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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讓情感和想象駐留在密林深處 ——訪鄂溫克族作家烏熱爾圖
來源:文藝報 | 王 妍  2024年04月03日07:04

烏熱爾圖

烏熱爾圖,鄂溫克族,童年生活在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尼爾基鎮(zhèn),受漢族、蒙古族、達斡爾族等多民族文化的滋養(yǎng)。1968年底,他回到敖魯古雅的使鹿鄂溫克分支,在長達十年的森林狩獵生活中造就了獨特的思維方式和感知世界的能力。這片土地也成為了他文學創(chuàng)作的沃土?!兑粋€獵人的懇求》《七叉犄角的公鹿》和《琥珀色的篝火》連續(xù)獲得1981年、1982年、1983年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短篇小說《老人與鹿》獲得1988年首屆全國優(yōu)秀兒童文學獎。1985年,任中國作家協(xié)會書記處書記;1990年,他返回呼倫貝爾生活。1990年代末開始,烏熱爾圖及其創(chuàng)作被越來越多的學者關(guān)注,并被寫進了當代文學史。烏熱爾圖被評論家稱為“鄂溫克族的第一代作家”“聰慧的文學獵人”……他出版多部中短小說集、隨筆集及文史類作品,其作品被譯為日文、英文、俄文等多種文字在國外發(fā)行。近日,內(nèi)蒙古民族大學教師王妍對烏熱爾圖進行了專訪。

《琥珀色的篝火》,烏熱爾圖著,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年12月

《琥珀色的篝火》,烏熱爾圖著,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年12月

“在大興安嶺的密林中,只要你說出一條小河的名稱,鄂溫克人立馬就會知曉你的具體方位”

王 妍:從1976年開始,您用原名發(fā)表處女作《大嶺小衛(wèi)士》,至1993年發(fā)表《叢林悠悠》后終止了小說創(chuàng)作。其間,小說書寫多圍繞鄂溫克族“森林狩獵生活和人民的歷史命運”,以及森林中的生靈。王愿堅先生也曾評價您“把詩的意境、畫的氣韻和音樂的旋律都溶進了小說”。您能談一談當時的寫作狀態(tài)嗎?

烏熱爾圖:我在森林里生活多年之后,成長為一名成熟的獵手。到了1973年,我擔任了敖魯古雅鄉(xiāng)的宣傳干部,這期間接待了許多來此采風的記者和作家,他們鼓勵我把鄂溫克獵人的故事寫下來,于是我開始嘗試寫作。當時能找到的書刊很少,我先是讀了一部童話,后來是一些短篇故事,這段閱讀經(jīng)歷影響了我創(chuàng)作之初的結(jié)構(gòu)方式,我喜歡用短小精悍的故事來表達自己的感受?;仡櫘敃r的寫作狀態(tài),實際上有很多潛在的東西,譬如情感的來源和生活經(jīng)驗的累積,這些都與我童年的經(jīng)歷有關(guān)。我是在嫩江河畔長大的,小時候非常貪玩,整個小學期間每天都要到河里去游泳。那時候,我迷戀荒野山川,整日到河套里玩耍,與大自然融為了一體。這種忘情地玩耍,對早期智力的發(fā)展十分重要。

王 妍:是的,與大自然建立情感聯(lián)系的奇妙感受,延續(xù)到了您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構(gòu)建了一個迷人的天地。當時您除了玩耍,也特別愛讀書吧?

烏熱爾圖:讀小學的時候家里沒有什么藏書。記得在四年級的時候,我覺得自己認了一些漢字,可以自主讀書了,便把閱讀的愿望告訴了父親。記得是一個星期天,父親領(lǐng)我到旗里的圖書館去借書。到了那我才發(fā)現(xiàn),我根本不知道要看什么,只是隨便找了一本兒童故事書,書名早就忘記了。雖然我閱讀愿望是挺強烈的,但不好意思再麻煩父親,畢竟他工作很忙,所以我就再也沒有去借過書。到了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我的造句和作文竟得到班主任的夸獎,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鼓勵。

