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文學史寫作的思考與試驗 ——對話著名學者錢理群
北京大學教授、著名學者錢理群是魯迅、周作人研究專家，也是最早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的學者。錢穆先生1955年在香港新亞書院講授中國文學史筆記于近日發(fā)表后，引發(fā)學界廣泛關注。筆者借此機會專題采訪錢理群教授，得到慷慨應允。錢教授告訴筆者：“文學史的研究與寫作，確實是我學術研究的重心，是最能發(fā)揮自己專長的領域。我為此作了持續(xù)幾十年的探索和試驗。因此，我也特別樂意回答你提出的問題，借此做一個歷史的回顧。”
夏和順：您早在1983年就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兩年后又與黃子平、陳平原合作撰寫《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長文，最早提出現代文學應與晚清打通，從而開了當代重寫文學史的先聲，是什么觸動您提出這一概念的？
錢理群：1985年，我和黃子平、陳平原一起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其實最初的動因很簡單，就是在此之前，主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現代文學研究一直深受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影響，把五四新文學看作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有機組成部分，現代文學史的研究是從屬于現代革命史的研究的。我們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就是要自覺擺脫這樣的影響和相應的政治因素，使現代文學史研究能成為真正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現象為研究對象的獨立學科。這樣的學科獨立的要求，又是和我們當時剛剛出現在學術界，渴望獲得獨立言說的權利的內在要求相一致的。在我們的《三人談》里，就提出了對文學研究（不只是現代文學研究）的許多新的想法，今天看來，當然很幼稚，但確實包含了許多思想新因素，新萌芽，是很有意思的。
夏和順：錢穆在新亞書院講授《中國文學史》時，開宗明義地說：“直至今日，我國還未有一冊理想的《中國文學史》出現，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chuàng)造。”您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是重寫文學史的最早的一次嘗試，也是被學界公認的一部力作，并被國家教委選定為大學教材。您現在覺得，它算不算一部理想的文學史？
錢理群：幾乎與《三人談》同時期的《現代文學三十年》，有一定的偶然因素。記得是《山西教育》雜志約王瑤先生開辟一個“現代文學史”的專欄，王先生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我就約吳福輝和溫儒敏兩位同學和王先生的女兒王超冰（后來修訂本她沒有參加）一起來完成。我當時正好在給北大中文系的1981級學生開現代文學史課，有一個講稿，其中集中了我在讀研究生階段的一些新的思考，當時用到這本書里（我相信吳福輝他們也是這樣），看起來就比較新鮮。其實我們并沒有預先的統(tǒng)一的設計。只是有一個想法是一致的，就是這是一本教科書，不是私人著作，固然要融入自己的研究心得，但也不能把太多的個人意見放進去。更重要的是，它要和時代潮流、學術潮流保持一定距離，要有相對的穩(wěn)定性。這是教科書的特點決定的。比如當時學界正熱心于為自由主義作家翻案，對左翼作家有許多批評。我就主張，既要改變過去文學史全盤否定自由主義作家的弊病，要充分吸收這方面的新的研究成果；但也要對左翼作家，包括他們的歷史經驗教訓，有一個科學的客觀的評價。在為作家單獨列章時，除了保留傳統(tǒng)的“魯、郭、茅、巴、老、曹”六位外，我們增加的，既有自由主義作家沈從文，也有解放區(qū)作家趙樹理，就體現了我們力求平衡、穩(wěn)妥的追求。因此，書出來以后，有兩種評價，有的覺得太激進，有的又覺得還是有點保守。我們則認為，這是教科書，必須如此；科學的學術研究就應該既創(chuàng)新，又保守，不能趕時髦?，F在看來，《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以下簡稱《三十年》）至今還有生命力，跟我們當年的這一選擇與態(tài)度是直接相關的。
《三十年》后來做過一次修訂，除了補充和體現了學術研究的新成果，主要是把初版本的序言和標題全部刪去。這是因為《序言》是我一個人寫的，把我的關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一些思考寫了進去；但并沒有征求其他三位作者的意見，不一定代表他們的看法，因此和后面的具體論述有些脫節(jié)，不如脫掉這并不合身的外衣。初版本各章的標題也是我一個人寫的，修訂時也刪去了，這是因為標題的傾向性、概括性非常強，刪去就更客觀、平實。這也是教科書要求的風格。后來《三十年》的影響，是完全出乎我們意料的。特別是它成為考研究生者的必讀參考書以后，許多考生都把它背熟了。這就產生了一個弊端：它直接影響了許多年輕的研究者對現代文學這門學科的理解與想象，甚至影響了他們對文學和文學研究的理解與想象，這就成了新的束縛。后來我們寫《廣告文學史》（按：即下文提及的《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1915—1927）》），就是要打破包括《三十年》在內的文學史教科書與相應的文學教育所形成的束縛。
夏和順：您與董乃斌、吳曉東等合作的繪圖本《中國文學史》強調文學發(fā)展的豐富性與具體性，是否受到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的影響？
