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視域中的《洼地上的“戰(zhàn)役”》
內容提要：1954年針對路翎《洼地上的“戰(zhàn)役”》的最初批評聚焦于“紀律和愛情的沖突”，路翎在自己的“反批評”中，則希望承接住自發(fā)的感情與可能的“迷誤”，并最終將之引向“正確的道路”。但通過重讀魏巍、陳涌等人的“再批評”，我們亦能發(fā)現(xiàn)路翎此篇作品的優(yōu)勢與局限：小說對于人物動作背后那多重原因的揭示，對于下意識行為的正面闡釋，對于人物情感交流機制的描寫，都為社會主義文學人物的寫作提供了寶貴的參照。然而，作者似乎遺忘了所書寫對象的戰(zhàn)士身份必然要受到“政治”的限制，從而有意無意地回避了真正的文學書寫難題。
關鍵詞：路翎 《洼地上的“戰(zhàn)役”》 紀律和愛情 批評與反批評 戰(zhàn)士身份
一
《洼地上的“戰(zhàn)役”》是一個相當棘手的闡釋對象：其中纏繞了宗派問題、文藝政策的另類理解問題以及左翼文藝的別樣道路問題。相比于解放區(qū)作家群體，路翎的位置相對“邊緣”；其寫作與胡風“美學”的關系，以及這一美學自1940年代以來所遭遇到的“批評”，更使路翎幾乎一開始就占據(jù)了一個不穩(wěn)定的位置。1這使得相對冷靜、客觀地打開這一文本變得困難重重，也就需要我們小心翼翼地在批評文章的字里行間辨析出武斷之語與切中之言，并在一定程度上跳脫出歷史情境的束縛，來重評這篇小說所呈現(xiàn)的核心議題與表達方式。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路翎對批評者直接提出了反批評——雖然這一“反批評”有遭到刻意“示眾”的意味，這為我們把握作者的創(chuàng)作動機與實際考慮提供了重要的參考線索。實際上，路翎這篇“反批評”不僅僅是回應那些對于《洼地上的“戰(zhàn)役”》（后文簡寫為《洼地》）的批評，而且也可以視為對于解放以來“路翎批判”的總回答。2
路翎的反駁針對1954年的五篇批評文章而發(fā)，他尤其認為“侯金鏡同志的文章是提綱式的，提出了總的范圍和結論”3。我們不妨從侯的評論談起。侯金鏡開門見山地提出《洼地》展開的是“紀律和愛情的沖突”，重點描寫了“兵士王應洪和他的班長的精神狀態(tài)”，所擬表現(xiàn)的是“他們的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但卻錯誤地要讓這一精神“在愛情中燃燒起來”。4但是批評者也并不是簡單扔出結論，通過對小說“情節(jié)”即敘事“解決”的分析，他體味到了“個人溫情主義已經(jīng)戰(zhàn)勝了集體主義，和紀律相抵觸的這種愛情已經(jīng)沖破了紀律的約束”5，照亮戰(zhàn)士之心的，正是“愛情”（雖說可能是某種升華了的“愛情”——正是在此點上引發(fā)了路翎的反駁）。侯金鏡著力爭辯并想加以澄清的，正是志愿軍戰(zhàn)士的力量根源。他看到《洼地》這樣凸顯“愛情”的寫法對“讀者”頗有感染力，因此才更為“消極”。不能不說他抓住了小說里情緒運動的軌跡，從一個如同許杰所謂“粗枝大葉”的“讀者”的態(tài)度出發(fā)6，表達了自己的質疑：作者無論怎樣描寫王應洪的勇敢和自我犧牲，以及他犧牲以后金圣姬的自持，都無助于產(chǎn)生正確的教育作用，原因正在于《洼地》所擬“主題”與實際表達之間存在“落差”?；蛘呶銓幷f實際表達在傳遞一種變了模樣的“主題”：“大力渲染個人和集體——愛情和紀律的矛盾”。罪魁禍首正是“將正義的戰(zhàn)爭和組成人民軍隊的每一個成員的幸福對立起來的描寫”7。
說侯金鏡從“教條”出發(fā)，恐怕是無異議的，但問題在于，為什么書寫志愿軍戰(zhàn)士乃至更廣義的人民軍隊形象，批評家始終要動用“教條”？侯金鏡對于路翎另一篇小說《戰(zhàn)士的心》的批評或許能透露個中玄機?！稇?zhàn)士的心》表現(xiàn)了戰(zhàn)斗過程中志愿軍士兵的內心世界，這一“內面”指向著個人生活、個體化的回憶。但侯的評論于今來看十分刺目：“兵士張福林在向敵人攻擊的時候想到犧牲后妻子怎么辦，誰幫助她收割。作者對個人幸福憧憬的描寫已經(jīng)發(fā)展成為動搖了。作者大概不知道在戰(zhàn)斗中產(chǎn)生了這種想法，是要發(fā)生犯罪行為的?！?此處涉及的，尚不是戰(zhàn)斗環(huán)境中個體意識表達以及“思緒”的“現(xiàn)實性”問題，而是文學“內面”呈現(xiàn)的正當性問題。此處最能見出“政教”意味。侯所反對的，是這一“內心生活”的“狹窄”與庸俗：“這種心境和他們的高貴的品質、高度的階級覺悟與大無畏的自我犧牲的行為是怎樣的不相稱?！?侯金鏡所期待的形象是否僅僅表現(xiàn)為正確而“抽象的公式”？雖然貌似如此，但他也在期待一種“聯(lián)結”：“每一個家庭的命運和國家的建設緊密地聯(lián)結起來?！痹谀撤N意義上，這是一種更難的寫作，等同于要將總體性的政治—倫理新世界融化進每一個“自然”個體的內心世界。這就是隱藏在“教條”“公式”之后的賦形沖動，然而在這一刻，路翎的寫作卻將這種“新”的影響“放在無關重要的位置上，而孤立地、突出地描寫個人的幸?；蛲纯嗟捏w驗”10。在這個意義上，路翎的寫作本身成為一種真誠的掙扎，其挫敗本身也有了認知的意義。因為他的作品最大的特征就在于“主觀”維度的深描，其創(chuàng)造力與瓶頸都系于這一“內面”。錯誤的真誠與正確而抽象的教條之對立，或許是社會主義文藝中一眼可見的對立，但這是虛假的對立，因為“第三項”才是這一對立的真理。
