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愿堅的意義
“十七年文學”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革命歷史敘述。稍一回望，我們很容易發(fā)現(xiàn)王愿堅的獨特性：抗日戰(zhàn)爭、敵后斗爭、解放戰(zhàn)爭、合作化等題材領域的重要作家作品，通?？梢圆⑴e多人多部，但一涉及“長征”題材，可以列舉的獨有王愿堅一人。對比“三紅一創(chuàng)、青山保林”，王愿堅的33篇短篇小說無論從題材范圍還是從體量來說，都不能稱其大，——當然，“十七年文學”也產(chǎn)生了諸多憑借革命歷史題材短篇小說成名的作家，除了王愿堅外，還有峻青、李凖、茹志鵑、馬烽等，但是如果繞過王愿堅的短篇小說，則幾乎繞過了長征敘事，革命歷史敘述便是殘缺的。這一情形已受到一些研究者注意。（1）問題是，“十七年文學”本是革命歷史敘述的高峰階段，王愿堅的這種獨特性何以形成？這種獨特性是否指示了革命歷史敘述的某些規(guī)則或者規(guī)律？新時期以來，革命歷史敘述備受新歷史主義的沖擊，王愿堅的這種獨特性又有著怎樣的命運？
一
馮牧在1959年評價王愿堅時，認為其小說之所以吸引新中國成立后的讀者，主要是依靠“罕見而重大的題材”，即第二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1927—1937）。據(jù)馮牧觀察，當時廣大的讀者“有著一種迫不及待的偏愛之情”，“多么熱切地盼望著能夠早日看到正面反映這一英勇卓絕的斗爭時期的作品”，因為“反映這類題材的作品確實是太少了”。（2）
“十七年”時期是革命歷史題材文學創(chuàng)作的高峰時段，然而確實極少有作品從第二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取材。沒有人會輕視這一革命時期的重要性。作家們較少從中取材，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這是中共領導革命的探索期，存在諸多曲折和教訓，寫起來有實際困難。但是，長征恰恰發(fā)生在這一時期，是舉世皆知的革命奇跡，是新中國成立之后最為重要的革命歷史教育資源：文藝界領導和作家們理應視長征為重要題材。可是為什么直到1959年，馮牧還感嘆這類作品“實在太少”呢？或者說，是什么原因影響了長征文學作品的涌現(xiàn)？
這與長期以來所形成的長征文學創(chuàng)作的某種規(guī)則有關，簡而言之，親歷者寫長征的傳統(tǒng)使許多作家臨長征而止筆。
《隨軍西行見聞錄》被認為是最早反映長征的作品，于1936年春天連載于巴黎華僑組織主辦的中文雜志《全民月刊》上，署名作者為廉臣。隨后，中共在巴黎所主辦的《救國時報》連載了署名作者為楊定華的《雪山草地行軍記》《從甘肅到陜西》。這三部作品不僅發(fā)表和傳播方式完全相同，而且寫法相似，都是以被俘國民黨士兵作為第一人稱來敘述跟隨紅軍長征的見聞。這三部作品合在一起，構成了紅一方面軍較為完整的長征全圖，是當時國內(nèi)外讀者了解紅軍長征基本事實的第一批作品，對宣傳長征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民出版社在1955年以“內(nèi)部發(fā)行”的方式重新刊載這三部作品時，微妙地披露了作者信息。編者為《隨軍西行見聞錄》加了一句附注：“本文作于一九三五年。當時為了便于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流傳，作者在文中裝作一個原在國民黨軍隊中后來又因被俘在紅軍中工作的醫(yī)生；在論述紅軍的長征時，作者用的也是第三者的語氣。”（3）重新刊載的《雪山草地行軍記》《從甘肅到陜西》，則直接隱去了署名作者身份信息的整段文字。（4）如此一來，這三部作品作者的真實身份特征顯露了出來：不再是被俘的國民黨士兵，而是長征的親歷者，而且是重要親歷者。（5）
1936年8月5日，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毛澤東與時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總政治部主任的楊尚昆，聯(lián)名向紅軍部隊的各軍團首長發(fā)了一封重要電報，同時向全體參加長征的紅軍將士發(fā)出一封信，號召他們拿起筆來“就自己在長征中所經(jīng)歷的戰(zhàn)斗、民情風俗、奇聞軼事，寫成許多片段”，組成一部宣傳長征的集體創(chuàng)作。（6）紅軍將士們投稿踴躍，最終，這部作品在徐夢秋、丁玲、成仿吾的編輯之下成型，即收錄44位作者共計100篇紀實散文、詩、歌曲的《紅軍長征記》。這44位作者，幾乎全都是紅一方面軍的文職干部。（7）
礙于當時的統(tǒng)戰(zhàn)環(huán)境，《紅軍長征記》沒有馬上出版，直到1942年11月才由八路軍總政治部作為整風資料內(nèi)部發(fā)行。但中共所招徠的外國友人、政治同情者、文化戰(zhàn)線上的秘密黨員、左翼作家，紛紛以《紅軍長征記》為藍本，秘密地將紅軍長征故事改寫改編。據(jù)筆者統(tǒng)計，1937—1949年間，以《紅軍長征記》為藍本而流通的長征故事作品有百部左右。應該說，《紅軍長征記》編輯完成后雖然沒有以本來面目出版?zhèn)鞑?，但大量的改編本、匯編本、節(jié)選本、（節(jié)）譯本等，使《紅軍長征記》的情節(jié)幾乎家喻戶曉，達到了“一提紅軍必言長征”的效果，也使《紅軍長征記》成為全民族抗戰(zhàn)和解放戰(zhàn)爭期間宣傳長征和中共的重要資源。
在《紅軍長征記》衍生的作品中，當屬《西行漫記》影響至大。斯諾自1936年6月至10月采訪陜北紅軍后，根據(jù)他的觀感和紅軍提供的資料創(chuàng)作了一部紀實作品，1937年10月以Red Star over China（《紅星照耀中國》）為名初版于英國，迅即被中共地下文化組織翻譯，1938年1月以《西行漫記》之名在上海秘密出版。（8）《西行漫記》對中共革命的影響之劇，不必由筆者贅言，迄今為止，它仍是敘述中共革命的名著。該書第五章即為《長征》專章。斯諾當然沒有參加過長征，他的《長征》一章所敘內(nèi)容基本上來源于《紅軍長征記》所載稿件，這已成為學術界較為普遍的認識。
可以說，1949年之前的長征文學，就有“親歷者寫長征”的特點。這一情形，持續(xù)到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期。
