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學運動”沖擊下的舊“文苑”
光緒二十八年（1902）《新小說》創(chuàng)刊之后，中國文學的發(fā)展開始進入報刊時代；后來極大地改變了中國文學面貌的“新文學運動”，其發(fā)生發(fā)展也正是仰仗了彼時已經(jīng)成熟的報刊體制。報刊這種新媒介所展現(xiàn)出來的力量，身歷其中的胡適感受真切，他甚至譽之為新時代的創(chuàng)造者[①]。對于“新文學運動”中報刊的積極參與，學界已有頗多較為深入的討論，但這些討論往往集中在它們與新文學、新思想的關(guān)聯(lián)方面，而不太在意其中舊文學的境遇問題[②]。實際上，這一時期的報刊既是“新文學”的發(fā)動機，也是舊文學的展示臺，正可以給我們提供一個觀察“新文學運動”前后中國舊文學前途命運的窗口。本文即集矢于“新文學運動”沖擊下知名報刊中刊載舊詩的“文苑”欄[③]，欲以它的顯晦浮沉，來展示在中國社會、思想、文學發(fā)生巨變的時代，舊文學的境況和路向。
一、舊詩的放逐
近代報刊里開辟“文苑”欄，梁啟超主持的《清議報》算是比較早的[④]。光緒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十一日《清議報》創(chuàng)刊，登載詩歌的欄目本作“詩文辭隨錄”，待光緒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十一日刊行第一百冊時，突然易為“文苑”，刊于本冊的梁啟超名文《本館第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jīng)歷》中也直稱“文苑”。而《清議報》館遭遇火災停刊、梁啟超于光緒二十八（1902）年正月一日繼之而辦的《新民叢報》，詩歌發(fā)表欄延用“文苑”一名，其下有“詩界潮音集”“棒喝集”等次級欄目。光緒二十八年（1902）橫濱新民社又編輯出版《清議報全編》，第四集名為“文苑”卷，其中收“來稿匯存”和“詩界潮音集”?！霸娢霓o隨錄”易為“文苑”及《新民叢報》開辟“文苑”欄，當是梁啟超所主，此中原因，梁氏并未言及，但從光緒二十八年（1902）《新民叢報》告白“文苑”乃“詩古文辭，妙選附錄，亦可見中國文學思潮之變遷也”[⑤]，和《清議報全編》自云“本編之十大特色”之一是第四集“文苑”所收錄“詩界潮音集”、所選“皆近世文學之菁英，可以發(fā)揚神志，涵養(yǎng)性靈”等語來看[⑥]，“文苑”有匯集當代詩文菁華、展現(xiàn)文學思潮變遷之意，一如史書“文苑”網(wǎng)羅一代作者作品之用心。
以“文苑”命名報刊上發(fā)表詩文之欄目——梁啟超的這一做法，像他在報刊活動中的許多其他嘗試一樣，為后起的諸多報刊所承襲[⑦]，“文苑”遂成為二十世紀初年以后，報刊上舊詩文的淵藪。不過等到新文化運動發(fā)生，胡適、陳獨秀等人提倡“文學革命”“白話文學”，已成為報刊內(nèi)容構(gòu)成重要部分的“文苑”——經(jīng)過十五六年的實踐已經(jīng)成為報刊的一種“傳統(tǒng)”，開始發(fā)生頗具深意的“轉(zhuǎn)向”；上海、北京、天津等地一些大報大刊的這一變化，值得我們注意。
上海的《民國日報》是較早發(fā)生“轉(zhuǎn)向”的報紙，它的《覺悟》是“五四”時期四大副刊之一。這家創(chuàng)刊于1916年1月22日、以維護民權(quán)、反對帝制為宗旨的日報，自第1號起，即將末版辟為副刊“藝文部”，發(fā)表舊詩的“詩選”乃其重要內(nèi)容之一。一年多后， “藝文部”改為“文壇藝藪”，“詩選”成為新辟的“文苑”的次級欄目[⑧]。1917年9月1日，“文壇藝藪”分化為兩部分，第12版名“民國藝文”，在“論學”“論文”“論詩”“論詞”等欄目之后是“詩錄”；第8版辟為“民國閑話”，刊發(fā)小說、諧文等偏重娛樂性的內(nèi)容。等到1918年1月1日，“民國藝文”改名“民國思潮”，副刊的努力方向有所調(diào)整，由純粹文學轉(zhuǎn)向關(guān)注思想，新辟“海內(nèi)論壇”“世界名著”“世界人物”等欄目，詩詞等作品置于統(tǒng)一的“文學”一欄中。5月17日，“民國思潮”改為“救國之聲”，“文學”欄移至8版“民國閑話”。9月10日，“救國之聲”改名“民國小說”，并于1919年5月25日與“民國閑話”合版，稱“民國小說閑話合刊”，其下有“詩錄”欄。6月16日，《民國日報》副刊發(fā)生斷崖式變革，改刊由邵力子主持的《覺悟》，徹底轉(zhuǎn)向新思想、新文學作品的刊載。
同年創(chuàng)刊于北京的《晨報》，在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眼中，因李大釗改良第7版和孫伏園主編《晨報副鐫》而聞名，實際上，它也是“五四”之前重要的包括舊詩在內(nèi)的舊文學的發(fā)表陣地。還在《晨鐘》時代，這份有著進步黨背景的日報中，“文苑”欄一直穩(wěn)居第5版“地方新聞”“京塵”之后。自1917年8月15日《晨鐘》擴張至8版之后，作為副刊的第7版，首即“文苑”，一直到1918年9月24日被查封。同年12月1日，《晨鐘》更名《晨報》繼續(xù)出版，“文苑”是第7版（偶爾第5版）的基本欄目。1919年2月7日，李大釗主持第7版改良，但“文苑”仍在，五個月后（7月3日），舊“文苑”永遠消失。
另一份列名“五四”四大副刊的上?！稌r事新報》，出道較《民國日報》和《晨報》早大約五年，它于宣統(tǒng)三年（1911）四月二十日創(chuàng)刊伊始，即在第7版副刊辟有“文苑擷新”（有時作“文苑”）欄，以發(fā)表詩話為主，偶爾刊發(fā)舊詩。1912年5月1日擴版改良之后，“文苑”欄固定下來。1914年5月3日，副刊幾經(jīng)更名之后，定為“報馀叢載”，此后“文苑”欄時而可見。四年之后，1918年3月4日，張東蓀主編的副刊《學燈》創(chuàng)立，12月16日改為日刊。12月22日，《時事新報》新辟周日《潑克》版，“文苑”移于此。至此，《時事新報》副刊文字形成了每日《報馀叢載》、周一至周五《學燈》、周日《潑克》這樣一種三足鼎立的局面。直到1919年11月18日，《時事新報》頭版頭條刊出大改良告白：“本報決定將原有星期《潑克》廢除，每日《學燈》欄后添設(shè)‘馀載’一門，專載小說、腳本并插圖畫，至下星期實行。關(guān)于小說、戲曲，歡迎投稿，潤筆從豐?！盵⑨]從此，《學燈》一家獨大，舊詩退出《時事新報》。
在北方的天津，創(chuàng)刊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五月十二日的《大公報》，宣統(tǒng)二年（1910）十月二十九日三千號《祝典增刊》中始辟“文苑”欄，但只是“靈光一閃”，宣統(tǒng)三年（1911）、民國元年（1912）“文苑”欄很少出現(xiàn)，分別是10次左右和15次左右，民國二年（1913）6月之后，“文苑”欄的刊出才開始穩(wěn)定起來[⑩]，1917年1月29日開始，“文苑”納入新創(chuàng)辦的副刊《報馀叢載》之中。同年5月15日，在原來的版面上專門辟出“文藝叢錄”替代原來的“文苑”，樣式如古籍對折之一頁，頗有面對詩集的即視感。1918年10月31日是“文藝叢錄”最末一次，之后于11月4日，恢復“文苑”之名。此時《大公報》已是北方最重要的舊詩文發(fā)表陣地之一。1920年8月20日，“因時局紛耘，動多阻礙，辦理甚為困難”而歇業(yè)一周的《大公報》[11]，改組復刊。改組前的副刊《馀載》改名《報馀叢綴》，原來的“小說”“文苑”如故，而1920年7月1日新開辟的以“順應世界潮流，提倡文化運動”為職幟的《思潮》版則被取消[12]。不久之后，自11月10日起，《報馀叢綴》取消了“文苑”，舊詩絕跡；進而于1921年1月1日，《報馀叢綴》也被取消。
上海的純文學雜志《小說月報》是商務印書館的名刊，自宣統(tǒng)二年（1910）七月二十五日創(chuàng)刊時，即設(shè)有“文苑”一欄，其《征文通告》末條云：“如荷惠寄詩詞、雜著以及游記、隨筆、異聞、軼事之作，本報一經(jīng)登載，當酌贈本報若干冊，以答雅意?！盵13]這無疑反映了作為小說雜志主編的王蘊章對舊詩文的注重。自第3卷第4號（1912年7月）起，惲樹玨擔任主編，對舊詩文的重視一仍其舊，他在《本社特別廣告》里說：“內(nèi)容側(cè)重文學，詩、古文、詞，諸體咸備。長短篇小說及傳奇、新劇諸欄，皆精心撰選，務使清新雋永，不落恒蹊?！盵14]所以，發(fā)表舊詩文的“文苑”是這本小說雜志里特別穩(wěn)定的欄目。到了1920年初，《小說月報》進行自改革，請沈雁冰主持開辟了“小說新潮”欄，開始了新文學與舊“文苑”的共存時期，但僅維持一年，1921年1月10日第12卷第1號起，商務印書館以沈雁冰為主編，替換掉重掌《小說月報》三年的王蘊章，對《小說月報》內(nèi)容進行了一場“革命”。這次的《改革宣言》中云：“惟平常詩賦等項，恕不能收?！盵15]這標志著《小說月報》上以詩歌為代表的舊文學，終于散場。于是此前1920年10月第11卷第10號上的“文苑”，遂成為《小說月報》舊詩發(fā)表的最后一抹馀輝。