當然，侯的批評只能選擇一極來占位，他直接否定了路翎寫作的“出發(fā)點”：沉湎在個人意識里面，產(chǎn)生不出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想。與其說這里的“個人意識”指向的是個體的位置，不如說針對的是“渺小的甚至庸俗的個人幸福的憧憬”。然而一旦否定個體意識的這些“實質”內容，個體意識被“清場”之后，會不會造成一種意識層面的斷裂？侯的辨析本身富有意味，但卻強化了文學描寫上的困難，甚至招致了展示內面的危險。侯的論述里本身包含著一種“切斷”的要求——“不是……而是”，用“應該”來規(guī)約“舊”，而路翎對于內面的重視則蘊含著一種“連續(xù)”與“轉化”的期待。
侯在批評路翎的時候順便提到了另一部更早遭到批評的軍事題材作品——碧野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這提示我們關于人民軍隊的書寫以及軍人形象的描摹，涉及一些特殊的規(guī)定。模仿“行動中”的“軍人”，受到某種譜系的規(guī)約。此即革命軍隊的歷史傳統(tǒng)，其所認定的基本德性。文學書寫無法回避這些，更要勤加學習并加以呈現(xiàn)。真理-政教—美學機制當然要求以“概念”來教育，但要賦予概念以肉身，“典型”就是“肉身化”了的概念。某種意義上說，社會主義文藝所依循的不是奧爾巴赫所謂的“現(xiàn)代現(xiàn)實主義”，而更符合其所謂“喻象現(xiàn)實主義”（figural realism），但丁是此種“現(xiàn)實主義”的杰出代表。一個人物形象雖然以真實原型為基礎，也在一個符合“現(xiàn)實邏輯”（“生活真實”）的敘事空間當中“活生生”地行動著，但是他們的行動總會指向一種更加完滿的理想狀態(tài)，或不得不得到后者的規(guī)約。因此，人物形象不僅有著“character”(“烙印”)的意思，還有“figura”(喻象)的意味?！癴igura是同時指這一字面意義或事件但能指涉到隱匿在這一字面意義或事件中的完滿性，而這一完滿性自身被稱為veritas，因此，figura成為處在historia或littera與veritas之間的中項?！?1這就是社會主義文學人物的基本秘密之一，也是概念化“難題”的本體論基礎。所謂“生活真實”也要在此基礎上來把握。
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侯金鏡并不像魏金枝那樣針對“現(xiàn)實性”錯誤來批駁12——雖然他提到了小說中許多細節(jié)都不真實，但其重點放在了“作者對人物精神狀態(tài)的歪曲”。路翎的錯誤不僅在于“現(xiàn)實”（littera）層面，更在于讓“真理”（veritas）靠邊站了，本應由戰(zhàn)士的行動與內面來呈現(xiàn)的“真理”在小說里斷了“線”。在侯看來，這一“真理”不可能從個人意識內部推導出來，它一定是在“外部”的，在集體性與遠大事業(yè)當中。路翎對于“洼地”上王應洪與王順的描寫成了一種太“字面”因而也太“主觀”、太“陳舊”的表達：
懷念家鄉(xiāng)和夢寐。爬伏在那陰濕的小溝里，這種時時刻刻都有生命危險，而士兵們神圣的責任感，又要求他們必須集中一切注意警惕任何變化的緊張情況，在路翎的筆下卻是“耀著陽光的五月的天空下面”，似乎比在自己的陣地里還要安詳和平靜，到這時候人物已經(jīng)變成了傀儡，只剩下作者的幻想在作品里馳騁了。13
路翎在其“反批評”中嘗試奪回自己文本的解釋權。他認為批評家們對于小說的曲解根本上源于對于“小說的主題的曲解”，而自己的“主題”根本就不是“愛情與紀律的矛盾”?？陀^地說，路翎的判斷并不準確，侯金鏡的意思其實是，路翎所要表現(xiàn)的主題（“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在“愛情與紀律”的矛盾性敘事中遭到“歪曲”。不過，路翎主動接過“愛情”這個話題，嘗試去分析澄清金圣姬母女的“感情”，卻彰顯了自己的核心關切——試圖從正面將“社會內容”注入“愛情”，從而內在地改寫個體情感與個體意識的地位。而從朝鮮姑娘談起，也表明了路翎的某種思路：總不能用志愿軍戰(zhàn)士的標準來衡量一個外國群眾的自發(fā)感情吧？何況，自己還呈現(xiàn)了這位朝鮮姑娘的“成長”——戰(zhàn)爭對她的鍛煉和教育。不得不說，這一維度的確是侯金鏡所忽略了的。路翎從金圣姬說起，卻也總得談到志愿軍戰(zhàn)士王應洪的“感情”，其“詮釋”在于：“他不接受這愛情，但卻因為人民的感情和愿望而更深刻地感覺到自己的責任和他所從事的戰(zhàn)斗的意義。……從這種感情他不是什么都不感覺到的，他從這里面感覺到人民的熱愛，人民的愿望、痛苦和仇恨，他為這個而戰(zhàn)。他的每一個行動都和人民聯(lián)系著?！?4因此，在路翎的賦義下，王應洪的“犧牲”所帶來的“教育”作用當然不是“消極”的，而金圣姬母女對王應洪的感情仿佛蘊含著一種奇妙的“融合”與“升華”?？梢园l(fā)現(xiàn)，路翎巧妙地略過了侯金鏡批評當中剛性的“政教”要求——源于革命軍隊歷史傳統(tǒng)與革命軍人應有德性的要求，而代之以更為寬泛的“人民”措辭。他也乘著反批評的場合正面澄清了自己“主題”：“人民的愿望和血腥的帝國主義的根本對立，以及我軍戰(zhàn)士的自覺精神。”15
路翎在詮釋金圣姬這個形象上花費了大量筆墨，是一個有趣的癥候。既然小說已經(jīng)發(fā)表出來了，那就需要積極奪回解釋權并傳遞出自己更為妥帖有力的想法。關于慰問戰(zhàn)士演出會那一場景，路翎的解說觸及了他整篇運思的一個關節(jié)點：
