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偉林談枕邊書
《昨日之城：桂林文化城的另一種溫故》（以下簡稱《昨日之城》）梳理桂林的文化、出版、教育等方方面面，資料爬梳非常細致，您做了很充分的準備吧？
黃偉林：確實做了大量的史料文獻梳理工作。我從2013年前后接觸了許多桂林文化城的第一手文獻，發(fā)現(xiàn)和過去讀的有關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文章，認知是有出入的。那段時間先是主編了《桂林文化城作家研究》，又編選《抗戰(zhàn)桂林文化城史料匯編》，后者不單是文學，而是整個桂林文化城的方方面面，2015年前后開始撰寫有關桂林文化城的系列隨筆。寫隨筆是用原始材料，而不是想象或推理——想象很容易出現(xiàn)錯誤。我用大量一手材料來支撐，2018年出版了《歷史的靜脈——桂林文化城的另一種溫故》，今年又出版了《昨日之城：桂林文化城的另一種溫故》（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桂林文化城主題隨筆，很大程度上類似歷史敘事。由于我并未親身經(jīng)歷那段歷史，因此，我把自己的這種寫作稱為基于文獻的非虛構敘事。在寫作的過程中，我盡可能依據(jù)抗戰(zhàn)時期圖書報刊的文字記載以及時移境遷之后親歷者的回憶文字，不做任何修飾和更改。這也是一種“述而不作”。我并不認為當時的文字和親歷者的回憶就是絕對的歷史真實，但至少，它比大量充斥坊間的相關文字，更接近歷史真相。
身為桂林人，您有冷靜的反思和批判，也有對桂林美好的祝愿。您寫這部作品的目的是什么？
黃偉林：桂林既是山水名城，也是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抗戰(zhàn)文化城，不論是自然遺產(chǎn)還是文化遺產(chǎn)都很豐厚。我經(jīng)常流連于這座城市的山水之間，沉浸于這座城市的文化歷史，但是作為桂林人我也還是理智客觀的?，F(xiàn)實的桂林，不得不承認，在經(jīng)濟乃至旅游等各方面全國排名都是比較靠后的。上世紀80年代時，提到旅游城市，是北京、上海、西安、桂林；現(xiàn)在桂林連前50名都達不到。桂林也在思考，如何在山水旅游之外開發(fā)文化旅游。我時時感受到這座城市尷尬的現(xiàn)實處境，感受到她的衰落，期待著她的自我超越。作為桂林人，我們對所在的城市確實懷抱美好的愿望。我希望讀者在打開《昨日之城》這本書的時候，能真切地感受到那段歷史的光芒，真切地感受到這座城市的芳華。
作品收入的文章角度獨特，比如《〈大公報〉里的桂林師院》，在寫作時是不是也比較注意技巧？
黃偉林：我希望這些文章能夠有較多的讀者，這是我用隨筆而非論文的方式寫作的原因。在寫作過程中，我注意發(fā)掘那些與已有研究認知不完全相同的史料，尤其是歷史中真實的人與有趣的故事。桂林的歷史文化從古至今，最輝煌的當屬抗戰(zhàn)文化城時期。桂林文化城對于我們既是研究的對象，也是教學的內容，還是我們服務地方文化建設的重要切入點。我們要做的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就是把“新西南劇展”同桂林文化城主題的田野調查與文化城的課程教學結合起來，活化有價值的文化資源，發(fā)現(xiàn)有價值的文化傳統(tǒng)，在歷史落幕的地方重新出發(fā)。
在研究桂林文化城的過程，一定有大量的閱讀支撐，能否概括一下您的閱讀有哪些方法？
黃偉林：抗戰(zhàn)時期，桂林因為聚集大量文化人，新聞出版、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教育衛(wèi)生事業(yè)都很繁榮，成為西南文化中心，而被稱為文化城。
