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訪奧威爾
一
二〇一四年，終于走進英國。
早在一九八四年結(jié)識蕭乾先生，開始撰寫他的傳記時，心里就想，如果能去一趟英國，現(xiàn)場考察，資料查閱，訪問他的英國朋友，那該多好！這樣，才有可能更好地敘述二戰(zhàn)期間蕭乾的七年英國生活經(jīng)歷與文化交往。當然，在八十年代，這是奢望。我只能借助于蕭乾本人的回憶，佐以部分書簡和史料的翻譯，在傳記中大致描繪一番他的英倫生活。至于“二戰(zhàn)”期間的英國情景，則參考《第三帝國的興亡》之類著作。最有幫助是一本《兵不厭詐》，在傳記中我對倫敦轟炸場景的描述，大多依據(jù)此書精彩而生動的描寫。
蕭乾旅居英國七年，與英國著名作家、漢學家有密切往來，如E?M?福斯特、阿瑟?魏理、奧威爾等。他們?nèi)硕紱]到過中國。福斯特到過印度，寫下長篇小說代表作之一《印度之行》，他的其他許多文字也都流露出對東方文化的熱愛。一九四三年，在給蕭乾的信中，他為此而感到有點“悲哀”：“我太老了，不能去訪問中國了。”他甚至說，同意大利、法國、印度相比，“中國會更令我喜歡”，他還說：“你盡可以想象我已經(jīng)寫出一本關(guān)于中國的長篇小說，而且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作品?！?/p>
著名漢學家魏理，與福斯特有所不同，他翻譯過大量的中國古典作品，但并不以未到過中國為遺憾，相反，他特意沉浸在古代作品中所描繪的中國。他曾這樣說過：“我想在腦子里保留一個唐代中國的形象?！辈还苓@些作家采取什么樣的表達方式，熱愛中國文化的情感，則是相似的。
三人之中，奧威爾與中國的關(guān)系有著特殊性，這與蕭乾有直接關(guān)聯(lián)。
奧威爾一九○三年出生在印度的一個地區(qū)（今為孟加拉），第二年，母親帶他回到英國，在英國念書。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七年，奧威爾再到駐緬甸的印度民警處工作。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奧威爾的這一經(jīng)歷得到BBC的重視，特意聘請他主持向印度聽眾介紹東方的戰(zhàn)況，尤其是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奧威爾找到了正在倫敦大學學習的中國作家蕭乾。
說來慚愧，在開始撰寫蕭乾傳記時，我還沒有讀過奧威爾的任何作品。最熟悉的是福斯特，早在大學二年級，他的那本《小說面面觀》曾經(jīng)是我們的必讀書，他所提出的長篇小說中的“扁形人物”、“圓形人物”概念，一時頗有啟發(fā)。還有一個直接因素，采訪蕭乾期間，正好從英國找到福斯特當年寫給蕭乾的幾十封信，我斗膽翻譯，成為敘述蕭乾英國經(jīng)歷的重要內(nèi)容。其間，蕭乾向我提到過奧威爾的名字，我一無所知，沒有進一步了解，傳記中沒有一點兒敘述，現(xiàn)在想來，至為遺憾。
期待已久的英國之行啟程了。
行前籌劃一系列旅行計劃，最想尋訪的地方之一，是小說《一九八四》、《動物莊園》的作者喬治?奧威爾的墓地。
讀過英國傳記作家D.J.泰勒的《奧威爾傳》，開篇便是一章“牛津墓地”。尚未開始敘述奧威爾的一生，卻將生命的歸宿地提前描寫，作者可謂用心良苦。奧威爾不到四十七歲英年早逝，一九五〇年走至生命終點，在泰勒的敘述中，奧威爾的去世、葬禮、墓地選擇，彌漫著凄涼，生命的不可知性，甚至隱含荒誕意味——
《一九八四》剛在美國出版不久，奧威爾還來不及分享小說后來引發(fā)的世界轟動，此時面對的則是評論家或贊賞、或持保留意見的眾說紛紜；去世前三個月，他躺在倫敦大學附屬醫(yī)院的病床上，向索尼亞求婚終于成功，朋友馬格里奇卻推測為“將是一個非常陰森的婚禮”；奧威爾沒有后代，他的葬禮由朋友和出版商操辦，人們沒有根據(jù)他本人的遺囑，而是把葬禮儀式安排在基督教堂；他的墓地，也沒有根據(jù)他的遺愿選擇位于倫敦的公墓，而是選在牛津郡的Sutton Courtenay ( 薩頓?考特尼)的鄉(xiāng)村教堂墓地，這個地方與他生前并無關(guān)聯(lián)……
泰勒這樣描述奧威爾的葬禮：
奧威爾的安葬儀式是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六著作日舉行。在記錄這件事情的幾個人中間，馬爾科姆?馬格里奇或許耍足了詭計，正是他給包括地下死者在內(nèi)的許多人帶來了麻煩。普通大眾多多少少有點吃驚，因為奧威爾在遺囑中要求，他的葬禮必須按照英國教堂的儀式進行，并且被埋在公墓里?？墒?，奧威爾從未宣稱過他信仰基督教，而且，至少在他生命的后期，也未曾與任何顯示崇拜的地方有聯(lián)系，所以，他的這個要求很難實現(xiàn)。最后，安葬在倫敦某一墓地的想法被拋棄了。這時，阿斯頓的影響力在薩頓?考特尼的教堂主持的身上起作用了。與此同時，馬格里奇和奧威爾的密友安東尼?鮑威爾(據(jù)阿斯頓所說，鮑威爾是一個“忠于教會的人”，且通曉禮節(jié))請求鮑威爾做禮拜的奧爾巴尼大街基督教堂的主持為奧威爾在倫敦作安魂儀式。
