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說“大俠”
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金庸是武俠小說一代宗師，他在15部小說中，構建了異彩斑斕的武俠世界。金庸小說為什么讓人一讀再讀？
嘉興是金庸出生地、少年成長地，是金庸的“文學原鄉(xiāng)”。金庸的人生體驗和鄉(xiāng)愁又是如何投射進小說的？
金庸小說從連載開始，經歷“六變七版”。新修版是如何修訂的？
江南周末記者獨家專訪中國武俠文學學會會長劉國輝、金學研究名家陳墨、金庸關門弟子盧敦基、金庸在浙大的助理何春暉，聽大家說說“大俠”金庸。
陳墨：金庸是幾百年中國文學史第一會講故事的人
（文學評論家、金學研究名家）
“金庸是一個不世出的天才，是幾百年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會講故事的人。小說的深度或高度突破武俠小說的天花板?！?/p>
從不讀金庸，到研究金庸小說文本，到參與金庸小說修訂，陳墨說，金庸小說沖擊了他對文學史的認識，改變了他的文學觀念。他曾受人民出版社之邀寫作金庸傳記，被金庸拒絕，后來也曾拒絕金庸寫作傳記的邀請。
江南周末：您曾說，雅文學和俗文學的概念是我們談論金庸小說的一座大山？
陳墨：金庸小說實際上不是完全的雅文學，也不是完全的俗文學。它起源于武俠這種類型小說，但其深度或高度突破武俠小說的天花板，升到雅文學空間里去，但又不是純粹的雅文學，根基還是俗文學中武俠類型。
金庸小說創(chuàng)作與眾不同。
很多作者找到一個配方就不斷生產復制，金庸先生每部小說都在實驗和探索新的寫法，按照雅文學的方式來創(chuàng)作俗文學。
他不斷修改、完善，不斷向經典化靠攏。香港學者邱健恩在剛剛發(fā)表于《明報月刊》的文章中說，金庸小說經過“六變七版”。
江南周末：金庸先生修訂《神雕俠侶》時，曾因您10萬字修改意見而暫停印刷，他在修訂過程中不斷與您溝通。你們溝通的重點是什么，能不能說說其中的故事？
陳墨：我參與金庸先生部分小說的修訂，寫了超過50萬字修改意見。
2002年，張紀中拍《神雕俠侶》，請我做文學顧問和劇本統(tǒng)籌。金庸先生出新修版《神雕俠侶》，他給張紀中寄來校樣。我看后，寫了我對修訂的看法，沒想到被張紀中轉給在澳大利亞的金庸先生。我記得那天凌晨1點，金庸先生給我打電話，覺得我的意見有參考作用，希望幫他看看后面三十幾回。我發(fā)了很多Email給金庸先生。
此后，《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等，金庸先生也把校樣寄給我，我看后再發(fā)Email，他再定稿，變成慣例。
我們有很多溝通和爭論。
比如他最棒的作品《天龍八部》，段譽就像釋迦牟尼出家前的喬達摩王子，是深具慧根的人間佛子，在新修版中，他親手把段譽拉進世俗，成為凡夫俗子；王語嫣是書之精靈，他親手把她打落凡間，變成追求長生的凡俗女子。
我多次申訴，覺得年邁的金庸先生在傷害盛年金庸的杰作，我們不斷地“打官司”，來回三四次。出乎意料的是，他老人家跟我討價還價。他聽取建議，刪除新修版《天龍八部》后面上萬字補丁《洱海歡歌》，但堅持保留對段譽的修改，理由是要根據人性，服從現(xiàn)實。
段譽兩頭為難，他要娶王語嫣就必須公布惡人之子的身世。然而，我認為三個主人公雖都是惡人之子，一念慈悲都能自我超度，也能超度別人，這才是《天龍八部》最偉大的構想。
當然，這個權利是他的，他是金庸，是書的作者。
江南周末：您曾說過，有的書很好看，但不耐看，金庸小說開頭就好看，越看越好看。金庸小說區(qū)別于其他小說的地方在哪里？吸引您一看再看的原因是什么？