1949年后誕生的第一批有重大影響的長征作品是兩部劇作：大型歌劇《長征》和話劇《萬水千山》。歌劇《長征》的主要作者李伯釗是為數(shù)不多的長征女紅軍。新中國成立后，在周恩來的指導下，在聶榮臻、蕭華等軍事顧問的參與下，李伯釗結合親歷長征的感受創(chuàng)作了歌劇《長征》，（9）于1951年“八一”前后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演，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賀龍等人到場觀看，兩個多月內(nèi)連演50余場。（10）《萬水千山》的作者陳其通同樣是長征親歷者。經(jīng)過長期醞釀，1954年該劇由解放軍總政文工團在北京首演，連演195場，毛澤東、鄧小平等到場觀看并提出修改意見，成為較長一段時期內(nèi)反映長征的話劇代表作品。
新中國成立后影響最大的長征文藝作品，莫過于《星火燎原》。1956年7月，為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三十年，經(jīng)中央軍委批準，當時的總政治部發(fā)起了廣泛的征文活動。此次活動規(guī)?？涨埃好珴蓶|親自為征文叢書題寫“星火燎原”書名，朱德作序，彭德懷、賀龍等將帥親自組織征文，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親自過審稿件，530余位將領和省部級以上領導、數(shù)萬名官兵及轉業(yè)干部撰稿共計3萬余篇，最終結集后的《星火燎原》自1958年至1963年相繼出版8卷，用13種文字、8種版本發(fā)行國內(nèi)外，36篇被選入全國中小學課本，發(fā)行710余萬冊。（11）其中讀者“談論最多的、引起最強烈震動的”是1959年出版的第三卷“長征”，該卷發(fā)行量也最大，約100萬冊。（12）
《星火燎原·長征》是繼《紅軍長征記》后，中共組織的又一次大規(guī)模集體長征創(chuàng)作?！都t軍長征記》主要對紅一方面軍的長征路線以及將士們的革命英雄主義進行了全景性的展現(xiàn)，由于戰(zhàn)時背景，具有樸素生動的特點。而《星火燎原·長征》的創(chuàng)作則更顯審慎周詳，它首次對長征中的重要會議、重大決策進行了披露，特別是親歷者們對遵義會議、經(jīng)典戰(zhàn)役（四渡赤水）、草地分家進行了還原，使長征的歷史史實趨于清晰完整，確立了新中國成立后關于長征的基本認識，引發(fā)了親歷者回憶長征的熱潮，（13）其深遠影響及于今日。
歷時性地看，親歷者們親自建構起了關于長征的宏大敘述。從陳云、鄧發(fā)的《隨軍西行見聞錄》《雪山草地行記》，到抗戰(zhàn)期間紅軍將士集體創(chuàng)作的《紅軍長征記》，再到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劇作《長征》《萬水千山》以及大型回憶錄《星火燎原》，事實上已經(jīng)形成了從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的長征文學史。——中共還沒有如此規(guī)模地組織過對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等其他革命時期的敘述。如果再將次第面世的數(shù)首毛澤東長征詩詞算在內(nèi)，那么這一段長征文學史不可不謂壯觀，不可不謂可靠——還有誰比這些親歷者更有資格去敘述長征？還有哪種敘述比親歷者的敘述更加可信？
20世紀30—60年代的長征文學史，很大程度上正是“親歷者寫長征”的歷史。一些被認為是不可靠的敘述被排除在宏大敘述之外。1958年，人民出版社將《紅軍長征記》加以編輯重印，在機關、團體、學校、部隊內(nèi)部發(fā)行，即《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它剔除了《紅軍長征記》中的非主流敘述。比如何滌宙的《遵義日記》，它沒有關于遵義會議的任何信息，多是對他和戰(zhàn)友們在遵義城“享受著城市小資產(chǎn)階級的生活”的描述。又比如時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的徐夢秋，他是《紅軍長征記》最重要的編輯，并寫了7篇作品，但因為他在20世紀40年代被俘叛變，《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便不再收錄其作品。馮雪峰是僅有的幾位親歷長征的左翼作家之一，長征結束之后，他著手寫作了數(shù)十萬字的長征小說《盧代之死》，但書稿在他1941年被俘后散佚。新中國成立后，他準備重啟長征小說的寫作，但由于他曾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接下來他便中止了對該題材的寫作。（14）
顯然，親歷者并且是政治可靠的親歷者是敘述長征的身份標識，這確保了長征敘述的歷史真實性和鮮活性，也使之逐漸成為一個固定的文學場域。如果我們注意到新中國成立后的親歷者本來不多，而其中具有文學才能者更為稀少的情況，那么馮牧在1959年感慨長征題材的作品“實在太少”則事實上預示了一種危機：十年二十年后，當這些長征親歷者大部分故去，是否就意味著長征文學的終結？
二
緊隨著《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的重版發(fā)行和《星火燎原·長征》的征集，非親歷者王愿堅的《三人行》《七根火柴》等長征小說發(fā)表了。
毫無疑問，王愿堅的非親歷者的身份，在無形中沖擊著“親歷者寫長征”的傳統(tǒng)，這使他在極短的時間內(nèi)獲得極高的關注。這種關注，首先并不投向他的作品，而是投向他的身份。王愿堅曾把《啟示》《草》兩篇短篇小說投往《北京文藝》，小說表現(xiàn)的是周恩來在長征過程中的側影。編輯部把稿子送給文化部門負責領導審查，“這位同志說：作者沒有參加過長征，怎么能寫長征？”（15）于是把稿子壓了下來。
可見“親歷者寫長征”雖不是規(guī)則，卻體現(xiàn)著一種集體無意識，在主流文學視野中更是如此。王愿堅的寫作先不論其藝術價值，其寫作行為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冒犯——冒犯了長征敘述的歷史純潔性。妻子翁亞尼在王愿堅去世后曾坦言，王愿堅常被人提醒“要寫自己熟悉的題材”，王愿堅為此承受了心理壓力。（16）