王 妍:對于研究者而言,作家的處女作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您的處女作展示了森林中狩獵民族的生活細節(jié),語言也很有詩意。那篇《大嶺小衛(wèi)士》雖圍繞抓特務的主線,但不乏靈動的童趣,為當時的文壇吹來了一股清新的風。我發(fā)現(xiàn)在您的小說中,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一些具有標識性或充滿象征意味的動物意象。例如,您剛開始寫作時,多次出現(xiàn)小鹿、松鼠、狗這些比較柔軟、靈動的小動物,而且您對馴鹿和熊也顯得尤為鐘愛。這些動物意象有什么特殊的意義嗎?

烏熱爾圖:在我看來,寫小說要把文化的厚度和獨特性表達出來。在初次寫作或描述具體生活的時候,自然而然地會寫到一些動物,小動物以及大的野生動物。事實上,民族題材是有其特殊性的,鄂溫克族的文化屬于狩獵文化,與游牧文化有些區(qū)別,我們離不開森林里的動物,所以特別在意挖掘和利用動物的象征意義。細說起來,首先關(guān)注的是鹿,這里指的是野生馬鹿,例如鄂溫克薩滿頭上佩戴的就是鹿角。在鄂溫克語中,如果直譯過來的話,是把雌性駝鹿稱為“母親鹿”。其次是熊,鄂溫克族人有時借用祖父、祖母的稱呼來指代公熊和母熊。在鄂溫克族的傳統(tǒng)文化中,這些動物都是被尊崇的對象,而這些傳統(tǒng)的習俗已經(jīng)十分古老了。

王 妍:此外,森林、小河、雪也是您小說中常見的自然意象,尤其是“河”在您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比如,《森林里的孩子》里的小孩、《鹿,我的小白鹿》里的老人,名字都叫“別日坎”(鄂溫克語“小河”的意思);在《琥珀色的篝火》里,您寫到小河旁邊就是“家”,在《越過克波河》中兩個獵人以克波河為界,來劃分狩獵的區(qū)域。河流在鄂溫克人心中有什么特殊意義?

烏熱爾圖:河流在鄂溫克民族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過去他們是沿著河流往返、遷徙,認為自己是被河流養(yǎng)育的。因此,鄂溫克人習慣使用居住地的河流來區(qū)分彼此,例如,他們喜歡用“雅魯河的”“輝河的”“根河的”來稱呼自己、區(qū)分彼此。鄂溫克人常向河流祈禱,并向河流祭拜,沿著河流遷徙,在日常生活中依靠大大小小的河流來定位,比如“克波河左岸”“額爾古納河右岸”等等。在大興安嶺的密林中,只要你說出一條小河的名稱,鄂溫克人立馬就會知曉你的具體方位。

《七叉犄角的公鹿》,烏熱爾圖著,民族出版社,1985年12月

《七叉犄角的公鹿》,烏熱爾圖著,民族出版社,1985年12月

“那十余年的獵民生活不僅成為我小說創(chuàng)作的源泉,也鑄就了我觀照世界的視角及思維方式”

王 妍:您的名字烏熱爾圖是鄂溫克語“森林之子”的意思,您的小說多是寫那片神秘的森林,以及淳樸、善良的獵民,卻對自己的家庭、父母,還有童年生活涉及得不多,這有什么特殊原因嗎?

烏熱爾圖:我是在莫力達瓦一個半山區(qū)的城鎮(zhèn)里長大的,又在草原城市海拉爾待了幾年,由于特殊的原因突然回到森林里生活,那時真是什么都不懂,一切都要從頭學起。剛開始的時候確實很難,那里的獵民不太會講漢語,有的會說一點也是磕磕巴巴的,當時我又不太會說鄂溫克語,交流有些困難。但他們都非常善良,不但不嘲笑我,反而手把手、耐心地教我。這一切都促使我要讀好狩獵文化這本大書,而森林確實也是一個博大的母題,一般人很難踏足密林深處,更不用說把森林琢磨透徹了。所以像阿斯塔菲耶夫的《魚王》,能把西伯利亞森林描述得如此形象、寫得那么有深度,就很難得。

