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女學為第一義
談論近代中國的女子教育思想，梁啟超是不可繞過的一人。戊戌變法前發(fā)表的《論女學》作為其第一篇婦女問題專論，不但當年曾激起巨大回響，直接促成了晚清國人自辦的第一所新式女學校誕生，而且梁氏一生言說女性議題的基點亦由此確立。雖然時至今日，研究者增強了反省意識，對其立場與立論頗多批評，卻也反證了該文影響力的綿久，故仍然值得今日仔細探察。
一、“婦學實天下存亡強弱之大原也”
《論女學》乃是《時務報》創(chuàng)刊，梁啟超即開始連載的系列政論文《變法通議》中的一篇，1897年四五月間在該刊第23與25冊發(fā)表。與其他各篇相同，《論女學》也秉持了《變法通議》大聲疾呼的“變者天下之公理也”，當今中國亟需以“自變”求“自強”的宗旨，將女子教育納入政治改良的整體規(guī)劃中。
按照原初的設想，《變法通議》是一部“為六十篇，分類十二”的大著作，實則在寫作中已不斷調整。但無論如何，除總論外，梁啟超最先著筆、也是其最為關注的話題還是教育，即他所說的“學?！?。以此，《論科舉》《論學會》《論師范》《論幼學》《論女學》《論譯書》諸篇，均列在“論學?！钡目傤}下。為何“學?！眱?yōu)先，梁啟超也有闡論：
吾今為一言以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
“官制”屬于政治體制，固然具有總攬全局的作用，但倒推上去，培育人才的學校才是決定變法成敗的根本。所謂“亡而存之，廢而舉之，愚而智之，弱而強之，條理萬端，皆歸本于學?！薄?/p>
放在變法圖強這一目標明確的論述框架中，女子教育也被賦予了神圣使命。梁啟超的表述最初采用了反面立說的方式，“吾推極天下積弱之本，則必自婦人不學始”，縷述女子未受教育帶來的危害，由此展開了對舊習陳說的批判。其論說的四層意思，分別指向女性的職業(yè)、學問以及母教與胎教的現(xiàn)實狀況。依梁氏之見，中國女性不學因而無業(yè)，不能自養(yǎng)；無學因而心胸狹隘，家室不寧；母教不善，造成世風惡劣；胎教不講，造成人種退化。所言實際是從經濟、家庭、社會、種族四個維度，揭示女子失學與國族衰落之間的緊密聯(lián)系，那么，由此得出的結論也很現(xiàn)成——“婦學實天下存亡強弱之大原也”。
應該說，梁啟超當時雖然編寫了《西學書目表》與《讀西學書法》，對于西學知識的接受也還有限，卻已經常運用到文章中，使其論說面目一新。如論女性無業(yè)，開頭即引用“公理家之言”：“凡一國之人，必當使之人人各有職業(yè)，各能自養(yǎng)，則國大治。其不能如是者，則以無業(yè)之民之多寡為強弱比例差?！彪S后的論述便借用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闡發(fā)的“生利”與“分利”說展開，斷言中國“女子二萬萬，全屬分利”。論胎教又以長注的形式，引用嚴復所譯《天演論》中的生物遺傳學說。而李書刊行于1894年，嚴譯成稿于1896年，對于梁啟超來說，都是世界最新學說，足見其吸收與發(fā)散能力之強。以此科學新說為支撐，梁啟超的《論女學》也具有了充沛的理論力量。
更進一步，西學不只是作為理論支撐，更成為滲透在《論女學》全篇的底色。盡管在《學?？傉摗分校簡⒊暦Q：“吾所欲言者，采西人之意，行中國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國之意。”并泛泛提及，《禮記》的“《內則》一篇，言女學堂之事也”。然而細觀《論女學》，其中用來與中國女子失學相對照的典范，已全為泰西與日本，而非遙不可及的三代。不僅《禮記·內則》不見征引，即便在夾注中稱引了《大戴禮記·保傅》中有關“胎教”之說，正文卻以“胎教之道，《大戴禮》《論衡》，詳哉言之，后世此義，不講蓋久”為由，立即轉入“今之西人，則龂龂留意焉”。顯然，即便儒家看重的母教與胎教，在梁啟超的論說中，也必以西人西學為準。
既然與受過教育的西方女性相比，中國女界俱不如人，取法域外便很順理成章。而在榜樣的擇定上，梁啟超也有考慮。雖說“西方全盛之國，莫美若；東方新興之國，莫日本若”，梁氏最推重的國家卻非美莫屬，稱說：
是故女學最盛者，其國最強，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學次盛者，其國次強，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學衰，母教失，無業(yè)眾，智民少，國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
不必說，未經提到的中國，亦應歸入最后的序列，這也是梁啟超隨即慨嘆“若是夫中國之宜興婦學，如此其急也”的原因。
被梁啟超以不容置疑的語氣論定的“強國”與“女學”之間的聯(lián)動關系，無疑強化了他對中國“婦人不學”的痛心疾首，措辭也不免峻急嚴苛。即如近年頗受詬病的二萬萬女子“不能自養(yǎng)，而待養(yǎng)于他人”“全屬分利，而無一生利者”的說法，起碼是漠視了女子從事家務勞動的價值。對此，梁氏日后也有修正。1902年發(fā)表《新民說》，在《論生利分利》一節(jié)便特意分辯：“論者或以婦女為全屬分利者，斯不通之論也。婦人之生育子女，為對于人群第一義務，無論矣。即其主持家計，司閫以內之事，亦與生計學上分勞之理相合?！辈贿^，即便對于婦女“育兒女，治家計”這類“室內生利事業(yè)”已經認可，梁啟超卻依然認為，“中國婦女，則分利者十六七，而不分利者僅十三四”，作為對比的仍是“率皆有所執(zhí)業(yè)以自養(yǎng)，即從事于室外生利事業(yè)者”的泰西成年女子。這里的關鍵在于，梁啟超認定，女性只有走出家庭，從事社會勞動，才可以直接助力國家、民族的富強。因此，女子也應如男子一樣，“人人各有職業(yè)”，就成為必然的訴求。而“學也者，業(yè)之母也”，中國婦女的“無業(yè)”既被歸咎為“不學”，問題就仍然落在了教育為本的理路中。