王愿堅的心理壓力來自他作為“非長征親歷者”的身份焦慮。王愿堅1929年生于山東諸城，長征開始時他僅有5歲。他沒有參加長征。1945年入伍后，王愿堅主要在山東省軍區(qū)從事文化宣傳工作，直到1952年調(diào)任《解放軍文藝》編輯。這一段不算短暫的革命體驗，也給予了王愿堅創(chuàng)作資源，他在此期間開始創(chuàng)作。（17）1953年秋，他訪問第二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時期福建一帶的老根據(jù)地，了解到很多長征故事，深受感染，自此開始了小說創(chuàng)作生涯。其創(chuàng)作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以《黨費》為代表的以長征為背景的福建根據(jù)地游擊斗爭小說（1953—1956），二是以《三人行》《七根火柴》為代表的長征小說（1956—1964），三是以《足跡》《標準》為代表的反映長征途中革命領袖風采的系列小說（1977—1978）。
至少表面上看，“長征”貫穿了王愿堅的創(chuàng)作生涯，打破了“親歷者寫長征”的傳統(tǒng)。但是正如妻子翁亞尼所坦言，對“非親歷者”的身份焦慮也幾乎貫穿了王愿堅的創(chuàng)作生涯。他所焦慮的不是這個身份本身，而是這個身份給讀者帶來的不信任感。他無數(shù)次流露沒有親歷長征的遺憾，于是在文本內(nèi)外，王愿堅進行了一系列設計，小心翼翼地為他的長征小說增添敘述上的可靠性。
這首先體現(xiàn)在王愿堅對題材的剪輯技術上?！伴L征”在王愿堅筆下經(jīng)歷了一個從背景到場景的遞進過程。最初的《黨費》《老媽媽》《小游擊隊員》等小說寫的是長征主力出發(fā)后留守在根據(jù)地的游擊隊，長征僅僅是背景。這應該是王愿堅的試探階段，他還沒有足夠的信心和儲備來直面寫長征。真正以長征為場景開始于1956年的《趕隊》，寫了一個長征途中的負傷戰(zhàn)士和一位女紅軍看護一起過草地的革命友誼。小說情節(jié)比較緊張，而男女戰(zhàn)士的溫情對話又緩和了故事節(jié)奏，寫得比較成功。接下來的數(shù)篇小說，包括《三人行》《七根火柴》《村野的火星》等較為知名的作品延續(xù)了這種寫法，也延續(xù)了這種場景設置。
這些小說形成了王愿堅早期的敘事模式，即掉隊紅軍追趕部隊：《趕隊》《七根火柴》是兩個人追趕部隊，《三人行》是三個人，《征途上》是一小隊人。王愿堅越寫越順，他似乎找到了進入長征題材的切口。作為一個非親歷者，王愿堅不熟悉大部隊行軍，也沒有參加過戰(zhàn)斗，更無從了解重要將領的長征情形，于是他避免寫大部隊行軍，也從不寫重要戰(zhàn)役甚至不寫戰(zhàn)斗，他筆下也找不到重要將領，他把筆觸都集中于掉隊戰(zhàn)士身上，把一片片無垠的草地、一座座連綿的雪山鋪在他們面前，在廣袤的征途和孤單的掉隊者之間蓄滿張力，全力凸顯掉隊戰(zhàn)士的精神強度。
這種穩(wěn)固的敘事形態(tài)，保證了王愿堅敘事的可靠性。盡力避免宏大敘述，把無名的掉隊戰(zhàn)士作為虛構對象，將廣袤無人的草地雪山作為封閉性的虛構空間，如此一來，讀者就不易挑剔故事的真實性。
其次，對第一敘述人稱的偏愛，為王愿堅的長征故事增添了真實性和感染力。王愿堅在“文革”前的大部分創(chuàng)作都是第一人稱敘述。早期的作品，王愿堅將第一人稱作為親歷者和敘述者?！饵h費》中，“我”不僅是作為講述者的游擊隊員，而且是女英雄黃新從孩子手里奪回那根著名的腌豆角的見證者；《趕隊》中，被那位機靈可愛的女戰(zhàn)士精心照料的負傷戰(zhàn)士，就是“我”；《支隊政委》里，那名獨自阻擊一眾敵人的游擊支隊政委，就是“我”的戰(zhàn)友。在當時的普通讀者看來，這類小說和《星火燎原》上的回憶錄沒有什么太大區(qū)別，作者（“我”）正是一個親歷者。
當越來越多的讀者了解作者身份之后，這種第一人稱全知敘述會越來越受質疑。很快，王愿堅就覺察“再寫下去不得勁了”。（18）于是他接下來對第一人稱進行調(diào)整，使“我”由敘述者變?yōu)檗D述者。在《糧食的故事》《三張紙條》《后代》《媽媽》《理財》等小說中，“我”不再是故事的親歷者，而是一個轉述者。基本模式是“我”去采訪故事的親歷者，親歷者向“我”以第一人稱敘述故事。這種敘述方式可以解除讀者對作者身份的質疑，“我”與讀者一起成為故事之外的傾聽者。作者可以將精力更多地放在故事的虛構上，因而這類小說呈現(xiàn)出復調(diào)結構的報告文學形態(tài)。
當然，王愿堅也有數(shù)篇小說并未使用第一人稱，但是細細讀來，讀者總會感覺到一種現(xiàn)場感：小說中雖然沒有“我”，但王愿堅卻指定故事中的一個人作為敘述者。無疑，這個在場的敘述者起到的實際是第一人稱的作用。茅盾在讀到《七根火柴》時就非常敏感地發(fā)現(xiàn)了這一點，他說：“表面上看，這不是‘第一人稱’的作品，然而作為故事發(fā)展的線索的盧進勇，實在是起了第一人稱的‘我’的作用；也許作者不是有意識地要把那個無名的將要斷氣的戰(zhàn)士作為作品的主人公，然而在讀者的眼中，無名戰(zhàn)士的形象卻比盧進勇的要大得多，而且鮮明得多；正是這個無名戰(zhàn)士的形象使得這篇作品發(fā)生感人的力量?！保?9）茅盾指明了這種人稱上的設計在調(diào)動讀者感受上的影響。
“文革”甫一結束，王愿堅創(chuàng)作了10篇以革命領袖為主人公的長征小說。在這些小說中，王愿堅才完全放棄了第一人稱敘述。
再次，為了增強小敘述的可靠性，王愿堅在大量的創(chuàng)作談中，為他的非長征親歷者身份進行了解釋說明。對比一下王愿堅為數(shù)不多的創(chuàng)作，我們會驚訝地發(fā)現(xiàn)他的創(chuàng)作談特別豐富，他仿佛向一個并不存在卻十分嚴肅的質疑者在勤懇解釋著每一篇小說的來龍去脈，他似乎認為這些創(chuàng)作談能夠對他和他的長征小說起到某種保護作用。
在創(chuàng)作談中，王愿堅強調(diào)最多的就是“真實”。他通過創(chuàng)作談告訴讀者，他雖然沒有經(jīng)歷過長征，但他的所有故事皆有原型。王愿堅自述采訪了太多長征的親歷者：單是十大元帥他采訪了8個，十大開國大將他采訪了6個，其他將軍一二百人，至于一般親歷者就難以計數(shù)了。最集中的是1953年他到福建老革命根據(jù)地的采訪，“這些故事個個都是含血帶淚、激動人心的”，“在聽這些故事的時候，我覺得自己不是在用耳朵聽，而是在用整個心去接受”。正是這些長征故事啟蒙了王愿堅的長征創(chuàng)作，“慢慢地心里就起了這樣一個念頭：不是還有不少人沒有聽過這些故事嗎？如果把這些故事用文字轉述出來，讓更多的人像我一樣受到感染和教育不是更好嗎？”（20）于是王愿堅在創(chuàng)作談中不厭其詳?shù)亟淮嗣恳粋€小說的故事來源。