陳墨：這是一個核心問題。我看了很多武俠小說，通常的武俠小說只有一個維度：傳奇。梁羽生的新武俠小說增加了第二個維度：歷史。金庸小說從創(chuàng)作開始，特別《射雕英雄傳》這部真正的成名之作，增加了第三個維度：成長。三個維度合一，成就金庸小說特別的魅力。在郭靖的成長過程中，金庸先生關于人性的體驗和思考，加上歷史和傳奇的張力，空間不斷拓展，結構非常嚴謹，故事更加精彩。
更了不起的是《天龍八部》，以及之后的《笑傲江湖》《連城訣》《鹿鼎記》等，金庸小說又增加第四個維度：寓言，這是很多純文學小說家都沒有達到的成就。
這四個維度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給了他小說巨大的張力。我讀《天龍八部》20多遍，最簡單的問題，《天龍八部》到底是什么？我說不出來，也說不透徹。
我這兩天才想明白，《鹿鼎記》有四個名字，代表著四個維度?！爸鹇怪性?，是歷史的維度；“鹿鼎山奪寶”，是一個傳奇的名字；“鹿鼎公記”，是鹿鼎公韋小寶人生成長的維度；第四個寓言的維度，叫“人為鼎鑊，我為麋鹿”，我們每個人都在鼎鑊中，受文化的制約，所以《鹿鼎記》是反武俠小說，是文化小說。
所以，我認為《天龍八部》和《鹿鼎記》這兩部書是曠世杰作。
金庸小說不是線性的，也不是平面的，甚至不是簡單立體的，它有很多平行空間。這就是了不起的金庸小說。
江南周末：您曾答應人民出版社寫金庸傳記，但因金庸先生拒絕而擱淺。后來，他邀請您寫傳記，又被您拒絕。金庸先生已離去，您還會寫金庸傳記嗎？
陳墨：當時很多出版社邀請我寫金庸傳記，一開始我拒絕了。后來，人民出版社邀請我時，我答應了。但金庸先生拒絕了，說陳墨先生不了解我，怎么能寫我的傳記？
金庸先生發(fā)生轉變是在2003年，我發(fā)表《1959年：金庸小說“革命”的開端》，我從傳記研究的角度，把金庸小說《神雕俠侶》的寫作、《明報》的創(chuàng)辦和金庸人生的重大轉折，聯(lián)系在一起來討論。
2003年嘉興研討會期間，金庸先生約我聊天，我們聊得很深，說了很多他從未發(fā)表過的經歷、故事，也聊了他的情感。
他希望我能寫傳記，并提了三點約定。
前兩條我都能理解，但第三個約定是寫完傳記要經他審查過目。我尊重金庸先生，但我不能接受。我的想法是要保持傳記作者的獨立性，傳主來審定，會影響我的獨立判斷和分析。
可能，我那時也信心不足，害怕被金庸先生強大的氣場所淹沒。再加上我已確定新的學術方向，實在抽不出時間去寫傳記。
回頭來看，我深感后悔。那些約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跟金庸先生有更長時間、更深入的交流，聽他口述經歷，解釋創(chuàng)作理念。哪怕不寫傳記不發(fā)表，至少金庸先生的人生經歷和豐富的內心留在這個世上。
我今后不會寫金庸傳記。我曾托人和金庸家人及秘書溝通，想看看金庸先生的筆記，他們都很為難，好像也不想公開。如果沒有第一手資料，再寫也不會比已有傳記更好。我希望的并不是要出傳記，而是希望無論用哪種方式，把金庸先生口述的記憶和豐富的內心信息留下來，那才是無價珍寶。只怪我年輕氣盛，跟金庸先生擦肩而過，現(xiàn)在永遠沒有機會了。
江南周末：金庸先生的女兒曾說，她的父親小說中有他的影子和傳記的信息在里面。你也曾分析，楊過身上有金庸的影子，您覺得金庸是如何映照在他的小說中的？
陳墨：1959年金庸先生離開長城公司，創(chuàng)辦《明報》，寫《神雕俠侶》，在論文《1959年：金庸小說“革命”的開端》中，我分析了《神雕俠侶》的楊過跟金庸先生的幾點相似之處：都曾兩次被退學，都對父親情感復雜，關鍵證據是，金庸先生跟池田大作對話中說，年輕時性格非常沖動，甚至偏激，楊過也是如此。
寫作《神雕俠侶》實際上是金庸的自我療救，治療他內心深處的傷痛，之后，他才敢真正面對自己，接受真實的自己，從而變成成熟、健康的金庸，勢不可擋。
