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焉：不是每個問題都需要一個答案
《我比世界晚熟》的作者胡安焉從1999年步入社會的第一份工作開始講起，回顧和坦述二十年打工生涯的經歷、見聞、思考和感受?！段以诒本┧涂爝f》著重于講述職業(yè)經歷，而在《我比世界晚熟》里，他嘗試從自己的心理狀態(tài)、性格、觀念等精神內容出發(fā)，去追問為什么，“我何以成為今天的我”。
在與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的專訪中，胡安焉談到了成長過程中的經歷如何塑造了他的性格，工作讓他陷入的精神內耗、厭倦“和人打交道”的境地，以及寫作以怎樣的方式幫助他完成自我的剖析和診療。
胡安焉
澎湃新聞：作為一本誠實的自我剖析之作，展現出作者的許多面相與矛盾性。在序言中您寫道：在離開學校之前，我?guī)缀跏且粋€沒有個性的人，沒有自己的價值標準；但在后文我們看到您在工作中一直對自己有著某種道德要求，甚至與他人有些格格不入。在您看來，您的工作經歷是否“喚起”了您對自我的道德要求？
胡安焉：二十幾歲的時候，我對人生、對社會、對自己都沒有一個清醒和準確的認識，所以不可能有自己的價值標準。我遵從的那些行為規(guī)范，談不上是道德要求，只是教條而已。我在同齡人中感覺格格不入，主要是受到家庭的影響，我父母都是和社會脫節(jié)的人，活在一些脫離現實的理念和宣傳里，然后他們把這些當作現實傳授給我。工作經歷確實會激發(fā)我對道德問題的思考，可惜我思考得并不深入。有時我會故意和那些“無恥”的人反著來：他們孜孜以求什么，我就故意唾棄什么，以此表達內心的鄙視和憎厭。但在我會這么做的年齡，我意識不到自己這么做的心理和動機。
澎湃新聞：書中提到您的父母信奉集體主義，從不和您談個人利益、計較得失，這導致您變得喜歡迎合他人；卻又覺得和他人打交道是件令人討厭的事情。兒時的教育經歷是否讓您相信集體主義代表著某種統(tǒng)一的道德感？當您在與他人的相處中，為什么會對被人挑出道德上的瑕疵感到不安？在與形形色色、受到各自利益驅動的人們的相處中，您的認識是否遭到了沖擊？
胡安焉：今天的我當然不相信，大家為了一個共同目標奉獻，人和人之間的齟齬自然就少了，但這和道德感無關。我的討好型人格主要源于兒時缺乏安全感。我缺乏安全感是因為父母從不袒護我，總是秉持所謂的公正，以嚴格的要求對待我，以寬松的態(tài)度對待外人。他們習慣在外人面前貶低我、批評我，認為這能起到鞭笞的作用。每次我和別家的小孩發(fā)生紛爭時，他們首先不是問明是非曲直，而是立即站在外人的一邊，共同批評教育我，要求我更嚴格地約束自己。這些教育方式令童年時的我非?；炭?，感覺自己無依無傍，很害怕和人發(fā)生沖突。這也是我害怕被人挑出道德瑕疵的原因，我必須占據道德高點才有安全感，作為一種心理機制它是自發(fā)的、非理性的，哪怕我意識到它的錯謬，也克服不了內心的焦慮、惶恐。關于對集體主義價值的認知，在我踏入社會的頭幾年，確實是和誰相處都覺得難受，但這不是價值觀的差異，二十歲出頭的我笨頭笨腦、懵懵懂懂，哪里懂什么“主義”，這本質上是我性格和心理的問題，我在書中追溯的也是這點。
澎湃新聞：您提到自己曾經會為了照顧他人的感受，不惜犧牲自己的利益，這點在您做銷售時體現得尤為明顯，您會很輕易地放棄推銷，甚至把客源拱手相讓。在某種程度上，您是否認為通過推銷等手段將自己的需求轉移給他人，直面自己的利益需要存在某種道德瑕疵？
胡安焉：那時候我二十歲出頭，不會從很深刻的角度思考問題。但當我是一個消費者時，我極其反感“強行推銷”（hard sell）的營業(yè)員，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當我是一個營業(yè)員時，如果我對顧客死纏爛打、軟磨硬泡，內心又如何能夠自洽呢？但“強行推銷”肯定不是個道德問題——除非是以要挾或辱罵等手段推銷——否則也是種泛道德主義。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寫道：其實我希望待在一個人人都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人人的地方。然而在同一章中，您坦言自己喜歡被他人夸贊，卻不習慣被人抱以太高的期待，擔心自己名不副實，甚至會主動解釋自己并不優(yōu)秀。在您看來，您和他人之間的關系為何如此矛盾而復雜？