更有意義的是梁啟超對于“學”的判定，即何為“學”？答案照例是從批判傳統(tǒng)觀念展開的。梁氏先是指斥“婦人無才即是德”為“躗言”：“世之瞀儒執(zhí)此言也，務欲令天下女子，不識一字，不讀一書，然后為賢淑之正宗，此實禍天下之道也?！边@番話義正辭嚴，今日聽來也無可非議。問題出在接下來對才女創(chuàng)作的否定上：
古之號稱才女者，則批風抹月，拈花弄草，能為傷春惜別之語，成詩詞集數(shù)卷，斯為至矣。若此等事，本不能目之為學。
此言貌似與傳統(tǒng)儒家的“女教”（道德教化）同一聲口，實則是將才女文化歸入舊學之列，故采取了義無反顧的決絕態(tài)度。
梁啟超對女性所應具備的“學”，也即女子所應接受的教育本有很高的期許。始則稱道“吾之所謂學者，內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計”，“助其生計”指向女子執(zhí)業(yè)的相關學科知識，尚好理解；至于“拓其心胸”，則當以隨后所言“使其人而知有萬古，有五洲，與夫生人所以相處之道，萬國所以弱強之理”解之，方盡其意。在如此浩瀚的時（“萬古”）空（“五洲”）中，人類與世界、歷史與現(xiàn)實的種種道理，梁氏以為中國女子俱應涵容胸中，則其心目中的“女學”之博大精深、無所不包已毋庸置疑，那么，還有什么學問女子不應當知道？以此為目標，梁啟超所推崇的“今日之中國”的“婦學”求學路徑，自然也迥異于自古以來讀書人的“晨夕伏案，對卷伊吾”，而應是“師友講習以開其智，中外游歷以增其才，數(shù)者相輔，然后學乃成”。不只要求學校內外的交流，而且必須走出國門，借游學游歷以增長見識，提升學問境界。這在當年固然只是理想之言，但指明向上一途，正可見梁啟超對女學期待之殷。
而從“五洲”“萬國”直到“中外游歷”，實在都出自全球視野，已遠遠越出中學的范圍。將其置于晚清中西沖突、新舊對峙的格局中，不難看出，已經斷然舍去“數(shù)百年無用舊學”與治學門徑的梁啟超意欲推行的“女學”，明顯屬西而非中。故而，與鄙棄“批風抹月，拈花弄草之學”相對應，梁氏所推崇的“講求實學，以期致用”，正是時人眼中西方文化最突出的表征。中國古代的女子教育既然已被歸入“不學”“不教”，一無足取，新興的“女學”于是勢必取法域外，引進西學與西方教育體制。
不過，梁啟超習慣使用的極言竭論、推向極端的論述方式，也很容易招致誤解?！墩撆畬W》開篇引用《孟子》“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以此倡言中國“今日之近于禽獸者，何其多也”。并且占人口一半的男子“近于禽獸者，猶或以禽獸為恥”，女子則“豈直不恥，乃群天下之人以為是固宜然耳”，梁氏因此痛心地連呼：“豈不痛哉！豈不痛哉！”這一將女性類比禽獸的提法確實令人深受刺激，在現(xiàn)代社會已礙難接受。但返回儒家的原始語境即可知曉，人禽之別本是《孟子》講究人格修養(yǎng)的要點。梁啟超已注意到：“《孟子》書中言禽獸凡五”，乃是因為人“所以異于禽獸者何？即人格其物也”?！懊献又?，則凡以喚起人類之自覺心而已”。所以，梁啟超借孟子有無教育以判別人禽之說所做的發(fā)揮，意在激起女性的羞恥心，從而積極向學，健全人格。
推而廣之，梁啟超在《論女學》中的憤激之言也不應以鄙視女性一概而論，“愛之深，責之切”或者更近于事實。稱贊“諸教之言平等也”，憤慨“等是人也，命之曰民，則為君者從而臣妾之；命之曰女，則為男者從而奴隸之。臣妾、奴隸之不已，而又必封其耳目，縛其手足，凍其腦筋，塞其學問之途，絕其治生之路，使之不能不俯首帖耳于此強有力者之手”，此等言辭，正可見出梁氏的人類平等觀。而其行文中常見的男女對舉，均是兼顧男女而責之，隱含的還是一視同仁的思路。更為明顯的是對美國女學的推重，端在男女的無差別教育，即“女學與男學必相合”，其中蘊含的教育與人格平等的觀念分明可見。
還應當提到的是梁啟超對于女子作為人才的看好。梁啟超認為，男人與女人之間“所以生差別者，在智慧之開與不開耳”。因此，所有質疑與反對女子讀書開智的論調，都被他斥為“不仁”。盡管認可“男女之于學，各有所長”，梁氏卻絕對不承認有智力高下之別（“非有軒輊”）。無論任何學問，“男子所共能，抑婦人所共能也。其學焉而可以成為有用之材，一也”。更進一步，他甚至斷言：
婦人茍從事于學，有過于男子者二事：一曰少酬應之繁，二曰免考試之難。其居靜，其心細。故往往有男子所不能窮之理，而婦人窮之；男子所不能創(chuàng)之法，而婦人創(chuàng)之。
這已不只是肯定女性能夠成為同男性一樣的人才，而是可以做得比男子更杰出。
當然，清末呼喚女學者，梁啟超并非第一人。不過，對于女子教育的目的，所言大有出入。1897年，《申報》刊登的一篇稍早于梁文的論說，即將婦女“讀書識字之益”歸為四端：明理、遏欲、醫(yī)俗與適用。中間兩端不難了解，“明理”之使“其婦守柔順之貞”，“知從一而終”，“辨三從之義”，“適用”之應對日常的計數(shù)與家書，如此，讀書女子亦適成后來者所貶斥的“男子之高等奴隸”，又何必受學？而梁啟超對婦女以及女學熱切的厚望，都是基于維新變法力求達致的富國強兵政治目標。其說在當年能夠打動人心，直至影響廣遠，自然是因為契合了時代的需求，具有強大的感召力。
