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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雜與意趣:宋代筆記的形態(tài)特質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 劉師健  2023年11月21日11:48

宋代筆記是筆記體制演變史上的一個關鍵轉折點。較之以往,體例更為純粹,創(chuàng)作視域由注重志怪傳奇轉向日常、當下,在承有紀實的史學傳統(tǒng)時,逐漸形成以瑣談異聞、博雜知識為內容,隨筆雜錄為體例,展現(xiàn)士人心境與生活趣味,體現(xiàn)士人生命精神與學術文化方式為旨歸的札記。

博雜知識與史學意識

宋代筆記撰述者往往有意識地搜集、記述政治、軍事、經(jīng)濟、文化、宗教、社會生活、朝野軼事、禮儀風俗等方面的內容,博雜知識總匯的特征鮮明。如《塵史》“凡朝廷掌故、耆舊遺聞,耳目所及,咸登編錄”?!陡啐S漫錄》“上自朝廷典章,下及士大夫事跡,以至文評詩話詼諧嘲笑之屬,隨所見聞,咸登記錄”。并且,撰述者于其中常有著搜遺補缺的史學意識,“歷史瑣聞”的記載中透露出“補史勸誡”的意圖。

補史氏之闕即是宋人筆記之史學意識的一種體現(xiàn)?;蛞蚴饭俨挥浂I則補者。如歐陽修《歸田錄》是為“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士大夫笑談之余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蛞蚴饭俾┯浂I則補者。如魏泰《東軒筆錄》序中指出:“姑錄其實以示子孫而已,異時有補史氏之闕,或譏以見聞之殊者,吾皆無憾,惟覽者之詳否焉?!被蛞颉耙笆冯y得周全而闕”而補者。張貴謨序周煇《清波雜志》曰:“紀前言往行及耳目所接,雖尋常細事,多有益風化及可補野史所闕遺者。”從中,我們可窺見筆記之“補史”意識的廣泛性,這是唐以前筆記中所不曾有的史學現(xiàn)象。

“備遺忘,欲其傳”是宋人筆記之史學意識的另一表現(xiàn)。蘇轍《龍川別志》序中指出:“予一二人死,前言往行湮滅不載矣。君茍能記之,尚有傳也?!边@種史學意識的另一種表述是“備遺忘”。如徐度《卻掃編》是為“雖不足繼前人之述作,補史氏之闕遺,聊以備遺忘、示兒童焉”。張世南《游宦紀聞》是為“所以記事實而備遺忘也”。宋人筆記中這種備遺忘、欲其傳的思想,是史學意識進一步增強的又一突出表現(xiàn),它直接關系到后人是否有條件、有可能認識前人的業(yè)績、繼承前人的思想遺產(chǎn),關系到文明發(fā)展的連續(xù)性問題。

宋人筆記的史學意識還是可取、可采、因事勸戒,表現(xiàn)出對筆記之作的社會作用的認識。序文多有明確申言:“遇事裁量,動成品藻,亦輒紀錄,以為警勸?!薄稗f老之所說,必稽事實;約前史之類例,動求勸戒?!苯?jīng)世致用之旨,異常鮮明。只是,不論是“可取”“可采”,還是“因事勸戒”,作者都要面對社會,都要受到學識和倫理方面的檢驗。對此,筆記中的一些學人卻能以平常心視之?!稏|軒筆錄》作者魏泰坦然寫道:“或譏以見聞之殊者,吾皆無憾,惟覽者之詳否焉?!背尸F(xiàn)出的既有自信,又有豁達。由此,作者得以縱橫馳騁其思想,充分發(fā)揮自己的治學所得和學術見解。

宋代筆記史學意識凸顯,其書寫秉承儒家史書以追索往事、“鏡”“鑒”當下的書寫理論,大多在“正史”“國史”之外,展現(xiàn)了一個更有社會性、抗爭性、多元性的歷史書寫空間。誠如史學家陳垣在《中國史料的整理》中指出,“唐宋以來,筆記的著作日多一日,因為筆記是雜志性質,內容非常復雜,篇章不拘短長,所以較易寫作。這種筆記看來好似無關重要,其實是絕好的社會史風俗史的資料,有許多的東西在正史里找不到,在筆記里卻可以找到”。