愛情不能實現(xiàn)她已明白，為什么還會覺得幸福？因為她覺得，縱然愛情不能實現(xiàn)，她所愛的這個對象仍然使她光榮，他所從事的正義事業(yè)使她覺得光榮。戰(zhàn)士走了，她偷偷地贈送了紀念品?？v然愛情不能實現(xiàn)，但她仍然暗暗地希望他知道并記念著她的感情，她對他為了她的祖國，也是為她而戰(zhàn)表示感激。她和她的母親“日日夜夜”地望著前沿，想著那些親愛的戰(zhàn)士們——她的感情把她帶到對戰(zhàn)爭的更深切的關注里去。16
“愛情不能實現(xiàn)”卻讓她感到幸福，路翎所要追求的正是這一狀態(tài)，這種轉化與提升的感情之流。這也是他的賭注，以為這種從“感情”來反駁的方式可以駁倒批評者。當然他也真誠地相信這種感情的力量。路翎以為，自己這種呈現(xiàn)感情波折與提升的道路，正是對于“無沖突論”的克服。反之，侯金鏡們則深陷于“無沖突論”當中——見不得一點犧牲，看不到“復雜”的“矛盾”的任何積極意義?；蛘咭部梢哉f，路翎對于批評家們頗具挑釁意味的評判是：你們非此即彼的頭腦不敢置身于“危險”之中。因此他頗有深意地“虛擬”了三種態(tài)度。
第一種態(tài)度是：這種感情可能使戰(zhàn)士和她自己走入迷誤，因之使紀律所警惕著的，倘若發(fā)生錯誤的愛情事件，那就是戰(zhàn)爭任務和紀律所不容許的，但這卻并不因之忽視這種感情所反映的國際主義感情和人民的愿望，而是指給這感情和愿望以正確的道路——在戰(zhàn)爭中經(jīng)受鍛煉的斗爭的道路。第二種態(tài)度是：這種感情既然反映了國際主義感情和人民的愿望，因此戰(zhàn)士在它的面前走入迷誤也算不得錯誤，如果紀律不容許，那就是紀律不對。第三種態(tài)度是：既然這種感情倘若使得戰(zhàn)士在它面前走入迷誤，是紀律所不容許的，因而這種感情的基礎也根本是錯誤的，“和國際主義精神背道而馳”17。
路翎在此批評了批評家們的態(tài)度——被他指認為第三種態(tài)度，或許在他看來這是一種軟弱而容易的態(tài)度。他也小心翼翼地使自己區(qū)別于第二種態(tài)度——這無疑是更加鮮明的“小資產(chǎn)階級”態(tài)度，而選擇了第一條道路?；蛟S這就是路翎所理解的“文學”的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希望承接住自發(fā)的感情與可能的“迷誤”，但最終將之引向“正確的道路”。但是這樣來看，路翎的整篇小說也就流露出了某種刻意性，這種刻意最明顯地體現(xiàn)在他對于班長王順的處理上（后文將詳述此點）。除了重解“愛情”，他還必須正面回應“紀律”，而王順處在這一解釋的風口浪尖：“班長王順，是比我的認為紀律是‘專制無情’的批評家們更懂得，什么是軍閥式的紀律，什么是人民軍隊的紀律及其精神實質和自覺基礎；更懂得在不同的具體情況下所應采取的具體的（而不是機械的）態(tài)度，而且更懂得區(qū)別什么是紀律所不能容許的愛情，什么是對同志的關懷及對人民的感情的?！?8可以說，路翎把自己放在一個極其艱難的敘事位置上——當然正因為難，他才覺得有意義。這也使我們理解了，為什么小說里王順要反復“提醒”王應洪“愛情”的存在——雖然這么做難免有些刻意，甚至“越界”。這恐怕就是路翎的堅持：愛情只能從個體寫起，但某個瞬間會聯(lián)通到更宏大的感情的根基；紀律當然是剛性的東西，但是文學書寫有必要呈現(xiàn)紀律“底層”的柔軟的基礎——同志之愛與人民之愛。路翎肯定了那一慣常政教視野無法理解的東西，一種奇妙的“重疊”：“假定一個戰(zhàn)士有了愛情，但這愛情不但沒有使他違反紀律，反而使他從集體主義的理想上被這愛情所鼓舞，這難道是很壞的事情嗎？”19路翎的追求值得肯定，但是他或許忽略了，侯金鏡的教條中也蘊含著某項真理。對于“出發(fā)點”的粗暴批評蘊含著一種指向“新”的動力性。對照之下，路翎艱難的文學道路卻更為依賴一種“舊”的設定，這是其美學的政治經(jīng)濟學秘密：“既要改造，如果農(nóng)民在小農(nóng)經(jīng)濟下而所切身經(jīng)歷的痛苦，以及農(nóng)民的作為勞動者的感情，統(tǒng)統(tǒng)都被‘左’的言詞說成了‘個人意識’，不能作為接受工人階級領導的‘出發(fā)點’，出發(fā)點又到底在哪里呢？”20這就難怪，路翎所設想的正確道路有時不得不歸于更為抽象的“人民”，一涉具體的場景，如侯金鏡所說的弊端就會涌現(xiàn)。
當然，路翎還需回應“洼地”上人物的心理世界問題。在其反批評的最后引述蘇聯(lián)文學描寫英雄內心世界的段落，正是為了重建自己寫法的正當性，也是再一次點出了“個人意識”的正當性。這里自然包含了路翎的抱負，也指向了一個十七年文學的難題：英雄人物的心理過程究竟如何表達。路翎這么做顯然是一種文學決斷。因為如同老舍所說，戲劇性強的地方，一旦強化心理描寫，故事的緊張性就會弛緩下來。21路翎這里的追求便不是戲劇性的故事，而是心理本身，并由此心理而抵達某種東西。然而，作者站出來爭奪自己作品的解釋權并非總是有效的。針對路翎的第二波批評便是從其“反批評”開始的。
二