金庸先生筆下很多人物都投射著他的人生體驗，他可以是任何一個人，郭靖是他向往的人物，郭靖的價值觀也是他的價值觀，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江南周末：在您心目中，金庸先生是怎樣的人？
陳墨：是一個不世出的天才，幾百年來中國文學史上或者文化史上第一會講故事的人。
他故事的價值遠遠比我們所估價的和想象的多得多。故事才是稀世珍寶，是人類的精神食糧，是文學、史學和哲學的共同源頭，沒有文字的時候就有故事存在，金庸先生提供了這套稀世珍寶，他對人性有非常深的洞察。
江南周末：金庸百年誕辰，嘉興提出“金庸先生的文學原鄉(xiāng)”的概念。他的小說里留下很多嘉興痕跡，您覺得“文學原鄉(xiāng)”對他來說是怎樣的概念？
陳墨：“文學原鄉(xiāng)”有兩個層面。顯在層面，包括你剛才說的小說中的明顯印記，譬如“江南七怪”，也許“江南七怪”武功不那么高，但每個人都是大寫的人，他們身上那種尊嚴和守信，是金庸先生對家鄉(xiāng)人的充分肯定。他的情感還有隱性的存在，包括那些他沒提到的文化名人及對他的文化滋養(yǎng)。
毫無疑問，嘉興養(yǎng)育了金庸。他的文章中，甚至閑聊中，都提到家鄉(xiāng)對他的人格養(yǎng)成，對社會歷史的評判，有著無形的影響。
隱性的存在比顯性的表達價值更大。
你如果把金庸先生的全部文字找出來研究，他在各個門類的論文和隨筆，小說后記、回目等，或直接或間接提到家族和家鄉(xiāng)。這都是孕育天才非常重要的部分。
南湖的水，煙雨樓的風，嘉興這塊人文沃土養(yǎng)育了這樣一個天才，當然值得驕傲，也值得家鄉(xiāng)人去發(fā)掘、去證明、去講述。
劉國輝：當下我們更需要俠義精神
（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現(xiàn)為中國武俠文學學會會長）
“作為中國的文化精神，（俠義精神）一直源遠流長?！?/p>
從20世紀80年代初作為金庸等武俠文學作家的讀者，到后來的出版人和研究者，劉國輝可以說是中國新派武俠小說這一文學潮流的參與者和親歷者。
金庸誕辰百年系列紀念活動，中國武俠文學學會是支持單位，在紀念活動新聞發(fā)布會上，劉國輝談到弘揚金庸武俠文化的謀劃和設想。其中，他提到了“俠客夢”，也提到了要“不斷挖掘金庸武俠的文化價值”。
江南周末：金庸小說進入內地是20世紀80年代，到了90年代，作為一個文化現(xiàn)象的“金庸熱”已經逐漸形成。從您的視角來看，金學的形成是怎樣一個過程？
劉國輝：我是1982年在天津南開大學讀大學時，讀到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第一部是《射雕英雄傳》，書是同學的姑姑葉嘉瑩從港臺帶回來的繁體字版。
大陸最早出版金庸作品，應該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但是我沒有看到過那個版本，是科學普及出版社廣州分社出版的，再有就是當時的報刊連載。
金學的形成，有特殊的機緣：1949年后幾十年間，武俠小說在大陸基本處于絕跡的狀態(tài)，但在港臺地區(qū)一直保持一脈，20世紀50年代還形成了新派武俠小說。改革開放后，港臺武俠小說進入大陸，金庸的武俠小說因為文學水平高，給讀者一個強烈的沖擊和震撼，形成一個閱讀的熱潮，被高度關注。作為文學現(xiàn)象，引起評論家的研究，又經過學院派的號召，最后形成金學的熱潮。像馮其庸、嚴家炎、陳墨等，他們一直在研究金學。當然了，說到底，如果沒有金庸的小說寫得好，也不可能形成金學。
江南周末：我們讀金庸小說，會覺得他的小說里有歷史小說、言情小說的影子。您也在出版領域做過很多年，在您看來，與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舊派武俠小說、五六十年代的新派武俠小說相比，金庸小說為何更有生命力？
