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諾獎不是翻譯出版的重要因素

王理行：今年9月25日，也就是諾貝爾文學獎公布的前十天，有一位出版人在媒體上說，她覺得，今年最有可能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是挪威作家約恩·福瑟。估計當時聽說過約恩·福瑟的中國讀者為數不多，沒多少人會把她的預測當回事。十天后，得獎的果然是約恩·福瑟，有人再翻出十天前那位出版人的預測，引得許多人紛紛驚嘆：神預測！太準了！這位“神人”，就是此刻坐在我身邊的譯林出版社總編輯袁楠。

每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浮出水面時，眾多媒體在報道時習慣使用“押寶”二字。我想問問袁楠，譯林出版社努力購買版權的作家作品，包括以往譯林社引進的好多位外國作家的作品，如果一定時間后作者獲了諾貝爾文學獎，算是押寶成功了嗎？對于當代外國文學作品，譯林是如何確定選題的？譯林會選擇出版什么樣的當代外國文學作品？選擇時會考慮那些因素？

袁 楠：9月25日有媒體采訪的時候，我確實講到了約恩·福瑟。當時的情況是，每個出版人都會推自己所擁有版權的作家。我們擁有福瑟的版權，當然我們還有馮內古特、德里羅等作家的版權。為什么說是福瑟呢？我們從2016年開始關注他的作品，2020年簽了他的作品。我覺得福瑟到達了這樣的一個火候和力度。之前有品特、庫切、特朗斯特羅姆、門羅等等這樣的作家，包括古爾納，大部分是在獲獎前我們就購買了他們的作品版權，比如王理行老師，他發(fā)現(xiàn)庫切的《恥》中描述后現(xiàn)代社會的文學品質，就買下了版權。當然也有一些，像耶利內克、品特，是在獲獎后去購買的版權。

譯林社一開始做外國文學的時候，是做文學名著。當時已經有很多老牌的文藝文學類的出版社，我們譯林社是一個新社，大量采用中青年譯者去重譯名著，不是從別的語種轉譯，而是從原文翻譯。當時譯林所做的一些事情可能都是新的。這批譯者也跟著譯林的名著一起成長起來。我們有很多譯者，現(xiàn)在都是非常著名的翻譯家。

在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加入了《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以后，不少在80年代出版過很多現(xiàn)當代文學經典的出版者，就退出了這個領域，因為突然要花不小的一筆版權費用。當時我們社的當家人很有遠見卓識，以當時并不是很高的代價，積累了一批現(xiàn)當代文學作品的版權，當時所依據的還是文學史上的定評，包括高校學者的推薦、中國作家中間的口碑等等。

我們在選擇作品時，更多地關注到作家本身。諾獎作家也是形形色色，林林總總，要強調的是文學品質、文學價值、文學個性，但并不是所有諾獎作家的作品，都會與譯林社整個的出版氣質相契合。我們有所為，有所不為，會選擇出與譯林社的整體氣質相對吻合的作家作品，來構建出版社外國文學作家的品牌團隊。

還有一點很重要，我們越來越看重外國的作家作品對中國當代文學和當下讀者的影響力，跟他們的心靈需要和閱讀需求的契合度。他們可能代表了文學潮流的某種方向，代表了社會的某種發(fā)展趨勢，也代表了文學發(fā)展的某種水平。在中國社會文化環(huán)境里，我們要比較好地去實現(xiàn)引進版作品的本土化，讓它能跟中國讀者產生一定程度的心靈共鳴，這是我們后來更看重的部分。

這一切，我們都是為文學而做。不管我們以后發(fā)展了多少出版的門類，我們始終堅信譯林出版社的立社之本在外國文學。我們會把這作為一個志業(yè)，作為一種情懷，作為一種向讀者提供知識服務的使命，堅持把它做下去。我們有一批熱愛外國文學，尤其是純文學的編輯團隊。我們會選擇有文學的標準、文學的品質、文學的力量和對當下中國讀者有影響的優(yōu)質選題。至于他們是否能夠進入諾獎的視野，是否能經得住各種綜合性的考量，這不是很重要的衡量因素?？赡芪覀冊谶@樣的選擇中碰到了諾獎，那我們也很高興。我們只能說，我們擁抱諾獎，但我們更多地是想服務好作家，想服務好讀者，想把文學這件事情做得有意義、有意思。