“當然，你會說你是歌頌并維護了紀律，你在你反駁的文章里，曾聲言你描繪了戰(zhàn)士的自覺性?？墒?，我覺得在你的小說里，比你的論文里得到的答案，更為可靠?！?2這是魏巍1955年“回贈”給路翎那篇“反批評”的關鍵一句，等同于說，路翎真正的秘密只能從小說文本讀出來，作者的闡釋反而進行了掩飾。魏巍的評論首先做出了一種富有意味的“后撤”，他承認路翎所說的“愛情”確實有可能在朝鮮女子與志愿軍戰(zhàn)士之間產(chǎn)生，甚至是“可以理解的”，卻同時拋出三個問題來追問路翎：“第一，這種‘純潔’的、‘赤誠’的愛情，是否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存在沖突？第二，當它們產(chǎn)生了沖突的時候，你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場上，你是歌頌了維護人民的最高利益的紀律呢？或是抱怨和詆毀了紀律？第三，你的小說究竟導致了什么結論？”23魏巍的“讓步”其實建立在“更進一步”的基礎之上，即重點重申了何謂“紀律”：“關于這個問題，我想路翎是知道的。因為志愿軍出國以后，關于不許和朝鮮婦女談戀愛這一點有著明明白白的、絲毫不含糊的規(guī)定。這是任何人違背不得的紀律?！?4守“紀律”在此成為了講“政治”的標志。就如同毛主席在“講話”里曾指出某些黨的文藝工作者“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識”，路翎這位始終隔膜于“延安整風”脈絡的進步作家對于“紀律”的態(tài)度或許并沒有他自以為的那么“嚴肅”。在魏巍看來，路翎的文本實際上呈現(xiàn)了紀律“無情”的一面，而這是一種膚淺的理解。——這就如同某人僅僅將“法”理解為來自外部的強制規(guī)約而不是自身自由意志的產(chǎn)物。路翎那種以王順的行為來詮解“紀律”的做法，并沒有真正觸及紀律更莊嚴的本質，“紀律”意味著一個生死存亡的政治時刻，“我們年輕的國家經(jīng)歷著無情考驗的年代，特別是朝鮮民族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因此守紀律承載的是一種根本的政治強度，“肩負著中朝兩國民族命運的志愿軍的戰(zhàn)士，無條件地犧牲包括高尚的愛情在內的一切個人的利益，去爭取戰(zhàn)爭的勝利”25。這確實奪走了溫情主義的空間，但魏巍認為這紀律不是無情而是“多情”——考慮到了更多的人，考慮到了最高利益。
正是因為在實際描繪中過分細膩地呈現(xiàn)了王應洪、王順對于“紀律的魔影”的態(tài)度，路翎自己的“立場”也呈現(xiàn)了出來。魏巍由此得出結論，在真正的紀律這塊“階級思想”的試金石上，路翎的小資產(chǎn)階級本性暴露無遺。
如同魏巍，陳涌的批評也是建立在路翎的反批評基礎之上，但是他讀得更細，更能深入小說的肌理。相比于魏巍的文章，陳涌甚至更為“后撤”，承認路翎“確實也表現(xiàn)了他的人物從正確方面克服自己的矛盾，而使自己服從革命的利益的努力”。甚至認為不能簡單斷定作者對于王應洪的處理是“苦心經(jīng)營”來反對紀律。這倒不是陳涌同情路翎，而是牽涉一種闡釋作品的基本方法問題——似乎在他看來，評論者抓住一些細節(jié)來批駁路翎尚缺乏根本的信服力。陳涌則引入了斯大林的“批評”法，直接抓住了社會主義文藝體制情境中“閱讀”：
斯大林在分析作品的時候注意的是這個作品給人的“主要印象”，并且認為評定一個作品的價值，不是根據(jù)個別的細節(jié)，而是根據(jù)作品的“總的傾向”（斯大林給比爾-列洛采科夫斯基的信，給費里克斯·康的信）。這正是為斯大林一再實際應用的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科學的文藝批評的方法，我們分析路翎的《洼地上的“戰(zhàn)役”》等作品的時候，也需要采用這樣的方法。26
“主要印象”和“總的傾向”，將社會主義文藝的“寫作”與“閱讀”結合了起來，同時也給予了批評一種總的分析尺度。從而陳涌超越了一般的“主題”討論，乃至“題材”紛爭，更為關注一部作品的實際呈現(xiàn)樣態(tài)?！爸饕∠蟆睜可嬲w美學效果對于“普通”讀者的影響（注意這一主要印象也同樣應該是批評家的第一思考對象，雖然批評家會在重讀中看到“主要印象”之外的東西），“總的傾向”則是這一美學效果基本的指向。因此，陳涌的關切點就在《洼地》“使讀者沉浸在一種沉重的悲劇的氣氛里”——這便是“主要印象”，而“總的傾向”則體現(xiàn)為路翎“在表現(xiàn)到革命利益的問題的時候沒有發(fā)出必要的強大的聲響，描寫為革命利益而斗爭的感染力量沒有蓋過描寫犧牲個人而引起的痛苦和感染力量”，從而“消蝕革命斗志的社會效果壓倒了鼓舞革命斗爭的社會效果”。27
但陳涌的分析還不止于此。他敏銳抓住了“自然”與“不自然”之分，即關于金圣姬感情的，而干預和抑制這種感情的發(fā)展，則是不自然的、不近情理的。小說正是通過此種形式確立了自己的倫理判斷。但陳涌恰恰嘗試動搖金的“自然”正當性——“金圣姬的痛苦，不是普通朝鮮人民和志愿軍別離的痛苦，而是因自己的愛情受到挫折之后的極深的內心的痛苦”。這等于是說，路翎想要將金圣姬之情“升華”為朝鮮人民之情這條路，是不那么容易走通的。關于金圣姬的“哭聲”，路翎的“反批評”是這樣解釋的：
在金圣姬送走親愛的戰(zhàn)士們的那個哭聲里，班長王順有些什么感觸？這哭聲里豈不是包括了對親愛的戰(zhàn)士們，特別是那個心愛的戰(zhàn)士的想念，包括了對志愿軍的親同骨肉的感情？這哭聲里豈不又正是震顫著對敵人的仇恨，對祖國和鄉(xiāng)土所遭受的創(chuàng)傷的痛苦，對于失去了和遠離著親人的懷念，和對于勝利、對于將來的渴望？28
然而，陳涌卻直陳這段話有生拉硬扯之嫌：“王順即便是一個集體主義者，難道就有本事從金圣姬的那一次哭聲里體會到這一大片被作者說得天花亂墜的內容？”29路翎奪回文本解釋權的努力在陳涌的解釋面前幾乎遭遇了崩解的困境。因為陳涌指出了一個遠比表面沖突及其克服更為嚴峻的文本現(xiàn)實：“不論是王應洪和金圣姬或者王順，在最后的行動上，他們都是服從了革命利益所要求的，但卻又令人感到，這種服從是不自然的。”30反過來也可以說，恰恰是陳涌洞察到了路翎獨特的“語法”與無法擺脫的“雙重束縛”——“服從了革命利益，卻又著重表現(xiàn)了犧牲個人幸福的苦痛、不幸和創(chuàng)傷”。31而為了徹底動搖路翎的“自然化”筆法，陳涌進一步批評了金圣姬的形象，這一方面自然是回應了路翎反批評里對金的著重詮釋，另一方面更是經(jīng)由金圣姬引出了關于“和平的勞動的生活”的批判。這恰恰擊中了路翎的根本短板：他之所以會誤解紀律，源于對肯定性的“和平的勞動的生活”持一種抽象的、局限性的理解。