錢理群：1993年我和吳曉東合作的繪圖本《中國文學史》（20世紀部分），確實是一次自覺的文學史寫作試驗，我后來專門寫過一篇《“分離”與“回歸”》的文章談這本書的“寫作構想”。你所說的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的影響，就全書而言，確實是存在的，具體到我們寫的“20世紀部分”，則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試驗：一是將“20世紀中國文學”作一個整體來考察與描述，即打通現、當代；一是將其視為“中國文學史”的有機組成部分，即打通古代和現當代。這不僅帶來了敘述篇幅的大幅度壓縮：《三十年》共有40余萬字，“20世紀文學”部分只有5萬余字；更要求以更開闊、更長遠的歷史眼光來重新審視研究對象，進行歷史的重新篩選，不僅大量的作家作品遭到淘汰，而且對進入歷史敘述的作家也提出了新的歷史定位，除了將魯迅定位為足以與中國文學史和世界文學史并列的偉大作家，將其出現視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標志性收獲外，對老舍、沈從文、曹禺、張愛玲、馮至、穆旦都給予了更高的文學史評價。
夏和順：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港臺文學與所謂通俗文學的問題。上世紀80年代以前，文學史從來沒有關注過金庸，您在繪圖本《中國文學史》中給金庸以很高的評價，這是不是順應歷史潮流？
錢理群：繪圖本《中國文學史》還有諸多創(chuàng)新之處，如將現代傳播媒體的產生、文學市場的形成，現代稿費制度的建立，作為現代文學發(fā)生學的重要因素；將《新青年》派與《學衡》派的對立視為“如何進行文學變革”的不同思路與選擇；以文學形式與語言的變革作為文學史敘述的基本線索，等等。當然，也還有你注意到的港臺文學入史，對通俗文學的重新定位，對金庸的高度評價。順便說一點，通俗文學部分都是當時還是我的學生的吳曉東寫的，正是我的1981級學生的提醒，我才注意到通俗文學的價值的。這樣的教學相長也是很有意思的。應該說，繪圖本《中國文學史》20世紀部分的寫作，是我自覺擺脫教科書的文學史寫作模式，建立更個人性的文學史模式的開始。這里就多說了幾句。
夏和順：您在《1948：天地玄黃》寫作中提出“文學史敘述學”，梳理出影響文學發(fā)展的眾多文化因素，并認為文本創(chuàng)造決定于作家的生存狀態(tài)與心理結構。它與傳統(tǒng)的文學史理論有何沖突？
錢理群：“文學史敘述學”的概念確實是我探討自己的文學史研究模式的又一次自覺嘗試。我非常明確地提出：“對于一個文學史家，每一次文學史寫作實踐，不僅要考慮描述內容，也要努力探尋與其內容相適應的形式—文學史結構與敘述方式（包括敘述視角，敘述語調，等等），這一點與作家的創(chuàng)作并無實質的區(qū)別?！崩蠈嵳f，我一直是以創(chuàng)作文學的心態(tài)來進行文學史研究的。關于這方面的具體試驗，我在《天地玄黃》后記里有詳細說明，就不多說了。在寫作試驗中，我還很重視理論上的總結，專門寫有《反觀與重構—文學史的研究與寫作》（2000年），《中國現代文學史論》（2011年）兩本書，除了總結我的導師王瑤先生等老一輩學者、海外學者的文學史理論與實踐經驗外，主要是自己的有關思考與追求。去年還寫有《我的文學史研究情結、理論與方法》的長文（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10期）。我始終把這樣的理論建設作為自己的重要工作與職責。
夏和順：以往的“中國文學史”，包括古代、近代、現代和當代文學史，都有著固定的模式，存在著各自的問題和不足，您在寫作中是如何尋求突破的？
錢理群：其實，我從2006年開始，就用了7年的時間，和吳福輝、陳子善等一批學者合作，編寫了三卷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目的就是要打破包括《三十年》在內的既定的文學史知識與論述框架。
我們尋求新的突破的動力，來自對現有文學史模式的三大不滿。首先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們的文學觀念，對現代文學的理解，研究視野和方法，都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我們越來越把現代文學文本置于歷史中，還原到書寫、發(fā)表、傳播、結集、出版過程中去把握文學與時代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教育、學術的復雜關系。這樣更為闊大、豐富的文學史圖景，是《三十年》這樣的文學史結構與敘述模式所難以容納的。為了解決這樣的“內容與形式”的矛盾，我們選擇了作為文學生產與流通的中介環(huán)節(jié)的“文學廣告”作為敘述的中心。其次，《三十年》為代表的既有模式，其最大的問題，就是過度的結構化，導致了對文學發(fā)展的復雜性、豐富性的遮蔽；我們現在所采取的“編年史”的體例，就是要打破既定的等級結構，呈現文學本身的無序、模糊狀態(tài)，并且可以把現行文學史結構無法納入的大量生動活潑的文學與相關的現象，都寫進文學史。最后，我們不滿于文學史研究與閱讀越來越遠離文學，失去文學性，因此，我們采取“書話體”敘述文體，就是要寫出文學運動與創(chuàng)造中的個體生命史，通過歷史細節(jié)的呈現、感性敘述展現具體的歷史情境，并寫出生命的體溫，這就和知識化、技術化的文學史區(qū)別開來，是“用文學的方式寫歷史”。我們的目的是在尋求文學史閱讀、研究與寫作的新的可能性，呼喚新的想象力與創(chuàng)造力；而我們的努力也是初步、有限的。
夏和順：您是文學史研究專家、教育家，也是關注社會現實的學者，您宣布“告別教育”以后，在文學史研究方面有何具體打算？總結三十多年文學史的寫作，您有何感想？
錢理群：我在這里，不妨透露一個新的正在進行的試驗：再寫一本“以作家作品為中心”的現代文學史，以和“以文學廣告為中心”的《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相配套。因為尚在醞釀、寫作中，具體設想就不多說了。
可以看出，我的幾十年的文學史研究與寫作是一個歷史過程：從“尋求文學史研究的獨立性”到“嘗試文學史的教科書模式”，最后到“探索個人化的文學史寫作模式”，那更是一個至今還沒有結束的不斷的試驗過程。我正是在這樣的不懈追求中，感受著文學史研究的無窮樂趣，享受著創(chuàng)造性生命的無盡歡樂：這就是我始終癡迷于文學史研究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