王理行：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公布的第二天，我在微信朋友圈里說，上海譯文出版社早在2014年和2016年就分別推出了兩本福瑟戲劇選。我看到上海譯文出版社官方微信賬號在福瑟戲劇選下面很平靜地說：“版權不在譯文啦！敬請期待友社推出新書@文景@譯林出版社?！边@讓我想起類似的一段故事，譯林出版社自世紀之交開始持續(xù)推出英國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的主要作品。到2017年，石黑一雄榮獲諾獎時，他的中文版版權的所有者是上海譯文出版社，他們成了媒體追逐的對象。無論作家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他們的作品版權在哪家出版社手里，媒體和讀者似乎都不應該忘了最先引進這些作家及作品的出版社。

我想請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總編輯兼《外國文藝》主編黃昱寧談談，戲劇作品的讀者一直很少，在這樣的情況下，當年上海譯文社引進福瑟戲劇，是出于什么考慮？上海譯文確定當代外國文學的選題時，會考慮哪些因素？

黃昱寧：福瑟的確是我們最早出版的，我是責任編輯之一。當時是作了一個策劃，我還去過一次挪威，見到了福瑟本人，跟他有一個對談，所以還是比較了解這個過程。外界不熟悉這個行業(yè)的人可能會覺得，一個作家的版權一會兒在這家社一會兒在那家社，有點奇怪。對于我們來說，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版權更替是很正常的事情，因為版權周期一次也就是五年，有的甚至更短。當初之所以會覺得福瑟有引進的價值，是因為他的戲在上海演過，上戲的一些老師跟他是很熟的。我們通過上戲的關系知道了這件事，也看過他的戲，當然也查了不少資料，知道他在國際上早已聲名鵲起，在國內還只是戲劇圈內的人知道。另外，挪威駐上海總領事館對文化的推廣力度也比較大。當時的總領事是個挪威的文藝青年。我們也有一些私下的交往，知道他們把福瑟視為挪威國寶級作家。確實，戲劇劇本，又來自挪威一個知名度不大的劇作者，我們對他的銷量也沒有預期。

王理行：即使是美國的戲劇，到中國來估計也沒有多少讀者。

黃昱寧：只有像《等待戈多》這樣的，或者說莎士比亞，中國人普遍都是聽過的。挪威的劇作家，大眾可能只知道一個易卜生，這也很正常。我們當時沒有想過押任何寶，確實也沒考慮過所謂諾獎的得獎概率，就是覺得他比較重要。而且，戲劇界已經演過不少他的戲，上戲的人也一直跟我推薦。當時我們沒有任何猶豫就買了。諾獎每年只有一個人，各種各樣的因素和機制在里面，要押這個寶肯定虧大了，你要押多少個人才有把握得到？而且實際上出版利益也沒有那么大。它本不是一個發(fā)財的事業(yè)。我們當時購買的版權其實不止兩本。后來因為各種原因，譯稿一直沒有交，所以只出版了兩本，沒有及時推出第三本。對福瑟的戲劇，我們從來沒有顧慮出版的利潤，也沒有說一定要等到他得獎，才能繼續(xù)出下去。

至于上海譯文出版社衡量外國文學出版的標準是什么，我覺得其實就像剛才袁楠講到的，我們兩家調性是一致的。

王理行：在出版圈子里，群島圖書出版人彭倫被稱為彭師傅。彭倫2010年策劃出版了法國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亞諾的小說《青春咖啡館》，四年之后，莫迪亞諾就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多年來，彭倫一直用自己的眼光去找書、看書、選書、出書，而且屢屢獲得成功。下面請彭倫來跟大家談談，他是如何選擇當代外國文學作品的，選擇時會考慮哪些因素？

彭 倫：其實“彭師傅”是一種戲稱，最早是在我原來工作的九久讀書人公司，我?guī)У囊粋€徒弟，一個年輕同事叫出來的，后來別人也都這樣叫。

我先說當年為什么會出版莫迪亞諾。應該是2006、2007年左右，我們公司有一個年輕的編輯，他有天跑過來跟我說，他非常喜歡王小波。王小波有一本小說，在小說的開頭就提到莫迪亞諾的《暗店街》。他就問我能不能出版這本書。我就想，他一方面是王小波的粉絲，一方面也對這個《暗店街》非常有興趣，同時因為《暗店街》之前在譯林出版社也出過，可能國內也有一定的讀者群，又是一本龔古爾獎獲獎作品，所以我鼓勵他主推，他就去聯(lián)系版權。我記得當時他一下子簽了四本莫迪亞諾小說的版權。莫迪亞諾小說都非常薄，每一本都一百多頁的樣子。我后來看到版權出版合同時非常吃驚，因為每一本書的預付金是350歐元，那四部小說加起來也就是一千多歐元。現(xiàn)在是不可想象。但這個年輕的編輯，可能也是因為缺乏經驗，后來就把這四部中篇小說合成兩本書出版。書出版以后，沒什么銷量，沒引起什么關注。