革命斗爭的最后目的，是為了建立“和平的勞動生活”，這是沒有什么可以爭辯的。但這絕不是說，在任何具體的環(huán)境下，都可以強調無論什么樣的對于“和平的勞動的生活”的幻想、向往和渴望。在殘酷的斗爭面前，往往首先要求的恰好是暫時犧牲“和平的勞動的生活”而集中力量去打倒敵人。金圣姬當時所處的環(huán)境就正是這樣的環(huán)境。32
如此來看，喚出“和平的勞動的生活”亦變得有“情境性”了。極為耐人尋味的是，陳涌在此征引了一段列寧評論音樂的言論：“但是我不能聽音樂聽得太多。這會影響我的神經(jīng)，使我想要說些美好的傻話。而且想要撫摸那些住在這罪惡的地獄中而能創(chuàng)造出這樣美好的事物的人的頭。而現(xiàn)在你（高爾基）可不能撫摸任何人的頭——你的手會被咬斷的。你得打他們的頭，毫無悲憫地，雖然我們的理想并不是應用暴力反對任何人?！?3在“政治”的意義上，列寧這段話接近于柏拉圖《理想國》所呈現(xiàn)的古典政治哲學對于“文藝”的看法（要仔細辨析文藝究竟喚起何種情感，此種情感是否會模糊政治上的明智從而危及共同體），也是對一切“政治浪漫派”的批評。陳涌顯然領會了其中的要義：
當嚴酷的斗爭需要人們保持著百分之百的堅定的、“毫無慈悲”的斗爭的決心和意志的時候，那種誘發(fā)人們的善良、平和的感情的事物，那種引起人們要撫摸那些“創(chuàng)造出這樣美好事物的人的頭”的事物，和這個嚴酷的斗爭會是不協(xié)調、不適應的。在這里，我們便看到“美好的事物”和現(xiàn)實的斗爭的矛盾了。34
這便是所謂“政治標準第一”的真實所指，也是對于沉浸在抽象人道主義中難以自拔的“現(xiàn)代文學”的極致批判。從譜系來說，魯迅雜文亦當屬于此一脈絡。這種情境對于文學創(chuàng)作來說當然是壓迫性的，但卻占據(jù)著真理。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洼地》依舊沒有成功超越上述“現(xiàn)代文學”裝置，雖然寫了“政治”，但對于“政治”依舊十分隔膜。
陳涌最后把批評的鋒芒留給了王順，可以說真正抓住了文本“總體傾向”中最為凸顯的部分：“作者心目中的老革命戰(zhàn)士的典型的人物，卻比這個作品里的任何一個其他人物都有著更強烈的資產(chǎn)階級的思想情感?！?5令人不能不感到奇怪的正是，這個“老革命戰(zhàn)士”比起那個年輕的戰(zhàn)士王應洪，“事實上對于那個‘不可能實現(xiàn)的愛情’，是有著更大的興趣，更大的熱情和更多的依戀”。36而且“不斷地挑動王應洪去想起”這一愛情。這種舉止是奇怪的，甚至只能視為路翎刻意的設計。
老作家巴金亦詫異于王順的“異樣”，他對于王順留下王應洪來掩護偵察班這一情節(jié)設置進行了批判：
其實王應洪的“自我犧牲”也是造假的。他的班長故意單單叫這個年輕的新戰(zhàn)士留下來讓他有機會完成“自我犧牲”。班長為什么用新戰(zhàn)士來掩護老偵察員撤退呢？作者自己說，班長“也說不明白為什么單單命令王應洪留下來”……作者卻替他想出三個理由，其中有一個是他“想到了那件使他不安的愛情，金圣姬那個姑娘的眼淚?！薄瓰榱私o姑娘和那愛情帶來“撫慰”，加添“光榮”，就命令新戰(zhàn)士留下來從事“殊死的戰(zhàn)斗”，這是什么一種思想感情呢？這和路翎所夸耀的“集體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感情”有什么共同點？……朝鮮戰(zhàn)場上的老偵察兵寫成一個戀愛至上主義者。為了愛情他不惜把一個青年戰(zhàn)士置之死地。因為要是他不留下王應洪，王應洪就不會犧牲，王應洪不犧牲，金圣姬的愛情就必須破滅。所以班長王順故意安排了青年戰(zhàn)士的犧牲來成全金圣姬的愛情，讓王應洪永遠屬于金圣姬。37
由此來看，“洼地”上王順的行為與心理成為一種癥兆乃至病灶，所引向的是路翎“用心叵測”的設計。王順是將王應洪推向死亡的動力，這么做表面看來是使王應洪成為擁有功勛的烈士，但“剩余”的欲望卻正向著“愛情”。王順如同一部戲劇的導演那般操控著手下戰(zhàn)士的命運，真正滿足他的，正是王應洪與金圣姬之間的“愛情”。巴金的“洞見”超越一般評論，因為他看到了“犧牲”其實并沒有使愛情破滅，反而使之“永生”。這就等于把陳涌所說的“主要印象”再一次具體化了。侯金鏡關于愛情結局的閱讀在他看來不夠準確。愛情并沒有隨著王應洪死去而破滅。
它反而倒因為王應洪的犧牲而成為永生的了。金圣姬會永遠記著它，班長王順也會永遠記著它。這愛情永遠是“鼓舞”他們的力量。班長王順苦心經(jīng)營的就是這個結局。那個“看見姑娘你的笑容就高興，但也因了姑娘的憂愁而有些不安”的指導員……一定會同意這個結局。囑咐王順去把染了血的手帕當作紀念品送還給姑娘的團政委也會贊美這個結局。因為這樣的結局使得“愛情”戰(zhàn)勝了“紀律”。金圣姬保存了王應洪的遺物，保存了染滿了王應洪最后的血的手帕，再沒有人能把王應洪給她搶走了?；\罩著全篇小說的就是這樣的愛情。38
巴金的解釋并不“過度”，因為路翎的“反批評”里已經(jīng)表明了他正是要重釋這一“愛情”，他的企圖就是使“紀律”與“愛情”和解。然而，他想象不到，這種和解的姿態(tài)恰恰使他置身于最大的風險當中。在這個意義上，路翎以其真誠的寫作“試探”了志愿軍戰(zhàn)士形象塑造的邊界，卻更為劇烈地暴露了自身的幻想。今天的重讀能對這一幻想說出什么更多的東西呢？
三