《東方雜志》是商務印書館的另外一種名刊，作為綜合性文化雜志，它在刊行最初的四年多時間里，并未“染指”舊詩，而是孟森接替徐珂擔任主編之后，自光緒三十四年（1908）七月二十五日第5卷第7號開始，才辟出了“文苑”一門。這一期《東方雜志》進行了欄目調(diào)整，其《改良凡例》中列舉欄目設(shè)想時云：“評騭文藝，諷誦篇什，以悅性靈，列文苑類第六?！盵16]初辟的“文苑”欄刊載的是嚴復與鄭孝胥關(guān)于鄭氏時文的“酬和近作”各二首，和“陳伯嚴近作”十一首?！拔脑贰币幻麍猿至藘赡臧胱笥遥y(tǒng)二年十二月第7卷第12號（杜亞泉出掌主編）刊出“大改良”預告，言將“鼓吹東亞大陸之文明”，各欄“揭載政治、法律、宗教、哲學……諸科學最新之論著，旁及詩歌、小說、雜俎、游記之類”[17]。之后改良的第8卷第1號（宣統(tǒng)三年一月），“文苑”易名“詩選”，但只存在了4期（1、2、3、7)，武昌起義之后，《東方雜志》取消了要“旁及”的詩歌。這種詩歌闕如的狀況延續(xù)了長達四年之久，1915年7月10日的第12卷第7號才開始以“海內(nèi)詩錄”為名號恢復舊詩之發(fā)表，同時陳衍的《石遺室詩話》也開始在《東方雜志》上連載。第13卷第1號（1916年1月10日）“海內(nèi)詩錄”改回“文苑”，分文、詩二部。此后一直到1920年12月第17卷第24號，“文苑”只缺席了其中2期。自1921年1月10日第18卷第1號開始，“文苑”被撤銷。前后總計，“文苑”欄共91期，再加上“詩選”4期，“海內(nèi)詩錄”6期，專門發(fā)表舊詩文的園地一共有101期。盡管1924年錢智修在回顧《東方雜志》二十年發(fā)展歷程時，于舊文學方面只提及“林譯小說和《石遺室詩話》”以及“王靜安先生的《宋元戲曲史》”[18]，但顯然，這101期160馀位詩人1490多題的舊詩發(fā)表不容忽視。
同在上海的《時報》是一份后來居上的日報，它自光緒三十年（1904）四月二十九日創(chuàng)刊時，即辟有“詞林”一門，其《發(fā)刊例》中云：“本報設(shè)詞林一門，詩古文辭之尤雅者隨錄焉?！盵19]但本文關(guān)注的是《時報》在“新文學運動”起來之后所創(chuàng)辦的專刊《文藝周刊》。
《文藝周刊》創(chuàng)刊于1919年4月6日（周日），其時《時報》已是上海著名大報之一，尤其在文化教育界，影響頗大?！段乃囍芸肥恰稌r報》的第三種?？?，陳詩主編，周日出版，稍早些時候創(chuàng)刊的《教育周刊》（3月17日創(chuàng)刊）和《婦女周刊》（3月19日創(chuàng)刊），分別安排在周一和周四出版。發(fā)刊辭《〈文藝周刊〉序》在簡略地敘述了中國文學的發(fā)生和歷史之后說道：“方今世宙大同，歐風東漸。薄家雞而重野鶩，人習歧趨；寶康瓠而屏云門，里無舊學。百年以后，古義將湮；十室之間，儒風頓渺。某等惄然興嘆，皇然退思，爰萃知交杰作，匯為《文藝周刊》。七日來復而傳觀，萬里梯航而畢達。絕無譏世詆俗之為，聊寶希臘拉丁之舊。語曰：‘形上謂之道，形下謂之器?！抡邿o失其為新，故者無失其為故。某等夙尚，如斯而已。行見群儔篤嗜，遠葉同聲，清晝馀閑，爭推樂事矣?！盵20]據(jù)此可知，《文藝周刊》之辟，是在“歐風東漸”、“舊學”凋零的時代背景下，“知交”們所采取的守舊之策。這顯然有因應“新文化運動”興起的考慮在內(nèi)，但其基本立場是“新者無失其為新，故者無失其為故”，并無反對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學的意思——你可納新，容我守舊?！段乃囍芸返膬?nèi)容有文選、詩選、詞選、筆記、詩話、詞話、劇譚、小說等，是純粹而莊重的“舊文學”寫作。其創(chuàng)刊預告中言：“詩文詞選，征求海內(nèi)外名作，披露當世?！盵21]其它如詩話由陳詩等執(zhí)筆，劇譚由徐凌霄等執(zhí)筆，筆記由狄葆賢等執(zhí)筆，小說由包天笑等執(zhí)筆。《文藝周刊》堅持了兩年多，1921年6月7日出版第110期后[22]，這個刻意與“新文學運動”疏離，堅守包括“舊詩”在內(nèi)的舊文學陣地的專刊，淡出了《時報》。
這七種報刊在“新文學運動”起來之后，先后停廢了自己的“文苑”欄。這些報刊，上海五種——《民國日報》《時事新報》《小說月報》《東方雜志》《時報》，北京一種——《晨報》，天津一種——《大公報》，都是具有全國影響的報刊。它們幾乎都自創(chuàng)刊之日起，就辟有發(fā)表舊詩的“文苑”欄[23]；又都在經(jīng)歷了少則2年、多至18年的堅持之后[24]，在1919-1921年間，紛紛“放逐”了舊詩。這一“群體性”事件，具有重要的表征意味。不論是“堅守”還是“放逐”，都是對彼一時代讀者閱讀口味的引領(lǐng)或迎合——從報刊生存的角度來看，這至關(guān)重要。當一個時代的讀者閱讀趣味發(fā)生了變化，報刊必然會因應這種變化，及時對自己的內(nèi)容作出調(diào)整（即放棄與新增）——當然，除非它抱著“自絕于世”的必死信念——從而使自己跟上時代，保持活力，如果不能贏利的話，至少不至于虧損。在這樣的形勢里，讀者是第一位的，作者因讀者之需要而顯示其重要性。所以，在報刊界，舊詩作者及寫作的存在，并不足以為其自身提供重要性的依據(jù)，當報刊主持者認為現(xiàn)在和將來的讀者不需要舊詩的時候，舊詩的報刊發(fā)表時代便結(jié)束了。從文學的角度來看，舊詩在大眾性報紙和綜合性雜志上的被“放逐”，意味著一個時代的文學尺度發(fā)生了轉(zhuǎn)換，或這個尺度的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重要變化。簡而言之，就是“舊文學”讓位于“新文藝”了。這個“新文藝”最顯在也是最重要的特征是——白話。
二、“新文化”的圍困
本來舊詩實力雄厚，安逸無比，到底經(jīng)歷了什么，慘遭“放逐”？是“新文學”（“新文藝”）揮舞大棒直接上陣嗎？是一刀兩斷式的新舊分割嗎？我們必須細致觀察前文提及的諸種報刊在“放逐”舊詩前的種種表現(xiàn)，才能明白她所經(jīng)歷的一切，才能弄清楚她到底以何種方式被“放逐”。
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舊詩一直是重要內(nèi)容，甚至到了1919年2月11日，“民國閑話”里的一篇文章仍在批評白話詩：“時賢多提倡白話詩，取其易于镕鑄新思想也，用意固善，其無如全無格調(diào)，終覺乏味，而不耐人吟詠?！庇衷疲骸氨梢饽芤孕滤枷腴F鑄于舊格調(diào)之間，如黃公度《今別離》等作，最佳?！盵25]這則直接襲用二十世紀初梁啟超《飲冰室詩話》中“舊風格含新意境”論述的短文，顯然是當時詩壇上反對胡適詩歌變革觀念的一種聲音，盡管或許無法全面代表這一時期《民國日報》副刊編輯的詩學觀念，但其發(fā)表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副刊編輯支持此一聲音的表征。但實際上，最遲自1918年初“民國思潮”版的開辟開始，舊文學已經(jīng)受到與時代潮流相合拍的“海內(nèi)論壇”“世界名著”“世界人物”等新思想、新知識欄目的排擠了。1919年6月16日《覺悟》的創(chuàng)辦，意味著以舊詩為代表的舊文學在《民國日報》中的消歇。第1期《覺悟》刊發(fā)《女子解放問題》《金錢與工力》《工人的巴黎》《歐美各國研究中國之機關(guān)》等，關(guān)注、介入中國現(xiàn)實問題之討論。更在8月20日所刊《本欄歡迎投稿》第一條中云：“體裁概用白話?！盵26]這是《民國日報》向舊詩正式告別。不過《覺悟》較穩(wěn)定地發(fā)表新詩等新文學作品，還要等到1920年之后。