二、“復前代之遺規(guī)，采泰西之美制”
《變法通議·論女學》發(fā)表后，女子教育一時成為輿論熱點，有應和梁說者，也有付諸實行者。這固然與話題的牽涉面廣，女性居人口半數(shù)有關；也因女學校已有示范先例，確實具有可操作的空間。
就輿論的反響而言，除上海各報的回應外，特別值得提出的是《盛世危言》作者鄭觀應（號陶齋）的反饋。在1894、1895年兩次刊行的該書中，鄭氏先已發(fā)出“通飭各省廣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讀書”的吁請。只是，論及女學的培養(yǎng)目標，其設計卻不脫傳統(tǒng)女教規(guī)范：“庶他日為賢女，為賢婦，為賢母，三從四德，童而習之，久而化之；紡繡精妙，書算通明；復能相子佐夫，不致虛糜坐食?！币允埂坝拶v皆知禮義，教化具有本原”。然而，《變法通議·論女學》發(fā)表后，鄭觀應重談此議題，不僅同樣征引了孟子“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之言，而且大段移用了梁文中“男女平權之論，大倡于美，而漸行于日本”，直至女學盛衰與國家強弱關合之論，并據(jù)此判定：
是故中國而不欲富強則已，如欲富強，必須廣育人才。如廣育人才，必自蒙養(yǎng)始；蒙養(yǎng)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學校始。推女學之源，國家之興衰存亡系焉。
這其實還是采輯梁文句意而成。并且，“中國富強”儼然已成為此時鄭氏鼓吹女學最強固的理由，梁說深得人心的情狀由此可見一斑。
至于將《變法通議·論女學》落實在女子學校的開辦上，經元善主持的上海中國女學堂無疑提供了最佳范例。此學堂乃國人自辦的第一所女校，1897年11月15日開始大張旗鼓的籌備，先后舉辦過四次會議進行商討，最后一次中外女士121人的大集會更是聲勢空前。學校于1898年5月31日開學，中間歷經波折，延至1900年中秋后關閉。筆者曾撰寫過《中西合璧的上?！爸袊畬W堂”》與《上?！爸袊畬W堂”考實》二文細加考索，但關于梁啟超介入的史實尚有待發(fā)覆。
按照梁啟超本人1897年11月的說法：對于創(chuàng)辦女學，“超于五、六月間，與陳伯嚴吏部、文蕓閣學士、譚復生太守諸君有意于是。嗣以力量綿薄，未克即舉”。這里是將時間系于該年夏歷五、六月即西歷6、7月間，梁與陳三立、文廷式、譚嗣同商議過此事。因其《論女學》1897年4月12日與5月2日已在《時務報》分兩期刊出，諸人的辦學之議便屬趁熱打鐵。但也有另外的材料可以證明，梁啟超更早已心懷此志。1897年4月5日，《申報》發(fā)表《記奇女子》一文，其中即透露，“梁卓如孝廉更擬創(chuàng)設中國女學堂”。此說還在《論女學》見報之前，應該是梁啟超先有舉辦的心愿，但同人力量單薄，不足以成事，這樣，撰文宣導就是為了啟發(fā)社會各界，尤其希冀引起官員與紳商的關注與支持。而此一策略也果真奏效。
這位挺身而出、擔起重任的有心人，即是時任上海電報局總辦的經元善（字蓮珊）。其記錄創(chuàng)辦中國女學堂的緣起，正是如此表述：
新會梁卓如孝廉《時務報》第二十三冊、二十五冊刊登《女學論》，有未經人道之處，讀者咸服其精詳。滬上女學之設，導源實肇于此。
由于經氏先已言及：“中國宜開女學之議，吾友香山鄭陶齋觀察已于《盛世危言》發(fā)之極透，元善服膺非一日矣?！笨梢娬嬲尳浽葡露Q心、為天下先的，實為梁啟超率先揭橥、且論述周詳?shù)摹芭畬W強國”論，此即所謂“未經人道之處”。故申說初心，經氏也必稱“今議開辦女學，以翼中國自強本計”。對他而言，這確實是個唯此為大的理由。特別是經歷了1894年的中日戰(zhàn)爭，即其所說“甲午后，創(chuàng)劇痛深”，梁氏的論斷更易入耳入心。因而，日后女學堂無論遇到多少困境，經元善始終為了最初的信念獨任其艱，堅持到底。
而中國女學堂能夠辦成，固然得力于經元善的任事勇毅，也與其在工商界廣有人脈、自身亦有相當財力密不可分。從他保存的文件中，可以大體了解其與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以及鄭觀應、嚴信厚、施則敬等官紳為辦女學往復磋商的情形。而在游說與聯(lián)絡各方大員方面，梁啟超也曾盡力相助。
1897年11月初，梁啟超離滬南下。盡管10月27日在鄭觀應家中，盛宣懷與經元善筆談（因經氏耳聾），已贊許“女學堂之舉甚有益”，但經還是不放心。梁行前，經元善仍叮囑其懇請盛宣懷“由漢發(fā)一電”，與施則敬、嚴信厚、唐廷樞、鄭觀應諸公“協(xié)同提倡女學堂”。而行至武漢，梁一路又接連收到經氏三函一電，一再表達務請盛“竭力提倡，以助厥成”之意?？上?，梁晉謁兩次，未能面見盛宣懷本人，卻還是負責任地轉交了經之電文與函札，并留下一信，于道明原委的同時，亦力陳“女學一事，實今日中國開民智之根本”。此信寫于11月9日。其實，所謂“以助厥成”云云，最關鍵的是經費問題，這也是經元善致函盛宣懷的核心議題。并且，早在女學堂籌劃之初，經元善已慮及單靠捐款，沒有穩(wěn)定的常年經費，根本無法維持。故請求盛同意在輪船招商局與電報局捐助北、南洋公學經費內，“每歲借撥二三千金”，“以三年為度”。梁代達后，盛宣懷回復稱，“款本不多，公學尚不敷用”，以此拒絕了二人的請求。