僅以《黨費》為例。這篇小說寫了群眾黨員黃新在生活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將自己腌的全部咸菜作為黨費交給組織，為了掩護下山來取咸菜的游擊隊員（“我”）而英勇犧牲。故事原型來自革命婦女盧春蘭，她就是為給游擊隊腌咸菜而犧牲的。（21）在構思時，王愿堅加入了他所親歷的一個感人故事，即一位戰(zhàn)士交黨費的遺囑。（22）這兩個故事交疊起來，就形成了《黨費》的基本故事。小說中最使讀者難忘的是黃新狠心地拿回了她饑餓的孩子已放在嘴邊的一根腌豆角這個細節(jié)，王愿堅說這也有真實的故事來源，而且就是他在山東根據(jù)地的親身經(jīng)歷。（23）王愿堅把三個故事拼貼起來，稍一加工便形成了《黨費》。如此一來，如果讀者質疑小說《黨費》的真實性，那么當他讀到了王愿堅的這些創(chuàng)作談時，這種質疑即使不會被完全打消，也會緩解不少：王愿堅并非虛構了一部小說，而是組合并轉述了幾個真實的故事。
為了使讀者確信小說場景的真實，王愿堅自述他在十年之中追尋長征的足跡，前后兩次親自走了長征的某些段落，特別是他著力描寫的草地雪山。（24）同時他也一直表露其心路歷程，比如有的小說他是為何以及如何“從頭到尾流著淚寫下來的”。（25）顯然這能夠引起讀者的共鳴。
通過大量的創(chuàng)作談，王愿堅也親自向讀者解剖了他的長征小說。圍繞著小說的“真實性”，這些創(chuàng)作談發(fā)揮著說服話語的功能，說服讀者們?nèi)ハ嘈牛弘m然作者沒有親歷長征，但他的故事原型是真實的，人物是真實的，場景是真實的，情感是真實的，他作為一個作者更多的是把這些真實整合為一個個完整的故事，那么，這故事就是真實的。
除此之外，王愿堅十分注意以長征小說維護主流文學的規(guī)則。他以積極的姿態(tài)參與了意識形態(tài)合唱，減弱了其創(chuàng)作方式可能具有的異質性。這突出表現(xiàn)在王愿堅“配合政策”的創(chuàng)作上。《糧食的故事》是王愿堅早期產(chǎn)生較大社會反響的一篇。小說中，“我”去采訪某縣負責統(tǒng)購統(tǒng)銷的老革命郝吉標，郝吉標向“我”回憶了一段往事：在1934年長征主力走后，郝吉標為了把糧食送到山上的長征留守游擊隊，不惜讓兒子引開了敵人。最終他完成任務，兒子卻被敵人殺害。這個“獻子送糧”的小說在當時產(chǎn)生了巨大的現(xiàn)實意義，因為小說的寫作背景是1956年的“統(tǒng)購統(tǒng)銷”期間，小說寫到郝吉標所在的縣完成任務特別出色，正是因為郝吉標在長征期間的“獻子送糧”精神的鼓舞作用?！缎菹ⅰ穼懥碎L征途中一個小部隊已經(jīng)極其疲憊，但是指導員卻堅決不讓大家休息以保持行軍的故事。王愿堅自述這是為了配合“大躍進”而創(chuàng)作的。（26）反右派期間，王愿堅為了反擊右派攻擊中共“六親不認”的言論，寫了小說《親人》，小說中一個功成名就的將軍主動認一個未曾謀面的老農(nóng)民為父親，——這個老農(nóng)的兒子在幾十年前的長征中犧牲了。王愿堅這些“配合政策”的小說受到了當時的批評家的注意，認為它們產(chǎn)生了巨大的“教育作用”。（27）
王愿堅毫不諱言這種主題先行的寫作，他往往是主動配合，甚至某些細節(jié)未被讀者察覺，他還要現(xiàn)身說法。比如批判“四人幫”期間他寫了小說《草》，寫到長征中周恩來不顧個人安危親嘗毒草。發(fā)表后，讀者們領悟了革命領袖的犧牲精神，但都沒有注意到“毒草”的深意。王愿堅親自告訴粗心的讀者，“長在背陰背水的地方”，“一層暗紅色的薄皮包著白色的根根，上面挑著四片互生的葉子”（28）的毒草是他精心設計的意象，“四片互生的葉子”正象征著“四人幫”。（29）
王愿堅付出了比其他題材領域作家更多的辛苦以及糾結。他的“重走長征路”，對數(shù)以百計的親歷者的采訪，在敘述人稱上的反復推敲，在大量創(chuàng)作談中對作品的繁復辯解，以及不恤以20世紀30年代的長征來呼應50—70年代意識形態(tài)的心意，建構起了他的長征小說的可靠性。與其說這些設計對讀者形成了一種說服，毋寧說是王愿堅面對長征題材的一種努力與證明：非親歷者也是可以參與長征敘述的。
三
王愿堅的長征小說之所以被認可，最關鍵原因在于王愿堅的創(chuàng)作是建立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政治現(xiàn)實基礎之上。換句話說，雖然王愿堅苦心經(jīng)營，但歷史地看，是新中國成立后的政治現(xiàn)實保障了王愿堅長征創(chuàng)作的真實性。
事實上，關于長征，新中國成立后對王愿堅的這類寫作存在著巨大需求。隨著《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星火燎原·長征》等紀實作品的廣泛存在，長征史實趨于完整清晰，按照常理，宏大敘述應該在這樣一個穩(wěn)固基礎上迅速建構起來。正如馮牧的觀察，這個宏大敘述在當時卻有困難。雖然大量的長征親歷者形成了長征敘述，但這種敘述更多是以紀實的形式在不斷地展現(xiàn)其個體經(jīng)驗，這些個體經(jīng)驗所形成的長征敘述又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重復性。——對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這是不足夠的。盧卡契在論述文學建構“人民性”和“歷史精神”時，曾預言了這種創(chuàng)作的危機，他說：“那些雖然在人類心理學方面表現(xiàn)得很生動的私人命運跟人民生活的歷史的問題、跟該時期社會歷史基本內(nèi)容卻不是有機結合的，它們?nèi)匀皇撬饺嗽庥?，歷史降低為純粹背景、裝潢布景的作用?！北R卡契認為應該整合“私人遭遇”為人民性和歷史精神的功能，將歷史及其人物“散布在生活本身中間的、以純粹個人的形式、純粹私人命運的形態(tài)出現(xiàn)的問題，提高到想象的高度，加以一般化”，否則歷史會被“私人遭遇”所消解。在這個基礎上，他肯定了在社會主義語境中“歷史小說”的宏大敘事功能。（30）如果我們聯(lián)系到恩格斯在批評歌德時對“社會主義”性質的文藝作品所提出的“美學和歷史”的評價標準，以及他在12年后批評拉薩爾戲劇時所重申的“歷史觀點”和“美學觀點”是評價文藝作品的“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標準”的論斷，（31）那么，我們不難意識到，新中國成立后的長征敘述在“歷史”十分豐富的情境下也顯現(xiàn)了“美學”的不足，尤其是匱乏盧卡契所說的把長征“提高到想象的高度，加以一般化”的歷史抽象。