父親和母親的教誨,對我而言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他們作為我身后的精神力量支撐著我的生活與創(chuàng)作。我的性格、人生的追求,還有精神氣質(zhì)一類的東西,比如堅韌、不怕吃苦這些品質(zhì),大多源自我的父母。回過頭來看,我描述現(xiàn)實生活的作品確實少一些,不是我回避書寫自己的家庭,其實我做了一些準備,但一直沒有琢磨好切入的視角,再后來我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斷、興趣轉(zhuǎn)移,一些寫作計劃也就放棄了。

王 妍:您說到“回到森林生活”,“回”字這一深情的詞匯體現(xiàn)了您對森林的歸屬感。事實上,那個時候您是作為知識青年去了陌生的環(huán)境,但小說中沒有身為知識分子的自我投射,很多作品中主人公就是一個獵人。在同時代的作品中,很多作家都表現(xiàn)出擺脫鄉(xiāng)村、走出山野的愿望,以及衍生的“出走”“追尋”的主題,但您在作品中從來沒有表現(xiàn)出走的意向,似乎您從未想過離開那片森林。

烏熱爾圖:是的,我之前沒想過要離開森林。17歲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是個一無所有、茫然無知的青年,在外面已經(jīng)找不到一條生路,只能退守到父母的身邊,我當時只有求生的強烈欲望。那個時期我雖然被當成“知青”,但我知道自己的腦袋里什么知識都沒有。我作為“返鄉(xiāng)”的青年,被分到敖魯古雅鄂溫克族的狩獵生產(chǎn)隊,它的名字很響亮,叫“東方紅獵業(yè)生產(chǎn)隊”。這是一個以狩獵為主的鄂溫克族的生產(chǎn)隊,之前沒有接納過知識青年,他們卻破例接納了我。接納我的原因,無疑是因為我是鄂溫克人的后代,雖然父親那時還沒平反,但他在這里工作多年,留下了很好的聲望。

回到鄂溫克人的懷抱,這段經(jīng)歷對我個人來說非常重要,一些磨煉和考驗也是自然而然發(fā)生的,我沒有退路,更無從逃避。在很短的時間里,嚴酷的自然環(huán)境就讓我脫胎換骨,讓我感覺猶如重生。而那些淳樸善良的獵民們,他們對我的呵護和厚待用語言難以表達,真是讓我永生難忘。在短短的幾年間,我長大了,并學習和掌握了在林中生存的技能,變成了一名手持獵槍的、真正的獵手。之后,那十余年的獵民生活不僅成為我小說創(chuàng)作的源泉,也鑄就了我觀照世界的視角及思維方式。時至今日,我仍然保持著一個獵人的心態(tài),讓自己的情感與想象駐留在密林深處。

說到底,在那個年代,生活中給你的感受和啟發(fā),要遠比書本上的東西深刻得多。那段時間,敖魯古雅密林中所發(fā)生的各種事件和故事,我都目睹、親歷,并身在其中。雖然,當時我并沒有認識到這段經(jīng)歷的價值所在,當后來借用文字來搭建自己的小說世界時,這段經(jīng)歷就成為我的“大礦”,我的小說素材實際上就是從這“礦道”里挖掘的。我有關(guān)大自然與森林居民的描寫,雖說有點與眾不同,卻不是憑空想象的,那是以真實生活的體驗為依托的。

《沉默的播種者》,烏熱爾圖著,內(nèi)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年12月

《沉默的播種者》,烏熱爾圖著,內(nèi)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年12月

“通過文學來把握和表現(xiàn)人的心靈,來達到人與人之間心靈的溝通,尋求心靈之間的契合”

王 妍:如果我沒有記錯,《七叉犄角的公鹿》的結(jié)尾,應該是改過的,對吧?我第一次讀的時候,總覺得前后的情感基調(diào)不太統(tǒng)一??赡茏詈笫菫榱送癸@人性的光輝,還有自然與人之間、尤其是鹿和人之間相互感召的力量。但我感覺繼父性格轉(zhuǎn)變得過于突兀,所以我特別想知道您原本的結(jié)局是什么。