北京《晨報》于1918年12月1日復刊時，即因副刊第7版增設(shè)“專載”和“歐戰(zhàn)史料”欄發(fā)布有關(guān)一戰(zhàn)的種種，原來處于7版首位的“文苑”移至兩欄之后，這是《晨報》“文苑”因為副刊對當前國際國內(nèi)現(xiàn)實問題的關(guān)注而第一次被迫后移。等到1919年2月7日李大釗主持第7版副刊改良，首先“增設(shè)自由論壇”，“凡有以新修養(yǎng)、新智識、新思想之著作惠寄者，無論文言或白話，皆所歡迎”，開始強調(diào)新思想。又改造原有的“譯叢”和“劇評”欄：“譯叢一門擬多采東西學者名人之新著，且擇其有趣味者迻譯之”，“劇評一門，擬專擇與文藝關(guān)系比較的有高尚精神者登載之”[27]。但在第一期改良副刊即2月7日第58期《晨報》第7版露面之時，“文苑”仍在發(fā)表舊詩。2月27日，《晨報》再次對第7版進行改良，“特于‘自由論壇’等之外，添設(shè)‘名著新譯’‘名人小史’‘革命實話’三門，皆取材于中西有名之著作”[28]。這些新增欄目，將原來的“譯叢”細化為三個欄目，均置于“文苑”之前。此后“文苑”欄的出現(xiàn)變得不穩(wěn)定起來，3月17日至4月7日“文苑”消失，4月11-19日、21-24日、26-29日均不見“文苑”蹤影。5月4日起，《晨報》又在第7版增設(shè)“婦女問題”欄，以其“為今日世界上之一大問題”也[29]。此后，馬克思主義、婦女問題、俄國革命這些新文化運動論題，成為《晨報》副刊的主要內(nèi)容。而“文苑”進入5月后，第6日才現(xiàn)身，并且跌在副刊第7版的最后。此后只在5月8、9、11、14、18、22日和6月25-30日、7月1-3日，“文苑”還在撐持，7月3日之后，“文苑”永遠消失。此時，《晨報》的第7版幾乎完全被新思想、新知識的內(nèi)容占據(jù)，唯一還在繼續(xù)刊發(fā)與舊文學相關(guān)內(nèi)容的是“曲談”欄，但也隨著8月13日吳梅《清代曲家軼話》的結(jié)束，自8月14日起改為“歐劇談片”，從此舊文學完全退出。但一直到1919年11月4日，《晨報》第7版才增設(shè)“新文藝”欄，表明《晨報》開始關(guān)注新文學。
上?！稌r事新報》的《學燈》1918年3月創(chuàng)辦之初，由張東蓀主持。作為“五四”四大副刊中最早的一個，初始時期的《學燈》以教育為指向，并未關(guān)注“新文藝”問題，所以在這年的11月之后，我們甚至能看到在同一版里，上半版是《學燈》，下半版即有刊載舊詩的“文苑”欄。不過不久之后情況發(fā)生了變化。12月6日，《學燈》增設(shè)了“新文藝”欄，開始連載泰鶴蘭著、韻梅譯、一鶴校訂的小說《郵政局》。至1919年2月4日《學燈》擴版，其《本欄之大擴充》中排列今后九個欄目，其九即“新文藝”——“載新體之詩文”[30]，第一次明確表明了自己的“新文藝”方向。從此以后，原來每天都有的《報馀叢載》消失，其內(nèi)容并入周日特刊《潑克》。2月9日《潑克》的《征文啟事》里說：“本欄每星期一次，專載短篇小說，及一切滑稽小品文字?！狈N類包括“短篇小說、新聞屑、劇談及其他一切有趣味之著作”[31]。種類中雖未明列“文苑”，但此后它在《潑克》中的刊出比較穩(wěn)定，至少每個月都可以獲得一次出場機會，甚至在3、6、8月，“文苑”滿勤，每周都可與讀者見面?！秾W燈》雖有關(guān)注“新體之詩文”之意向，但直到4月11日，“新文藝”欄才重新露面，開始連載程生的小說《名節(jié)》。8月15日，《學燈》的《本欄啟事》再提“新文藝” ：“本欄自今日起另辟‘新文藝’一門，倘蒙讀者投稿，無任歡迎。”[32]這一期“新文藝”里發(fā)表的是黃仲蘇的新詩《重來上海》。似乎此前，《學燈》的編輯——此時匡僧主編——對新體詩的價值還有些疑問，4月10日的“來件”里曾發(fā)表天放《新體詩與傅君孟真商榷書》，提出“新體詩的好處”“詩是否有白話體的必要”“和白話有何區(qū)別”三個問題請傅斯年和胡適回答[33]。這似乎暗示了編輯的猶豫。不過從前引《學燈》的啟事來看，8月15日之后這種猶豫不復存在——此時主編是郭虞裳，他自7月入主《學燈》——并且這種“新文藝”的興趣開始影響《潑克》，9月7日《潑克》的“文苑”改作“舊文藝”（僅此一次，9月14日復為“文苑”），甚至11月2日的《潑克》上，竟然出現(xiàn)了“新文藝”欄，發(fā)表了一首未署作者的新體詩《車燈》。這些微妙的跡象似乎暗示了舊詩等“舊文藝”此時所受到的壓力。11月16日，《潑克》還照?？?，2天之后，《時事新報》的“本報大改良”便宣告自下星期始，每周日的《潑克》將被廢除[34]。先是每日的《報馀叢載》變成周日刊出的《潑克》的一部分，現(xiàn)在是《潑克》廢止，拋棄了發(fā)表舊詩的“文苑”?！稘娍恕返摹案娜ァ焙苁苌蜓惚馁澷p，他寫信建議《學燈》小說、劇本的翻譯既重視思想，也重視藝術(shù)，為“我國將來自創(chuàng)新文藝時”，提供“極大幫助”[35]。當時《學燈》正處于郭虞裳和宗白華的主編交接之際，他們二位傾向新文學，《時事新報》決意取消登載舊文藝為主的《潑克》，當是他們起了很大作用。
商務印書館雖是文化出版企業(yè)，但面臨將對出版業(yè)發(fā)生巨大影響的“新文化運動”，卻表現(xiàn)得比較“冷漠”，或者說較為保守（穩(wěn)健）。一開始沒有主動去順應這一文化新潮，一直要等到雜志嚴重滯銷導致商業(yè)利潤虧損，以及受到來自北京新文化陣營的點名批評之后，商務印書館才著手改良旗下的雜志，包括《東方雜志》和《小說月報》[36]。
《東方雜志》主編更換之事，經(jīng)過醞釀、商討，終于在1919年10月底塵埃落定：“亞泉專管理化部事，《東方》由惺存擔任?！盵37]“惺存”即陶葆霖，但他主持半年左右即病故；錢智修于1920年8月接手，一直主持到1932年。在錢智修主持之下，《東方雜志》作了很大調(diào)整。在文學方面，錢智修于《東方雜志》二十周年的紀念文章里回憶說：“至第十七卷以后，本志更努力于新文藝的輸入，國內(nèi)創(chuàng)作家，亦常常以新作品見餉?！盵38]第十七卷即1920年卷，可見此時開始了較為自覺的新舊文學之轉(zhuǎn)換。錢智修于1920年首期上闡述此后辦刊之方針云：“本志以為，能描寫自然之美趣、感通社會之情志者，莫如文學。而國人之治西洋文學者尚鮮，即有少數(shù)譯籍，亦往往不能脫古文、詞賦之結(jié)習，其于西洋文學將彌失其真。故今后擬以能傳達真旨之白話文，迻譯名家之代表著作，且敘述文學之派別，纂輯各家之批評，使國人知文學之果為何物?！盵39]這便是自覺“努力于新文藝的輸入”的開始，向著白話文大步邁進矣。其實，《東方雜志》自第17卷第1號（1920年1月）開始的因應“世界智識日益進步”“以求完善”的變革是全方位的，其欄目及構(gòu)想較前多有變易：開辟“世界新潮”欄；“學識”欄“以倫理社會及文學上之新思潮為主”；“讀者論壇”“專收讀本志者所發(fā)表之意見，近來新思潮勃興，茍有特識，雖持論互殊，正不妨兼收并蓄，以為切磋之助”；“小說”欄以“白話短篇”為主，“間用文言，亦力求淺顯爽豁”[40]。這些“變更體例”，顯然是在新文化運動以來形成的新思想、新文學潮流壓力之下的一種調(diào)整。但即使是在這趨新的路上，《東方雜志》仍保留了“文苑”——“匯錄當代名流著作，以備嗜文學者之流覽”[41]，這應該是考慮雜志的一幫老作者、老讀者，想在新舊文學之間求得一種平衡。但這種努力只堅持了一年，1921年第18卷第1號起，“新思想與新文藝”欄取“文苑”而代之，編者云：“中國的舊文學，其勢不能夠不改革了，所以本志從今年起，決計把‘文苑’廢掉，另設(shè)‘新思想與新文藝’一欄，當作介紹西洋文學的引子。所有詩古文辭一類的投稿，從此就一概不收。”[42]態(tài)度明確而堅決。這是該刊在文學方面最重要的立場轉(zhuǎn)換。
商務的另一名刊《小說月報》，從宣統(tǒng)二年（1910）創(chuàng)刊之日起，既欲“綴述舊聞”，又思“灌輸新理”[43]，所以從一開始，即辟有“譯叢”“新智識”“改良新劇”等欄目，介紹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識、新事業(yè)等，以副其志。但此時之“灌輸新理”還未形成沖擊“綴述舊聞”之勢，甚至1917年10月，張元濟所言“不適宜，應變通”，所指也主要集中在《小說月報》的林譯小說和商務高層與主編惲樹玨之間的分歧等方面，還未觸及與當時蓬興的新文化思潮之間的關(guān)系[44]。直到1919年11月初——與《東方雜志》換帥幾乎同時，《小說月報》主編王蘊章——時為其重掌《小說月報》第二年——請身在編譯所的沈雁冰主持以提倡新文學為職幟的“小說新潮”欄，1920年1月第11卷第1號，《小說月報》的自改革才正式開始。沈雁冰通過“小說新潮”“編輯馀談”等欄目的編輯和寫作，使《小說月報》稍微擺脫了王蘊章掌舵的舊路，向新文學靠攏，這是新文藝“入侵”《小說月報》的開始。但這樣一種新舊并陳、以舊為主的“改良體例”，仍難挽雜志在新文學潮流沖擊下的頹勢，1920年10月，印量已經(jīng)下滑至二千份，這對曾以銷售萬份廣告天下的商務來說，是觸目驚心的[45]。于是商務高層決定以沈雁冰為主編，替代王蘊章，自1921年1月10日的第12卷第1號，發(fā)表《改革宣言》，對《小說月報》進行“革命”。《改革宣言》中有云：《小說月報》要研究舊文學，“惟平常詩賦等項，恕不能收”[46]。這標志著以詩歌為代表的舊文學，終于散場。