如同陳涌、巴金等所指出的那樣，《洼地》里，王順的角色至關重要而且更直接地承載著作者的所思所想。但或許可以這樣來說，小說呈現(xiàn)的是雙主人公結構，王應洪和王順都非常重要，但王順在敘事功能上更為關鍵。在二王遇見金圣姬之前，兩人便已產(chǎn)生了“特別深刻的關系”與特殊的“感情”，一位是老偵察員、一等功臣，一位是新兵蛋子。這樣的寫法表露出路翎的關切并非單一，他一方面要使“愛情”與“紀律”相和解，另一方面也似乎想要呈現(xiàn)某種“新人”的成長軌跡，想要觸摸并呈現(xiàn)志愿軍新兵的內面。對于他這位在朝鮮待了半年的作家來說，接近工農(nóng)兵成為了一種切實的經(jīng)驗，如何超越于新中國成立初《朱桂花的故事》那種寫法，進而真正寫出他所感知到的“新”的力量，無疑亦是題中之義。更關鍵的是，新兵的“新”意味著一種起點，意味著重新出發(fā)的可能性，意味著后續(xù)的訓練與鍛煉而成長的可能性，這種“嶄新”也會使路翎迷戀。因此我們便會看到，小說一開始便呈現(xiàn)了王應洪的“激動”但相對“幼稚”的狀態(tài)，這一狀態(tài)將貫穿在整篇小說當中。不過，路翎的獨特性在于特別凸顯了王順的存在，并且用王順的目光來注視王應洪。這種注視在一開始未涉愛情時就已經(jīng)表露無遺。而當金圣姬的“愛情”露出端倪時，王順對于王應洪的關注就格外強烈了。
路翎為什么要這樣來寫？答案或許很樸素：王順明了于部隊的紀律，但他同時看見了“愛情”，他可以用紀律約束自己的戰(zhàn)士，但他無法打消朝鮮姑娘愛的念頭。在此，“愛”不是一種交互主體性的實踐，而是一種不由主體雙方控制的瞬息閃爍的念頭。對待此種愛的念頭與萌動，紀律的任何直接處理都會顯得“生硬”。路翎則希望因勢利導，將這種“愛”對接于更大的關懷。但是此處的難點卻是，個體化的愛之“現(xiàn)實”一面終究要歸于家庭與和平條件下的“勞動生活”。這里可能存在的紛爭，路翎尚未觸及。但王順就處在這一“紀律”和“愛情”之“關系”的交織點上，而且他能夠持有一種觀測的“距離”，并以其“內面”來呈現(xiàn)“和解”的軌跡。當然，這也就使王順卷入了“愛情”的敘事軌跡而且發(fā)揮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不過，金圣姬愛情的真正“萌發(fā)”以及自以為的“落實”，恰恰源于“語言”不暢。這是所有批評家都沒有抓住并指出的問題。小說里王應洪與金圣姬母親有一場并不成功的交流：“老大娘于是對著他笑著，撫摩著他的頭，說了很多他聽不懂的朝鮮話。顯然地那個女兒已經(jīng)和母親談過她的心思了?？墒沁@年輕的偵察員仍然什么也沒有想到?！彼氲降氖亲约旱哪赣H，因此而感動了，“他于是激動起來，想要和老大娘談這些。可是他不久就發(fā)現(xiàn)他的夾著幾個朝鮮字的中國話老大娘一點也沒有聽懂，正像剛才她的話他沒有聽懂一樣”39。然而，金圣姬看到這一切，卻“相信他已經(jīng)能夠懂得她的心了”40。金的愛情竟緣于一場誤會。但是路翎顯然認為，“誤會”而產(chǎn)生的愛情，單方面的認定，無法抹除愛情存在的力量。事實上，小說里有好幾次可以中斷這一愛情的進展，但都在敘事中被打消掉了。語言的誤會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王應洪收到金圣姬送的襪套，請示了班長后送回去那一次。問題不在于通過王順之口所說出的方式“生硬”，而是王順自己在向金圣姬母親解釋“軍隊的紀律”時，沒有去暗示與朝鮮婦女戀愛違背紀律，只簡單說了“不好隨便接受老百姓的東西”。
王順仿佛是一個暗中觀察者樣，最早發(fā)現(xiàn)了金對于王應洪態(tài)度的異樣。然而從整個敘事來看，王順的舉動卻如同啟動了“俄狄浦斯”程序一般——越要避免，卻越發(fā)走進這最終的命運；王順越想事先抑制王應洪違反紀律，卻越發(fā)指示后者“愛情”的存在，觸發(fā)他的感情。特別重要的是，正是在思考紀律的時候，王順流露出了自身的欲望。當他得出“在軍隊的嚴格紀律和嚴酷的戰(zhàn)爭任務面前，這是斷然不能被容許的”這一明確的判斷之后，卻突然“心里還有一種模模糊糊的他也說不上來的感情”。這種“危險的增補”意味著王順內心有一種更深刻的關切涌出——注意，這一“增補”在小說里不止一處出現(xiàn)，譬如王順很高興王應洪的匯報中體現(xiàn)出了對紀律的遵守，卻還要生出一點“不安”。這也是路翎“和解”的關鍵賭注所在，“紀律”是為了“勝利”，勝利是為了生活。所以王順腦中閃現(xiàn)了自己的“和平的勞動的生活”，出現(xiàn)了他的女兒。然后再次聯(lián)結到了金圣姬。這是一處關鍵的“移情”，在王順的心里——也同時是路翎的用心，證成了金自發(fā)愛情的正當性。但卻因為現(xiàn)實的環(huán)境與紀律，這一愛情的“現(xiàn)實”只能被否定。王順由此“感到了模模糊糊的苦惱”。某種意義上，這也是《關連長》軍人動情議題的“續(xù)寫”，涉及革命軍人為何而戰(zhàn)的質詢。但路翎將敘事擺放在一個更加困窘的位置，他在思考一種可能的方式，是否能在不實現(xiàn)愛情“事實”的同時，保護這種感情，或至少是承認這種感情。——因為這種感情看起來并沒有什么不對的地方，是“自然”的。這就是他迫切想要在此篇小說里呈現(xiàn)的“苦惱”。這種苦惱或許只有文學能夠觸及?！驗樗蝗萦诩o律，不容于政策，也不容于一般的政治話語。于是，王順一定要承擔讓愛情繼續(xù)運轉下去的敘事作用。他在指導員明確提議不要去和王應洪談的情況下，還是去找王應洪談了這個問題，從而開動了“俄狄浦斯”程序。
