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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譯者戴大洪
來源:文匯報 | 止庵  2023年11月17日08:28

友人戴大洪兄這些年翻譯了多種英文作品,業(yè)內(nèi)口碑甚佳。特別是約瑟夫·弗蘭克所著權(quán)威傳記《陀思妥耶夫斯基》,煌煌五大卷,由他獨力完成。我們是老朋友,這里不談他翻譯上的成績,且來聊聊彼此交往中的一些瑣事。

這要追溯到四十多年前我們上大學(xué)的時候——我學(xué)的是口腔學(xué),他學(xué)的是光學(xué)。那會兒北京王府井書店每逢周日早晨才賣新書,一開門大家便排成長隊,每種每人限購兩冊。有回大哥去晚了,托排在前頭的他代買,二人因此結(jié)識。具體時間他已忘了,只記得第二或第三次見面時,大哥推薦了重印不久的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查閱這書印刷日期,是在1979年9月,那么是在此之后了。以后大哥經(jīng)常向我提起這個人,可是我反應(yīng)不甚積極,所以很長時間未能結(jié)識。這也沒有什么特別原因,大概還是我的孤傲使然罷。1981年夏天,大學(xué)里的一個女同學(xué)托我做媒,我不認識什么人,忽然想起戴大洪來,于是托大哥去請他給介紹一位。我?guī)е业耐瑢W(xué),他帶著他的同學(xué),在美術(shù)館門口見面,然后我們倆就撇開這一干人,去到王府井買書。那次因為他的建議,我買了一套《巨人傳》,這事情我還記得清楚。媒?jīng)]有做成,我們卻從此成為朋友。

我曾把與老戴最初二十年的交往形容為“結(jié)伴買書史”。我迄今仍熱衷于閱讀外國文學(xué)作品,包括現(xiàn)代派文學(xué),至少有一部分是因為他推薦我買和讀這方面的書而產(chǎn)生的。他還促成了我對關(guān)于書的各種知識,包括寫作年代、源流影響、作者生平等的濃厚興趣。起先尚局限于知識層面的了解,繼而慢慢建立起一套自己的看法,夸大點說就是一種文學(xué)史的意識。當然最初我們希望多掌握一點東西,只是為買書便利,不然怎么知道哪本該買,哪本不該買呢。不過那時這方面的現(xiàn)成書籍非常匱乏,已有的一兩種也很粗糙膚淺,像《外國名作家傳》這種玩意兒竟被我們給翻破了。老戴有一套英文版的《二十世紀世界文學(xué)百科全書》,他譯了不少條目——這大概是他從事翻譯的起始——很多事情都是由打這里知道的。以后我因他推薦也買了一套,現(xiàn)在還在書架上。

1985年我們打算自己編一部《二十世紀外國文學(xué)家辭典》,已分別寫出若干條目,但是規(guī)模太大,無力完成,遂改為編纂《二十世紀外國文學(xué)家臺歷》,挑選了365位作家,依生卒時間分別系于一年各日,每則約四百字,印在臺歷的一面上,大概不多不少。其中我只寫了一小部分,所以應(yīng)該算是他的著述。聯(lián)系過幾家出版社,都說有興趣,但終于沒能出版。稿子現(xiàn)在還留在他那里,有一年中央電視臺給他做節(jié)目,我看到了頗有久別重逢之感。回想起來,這書有點意思的地方在于作家人選的取舍,經(jīng)過反復(fù)商議才確定下來,現(xiàn)在回想起來也還覺得眼光不差,譬如非洲只入選三位,一是桑戈爾,一是索因卡,一是戈迪默,桑戈爾當時已經(jīng)當選為法蘭西學(xué)院院士,而后兩位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都還是以后的事情,倒不是說當院士與獲獎足以證明什么,但總歸有點“先見之明”似的。此外有些入選者如法國作家拉羅歇爾,其實頗為重要,然而好像迄今這里出版的《外國名作家大詞典》之類的書中仍無條目,更不用提翻譯出版他的作品了。當時老戴在河南鎮(zhèn)平工作,我們都是通信商量的。

那一時期,我們見面、通信,時常交流讀書體會。我曾連續(xù)寫了四封信談茨威格的小說,每一封都有六七千字。但總的來說,老戴應(yīng)該算是我的一個“沉默的朋友”。交流倒還在其次,彼此的存在已經(jīng)是一種支持了。隨便夸耀別人毫無必要,但他這個人美德確實很多,這里只揀對我有所觸動的一點來講,即他能夠把對文學(xué)的愛好長期保留在單純愛好的范圍內(nèi),別無其他任何目的,為此不計代價,全心全意。我們相識時他還在上大學(xué),每月四十塊錢生活費,要拿出將近一半的錢來買書,一到星期天就騎著自行車滿城跑,弄得有點營養(yǎng)不良了,記得先母的一位老朋友在我家見到他,說這個人臉色怎么這么難看啊。為了買書他查閱各種資訊,包括《社科新書目》和《上海新書目》,備有一個本子,上面記載打算買的書將于何時何地出版,見面時他就打開本子一一告訴給我。

老戴畢業(yè)回河南后,我們常為對方代買一些書,要買的書不事先囑咐亦絕對不會買錯——既知道對方要什么,又知道已經(jīng)有什么。說來這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我不光自己的書記得清楚,幾位朋友收有什么亦了然于心;有時朋友自己記不住反倒要問我這本他買過沒有。與老戴則連彼此對書的品相的要求亦深有了解。那時出版的書在裝幀印刷上遠非如今可比,需要仔細挑選。他挑書重點在書角,凡書角磨損者都在不要之列,書一經(jīng)買到須先用報紙包好才放入書包,遇到擁擠時亦必以手護之。我則更看重書脊,因為書排列在柜里,書脊露在外邊,好似人的臉面,書脊皺皺巴巴,讓人看了胸中作梗。如此這般挑剔,買書是很費事的,時間久了王府井書店的女店員均已熟悉,見我到了便說:“又來了?!痹趺崔k呢,還得厚著臉皮去挑揀。

我們此外還有一樣功夫是修補書籍。老戴常帶在身邊的是一塊橡皮,用來除去臟污;一片砂紙,打磨書頁裁得不齊之處;后來又添一頁剃須刀片,封面倘有多出可以削掉。我則還多一瓶膠水,倘有撕頁,可在撕破的紙緣涂上少許,勿使多出,然后對齊壓平,即可補好。書脊倘不平整,可輕輕撕開封面,用砂紙將書脊打平,再加一條襯紙,重新把封面粘好。暖水瓶也常被利用,書頁不平可以噓濕,重力壓之,干后裁去多余部分。這些事情做來雖難比琉璃廠的師傅,但亦自有樂趣在。老戴有一次留宿我家,先母半夜起來看見他還在那里忙乎,這即使是怪癖亦有可敬的地方罷。

那時北京舉辦過幾種外國電影回顧展,老戴都專程趕來觀看。多買少買一本書,或多看少看一部電影,其實都沒有什么,何以一定要鍥而不舍呢,大概“愛好”的真正意義就在這里了。我愛好文學(xué)歷時已久,總還不能舍棄一份功利之心;與老戴的一番交往,使得我多少減免一點急功近利的追求,至少也是“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這是我所深為感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