雖然在盛宣懷處未有收獲，梁啟超到武漢拜謁湖廣總督張之洞時，倒是頗受鼓舞。其不失時機地宣說女學堂由經元善主持，“實可望致大成”，極得張氏“賞揚”，“且言宜分立一小女學堂于武昌”，當與盛宣懷“聯(lián)銜入告”。梁啟超將此情轉告盛氏之際，也認為：“此事若得兩公大力為登高之呼，則風氣之開指日可待?！辈贿^，梁氏畢竟是書生，口頭的應允總比固定的撥款容易做到，因而梁的關說，成效也就有限。
做說客非梁啟超所長，何況其間有各種實在的利益關系，亦非言辭所能改變。而梁此次南下，本是到長沙出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女學堂隨后的籌辦、開張，他已不在現(xiàn)場。盡管如此，論及梁啟超對創(chuàng)建中國女學堂的貢獻，經元善衷心推服的“撰公啟、定章程、倡捐助，皆出孝廉大手筆，文理密察，學有本原”，確可稱公允。
“撰公啟”指的是梁啟超撰寫的《倡設女學堂啟》。此文最早于1897年11月15日在《時務報》刊載，作用相當于為中國女學堂的即將登場報幕。文章開篇即先聲奪人，視野闊大，將興女學的意義由家庭延展至種族：“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婦道既昌，千室良善，豈不然哉！豈不然哉！”最后則大聲呼喚同道起而響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昌而明之，推而廣之，烏乎！是在吾黨也矣?！逼溟g起承轉合，足見梁啟超擅長為文之道。
由于僅僅相隔半年，可想而知，《倡設女學堂啟》的不少論點會與《論女學》一致或相近。如譴責中國的男女不平等，“智男而愚婦”，對女子“不業(yè)不教”，造成國家衰敝；又激贊“夫男女平權，美國斯盛；女學布濩，日本以強”，堪為中國取法。凡此，《論女學》均已有言在先。不過，比較二文，其間的改變更加引人注目。
首先必須承認，《論女學》屬于個人著述，表達的是一己之見；而《倡設女學堂啟》則為“公啟”，代表的是復數(shù)的發(fā)起人“吾黨”，故其言說應為同人的最大公約數(shù)。其次，《論女學》力求辯明道理，不妨一意孤行；《倡設女學堂啟》意在舉事成功，故須顧及讀者的感受。如此折中，再加上梁啟超撰文的喜新求異，后出之文的變化也在意料及情理中。
就中最明顯的是中學與西學比例的調整。與《論女學》以西學為根基迥然不同，《倡設女學堂啟》已加大對三代女子教育的追溯與致敬。在上引開宗明義之語后，該篇便立刻轉入對古典經義的禮贊：
是以三百五篇之訓，勤勤于母儀；七十后學之記，眷眷于胎教。宮中宗室，古經厘其規(guī)綱；德言容工，《昏義》程其課目；必待傅姆，《陽秋》之賢伯姬；“言告師氏”，《周南》之歌淑女。
這段文字，讀來已與儒家的女德教育相差無多。幸好還有可以借題發(fā)揮的“師氏”，讓梁啟超能夠與女學拉上關系。只是，此前是講“諸教之言平等”，“孔教平等義”僅為其中之一，這里則專言：“圣人之教，男女平等，施教勸學，匪有歧矣?！彼?，該受指責的還是后代的不肖子孫：“去圣彌遠，古義浸墜，勿道學問，惟議酒食?！敝袊拥氖W，惟以中饋、女紅為職責，因此與孔圣人無關。
西方女子教育的示范作用固然沒有改變，但《倡設女學堂啟》的言辭之間，已盡見“禮失求諸野”的意味。始則曰：“泰西女學駢闐都鄙，業(yè)醫(yī)課蒙，專于女師。雖在絕域之俗，邈若先王之遺，女學之功，盛于時矣?！边@里是說，西方的女學恍如我們遠古先王之制的遺存。即便后文盛贊美國的男女平權、日本的女學遍布，以為“興國智民，靡不始此”，卻還是要強調：“三代女學之盛，寧必遜于美日哉？”以此，中國女學堂的取法對象也勢必由單一的西方，變而為兼祧中西，此即公啟中為學堂定位的名言：
復前代之遺規(guī)，采泰西之美制。
加上隨后的兩句“儀先圣之明訓，急保種之遠謀”，即合為梁啟超概括、提煉的辦學宗旨。
不得不說，如此尋章摘句，抬高先王、先圣的制度設計與女學教誨，實為對《變法通議·論女學》的倒退。不過，如果放在中國女性社會化教育起步的階段，這樣的復古包裝在減少外界阻力、爭取最大同情上確有效應，畢竟，當時的中國尚處于尊崇古圣先王、習慣引經據(jù)典的時代。更重要的是，女學堂的主事者其實也很明白，其創(chuàng)舉實已突破禮教防線，經元善即曾以“勢不得不將《內則》一篇神而明之，稍參活筆”，應對關于中西女士大會的質疑。那么，“復前代之遺規(guī)”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出于策略的考量，更有意義的還是中國女學堂實質上的取法西洋，“采泰西之美制”。
由此可以說到梁啟超為中國女學堂“定章程”一事了。這份章程最早以《女學堂試辦略章》之名，與《倡設女學堂啟》一并刊登在1897年11月18日的《新聞報》上。至12月4日梁啟超擔任主筆的《時務報》第四十七冊出版，此篇改題為《上海新設中國女學堂章程》再次出現(xiàn)，不但“女學堂”已有正式的名稱“中國女學堂”，文末也增加了一段“合并聲明”。內稱：“此學堂現(xiàn)為經聯(lián)珊太守總其成”，“董助其事者”有施則敬、嚴信厚、鄭觀應、陳季同、汪康年、康廣仁、梁啟超，又得到康有為、張謇、曾廣鈞“允為局外竭力匡贊”。這是有意讓參與其事的核心成員集體亮相。
如果鉤稽《上海新設中國女學堂章程》與《論女學》的關系，《變法通議·學?？傉摗奉A告科舉、師范、專門、幼學、女學等分目時，已聲明：“所擬章程皆附于各篇之后?！钡珜嶋H上，除《論幼學》文中有一《功課表》，其他均付闕如。在此意義上，《中國女學堂章程》也可以視作梁啟超為《論女學》補擬。當然還是有不同，因該章程與《倡設女學堂啟》一樣，也是集合了同人意見，不能全部看作梁的初始主張。