或許長征對于親歷者來說太過具體而使他們失去了歷史抽象的激情，更重要的原因應該是文學才能上的不足。除了馮雪峰外，親歷者馬憶湘曾寫作并在1961年出版了長篇小說《向陽花》。但這部小說是在作者回憶錄《在長征的道路上》基礎上擴寫而成，由于作者馬憶湘文字水平不高，小說是在數(shù)人幫助下集體創(chuàng)作而成，故而有的研究者更愿意視之為馬憶湘的個人自傳。（32）在其他的革命歷史題材領域，已產(chǎn)生了《紅巖》《紅旗譜》《林海雪原》等長篇小說，這些小說在“真實地再現(xiàn)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人物”方面非常成功，江姐、朱老忠、楊子榮等已經(jīng)成了標記某段革命歷史的意象。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小說受到了主流文學的重視，有的甚至就是在黨和國家的宣傳有關部門直接關懷下成型。然而在長征題材方面，長篇小說基本是空白，黨和國家的宣傳有關部門也沒有組織過長征題材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拒絕這樣的作品出現(xiàn)。我們看到，當王愿堅一旦尋求到長征小說的路徑時，主流方面馬上組織起可觀的力量推動這些作品的經(jīng)典化：他的33篇短篇小說在“十七年”時期出了7部短篇小說集；1956年，在第一個短篇小說集《黨費》出版之后，他被吸收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之后被選任中國作家協(xié)會第三屆理事。（33）最為明顯的，《三人行》《七根火柴》《普通勞動者》發(fā)表不久，作為革命歷史教育作品被選入當時的中小學語文教材，而王愿堅本人被吸收入《星火燎原》編輯部，參與包括長征在內(nèi)的革命歷史回憶錄的編輯整理工作。
應該說，王愿堅的成功，在于他對長征小說的路徑探索契合了主流文學需求。但必須注意，這種契合是一種暗合，“十七年文學”并未對長征小說發(fā)出呼喚。這也正是王愿堅的創(chuàng)作十分獨特的一面。從而可以說，王愿堅的長征小說，是被證明了的可以被主流文學所接受的“非親歷者”敘述長征的方式。主流文學也通過接納王愿堅，指示了敘述長征的方式。
在文本之外，這種長征敘述方式要求作者必須建構敘事的不容置疑的真實性。王愿堅是通過處理直接經(jīng)驗和間接經(jīng)驗的辯證關系實現(xiàn)的。首先，敘述者必須盡可能地完善對長征的直接認識。這種直接認識，不僅需要閱讀前人創(chuàng)作和翻看史料，更需要敘述者像王愿堅那樣去“感受與相信”，也即像王愿堅所強調(diào)的采訪親歷者、重走長征路等感知方式，建立對長征的直接體驗，由此才能獲得對長征的直接體認，也才能獲得對長征的間接經(jīng)驗。用王愿堅的話來說，才能“見得真，知得深”，才能“寫出感受的與相信的”。其次，敘述者的私人經(jīng)驗，完全可以移情于其對于長征的間接經(jīng)驗。對此，王愿堅總結道：“那些直接感受和體驗，在我看來，它有兩種職能：一是它可以直接進入創(chuàng)作，成為塑造形象、創(chuàng)造意境的藝術材料；另一種職能是，它可能成為了解和理解間接生活的依托和條件?！保?4）如其所說，王愿堅非常敏銳的地方正在于此，他能夠將自己的革命生活經(jīng)歷與長征緊緊地聯(lián)系起來，《黨費》《糧食的故事》《三人行》等小說中寫到根據(jù)地人民對紅軍的擁護、行軍的細節(jié)和戰(zhàn)斗的場面，正是來源于他早年在山東地區(qū)的革命斗爭經(jīng)驗，“把自己的體驗、感情流進長征里面去”。
王愿堅對直接經(jīng)驗和間接經(jīng)驗關系的探索，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保證敘述者對長征認識的真實性。這種真實性有其深度，不僅包括敘述者對長征史實掌握的準確性——這是最基本的，更包括敘述者對長征所應該建立的體認感和歸屬感。缺少前者，這種敘述就形成了對長征史實的侵犯；缺少后者，這種敘述則很難產(chǎn)生真實感。所以，王愿堅說面對長征，小說作者應該“是一個非常誠實的撒謊者”，誠哉斯言。
在文本之內(nèi)，這種敘述方式要求作者必須建構對“長征”的本質精神的探索和情感價值的認同。然而，對長征這樣一個具有革命史詩質地的題材而言，單純的敘事很難被接受。這也是王愿堅一直在強調(diào)必須“感受和相信”長征的深層考慮。表現(xiàn)在他的小說中，則是對小說的抒情性的強化，包括對抒情場景和抒情意象的渲染，以及以第一人稱對人物心理世界的剖白。
《七根火柴》《三人行》均兩千字左右，其成功在于對“火”“三人行”等意象和場景的象征內(nèi)涵的營造。草地泥濘中那夾在黨證里的七根“火柴”，無疑地在召喚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信念。而在《三人行》的結尾，王愿堅把情感寄托在主人公王吉文身上：“他仰起臉，望著天空輕輕地吁了口氣。天無邊無垠的。好像為了襯托那令人目眩的藍色，幾朵像絨毛似的白云輕輕地掠過去。在那白云下面，一長串大雁正排成‘人’字形的隊伍，‘婁——嘎！’地叫著，輕盈地向南飛去。它們擠得那么緊，排得那么整齊?！保?5）這“擠得那么緊，排得那么整齊”的“人”字形雁陣頗具畫面感，映照著革命領袖率領的長征隊伍。至于《肩膀》中的“肩膀”、《足跡》中的“足跡”、《草》中的“草”、《路標》中的“路標”，無不包含巨大的象征意義。在那些第一人稱敘述的作品中，王愿堅則把抒情的任務完全交給了“我”?！饵h費》之所以具有感染力，除了王愿堅對典型情節(jié)的描寫外，還在于小說第一人稱對主人公面對黃新的“黨費”的直接抒情：“是的，一筐咸菜是可以用數(shù)字來計算的，一個共產(chǎn)黨員愛黨的心怎么能夠計算呢？一個黨員獻身的精神怎么能夠計算呢？”（36）對讀者而言，這類在激烈情節(jié)之后的直接抒情，具有極強的代入感，這也是有的批評家所說的“重在勾畫人的靈魂，寫典型性格的靈魂美”，應該說，塑造長征紅軍的靈魂構成了王愿堅長征小說的主題，這也被當時的批評家視為“革命的浪漫主義”的表現(xiàn)，（37）侯金鏡則把《三人行》等作品稱為“表現(xiàn)壯美的抒情散文”。（38）