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四，天寒地凍，倫敦正處在隆冬之中。大衛(wèi)?阿斯頓和奧威爾的妹妹阿弗麗爾同乘一輛出租車去教堂。
……
人人都認為，雖然少數(shù)古代的杰出文人并沒有享受到身后的榮耀，但是，年僅四十六歲就辭世而未曾享受到成功的果實，這實在是一樁令人傷心欲絕的悲事。索尼亞“茫然發(fā)呆”；長長的靈柩被抬走的時候，馬格里奇感到一陣揪心的疼痛，他特別注意了棺材的長度，“不管怎么說，這種情況反映了喬治的身高，給人印象強烈”。二十五年后，安東尼?鮑威爾回憶說，這次葬禮儀式是他參加過的、最令人痛苦的儀式之一。
——（《奧威爾傳》）
許多年后，撰寫奧威爾傳記的泰勒，第一次前往奧威爾的墓地實地考察。專門為尋訪奧威爾而去墓地的人，恐怕不多，泰勒算是其中一人。站在墓地前，他腦海里閃回的是五十年前的安葬場景：
五十年前，人們可以看見另外兩個人在薩頓?考特尼的墓地留戀徘徊：一位是有著一頭醒目金發(fā)的三十歲剛出頭的女人，臉色蒼白，幾許緊張，幾許焦慮，另一位是陪伴她的、年歲稍長的男人。他們倆是《觀察家》雜志的編輯大衛(wèi)?阿斯頓和奧威爾的遺孀索尼亞。他們倆不是單獨前來的，陪同他們而來的有一位律師、一輛殯儀館的車子、喪葬人員和一口加長的棺材。
——（《奧威爾傳》）
讀這本傳記，印象最深者莫過于這些令人傷感的描述。
到了倫敦，親身感受到奧威爾在英國的影響至今不衰?！袄洗蟾纭辈⑽唇^跡，當今世界依舊充斥著竊聽、出賣、謊言、編造，《一九八四》并未過時，仍然震撼人心。倫敦地鐵通道上，懸掛著根據(jù)《一九八四》改編的同名話劇的招貼畫。書店里，擺放著新版的奧威爾多部作品。難忘的一幕是在十字火車站候車大廳。
那天，我們從倫敦前往愛丁堡，候車時，忽然發(fā)現(xiàn)坐在我對面的一位漂亮姑娘，正在靜靜地捧讀《一九八四》。我按捺不住，悄悄將手機調(diào)到靜音，不露聲色地偷偷拍攝下這一難得相遇的閱讀場景。也覺得此舉實在頗不禮貌，有“狗仔隊”之嫌?？墒?，旅行中，我又怎能錯過這一機會？
此次英國之行，計劃在牛津大學住兩天，于是，去Sutton Courtenay尋訪奧威爾墓地，便成了必不可少的一個內(nèi)容。行前，請一位朋友幫忙打聽如何前往，她問了幾位正在牛津大學的中國留學生，無一人知道奧威爾墓地在牛津附近，當然也不知道如何去這個村莊。
不甘心，將從網(wǎng)上搜尋的與奧威爾相關(guān)的資料打印出來，我隨身攜帶，大有不到黃河心不死的念頭。抵達倫敦后，與幾位年輕朋友聚會，我將資料拿出，請在英國生活多年的徐小茜姑娘代為搜尋。很快，當天晚上她發(fā)來這樣一條信息：
George Orwell 的墓地，All Saints’ Churchyard , Sutton Courtenay ,Oxfordshire。從牛津過去比較方便，兩個方案如下：一，火車Oxford (OXF )-Appleford (APF)，單程10到15分鐘即到。但火車很少經(jīng)停這個站，需要提前查好往返時間；二，火車Oxford(OXF)-Didcot Parkway (DID)，單程15-20分鐘?；疖嚧蟾琶?5分鐘一趟。下車后走路需1小時15分鐘，或乘公車X1路，每小時一趟，或出租車，10分種即可。
心里終于有底了。行程看上去頗為復(fù)雜，卻值得一試。
有計劃的尋訪，與隨意而漫不經(jīng)心的瀏覽一樣，對于我，常常是外出旅行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各有各的圖案，各有各的奇妙。
這一次，去牛津?qū)ぴL奧威爾，依舊如此。
二
第一次讀奧威爾的作品，是在一九八五年《蕭乾傳》完成之后。董樂山先生翻譯的《一九八四》先是內(nèi)部出版，一九八八年公開出版。當我有機會閱讀到他的《一九八四》等作品時，頓時吃驚于他的淺易卻又深刻的敘述方式、高度概括力和歷史震撼。就在產(chǎn)生這種震撼的時候，蕭乾送給我兩本奧威爾二次大戰(zhàn)期間在BBC工作時的作品集。一九八七年列入英國“企鵝叢書”的這兩本書分別為《戰(zhàn)時廣播》（The War Broadcasts）和《戰(zhàn)時評論》（The War Commentries）。奧威爾一九四一年八月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BBC印度組工作，由學者W?J?韋斯特搜集編選的這些作品，記錄著奧威爾在那場世界大戰(zhàn)中留下的聲音，它們因文字而永不消失。
在《戰(zhàn)時廣播》編者序中，韋斯特這樣說道：“對印度的威脅，主要來自日本。所以奧威爾希望找到能夠向印度廣播的中國人，向他們介紹正在發(fā)生的一切，以及在日本占領(lǐng)區(qū)人們的生活狀況。正好中國作家蕭乾在戰(zhàn)爭時期在倫敦居住，于是，奧威爾便給蕭乾寫信詢問他能廣播什么?！?/p>
蕭乾一九三九年秋天在二次大戰(zhàn)全面爆發(fā)時從香港到達英國的，是這一期間來自對日戰(zhàn)場的唯一的中國作家。請蕭乾到BBC向東方聽眾介紹中國，是奧威爾在一九四二年初的一個新內(nèi)容，他在二月一日播出的“工作計劃”中說：