而《時報》專刊《文藝周刊》終止于1921年6月7日，可能與《時報》易主有關(guān)系，接手的黃伯惠的商人趣味，與原“時報主人”狄葆賢自是不同。但1919年影響日趨壯大的新文化思潮，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時報》自1919年3月起所創(chuàng)辦的一系列?？纭督逃芸贰秼D女周刊》《兒童周刊》《實業(yè)周刊》《醫(yī)學周刊》《英文周刊》《圖畫周刊》《時代思潮》等，本就是為應對新時代的巨變而采取的辦報舉措，而志在舊文藝的《文藝周刊》在這一群周刊中無疑是一個“異數(shù)”。不僅如此，在《文藝周刊》刊行的過程中，早在1919年11月2日，本應于此日（周日）出版的第31號，即因為《新時報》專刊的創(chuàng)辦而被擠至周二，從此《文藝周刊》讓出了周日這個“黃金時段”。而《新時報》重在一“新”字，其出版預告云：“本報現(xiàn)因應付世界趨勢起見，特辦《新時報》，以灌輸新文明于閱者，內(nèi)容約分新學說、新譯叢、新史料、新發(fā)明、新文采、新小說、新游戲等類”[47]。而四個月后的《〈新時報〉征文》更直言：“《新時報》是新時代的寧馨兒，最歡迎新青年的著作?！缎聲r報》最歡迎的著作，是科學、哲學、文學、藝術(shù)和社會學說。”[48]向“新青年”頻頻招手。第一號《新時報》中，“新學說”介紹的是當時中國的熱門人物杜威在教育史上的地位，“新文采”發(fā)表的是雪舫以新詩形式翻譯的太谷兒的《曉夢》，專門辟出的“新字母”欄詳細介紹了便利漢字識讀以普及教育的三十九個注音字母，這些都是彼時的“時尚”問題。
由此可見，舊文學的《文藝周刊》，從創(chuàng)刊之初就處在“圍困”之中，這種“圍困”實乃“文苑”——舊詩——時代處境的隱喻，它的歇業(yè)乃是必然之勢。
我們發(fā)現(xiàn)，在諸家報刊舊詩被“放逐”的過程中，往往是關(guān)乎現(xiàn)代國家、現(xiàn)代文化建立的新思想、新學說、新問題來打前哨，然后才是“新文學”（“新文藝”）走上前臺?！靶挛膶W”及其“同謀者”步步為營、層層滲透，最后成功上演“逼宮大戲”。而且，我們還注意到，新舊文學的出現(xiàn)與消失并非斬截如刀切一般，即使是“新文學”（“新文藝”）已經(jīng)登上副刊之舞臺，舊“文苑”也常常與之同臺表演，盡管這同臺表演的機會日漸稀少。這是新生稚弱的以新詩為代表的“新文學”與根深葉茂的以舊詩為代表的舊文學之間的一場拉鋸戰(zhàn)，顯然，“文苑”在報刊上的“讓位”并非情愿，它的沉而又浮，恰恰顯示了它“頑固”的堅守。
在“舊君”落荒而去、“新王”欣喜加冕的過程中，報刊上也同時上演了新舊文學之間的理論鏖戰(zhàn)。蔣善國發(fā)表于1920年4月《東方雜志》上的《我的新舊文學觀》一文上來就說：“從去年秋季以來，中國主張新舊文學的人，彼此打筆墨官司，鬧個不了。”[49]這一觀察可能略嫌保守，其實1919年秋季的新舊文學之爭，乃是年初興起的新舊思潮之爭中新舊文學之爭的延續(xù)，《每周評論》4月27日附錄《對于新舊思潮的輿論》中《時勢潮流中之新文學》，即是新文學對舊文學的一次“亮劍”。不過這次與1917年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引發(fā)的“文學革命”對舊文學的進攻不同：1917年時舊文學籠罩天下，但面對《新青年》胡、陳等人的進攻，除了林紓發(fā)表《論古文之不宜廢》發(fā)聲外，其他人選擇了集體沉默，令新文學方面有“寂寞”之感；1919年時“中國的學術(shù)思想也比從前很有進步，單就白話文一樁事來講，民國七年用白話做文的，除了《新青年》雜志之外，簡直沒有。卻是不到一年，白話文的風行，直出于首先提倡白話諸君的意料之外。民國八年新出版的雜志，差不多完全用白話作文，有許多從前反對白話文的報章，現(xiàn)在也不能不采用了”[50]。面對這樣一種新的文學形勢，站出來聲援舊文學的人卻多了，因而形成所謂新舊文學之“沖突”。如果說前次舊文學家們因篤信舊文學的永生而不屑、沉默的話，這次當是實實在在地感到了舊文學的危機，遂選擇挺出發(fā)聲。不少論者主張的新舊并存的立論方式——“新文學之不能遏止，亦猶舊文學之不能廢除”[51]，恰恰反映了此時新文學的來勢洶洶。正如《小說新報》的《停刊啟事》中所云：“新文學潮流，今方極盛一時，風會所趨，勢使之然?！薄缎≌f新報》的選擇是：“本報殊不愿附和其間。近來來函要求鼓吹新潮者甚多，本報寧使停辦，決不附和取媚，以取削足適屨之譏?！盵52]相較于《小說新報》這種決絕“自裁”的做法，那些還想繼續(xù)存活續(xù)命的，便只好放棄舊文學，包括舊詩。誠如報界人士的夫子自道：“其人自身并不主張白話，不愛用白話，且亦不慣用白話，不過時勢所趨，社會偏重白話，茍所辦之報或志不摹仿而習用之，則將不受社會之歡迎，于銷路上大有阻礙?！盵53]一句“時勢所趨”，其中似有無限不甘?？梢姰敃r眾多報刊，都受到了“新文學潮流”的挾裹。
三、舊詩的去處
1919年的新舊文學論爭中，像“西諦”（鄭振鐸）那樣主張“新與舊的攻擊乃是自然的現(xiàn)象”、新舊文學之間“沒有調(diào)和的馀地”[54]，當然不乏其人，但據(jù)事物演變規(guī)律思考、或為“中國文學前途”著想從而主張新舊并存、新舊與價值高低并不對等的論者，亦頗不少，甚至包括新文學家沈雁冰，他認為“舊文學也含有‘美’‘好’的，不可一概抹煞”，“相信現(xiàn)在創(chuàng)造中國的新文藝時，西洋文學和中國的舊文學都有幾分的幫助”[55]，他“以為新文學就是進化的文學”，“新舊云者，不帶時代性質(zhì)”，“新舊在性質(zhì)，不在形式”，“不該拿時代來注釋”[56]，這些話語已然剝離了《新青年》同人所發(fā)明的白話文言與新舊、高低、活死對等的言說模式。眾多論者在這時所表現(xiàn)出的對于舊文學（舊詩）的溫情，展現(xiàn)了彼一時代舊文學的根基之深和人們對舊文學的價值認同與情感依戀之篤，這是舊詩在新文學高歌猛進的時代得以續(xù)命的根基。
正因為有這樣的“群眾基礎(chǔ)”，所以，雖然“新文藝”開始在江湖上呼風喚雨，但“舊詩”卻“不甘心”自己永遠被“放逐”的命運。這個時候表現(xiàn)特別典型、特別有意思的是我們前面提及的《時報》的《文藝周刊》?！段乃囍芸蜂N聲于1921年6月7日，但一年半之后，1922年11月15日，《時報》的《小時報》開辟“今文選”一欄，君玨的欄前小引《今文選》云：“處今之世，文藝雖曰衰微，而雅制瑰章，非無間見。不有采輯，何資諷吟？此本報‘今文選’一門所以增辟……俊侶英儔，爾音毋閟。任詩沈筆，所望駢來?！盵57]味其所言，實有以《文選》雅制自我期許和期待之意。此后每期“今文選”置于原有“藝林”欄前，覽其作者，多為同光體諸人，蓋“今文選”者，實《文藝周刊》“詩文詞選”諸欄之卷土重來也[58]。雖空間大為縮水，但畢竟在《小時報》里，《文藝周刊》的作者們贏得了一塊“自己的園地”，在文藝“衰微”之世，使“雅制瑰章”得獲展示風采的機會。首期“今文選”發(fā)表了“蘉菴”（袁思亮）為老師陳三立七十所撰壽詞《莊椿歲》，詞的上闋云：“白門斜照西風，幾回驚見滄波換。天留一老，文章山斗，光芒霄漢。滿地江湖，百年身世，酒杯陶遣。算行吟坐嘯，乾坤萬態(tài)，都收入新詩卷?！盵59]頌揚陳三立幾經(jīng)劫毀，如今文章山斗，為世所尊，其詩乾坤身世，牢籠萬有。陳三立七十生日在民國十一年壬戌九月二十一日（1922年11月9日），“今文選”選在生日之后的11月15日開辟，并以陳三立詩弟子袁思亮的一首壽詞為開欄之作，客觀上看，除了凸顯陳三立的詩壇盟主地位之外，亦在為以陳三立為首的同光體詩人宣示存在，展示傳承。
《大公報》亦于取消“文苑”將近一年半之后，于1922年3月1日開始的報紙改造中恢復《馀載》，“文苑”與小言、筆記、劇談、常識、諧藪、小說等一起，成為新《馀載》的重要內(nèi)容。之后“文苑”之名雖屢有更易——“古今體詩鈔”“硁齋癸亥所抄詩”“甲子詩鈔”“乙丑詩鈔”“詩鈔”“詩選”等，對舊詩的興味則始終如一，甚至在1925年11月27日?？?926年9月1日“新記”《大公報》復刊之后，由何心冷主持的《藝林》副刊盡管宣言中有“如果專排上些詩詞、歌賦、考據(jù)、學說……豈不可惜”之語，但“有趣味的詩詞”幾乎每期都發(fā)表[60]，諸宗元、吳闿生、王揖唐等是初期的主要作者。同時，也如何心冷所期許的，《藝林》“新文學的作品、舊文學的作品，兼收并蓄”，努力去打破社會上“強分出新派舊派”“這無意識的畛域”[61]。1928年1月1日，《藝林》消歇，《小公園》出現(xiàn)，起初仍由何心冷主持，此后迭更主持，但在詩歌發(fā)表方面基本保持了新舊混合、以新為主的局面，直至1935年7月蕭乾擔任主編，《小公園》才被改造成一個新文學發(fā)表園地[62]。