王愿堅把這種敘述方式稱作“史中有詩”。在長征這座革命的礦床上行走，王愿堅自述：“我找的并不是歷史本身，而是歷史里蘊蓄著的另外一種東西。這種東西可以叫作詩?！睘榱嗽凇笆分袑ぴ姟?，需要“爬上歷史的高度，從時代的高度去分析認識歷史”。（39）顯然，王愿堅將長征的“歷史高度”和“時代高度”作為其創(chuàng)作的頂層價值追求，這是其創(chuàng)作的出發(fā)點，也是終點。
當時的批評家對王愿堅關注和談論最多的，就是王愿堅對“長征精神”的崇高表現(xiàn)。如有的評論者指出了王愿堅“情節(jié)服從主題”的創(chuàng)作方式，但由于他對主題表現(xiàn)之崇高確保了情節(jié)之真實，“既不脫離現(xiàn)實又更高地表現(xiàn)了現(xiàn)實的真實”。（40）有的評論者則直言王愿堅對長征精神的崇高感表現(xiàn)得“單純而明朗”，很好地彌補了他“只掌握了大量二手材料”的經(jīng)驗不足。（41）更多的評論者則一致地認可王愿堅由于表現(xiàn)了長征精神的崇高感，使長征這一革命歷史資源的教育功能得到了極大的發(fā)揮。（42）
“真實而崇高”構成了王愿堅敘述長征的美學特征，也是被主流文學接受的敘述長征的美學范式。在主流文學的視野中，真實性是敘述長征的基礎，崇高感則是敘述長征的目的。二者相輔相成：真實必須是以崇高為進向的真實，否則這種真實便失去靈魂；崇高必須是以真實為基礎的崇高，否則就是歷史虛無。因為有了對崇高感的追求，長征敘述的真實也具有了崇高感；因為有對真實感的追求，長征敘述的崇高感也具有了真實感。
歷時性地看，在王愿堅之后，長征敘事的作品才持續(xù)出現(xiàn)。特別是新時期以來，隨著語境的寬松，留給這類革命歷史敘述的空間越來越開闊，大量作品在選材、體量、藝術表現(xiàn)等方面，均大大超越了王愿堅的小說。
表面上看，新時期以來的長征小說在題材表現(xiàn)上呈現(xiàn)出新歷史主義的特點。這也是新時期革命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的一大趨向。比如喬良的《靈旗》對長征逃兵與村民的緊張關系的披露，黎汝清的《湘江之戰(zhàn)》對戰(zhàn)場慘狀的悲劇性描寫，程東《殘陽如血——長征實錄》對“彝海結盟”的史實發(fā)掘，魏巍的《地球的紅飄帶》對“草地分家”的還原，都因對先前長征敘述所未曾觸及的段落進行大膽展現(xiàn)而顯示了反思深度和異質性，使這一時期的長征小說別開生面。
但是，新時期的長征小說并非徹底的新歷史主義書寫。與莫言、劉震云等人的創(chuàng)作相比，長征小說并未呈現(xiàn)出新歷史主義所特有的“取消中心主義”和解構歷史本質的激情。杰姆遜認為，新歷史主義最明顯的特征是作者對歷史時間的無序性的揭示，“那種從過去通向未來的連續(xù)性的感覺已經(jīng)崩潰了，新時間體驗只集中在現(xiàn)時上，除了現(xiàn)時之外，什么也沒有”。（43）然而這種狀況并未發(fā)生在新時期的長征題材創(chuàng)作上。總體上看，新時期的長征敘述并未與敘述傳統(tǒng)形成斷裂，而是接續(xù)了王愿堅所開創(chuàng)的“真實而崇高”的美學形態(tài)。
首先，《靈旗》《湘江之戰(zhàn)》等小說對所謂“禁區(qū)”的集中表現(xiàn)顯示了某種解構主義的激情，但只是表象。所謂長征“禁區(qū)”并非出于作家們的虛構，而是來自他們真實經(jīng)驗。與王愿堅相似，喬良、黎汝清、魏巍、程東等作者都是長征的非親歷者，他們之所以能夠描寫這些題材，是基于他們“重走長征路”的親身體驗。而他們的“重走長征路”也是由主流文學部門組織的，他們的創(chuàng)作和發(fā)表也受到了關注和表彰。（44）這就在很大程度上確保了其長征敘述的安全性。故而可以說，這種對所謂“禁區(qū)”的表現(xiàn)并非冒犯，而是對先前敘述所未曾涉及的領域的補齊，顯示了長征題材創(chuàng)作的真實性不斷增生的過程，在解構主義表象之下浮現(xiàn)著更高程度的真實性建構。
其次，雖然這些作品體現(xiàn)了悲劇美學追求，但并未對“長征精神”形成任何沖擊，反而深描了“長征精神”的崇高感。如果說王愿堅表現(xiàn)的是長征紅軍的革命樂觀主義群像，那么新時期長征小說則將筆致集中于表現(xiàn)長征中的悲壯個體，在宏大背景下充分表現(xiàn)其人性的歷史復雜性。1985年，當時的解放軍總部文化部與《解放軍文藝》舉辦了著名的“長征筆會”，通過“重走長征路”，三位軍旅作家創(chuàng)作了三部長征小說，即中篇小說《靈旗》（喬良）、《馬蹄聲碎》（江奇濤）、《夕陽紅》（程東）。這三部作品在當時引起很大的轟動效應，甚至徐懷中等老一輩革命作家感慨長征小說的觀念在這幾篇小說中得到了更新，這就是三部小說不約而同地將長征中的“悲劇”和“個人”置于表現(xiàn)的首位?！鹅`旗》通過青果老爹的回憶所還原的掉隊士兵“那漢子”的私人遭遇，《馬蹄聲碎》對草地困境中女性意識的追摹，《夕陽紅》中對紅軍戰(zhàn)士命運體驗的復調(diào)呈現(xiàn)，都把悲劇個體的靈魂搏斗與宏大精神勾連起來。這種聯(lián)系顯然不是消解性的，而是結構性的，使讀者意識到更為豐富的長征精神內(nèi)涵，強化了長征的崇高感。當時的批評家已經(jīng)注意到這一點：“作者把普通人的靈魂的卑微引向了崇高的升華，對人性的深層意識和人的本質作了深刻而廣泛的揭示，使革命戰(zhàn)爭歷史文學關于人的‘崇高’的概念獲得了有價值的轉換和擴展?！保?5）