當年，《上海新設中國女學堂章程》甫一公布，其中最奪人眼目的是“學規(guī)”第一條：“堂中功課，中文西文各半?！逼鋾r尚在福州的林紓作《閩中新樂府》，專有一首《興女學》“美盛舉”，稱頌中國女學堂的籌建。詩中也特別提到：“果立女學相觀摩，中西文字同切磋?！弊阋妼Υ藯l印象深刻。而梁啟超在該章程的“辦事人員章程”部分，也擬定了“堂中暫設教習四人，中文西文各半”的相應規(guī)定。日后，中國女學堂確實聘請了最多時三位的西文教習，英文也成為該校一門重要的主課。加上其他西學科目，中國女學堂作為新式學校的性質一目了然。
章程中其他一些專門針對女學堂的條目，如：“凡堂中執(zhí)事，上自教習、提調，下至服役人等，一切皆用婦人。嚴別內外，自堂門以內，永遠不準男子闖入?！睆姆e極的方面設想，可謂為力主女性辦學；而實際的考慮更在遵守“男女大防”，以免增加辦學阻力。關于纏足的規(guī)定則呼應梁啟超等人創(chuàng)辦的不纏足會宗旨，更具有建設性：“纏足為中國婦女陋習，既已講求學問，即宜互相勸改。惟創(chuàng)辦之始，風氣未開，茲暫擬有志來學者，無論已纏足、未纏足，一律俱收。待數(shù)年以后，始畫定界限，凡纏足者，皆不收入學?！彼煤?，放足也成為晚清各女學堂章程中的必備條目。
大概出乎所有人意料，《上海新設中國女學堂章程》中引起爭議最多的反而是第一條。此條對于中國女學堂本是至關重要的“立學大意”：
學堂之設，悉遵吾儒圣教，堂中亦供奉至圣先師神位。辦理宗旨，欲復三代婦學宏規(guī)，為大開民智張本，必使婦人各得其自有之權，然后風氣可開，名實相副?！?/span>
本來，入學拜孔子，在傳統(tǒng)教育體制中是常規(guī)，不料當年的批評卻更多集中在這里。率先發(fā)出異議的是陳季同的弟媳薛紹徽，因陳氏征詢意見，薛即撰寫了《創(chuàng)設女學堂條議》一文，也論及此條。薛紹徽主張女學堂應有自己的傳統(tǒng)：“惟漢之曹大家續(xù)成漢史，教授六宮，其德其學，足為千古表率；又有《女誡》一書上繼《內則》，古今賢媛無出其右?！惫侍嶙h以班昭取代孔子，“祀于堂中，以為婦女?？?，亦可“隱寓尊孔之意”。此說法主要還是出于性別的考慮，并非反對尊孔。
最有力的反對聲音其實來自西方宗教信徒。除了筆者在《中西合璧的上?！爸袊畬W堂”》中分析的西方女士的反應，如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夫人（Mrs.Timothy Richard）敘述的“外國女士們也拒絕成為學校的指導者，除非基督教也像孔教一樣被傳授”，以及后來“那個章程修改了”的結果，此處需要補充的是梁啟超以及中國女學堂同人曾經抱有很高期待的兩位女士的態(tài)度。
還在《論女學》發(fā)表之前，梁啟超先已在《時務報》刊出《記江西康女士》一文，記述江西九江的孤兒康愛德因被美國女士昊格矩收養(yǎng)，帶去美國讀書，修習醫(yī)科。大學畢業(yè)時，與同學、湖北黃梅人石美玉同獲頭等文憑，為中國人揚眉吐氣。梁啟超借康愛德講述了一個相當動人的勵志故事，其中的要點在于，現(xiàn)代教育可以改變中國女性的命運。隨后，《論女學》也理所當然地以二人為范例，鼓勵女子向學：“而吾中國之女子，游學異國，成學而歸者，若吾向者所聞康愛德氏、石美玉氏，雖西域耆宿，猶歆譽之。然則婦人豈生而不能學耶？”既然出身貧賤、才智平常的康愛德也能夠學業(yè)優(yōu)異，載譽歸國，那么，二萬萬中國女性俱可成才即為必然的結論。
至中國女學堂開始籌備，康愛德與石美玉作為最合適的教習人選被盡先提出，實在意料中。倒是此事的動議尚早于《論女學》的發(fā)表，上文引述梁啟超此前已有創(chuàng)辦中國女學堂的意向，正是出自《申報》敘述康、石事跡的《記奇女子》，梁氏那時已有意“延二女主皋比，傳播泰西學術”。于是，《上海新設中國女學堂章程》公布，其他教習尚未確定，康、石之名已赫然載入，說明此事先已獲得了二人的首肯。
殊不料確定的事竟然出現(xiàn)反復，二人隨后拒絕了中國女學堂的聘約。個中原因在1897年12月27日寫給《字林西報》編輯的一封信中，康愛德與石美玉已作了清楚說明。由于這份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報紙12月24日發(fā)表了《上海新設中國女學堂章程》譯本，康、石的名字被作為擬聘教習公布，她們才決定寫信澄清。
二人最不滿的乃是章程第一條和最后一條關涉儒教的內容。列入“暫章”的最末一條除了復述女學堂校舍建好后，將“供奉至圣先師神位”，又提出會“另辟一院，裝設龕座，為女先董祠”，以“出心出力”的女董事配祭。甚至捐款至百元的“海內賢淑”，也有資格“另設一龕”，“一律配享”。凡此，多半是為籌款起見，可見辦學經費的壓力之大。不過，以配享孔子的方式作為表彰，在當時國人應以為榮耀，受過西學教育的康、石卻完全不能接受。
按照康愛德和石美玉的指認，幾個月前，這份章程還沒完成，讓她們反感的前后兩條文字尚未出現(xiàn)，“否則，我們不會允許我們的名字被作為擬聘教習寫入”。由此說明，這兩段文字可能是吸收了同人意見，而非梁啟超初稿所有。二人認同的是“宗教自由”。所以，她們明確反對在中國女學堂內“供奉至圣先師神位”。
對于女先董祠，她們的看法是，“春秋兩祭”應該是“紀念那些杰出人士，回顧他們的事跡，以之為榜樣激勵女學生”，而不應該變成對人的祭祀。二人自稱，“我們最尊重的是我們自己的孔子”，但“當尊重制造出對偶像的崇拜，尊重最杰出的人也就不純是好事了”。所以，根本而言，她們反對的是偶像崇拜：