還在上世紀80年代，我閱讀過一些學者有關桂林文化城的論述，當時因為自己的淺薄，還很不以為然。大約是1990年，我閱讀了章回體長篇歷史小說《桂系演義》，讀得很盡興。這部長篇歷史小說有“新三國演義”之稱，它從舊桂系的分崩離析寫起，寫到陸榮廷、沈鴻英、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等舊桂系分裂后多種軍事力量的角逐，寫到廣西統(tǒng)一后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合作發(fā)動的北伐戰(zhàn)爭，然后是蔣桂分裂、桂系抗戰(zhàn)、競選總統(tǒng)，一直寫到桂系覆亡。小說真正稱得上波瀾壯闊、跌宕起伏、引人入勝。我因為撰寫評論，反復讀過這部作品，后來隨著我對桂系歷史的了解越來越多，我更認識到這部作品的可貴之處。它書寫的是真實的歷史，卻又是非常地道的文學敘事，既充滿扣人心弦的戲劇性，又滲透不露聲色的歷史感，真正將文學與歷史融為一體，說它是一部史詩亦不為過。
閱讀《桂系演義》使我意識到民國時期的廣西確實非同凡響，對現(xiàn)代中國的歷史進程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豆鹣笛萘x》主要是從軍事和政治的層面寫桂系的興衰浮沉，桂林文化城研究則使我意識到桂林在中國現(xiàn)代文化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是我后來以主要精力投入桂林文化城研究的動力。
我父親在大學歷史系工作，我從小對歷史和文學都很有興趣，特別喜歡那些歷史與文學相得益彰的作品。為了進入桂林文化城研究，我閱讀了一批桂林文化城親歷者的回憶錄和傳記，如《李宗仁回憶錄》、黃紹竑的《五十回憶》、夏衍的《懶尋舊夢錄》、徐鑄成的《徐鑄成回憶錄》、胡風的《胡風回憶錄》、程光煒的《艾青傳》、董健的《田漢評傳》、蔣碧微的《我與徐悲鴻》，這些非虛構文本讓我建立了對于桂林文化城的基本感性認識，產(chǎn)生了對桂林文化城的研究興趣。
真正進入桂林文化城研究之后，一些有關桂林文化城的史料性著作，如魏華齡等人編著的《抗戰(zhàn)時期文化名人在桂林》、蘇關鑫等人編著的《旅桂作家》、廣西戲劇研究室編選的《西南劇展》以及桂林圖書館編輯的《桂林文化大事記》等等，成為我經(jīng)常使用的工具書。
當然，最重要的閱讀是抗戰(zhàn)時期出版的各種報紙、期刊和圖書，也就是通常所謂第一手文獻。閱讀這些當時的出版物，相當于進入了歷史現(xiàn)場，傾聽當時各種人物的言說，感受各種人物的思想，觀察各種人物的行為，獲得對桂林文化城相對真實的認識。這方面的文獻堪稱海量。
我的閱讀沒有什么捷徑或者特殊的方法，只能硬讀。閱讀積累多了，自然會產(chǎn)生觸類旁通的效果，但我現(xiàn)在顯然還沒有達到這樣的境界。在桂林文化城研究方面，我因為工作生活在桂林，可以比較便捷地走訪當年的歷史現(xiàn)場，諸如文化機構、名人故居、文化活動的遺址，盡可能獲得身臨其境的體驗。
您曾師從任洪淵等名師，在讀書方面，任先生給過您什么具體指導嗎？
黃偉林：任洪淵老師是高度近視，他看書的狀態(tài)在年輕時代的我看來是非常吃力的，但他對中國古代美學和西方當代美學都有非常深刻的領悟。我在高度佩服的同時也在想他的閱讀一定是非常有效率的。我覺得這與人的天賦有關。作為任洪淵老師的學生，我對他只能說是仰之彌高。這不是客套話。任洪淵老師的詩與詩學在我看來都具有極高的境界，只是我們對其價值還有待鉆研。
在您的文學研究道路上，從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到桂林文化的側重，哪些作家作品對您產(chǎn)生過重要影響？您覺得哪些作品對自己的治學研究有較大影響？
黃偉林：從專業(yè)研究的角度，杰姆遜的《后現(xiàn)代主義與文化理論》、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同行專家如王一川的《中國現(xiàn)代卡里斯馬典型》、費振鐘的《江南士風與江蘇文學》、王曉明的《潛流與漩渦》以及吳亮、南帆、陳思和、許子東、陳曉明等人的論著都對我產(chǎn)生過較大的吸引力。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上海一批青年評論家影響較大，我經(jīng)常閱讀他們的評論作品，受益良多。您會常常重溫讀過的書嗎？反復重讀的書有哪些？
