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惟嵋 林森：只有往外走的人才有故鄉(xiāng) ——林森訪談錄
主持人語：
林森是一位擁有多種頭銜和身份的作家，他不僅是“海洋寫作”“新南方寫作”的代表人物，同時也是《天涯》雜志的主編。其早期作品多寫改革浪潮沖擊下小鎮(zhèn)眾人搖搖欲墜的生活，用一座“瑞溪鎮(zhèn)”復制出了彼時全國共有的遭際與命運，這座小鎮(zhèn)也因此成為當代文學地理中一個醒目的地標；近年來，他的小說題材愈發(fā)多樣，本土的小鎮(zhèn)、他鄉(xiāng)的城市乃至迷幻炫目的未來世界都被納入了他的文學領地，在各相迥異的背景里，不同的人物展示出了相似的困惑與徘徊。本期對話及評論由楊惟嵋主筆，主要圍繞林森的三部長篇小說展開，在虛構的世界與共同的命運之間，我們也許會發(fā)現(xiàn)，林森的筆下不止有島嶼和南方。
——趙月斌
地域性：一種觀看的方式
楊惟嵋：林老師好。我非常喜歡您的短篇小說《背上竹劍去龍?zhí)痢?，小說講的是一位青春期的小男孩離家出走的故事。您小時候會幻想離開海南嗎？會產(chǎn)生“我看煩了海，以后要到一個內(nèi)陸城市去”之類的想法嗎？
林 森：小時候，在小地方待長了，總有要去世界看看的夢想。尤其少年時期，看多了香港的電影，不管是槍戰(zhàn)片還是武俠片，總會對外面的世界充滿想象，總是希望到畫面里那些不一樣的世界去看看。順便說一句，對很多70后、80后寫作的人來講，讓他們產(chǎn)生表達沖動的，或許并不是什么國外名著、國內(nèi)文學經(jīng)典，而是那些不知道什么地方盜印的、破破爛爛的港臺武俠小說。那時有著真正的閱讀沖動，再加上港臺電影、港臺音樂等流行文化，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他們審美和看世界的方式，也在其寫作中得到了體現(xiàn)。后來走過了不少地方，便不會再有要到別處生活的想法了。
楊惟嵋：您最長一次離開海南是什么時候？在那個遠離海南島的地方，會有很多區(qū)別于海南的地方嗎？您對這些差異能適應嗎？這次的經(jīng)歷對您的創(chuàng)作產(chǎn)生影響了嗎？
林 森：有兩次吧。一次是2007年，讀魯迅文學院第七屆青年作家班，在北京待了四個半月；另一次是2017年到2018年，讀魯院與北師大聯(lián)辦的作家研究生班，研一都在北京，除掉寒暑假，加起來有八個多月。我不太適應北方的天氣，那種干燥沒法接受，洗完衣服不擰，濕漉漉地掛起來就能干，太可怕，我習慣于海南島上的濕潤，到北京就蔫了。靜電讓每一次伸手都忐忑不安。北方節(jié)氣清晰，到了什么時間就有相應的變化，海南則四季不變，時間是凝固的，但需要海南人往外走，真正感受到變化后才能發(fā)現(xiàn)這一點。若說對創(chuàng)作的幫助，那就是通過往外走的方式往內(nèi)看，發(fā)現(xiàn)了自己生存之地的獨特——氣候是獨特的，時間感是獨特的，文化是獨特的，生活方式是獨特的……把這些寫出來，文學也是獨特的。
楊惟嵋：現(xiàn)在網(wǎng)絡上有很多關于地域的刻板印象，比如山東人喜歡考編體現(xiàn)的是保守求穩(wěn)的意識，上海人離不開咖啡象征著商業(yè)都市的小資氣息，那么如果讓您形容海南，您會選擇什么詞語呢？您認為海南人與中國其他省份的人在精神性格上存在不同嗎？
林 森：樂天。海南人極為樂天，對很多不好的事情并沒有那么在乎，樂呵呵就過去了。比如說橫掃一切的臺風，海南人早習慣了，哪年不來，海南人還會在那里念叨，并不覺得那是災難。還有，熱衷日常生活。海南人非常熱衷日常生活，愛吃愛喝愛玩，有一毛錢卻花了五毛錢，精力常常放在吃喝玩樂上。