“東方角度”專題要開始新的節(jié)目表。……順便我愿意告訴你們，在BBC印度組我是唯一的歐洲人，其余的都是印度人?！覀?nèi)匀槐Ａ簟皷|方角度”的基本意圖，但多少改變一下范圍。第一系列，‘風云人物’介紹我們時代的著名政治家：羅斯福、斯大林、蔣介石等，另外也包括科學家文學家藝術(shù)家。第二系列，‘今天與昨天’，討論戰(zhàn)爭所引起的英國社會變化，如食品控制、農(nóng)業(yè)作用、教育制度、報紙、流行文學的變化。第三系列，‘對我意味著什么’，探討抽象觀念：民主、自由、經(jīng)濟穩(wěn)定、進步、國際法、民族獨立等。
至于這些播講者，都是東方人，除了印度人之外，我們還請來了中國人和緬甸人。我們特別希望盡可能為你們請來更多的中國播講者，因為印度與中國休戚相關(guān)，在現(xiàn)在這一時刻，有著更大的重要性。亞洲與歐洲一樣，也正在為它的生存而與法西斯作戰(zhàn)，兩個偉大的亞洲國家，我是指印度和中國，相互了解得越多就越好。為此，我們也許會偶爾打斷原定計劃，向你們播出一些由中國播講者所作的特別內(nèi)容的節(jié)目，因為原來的計劃絕大多數(shù)是根據(jù)西方人的興趣安排的。我要請你們特別留心聽由蕭乾先生所作的兩次談話，他是正在倫敦的一位中國學生，曾在日本占領(lǐng)的中國不同地區(qū)呆過。他會告訴你們一些生活在日本統(tǒng)治下的狀況，以及日本人企圖摧殘和征服犧牲者的種種手段。
最后，我得說能制成這些廣播，對于我是多么愉快，我相信這些廣播在當今時刻，對我所出生、并有許多個人家庭友誼的國度，會有真正的幫助和建設(shè)性。
——(譯自《戰(zhàn)時廣播》)
在這樣的背景下，蕭乾開始與奧威爾的合作。
一九八九年前后，我翻閱關(guān)于奧威爾的這兩本書，嘗試翻譯其中部分內(nèi)容，不時去信請教蕭乾，他在回信中多次談及奧威爾，還寄來一些相關(guān)資料：
George Orwell那時也住在Hambfead，他是BBC遠東部主任。他曾約過我?guī)状稳V播，一次談Ibsen in China 。還有一次與當時在倫敦的印度詩人Tambimutti(坦畢木提)交談中印文化。我的印象中，他很正直。三十年代中期，他曾是左翼作家(年輕時，在緬甸當過警察)，西班牙內(nèi)戰(zhàn)時，他參加了反弗朗科的民主陣線，似乎也在西班牙內(nèi)戰(zhàn)中開過救護車。Virginia Woolf的侄子(曾在武漢大學教過課)就陣亡了。但蘇德協(xié)定(1939年)后，他轉(zhuǎn)向了。從Animal Farm 及《1984》二書可見。
George Orwell的文字給我最深的印象是“平民化”。例如他的論文Dickens，評得很深，而文字很淺顯。他有意避免“文人腔”。E.M.Forster的Essay也有這一特點。
——一九九〇年三月四日，蕭乾致李輝
這書評包含一些對G.O精辟見解。（尾巴只二三行，未剪。）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七日，蕭乾致李輝
昨晚英國友人寄來George Orwell致我的幾封信及印度對我的廣播反響。因此，動筆前仍望你來一取。
——一九九〇年四月五日，蕭乾致李輝
當時BBC 分 Home Service(國內(nèi)廣播)及Foreign Seivice(海外廣播)。后者又有遠東部，而Indian Section 屬遠東部，只能作“印度組”，不宜作“部”。
Through Eastern Eyes 譯“通過東方人眼睛”可以，也可譯作“東方觀點”，“東方角度”。不可譯作“來自”。
These Names Will Live不是“難忘”，而是“不朽”，即“不朽人物”。我沒講過。我只講過“五四文學”(當時記得題為《中國的文藝復(fù)興》(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及“易卜生在中國”(又收Semolina Others一書)。
當時與我同時廣播的有兩位印度作家，一為小說家Mulk Raj Anard (安那德)，一為詩人Tambimuttu Anard曾把他的小說集獻給我。可惜我出書時未還禮，一直很抱歉。他也因而疏遠。五十年代他來華訪問時，就沒找我。
與奧威爾的交往，蕭乾十分愉快。蕭乾告訴我，奧威爾熱情、樸實，時常為了一篇講稿，同蕭乾做非常細致的探討。從內(nèi)容的選擇、播出時間的長短、錄音時間的安排，等等，奧威爾都親自與蕭乾商量。
在半年時間里，蕭乾分別向印度、美國、英國國內(nèi)作了多次廣播，分專題介紹中國的政治、文學、戰(zhàn)爭背景，以及來自中國的最新消息。這些廣播題目主要為：《日本的新秩序》、《中國淪陷區(qū)現(xiàn)狀》、《中國作家的兩難之處》、《中國的文學革命》、《一個中國人的看法》等。
蕭乾關(guān)于中國戰(zhàn)爭現(xiàn)狀的廣播講話，在印度受到了聽眾的歡迎，這是奧威爾感到異常興奮的事。得知這一反映后，他立即致信蕭乾：“我們剛剛收到來自印度的報告，談及我們二月下半月的廣播。我想你對下面來自達卡的話是感興趣的——‘二月二十六日由中國播講者所作的關(guān)于被占中國以及日本新秩序的談話非常吸引人?！覀兪盏降膩碜杂《鹊脑u論很少，所以我認為僅此就足以鼓舞人心的。”一個編輯，和作者分享著成功的快樂，那份喜悅充溢在字里行間。