日?;c自怡性質

宋代筆記脫離朝政或歷史領域,轉而關注個人日常生活,記錄生活中的各種小事,關注個人生活細節(jié),通過自身的視域,敘寫自身的生活與命運、情趣與愿望,自由地表達情感,表現(xiàn)出濃厚的日常化傾向。誠如美國漢學家艾朗諾(Ronald Egan)教授所指出:“筆記的身份有點模棱兩可,不能算是純粹的文學作品,但我們不妨將之視為是一種由文人記錄的文化現(xiàn)象,而且它關注日常,關注下層人民。歐陽修的《歸田錄》是一個轉折,在他之前,宋代筆記記載的多數(shù)是宮廷、官員的稗史、軼事,還有部分志怪的內容。但在他之后,筆記的題材、范圍大大擴展了,敘事的格調也變得輕松詼諧?!?/p>

宋代筆記書寫對象日?;侵腹P記作者開始將自己的日常生活融入其中,鐘情于“無關宏旨”的生活瑣事,偏于“里巷閑談詞章細故”,很多記載都只是片段的隨想,或為“史官之所不記”的朝廷軼事,或多載“嘉言韻事”,或詳于各地風俗及民間雜事,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事無巨細,作者都隨即錄之于筆端。如《夢溪筆談》自序云:“圣謨國政,及事近宮省,皆不敢私紀。至于系當日士大夫毀譽者,雖善亦不欲書,非比不言人惡而己。”所記與國家政事以及士人毀譽無關,而其“所錄惟山間木蔭,率意談噱,不系人之利害者,下至閭巷之言,靡所不有”?!稓w田錄》中記錄了諸多“不屬于那些與政治相關的、有用的歷史細節(jié)”。

宋代筆記大多在作者致仕、歸隱或閑置時創(chuàng)作,大多只是聊資談助,意在“消閑”,以此尋求“自娛”。姚寬《西溪叢語》云:“不敢夸以多聞,聊以自怡而已?!鄙蜃鲉础对⒑啞吩疲骸耙讯b言之,則欣然如見平生,故人抵掌劇談,一笑相樂也。因名之曰寓簡,聊以自娛。”寫作與娛樂并行不悖,鮮明地反映了作者文以自娛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筆記中更有直接體現(xiàn)道家玩世滑稽、自娛笑談的藝術精神和以文字為戲的傾向,如葉夢得《避暑錄話》中言:“士大夫作小說,雜記所聞見,本以為游戲?!毕鄬τ诹⒌潞土⒐?,筆硯文字的游藝之樂顯然更能為普通士人所接受。

筆記作者以親聞親見的資料來源,記錄日常生活、發(fā)現(xiàn)生活情趣、品藻身邊人物,在反映社會生活和人生境遇的廣闊性和豐富性上,超越了以往任何一個時代的筆記作品。呂叔湘曾言:“隨筆之體肇始魏晉,而宋人最擅勝場……或寫人情,或述物理,或記一時之諧謔,或敘一地風土,多半是和實際人生直接打交道的文字?!边@道出了宋代筆記記錄現(xiàn)實人事的題材特征以及情文相生、先輩情趣深蘊其中的獨特之處。

人文化與主體性特征

與六朝唐代筆記多表現(xiàn)民間審美趣味不同,宋代筆記記載士階層的文人軼事,表現(xiàn)的是文人的審美趣味。一方面筆記中多是關于文人詩詞文賦的相關內容,諸如游歷風光、詩詞曲賦、館閣典章等與文人生活相關的奇聞雜談的記載。如《青箱雜記》其書“皆記當代雜事,亦多詩話”?!度蔟S隨筆》“雖詩詞、文翰、歷讖、卜醫(yī),鉤纂不遺,從而評之”。諸如此類筆記多是士大夫階層特有的審美趣味的反映,而非一般民間百姓所有。