在“新文學運動”起來、一些重要報刊放逐舊詩的同時，仍有些大報，1919-1921年間舊詩的發(fā)表并未中斷。如上海的《申報》，這個中國報紙發(fā)表文學作品的鼻祖，“從1872年4月30日創(chuàng)刊到1890年3月21日宣布?？f體詩”，形成了自己舊詩發(fā)表“興盛的第一個高潮”，之后沉寂下來，至1908年2月7日，始出現(xiàn)“文苑”欄，但此后“文苑”欄的出現(xiàn)不太穩(wěn)定[63]。不過1911年8月24日副刊《自由談》創(chuàng)立之后，在王鈍根、吳覺迷、姚錫鈞、陳栩、陳冷、周瘦鵑等前后接續(xù)主編之下，《申報》舊詩發(fā)表迎來了它的第二個繁榮時期，一直到1932年12月，黎烈文接手《自由談》，將其改造成新文學發(fā)表的陣地。1919-1921年正值陳冷（1918年10月-1920年3月）、周瘦鵑（1920年4月-1932年10月）交替主編時期，雖然“從1918年開始《自由談》已多次聲明不歡迎舊體詩，且舊體詩的版面和數(shù)量日益在減少”[64]，但《申報》仍是當時重要的舊詩發(fā)表陣地之一。1927年3月12日聲明詩文不收，1929年3月30日《自由談》“因變更體制”而特別制訂的《投稿新約》又云：“本刊現(xiàn)已將‘今文選’‘藝苑’等欄撤消。故凡詩、詞、文章以及哀啟、壽序、傳記、行述等等，概請勿寄，以免擱置?！盵65]此后雖偶有破例，但舊詩“數(shù)量頗為寥寥”[66]。1932年《自由談》易手黎烈文之后，《申報》的《本埠增刊》和之后的《春秋》成為舊詩發(fā)表的園地，不過從數(shù)量來看，除1932年698首、1933年397首、1947年256首、1948年576首之外，其它年份均為兩位數(shù)，甚至0發(fā)表，充分說明了舊詩在《申報》副刊中的“邊緣地位”[67]。北京的《順天時報》，自光緒三十一年（1905）創(chuàng)辦即刊載舊詩，雖其間有“詩壇”“文苑”“藝林”等名目的變換，也曾于1920年2月1日“鑒于時代之趨勢”，“特辟新思想一門”[68]，但一直到它停刊的1930年，舊詩之發(fā)表都沒有中斷。天津的《益世報》，1915年10月1日創(chuàng)刊時辟有“文苑”，至1932年《益智粽》副刊改名《語林》，投稿要求之一“不陳舊”[69]，從此舊詩刊載才停止。成都《國民公報》1912年4月創(chuàng)刊之初設(shè)有“文苑”，1919年10月之后，常有新舊體詩并存于“文苑”之“盛況”，大約到1929年2月創(chuàng)辦《國光》副刊時，才開始不發(fā)表舊詩。即如我們前邊討論過的《時報》，1914年3月19日創(chuàng)立的《馀興》中的“詞林”欄，也一直沒有中斷；1918年1月12日《馀興》并入《小時報》，“詞林”依然故我；直至1927年6月1日《小時報》及附錄《馀興》被“潮流所趨”[70]的《時報新光》取而代之，《時報》才開始進入以發(fā)表新詩為常的時代。
而1921年之后新創(chuàng)辦的報刊，其中有不少辟有“文苑”或近似欄目，專門發(fā)表舊詩。此種地方性報刊數(shù)量眾多，此處不表。較知名的具有全國性影響的，如1922年1月由東南大學吳宓主編、中華書局出版的“昌明國粹，融化新知”[71]的《學衡》，發(fā)表舊詩文詞的“文苑”欄與79期雜志如影相隨，1933年7月始歸于寂滅。1924年8月3日創(chuàng)刊于上?！?926年9月遷天津出版——的《國聞周報》，自1927年6月3日起，增辟國風社供稿、曹經(jīng)沅主持的“采風錄”欄，一直堅持到1937年12月，被譽為“中國舊體詩之最后逋逃藪”[72]。1932年11月15日創(chuàng)刊于上海、陳灨一主編、“頗思于吾國固有之聲名文物，稍稍發(fā)揮，而于世界思想潮流，亦復融會貫通”[73]的《青鶴》，114期雜志中發(fā)表舊詩的“詞林”欄自始至終，隨雜志而停于1937年“八一三”的炮火之中。1938年5月在武漢刊行、9月遷往重慶發(fā)行、1945年12月?？摹睹褡逶妷?，前后共出版29輯，志在“以韻體文字發(fā)揚民族精神，激起抗戰(zhàn)之情緒”[74]，“詩錄”是其最重要的欄目，所發(fā)表的舊詩數(shù)量占到全部發(fā)表量的70%，而“新體詩錄”所占不足2%[75]。
所以，雖然教育部于1920年1月12日通令全國：“自本年秋季起，凡國民學校一二年級，先改國文為語體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76]3月又通告，截止1922年，凡用文言文編寫的教科書一律廢止，各學校逐步采用經(jīng)審定的語體文教科書。這標志著以白話文為表征的“新文學運動”取得了實質(zhì)性的勝利，胡適也于1922年所著《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欣欣然宣告文學革命的勝利，但1921年之后，舊詩寫作還真的沒有消歇，甚至舊詩發(fā)表遭遇挫折的1919-1921年間，也還有不少重要報刊——包括《申報》這樣的大報——為它提供發(fā)表陣地。整體來看，舊詩欄目有的是中輟復起，有的是始終如一，有的是隨報新辟，此伏彼起，綿延不絕，是現(xiàn)代中國不容忽視的文學景觀。
四、“文苑”里的詩人
如果關(guān)注一下這些報刊“文苑”欄的作者情況，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同光體詩人確是民初前后二三十年里的主流詩人。北京的《晨報》、天津的《大公報》、上海的《時報》《東方雜志》《小說月報》等，幾乎是共享著一個以同光體詩人為核心的作者群體。
北京《晨報》（包括前身《晨鐘》），1916年8月15日創(chuàng)刊時辟有“文苑”欄目，至1919年7月3日“文苑”最后一期，近三年時間共發(fā)表了200多位詩人的作品，其中詩歌數(shù)量達到或超過20題的詩人有26位：
北京《晨報》（含《晨鐘》）“文苑”發(fā)表詩歌20題及以上之詩人統(tǒng)計表
天津《大公報》1916年1月至1921年4月副刊暫停，五年又四個月里，“文苑”共有380多位詩人發(fā)表詩歌3270馀題，達到或超過20題的有37位：
天津《大公報》1916-1921年“文苑”發(fā)表詩歌20題及以上之詩人統(tǒng)計表
上?！稏|方雜志》1908-1920年間，“文苑”（包括“詩選”“海內(nèi)詩錄”）共101期，165位詩人發(fā)表了1490馀題舊詩，發(fā)表作品（包括極少量的文和詞）超過20題的詩人有18位：
上海《東方雜志》“文苑”發(fā)表詩歌20題以上之詩人統(tǒng)計表
這些作者基本上是當時舊詩壇中占主流地位的同光體詩人及與其往來密切者。作為同光體贛、閩、浙三派和詩論領(lǐng)袖的陳三立、鄭孝胥、沈曾植、陳衍，均表現(xiàn)不俗。這些詩人在南北全國性的報刊上大發(fā)其詩，可以稱得上是全國性詩人，在汪國垣的《光宣詩壇點將錄》中階位比較高，也是我們今天近代詩歌史關(guān)注比較多的詩人。因此，“五四”新文學家批評舊詩時，將以陳三立、鄭孝胥為代表的同光體詩人作為攻擊對象，當然有“擒賊先擒王”的意思，但無疑也是當時同光體詩人詩壇地位的反映。
《時報》的舊詩作者表現(xiàn)有特別值得玩味之處。前面討論《時報》時，主要關(guān)注了民國八年（1919）4月6日起始的《文藝周刊》，其實《時報》自光緒三十年（1904）四月二十九日創(chuàng)刊之日起，就辟有“詞林”來發(fā)表詩詞和《平等閣詩話》等作品[78]；1914年3月19日副刊《馀興》創(chuàng)立之后，設(shè)有“詞林”一欄[79]，而之前的“詞林”在《馀興》之外，仍然獨立存在，包括1918年1月12日《馀興》與《小時報》合并之后[80]，兩個“詞林”并行的情況一如既往，而它們的作者隊伍也“各自為政”。比如1918年《馀興》《小時報》合并之后的三個月，共有27天的報紙上刊發(fā)了獨立“詞林”，或《馀興》“詞林”，甚至二者并發(fā)。《馀興》“詞林”里，作者有金南屏、孝威、王小隱、楊介清、寒雪、詩禪、鏡俠、閧、夔生等，詩多艷情綺懷之作，如王小隱《七絕八章贈別馀興女士》、楊介清《閨怨十首》等，偶有時事之感懷，如詩禪《感時十二首》《續(xù)感時十二首》等，這些詩人我們很陌生，通常的近代文學史和專門的近代詩歌史幾乎不會提及。獨立“詞林”的作者有耐寂（陳曾壽）、鶴柴（陳詩）、散原（陳三立）、師曾（陳衡恪）、詩廬（胡朝梁）、貞長（諸宗元）、海藏（鄭孝胥）、弢菴（陳寶?。?、乙菴（沈曾植）、觙菴（曾廣鈞）、曉耘（李國榛）、吷菴（夏敬觀）等，是一個以同光體老輩和追隨他們的年輕詩人為主的群體，這個詩人群即是稍晚些時候（1919年4月6日）《時報》創(chuàng)立的《文藝周刊》的作者隊伍，也是1922年副刊《小時報》開辟的“今文選”的作者隊伍。從作者和作品的主題、風格來看，兩個“詞林”是兩個“追求”不同的詩人群體，《馀興》“詞林”是以副刊主編畢倚虹為核心的詩人圈，依循諧趣興味之宗旨；獨立“詞林”仍是《時報》主人狄葆賢的圈子，詩歌都是“莊重”寫作，圈子里的主要詩人，大都被他寫入《平等閣詩話》。我們可以把《時報》的這種情況稱為“雙軌制”。