楊惟嵋：在您的小說中，人物最遠到達的地方是三亞、海口這些海南島內(nèi)的城市，“大家都不愿出島”是出于情節(jié)安排和主題表達而進行的文學創(chuàng)作，還是您觀察到的海南島的現(xiàn)實？或者說，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中國的現(xiàn)實？
林 森：身邊的人大多如此。在當下，流動已經(jīng)很容易，肯定有不少人會外出謀生，跑到世界盡頭的也有，但海南島和內(nèi)地畢竟隔著一條瓊州海峽，這也讓很多人的流動沒那么方便，再加上各種生活習慣不同、天氣不適應等原因，到外地生活的比例肯定比其他省份要少。其實，很多年前，海南不少人下南洋，到外國謀生，海外華僑極多，但也只是那么一兩個市縣的人，大多數(shù)市縣的人仍然是留在本地過一輩子。我并沒有專門做過統(tǒng)計，只是在寫某個具體作品時，會針對觀察到的情況做不同的處理。
楊惟嵋：米蘭·昆德拉說過一句話，“統(tǒng)一意味著所有人都無處可逃”，如今中國仍處于熱烈的市場建設和商業(yè)開發(fā)中，這個過程不可避免地會在某種程度上致人墮落致人犧牲，當然也有人因此獲得了成功，您的《暖若春風》《關關雎鳩》等小說都關注到了這種現(xiàn)實。在您看來，海南或者說是南方，與北方在這一進程中是否存在差異？如果存在差異，您認為原因何在？
林 森：1988年，海南建省，在很多政策上走在了全國前列，很多人來海南，把這里當作希望之地，但后來海南的發(fā)展反而落后于全國很多地方。當然，海南仍舊在向前發(fā)展，目前的中國特色自由貿(mào)易港的建設，也是海南的一個新征程、新探索。但作為本地人來講，生活的改變必然會帶來矛盾和沖突，比如，你提到的《暖若春風》《關關雎鳩》兩個小說里，我就試圖從一個邊緣小鎮(zhèn)的視角，審視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各種風氣吹入后小鎮(zhèn)的劇變和人心動蕩。尤其是《關關雎鳩》里，“瑞溪鎮(zhèn)”那個體現(xiàn)民俗和代表著民意的“軍坡節(jié)”的停辦和試圖恢復，成為時代變化的標志，在這期間，外來流行文化、賭博、少年幫派、毒品等的侵入，讓一個邊緣小鎮(zhèn)也處于動蕩之中，貌似凝滯不變的水面下波濤洶涌。我很想通過這個帶著我很多記憶與痛感的小說，表達一些我個人對于時代的思考，表達時代變化下人心的動蕩——當然，寫的時候我才二十多歲，能不能把思考寫出來，會不會眼高手低，都是問題。南方和北方當然有差異，這種差異并非經(jīng)濟上的，而是傳統(tǒng)上的，海南島的北面，畢竟有著一條瓊州海峽，別看這條海峽不寬，但確實讓海南島在保存?zhèn)鹘y(tǒng)方面，有一個較為清晰的邊界。比如說，在宗族觀念方面，北方的很多鄉(xiāng)村這方面已經(jīng)比較稀薄了，但在海南島上，一個村子里最氣派的建筑，肯定是宗祠。宗族的觀念仍在，向心力仍在，每到節(jié)假日，外出的人總要回來。也就是說，海南島在傳統(tǒng)價值觀的保存上可能反而更全面，在面臨變化的時候，那種痛感也就更足。
楊惟嵋：之所以會向您提出以上五個關于您的家鄉(xiāng)的問題，是因為在很多研究文章中，大家似乎都很喜歡點出您海南人的身份，認為地理位置、氣候因素大概率會影響您的寫作。您怎么看待這種說法呢？您是否認同“作家是具有地域性的”這種觀點？