與蕭乾的合作，奧威爾也感到非常滿意，認為蕭乾是一個合適的人選。從工作出發(fā)，他需要來自中國的介紹，同時，作為一個作家，更能引起他的興趣的，自然是文學。在結(jié)識奧威爾之后，蕭乾曾將自己在英國新近出版的《苦難時代的蝕畫》英文著作送給他。這本書主要敘述中國五四新文學的概貌，奧威爾過去對之非常陌生。他興奮地讀完它并決定請蕭乾就此內(nèi)容作幾次廣播。他在給蕭乾的信中極為興奮地寫道：
你在著作中的描述，在我的面前呈現(xiàn)出一個完全嶄新的世界，過去對此我是一無所知的，我想聽眾也會有同感的。我要使他們知道現(xiàn)代中國的文學是生機勃勃的，使他們樂于通過英文翻譯而接受它。當然，你可以對中國早期文學作一簡略的背景介紹，以說明現(xiàn)代創(chuàng)作方法是一種新的發(fā)展。我曾在《新創(chuàng)作》上讀過幾篇中國短篇小說，是它們第一次使我產(chǎn)生安排這些廣播談話的想法。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不僅如此，奧威爾后來還為蕭乾的兩本英文著作Dragon beards versus the blue prints (《龍須與藍圖》)、A harp with a thousand strings （《千弦琴》）撰寫書評，先后發(fā)表于Obeserve(《觀察家》)報。一九四四年，奧威爾為《龍須與藍圖》所寫書評題為Chinese Miracles（《中國的奇跡》），其中寫道：
蕭乾先生論述的問題自然是，中國的古老文化能使中國發(fā)生變革，成為一個現(xiàn)代機械化的國家嗎？對世界其他地方，這也許是個更迫切的問題，因為如果中國走一條與日本相同的路，那結(jié)果將難以想象，中國已能生產(chǎn)機槍，毫無疑問，用不了多久，她就能生產(chǎn)轟炸機……但她的藝術(shù)傳統(tǒng)植根太深，以致不能為機器所毀滅，同時，中國人又不得不躋身現(xiàn)代世界，而且不喜歡人們說她豬尾巴（辮子）比鋼盔更好看。然而，如果她能適當?shù)乇荛_外部世界的干擾，她又樂于回到龍須（即回到中國書法，回到她所包含的悠然閑適的文化）。
——（《觀察家》報，一九四四年八月六日，轉(zhuǎn)引自傅光明《未帶地圖行旅人生——蕭乾卷》）
忽然發(fā)現(xiàn)一個時間的巧合。奧威爾發(fā)表這篇書評的時間是一九四四年八月六日，我抵達倫敦的時間是二〇一四年八月八日，兩者相距恰好整整七十年。我開始采訪、撰寫蕭乾傳記，是在一九八四年，兩者相距也是整整四十年。這一時間巧合，對于別人大概毫無意義，可是，對于我，卻多了特殊意味。
顯然，我之所以一定要去尋訪奧威爾，很多程度上恐怕與蕭乾有關(guān)。拜謁奧威爾時，我愿意替一直關(guān)心、幫助、愛護我的蕭乾先生，向奧威爾獻上心香一瓣。
三
翻閱奧威爾的《戰(zhàn)時廣播》和《戰(zhàn)時評論》兩本書，中國——這個對于奧威爾遙遠而陌生的國度，在他的心目中占據(jù)一個重要位置。
《戰(zhàn)時廣播》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收錄奧威爾在BBC期間所撰寫和編播的廣播談話，第二部分，收錄同一期間圍繞這些廣播，奧威爾與文化界有關(guān)人士的大量來往信件。奧威爾的這些廣播談話，大多與文學有關(guān)，分專題向東方聽眾介紹歐美文學。與他來往通信的則是同時代的英國著名作家，如福斯特、艾略特、威爾斯等?！稇?zhàn)時評論》所收內(nèi)容，全部是奧威爾從一九四一年底到一九四三年初撰寫的“每周戰(zhàn)事評述”。
這些評述，大多數(shù)由他本人廣播。這些戰(zhàn)事的評述，給人們留下了極其珍貴的歷史資料，也使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一個作家面臨人類浩劫時的復(fù)雜心情。從這兩本書中的來往信件和“每周戰(zhàn)事評述”中，我們不僅可以了解到奧威爾同蕭乾的友誼，更可以看到奧威爾對正在戰(zhàn)爭烽火中的中國的關(guān)切，以及他對戰(zhàn)爭前景的獨到分析。
實際上，在安排蕭乾播音之前，中國戰(zhàn)況早已成為奧威爾在“每周戰(zhàn)事評述”中的重要話題。奧威爾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十日的評述中，這樣談到正在進行的長沙之戰(zhàn)：
這個星期戰(zhàn)爭方面發(fā)生的最大軍事事件是中國的戰(zhàn)爭，而不是俄國或馬來亞。日本侵略軍在長沙城遭到慘敗。如果你看一下地圖，就會看到長沙是廣東至漢口的鐵路重要交接點。日本人占領(lǐng)了廣東，但只是沒有確切消息，他們采用海上入侵的方式，中國軍隊則包圍著他們。如果他們能占領(lǐng)長沙，就能占領(lǐng)中國的整個東南地區(qū)?，F(xiàn)在，他們正進行三年來的第三次努力，企圖占領(lǐng)它。但是；每次宣布占領(lǐng)之后，他們又不得不損失慘重地撤退。在這次行動中，據(jù)認為他們損失三萬士兵，另有二萬人正被中國軍隊包圍著，可能已被打垮、這一戰(zhàn)役不僅僅對中國的英勇抵抗者們是重要的，應(yīng)該強調(diào)的是這是一場世界性的戰(zhàn)爭，每一個戰(zhàn)場前線的勝利或失敗，都會對從挪威到菲律賓群島的其他所有戰(zhàn)場產(chǎn)生影響。日本人在中國被牽制的力量越多，他們對印度和澳大利亞的進攻，其成功的機會就越少；同樣，英國和美國將他們的力量越快地用來反對日本，中國領(lǐng)土上的侵略者也就會越快地被消滅干凈?！覀兩现茉徇^中國軍隊進入緬甸，這標志著英國與中國的聯(lián)盟，不再僅僅是紙上談兵，誰都不會懷疑遠東的這場戰(zhàn)爭是長期的、艱難的。