烏熱爾圖:寫這個小說的時候,我還沒有從特定年代的陰影中走出來,所以在故事的原稿中有情感宣泄的因素。前面我們說過鄂溫克民族對鹿、熊的特殊情感,但對初學打獵的人而言,狩獵過程也是一個人身心成長的過程。我個人積累了一些打鹿的經(jīng)驗,對生活在密林中的鄂溫克人來說,這是生活的必然。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跟一位成熟的獵手學打獵,那是一個秋天,天地間一片黃金色。那天晚上我們在山腳下休息,就聽見野鹿在山頂上叫喚。第二天早上,我倆拿著槍悄悄地往前摸去,他還不時模仿著那頭公鹿的叫聲,剛踏進一片敞亮的樺樹林,猛然間迎面竄出一只野鹿,對著我們狂奔而來。只見它四肢強健,揚著高高的大犄角,渾身的皮毛油光閃亮、泛著紅光,就像一團閃電。它奔跑的速度實在太快了,我來不及反應,呆呆地愣在那里。但這頭鹿沖到離我們十來步遠的地方,卻猛地停了下來,來了個急剎車,隨后就地180度大轉(zhuǎn)身,向我們相反的方向逃走,那動作太美了……

王 妍:那就是一瞬間。

烏熱爾圖:是的,這個場景深深地印在我腦海里。說起來,《七叉犄角的公鹿》的第一稿,是1981年在文學講習所當學員時完成的,那也是我交的第一個作業(yè)。小說原稿的結(jié)尾,寫的是一個深秋,主人公“我”躲在一旁偷窺兩頭公鹿的決斗,不幸的是那兩個大家伙把鹿角緊緊地別在一起,分不開,最終一同跌落山崖慘死。我當初為什么要以這一悲劇的場景來結(jié)尾,現(xiàn)在看來,那都是特定時代留下的陰影,它噩夢一樣罩在我的心頭,驅(qū)之不散,影響了我創(chuàng)作上的立意與構(gòu)思。好在,在追求文學的旅途上我算是幸運的,我遇見了王愿堅先生這位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大家。在我入學進修之前,王愿堅先生已被聘為文學講習所的創(chuàng)作輔導老師,這樣一來,我們這些進修的學員有了與他近距離接觸的機會。在審讀我們手稿的過程中,王愿堅先生一眼就發(fā)現(xiàn),我這篇東西的結(jié)尾存在缺陷。后來在面對面輔導時,他耐心地例舉生活中的細節(jié),一遍遍地啟發(fā)我,并給出創(chuàng)作上的一些忠告。先生認為,這篇作品的結(jié)尾涉及人格分裂的問題,從整體看是缺少鋪墊而且難以把握。他認為那樣的思路,可以通過另一篇作品去完成。我默默地記下了他的分析與評判,花費了幾個月的時間來消化和理解,直到有一天,我突然來了靈感,就重新構(gòu)建了故事的情節(jié)和場景,整部作品也變得順暢而有力度。讓我沒想到的是,在我正式推出這篇作品不久,王愿堅先生隨即發(fā)表了評論《一支關(guān)于心靈的歌》,他用熱情、真誠、富有感染力的文字,肯定了我的這篇作品。

回過頭來看,王愿堅先生讓我領(lǐng)悟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真諦,就是要通過那些看得見的文字和細節(jié),寫出那看不見的內(nèi)容,也就是展示心靈的過程。按照我的理解,就是通過文學來把握和表現(xiàn)人的心靈,來達到人與人之間心靈的溝通,尋求心靈之間的契合。這些精神層面的指導、提攜,對我來說非常及時,而且十分必要。因為我們這一代人經(jīng)過了特殊的歷史,積攢了不少的情緒,這些都需要化解、轉(zhuǎn)化和升華。因此,我對這位有著熾熱心靈、修養(yǎng)高深的文學前輩,一直懷有無法忘懷的感激之情。