劉國輝：為什么金庸先生成為大家，為什么武俠小說能“登堂入室”，獲得方方面面的接受，就是因為金庸武俠小說超越了前代所有的武俠小說，它已經不單純是武俠小說。
金庸先生的偉大，在于他在生前，就靠自己15部小說為通俗文學正名，在他活著的時候，就被評為20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王一川先生當年評20世紀小說家的時候，給他列為第四位（編注：僅次于魯迅、沈從文、巴金）。
像你說的，言情的、歷史的、傳奇的這些因素都融到金庸武俠小說中，為什么大伙喜歡看？見仁見智，橫看成嶺側成峰，他的讀者從上到下，各個年齡段的人都有。每個人都從他的小說里讀出自己的感覺和認識，這就是經典。他把通俗的武俠小說變成了經典文學作品，從小說藝術的角度看，無論是人物塑造的豐滿立體、作品結構的復雜宏大、語言應用的形象精準等，還是作品里所蘊含的思想性，都達到一個全新的高度。
江南周末：金庸先生也寫出屬于中國人的武俠精神，“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俠義精神。中國人骨子里面對俠的認同，也可以說是跨越了階層和年齡。
劉國輝：俠義精神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種，也不能說是中國獨有的，但中國人更注重俠義精神。
秦以前春秋戰(zhàn)國時期，就強調俠義精神，中國傳統(tǒng)的五德中，“仁義禮智信”中的信，作為中國的文化精神，一直源遠流長。金庸小說中，把這個精神上升到“俠之大者，為國為民”這個高度上。
江南周末：金庸先生曾說過一段話，大意是，我用中國語言寫中國故事。金庸、古龍這些新派武俠小說家等，特別強調俠作為個人的價值、立場和追求。
劉國輝：用本民族語言寫本民族故事，這是所有的作家之選。金庸小說既繼承傳統(tǒng)的一方面，在藝術上，吸收了很多西方成熟小說的創(chuàng)作手法和藝術手段，這也是金庸先生這一代新派武俠小說之所以跟舊派武俠小說有很大區(qū)別的原因。
江南周末：很多人讀金庸小說都讀到了鄉(xiāng)愁，不僅是他故鄉(xiāng)的風物，還有像長城黃河，屬于中國人共同的鄉(xiāng)愁。
劉國輝：每一個作家都對自己的故鄉(xiāng)眷戀，尤其像金庸這樣遷居香港，他對故鄉(xiāng)的懷念很深。
古代所謂“近鄉(xiāng)情更怯，不敢問來人”。故鄉(xiāng)有他的親人，他骨子里的東西，他的文化、他的情感都是從故鄉(xiāng)那塊土地生長出來的，但他見不著，一年二年三年四年，故鄉(xiāng)的情積累得越來越多，他就用筆墨來反映，由于真切深沉，也吸引到更多的讀者。
江南周末：所以金庸小說不僅是故事之書，同時也是情感之書。他的作品里，您在情感上被深深打動的是哪本？
劉國輝：金庸很多作品都不知不覺涉及海寧，涉及嘉興，涉及故鄉(xiāng)最多的，首先是《書劍恩仇錄》，以海寧的陳閣老為故事的重要起源。包括乾隆被困在六和塔里頭，包括在看西湖盛大“文藝”演出，包括故鄉(xiāng)的一些民俗，我覺得這些都充分體現(xiàn)了金庸對故鄉(xiāng)的懷念。
從《書劍恩仇錄》一直到《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包括寫醉仙樓，寫煙雨樓，他有意識把一些武俠中的約會安排到嘉興、到故鄉(xiāng)，一方面是他熟悉這里；另一方面也寄托了他的希望，希望更多的讀者，不知不覺通過閱讀小說，了解他的家鄉(xiāng)、認識他的家鄉(xiāng)。