關(guān)于這兩個不同的詩人群體，還有個頗有意味的小插曲。1922年11月15日《小時報》初辟“今文選”一欄時，啟事有云：“‘今文選’一欄，專采當代名作，隨時刊登，其‘藝林’一門，仍照舊，藉廣傳播?！辈⑻貏e針對前一日發(fā)生的“張冠李戴”的失誤而聲明道：“昨報（陽歷十一月十四日）所登‘今文選’，系‘藝林’之誤，合并校正?！盵81]同報同版而有此更正聲明，頗有“藝林”“今文選”井水不犯河水的意思，似乎可以證明兩個詩人群體之間的“互不摻和”。
“今文選”開辟之后的十天，是《時報》副刊《小時報》舊詩欄目“一山二虎”的時期，從這十天里“藝林”和“今文選”的舊詩發(fā)表來看，作者隊伍和作品主題、風格仍然延續(xù)了此前兩“詞林”的差異。1922年11月26日起，“藝林”消失，唯存“今文選”，在接下來的十數(shù)日內(nèi)，“今文選”中發(fā)表了釋戡（李宣倜）、樊山（樊增祥）、六橋（三多）、嘯麓（郭則沄）、嘿園（黃懋謙）、師曾（陳衡?。?、徵宇（陳懋鼎）、茫父（姚華）、梅泉（周達）、蘉庵（袁思亮）、碧夢、隨庵（徐乃昌）、叔雍（趙尊岳）、葉可笏、春駒（朱幻）、夔笙（況周頤）等人的作品，作者隊伍保持了與《文藝周刊》的大體一致，看來是“莊重”寫作取得了“勝利”。
《小說月報》舊詩作者的情形與《時報》有類似之處，也存在著不同的圈子，但與《時報》的“雙軌制”不同，《小說月報》首先表現(xiàn)為不同詩人群體的迭代。王蘊章初任主編時（卷1、2，卷3第1-3號），在“文苑”中發(fā)表作品的主要是江浙文人——王蘊章乃江蘇人，多南社社員，如亞子（柳亞子）、天梅（高旭）、詩舲（左權(quán)）、病鶴（金鶴翔）、靈蘐（惲毓齡）、述庵（王鐘麒）、楝園（洪炳文）、仲可（徐珂）、枕亞（徐枕亞）、寄漚（潘景鄭）、眉盦（劉文介）等，和許多名不見經(jīng)傳、或難以確定真名的詩人，估計也以江浙人居多。第3卷第4號（1912年10月）起惲樹玨主持《小說月報》，最初若干期里，“文苑”作者構(gòu)成仍延續(xù)著王蘊章的風格，自第4卷第11號（1914年2月）起，情況似乎起了變化，這一期“文苑”刊發(fā)了江西詩人夏敬觀《吷盦詩存》四題。5卷3號、4號（1914年6月、7月） “文苑”由夏敬觀和李宣龔包辦， 5號（1914年8月）“文苑”詩的部分發(fā)表鄭孝胥《徐室女新華哀辭》一首， 6號發(fā)表陳三立詩三題，陳寶琛、陳衍詩于8號（1914年11月）出現(xiàn)，沈曾植則出現(xiàn)于6卷2號（1915年2月），至此，同光體幾位重要詩人都在《小說月報》“文苑”出現(xiàn)了。其實自5卷3號起，“文苑”就基本上成了同光體詩人發(fā)表作品的陣地。整體看《小說月報》“文苑”欄，發(fā)表10首及以上作品的有27位作者：陳三立（85題）、夏敬觀（82題）、李宣龔（54題）、諸宗元（49題）、邵瑞彭（45題）、程頌萬（37題）、徐珂（31題）、王蘊章（31題）、莊俞（29題）、陳詩（26題）、陳師曾（25題）、胡朝梁（23題）、王允晳（22題）、李審言（20題）、樊增祥（20題）、黃濬（19題）、陳曾壽（18題）、范罕（18題）、周樹模（15題）、陳衍（14題）、錢基博（14題）、王闿運（13題）、俞明震（13題）、況周頤（12題）、沈瑜慶（11題）、左權(quán)（11題）、梁菼（10題）[82]。其作者群與《東方雜志》“文苑”幾乎重合。偶有之前王蘊章主持時的作者，如我一（莊俞）、仲可（徐珂）、曼青、頤瑣（湯寶榮）、壺盦、病鶴（金鶴翔）等，基本是附在最后。
惲樹玨后來（1917年）頗為自豪地宣稱：“敝報”“文苑”中詩文，“太半出自聞人”，雖“不足言興廢繼絕，抑亦保存國粹之一道也”[83]。“太半出自聞人”的“文苑”，當然是指由陳三立、夏敬觀、李宣龔等同光體詩人支撐的“文苑”，但從交往圈子來看，1914年《小說月報》開始發(fā)生的“文苑”作者隊伍由南社詩人向同光體詩人之轉(zhuǎn)換，似非惲氏所能策動。筆者懷疑是后來成為商務五老之一的李宣龔在其中起了關(guān)鍵作用。來自福州的李宣龔1913年由商務元老高鳳謙介紹，加入商務印書館，時年三十八歲。李宣龔是同光體詩人年輕一輩中成就較高者，他與同輩夏敬觀（后來于1916年亦加入商務印書館）、陳曾壽、諸宗元、黃濬、梁鴻志、胡朝梁等，老輩陳三立、朱祖謀、鄭孝胥、陳衍、沈曾植、樊增祥等，均交往密切，民國初年同光體老少聚居滬上，時預宴集。李宣龔進入商務的時間正與“文苑”隊伍轉(zhuǎn)換時間前后相續(xù)，極有可能是他進入商務之后，促成了“文苑”作者的“換血”，成為聯(lián)結(jié)《小說月報》與同光體詩人的樞紐，使《小說月報》成為“聞人”薈萃之地。
《小說月報》1914年以后的“文苑”欄為同光體詩人盤踞，雖作品足夠“莊重”，但風格取向有單狹之嫌，此點大概受到了其他詩人群體的詬病，被譏為“大說”，所以惲樹玨自《小說月報》第7卷第1號（1916年1月）起，增辟“最錄”一門，其欄首小序云：“文字以能入人為貴，原可駢散兼收，莊諧并錄。本報向來取徑至狹，盡有宏達大雅，惠而好我，不吝投珠。而本報或矯枉過情，貿(mào)然返璧，諒我者謂有文學意味，罪我者加以‘大說’譏評。捫心自知其非，盛意何敢竟負？爰特辟此欄，刊錄各種艷體詩詞，俳諧雜說。文不拘體格，字不論多寡，以有‘小說’意趣為歸。”[84]可知此欄旨趨娛樂，志在諧趣，與“文苑”的“莊重”取向自是不同，這是《小說月報》詩人群體在“迭代”之外所表現(xiàn)出的另一特征——“雙軌制”，與《時報》同一心曲?！白钿洝睌嗬m(xù)出現(xiàn)，止于《小說月報》第8卷第6號（1917年6月），其作者主要有東園（吳承烜）、詩圃（汪淵）、吳絳珠、成舍我、紱云（章廷華）、五芝、語石（劉炳照）、冶盦（謝鼎镕）、默盦（黃穆安）、喟盦（戴坤）、慶霖（張慶霖）、繆邰生（繆鐘渭）、拙巢子（曹家達）、陳韜、孫閬仙、睫盦（王承霖）、沈昌直、澹廬（徐鋆）等，基本上是一個以吳東園為核心的詩人群體。吳東園（1855-1940）為安徽歙縣人，是1916年秋季創(chuàng)刊的《邗江雜志》之主任，張慶霖為其編輯，雜志辟有“艷藻”“諧文”等欄，與“最錄”追求一致。《邗江雜志》第一期刊名之題署，乃惲樹玨手筆，也昭示了《小說月報》主編與吳東園等人的密切關(guān)系。吳東園多活動于淮揚一帶，擅長戲曲創(chuàng)作，詩詞、駢文、小說亦為世所稱。他與同光體諸老同輩，是近代淮揚文壇的領(lǐng)袖人物，但以他為核心的這個舊文學寫作群體——與王蘊章初主《小說月報》時聚集起來的、多南社成員的詩人群體不同，卻幾乎在通行的中國文學史著作中消失了[85]。
1916年，胡適在寫給陳獨秀的那封首次披露“文學革命”之“八事”的信里，從藝術(shù)高下的角度將彼時舊詩分成三個群體：僅能押韻之詩人、南社詩人、以同光體為中堅的宋派詩人，并痛下針砭，同時認為宋派詩人“視南社為高”[86]。1922年為《申報》五十大壽所作《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里，他更指出晚清以來的舊詩寫作，基本上籠罩在宋詩派的勢力之中。揆之以上對《大公報》《東方雜志》《時報》《小說月報》等“文苑”作者的梳理，胡適的描述是準確的，同光體詩人確是彼時天下第一大派，作品席卷南北。而南社詩人，可能是唯一一個可與同光體詩人分庭抗禮的群體[87]，前文僅以王蘊章初主《小說月報》時的詩人匯聚，顯其端倪，尚未能全面展開對南社詩人作品發(fā)表的調(diào)查，不過從民國以來眾多南社成員主持各大報刊及文學副刊的實情推測，1944年4月柳亞子拋出的四五十年來中國舊詩壇“是比較保守的同光體詩人和比較進步的南社派詩人爭霸的時代”的整體觀感[88]，應該大體不差。
不過，從報刊發(fā)表來看，進入民國之后的三四十年中，除了同光體詩人、南社詩人，還有吳東園詩人群、《時報》“馀興”詩人群等，以諧趣綺艷為職幟——言其大端——的詩人群體，他們的作品怕不是胡適“能押韻而已”一句所能概括的，他們實在是新文學運動時期與報刊關(guān)系至為密切的、中國舊詩的獨特景觀。我們既有的近代詩歌史受陳衍《石遺室詩話》、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錢鐘聯(lián)《夢苕庵詩話》以及胡適的新文學史觀等的影響太深，以至于吳東園們成了詩歌史上的失蹤者。
結(jié)語：熱鬧舊文苑
“寂寞新文苑”——魯迅先生1933年3月2日以小說集《彷徨》贈日人山縣初男時所題詩的第一句，倒是可以拿來描寫十幾年前白話文學初提倡時新文學創(chuàng)作之慘淡，無論是質(zhì)量，還是數(shù)量。當然，進入1920年代之后，新文學寫作漸漸盛大，白話遂起奄有天下之勢。但隨著《新青年》激進論述的迷霧日漸消散，人們的文化觀念趨向均衡調(diào)和，連胡適在1919年11月反思新思潮的意義時，都提出要“輸入學理”“整理國故”，以“再造文明”[89]，整個文化思想界的轉(zhuǎn)向可想而知。盡管仍然有人堅持新舊不可調(diào)和，但梁啟超歐游之后對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重新發(fā)現(xiàn)，頗得到不少人的認可。所以我們可以看到，1920年以后，人們對舊詩、舊文學表現(xiàn)出更多的寬容和期待，其中不乏融匯中西以創(chuàng)造中國新文學的聲音。故而，舊詩的發(fā)表雖然在1919-1921年間遭遇挫折，但整體來看民國初年之后的三十馀年間，舊詩發(fā)表專欄彼伏此起，甚至不少報紙上的舊詩發(fā)表一直未曾中斷。三四十年代更因為日本侵略所帶來的民族危機之激發(fā)，舊詩寫作曾一度有中興之勢。1919-1921年間的挫折固然令舊詩元氣有所斫損，但其質(zhì)干仍在，新老詩人們在報刊的公開園地里，展示著他們對中國社會的描摹和對個人情懷的書寫。正如當時不少人所相信的，只要能很好地表達作者的情感和思想，白話、文言都可以，更何況，二者也非判斷文學新舊的標準。
