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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舞千年:文物如何成就了爆款舞蹈作品
來源:文匯報 | 關櫻麗  2024年02月22日08:34

近年來,舞蹈作品如《唐宮夜宴》《龍門石窟》《千手觀音》,舞劇如《只此青綠》《五星出東方》等,頻頻出圈,盛譽海外,其背后貫穿著一條共同的創(chuàng)演思路,即文物“活化”。

 龍年央視春晚,以瓷器為題材的舞劇《唯我青白》選段《瓷影》亮相,令人驚艷。

 龍年央視春晚,以瓷器為題材的舞劇《唯我青白》選段《瓷影》亮相,令人驚艷。

這些舞蹈作品,運用科技創(chuàng)意與文化想象,通過舞者身體的形塑激活歷史記憶,既成為讓觀眾喜歡看、看得懂的“歷史導讀”,又是以舞蹈藝術形式展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精神標識與增強文化自信的有力行動。觀眾在觀看過程中穿越千年,既感受到文物所屬歷史階段的故事,又獲得了審美享受。

從《絲路花雨》到《只此青綠》:文物“活化”的舞蹈創(chuàng)演歷程

從舞蹈藝術創(chuàng)演實踐來看,在1917年前后由梅蘭芳表演的戲曲《天女散花》中,已經開始嘗試將敦煌莫高窟中的飛天形象搬上舞臺。1954年由戴愛蓮創(chuàng)作的雙人舞《飛天》,同樣借用了香音女神飛天的形象。

1979年5月,《絲路花雨》首演,誕生出了新興舞種“敦煌舞”,敦煌舞的舞姿取材于莫高窟,通過石窟中大量的舞姿形象,創(chuàng)造性地將靜態(tài)的壁畫造型轉化為動態(tài)的舞蹈語言。伴隨著改革開放,這部舞劇猶如春雷乍響,讓整個舞蹈界萌發(fā)新機,被舞蹈學者們稱為“仿古樂舞大浪潮”的階段也由此展開。中國各省市開始整理挖掘歷史遺跡與文物,試圖通過仿建古樂,讓中國古代樂舞重新“復活”,代表作品有《敦煌彩塑》(1980)、《仿唐樂舞》(1982)、《編鐘樂舞》(1983)等。

繼《絲路花雨》首演之后,時任甘肅省藝術學校校長的高金榮,關注到敦煌舞創(chuàng)演的價值,她再次深入敦煌創(chuàng)作出《敦煌舞教程》,為敦煌舞人才的培養(yǎng)奠定了基礎。1980年前后,長期鉆研中國古代舞蹈史的孫穎,對重尋中國漢唐舞充滿信“心,他在北京舞蹈學院任教期間創(chuàng)作了舞劇《銅雀伎》(1985)、《踏歌》(1997)、《楚腰》(1997)等舞蹈作品,提出了“漢唐舞”與“漢唐古典舞人才培養(yǎng)模式”,堅定要創(chuàng)建屬于中國舞蹈的藝術體系。

滿懷著對民族舞蹈重建的自尊心,前輩們對古代樂舞不斷地挖掘與整理,使文物不再作為創(chuàng)演素材,而是兼具了探索中國古代樂舞文化的新使命。敦煌舞、漢唐舞由此與戲曲舞蹈共同成為中國古典舞的三大流派。

21世紀初,中國現代舞、當代舞的發(fā)展啟發(fā)了這一時期編導們的創(chuàng)作,以中央電視臺春晚的《千手觀音》(2005)、《飛天》(2008)為例,在舞臺裝置與身體表達上更加突出新穎與創(chuàng)意。伴隨著一帶一路”發(fā)展的新機遇,現代舞劇《蓮花》(2014)、芭 蕾 舞 劇《敦煌》(2017),又為敦煌石窟藝術的舞蹈“活化”提供了不同舞種的演繹新形式。聚焦當下《唐宮夜宴》(2017)、《龍門石窟》(2021)、《只此青綠》(2021)、《散樂圖》(2023)等舞蹈作品,創(chuàng)演方式已打破了固有的模式,不再聚焦于“形”與“像”,而是在“情”“意”“境”中追尋。

從思想解放到舞臺創(chuàng)造:文物“活化”的舞蹈創(chuàng)演方法

從《天女散花》至今的百年發(fā)展中,文物“活化”的舞蹈創(chuàng)演方法基本圍繞著以下三個要素展開。

首先是思想的解放為編導打開了更加自由的創(chuàng)作空間。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創(chuàng)造性轉化的關鍵,是用舞蹈身體表現文物形象;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的難點,是如何用舞蹈語言表達屬于文物本身的傳統(tǒng)文化與精神內涵。例如敦煌壁畫中的伎樂天形象,如何突破人與“神”的藩籬,破壁而出?漢代織錦護臂“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如何演繹出古代各民族之間的交往與交融?傳世名畫《千里江山圖》如何通過舞蹈帶領觀眾通達人類情感的深處?這就需要編導不斷解放思想,不斷學習,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進行更深層的研究與理解。