江南周末：北大的陳平原在《另一種大俠精神》中講過，金庸有很強硬的內核，一生不服輸，面對非議，他笑傲江湖、特立獨行，這便是大俠精神的精彩呈現(xiàn)。您同意陳老師的說法嗎？
劉國輝：他確實有俠義精神，這點毫無疑問。無論是他在小說中張揚這種思想，還是他自己在工作中創(chuàng)辦《明報》，為家鄉(xiāng)捐款，做這么多好事……這些當然都是一種基本俠義精神的體現(xiàn)。
江南周末：俠義精神在當下的意義是什么？
劉國輝：其實“俠”這個字最早的本意是輕財和輕生，這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后來它的含義越來越豐富。在當代，我們當然需要俠的精神。
比如說助人為樂，比如說一個老人倒了，有人去扶起來，比如說看到別人生活不好，我們去救助，比如為受害者伸張正義，這些都是廣義的俠義精神。3月5日是學雷鋒紀念日，從某種角度，雷鋒舍己為人也是一種俠的精神的體現(xiàn)，當然雷鋒有更高的共產主義理想。
社會應該提倡弘揚俠義精神，在和諧社會文明社會里，我們每個人能為別人做一點事兒，不在大小，而在于有這么一顆愛別人的心。俠的基本精神是利他，我們能為別人做一點事，我們有滿足感，我們有自豪感。
盧敦基：他小說的經典化已經完成了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員、金庸關門弟子）
“金庸讓不同的讀者去喜歡不同的小說，然后組成一個空前巨大的讀者群?！?/p>
在他心目中，這是老師最厲害的地方，也是他的文學跟別人的文學不同的地方。35歲那年，盧敦基第一次見到金庸。41歲那年，已經是教授的他成了金庸的關門弟子。在他心中，金庸小說的經典化已經完成了。
江南周末：請談談第一次見到金庸先生的情景。
盧敦基：第一次知道先生的武俠小說，是1981年我去黃山旅游。前座男人低頭苦讀金庸，不理女伴的拉、扯、嗔、怒。黃山歸來，有同學神秘兮兮地給我一冊書，正是《書劍恩仇錄》上冊，作者為金庸。讀了兩三頁，真好比林黛玉讀《西廂記》，直覺“辭藻警人，余香滿口”。
第一次見到金庸先生，是十多年后了。
1997年春，他為浙江大學中文系設立獎學金。我素喜金庸，名聲在外。那天是4月4日，上午在浙大舉行儀式，我的大學同學、系主任徐岱讓我代表發(fā)言。下午在杭州植物園草地上座談，氣氛特別輕松，參加者以青年教師為主，我提了兩個久思不解的問題。
其中一個是，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情節(jié)發(fā)展總是出人意料，但又合情合理，這些情節(jié)是怎樣寫出來的？有小報說：先生寫作，碰到寫不下去的難關，便召集眾友，讓大家談情節(jié)發(fā)展的設想。夜深人散，先生下筆時，卻避開所有人的建議。
金庸先生聽罷大笑：“那怎么可能？哈哈哈哈！”我后來才知道，當時辦報、經營，他的寫作只能放在忙完諸多雜事之后，很多時候排字工人候在門外，哪來這么悠閑？
先生風度很好，思維非常敏捷，說的是南方普通話，對待青年非常和藹，回答問題恰到好處。
金庸小說作品質量很高，但當時社會評價沒有這么高，對我來說，有研究的必要。我在撰寫《金庸小說論》過程中，遇到問題向他請教，先生很快委托秘書給我回信解答。兩年后的同一天，我的《金庸小說論》初稿寫完。
江南周末：2003年，您成為金庸先生的博士生，他是如何指導您的？
盧敦基：當時，我已經41歲，已經是正教授，卻還沒有博士學位。我崇拜他的武俠小說成就，想多接觸接觸他。我記得考卷是他從香港傳真過來的。
第一次是正式上課，他講了差不多兩個小時，是對三個學生的小范圍授課。后來再上課，就沒有這么正式，一般他從香港飛過來，住在賓館里，把我們喊過去，喝咖啡，問學業(yè)，評時賢，也答疑解惑。
我記得博士論文開題報告交給他時，金庸先生閱后，寫下長篇批語，提了很多意見，指出研究方法方向。那是一封手寫的長信，非常細致。