——（譯自《戰(zhàn)時評論》）
奧威爾不是政治家，更不是軍事家，但他對中國的抗戰(zhàn)，卻似乎具有一種世界性的戰(zhàn)略眼光，在隨后的一年多的戰(zhàn)事評述中，他總是立足于整個世界戰(zhàn)事的全局來分析東方的戰(zhàn)爭。同時，他也清醒地認識到這是一場持久的、艱苦的戰(zhàn)爭，對遠在東方的中國人民寄予充分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令人感動的是，奧威爾一直堅信日本侵略者在中國，在太平洋戰(zhàn)爭中最終必然失敗，不管在評論中國戰(zhàn)事還是其他東方戰(zhàn)場的現(xiàn)狀時，他總是以一種欽佩和理解的口吻，談及中國人民。這不僅表現(xiàn)出這位英國作家的人道主義精神，也反映出他的客觀、公正的現(xiàn)實主義態(tài)度，沒有絲毫的貴族氣息，沒有絲毫的所謂“西方人的傲慢”?？梢哉f，他是真正將中國人置于一個與世界所有國家相平等的地位來加以談?wù)摰?。在《?zhàn)時評論》一書中，我們隨時可以看到類似的論述。
一九四二年三月，香港淪陷，中緬公路被日本軍隊切斷的消息傳到英國。奧威爾在三月十日寫道：“這個星期有大量可靠消息報道了日本軍隊在香港的行動，幾位從香港逃出現(xiàn)已到達重慶的目擊者，證實了這一事實。關(guān)于其他事情，人們已知道日本宣布香港一個地區(qū)為軍事妓院，這就意味著那里的每一個女人，都能任日本土兵的意愿而被奸污?！鼻樾伪M管如此緊張，奧威爾仍然對中國人民滿懷希望，他明確地說：“很明顯，不管緬甸發(fā)生什么情況，中國人仍會一如既往，堅持抵抗?！?/p>
就在同月，日本對澳大利亞的進攻也已經(jīng)展開，面對日本軍氣勢洶洶、勢如破竹的進攻，奧威爾顯得異常冷靜，他將澳大利亞同中國進行比較，認為廣闊的澳洲，會是日本人的第二個一旦陷進去就無法自拔的“中國”。因為中國堅持數(shù)年抗戰(zhàn)的現(xiàn)實告訴他，日本人將會被不死不活地拖在那里。一九四二年五月，當中英聯(lián)軍在緬甸被迫撤退時，奧威爾沒有因一時的失敗而沮喪，相反，他用中國國內(nèi)的戰(zhàn)斗來描述希望：“在此同時，中華民國的軍隊，在日本占領(lǐng)區(qū)中心地帶的一些城市如上海、南京、漢口等地展開了一系列勇敢的襲擊，兩天前在廣東也發(fā)起同樣的襲擊。中國軍隊能夠在右翼戰(zhàn)線發(fā)起攻擊，這一事實表明，日本人對在地圖上已被標為‘日本’字樣的中國領(lǐng)土的控制，是完全不牢靠的?！?/p>
奧威爾就是以這種姿態(tài)向世界報道中國的抗戰(zhàn)。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六日，奧威爾寫下一大段對總的戰(zhàn)爭局勢的分析，其中關(guān)于中國部分的議論，更加集中地表明奧威爾與中國人民的情感：
在這些環(huán)境中，對過去十年間知道自由建立于安全之上的人民所取得的勝利作一個回顧和思考，是有益處的。一九三一年，日本人侵略滿洲時，中國陷入混亂之中，年輕的中華共和沒有條件進行抵抗，然而六年之后，當全面侵略中國開始時，蔣介石委員長的領(lǐng)導(dǎo)已經(jīng)建立，民族精神的力量也得以確立。日本人由此驚奇地發(fā)現(xiàn)，被他們僅僅視為軍事階段的事情——他們稱之為“中國事件”——已經(jīng)無限地擴展，迫使他們在兵士和裝備上無休止地損失，而且似乎遠遠不是終點，哪怕他們在報刊上也報道自己取得了許多勝利。［刪除：這場戰(zhàn)爭剛剛開始第五個年頭，日本人似乎手中一直擁有一切：現(xiàn)代化武器，各種類型的戰(zhàn)爭物資，以及對海洋的控制權(quán)。他們一直能對中國那些沒有高射機槍、飛機極少的城鎮(zhèn)投下數(shù)以萬計的炸彈。他們可以踐踏廣闊領(lǐng)土，控制沿海城市的重要工業(yè)地區(qū)，屠殺不可計數(shù)的中國男女和孩子。然而中國從來沒有被戰(zhàn)勝過?！橙毡救嗽?jīng)宣布的“中國事件”的時間期限，現(xiàn)在已經(jīng)快到了。然而，“中國事件”卻似乎永遠沒有終結(jié)。是什么使得中國人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堅持戰(zhàn)斗呢？〔刪除：部分原因在于他們巨大的人力，他們的堅韌和機敏?！车钪饕脑?，簡而言之，即是他們是為自己的自由而戰(zhàn)，絕不會有投降的意識存在。對于這樣的人民，領(lǐng)土的失敗并不重要。［刪除：他們的人一直眾多，而且總是抱有戰(zhàn)斗的信念?！尘挼閼?zhàn)役，是來自西面的主要威脅，有人認為，如果中國被團團圍住，最終失去和外部世界的聯(lián)系，他們就會為之失望而停止抵抗。的確，按照軍事教科書所言，處在這些情況下，中國人會失敗。但是，過去他們多次遇到過這種情況，抵抗卻從未停止過。我們可以相信還會出現(xiàn)這一現(xiàn)實，只要中國人追求自由的目標，他們就會永遠戰(zhàn)斗下去。