我們覺得這無助于女子教育的成功，甚至使女子教育變得不安全?？鬃釉噲D重構的三代女學并不優(yōu)秀，否則他也不會說“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yǎng)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這樣的話。唉，我們不得不說，夫子從來沒有想辦法去改變這種可悲的情況！
這樣評論孔子，在康、石已經算是很客氣。而“三代婦學”既非“宏規(guī)”，也不值得恢復，在此已經表達得很明白。并且，二人站在19世紀西方文明的高度，批評偶像崇拜，要求取消祭拜孔子，當然也不能接受對女性的歧視。
康愛德與石美玉的信仰其實是基督教，接下來和孔子對比的耶和華（上主）才是二人的精神支柱。信中贊美：“他從不用貶低的語氣和女人說話，也從不貶低女人。”因此，對女性的尊重也構成了二人堅定持守的一個信條。毫無疑問，在康愛德與石美玉眼中，女學堂原本是中國“這片土地上真正進步的因素”，特別是在最初的章程里，有反對納妾和役使婢女這樣正面的內容。不幸，后來的修訂本以斥責淫風取而代之，讓二人看出了現(xiàn)有章程在儒教加入后，已發(fā)生妥協(xié)與變異。基于基督教與西方文明的立場，康、石因此反對以儒教包裝如女學堂一類的新生事物，這封信最后就是以“不要把進步的新酒（烈酒）裝入舊瓶，否則瓶子破了，酒流出來，瓶子也毀了”結束，由此也表明了二人的不合作態(tài)度。這樣的結果對于初創(chuàng)期的中國女學堂，自然是極大的損失。
最后還應提到梁啟超為中國女學堂“倡捐助”一事?，F(xiàn)在上海圖書館尚保存一冊《中國女學堂捐款章程》，內容依次為：梁啟超撰寫的《倡設女學堂啟》，寫作時間為“光緒二十三年十月”；未署名的《女學堂試辦略章》；最后則是捐款名錄，所捐款項分為開辦經費與常年經費兩種?？上攵钕绕鸲憫弑囟ㄊ恰拔狳h”。為廣招徠，《女學堂試辦略章》中專有“捐例三條”，規(guī)定：“凡書捐者，請皆書其夫或子之官階、籍貫、名姓及本人所受封典，以備登之捐籍。”并慮及不在仕途的紳商家眷之題名。又特別強調常年經費的重要，凡“開辦創(chuàng)捐款至五百圓以上、每年常捐款至五十元以上者，皆準送一生入堂讀書，免其修金膳費”。在捐款人名單中，我們可以看到如下記錄：
揀選知縣、咸安宮教習、新會梁啟超之母，覃恩誥封宜人、新會吳氏，率媳、貴筑李端蕙捐助開辦經費洋銀伍拾員、常年經費洋銀拾員。
可見，對于中國女學堂，梁啟超不只在文字上有鼓吹之功，經費上也有實在貢獻。
除上述與中國女學堂相關的文件，另有一份寫于1906年的文稿也值得一說。此篇即是梁啟超為出洋考察憲政的兩位大臣端方與戴鴻慈代擬的《請設立中央女學院折》。筆者在《梁啟超代擬憲政折稿考》中已做過初步考證，其中推定：“因端方本以提倡女學著名一時，梁啟超此作或有投其所好之意?！贝苏f固然可備一說，但還應補充的是，梁氏之提倡女學，本有其一以貫之的思路。
在百日維新之前，梁啟超熱心創(chuàng)辦中國女學堂，乃是有意借助民間力量，打破官方的制度規(guī)限，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爭取女子教育的合法化。而時至1906年，民間自辦女校已不乏其例，與中國女學堂開風氣之先的局面已有不同，但清廷依然沒有將女學納入正規(guī)的教育體制中，這也讓梁啟超感到焦慮。他于此時撰寫《請設立中央女學院折》，既是直接對最高統(tǒng)治者發(fā)聲，自然會重申教育為本的理念，進而提出“中國今日之教育，使徒趨重男學，而以女學為后，誠未合乎教育之道”。折稿的要點因此落在：“臣等擬請明降諭旨，于京師設立中央女學院，以開全國之風氣，而為各省之模范?！贝苏f顯然是因應時勢，希望借立憲改革的東風，自上而下的推進，以盡快普及女子教育。而次年3月清朝學部公布的《女子師范學堂章程》與《女子小學堂章程》，已明確將女子教育列入官方學制，這也意味著梁啟超的訴求有了結果。盡管前后所采取的策略不同，但不難看出，“振興女學”的目標在梁氏那里始終未曾改變。
三、“學第一，業(yè)第二，政第三”
進入民國，梁啟超起初在北洋政府擔任的職務不出司法與財政兩端，和教育沒有直接關系。直到1917年底退出官場，特別是1920年3月歐游歸來，轉向著述與講學，女子教育才重新回到其視野。
此前學界討論梁啟超民國時期的女性觀，可引據(jù)的史料僅限于1922年的兩次講演，即《我對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別注重的幾種學科》與《人權與女權》。實則，在此期間及稍后，梁氏尚有兩篇相關演講詞，也應一并納入視閾。排比四文，先后次第如下：1922年4月1日，梁啟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講《我對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別注重的幾種學科》；9月在湖北講《女權運動之步驟》；11月6日，在南京女子師范學校講《人權與女權》；1923年10月27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附屬中學校講《女子與教育》。而在湖北的演詞目前尚未找到前半篇，具體發(fā)表地點亦不清楚，但與其他三次相同，聽眾亦為女性當無疑問。