王順與王應洪的關系還值得進一步思考。兩者的關系并不是一種“同一”與“匯合”的關系，也不是一種“成長為他”的關系，而是一種始終有“錯位”的關系。這種感覺當然來自路翎的雙主人公寫法——包含了兩人豐富的內面的呈現(xiàn)。應該說兩人的關切核心點有所不同。對于王應洪來說，是青春者建功立業(yè)而能夠“遺忘”其他。在這個意義上，王應洪更是一個行動者而不是反思者。但對于王順來說，他不僅在看護自己的戰(zhàn)士，還在“替”他感受——比他感受得更多，替他反思。并且，他似乎在觀察王順與金圣姬的愛情當中得到了某種隱秘的滿足。王應洪把東西歸還了，雖然“多少也擾動了他”，但“卻并不曾在他的心里占多大的位置”，可是，王順對“這件事還注意得比他多些”。臨上陣地當晚，村里的朝鮮姑娘演戲，金圣姬出演“人民軍戰(zhàn)士之妻”。之前王應洪看到金聽了指導員的話在笑，便以為她已經(jīng)放下感情，他也就如釋重負了。然而王順的目光在整場演出中不斷來回聚焦，始終在關切金的表情與王的反應。“他悄悄地注意著坐在他旁邊的王應洪，可是這個年輕人好像沒有什么感觸”——他為將要上戰(zhàn)場而激動。金的一系列復雜表現(xiàn)也全為王順的目光所捕獲：不論是表演時“閃耀著輝煌的表情”，還是“一聲也不響……在她自己的獨特的思想中”，以及“突然哭起來，拿手巾掩著臉急忙地朝家里跑去”。
當然，王應洪在發(fā)現(xiàn)了那條繡花的手帕后，終于也“起了驚慌的甜蜜的感情”，這是在其建功立業(yè)的心胸中閃爍出來的東西。王應洪在最初的行動過程中，聽聞班長口令后那一長段內心活動正是嘗試“聯(lián)結”兩者。路翎提及的明確的“主題”正是在王應洪的這一內面中得到了最初的明確呈現(xiàn)：
班長的這個和平常完全不同的立正的口令，才是他的軍事生活里的第一課。特別因為他懷里揣著的那一條繡花手帕，這才是他的明朗的人生道路上的第一課。他的慈愛的母親在貧苦的生活中給了他的童年許多溫暖，這繡花手帕又給他帶來了他所不熟悉的模糊而強大的感情，他現(xiàn)在要代表母親，也代表那個姑娘——不論他對她如何冷淡，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為祖國，為世界和平而戰(zhàn)。41
在漫長的行軍與埋伏過程中，王應洪的內心世界成為了表征的關鍵。其中有幾下“無意識”的動作被重點勾勒了出來：“王應洪輕輕地撥開他面前的花枝，希望能更清楚地看見班長。但在這不知不覺的動作里，他卻摘下了一個花枝，把它銜在嘴里?！睌⑹稣摺疤妗蓖鯌檎f出了整個折下花枝銜在嘴里的“下意識”動機——小花小草仿佛是友人一般，幫助他克服了敵人后方之“神秘可怕”的感覺，但也明確指出這是王應洪“不曾意識到的”。然后當他將那枝花拿下來塞進衣袋的時候，這個看似瑣細的動作的“意義”也并不為王應洪所“意識到”，而是敘述者的猜測來“補完”：也許是為了表示沉著。這種關于無意識動作的呈現(xiàn)及敘述者不嫌累贅的“詮解”頗值得注意，涉及了路翎對于“自發(fā)”行為，對于瞬間做出的行動之關鍵性質的把握。人物直接做出了自己一時無法意識到有何意義的動作，而敘述者則論及其動機與意味。如此一來，動作的自發(fā)能量得到了直接的表現(xiàn)，而動作的意義通過某種回溯亦得到了解釋，乃至重構。
王順同樣如此。那一被巴金專門拎出來批判的段落——王順單單留下王應洪來掩護戰(zhàn)友，正點明了王順做出此舉的“直接性”：
他也說不明白為什么單單命令王應洪留下來。但也許是贊美了這新戰(zhàn)士剛才在潛伏中的沉著，在活捉敵人時的勇敢，想要鍛煉一下這心愛的戰(zhàn)士；也許是出于高貴的榮譽心，想要叫這年輕人看一看，學一學他這個老偵察員是怎樣戰(zhàn)斗的；但也許是想到了那件使他不安的愛情，金圣姬那個姑娘的眼淚。誰知道呢，也許他覺得，叫王應洪留下來從事這件絕妙的、但也是殊死的戰(zhàn)斗，就會給那個姑娘，那個不可能實現(xiàn)的愛情帶來一點撫慰，并且加上一種光榮。他是看見過那個姑娘的那么輝煌的幸福表情的。這一點是確實的：因為那個姑娘的那種不可能實現(xiàn)的愛情，以及王應洪對這愛情的極為單純的態(tài)度，他就更愛這年輕人了。他的決定總歸是和這有點關系的，在戰(zhàn)場上，人們總是把最艱巨的任務交給最心愛的人的，雖然這時候他似乎并沒有想到這一切。42
王順那一瞬間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他無法同時想到這么多理由，甚至為什么要這么做也說不出來，敘述者強調這是“說不明白”“沒有想到這一切”，而敘述者卻在努力“解釋”他為什么這么做?！罢l知道呢，也許……”，指明了敘述者并沒有完全進入王順的內心，而是以“闡釋者”的姿態(tài)在回溯那一切。——在替他解釋。做出一個動作，卻有那么復雜的原因交織在一起。這是路翎在對“我們”說。這么說的意義在于呈現(xiàn)了“動作”和“內面”遠非直接映射的關系。
作者最后還是保持了一種敘事上的克制，王應洪和王順的“不一致”，兩者之間微妙的“距離”沒有被填滿。王應洪對于班長讓他留著那塊手帕感到費解——“我要這個沒有道理呀”；他聽到王順談及自己的女兒已經(jīng)“認得一百二十一個字”時，雖然高興，但“實在不很了解，班長此刻為什么會這么愉快”。他迷迷糊糊睡過去時的夢境也和王順所念想的東西不很一致，在那里，金圣姬和其他朝鮮姑娘一起在迎接他，他夢到了母親，還夢到了毛主席，“胸前的國旗勛章”和戰(zhàn)士的榮耀成為了真正焦點。而王順不但在最后的隱蔽過程中不可遏制地向王應洪重提了金圣姬，而且還展露了自己的“欲望”，那種欲望在某種程度上來自金圣姬視角：“爬進栗子樹林進入這條小溝，替王應洪裹著傷，要他吃饅頭，拿紀律來強迫他，哄他，又對他小聲地柔和地說著話，這一切動作都好像在對他心里的金圣姬姑娘說：你看，我是要把他帶回來再讓你看看的，你要知道我愛他并不比你差，我更愛他，而且，你看，我絕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種不通情理的冷冰冰的人！”王順為什么執(zhí)著于這個虛擬的金圣姬看待他的視角？他希望金圣姬承認他對于王應洪的愛以及對于兩人關系的無比關切。王順正是在那一虛設的金圣姬對他之肯定愛情的肯定性角度，體驗到了力量：“說來奇怪，他所耽心、所反對的那個姑娘的天真的愛情，此刻竟照亮了他的心，甚至比那年輕人自己都更深切地感覺到這個?！?3王順最后的了然，是一種正視自己欲望的姿態(tài)。而他的欲望，則是肯定了金圣姬的欲望，并受到金圣姬的肯定?！凹o律”在“人”心里和解了。通過一種愛欲的肯定性形式，通過一種感情的流動與交換，“愛情”無需再現(xiàn)實地實現(xiàn)，卻真正轉化為促動人行動的力量。真理，的確就在表面。
