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維諾誕辰100周年｜“看得見的城市”
《看不見的城市》是卡爾維諾的代表作之一，這本小說用奇幻莫測的筆調展開了“關于現(xiàn)代城市的討論”，提供了各種各樣的關于不存在的城市的想象。對于卡爾維諾本人而言，“城市生活”的確是他生命中非常關鍵的一個意象，他不像他筆下生活在樹上的男爵，他生活在城市中，不同的城市代表著不同的空間感受，交織成他的整個生命。他的隨筆、采訪以及小說中，最常提及的地方，包括意大利的圣雷莫和都靈、法國的巴黎以及美國的紐約，各自代表了他不同的“家鄉(xiāng)”，是他“看得見的城市”，也是他生命的不同側面。
《看不見的城市》（卡爾維諾百年誕辰紀念版）
意大利的圣雷莫與都靈，是卡爾維諾成長和工作的地方，盡管他“生于美洲”，但毫無疑問，卡爾維諾的一生以“意大利人”的面貌出現(xiàn)，“意大利”是他行動的場所。他一生中對于政治的態(tài)度有所變化，與政治的距離也忽遠忽近，但始終未曾脫離政治，而“意大利”正是他一切現(xiàn)實關懷的首要對象和政治行動的場所。
卡爾維諾生于1923年，他童年成長于意大利北部的圣雷莫，在當時，圣雷莫是一個世界城市，“遍地都是老派英國人、俄國大公、其他國家各種稀奇古怪的人”。這一情況被墨索里尼和他的納粹政權中斷，卡爾維諾的青年時期剛好趕上了意大利、德國同盟發(fā)起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他在二戰(zhàn)期間形成了堅定的反法西斯信仰，并于1944年加入意大利共產(chǎn)黨，參與了同納粹法西斯分子的游擊戰(zhàn)爭。他同政治的緊密關系一直持續(xù)到1957年。此后，他對于“政治”在他生命中的位置進行了重新思考：
這些事件讓我與政治漸行漸遠，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政治在我內心占據(jù)的空間較之以前小了很多。從那時起，我不再認為它是一項包羅萬象的活動，我也不再相信它。如今，我認為政治在記載社會通過其他渠道表現(xiàn)出來的事物時總是蝸行牛步，同時，我認為政治時常會實施一些過度和欺瞞的行為。
盡管結束了他所謂的作為政治上的“職業(yè)軍人”的生活，但卡爾維諾的一生其實從未徹底地遠離政治。早年他參與政治的方式主要是作為意共黨員的行動以及在都靈的《團結報》作為記者發(fā)表言論，1960年代以后，他給世人的印象基本上是一個獨立的作家和文化知識分子，但同時——盡管可能內心并不愉悅——他仍會偶爾對政治發(fā)表看法?；蛟S他將此視作一種義務。他關注越南問題、1960年代的學生運動，以及意大利國內的民主發(fā)展，直到他的晚年，他仍在發(fā)表有關社會和政治的文章，諸如1980年的《腐敗之地的誠實寓言》。
這些政治話題，即便包羅萬象，意大利仍是其中最重要的主題，作為意大利的知識分子，他在意大利接受的采訪中，被問及政治話題總要多過其他地方。即使頗感厭倦，卡爾維諾仍然持續(xù)地承擔著他的公民責任。
1957年是卡爾維諾同政治拉開距離的時刻。就在同年，他出版了代表作品《樹上的男爵》，在某種程度上，這本書已經(jīng)暗示了他同政治“拉開距離”的動機?！稑渖系哪芯簟分v述了一個生活在樹上的男人的故事，柯希莫男爵出生于一個貴族家庭，但他對于貴族那一套虛偽的價值標準越來越感到厭惡，于是決定離開家庭，到樹上生活。他在樹上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和棲居地，他打獵、垂釣、戀愛，但同時他也參與了那個時代的戰(zhàn)爭與社會變革。對他而言，離開家庭，生活在樹上，才能真正投入“人群”。
卡爾維諾在1960年的采訪中如此解釋：“距離，才是價值所在。既需要遠離但又不能因此而放棄斗爭?！业哪芯羯钤跇渖希哼@就是我想如何看待有政治傾向的知識分子。”
打個也許并不完全契合的比方，巴黎就是卡爾維諾的“樹上”。1960年代末，卡爾維諾和他的家人定居巴黎，他本人往返于巴黎和都靈，一邊是平靜生活，一邊是工作和政治責任。在意大利時，他必須作為一個“公眾人物”，承擔相應的責任，而當他置身于巴黎，他可以首先作為一個“隱士”。這就像是柯西莫世界里“樹上”和“樹下”的區(qū)分?！皹渖稀笔撬臈又?，但他一切行動發(fā)生作用的場所，仍然是在“樹下”的現(xiàn)實世界和人群之中?？柧S諾定居巴黎，一定程度上就是為了“避開一點‘居民’作家越來越難以擺脫的那些連續(xù)不斷的麻煩事兒”。