并且，此時的詩壇上，不但新舊之間存在競爭，即使是舊詩內(nèi)部，也有競爭在。表現(xiàn)在報刊上，就是不同的詩人群體對版面空間的爭奪，不論是《時報》的“雙軌”還是《小說月報》的迭代，都是詩人們爭取展示或“告存”的努力。當然，在詩人對詩歌主題、寫作風格等的認同背后，編輯的“人脈”和讀者的趣味等，影響了報刊版面上的舊詩表現(xiàn)。
總體而言，在“新文學運動”的沖擊之下，舊詩寫作傳統(tǒng)并未中斷，在報刊上，在書冊里，在雅集中[90]，它還相當活躍，允稱“熱鬧舊文苑”。
注釋：
[①] 胡適1923年10月9日寫給高一涵等的信中云：“二十五年來，只有三個雜志可代表三個時代，可以說是創(chuàng)造了三個新時代。一是《時務報》，一是《新民叢報》，一是《新青年》。而《民報》與《甲寅》還算不上。”（《與一涵等四位的信》，《胡適文存二集》卷三，上海：亞東圖書館，1929年第六版，第155頁）
[②] 2000年以來，此類研究著作頗多，其中《小說月報》最受關(guān)注，如柳珊《在歷史縫隙間掙扎：1910-1920年間<小說月報>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4年）、謝曉霞《<小說月報>1910-1920：商業(yè)、文化與未完成的現(xiàn)代性》（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6年）、董麗敏《想像現(xiàn)代性：革新時期的<小說月報>研究》（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邱培成《描繪近代上海都市的一種方法：<小說月報>（1910-1920）與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潘正文《<小說月報>（1910-1931）與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進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等，均著眼于《小說月報》與中國文學現(xiàn)代進程的關(guān)系。此外如劉淑玲《<大公報>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楊愛芹《<益世報>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吳靜《<學燈>與五四新文學運動》（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年）、史建國《從新文化公共空間到黨派“自己的園地”：<民國日報·覺悟>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年）、盧國華《五四新文學語境的一種解讀——以<晨報>副刊為中心》（博士學位論文，山東師范大學，2006年）、張黎敏《<時事新報·學燈>：文化傳播與文學生長》（博士學位論文，華東師范大學，2009年）、賴斯捷《近現(xiàn)代湖南報刊與現(xiàn)代文學——以<湘報><大公報><力報>為例》（博士學位論文，湖南師范大學，2009年）、杜竹敏《<民國日報>文藝副刊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復旦大學，2010年）、員怒華《“四大副刊”與五四新文學》（博士學位論文，華中師范大學，2011年）、田華《南社的文學轉(zhuǎn)型研究——以<民國日報>文藝副刊（1916-1923）為研究樣本》（博士學位論文，湘潭大學，2017年）等，也基本是以現(xiàn)代文學、現(xiàn)代文化之發(fā)生、發(fā)展為指向，只有杜竹敏和田華較多地討論了《民國日報》副刊中的舊文學。
[③] 報刊欄目大多直名“文苑”，亦有標作“詩選”“詩錄”“詞林”“藝林”等者，本文一并納入討論。另外，為了能夠展示較長時段中舊詩的命運，本文將關(guān)注的時間段下延至1940年代。
[④] 比《清議報》早的尚有其報，一為《漢報》，一為《同文滬報》。目前已見到的是：《漢報》在1900年8月有四期辟有“文苑”欄，刊載了四篇文章；《同文滬報》在1901年的1月和5-8月辟有“文苑雜錄”欄，所刊皆為詩歌。兩報的“文苑”似即止于此，梁啟超可能受到了《同文滬報》的啟發(fā)，據(jù)《編輯清議報全編緣起及凡例》，該報是《清議報》“群報擷華”欄的來源報紙之一。
[⑤] 《本報告白》，《新民叢報》第一號，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1902年2月8日）。
[⑥] 《本編之十大特色》，《清議報全編》（第一集本館論說）卷首，橫濱：新民社輯印，光緒二十八年（1902）。稍早些時候，梁啟超對《清議報》“詩文辭隨錄”欄的定位頗有不同：“若夫雕蟲小技，余事詩人，則卷末所錄諸章，類皆以詩界革命之神魂，為斯道別辟新土。”（任公：《本館第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jīng)歷》，《清議報》第一百冊，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1901年12月21日）
[⑦] 在1902年《新民叢報》創(chuàng)刊之后至1909年間，辟有“文苑”欄的報刊很多，略舉如下：1902年有《大陸》《五洲匯報》等，1903年有《國民日日報》《江蘇》《浙江潮》《覺民》《鷺江報》等，1904年有《女子世界》《東方雜志》《二十世紀大舞臺》《大陸報》等，1905年有《醒獅》《重慶商會公報》《之罘報》等，1906年有《競業(yè)旬報》《洞庭波》《賞奇畫報》等，1907年有《中國女報》《科學一斑》《牖報》《四川》《豫報》《小說林》《風雅報》等，1908年有《新朔望報》《天足會報》《國華報》等，1909年有《女學生》《憲政新志》《砭群叢報》等。
[⑧] 《民國日報》1917年3月5日。
[⑨] 《本報大改良》，《時事新報》1919年11月18日。
[⑩] 《大公報》（天津）自第二號起即發(fā)表詩歌，十年左右一直置于“雜俎”欄下。
[11] 《本報宣告停版》，《大公報》（天津）1920年8月12日。
[12] 《宣言》，《大公報》（天津）1920年7月1日。
[13] 《征文通告》，《小說月報》創(chuàng)刊號，
[14] 《本社特別廣告》，《小說月報》第3卷第7號，1912年10月。
[15] 《改革宣言》，《小說月報》第12卷第1號，1921年1月10日。
[16] 《〈東方雜志〉改良凡例》，《東方雜志》第5卷第7號，光緒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1908年8月21日）。
[17] 《辛亥年〈東方雜志〉之大改良》，《東方雜志》第7卷第12號，宣統(tǒng)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1年1月25日）。
[18] 堅瓠：《本志的二十周年紀念》，《東方雜志》第21卷第1號，1924年1月10日。
[19] 《〈時報〉發(fā)刊例》，《時報》光緒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1904年6月12日）。
[20] 《〈文藝周刊〉序》，《時報》1919年4月6日。
[21] 《本報星期日附錄〈文藝周刊〉之預告》，《時報》1919年3月27日。
[22] 另外，1919年10月10日，《時報》“雙十”增刊中有《文藝周刊》，算上這一期，共計111期。
[23] 《東方雜志》是一個例外，“文苑”出現(xiàn)于刊行四年之后。
[24] 其中《民國日報》3年，《時事新報》8年，《晨報》3年，《東方雜志》13年，《小說月報》10年，《大公報》18年，《時報·文藝周刊》2年。
[25] 無名：《新思想詩》，《民國日報》1919年2月11日。
[26] 《本欄歡迎投稿》，《民國日報》1919年8月20日。