在梁啟超集中談論女性話題的1922年，正值“國內婦女運動聲浪日高，北京方面發(fā)起，上海方面響應”，連遠在菲律賓馬尼拉的梁氏長女思順也有耳聞。其中的標志性事件，即為當年七八月，女子參政協(xié)進會與女權運動同盟會相繼在北京成立。一向敏感于時事的梁啟超的發(fā)言，因而具有明顯的針對性。雖然《女權運動之步驟》所見有殘缺，僅以存留的后半篇與《人權與女權》一文對照，亦可知二文思路相近。
在《人權與女權》中，梁啟超將“女權運動”定義為“廣義的人權運動”。而追溯歐洲人權運動的發(fā)生，梁氏是從15、16世紀的文藝復興時代說起：
他們一旦發(fā)明了自己是個人，不知不覺的便齊心合力下一個決心，一面要把做人的條件預備充實，一面要把做人的權利擴張圓滿。第一步，凡是人都要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不能讓貴族和教會把學問壟斷。第二步，凡是人都要各因他的才能就相當?shù)穆殬I(yè)，不許說某項職業(yè)該被某種階級的人把持到底。第三步，為保障前兩事起見，一國政治，凡屬人都要有權過問?？傉f一句：他們有了“人的自覺”，便發(fā)生出人權運動。教育上平等權，職業(yè)上平等權，政治上平等權，便是人權運動的三大階段。
既然“人權運動”要經歷此三大階段，作為“廣義的人權運動”的“女權運動”自應與之相同?！杜畽噙\動之步驟》于是在現(xiàn)今可見的“第二求得獨立技能”（“技能即所謂職業(yè)問題”）與“第三求得同等參政權”之外，列為第一的應當就是“求受同等教育”，而此說也確實出現(xiàn)在第一步驟的結束語中。
盡管沒有像《女權運動之步驟》那樣逐一展開對三大階段的闡發(fā)，但《人權與女權》在強調女權運動要想成功，除了“第一要自動”，即多數(shù)“女子切實自覺自動”而不是被動地等待解放，梁啟超還花了更多篇幅論述“第二要有階段”。他的根本看法是：
女權運動，無論為求學運動為競業(yè)運動為參政運動，我在原則上都贊成；不惟贊成，而且十分認為必要。若以程序論，我說學第一，業(yè)第二，政第三。
所言正與《女權運動之步驟》完全一致，可見此乃梁啟超深思熟慮得出的結論。而這也牽涉他對其時女權運動的看法。
實際上，緊接上述引文，梁啟超即批評“近來講女權的人，集中于參政問題”，“是急其所緩緩其所急”。其間固然有“現(xiàn)在政治的黑暗，普通選舉的弊病，不可盡述”，女子參政不過是“替‘政棍’多弄幾票生意”的顧慮，但梁氏也明白，這只是“憤激之譚”，“政治上的事情，原不能因噎廢食”。因而，他的擔心更在女子是否具備了參政的“實力”。于此，不妨抄錄一下女子參政協(xié)進會在宣言書中公布的“本會的目的”：“一、推翻專為男子而設的憲法，以求女權的保障。二、打破專以男嗣為限的襲產權，以求經濟的獨立。三、打破專治家政的教育制度，以求知識的平等。”同時強調：“本會認定達到上列三種目的方法，就在要求女子的參政權?！焙芮宄?，梁啟超為了糾正他所認為的女權運動的偏向，對此三大目的從政治到經濟再至教育的敘述順序進行了有意的顛倒，以此明示出其以女學為本的立場，歷經二十多年并無改變。
不過，雖則對女權運動有批評，梁啟超已一再聲明，“我對女子參政問題早已贊同”，因而明確反對“等到平民運動完功之后再做女權運動不遲”的“女權尚早論”。他的看法其實是，在中國當下，狹義和廣義的人權運動理應同時推進。起碼，對于女性而言，刻不容緩的是提升“女子的智識能力”。如此，女子在職業(yè)上才能夠具有競爭力，也才有希望獲得人格與經濟的獨立，與男子立于平等地位。這也是女權運動必須以“和男子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為第一步的原因。用梁啟超的話來說就是：
不從智識基礎上求權力，權力斷斷乎得不到，僥幸得到，斷斷乎保持不住?？傊畫D女運動，目的在參政，起點在教育。
應當說，從《變法通議·論女學》開始，梁啟超對女性的才能一向看好，認為男女之間出現(xiàn)差別與智力無關，關鍵只在教育。因此，“求受同等教育”理所當然地被視為女性獲得與男性平等地位的根基與先決條件。在這一點上，梁啟超的主張倒是與女權運動者反對兩性差別教育、要求知識平等的訴求吻合。
至于女性就業(yè)的必要性，梁啟超二十多年前即有言在先。進入民國，引起他更多關注的問題已轉向女性適宜從事何種職業(yè)。除了在《女權運動之步驟》中有大致的區(qū)分：女子“心思之細密，遠甚于男子之粗鹵，正宜本其所長，為精致職業(yè)之運動也”；而且，在此之前，他更專門做過《我對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別注重的幾種學科》的演講，提出女校在課程設置上應為女性的就業(yè)預做準備。梁啟超贊同“多數(shù)學者所說，女子的創(chuàng)造力，不如男子，男子的整理力，不如女子”（梁氏特別聲明，其間沒有優(yōu)劣之分，創(chuàng)造力與整理力均為社會發(fā)展所需要）。據(jù)此，他指認，“有四種職業(yè)現(xiàn)在人才甚缺乏，前途開拓的馀地甚多，而確與女子特長相適應”，是即史學、會計學、圖書館管理學與新聞學。當然，所列帶有舉例性質。