林 森：這也是一種“觀看”的方式吧，我沒辦法改變別人怎么看。其實，從寫作的角度來講，作者是沒法選擇題材的——因為你所熟悉的，永遠從你生活的地方來。只不過，可能有些地方的地域性沒那么強，就不會被專門點出來——比如大城市，那種生活哪里都有；有些如果地域性強一些，就會被特別關注到——比如某個偏僻的山野。作家所處理的題材，當然有地域性，但作家要表達的文學精神，要跨地域，否則沒法讓別人感知，沒法讓別人同理、共情。
《書空錄》：新作品新表達
楊惟嵋：今年是疫情封控結束的第一年，您的新作《書空錄》中有不少故事將疫情時代設置成了發(fā)生背景，這些故事是您在疫情之前便已經(jīng)構想好的，還是在疫情期間的有感而發(fā)？
林 森：全是疫情中的感受，沒法提前構想。我自己是雜志編輯，有時會特別失望，在我們編稿過程中會疑惑，當面臨疫情這種改變?nèi)祟愡M程的重大事件的時候，為什么大部分作家是失語的——很少有作家去表達那里面的人心之變。既然失望，那就自己來寫吧！收錄在《書空錄》里的多個短篇，全是疫情期間所寫，先是在各刊物上發(fā)表，后來結集出版。搞首發(fā)式的時候，恰逢防控政策大變，作為作者，我感喟不已。這些短篇，篇幅都不長，可以在電光石火之間完成一種瞬間的思考，寫的時候或許并未在意，可事后來看，就顯得特別有價值——人是特別容易遺忘的，現(xiàn)在回頭看這部小說集中的一些細節(jié)，都有些恍如隔世的感覺了，在文學的表達之外，它無形中有了記錄特殊時刻人心的功能。
楊惟嵋：《書空錄》中有一個故事講的是關于雜志編輯，您現(xiàn)在擔任《天涯》的主編，除了可以提供新的題材，多年的編輯生涯對您的創(chuàng)作還有哪些影響？編輯和作者打量作品的角度以及標準是否存在差異？
林 森：編輯工作對作家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如果一個以寫小說為主的作家，他當編輯也以編小說為主，那長期下去，肯定對他的視野會造成傷害，他的目光會越來越窄。幸好，《天涯》以廣泛的包容性、深刻的思想性著稱，我看到的各個門類的文章，可以在小說寫作中有所借鑒。編輯工作的影響還有：好處——可以讓你了解文學現(xiàn)場，知道別的作家都在寫什么，可以很好地回避掉重復雷同的無意義創(chuàng)作；壞處——讓你對文學的興趣不斷被消磨，產(chǎn)生厭倦感。
我這些年創(chuàng)作的量其實很少，也是跟編輯工作有關，一是工作太忙，二是我會對自己要求越來越高，想極力避免跟別人重復，想發(fā)現(xiàn)一些新的東西。我的某些作品，比如說短篇《虛構之敵》《好好做人》等，都是極新的表達。當編輯，天天編稿校對，也讓我對每一個字每一個標點極其用心謹慎，每一篇作品在投出去前，至少會改過十遍、放置半年以上，覺得可以出門見人了，才會投稿。
作為編輯，視角會更有包容性，想發(fā)現(xiàn)作品的優(yōu)點和多面性；作為作家，視角會更個人化，想發(fā)現(xiàn)作品的風格性。
楊惟嵋：《書空錄》中的九個故事都發(fā)生在現(xiàn)代都市，我們是否能夠以此判斷您未來的寫作興趣已經(jīng)從小鎮(zhèn)漁村轉移到了都市呢？您認為通過描寫小鎮(zhèn)、漁村、都市這些不同的地理位置，會折射出完全不同的問題，還是說它們殊途同歸，只是同一問題的不同方面？
林 森：我的興趣點一直沒變，但我關注的題材一直在變。我的興趣點在于“問題”，有了問題，有了問題意識之后，希望在寫作當中進行一些思考，我所關注的題材的變化，不過是我在處理不同問題時的不同選擇。我不太愿意重復自己，故而會不斷調整自己的關注對象、書寫題材，希望呈現(xiàn)一些新的思考。在不同的階段，面對不同的內(nèi)心困境，急需處理的當然也不一樣。比如說，疫情期間，人的精神困境是我所關注的，我就會去寫那期間的人和事，而不會像以前一樣，繼續(xù)寫小鎮(zhèn)少年——畢竟我也很多年不在小鎮(zhèn)上生活了，和那里當下的生活有了隔閡?？墒?，當某一天，我發(fā)現(xiàn)當下的某個困惑，仍然會和小鎮(zhèn)發(fā)生對接，我仍然會以新的方式去加以展開。我對不同題材的處理，都是如此。事實上，由于當了多年編輯，我對新題材的嗅覺，是比很多作家要敏銳的。