——（譯自《戰(zhàn)時評論》）
這段議論中，有相當篇幅的文字，在審查時被刪除。幸好作為檔案它們被保留下來，保持了奧威爾講稿的歷史原貌，我特地在引文中以黑體標出。
我們無從得知，當這些傾注著奧威爾熱情的文字被迫刪除時，他會有一種什么樣的心情。但可以肯定，類似的、幾乎每天在BBC都會遇到的經(jīng)歷，必然要使他承受巨大的精神折磨和痛苦。他是一個極其厭惡強權(quán)專制政治的自由主義者，所追求的是人格的完善和思想的自由。一九四八年在創(chuàng)作小說《一九八四》時，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的工作狀況，無疑有奧威爾本人在BBC工作的影子。史密斯所在的部門，名為真理部，負責新聞、娛樂、教育等，但是，史密斯的工作卻是整天編造謊言，修改謊言，涂抹歷史與人的記憶。奧威爾研究者便認為，奧威爾對所謂真理部的描寫，得益于他的BBC的工作體驗。我想，他所寫的“每周戰(zhàn)事評述”不斷被刪改，必然會深深刺痛他的心，在他的感情深處籠上濃重的陰影。不能按照一個作家自己的理想和思考來報道和評論中國的抗戰(zhàn)，不能生活在他所追求的理想環(huán)境中，而只能讓政治或其他東西約束自己，這不能不是奧威爾在BBC遇到的令人煩惱的精神折磨，顯然，它無形之中影響了奧威爾的創(chuàng)作。
奧威爾與中國之間的短暫關(guān)系，會引發(fā)出這樣的話題，想必是那些刪改者始料不及的。
閱讀與摘譯奧威爾兩本書的時候，恰是我與董樂山先生來往頻繁之際。我們住得很近，探望他，請教翻譯問題，幫他編輯隨筆集，約他寫回憶錄，成了九十年代我們之間交往的重要內(nèi)容。記得，我將上面這段文字拿起請他看，他也認為奧威爾在BBC期間的講稿多次被刪改，以及在BBC工作的經(jīng)歷，應(yīng)該為創(chuàng)作《一九八四》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包括史密斯的工作環(huán)境、氣氛、方式等。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沒有BBC的經(jīng)歷，或許《一九八四》會是另外一種構(gòu)思。
在老一輩翻譯家中，董樂山是我很敬重的對象。他的翻譯對讀者的沖擊，不只是限于在翻譯的信、達、雅方面所達到的高度，更在于他把翻譯的選擇，作為履行一個知識分子歷史責任的方式。歲月的磨礪，早早地讓他變得成熟而深沉。他不是那種逆來順受的弱者，也不是思想淺薄隨遇而安的庸碌之輩。他知道智慧與知識對一個知識分子所具備的意義，他更知道如何在有限的空間里，放飛無限的思想和情感。他并不是隨意地走在翻譯的路上，漫不經(jīng)心地順手拿起一本書就動手翻譯，僅僅把這作為打發(fā)時光消磨生命的一個過程。恰恰相反，他把翻譯的選擇，與對命運的感觸、對歷史的關(guān)照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當他最初決定動手翻譯《第三帝國的興亡》時，這種翻譯與人生的關(guān)系便開始形成。
八十年代初率先完成《一九八四》的翻譯，于一九八五年正式出版。之后，他又連續(xù)翻譯出版奧威爾的《我為什么寫作》，《奧威爾文集》等，可以說，奧威爾走進中國，董樂山功不可沒。自出版《一九八四》之后，一直到他生前最后出版幾本譯著《西方人文主義傳統(tǒng)》《蘇格拉底的審判》，董樂山所翻譯的不同史著、回憶錄、小說、理論著作，與他的所有書評和雜文，構(gòu)成了一個整體，將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當代中國所發(fā)揮的獨特作用表現(xiàn)得美麗無比。他的思想在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從而，他的文章和他的譯著便具備了持久的生命力，而且不會因他去世而為人淡忘。
我保留著一張珍貴照片，是蕭乾與董樂山兩人的合影——以不同方式與奧威爾相關(guān)聯(lián)的兩位前輩，永遠留存記憶之中。照片拍攝于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日，是在蕭乾、文潔若夫婦聯(lián)袂翻譯《尤利西斯》的出版座談會上，地點：北京的三味書店。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這該是兩位前輩的最后會面，因為，不久蕭乾與董樂山先后患病住進醫(yī)院。最讓人無法接受的是，他們兩人竟然都是在一九九九年的年初去世。董樂山去世是一月十六日，蕭乾去世是二月十一日，相距不到一個月。一個月之間，兩位與我關(guān)系密切的前輩先后遠去，我的內(nèi)心之痛、之冷，可想而知。
一直難忘見到董樂山的最后情景。在他去世的前幾天，我到協(xié)和醫(yī)院去看他，他的侄女專程從上海趕來，正在一旁照顧他。這是他一年內(nèi)的再次住院。與前幾次住院情況大大不同，這一次他只能躺在病床上握著我的手。手無力，人瘦得不像樣子，臉色發(fā)暗。