因為我們出版了莫迪亞諾的書，所以他的法國出版社伽利瑪出版社，碰到莫迪亞諾的新書就會向我們推薦。我們就變成了莫迪亞諾的優(yōu)先出版社。他有一本新書《青春咖啡館》，大概2008年左右在法國出版，我們第一時間獲得了這新書的書稿，書名特別有文青的氣質。我們讀了之后覺得特別好，很快就買了這本書的版權。我在編輯的過程中，被莫迪亞諾作品中一種獨特的魅力所吸引，所以書出版以后做了很多推廣，2011年譯者金龍格因此書獲法國駐華大使館設立的傅雷翻譯出版獎。在莫迪亞諾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前，這本書銷量就有兩三萬冊，已經積累了一定的讀者基礎。

因為這本書的成功，伽利瑪出版社的人和我講，有別的出版社對他們的書感興趣，并且告訴我哪些書有出版社想要報價。我查了一下，發(fā)現(xiàn)那些書大都是在八九十年代國內出版過，所以馬上跑到上海圖書館，把那些書都借出來，自己讀了一遍，比如《一度青春》《八月的星期天》等小說，我讀了就非常喜歡，覺得有信心把莫迪亞諾的書做好，所以趕緊把那幾本書的版權買下來，不讓別的出版社有機會下手。莫迪亞諾得諾貝爾獎的時候，我們手上有七本莫迪亞諾作品的版權，并且《青春咖啡館》還在出版。他獲獎的消息出來后，這本書就迅速加印，到現(xiàn)在賣了大概五六十萬冊。

我覺得就像袁楠和黃昱寧兩位老師剛才說的，其實成熟的文學出版社，不會去押寶。選擇一個作家是綜合考慮的。我覺得對出版社來說，選擇一個作家更多是從它本身建立的一個作者名單、作者結構去考慮的，而不是建立在這個作家可能得什么獎的基礎上。我選擇一個作家可能一方面是個人的趣味，就是我自己喜歡的作家，同時也要考慮這個作品的可讀性。我覺得對我來說，可能是我的缺點，就是可能非常前衛(wèi)的作品我就不是特別感興趣，或者情節(jié)性不強的作品我就沒有興趣。

尋找好的譯者是一件有難度的事情

王理行：1999年，我在《文匯讀書周報》上發(fā)表過一篇文章《找譯者難》，談的是為外國文學作品找到合適的高質量的譯者之難。該報因此開辟有關“優(yōu)秀譯者何以難找”的問題討論。當時，陸谷孫、林少華等一些著名學者、翻譯家和許多普通讀者紛紛加入了討論，進而引發(fā)全國范圍內長達大半年的關于文學翻譯質量問題的討論。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們的外國文學作品的編輯找譯者還難嗎？與此同時，還有問題的另一面，高校的許多老師對從事外國文學翻譯懷有很大的興趣，卻苦于沒有機會也不知道怎樣能得到這樣的機會。請問各位出版人，你們找譯者難嗎？你們是怎么遴選、確定、找到譯者的？你們理想中的譯者是怎么樣的？你們會去挖掘、發(fā)現(xiàn)、培養(yǎng)新譯者嗎？對于從來沒有出版過譯作卻又很想從事文學翻譯實踐的潛在譯者，你們會給予機會嗎？

黃昱寧：這可以說難，也可以說不難。不難指的就是你找普通的譯者，其實還是有很多來源，也確實有很多人熱愛這個事情。我經常會收到這樣的請求，主要是高校里，教師也好，學生也好，都會有對這件事充滿好奇的。所以從廣義的人才庫來說，不能說找不到譯者。有些小語種可能稍微難一些，就像意大利語，但是它的選題本身也沒那么多。小語種的譯者，來來去去就是這么些人，相對來說比較少，但是還沒有到真的找不到的地步。