胡安焉：受到夸贊總歸讓我安心，說明自己起碼沒有犯錯，更沒有引起別人的反感，但這同時也是一種心理負擔，因為以后別人就會以此為標準要求我，這只會讓我的壓力越來越大，因為我害怕讓人失望。我早就認識到這是一種心理障礙：我不可能總是討好所有人，也無此必要，我只是克服不了而已。當我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人人都不認識我，更不了解我的情況，這會讓我獲得一種安心感，因為我知道別人吃不透我，他們沒有現成的評判我的標準，所以我的心理負擔就輕了。我不喜歡和人建立關系，但這是無法避免的。我在書里總結了很多我的人際障礙的成因，這里很難用幾句話去概括，但它本質上不是我和他人關系的問題，而是我的心理問題；或許也不是特別矛盾和復雜，假如有人認真去探究的話，大多數人的心理問題都和我的同樣矛盾和復雜，甚至比我的更矛盾和復雜。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寫道日本漫畫家古谷實以毫無保留的誠實態(tài)度和一種深刻且單純的目光審視自己和生活，并從中提煉出素材。然而他的全部心思，卻只是為了逗人一笑；但之后他的作品開始轉向探索“人生究竟有什么意義”的嚴肅問題。在您看來，他的作品是否影響了您的寫作？您的寫作是否也在嘗試追尋這些問題的答案？
胡安焉：古谷實的漫畫沒有直接影響過我的寫作，更多的是影響我的審美趣味、人生態(tài)度等，而且這種影響的發(fā)生建立在我讀到他的那個年齡上，假如我是今天才讀到他的，那么可能就不會那么喜歡他了。我的寫作沒有帶著追究“人生究竟有什么意義”這樣的意識。當我寫自傳的時候，我面對的是自己——我經歷了些什么、為什么會有那些經歷，過程有些像一次心理治療，去面對問題、袒露問題。而“人生意義”太宏大了，不適合作為我的寫作目的。但話也可以這么說：當我們認真地面對自己、面對生活時，無論借助任何途徑，寫作或是其他，最終都可以歸結為對意義的追尋。不過不是每個問題都需要一個答案，就像不是每趟旅行都需要一個目的地。
澎湃新聞：您在序言中提到：我不是一個孤立的個體，我必然部分地是某個時代和社會、某些文化和觀念的產物。您在書中記錄了在廣州、上海、北京、河內、南寧、云南工作和生活的經歷。在不同的城市生活的經歷對您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是否如您所說，“在新的城市生活，讓我成了一個全新的人”？
胡安焉：換一個地方，或換一個城市，肯定會重置某些生活內容，比如你的人際關系就清空了，重新和一個個陌生人認識、交往，而這肯定和跟彼此知根知底的人交往很不一樣。我喜歡這種疏離的人際關系，彼此不太熟，禮貌而客氣，保持距離感。一旦和周圍的人混熟了，建立了更深的關系，我就經常渾身不自在。我是從類似這樣的意義上，表達“成了一個全新的人”，即拋棄那些熟了的人際關系。
澎湃新聞：您在描述貨運中轉站工作的經歷時寫道：這份工作才是我的“舒適區(qū)”，無需和人交際，只需要埋頭苦干。體力工作比腦力工作的價值更即時、直接、具體和誠實。在《刀鋒》中，拉里有過這樣的表述：我認為從事幾個月體力勞動對我有好處；這會使我有時間把自己的思想理理清楚，使自己平靜下來。從事體力勞動是否對您有著相似的影響？
胡安焉：我從沒借助體力工作厘清思想，就只是專心地干活，幾乎不想別的事情。物流工作需要集中精神，一心多用很容易出錯，以你提到的貨運分揀為例，我隨便弄丟一個快件，或是貼錯一個標簽，都會招致處罰。而下了班之后，因為太疲累了，我也沒有精力和心情去厘清思想。但體力活確實能讓我內心平靜，是那種體力被耗盡后的疲憊帶來的平靜。
澎湃新聞：在本書的結尾，有這樣一句話：在寫作中，我漸漸看清真實的自己。您在書中談到討厭自己時常焦慮、自卑，也不喜歡自己孤僻的性格。在某種意義上，寫作是否也是您自我療愈的過程？寫作是否成為了您表達那些內心深處感受、釋放自我意識的契機？
胡安焉：我同意你的概括，寫作對我來說確實有療愈的作用，甚至有時我就是為了克服心理障礙而寫。
澎湃新聞：在后記中有這么一段話：我漸漸慶幸于自己的晚熟，以及我的父母和家庭教育以一種陰差陽錯的方式給予我的饋贈。或許一個人很早具有目的意識，人生確實會過得更高效，但未必會更豐富和深入。在您看來，所謂的“成熟”、 “晚熟”分別意味著什么？作為一個“格格不入”的人，您對自己和社會的理解經歷了哪些變化？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這個書名是出版社的編輯想到的，我在寫作時并沒有思考過“晚熟”、“成熟”的問題，對我來說它不是特別重要，因為晚熟在我身上只是現象和結果，我更想追究的是本質和成因。但是編輯讀了書稿后想到這個書名，說明我寫下的內容確實涉及到這方面，只不過我是從別的角度切入時涉及到這方面內容的。而你提到的后記，是在確定書名之后我補寫的，這時候我才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后記里提到的“成熟”，主要是指一個人清楚自己想要些什么，對人生應該如何度過有一種相對確定的眼光。但是，對于很多人來說，這種清楚和確定并非來自個人的思考和意愿，而是因循守習、隨波逐流，或受到家長的規(guī)劃和安排。而我說的“晚熟”，是指不清楚自己想要些什么，也不知道人生應該如何度過，是一種更開放但也更迷茫的人生階段或狀態(tài)。我對自己和社會的理解所經歷的變化，很難用幾句話去概括，不僅是我的理解在不斷發(fā)展，我本人和社會也在不斷發(fā)展和變化。
《我比世界晚熟》；作者：胡安焉；2024年1月；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