他有許多話想說。我告訴他，我正在翻譯他向我推薦的《走進中國革命》這本關(guān)于美國記者在中國的命運的書，并且和作者取得了聯(lián)系。他很高興。我說，有些老上海的地名和英文報紙的名稱不清楚，他說可以來問他。怎么能夠拿這樣的事情打攪重病中的他？他說不要緊。我向他講一些外面的事情。講著，講著，他突然又一次握住我的手，說了一句：“我沒想到原來的追求……”他在說由熱變冷的迷惘和失望，他在力求用簡潔的幾句話來概括自己的一生。說到這里，他把頭轉(zhuǎn)到另一邊。他落淚了。
還是第一次看到他的眼睛里閃著淚花。當然，也是唯一的、最后的一次。自兩年前患癌癥動手術(shù)以來，每次見面他都很樂觀，依然是過去的那種溫文爾雅，顯得對病情并不在乎，說到會意時，仍是微微一笑。此時情景不免讓我感到吃驚。我強烈感到他已經(jīng)知道生命正在走向終點。他再也無法保持平靜了。
我不忍看到一個熟悉的前輩，躺在病床上受回憶的折磨，趕忙岔開話題。我知道，他有一種想把心里話毫無顧忌地全部說出來的急切。過去在他家中，他不止一次和我談過他的故事。我在編一套回憶錄叢書的時候，他還把前幾年寫出的好幾萬字的回憶錄拿給我看?；貞涗涬m然難以出版，但是，從里面我知道了他過去的一些經(jīng)歷，其中不少人生體驗，他從未公開描述過。讀這些回憶錄，聽他講大大小小的故事，常常令人感慨萬分。只有他這種經(jīng)歷的人，才會與奧威爾心有靈犀，對《一九八四》情有獨鐘，深切理解。
幾天后他永遠走了。盡管已有心理準備，但仍讓人難以接受，好久我都不能相信這是事實。他還有許多選題在做、想做。假以天年，他肯定會翻譯出和寫出更多更精彩的作品。如今，這只能是永遠的遺憾。
我想，也應(yīng)該替《一九八四》的中文譯者、我敬重的董樂山先生，向奧威爾獻上心香一瓣。
四
雨中，我們夫婦在牛津坐上長途汽車，前往Sutton Courtenay。時間，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一，上午。
說起來自己也不敢相信，好幾次尋訪墓地，居然都遇到下雨。在湘西鳳凰拜謁沈從文，在布拉格尋訪卡夫卡墓地，在臺北尋訪閻錫山墓地，每次都在雨中。此次來英國半個多月，幾乎每天都是晴天，雖偶有云朵飄過，一陣大雨或冰雹降落，但都是來去匆匆，轉(zhuǎn)眼即是藍天白云。愛丁堡八月本是多雨天涼時節(jié)，最讓人擔心，可是，逗留那里五天，仍以晴為主。抵達牛津，前兩天也是晴天，唯獨最后一天我們前去尋訪奧威爾墓地時，小雨從早上開始下個不停，從牛津一直下到倫敦。
小雨綿綿不絕，靜聽雨滴敲打車窗。如我曾在《去布拉格，尋訪卡夫卡》一文中所說，還有什么比在雨中尋訪更有意境嗎？
抵達牛津之后，發(fā)現(xiàn)如果坐火車前去Sutton Courtenay，頗為不便。一番尋找，終于有了最好方案。在尋找牛津博物館時，忽然看到，小茜所說Didcot Parkway火車站下車后轉(zhuǎn)乘的X1公交車，起點站就在牛津博物館門前的St Aldates (圣阿爾代大街)上，相距不到五十米。X1公交車，除了節(jié)假日，平常每小時發(fā)車一次，行程不到一個小時可到Sutton Courtenay，這顯然比坐火車要簡單便利。這一發(fā)現(xiàn)，令人喜出望外。
X1公交車在Sutton Courtenay村，一前一后，有兩個站，我們選擇第一站下車。墓地到底在村里什么地方，我并不清楚?！秺W威爾傳》中說這是一個村莊，我想當然地認為，村莊不大，既然是教堂墓地，下車后一定很容易看到教堂高高的屋頂，而墓地總是在教堂庭院里。可是，誰能想到，就是這一想當然，讓我們的墓地尋找，費盡周折，一波三折。
下車后，雨中望去，看不到教堂屋頂。已是上午十點，村里一個行人也看不到。我們只好盲目前行，每路過一戶人家，總希望有人走出?？墒?，家家大門緊閉，我們不敢貿(mào)然敲門詢問。走了一兩里，仍不見人影。雨越下越大，除了雨聲，整個村莊寂靜得讓人頗有些害怕。坦率地說，此時有些忐忑不安，萬一找不到人，籌劃已久、甚至自以為頗為周全的此次尋找，難道會撲空，失望而歸？
走了二十多分鐘，終于發(fā)現(xiàn)馬路一側(cè)有一家小店在營業(yè)，一陣驚喜。這是一家便利店，店里客人只有兩三位，兩位售貨員應(yīng)是來自印度次大陸。我拿出打印好的墓地說明，詢問其中一位年輕人。他看了看，轉(zhuǎn)身與另一位年歲大的售貨員交談幾句，然后問我：
“你找新墓地還是老墓地？”
原來，村里有兩個墓地。奧威爾一九五〇年在此安葬，我想大概是老墓地，便順口答道：“是老墓地?！逼鋵?，我并不清楚。
此時，一位年齡與我相仿的婦女，正在一旁購物，小伙子與她聊了幾句，然后對我說：“你可以跟她走，她就住在墓地旁邊?！币馔庵病＿@位婦女不茍言笑，看似不熱情，其實頗為細心周到。她帶我們走出小店，朝我們下車的地方走去。原來，我們下車后，如果反向行走，或許早就找到了教堂。我們一路攀談。她告訴我，村里只有這一家小店，從家里走到這里大約二十多分種。她的父親也安葬在我要尋找的教堂墓地?，F(xiàn)在，她在倫敦工作，母親一人住在村里，她經(jīng)常利用周日回來幫母親多賣一些用品。