故而可以說，新時期以來的長征敘述，與王愿堅的創(chuàng)作生成了“反常合道”式的文學史關系：它們在題材領域和藝術表現(xiàn)上超越了王愿堅的創(chuàng)作，但是由王愿堅所開創(chuàng)的“真實而崇高”的美學范式，仍被新時期長征小說所繼承。如果我們注意到很多革命歷史宏大作品在新時期以來已然面臨的種種解構性壓力，（46）那么，我們也不難發(fā)現(xiàn)，長征敘述處于這種壓力之外，反而生機勃勃。在越來越年輕的非親歷者的敘述中，長征的真實性反而越描越細，長征的崇高感也越刻越深，長征敘述在“真實而崇高”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進入21世紀以來，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大愿景下，長征作為合法性的重要來源，其話語有機性再次歷史性地勃發(fā)：王朝柱的《毛澤東、周恩來與長征》被改編為電視劇《長征》，打破了收視紀錄；（47）王樹增被邀請上《百家講壇》講述他的全景性作品《長征》；金一南的《苦難輝煌》廣受歡迎，改編為紀錄片之后打破收視紀錄，（48）各種形式的“重走長征路”及主題征文活動層出不窮……我們悄然發(fā)現(xiàn)，親歷者敘述長征的歷史終結了，王愿堅所苦心經(jīng)營的“真實而崇高”的美學追求垂范于今。這再一次顯示出?？碌热怂枋龅哪欠N宏大歷史建構的規(guī)則和價值，（49）我們也因之可以預料，王愿堅的范式意義還將會持續(xù)下去。
注釋：
（1）關于這個問題，蔣光忠《論“長征文學”的發(fā)展流變》的第二、三章以及范勝田為《王愿堅代表作》所作的長篇前言，均有論及。見蔣光忠：《論“長征文學”的發(fā)展流變》，湖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范勝田：《王愿堅代表作》，鄭州，黃河文藝出版社，1988。
（2）馮牧：《有聲有色的共產(chǎn)黨員形象——略談王愿堅短篇小說的若干藝術特色》，《文藝報》1959年第1期。
（3）（4）《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第3、28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5）兩位真實的作者分別是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陳云和政治局候補委員鄧發(fā)。
（6）征稿電報與征稿信見《為出版〈長征記〉征稿》，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chǎn)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15-1937》，第1234頁，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
（7）見《二萬五千里》（珍藏本）后所附的作者介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8）關于具體翻譯初版情況，見《胡愈之談〈西行漫記〉中譯本翻譯出版情況》，《讀書》1979年第1期。
（9）見李伯釗：《我怎樣寫〈長征〉》，《李伯釗文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
（10）朱安平：《李伯釗與歌劇〈長征〉》，《黨史博覽》2017年第11期。
（11）《〈星火燎原全集〉“出版說明”》，第1頁，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9。
（12）黃濤口述、胡安整理：《大型革命回憶錄叢書〈星火燎原〉誕生記》，《百年潮》2007年第7期。
（13）較有代表性的如陳昌奉《跟隨毛主席長征》、程世才《悲壯的歷程》、魏國祿《隨周恩來副主席長征》、張顯揚與李樹槐《長征路上的朱德同志》。
（14）詳見馮雪峰之子馮夏熊的回憶。馮夏熊：《馮雪峰——一位堅韌不拔的作家》，包子衍等編：《馮雪峰紀念集》，第11-1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15）（26）（34）（39）王愿堅：《軍人·歷史·詩情——在解放軍文藝社軍事題材短篇小說讀書班的發(fā)言》，《藝海蕩槳：王愿堅談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第47、40、48、35頁，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
（16）翁亞尼：《后記》，王愿堅：《藝海蕩槳：王愿堅談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第277頁，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
（17）《王愿堅小傳》，杭州大學中文系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集——王愿堅專集》（資料），1979。
（18）（20）王愿堅：《在革命前輩精神光輝的照耀下——談幾個短篇小說的寫作經(jīng)過》，《藝海蕩槳：王愿堅談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第29、21-22頁，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
（19）茅盾：《談最近的短篇小說》，《人民文學》1958年第6期。
（21）“大致的情節(jié)是這樣的：山上的游擊隊沒有鹽吃，在村里堅持斗爭的青年婦女盧春蘭，便組織各家腌了些咸菜，湊到一起交山上的來人帶去。不幸，半路上遇到巡邏的敵人，咸菜落到了敵人的手里。敵人把全村群眾逮捕起來，用槍殺威脅群眾，要查處這事的組織人。當然誰也不肯供出實情。就在敵人要瘋狂地進行屠殺的時候，盧春蘭領著自己才五六歲的男孩子，從容地迎著敵人的槍口站出來，說：‘是我！’”見王愿堅：《在革命前輩精神光輝的照耀下——談幾個短篇小說的寫作經(jīng)過》，《藝海蕩槳：王愿堅談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第22頁，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
（22）“1946年一次戰(zhàn)斗中，我在占地收殮烈士的遺體時，見到過這樣一位烈士：他那僵屈的手指上，密密地纏著手榴彈弦。為了記下他的名字，我翻遍了他那空蕩蕩的衣袋，只找到了一個筆記本，里面夾著兩毛錢的北海幣，錢下面寫著：‘要是我犧牲了，這錢就是我最后的一筆黨費?！诹硪粋€口袋里還找到了核桃般大的一塊窩窩頭?！币娡踉笀裕骸对诟锩拜吘窆廨x的照耀下——談幾個短篇小說的寫作經(jīng)過》，《藝海蕩槳：王愿堅談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第23-24頁，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
