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月下》講述了小城女性余文真的情感故事，一定意義上可以看作余文真版“我的前半生”。小說的故事線簡單清晰，與周雷、章東南、王一明三個男人之間的情感糾葛貫穿余文真十余年的生活，也構(gòu)成了小說主要的敘事線索。與小說情節(jié)上的簡單相比，作者對女性內(nèi)心世界豐富性的開掘是這部小說的勝場，《月下》成功塑造了小城女性余文真的形象。

分析余文真的形象，離不開小說設置的故事背景。根據(jù)小說的故事時間推斷，余文真是80后，她的成長經(jīng)歷了社會的飛速演變期；她所生活的小城——月城是典型的縣級市，具備一切小縣城快速發(fā)展的特質(zhì)：雜亂無章又生氣勃勃。在這種環(huán)境中成長起來的余文真，身上不可避免地具備了小城的氣質(zhì)，用作者的話說，二十五歲的余文真“或趨于成熟，卻仍懷天真，懂得些許國事世事男女之事，卻仍混沌不明。”這里的天真與混沌幾乎就是小說中余文真性格的準確寫照，她生命中的波瀾，一切與情感有關的不幸或者挫折，無不因此而起、與此相關。

細讀小說會發(fā)現(xiàn)，作者探究的目光既在余文真，也在月城。作者格外強調(diào)月城作為小縣城之落后褊狹，一如余文真生活的清涼寺巷，破舊衰敗，更嚴重的是觀念的保守與陳舊，阻滯了青年人對外部世界的向往，讓他們身居陋巷而心安理得。作者對月城發(fā)展面貌的關注伴隨余文真渴望被人看見的心路歷程，二者形成一種同構(gòu)關系，似乎余文真的命運就是月城的命運?；氐叫≌f的題目，“月下”有個月城，月城中有個余文真，二者不可分割。作者這種別有意味的處理方式一下子將小說的格局打開，由人及城，由個體到整體，小說因此具有了探究人性和社會性的深廣內(nèi)涵。

回到小說的故事。按照作者的設定，從小就不被周圍人重視、渴望被看見的余文真步入成人社會以后，依然是可有可無的角色，內(nèi)心被發(fā)現(xiàn)、被尊重、甚至被優(yōu)待的渴望讓她常常生活在一種不真實的幻覺中，對自身被環(huán)境所塑造的刻板形象渾然不覺，“二十五歲的余文真，形象含糊，還有些營養(yǎng)不良，可賴在少女行列，亦有老成世故之感，板住臉，儼然已婚人士，正操持一日三餐?！北话才畔嘤H，面對同樣形象刻板的周雷，她先入為主地認定對方是無趣的書呆子，才“心花怒放”于周雷不經(jīng)意間流露出的小情調(diào)，又失望于對方不求上進的平和心態(tài)。等到真要談婚論嫁，又為柴米油鹽、彩禮婚房所深深困擾，以為所嫁非人，要抱憾終生了。直到章東南的出現(xiàn)，余文真的生活徹底步入另一條軌道。章東南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具有迷惑性的人格彌補了余文真內(nèi)心世界的空虛，通過章東南，她的人生仿佛向外部世界打開了一扇窗戶。出于對原有乏味生活的反抗，余文真開始了情感生活的報復性消費，在一次次情感和肉體的雙重放縱中泥足深陷，不能自拔，直到章東南“策略性”消失，明了真相的余文真精神世界徹底崩塌。萬念俱灰的余文真，面對社會上“大齡剩女”的無形壓力，再一次做出了錯誤的選擇，倉促嫁給了“巨嬰型”男人王一明。婚姻生活的不幸催逼余文真至精神瘋狂的邊緣，她將自身所有的不幸歸咎于章東南，并從受害者變成“施害者”，用精神折磨的方式掌控章東南，以獲得報復的快感。而在與王一明一次次的沖突中，余文真深切地感受到自身的“萎靡”，像一朵漸漸枯萎的花，盡管她依然年輕，孩子與婆婆對她的疏遠讓她意識到自身的戾氣深重。她發(fā)現(xiàn)，“以放棄生活為代價，去報復別人，最終受損的仍是自己，”于是，“心底里好像有一根螺絲釘開始松動了?！薄邦D悟”之后的余文真開始嘗試改善與王一明的關系，開始關心兒子，并最終與章東南——這個造成了她十多年不幸生活的男人達成了和解。在小說的最后，作者安排余文真與章東南的最后一次見面，并且給了章東南一次自我申辯的機會，同樣遭遇生活不幸的章東南跟余文真一樣，藉由生活給予的傷害，完成了自我精神的救贖。

作者在呈現(xiàn)余文真的情感經(jīng)歷和精神世界時，稱得上驚心動魄，女性情感世界的風吹草動、波瀾起伏，面對生活不幸時的激越與堅韌，自我精神世界的強大修復力，通過余文真形象的塑造被精彩地傳遞出來，讓讀者在閱讀小說時獲得精神上的緊張感，并最終伴隨余文真的自我救贖得到盡情釋放。

不可否認，《月下》有流暢的敘事和引人入勝的故事，余文真形象的塑造也具有相當?shù)钠毡樾?，作者將關注的視角放在小城普通女性身上，將她們的生活置于放大鏡之下，照見她們內(nèi)心世界的幽微，呈現(xiàn)平凡人生的精彩瞬間，讓她們的生活折射出動人的光輝。但是，美中不足，作者在一些關鍵環(huán)節(jié)的處理上似乎顯得不夠完滿。深究起來，余文真情感生活的不幸其實更多是自身性格所導致的，從心理學上分析或可以歸因于情感缺失導致的代償心理。作者對這一問題的處理在小說中顯得不夠周全，有的地方甚至是難以讓人信服的，比如余文真在回憶章東南對一些事情的看法時，“想到這里，她笑了。這個虛構(gòu)的專家，到處發(fā)表演說，他只能騙騙小地方的人，大地方的人可不吃這一套，然而小地方的姑娘還是太多了。”將自己情感上的幼稚和被欺騙歸咎于小地方的出身，無論如何顯得牽強了些，削弱了小說在人物塑造上的力度。同樣的，作者在表現(xiàn)余文真的反思和頓悟時，也顯得倉促了一些，缺少足夠的讓人信服的鋪墊。

拋掉一切枝蔓，《月下》這部小說給筆者最深的印象，是生活不可抗拒的力量，和面對生活、一心向善的勇氣。那些為生活所傷害的，終將在生活中治愈。

（本文系中國作家協(xié)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lián)展”特約評論）

作者簡介：張俊平，1987年生，文學碩士。有評論文章見于《人民日報》《文藝報》《小說選刊》《解放軍報》《十月》《北京文學》《小說林》等，現(xiàn)供職于魯迅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