走過下車地點，前行不久，我們右拐走上另一條公路。雨淅淅瀝瀝下個不停，沿公路旁的林蔭小道，我們步行大約二十分鐘，墓地到了。她把我們帶進墓地門口，指著旁邊的一排房子告訴我，母親就住在那里。告別時，我問她能否一起合影做個紀念，她慨然同意。于是，在Sutton Courtenayd 的尋訪，有了第一張難得的合影。
在墓地一個很不起眼的角落，我們終于找到奧威爾的墓碑。沒有讓人失望，奧威爾真的安葬于此。
一個多小時的雨中尋找，雖一波三折，山窮水盡，最后的柳暗花明卻令人感慨無限。艱難之后得到的補償，是巧合，是機緣。奧威爾在印度出生，而幫助我們的，恰恰是印度裔僑民，而他們幫忙找到的這位帶路人，正好住在墓地旁邊。一番巧遇，我寧愿相信是奧威爾在天之靈對我們的關(guān)照。
偌大一片墓地，此時只有我們夫婦兩人。教堂不大，大門緊閉，如果不是門上張貼著幾張新的告示，證明有人管理，不然真的會以為教堂與這片墓地早已廢棄。就村莊而言，教堂規(guī)模并不小，建筑正面為鐘樓結(jié)構(gòu)，約有六七層樓高，紅磚與灰石相間，已黯淡發(fā)黑，相比之下，教堂上方中央懸掛的大鐘，鍍金后的時針，讓發(fā)暗的建筑多了一抹亮色。
看上去普普通通的這座教堂，卻有悠久歷史。據(jù)查資料介紹，教堂始建于十四世紀，教堂內(nèi)部頗值得一看，可惜我們此次無法走進。安葬于這一教堂墓地的人士中，最有名的有兩位，一位是政治家Herbert Asquinth （赫伯特·阿斯奎斯），二十世紀初擔任過八年英國首相，其內(nèi)閣中最有名的海軍大臣，便是二戰(zhàn)期間出任首相的丘吉爾。另一位是作家奧威爾。有意思的是，他們兩位先后均成為美國《時代》的封面人物。阿斯奎斯被選為封面人物，是在《時代》剛剛創(chuàng)刊的一九二三年，他仍活躍在英國政壇；奧威爾被選為封面人物，是在一九八三年，距他去世已有三十三年。這一年，奧威爾八十誕辰，而第二年就是一九八四年。《時代》封面上，奧威爾銳利的眼睛凝望前方，他的旁邊，一塊黑幕中央，一只躲在后面的眼睛正在把他監(jiān)視。封面對奧威爾的說明極為簡潔：“一九八四，老大哥之父?！爆F(xiàn)實版的一九八四，與小說家的一九八四，重疊對接。時間之無情，命運之荒誕，盡在其中。
英國首相阿斯奎斯之墓，位于墓地顯眼位置，墓碑規(guī)模如一張長桌大小，與之相比，奧威爾的墓碑小得可憐。不僅小，它還與旁邊一個墓碑緊靠，碑前無人剪裁的花木枝葉，把墓碑遮掩一多半，如不仔細辨認，很難發(fā)現(xiàn)。幸好之前知道，墓碑上鐫刻的不是George Orwell，而是本名Eric Arthur Blair，這才得以在墓碑之間發(fā)現(xiàn)它。為了拍照一個完整的墓碑，我只好蹲在地上，將枝葉輕輕挪開。
此次英國之行，去過五六個墓地，我發(fā)現(xiàn)，與歐洲大陸國家的墓地相比，英格蘭、蘇格蘭的墓地，布局不規(guī)則，墓碑大多在草地間隨意放置，顯得凌亂。墓碑設(shè)計也較為簡陋，不像巴黎、維也納、布拉格等地的墓碑，常有頗具藝術(shù)創(chuàng)意的雕塑。
奧威爾的墓碑很薄，大小不到一平方米，沒有任何設(shè)計，樸素之極。墓碑文字也極為簡單：
Here lies
Eric Arthur Blair
Born 25 June 1903
Died 21 January 1950
（艾瑞克·阿瑟·布萊爾在此安眠，生于一九〇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卒于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再也沒有多余的文字。與身后獲得的世界性影響相比，與其作品具有的持久生命力相比，又有什么合適的詞語可以概括奧威爾的一生，鐫刻于碑呢？當年，妻子和友人們沒有想出，今天的人們，恐怕也難以想出。
奧威爾靜靜地躺在這里，墓前連一朵供奉的花也沒有。他沒有后人，當年負責照料墓地的友人，恐怕也不在人世了。與作品的世界性轟動相比，他的墓地冷清得讓人不敢相信。倫敦的西敏寺里，有一個著名的詩人角，供奉著自喬叟以來的諸多英國著名詩人和作家，站在那里，環(huán)顧四周墻壁和地面，一個個熟悉的名字，讓你難以相信自己竟然置身于他們之間：喬叟、彭斯、彌爾頓、狄更斯、拜倫、雪萊、司各特、艾略特、王爾德……
有一天，奧威爾是否也會遷移至此，與這些輝煌的人物融為一體，讓更多的人瞻仰，拜謁？或許，根本不需要。奧威爾靜靜地安眠于此，讓作品與讀者相伴，直到他痛切地所揭示的一切，在這個世界上消失。
站在奧威爾墓前，我深深鞠躬。我相信，他的中國朋友蕭乾，他的中國譯者董樂山，兩位前輩的在天之靈，愿意看到英格蘭小村墓地的這一幕。
走出墓地，看到與教堂相鄰的一幢老房子，修葺一新，改做餐廳。其中一家餐廳的店名為George & Dragon (喬治與龍)。為何起這個店名我不清楚，在英國文化中，喬治與龍有什么關(guān)聯(lián)，我也不懂。返回途中，坐在公交車上，欣賞窗外雨中的田園風光，思緒漫無邊際地翻飛。我突然產(chǎn)生一個奇怪念頭，喬治·奧威爾當年曾為蕭乾的《龍須與藍圖》寫過書評，“喬治與龍”，不就是這兩者的結(jié)合嗎？
喬治與龍——奧威爾與中國。
來自中國的我，愿意這樣聯(lián)想。于是，此番在牛津郡的艱難尋訪，因為這一有趣的小插曲，多了虛實相間、若有若無的歷史呼應(yīng)，多了一段耐人尋味的旅行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