江南周末：作為一位學者，您怎樣看待金庸小說，您最喜歡他的哪一本書？
盧敦基：喜歡哪本書，作為愛好者，這個問題很好回答，但作為研究者，我的態(tài)度比較多元化。金庸先生講過一句話，人家經常會問他哪個小說寫得最好，他覺得是長的比短的好，后面的比前面的好，但很多讀者不同意，我很喜歡他們的不同意。
這句話他講得真好。
江南周末：今年是金庸先生的百年誕辰，嘉興的學術交流活動，您受邀參加，打算談哪方面的話題？
盧敦基：我主要談的就是你剛才提的問題，最喜歡哪一部小說。金庸先生的方法是讓不同的讀者去喜歡不同的小說，然后組成一個空前巨大的讀者群。我覺得他的想法非常多元化，很少有作家能夠做到用不同的人物和故事來吸引不同的讀者。像他這樣大師級的作者，能夠寫出不一樣的人不一樣的故事，不一樣的讀者會喜歡他，這是他最厲害的地方，也是他的文學跟別人的文學不同的地方。
江南周末：您對金庸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在您心目中，他是怎樣的人？
盧敦基：“華山論劍”我印象比較深，對他現(xiàn)場應付復雜問題的能力，特別佩服。
2003年，金庸先生受陜西邀請“華山論劍”。他希望是一次文化人之間的對話，沒有太多的商業(yè)廣告。他吃飯、坐車、住宿都自己掏錢。
10月8日，他連闖三關，登上華山。當談到今天之俠時，金庸先生說自己不是俠，“俠要犧牲自己利益，主張公道正義，打抱不平，就算傾家蕩產，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他說自己做不到，但他坦然承認自己有俠氣，性格剛強，要是被別人壓迫，則絕對不會屈服。
四場論畢，正在直播的活動中，有人超越安排，宣傳自己，滔滔不絕。氣氛尷尬，大家束手無策。這時，金庸先生說：“這位先生的問題我聽懂了，讓我來說一下……”他向主持人要過麥克風，談笑之間巧妙地解決了問題。在場的人，無不佩服先生的應變能力。
我最佩服的肯定是他的寫作能力了，在歷史上長久留存的也是他的文學作品。
他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大師，這是沒有疑問的。10年前，我不一定敢這么判斷，但現(xiàn)在他的作品被廣泛喜愛，在不同場合被不同的人引用。譬如奧密克戎流行，很多段子都出現(xiàn)金庸元素。這也是一個象征，我認為他小說的經典化已經完成了。
我在一篇追憶文章中曾借用晚清吳汝綸談其恩師曾國藩的一段話：“文正公之為人，非一世之人，千載不常遇之人也?！?/p>
簡單說來，在我眼中，先生當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持續(xù)綻放異彩。他不僅創(chuàng)造了中國武俠小說的高峰，而且他的武俠小說完全以現(xiàn)代思想為內核，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
如果按中國文學批評的最高標準——雅俗共賞，先生的小說毫無疑問已在杰作之列。試問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又有誰能夠以筆下的人物、故事、詞匯、場景等，如此直接、如此頻繁地進入大眾生活？先生的作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自1955年以來，已超過一個甲子，超越“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輪回。
何春暉：看破放下自在，他是一個參透人生、參透世界的人
（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副教授，策略傳播系主任，金庸浙大任職時的院長助理）