[27] 《本報改良豫告》，《晨報》1919年1月31日。
[28] 《閱者注意》，《晨報》1919年2月27日。
[29] 《本報特別啟事》，《晨報》1919年5月3日。
[30] 《本版之大擴充》，《時事新報》1919年2月4日。
[31] 《征文啟事》，《時事新報》1919年2月9日。
[32] 《本欄啟事》，《時事新報》1919年8月15日。
[33] 天放：《新體詩與傅君孟真商榷書》，《時事新報》1919年4月10日。
[34] 《本報大改良》，《時事新報》1919年11月18日。
[35] 《沈雁冰信》（代擬），《時事新報》1919年11月20日通訊欄。
[36] 參見董麗敏：《想像現(xiàn)代性：革新時期的<小說月報>研究》，第20-23頁；柳和城：《挑戰(zhàn)和機遇：新文化運動中的商務印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19-67頁。
[37] 張元濟著，張人鳳整理：《張元濟日記》（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91頁。
[38] 堅瓠：《本志的二十周年紀念》，《東方雜志》第21卷第1號，1924年1月10日。
[39] 堅瓠：《本志之希望》，《東方雜志》第17卷第1號，1920年1月10日。
[40] 《〈東方雜志〉變更體例豫告》，《東方雜志》第16卷第12號，1919年12月。
[41] 《〈東方雜志〉變更體例豫告》，《東方雜志》第16卷第12號，1919年12月。
[42] 堅瓠：《編輯室雜話》，《東方雜志》第18卷第2號，1921年1月25日。
[43] 《編輯大意》，《小說月報》第1卷第1號，宣統(tǒng)二年（1910）七月二十五日。
[44] 參見董麗敏：《想像現(xiàn)代性：革新時期的<小說月報>研究》，第10-16頁。
[45] 參見董麗敏：《想像現(xiàn)代性：革新時期的<小說月報>研究》，第16頁。
[46] 《改革宣言》，《小說月報》第12卷第1號，1921年1月10日。
[47] 《〈新時報〉出版預告》，《時報》1919年9月23日。
[48] 《〈新時報〉征文》，《時報》1920年3月7日。
[49] 蔣善國：《我的新舊文學觀》，《東方雜志》第17卷第8號，1920年4月25日。
[50] 程學愉：《民國八年的回顧與九年的希望》，《民國日報》1920年1月1日。
[51] 李浩然：《新舊文學之沖突》，《新中國》第1卷第1期，1919年5月15日。
[52] 《〈小說新報〉?？瘑⑹隆?，《小說新報》第6年第12期，庚申（1920）十二月。
[53] 張貽志：《平新舊文學之爭》，《民心周報》第1卷第1期，1919年12月6日。
[54] 西諦：《新舊文學的調(diào)和》，《文學旬刊》1921年第4期。
[55] 《“小說新潮”欄宣言》，《小說月報》第11卷第1號，1920年1月。
[56] 冰：《〈新舊文學平議〉之評議》，《小說月報》第11卷第1號，1920年1月。
[57] 君玨：《今文選》，《時報》1922年11月15日。
[58] 參觀本文第四節(jié)相關(guān)論述。
[59] 蘉菴：《莊椿歲》，《時報》1922年11月15日。
[60] 心冷：《我們說些什么》，《大公報》（天津）1926年9月1日。
[61] 心冷：《再說一遍》，《大公報》（天津）1926年10月1日。
[62] 參見李乾坤《〈大公報·小公園〉副刊發(fā)展研究》，碩士學位論文，黑龍江大學，2015年。
[63] 花宏艷：《〈申報〉刊載舊體詩研究（1872-1949）》，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年，第259-260頁。以下有關(guān)《申報》舊詩發(fā)表起伏變遷之敘述，全據(jù)此書。
[64] 花宏艷：《〈申報〉刊載舊體詩研究（1872-1949）》，第264頁。
[65] 《投稿新約》，《申報》1929年3月30日。
[66] 花宏艷：《〈申報〉刊載舊體詩研究（1872-1949）》，第249頁。
[67] 花宏艷：《〈申報〉刊載舊體詩研究（1872-1949）》，第262頁?！渡陥蟆?927-1949年登載舊體詩分月統(tǒng)計表見第257-258頁。
[68] 《本社啟事》，《順天時報》1920年2月1日。
[69] 《征稿簡約》，《益世報》1932年10月15日。
[70] 《〈小時報〉退職通告》，《時報》1927年6月1日。
[71] 《〈學衡〉雜志簡章》，《學衡》第1期，1922年1月。
[72] 吳宓：《空軒詩話》，吳宓：《吳宓詩話》，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254頁。
[73] 陳灨一：《本志出世之微旨》，《青鶴》第1卷第1期，1932年11月15日。
[74] 《中國民族詩壇組織章程草案》，《民族詩壇》第1卷第1輯，1938年5月。
[75] 統(tǒng)計數(shù)字據(jù)夏菁《〈民族詩壇〉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南京師范大學，2017年，第12頁。
[76] 《大事記》，《教育雜志》（上海）第12卷第2期，1920年2月。
[77] 陳書是陳衍之長兄，已于1905年病卒。
[78]《時報》晚清時期舊詩發(fā)表情況，可參閱胡全章：《近代報刊與詩界革命的淵源流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35-153頁。
[79] 《馀興》“詞林”一名之使用，止于1919年，從1919年7月開始更名為“詩錄”，同年11月21日改為“詩叢”，此名一直用到1921年，自1921年11月又改稱“藝林”，至1922年11月，“藝林”取消。
[80] 《時報》之《小時報》創(chuàng)刊于1916年11月22日，“專搜輯社會上種種富有趣味之新聞”（《〈小時報〉特別啟事》，《時報》1916年11月22日），每日隨《時報》附送；《馀興》創(chuàng)刊于1914年3月19日，以游戲諧趣為宗旨。1918年1月12日，《小時報》《馀興》合并，刊頭題作《小時報附錄馀興》， 1921年7月1日起簡作《小時報》，1927年5月28日為最后一期，6月1日即發(fā)布《〈小時報〉退職通告》。合刊后先是畢倚虹主編，1921年李涵秋接手。
[81] 《時報》1922年11月15日。
[82] 此數(shù)據(jù)為上海圖書館《晚清期刊數(shù)據(jù)庫》自動統(tǒng)計，包括詩、文、詞三種體裁之作品，其中詩為大宗。
[83] 惲鐵樵：《編輯馀談》，《小說月報》第8卷第1號，1917年1月25日。
[84] 《小說月報》第7卷第1號，1916年1月25日。
[85] 有關(guān)吳東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戲曲作品。姚大懷2021年發(fā)表《近代戲曲家吳承烜及其〈蜃樓記續(xù)傳奇〉考論》（《戲曲研究》第119輯，2021年12月），他在博士學位論文《民國傳奇雜劇史論》（華東師范大學，2015年）第六章中已論及吳氏的戲曲成就和特色。2019年安徽大學丁翔碩士學位論文《吳承烜及其戲曲研究》，首次整體上對吳東園生平、文學作了較為全面的論述，并重點研究了吳氏戲曲創(chuàng)作。更早些時候，左鵬軍在2009年、2011年先后出版的《晚清民國傳奇雜劇史稿》（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和《晚清民國傳奇雜劇文獻與史實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已討論過吳承烜的戲曲創(chuàng)作，2016年他又發(fā)表了《吳承烜生平事跡與戲曲創(chuàng)作考辨》（《戲曲與俗文學研究》第1輯，2016年8月）。
[86] 胡適：《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2期，1916年10月1日。
[87] 當然，南社內(nèi)部的詩學立場也存在分歧，1916-1917年間所發(fā)生的南社唐宋詩之爭，即是這種分歧的反映，成舍我、聞宥、朱璽、黃節(jié)、諸宗元等人都站在宋詩的立場上，與同光體為近。
[88] 柳亞子：《介紹一位現(xiàn)代的女詩人》，《當代文藝》第5-6號，1944年6月。
[89]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
[90] 本文僅討論舊詩之報刊發(fā)表，別集出版與雅集酬唱，容另文再論。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