小說最后的沉默很關鍵?！锻莸亍肥且黄P乎“內面”的小說，但最終卻以某種“沉默”為收束?！扒f嚴的言語”已經(jīng)來到了王順的心里，來到口邊，但金圣姬只是緊握著他的手。王順也就“覺得不再需要說什么了”。正如敘述者之前給我們展示過的對于動作之意義的“追溯”解釋，此處仿佛在邀請讀者們去“追溯”出人物的內心狀態(tài)。同時，正如小說到最后依然使雙主人公的內面并不完全相通，一種“距離”與“不一致”延續(xù)到了最后，沉默勾勒出了人物彼此之間的各自的完整性。路翎的意義正在于此種寫人方面的構思，對于動作背后那多重原因的揭示與保留，對于下意識行為的正面詮釋的興趣，對于人物在差異中交流情感的機制的描寫興趣，都為社會主義文學人物的寫作提供寶貴的參照——雖然這一道路很快就喪失了參照的資格。但是，路翎也似乎遺忘了所書寫對象的戰(zhàn)士身份必然要受到“政治”的限制，這一限制意味著對于已有寫法乃至整個文學裝置的挑戰(zhàn)。如果積極直面這一挑戰(zhàn)，甚至有可能走出一條嶄新的道路。正因為沒有太嚴肅認真地對待這一政治，路翎寫作的政治經(jīng)濟學基礎沒有得到徹底的反思，因而也就無法突破到新的敘述層面，乃至去描寫嶄新的歷史實踐。
注釋：
1對于路翎解放初（1949—1950）小說創(chuàng)作所呈現(xiàn)出的轉變努力以及依舊難以突破胡風美學的境況，倪偉做出了出色的分析，可參看倪偉《走向人民的艱難旅程——路翎解放初（1949—1950）的創(chuàng)作轉變》，《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年第4期。
2路翎：“解放以來，我的描寫工廠生活的小說和劇本，以及我解放前的一些作品，都受到了類似的批評。我曾就那些批評中的主要的兩篇寫過我的意見和對作品的初步檢查投寄《文藝報》，希望能從事討論，但當時《文藝報》卻簡單地拒絕發(fā)表，連任何意見都沒有。由于這次的批評比以前的更集中，更有系統(tǒng)，性質更嚴重，并且由于這次批評是承繼著以前對我的批評的論點和方法的，所以我覺得我應該試著把我的意見說出來?！甭肤幔骸稙槭裁磿羞@樣的批評？——關于對〈洼地上的“戰(zhàn)役”〉等小說的批評》，《文藝報》1955年1—4期。
3 同上。路翎提到的五篇批評分別為：曉立《從〈瓦甘諾夫〉聯(lián)想到〈洼地上的戰(zhàn)役〉》（《文藝月報》1954年第5期）、侯金鏡《評路翎的三篇小說》（《文藝報》1954年第12期）、宋之的《錯誤在哪里？》（《解放軍文藝》1954年第8期）、荒草《評路翎的兩篇小說》（《文藝月報》1954年第9期）、劉金《感情問題及其他》（《文藝月報》1954年第9期）。
4 5 7 8 9 10 13侯金鏡：《評路翎的三篇小說》，《文藝報》1954年第12期。
6 參看許杰《也談〈關連長〉》，《小說月刊》1950年第5期。
11 Enrich Auerbach, “Figura”, from Scenes from the Drama of European Literature(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47.
12參看魏金枝對朱定小說《關連長》的批評，見魏金枝《論“關連長”的現(xiàn)實性》，《小說月刊》1950年第4期。
14 15 16 17 18 19 20路翎：《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批評？——關于〈洼地上的“戰(zhàn)役”〉等小說的批評》，《文藝報》1955年第1—4期。
21老舍：《人物、語言及其他》，《題材、人物及其他》，林默涵等，中國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68頁。
22 23 24 25 魏?。骸都o律——階級思想的試金石——談路翎的小說〈洼地上的“戰(zhàn)役”〉》，《解放軍文藝》1955年第3期。
26 27 29 30 31 32 33 34 35 36陳涌：《我們從〈洼地上的“戰(zhàn)役”〉里看到什么？》，《人民文學》1955年第5期。
28 路翎：《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批評？——關于〈洼地上的“戰(zhàn)役”〉等小說的批評》，《文藝報》1955年第1—4期。
37 38巴金：《談〈洼地上的“戰(zhàn)役”〉的反動性》，《人民文學》1955年第8期。
39 40 41 42 43路翎：《洼地上的“戰(zhàn)役”》，《人民文學》1954年第3期。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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