但是要說找到真正特別好的，那也始終還是一件有難度的事情。我覺得有幾個方面：一個是雙語能力非常強，還有就是本身的語言風格。另外剛才彭總講到市場，有時候一個好的譯者，他有特別強烈的風格，有一定的社會知名度，有他的粉絲群，對整個作品也一定是會有加分的。從一個很實際的市場角度來說，這樣有影響力的譯者，其實也是鳳毛麟角。像許鈞老師等一批翻譯家，都是我們長期合作之后，感覺是那種不但文本經得起考驗，同時他們自身的影響力也對我們有很大加分的。還有一點可能是一般人不太提起的，就是譯者的責任心和工作效率，這些年來對我們越來越重要，因為現(xiàn)在可能出版日期會卡得非常緊。所以，譯者得有這個時間意識。出版社和譯者的合同，其實它不像公司之間的合同那么嚴格。

彭 倫：我可以補充黃昱寧剛才說到的合同問題。我覺得在跟外方談判合同的過程當中，其實是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可以去探討的?，F(xiàn)在一般出版社簽一本書的版權，行業(yè)常規(guī)是五年。我很多年前看過德國蘇爾坎普出版社的一個資深的版權經理寫的一本書，講述他怎樣賣版權。在那本書里面，他提到歐洲出版社，簽署的合同一般都是十年左右。當時我就覺得很奇怪：為什么他們可以簽十年？后來我在看莫迪亞諾的書的合同時，突然發(fā)現(xiàn)，伽利瑪出版社簽給的授權期限也是十年，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十年看來也不是不能談。我自己創(chuàng)業(yè)以后，也去買版權，跟代理公司或者外國出版社報價的時候，我就大著膽子說我要簽七年（十年我覺得可能他們現(xiàn)在還不習慣），結果有的出版社就同意了。出版期限一般合同里面都是寫18個月。剛才黃昱寧說到，如果你超過這個出版期限，對方有權無條件地取消合同。你沒有辦法追究他的責任，你付的錢也要不回來。那我想既然合同期限可以談，那出版期限是不是也能談？所以我就跟他們說，我要24個月，很多情況下他們也會同意。在合同談判過程中，合同期限與出版期限其實都是可以談的，前提條件是對方要足夠相信你，或者說要讓他們喜歡你。我個人的經驗就是要多往外跑，多跟他們見面，讓他們覺得你是個好人，你們可以成為好朋友。被欣賞，不管是對個人還是對出版社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

袁 楠：其實在譯者方面，很多翻譯老師都是我們的長期合作伙伴和好的典范。許鈞老師不僅是譯者，還把我們帶到勒克萊齊奧的世界。像郭國良老師，姚君偉老師，黑馬老師，陳小慰老師，都是這樣。我們選擇譯者，一開始以高校為主，現(xiàn)在為止高校仍然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支翻譯力量。近些年來，我們也越來越多地會選擇其他行業(yè)的，甚至是一些旅居國外的，對文學真正有興趣，同時語言質地很好的譯者。我們希望在文學的傳達的多樣性上做一些補充。另外一個是在年齡方面。我前面講的，是我們的古典名著重譯的情況。對于現(xiàn)當代名著來說，如果是重要的作品，我們首先會選擇自己信得過的譯者。對于其他一些時間期限不是那么要求嚴格的作品，我們是比較開放的。比如，我們過去的一些俄蘇文學作品或者法國文學作品都是選擇的資深譯者，在保持跟他們良好關系的基礎上，我們在出其他單行本的時候，可能會選擇新的適合年輕一代讀者閱讀特點的譯者來重新翻譯。

在難與不難的問題上，我們覺得一個有實力從事文學翻譯的人，他是否跟譯林社合作過，這并不是一個門檻。對于任何一位新譯者，不管他是名氣比較大，還是年輕的不知名的，我們都會有一個試譯的過程。我們會有作品去開放給熱愛文學、愿意從事文學翻譯、也有比較好的翻譯實力的譯者，也希望能夠就年輕人的閱讀需求進行更為廣泛的接軌。

黃昱寧：我們每年也會有一些新吸收進來的譯者，但這確實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因為剛才我也講過，這里有一個互相信任的過程。我們在沒有合作過的時候，確實會比較小心。我們有一個翻譯比賽，其實也是我們選拔譯者的一個比較重要的來源。我們會關注得獎者，可能會讓他們從一些比較短的文本開始翻譯，通過一些嘗試，再從短的到長的。

（本文由編輯根據浙江大學中華譯學館主辦的第二屆當代英美文學翻譯研討會“諾貝爾文學獎與外國文學出版”主題對談內容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