其次是以模仿文物的典型形象來實現文物“活化”。模仿論是許多藝術理論的出發(fā)點,《千手觀音》的編導張繼鋼曾經在創(chuàng)作時多次赴云岡石窟、上下華嚴寺、太原崇善寺等洞窟廟宇觀看壁畫造像,并得到啟發(fā),舞蹈的開場造型就來源于佛教造像千手觀音的典型形象;《唐宮夜宴》也是在參考了河南安陽張盛墓出土的隋代樂舞俑典型形象的基礎上,吸收了大量隋唐時期樂舞考古發(fā)現,塑造出了帶有強烈生活市井氣息的唐代樂舞;而《只此青綠》中的舞蹈,除了舞蹈身體造型的模擬以外,還運用頭飾的發(fā)髻、服飾的雙袖等,給觀眾帶來了山石、山的紋理、山間瀑布的想象。

第三個要素是借助文化想象,通過舞蹈語言讓文物“活”起來。如何讓靜止的“千手觀音”“陶俑舞人”“傳世名畫”舞起來?需要借鑒中國舞蹈身法規(guī)律,以及古代歷史文化的綜合素養(yǎng),通過編導的想象與創(chuàng)造力轉化為舞臺舞蹈。例如《絲路花雨》中的經驗是運用中國古典戲曲舞蹈中“欲前先后,欲左先右”的動勢規(guī)律,將戲曲舞蹈身體運動語言的邏輯,注入到敦煌壁畫舞姿形象中,讓靜態(tài)的敦煌壁畫造型“舞”起來;《五星出東方》從漢代織錦護臂展開歷史爬梳與文化想象,再現出了西域多民族交 往、交融的樂舞場面,舞段《燈舞》參考了今天西北少數民族民間舞蹈的“活態(tài)”遺存,用旋轉、扭胯、S形曲線動作,表現出古代西域樂舞的婀娜,使得舞蹈創(chuàng)作既不扁平地依靠想象,又兼具豐富的“活態(tài)”依據,既不喪失傳統(tǒng),又保持一定的創(chuàng)新。

古代詩詞與樂舞文獻也啟發(fā)著創(chuàng)作。唐代大量詩歌中均有對樂舞的描寫,例如白居易《霓裳羽衣歌》、元稹《胡旋女》、劉禹錫《觀柘枝舞》等,唐代樂舞廣泛吸收了多民族樂舞文化,淬煉出技藝高超與博采眾長的舞蹈名目?!赌奚延鹨赂琛分械摹帮h然轉旋回雪輕,嫣然縱送游龍驚”,以“轉旋”與“回雪輕”、“嫣然”與“游龍驚”的對比書寫,描繪出古代樂舞“剛柔并濟、形神兼?zhèn)洹钡娘L格特點,這些特點在《唐宮夜宴》《飛天》等舞蹈作品中均有體現;再如《只此青綠》中舞者通過身體模擬出群山層巒疊嶂的視覺畫面,恍惚間就有蘇軾《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陸游《游山西村》中“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舞臺之上群舞“峰巒”被賦予了人格化的特征,相信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編導也是受到詩歌的感染,用群舞“活化”出《千里江山圖》中山的靈性與生命力,透過舞蹈使得觀眾體會宋人在天人合一之境中,通達的人生感悟。

從再現到表現:文物“活化”的舞蹈創(chuàng)演嬗變與局限

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文物“活化”的舞蹈創(chuàng)演嬗變主要體現在身體語言、內容題材、表現形式三個層面。

身體語言方面,主要體現在從《天女散花》的戲曲動作表達,到《飛天》的舞蹈化語言,再到《絲路花雨》《踏歌》為代表的舞種語言,最后是以《只此青綠》《唐宮夜宴》為例的“去舞種化”的嬗變過程。內容與題材方面,早期內容多是以人表演“神”,例如舞者表現飛天形象;第二個階段是通過“神”的形象來塑造人,如《絲路花雨》中的英娘形象等;第三個階段是表演文物中的“世俗人像”,依據文物對古代世俗樂舞的想象而創(chuàng)作,如《踏歌》《唐宮夜宴》等;第四個階段是以人來表現“物”,例如《只此青綠》(表現古代繪畫中的山)、《駿馬圖》(表現畫家筆下的馬)等。表現形式方面,一開始運用“長綢”表現飛天的形象,主要以抒情為主,通過獨舞、雙人舞等小節(jié)目形式呈現;從敦煌舞誕生之后,發(fā)展出相適應的舞蹈語言為敘事服務,有獨舞、群舞、舞劇等多種形式;最后是以現代舞劇《蓮花》、舞劇《只此青綠》為代表的重構形式階段,編者力圖超越固有的身體表達與角色限制,重視文物背后的歷史、精神與情感,為當代人與歷史之間建立超時空連接。

雖然作品形式與類型多樣,但是也面臨一定的挑戰(zhàn)。主要體現在敘事模式的創(chuàng)作想象力不足等方面,基本上采用“博物館奇妙夜”的敘事模式,即是從“文物——復活——文物”的形式,使得很多作品只停留在“再現”階段,而沒能進入“表現”層面。同時對于古代不同時期的禮樂文化精神的體現不夠,史學理論應與舞蹈實踐更加緊密地結合,在當下構建中國舞派時,從文物實例中探討中國古代舞蹈的真實面貌如何?或能否透過舞蹈研究與藝術實踐,挖掘各鄰國與各民族之間早已有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藝術交流?這都應當成為當代舞蹈人不懈的追求與努力。

(作者為西北師范大學舞蹈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