寫作者：始終保持敏感與警惕
楊惟嵋：“新南方寫作”的概念近一年來很是熱門，您本人也參與到了這個話題的建設中，在您看來，“新南方寫作”的“新”在何處呢？您看好“新南方寫作”（包括文學創(chuàng)作和學術研究在內(nèi)）的未來嗎？
林 森：“新南方寫作”的“新”，并非要另占山頭、另立大旗，并非要跟北方的寫作，跟江南的書寫有意不同，在很多年里，由于廣東、廣西、海南等地，在文學探索上并未被關注，沒有形成被器重的審美，所以要提?！靶履戏綄懽鳌钡奶岢?，是對中國文學疆域的補足，把以前沒注意到的一些新的現(xiàn)象擺出來，讓大家多看兩眼，讓新時代文學變得更加豐富。所謂文學之新，不外乎兩個，要么題材新，要么表達新——希望“新南方寫作”在題材和寫法上都有所拓展?！靶履戏綄懽鳌辈⒎且獢[擂臺，而是拓眼界、擴審美、出作品?？梢钥吹?，“新南方寫作”不僅僅是一個說法，而是由許多不斷涌現(xiàn)的作品在支撐的，學術研究也在持續(xù)跟進?？梢哉f，這是近年來所提出的文學概念中，最具活力和討論價值的一個。當然，這個說法能不能真正體現(xiàn)出它的價值，還需要時間的檢驗，作家們有時需要某個概念來讓自己出場，但作家們需要警惕的是，不要被這些概念所束縛。我參與過很多概念的討論，比如說“小鎮(zhèn)書寫”“新南方寫作”“新時代海洋文學”等等，但我不會也不愿被這些所套牢，我一邊在討論這些，一邊也在逃逸著它們的捆綁。你看了我的作品也不少，應該也能注意到，我寫小鎮(zhèn)，寫城市，這幾年寫所謂海洋，還寫幾乎無人觸碰的“網(wǎng)絡流量”“疫情心理”“編輯生活”等題材，幾乎天天在變，就是不愿被困死。
楊惟嵋：在閱讀您的作品時，我發(fā)現(xiàn)您有時會省略城市的名字而直接代之以“省城”之類模糊的稱呼，這種對于具體地點的模糊處理是有意為之嗎？您是否希望自己的作品在保持地方經(jīng)驗的同時擁有更大的普世意義？
林 森：寫現(xiàn)實題材的作品時，我不習慣出現(xiàn)一個虛構的地名。以前有不少人寫海口，常常用濱海市等虛擬地名，看了就覺得尷尬——或許，這尷尬是我個人的過分敏感。我希望小說里的人物，面對環(huán)境時是具體可感的，如果作者都覺得尷尬，里面的人物在面對現(xiàn)實時也會產(chǎn)生動搖。有的爆款電視劇，也曾虛構出什么“漢東省”，我理解，這是特殊題材的特殊處理，避免現(xiàn)實中的壓力和糾紛。但我的小說，并不愿去虛構一個地名，主要是為了讓自己變得確信，讓人物和細節(jié)變得真實。有時如果點出地名，考慮到讀者未必會對它有所了解，便會以類似“省城”“縣城”這種模糊的叫法取代，這當然也是表達的需要。很多時候讀者未必能感受到這種微妙的變化，但作者需要極為敏感和警惕，每寫下一個字，至少是能說服自己的。
楊惟嵋：您塑造過一位遠離家鄉(xiāng)、在變壓器公司工作的“他”，聽說是以您的一位朋友為原型創(chuàng)作的，您對于生活原型和文學創(chuàng)作之間關系的看法是什么？
林 森：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有原型，當然，我有時會處理得連原型本人都看不出來。原型只是一個觸發(fā)點，作者對某個問題的思考，由此獲得生發(fā)、擴散。文學人物是需要成長的，不是現(xiàn)實里的復制；作者需要讓人物成長，而不是拷貝現(xiàn)實。