黃偉林：出于職業(yè)的需要，我會經(jīng)常閱讀魯迅、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汪曾祺等作家的小說和散文。在閱讀這些作家作品的時候，我會真切感受到經(jīng)典的魅力。有前輩老師說他最快樂的時候是與學生分享世界名著。事實上，課堂上的教學并不總是快樂的，但在課堂上講這些作家作品的時候，大多數(shù)時候都能感覺到快樂。因為這些作家作品確實抵達了很高的境界。這些作家的作品既有可以直觀感受到的美好，也有必須解讀才能感受到的高妙；既有寫作時代的高度，也有超越時代的深度；還有很重要的一點，這些作家的作品在不同的時期閱讀，會出現(xiàn)不同的閱讀感覺，所謂常讀常新。這就是經(jīng)典的力量。
您會為學生們推薦書目嗎？如果推薦，會是哪些書？
黃偉林：我經(jīng)常推薦的研究類著作有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朱光潛的《詩論》《談美》《談文學》、梁宗岱的《詩與真》《讀與真二集》、錢鍾書的《七綴集》等。這些作者的特點是西學和中學的根底都很好，文章既有思想，文學性又強，是文學論著的典范。
如果您有機會見到一位作家或學者，您想見到誰？
黃偉林：我想見愛因斯坦。愛因斯坦不僅在物理學領域有卓越的貢獻，而且有關科學、人文、藝術方面的論述也令人敬佩。青年時代我曾閱讀過《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還買過一本小冊子《愛因斯坦談人生》。這些書中有許多精辟獨到的見解，同時也讓人感到作者的平易近人。
愛因斯坦如此真實而又如此神奇，不得不讓我充滿好奇。我想見愛因斯坦，讓我相信并見證神奇的存在。
若可以帶三本書到無人島，您會選哪三本？
黃偉林：第一本我想帶《水滸傳》?！端疂G傳》涉及中國傳統(tǒng)文化忠與義這一對重要的中國文化概念，涉及朝廷、官府、江湖、民間、山水等各種有特色的中國空間，其中的熱鬧與蒼涼，令人覺得既熟悉又陌生，實在難以訴說。第二本書我想帶《論語》。大學畢業(yè)后十來年，我寫了一本《孔子的魅力》，憑借的是本科期間閱讀《論語》的基礎。這是我青年時代寫的書，我寫得青春意氣，得到不少讀者的喜愛?？鬃臃Q他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非常羨慕這種人生境界，但我過了五十之后似乎越來越迷惑，越來越糾結，如果重讀《論語》能解決我的迷惑和糾結，那真是善莫大焉。第三本書我想帶賓克萊的《理想的沖突》。我一直希望有心情認真閱讀這本書，理解各種相互沖突的思想學說出現(xiàn)的社會時代背景，理解各種互相矛盾的思想學說與人生命運的關聯(lián)，為自己的人生困惑找到解答，為自己的茫然無措找到寄托。
假設您正在策劃一場宴會，可以邀請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會邀請誰？
黃偉林：中國作家我想邀請孔子、莊子、司馬遷、李白、費孝通5人。
外國作家我想邀請惠特曼、聶魯達、弗羅斯特、史景遷4人?；萏芈淖杂纱髿饬钊伺宸拖蛲?，聶魯達的情詩寫得特別好，弗羅斯特的詩極有韻味，他那首《未走過的路》，令人唏噓。史景遷是歷史學家，但對中國文學充滿興趣。大約是1990年的端午節(jié)，我在桂林觀看龍舟比賽的時候無意中與史景遷相遇，與他游山玩水整整一天，談文學、講歷史、說名人，當時我并不知道他在學術界的地位。晚上分手后我太太告訴我她讀過有關史景遷的介紹。我查閱《參考消息》，才知道史景遷確實是著名的漢學家。后來我閱讀了他的《改變中國》《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天安門》等著作，他那種以人物敘述進行歷史書寫的方式，以及西方人看中國的獨特視角，給我很大啟發(fā)。
我想請費孝通主持這個宴會。費孝通晚年曾經(jīng)對文化自覺這個概念作過闡釋。在這樣一個主義紛爭、文明沖突、利害抵觸的時代，不知道能否將不同思想學說、不同性格、不同國別種族的客人們引導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