（23）“1944年秋天我剛參加革命個把月，便碰到日寇的掃蕩，當時因為年齡小，上級把我送到一個老鄉(xiāng)家里去打‘埋伏’，作了一個大娘的‘大兒子’。記得又一次上山‘跑反’回來，大娘家里僅有的一點高粱被鬼子喂了洋馬了。沒有東西吃。當時大娘揭開籃蓋，把僅剩的兩個地瓜面窩窩遞給我，自己抱著才兩歲的小妹妹到里屋去了。在我快吃完窩窩頭的時候，忽然聽到小妹妹哭得很厲害，進屋一看，只見大娘正從簍子里抓出花生殼子，嚼爛了，抹到小妹妹嘴里去。”見王愿堅：《在革命前輩精神光輝的照耀下——談幾個短篇小說的寫作經(jīng)過》，《藝海蕩槳：王愿堅談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第24頁，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
（24）見王愿堅：《積累·探索·發(fā)現(xiàn)》，《藝海蕩槳：王愿堅談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第136頁，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
（25）王愿堅：《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的凈化》，《藝海蕩槳：王愿堅談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第95頁，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
（27）見王燎熒：《從情節(jié)說起——漫談王愿堅的小說》，《人民文學》1959年第5期。
（28）王愿堅：《草》，《王愿堅文集》第2卷，第23頁，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18。
（29）王愿堅：《寫出感受的和相信的》，第17頁，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
（30）〔匈牙利〕盧卡契：《人民性和真實的歷史精神》，《盧卡契文學論文集》第1卷，第129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
（31）〔德〕恩格斯：《致斐·拉薩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8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2）對馬憶湘的小說與回憶錄的關系論證，見蔣光忠：《論“長征文學”的發(fā)展流變》的第二章《“一體”話語的提純與迷失》，湖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33）《中國作家協(xié)會第三屆理事會名單》，中國文學藝術界聯(lián)合會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文集》，第470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35）王愿堅：《三人行》，《王愿堅文集》第1卷，第185頁，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18。
（36）王愿堅：《黨費》，《王愿堅文集》第1卷，第23頁，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18。
（37）見周圍：《〈七根火柴〉的環(huán)境描寫與人物》，杭州大學中文系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集——王愿堅專集》（資料），1979。
（38）（41）侯金鏡：《王愿堅短篇小說集〈普通勞動者〉序》，杭州大學中文系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集——王愿堅專集》（資料），第45、49頁，1979。
（40）王燎熒：《從情節(jié)說起——漫談王愿堅的小說》，《人民文學》1959年第5期。
（42）見古遠清：《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的頌歌》，《解放軍報》1978年5月8日；胡經(jīng)之：《〈三根火柴〉簡析》，杭州大學中文系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集——王愿堅專集》（資料），1979。
（43）〔美〕弗·杰姆遜：《后現(xiàn)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弗·杰姆遜教授講演錄》，唐小兵譯，第207頁，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
（44）見黃國柱：《革命戰(zhàn)爭歷史題材的史詩性追求——評〈地球的紅飄帶〉》，《文藝理論與批評》1990年第3期；魏華瑩：《“長征筆會”與〈靈旗〉——訪〈靈旗〉責任編輯劉方煒》，《新文學史料》2013年第4期。
（45）西南：《走向開放的革命戰(zhàn)爭歷史文學——從〈靈旗〉、〈馬蹄聲碎〉、〈夕陽紅〉說起》，《小說評論》1987年第2期。
（46）近十年的一個典型，見王彬彬：《〈紅旗譜〉：每一頁都是虛假和拙劣的——“十七年文學”藝術分析之一》，《當代作家評論》2010年第3期，以及由該文所引起的爭鳴。
（47）向兵：《〈長征〉緣何吸引人？》，《人民日報》2001年7月13日。
（48）冷冶夫：《〈苦難輝煌〉的“網(wǎng)來”輝煌》，《當代電視》2013年第9期。
（49）“真實的話語可以產(chǎn)生或‘制造’尚未存在的東西，對它進行‘虛構’。我們在政治現(xiàn)實的基礎上‘虛構歷史’，這種現(xiàn)實使它真實，我們也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虛構’尚未存在的政治?！币姟卜ā趁仔獱枴じ？拢骸稒嗔Φ难劬Α罚瑖冷h譯，第180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