楊惟嵋：您認為故鄉(xiāng)對于作家、對于普通人的意義分別是什么？它是否有時也會成為一種束縛？您覺得我們是否有能力沖破這層束縛？
林 森：只有往外走的人，才有故鄉(xiāng)——一輩子待在老家的人，他沒有遠方，也沒有故鄉(xiāng)。對于寫作者同樣如此，你只有通過寫別處，才能發(fā)現(xiàn)故鄉(xiāng)的獨特意義。只待在一個地方，只寫一個地方，沒有與別處的對照，這樣的故鄉(xiāng)書寫沒有意義。所以，只要我們寫，就是在寫故鄉(xiāng)，你想不寫都不行，你的文字自然會帶有故鄉(xiāng)的氣息，作家也沒必要糾結擺脫束縛這個事。對于文學來講，不管寫故鄉(xiāng)還是寫擺脫故鄉(xiāng)，都能寫出讓人難忘的作品，關鍵是作家們需要認真對待每一部作品的完成。
楊惟嵋：許多作家都談過自己在文學上的傳承，哪一位前輩作家或者哪一種寫作風格帶給了您最多的創(chuàng)作啟發(fā)？您怎么看“文學的傳承”這件事？
林 森：大部分傳承并沒有那么清晰，一個作家之所以這樣寫而不是那樣寫，是他此前的經(jīng)歷、閱讀的總和所決定的，不是單純某個讓他醍醐灌頂?shù)娜怂鶝Q定的——當然，也不否認有些作家會對自己帶來極大的沖擊，讓寫作者為之一變。若一定要選具體的作家，那我少年時在小鎮(zhèn)租書店里看到的古龍以及很多不知誰寫的盜版武俠小說，對我影響最大。我在《天涯》工作十多年，《天涯》的前輩韓少功老師，其人、其文，都對我產(chǎn)生過影響。但各種影響混雜在一起，其成分、比例什么的，已經(jīng)搞不清楚了。
楊惟嵋：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網(wǎng)絡流行詞以及流行句式進入到大眾口語的使用中，很多人認為我們的語言被污染了，卡爾維諾說文學是拯救語言瘟疫的唯一良藥，您覺得作家是否應該對此負有“保持語言純潔性”的責任？而“語言的純潔性”是否真的存在？如果有，作家能夠做些什么呢？
林 森：網(wǎng)絡語言的流行，這事還得多角度看。事實上，從來沒有一成不變的語言——語言不是一下子全部創(chuàng)造完成、規(guī)范其意思，再拿來使用的，在使用當中它會不斷產(chǎn)生變化，不斷有新詞誕生。網(wǎng)絡流行語也是如此，新的生活必然會誕生新的詞匯，為了表達的方便，網(wǎng)友們當然會使用流行語，從而加入某種狂歡的行列。比如說，“奧力給”“YYDS”等，喊一聲，很帶勁，對于普通網(wǎng)友，也就是順口一喊，不要上綱上線，但是這些詞如果要引入到文學創(chuàng)作中來，作家們當然要謹慎一些。因為從小的地方講，這些詞很容易過時，語境產(chǎn)生變化之后，它們會被淘汰得很快；從大的方面講，這些網(wǎng)絡流行語的使用，是作家們思維懶惰的表現(xiàn)，他們沒能力概括現(xiàn)實，只能被這些詞語所帶偏。作家們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如果要使用網(wǎng)絡流行語，需要辨別出那些真正有生命力的詞匯，事實上，網(wǎng)絡流行語里有很多已經(jīng)“經(jīng)典化”，不會一時流行，不會很快被淘汰，比如：退群、佛系、懟、油膩、996、內(nèi)卷、后浪……這些詞有著強大的概括能力，其影響已經(jīng)超出網(wǎng)絡，為大眾所熟悉，也就更具有生命力一些。作家們在保持語言純潔性的同時，也需要辨別出那些有活力的詞匯，從而激發(fā)語言的活力。當然，那些亂用、濫用、故作幽默的尬聊，誰看了都討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