人文化的另一表現(xiàn)是重理性色彩。理性色彩的加強,在表達方式上表現(xiàn)為重議論的特點。盛杲后序《齊東野語》曰:“國家之盛衰,人才之進退,斯文之興喪,議論之是非,種種可辨?!睏钊f里序曾敏行《獨醒雜志》時言:“蓋人物之淑慝、議論之予奪、事功之成敗,其載之無諛筆也?!崩铄Q《容齋隨筆》:“參訂品藻,議論雌黃,或加以辯證,或系以贊繇,天下事為,寓以正理,殆將畢載?!背浞挚隙诉@些筆記表達個人見解和立場、資考證的文體特點?!扒把酝?,辨證發(fā)明以寓勸戒之意”是宋代筆記帶有的普遍情感傾向。

宋代筆記人文化的凸顯,其所展開的對自我,同時也對宇宙社會的書寫,始終不離個人視角和主體性的滲透。如《東坡志林》記錄了蘇軾貶謫期間的顛沛流離之苦,展現(xiàn)出其內心深處最細微的情感波動和超然物外、隨緣自適的人生態(tài)度,字里行間無處不滲透著作者的情感靈魂和人格精神。呂叔湘即指出“或直抒所懷,或因事見理,處處有一東坡,其為人,其哲學,皆豁然呈現(xiàn)”?!肮P記巨擘”周密入元后,隱居不仕,輯錄家乘舊聞為《齊東野語》《癸辛雜識》諸書,夏承燾曾感嘆周密著作:“其入元以后所作,必多國族之痛,遺黎之悲?!痹谄渲鲋?,我們可清晰地看到作者的隱忍傷痛,可感受到他那遺世獨立、卓然一家的人格品質。

宋前“筆記之文,不論記人、記物、記事,皆為客觀之敘寫;論議之文固非隨筆之正軌,抒懷抒感之作亦不多見”,嚴格遵守“述而不作”的信條。宋代筆記作者則常于隨筆記錄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中加入自己的一些見解與看法,議論中植入作者嚴峻的道德感,表露對文藝、學問、人事、世態(tài)的意見和感想。這種突出的主體性特征,已使筆記改變了傳統(tǒng)的客觀記述,而成為一種以表達內在情感和人格精神為旨歸的文體。

宋代筆記體制丕變的學術文化淵源

宋代文人經(jīng)科舉取士,形成了兼具博學志道的學者氣象和自由開放的文人靈性的兩重性。既不同于傳統(tǒng)文人“以聲律取士”,“雜學而不志于道”,又不同于理學之士專意“求道而不務學”,他們始終堅持通過萬物呈現(xiàn)其自身的“常理”,既要深觀人禽、宮室、器用、山石、竹木、水波、煙云等天地人世萬物,又要通過深入萬物深刻地顯明微妙細致的生命之理。這一學術精神在宋代筆記中得到了貫徹,筆記中作者往往通過記錄文人經(jīng)歷中耳目所及的天地萬物,探求辨析事物背后的物性道理,以實現(xiàn)真實生命的豐富和安頓。

文人學術知識淵源多不限于儒家經(jīng)學義理一家,而是融會儒釋道乃至草木蟲魚、仙方醫(yī)術等各種龐雜學問知識,這是北宋以來科舉士人讀書應舉以及中舉之后現(xiàn)實事務需求所形成的普遍知識結構。這深刻影響了宋代筆記隨性活潑、表達自我意趣的文體特征。筆記的一個重要內容,便是對這些實際事務所涉及的廣博經(jīng)驗知識的記錄,以及對詩文作品的知識論問題展開討論。

可以說,宋代筆記在宋型文化的影響下,實現(xiàn)了從外向功能向內向功能的轉變,主要記錄自我生命的經(jīng)歷與思考,既體現(xiàn)出以個體經(jīng)驗世界為中心的包羅萬象的博雜性,同時也體現(xiàn)出以學術文化生活為中心的學術性特征,成為宋代士人自身豐富多元的文化生命和學術追求的文化載體,其記事、議論與考據(jù),縱意而談,涉筆成趣,筆記文之體制至此而大變。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宋代行記的文體形態(tài)及其文化意蘊”負責人、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