的好人，他們家兒女并不少，也并不比我們家寬裕，不知為何卻還要收養(yǎng)三姐。三姐也出奇地孝順，對生身父母和養(yǎng)父養(yǎng)母一視同仁。尤其出嫁之后，三姐經(jīng)常跟三姐夫來我們家，有時跑得比大姐二姐還要勤。

我二嫂就是三姐在養(yǎng)父母家的妹妹。二嫂也是出奇的好人，她不僅是我父母生前貼心的好兒媳，父母過世后，正是由于二嫂的通達、善良、聰慧、謙讓、熱情好客，加上在鄉(xiāng)村中學做教師的小妹和小妹夫的默默奉獻，往日大家庭和眾親戚的溫情才得以維系至今。

小時候我們家一年四季，哪怕農(nóng)忙季節(jié)，也總是川流不息“來客人”。這些客人，主要就是奶奶的四個女兒（我的四位姑媽）以及她們一個比一個漂亮帥氣的兒女，以及三位姐姐姐夫、小妹小妹夫和他們的同樣活潑可愛的兒女們。

不管奶奶的四個女兒帶著她們的兒女回娘家看奶奶，還是母親的四個女兒帶著她們的兒女回娘家看母親，張羅著給這兩撥客人做飯的，主要靠母親一人。

有時客人們不約而同一起來，屋里屋外，門前門后，擠得滿滿當當。大家輪流吃飯，洗碗，再吃飯，再洗碗。母親很多時候就只能坐在廚房灶火前面，一邊燒火，一邊安排姐姐們幫忙做飯。舊式燒柴的爐灶，煙囪做得再好，總有多余的煙氣不能排出，母親因此常年被廚房的煙火嗆得眼淚直流。

這是一生困苦的母親流出的最幸福的淚。

我四位姑媽和姐妹的家庭，夫妻恩愛，子女孝順，妯娌和睦，雖然無緣尊顯富貴，但細民生活尚稱順遂。

四

母親對子女的愛心絕無分別，我們兄弟姊妹得到的都是均等的一份，沒有哪個說父母偏心。這是怎么做到的呢？

母親生前，若有人問起這個問題，她大概沒法回答吧。她壓根兒就不會想到要對自己的子女厚此薄彼。手心手背都是肉，八個子女雖多，在她卻只是古人所謂“分形同氣”的一個人。母親就像愛一個人那樣，愛著我們兄弟姊妹八人。

魯迅先生曾想寫一篇散文《母愛》，據(jù)說會談到母愛的偉大，也會談到母愛的盲目?？上麤]有寫。關(guān)于母愛的偉大，小說名篇《社戲》《故鄉(xiāng)》已經(jīng)高度暗示性地寫到了。至于母愛的盲目，我們只能根據(jù)魯迅先生的生平，推測那可能主要就是由他母親做主的不幸的婚姻。我母親不可能把她的母愛發(fā)揮到盲目的地步，因為在她生活的年代，絕大多數(shù)的母親已經(jīng)失去了那樣做的權(quán)力。小時候母親的愛確實含有管教和控制的因素，但我們一過十六歲，母親就立即改變方式，不再支配控制我們，而完全由我們走自己的路了。

或許由于我小時候身體太“Hà”（方言，“病弱”之意），母親總是一百個不放心。至今還清楚地記得，好多次母親從田地里匆匆趕回家，不住地撫摸、親吻、用言語寬慰睡在搖籃里或跟在奶奶屁股后面的我，然后又匆匆回田里干活去。

稍微長大，母親對我更加放心不下。她不讓我跟村里其他男孩子一起玩，理由是我好比“子殼里的雞”，哪能跟他們比！大熱天落雨，小伙伴們光著身子在外面盡情戲耍，我只能待在家里。至多透過窗口，看他們“發(fā)瘋”。烈日炎炎，他們一個個“撲通撲通”跳進水塘去游泳，我也只能坐在岸邊，幫他們看衣服。冬天他們在結(jié)冰的水塘溜冰（別提多瘋了），但母親甚至連看都不讓我去看一眼。小伙伴們都嘲笑我是“慣寶龍”（母親的乖寶寶），漸漸這嘲笑便轉(zhuǎn)為同情。

上小學后，不能再把我拴在身邊，母親自然更為我擔心。每天出門，她總是站在屋檐下，目送我走出她的視野之外。放學回家，遠遠就能看到母親站在屋檐下的老地方，急切地等候著我。進門之后，父親往往先看我的作業(yè)簿。如果有新寫的作文，他還會高聲朗讀，同時評說對錯好壞。母親則全不管這些，她只關(guān)心我在學校餓不餓，冷不冷，有什么不舒服，或者有沒有打架。打架是絕不允許的，“就算被人欺辱，也不能跟他們打架！”

這樣被母親百般呵護著，轉(zhuǎn)眼念到初中，母親的管束才稍微松懈下來。

我十四歲初中畢業(yè)后，去銅陵市上高中，十六歲又來上海讀大學，每次回家，母親若事先接到消息，總還是在屋檐下的老地方急切地等候。但見面之后，也只是問一些生活細節(jié)，比如冬天被子是否暖和，飯菜是否可口，零錢會不會弄丟。這些問話，不再帶有任何控制管束的因素，僅僅是不放心而已。

母親的原則：孩子十六歲就是大人了，做父母的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管教，應(yīng)該把他們當大人看待。對于已經(jīng)是大人的自己的孩子，母親依舊時時牽掛著，卻絕不會再有任何的管束與操控。

十六歲為何如此關(guān)鍵？母親從哪里學到這個規(guī)矩？直到現(xiàn)在，我們鄉(xiāng)下也并未流行這種說法。難道是母親娘家，那個我至今尚未去過的夢中的山村“泉欄”有這個規(guī)矩嗎？

也是某年冬天，母親很難得地跟我一起在“火箱”里烤火，一邊說自己生來就是“吃苦”，一邊微笑著對我說：“等你長到十六歲，我就完全放心，不再‘吃苦’了！”我當時懵懂，卻還是聽出了她的弦外之音。所謂“不再‘吃苦’”，就是可以“放心”地離開這個世界。

然而直到去世，母親仍舊放心不下她獨自在外的小兒子。

如今，母親離開我們整整三十二年了。回首往事，有一點很清楚，母親愛我們，但除了養(yǎng)育我們長大成人，給我們洗衣做飯，此外并無任何物質(zhì)層面的支撐，或人生道理上那種無微不至的教訓。母親只有一顆永遠牽掛兒女的愛心。愛能遮掩許多的罪。愛是永不止息。我想作為兒女，只要能感受到母親的這顆愛心，就能讀懂她不必說出的千言萬語，也能獲得她希望我們擁有的抬頭做人的全部力量。

郜元寶，1966年生，安徽銅陵人，復(fù)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專攻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現(xiàn)任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當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魯迅研究會副會長。著有《拯救大地》《在語言的地圖上》《魯迅六講》《說話的精神》《惘然集》《漢語別史》《時文瑣談》《小說說小》《不如忘破綻》等專著和論文隨筆雜集。獲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