“他讓我看到這個世界的博大，也看到了這個世界的有趣。”
金庸稱她“春暉小妹”或者“春暉小友”，她稱呼金庸“大師兄”或“查先生”。1999年，金庸擔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首任院長。能成為金庸助手，是她一生之幸。他們曾經與金庸相約，陪他去黃山，完成夢想，但最終未完成，留下遺憾。
江南周末：您曾經寫過一封信記述您和金庸最后一次相見，談談當時的情景？您在信中自稱“小妹”，平常您是怎么稱呼金庸先生的？
何春暉：他稱呼我“春暉小妹”，有時也稱“春暉小友”。我們都稱呼他“查先生”，有時也稱“大師兄”。
我最后一次見到他是2014年7月。
我們曾經相約，陪他去黃山，因為他沒去過黃山，一直有一個登上黃山的夢想。當時，我們說，就是抬也要把他抬上光明頂。
然而，2007年他辭去院長一職，受聘擔任名譽院長后，我們雖有電話聯(lián)系，卻一直沒看到他本人，陪他去黃山的約定也成了終身遺憾。
那天，我們來到他在香港太平山頂?shù)募抑?，查太給我們開的門，說春暉他們來了。
當時，查先生的老年癡呆已經變重了，他被扶著入座，人微微胖一些，也有可能是有點浮腫，還是跟以前一樣，笑瞇瞇的，很儒雅的樣子。
我們匯報工作的時候，他還是點頭笑瞇瞇，但我們明顯感覺到反應和對話已大不如前。令我感動的是，他居然還記得我，能叫出我的名字，他還能寫我的名字，只是“何春暉”三個字，他已經不能并排寫在一行上，字與字之間也疊在一起了。
當時我心里特別難受，這么一位睿智、淵博的人，老天為什么那么早就收走他的這些記憶。
告別的時候，他非要叫阿姨扶著到門口送我們，這個場景我現(xiàn)在都歷歷在目。
真正的最后一次見到他，是2018年11月12日追悼會上送他最后一程。我看著他，那樣安靜地睡著了。靈堂正中“一覽眾生”的橫幅是他的好友蔡瀾題的，對聯(lián)是他自己寫的“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紀念冊封面的“看破放下自在”是他自己的字，我的理解是，像他這么聰明絕頂?shù)娜耍瑢ψ约旱暮笫驴隙ㄓ兴紤]，我覺得他是世間那個最參透人生、參透世界的人。
江南周末：金庸先生對您有何影響？
何春暉：“看破放下自在”，這六個字對我影響特別大。一個人，如果真的能夠做到，是幸福的，也是寧靜的。
他讓我看到這個世界的博大，也看到了這個世界的有趣。他的那些故事不僅是武俠小說，也包括他的人生體驗，讓我們能夠多一個視角去看這個社會。
閱讀他的文字，先生的文心俠骨是力透紙背的，他的俠骨柔情、家國情懷，與我于世間都是巨大的精神財富。
江南周末：您對金庸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是怎樣的人？
何春暉：他經常說是我們的大師兄，對我們來說，他既是長輩，也是大師兄，特別慈祥、和藹可親。他從沒有說，我是院長要來指導你們，他對我們所做的工作都很信任。
這么多年我唯一一次看到他發(fā)火，是有人利用他的名義去賺錢。他說，你們搶錢也不是這樣搶的，君子愛財，要取之有道。他特別愛憎分明，也是堅守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人，眼里容不得沙子。
他才思敏捷、知識廣博，關愛年輕后輩，是一個特別俠骨柔情的大家。
他曾到我家做客，和我先生相談甚歡，我真沒想到，一個人文的學者，居然和他這個工科人，談自動化、談電子科技。查先生通曉人文地理歷史，博大精深，他好像無所不知。他的思維不僅停留在人文世界，也非常關注社會、經濟、文化、科技發(fā)展的趨勢。我記得有一次他還和我先生聊起人工智能，老先生當時已經80多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