平心而論，梁啟超1922年為女性指點的四種最優(yōu)職業(yè)，確有相當?shù)那罢靶浴Ｒ詧D書館管理學而言，1920年武昌文華大學圖書科的創(chuàng)立，標志著現(xiàn)代圖書館學教育落地中國。梁啟超本人對圖書館事業(yè)更是早有投入，1916年發(fā)起創(chuàng)設松坡圖書館，1925年出任剛成立的中華圖書館協(xié)會董事部部長，后又同時擔任國立京師圖書館與北京圖書館兩館館長。其次女梁思莊也因聽從了父親的建議，改學圖書館學，最終在此領域成為著名專家，切實為梁啟超的職業(yè)指導提供了一份成功案例。其他如會計學、新聞學，當時也都是剛剛起步，甚至號稱“中國現(xiàn)代會計之父”的潘序倫，1921年才進入哈佛大學選修會計學，可見梁氏為女性選中的職業(yè)，多為更具發(fā)展空間的新興學科。即便在傳統(tǒng)中國根深葉茂的史學，自梁啟超1902年倡導“新史學”以來，從理念到體裁均已發(fā)生巨大變化。以梁氏之不懈耕耘，自信：“假如我將來于學術上稍有成就，一定在史學方面?！倍鴮⒆约荷類鄣膶W問期許女性，也體現(xiàn)了梁啟超對女性的極大尊重。
雖然從晚清到民國，梁啟超始終持守教育為第一義的理念，但對照前后論述，其間的變化亦值得關注。1920年代，梁氏再論女學，國族強盛的目的論已然淡化，而代之以更為寬泛的說法——“改革社會，女子關系很大”。此時，其中心關懷顯然已偏向女性權益本身，為女學生謀劃職業(yè)即為顯例。并且，受當年開始流行的歐洲著名的女性主義理論家愛倫凱（Ellen Key，1849-1926）學說的誘導，早期基本從批判的角度檢討“母教”、看輕家務勞動的梁啟超，此時也與時俱進，對母教做了重新闡釋。
大體而言，愛倫凱的論說于1920年前后傳入中國，其中對于“母性”與“母職”的闡發(fā)顯然引起了梁啟超關注。1922年刊出的一篇文章這樣介紹過愛倫凱的觀點：“‘女子’固然應該要成為一個‘人’，卻不應該要成一個‘男子’”。男女各有自己的職能和領域，女子領域的中心“就是為‘母’的事情”。所以，愛倫凱“非常尊重‘母性’（Motherliness）；極力的提倡‘母職’（Motherhood）”。梁啟超的長女思順也對愛倫凱非常推崇。因而，1923年梁啟超演講《女子與教育》時，我們已經可以明顯看到愛倫凱影響的顯現(xiàn)。
其實，在《女權運動之步驟》第一階段的論述中，梁啟超已涉及“母教”話題，當時總的說法是——“為女子本身計，應求受同等教育；為后代子孫計，也是非使女子受同等教育不可”。而1923年演說面對的本是北京女高師附中的學生，考慮到中學畢業(yè)后，能夠升學或留學的女生實際人數(shù)很少，梁啟超特意以“家庭教育”為主題，進一步闡發(fā)了母教與社會進化的關系。梁啟超認為，“家庭教育比學校教育為重要”。而且，以現(xiàn)在的社會組織狀況，“女子對于家庭教育之關系，比男子重要”。于是，文化的傳承與社會的進化，均有賴于女子主導的家庭教育。這實際是在回應愛倫凱“所謂母職，含有訓練肉體精神兩方面的意思，決不是只把小孩子撫養(yǎng)長大”，因而梁啟超所說的“家庭教育”，也更指向梁思順概括的“母性”，即“靈魂的教育者”。
和此前關于女子教育的論述有很大不同，一向為梁啟超看重的女性參與社會勞動的職業(yè)問題不僅在這里沒有提及，而且，女性在此也主要不是作為受教育者，而是作為施教者得到尊重，其身份因此只是單純的母親。不過，此處所說的“母親”固然以生育與照護子女為天職，但梁啟超更想凸顯的是其對于子女精神、人格的塑造?；蛘呖梢哉f，在他看來，女子教育之所以重要，也是因為它培養(yǎng)出的是家庭教育的實施者。梁啟超有一段話講得很明白：
依我看現(xiàn)在所謂女子教育之最大方針，就是養(yǎng)成女子做教育家?！逃?，不一定在學校內，拿起粉筆，跑上講壇，去寫字教人，若能在家教育兒童，亦能使社會得到間接的利益。為女子的，倘能將他的特別天才，去盡力于家庭教育，養(yǎng)成許多特出的人才，那正是現(xiàn)在中國最大之要求。
甚至，除了那些準備求高深學問的少數(shù)人，梁啟超為多數(shù)中學女生指明的求學路徑，乃是“去學最有用的科學；如像研究中國日用的常識，以備應用在家庭教育上面”。其中也特別指出，“在女子中學時代，應該注重中國國學，如國文國史國地種種常識”，“將來可以應用在家庭教育里面”，“使兒童在入校以前，先有國學的基礎”。此外，女子在中學時代，還應該注重教育學和養(yǎng)成高尚的品格。凡此，都是以“家庭教育”為鵠的。
此時再來談論“婦女解放”，梁啟超在表示“非常贊成”的同時，也提到：
不過因為女子解放，而使女子男性化，那是我絕對不贊成的。但現(xiàn)在世界大勢，都有這種趨向，我以為這不但不能將女子人格抬高，反把女子人格看輕了。男子不以不如女子為羞恥，倘若女子不是看不起自己的人格，何必舍棄自己固有的人格而學男子呢？
參照前引愛倫凱對于歐美婦女運動以“男子”化為目標的批評，可知梁啟超此處的發(fā)言正是有所本。只是，歐美與中國女性的現(xiàn)實處境尚有很大差距，婦女運動也處在不同的階段，即如愛倫凱對于母親職責的無上尊重本以男女平權為根基，這在當時的中國還有待實現(xiàn)。因此，梁啟超的論述固然正確，卻有點錯位。
至此，我們已經可以清楚看到，自晚清發(fā)表《論女學》開始，梁啟超始終在追蹤世界潮流，把現(xiàn)代中國的女子教育問題放在西學西制的脈絡中闡述和把握。早年，他看重女性作為社會成員與國民的身份，故強調女學與強國的關系，更多要求女性從事社會勞動，直接為國家創(chuàng)造財富，以此看好男女無差別教育。民國后，梁氏雖仍關注教育與就業(yè)話題，卻已偏向女子教育的特殊性與適宜性，甚至有意凸顯女性作為家庭成員、尤其是母親的角色，在社會勞動之外，為女性從事家庭教育的正當性與必要性發(fā)聲。而其前后的變化，多半都是因應時事所做的調整。其間唯一不變的，則是梁啟超以女學為第一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