卡爾維諾在隨筆、采訪中常常談論“巴黎”對他的獨特意義。不同于巴黎在世人心中的形象，巴黎對他而言更多是一個平凡的棲居地，塞納河、巴黎鐵塔、盧浮宮，這些鼎鼎有名的地點，對一個過客而言，或許是巴黎的全部，但對卡爾維諾而言，幾乎微不足道。巴黎對他而言是生活的場所，意味著買報紙、法棍面包和奶酪的地方，陪女兒去的植物園，電影放映室和博物館。他甚至很少出門，巴黎是一個隱居獨處的場所，在這里他獲得寫作必需的內心平靜。同時他可以在他的“樹上”隔著一點距離觀望意大利。對卡爾維諾而言，巴黎與都靈之間一小時的航程，正是他同現(xiàn)實之間的合適距離。
意大利是卡爾維諾客觀上的“故鄉(xiāng)”，巴黎是他的“家”和“棲居地”，這都很好理解。同時，卡爾維諾還曾說過“紐約”是他的“家鄉(xiāng)之一”，盡管他在紐約居住的經(jīng)歷遠遠少于巴黎和意大利。這些城市都是卡爾維諾的“家鄉(xiāng)”，但它們之間毫無疑問存在著巨大的差別。“紐約”對于卡爾維諾，意味著輕松、簡單和純粹生活，他在1960年的隨筆中寫道：“我愛紐約，愛是盲目的，也是無聲的?！蓖甑囊黄稍L中他說道：美國“深深地吸引著我，同時也有很多理由讓我愛它，給我留下一種處于另一星球的模糊感覺”。
紐約是卡爾維諾處于“另一個星球”的最遙遠的“家鄉(xiāng)”，越遙遠，想象成分越多，也越少需要考慮現(xiàn)實的問題。即便卡爾維諾是一個“巴黎隱士”，但同處歐洲，巴黎仍然比紐約距離他的現(xiàn)實行動更切近。1960年的一次采訪中記錄了一件瑣事，生動地反映了這種區(qū)別。背景是卡爾維諾在采訪中遲到，他跑著前來赴約，見面后說：
請您原諒。我非常抱歉，但您會理解我的——午餐時我碰到了薩特。我剛從美國回來，在那兒的半年里我從未聽說‘意識形態(tài)的對話’。而就在剛剛，我剛到，薩特就給我解釋歐洲左翼的新形勢……
拉著人講“左翼形勢”，固然很符合我們對薩特的刻板印象，但在1960年，早已進入冷戰(zhàn)時代，又誕生過麥卡錫主義的美國，顯然并不是沒有“意識形態(tài)對話”。卡爾維諾之所以有這個感受，或許同他“異鄉(xiāng)人”的身份密切相關，他在紐約無需承擔故鄉(xiāng)土地上所背負的那些政治和道德責任，他“無須盡任何義務”，大概也的確無需關心那些在本地重要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
將“紐約”視作“家鄉(xiāng)之一”的卡爾維諾，顯示出他身上最天真溫暖、最活躍、喜愛新鮮事物的一面，他的作品也帶給人這樣的體驗——他幾乎都在嘗試新鮮的技巧和結構。他對美國的態(tài)度，明顯不同于那個時代歐洲知識分子的流行態(tài)度，那時如果一個歐洲知識分子談起美國，大抵總免不了幾句尖酸的評論，美國通常給人沒文化、粗鄙的印象?？柧S諾明知他的同行們的評價，但他仍不帶偏見地去了解這個陌生的國度，熱情洋溢地書寫它，不帶有一絲一毫的傲慢——盡管他免不了以一貫的風格在日記中記錄了諸多諷刺小品。他謹慎地看待美國社會的“速度”與“效率”，但不進行刻板的批判，而是沉浸其中，觀察這種“完美效率”與“享受生活”的背后各式各樣的幸福標準。他在美國最重要的活動是認識盡可能多的美國人，并同他們交流，他以令人贊嘆的開放胸懷去了解一個新興的世界。他對美國社會各方面持有的態(tài)度，總體上是樂觀和積極的，這是他性格中底色最明亮的一面：像孩童般對世界充滿好奇。
一個人的一生被時間與空間標記，人所處的一切空間，交織成了他的整個生命。在卡爾維諾的生命里，意大利的圣雷莫與都靈代表了他早年積極行動的身影，對世界的介入；巴黎代表了他對內心和諧的追求，在平靜和獨處中，他創(chuàng)造了永恒的作品；紐約則是他最無負擔的一面，有著孩童般的好奇與明亮。在這些“看得見的城市”之中，隱身于作品之后的作家的身影顯現(xiàn)，同樣輕盈、有趣，像宇宙一樣，神秘絢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