王 妍:《七叉犄角的公鹿》中的繼父、《琥珀色的篝火》中的父親尼庫,都是那種很“堅硬”的獵人形象。而且您在文中多次寫到“他是一個硬邦邦的獵手”“一個硬邦邦的人”,在情感表達和行為方式上,“他們”也都是硬邦邦的。此外,《七叉犄角的公鹿》跟《琥珀色的篝火》的結(jié)尾也有一些類似,都是父親背著兒子離開。

烏熱爾圖:是的,其實鄂溫克民族情感表達的方式和其他民族不太一樣,他們比較內(nèi)斂。有位鄂溫克族的老人讀了《琥珀色的篝火》,對尼庫抽打兒子的細節(jié)很有共鳴。在父親看來,兒子已經(jīng)長大了,他應該能夠掌握更多的生存技能。簡單一點說,在那個急迫的環(huán)境中,父親這一不輕不重的抽打,可以理解為是一種愛的宣泄,同時也是作為丈夫的尼庫對自己重病妻子的歉疚。

王 妍:《你讓我順水漂流》這部作品讓我非常震撼。鄂溫克族的最后一位薩滿卡道布老爹,他預測到自己大限將近,找了一片茂密的白樺林,然后在林子上搭個臺子,蓋了樺樹皮,躺在上面等待死亡。他預感到了自己生命的終結(jié),也感受到這片跟他生死攸關(guān)的森林將要遭受厄運,所以他選擇在森林消失之前結(jié)束自己的生命。

烏熱爾圖:寫這部作品時我想表達的東西比較復雜,主人公如果是普通人就會顯得不倫不類,所以我把主人公設定為一位薩滿,他有屬于自己的情感世界,思維方式與眾不同,行為上包含了一些非理性因素,這就顯得有點意思了。

“對自然環(huán)境的尊重與愛護,說到底,主要還是對生命體的尊重,包括對人類個體的尊重”

王 妍:阿來的《空山》里也寫了一個叫多吉的巫師,他也寫到生態(tài)破壞、森林消失,多吉用自己的犧牲阻斷了大火。而《你讓我順水漂流》中的卡道布大喊大叫了三天,那是在宣泄憤怒,也是在警示告誡。三天后,森林起火了,把動物、植物都燒毀了。那種在告誡中爆發(fā)的毀滅力量,非常震撼。但我發(fā)現(xiàn),您是在作品越寫越厚重的時候,突然不寫小說了。1993年,你轉(zhuǎn)向文化隨筆寫作,所以有評論家稱您的《叢林悠悠》為“天鵝絕唱”。我個人感覺,您的創(chuàng)作是戛然而止。

烏熱爾圖:你的感覺很對。當時我讀了威廉·??思{的《熊》,這讓我想起我們民族中流傳的一個有關(guān)熊的古老傳說,隨即我有了創(chuàng)作的沖動,并很快為讀者虛構(gòu)出了這個故事?!秴擦钟朴啤芬彩俏以诳简炞约?,大膽地運用了想象與虛構(gòu)。當確立了一個想象的目標,思緒就像野馬在狂奔,那林中的感受幾乎是奔涌而出。我把那些復雜的、甚至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感覺,一股腦地表達了出來。但當我后來遠離了森林生活,這一感覺的鏈條就斷掉了,想象力也開始減弱。

之前,我的文學創(chuàng)作也有過中斷。那是在1987年,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輩得了癌癥,他把我叫過去,希望我為他寫一篇自傳,我沒有理由拒絕。后來我花費兩年多的時間,以幾十位鄂溫克族的代表人物為采訪對象,采用口述史的方式追憶他們的人生歷程,記述他們與鄂溫克民族發(fā)展相關(guān)的經(jīng)歷,結(jié)集出版了《述說鄂溫克》。1993年之后的中斷,是因為老朋友李陀約我為《讀書》寫隨筆。雖然我寫小說的時候閱讀面比較寬,常翻閱民族學方面的專著,但要寫好文化隨筆,還要提出問題,要有理性的思辨,那就必須要靜下心來思考,我只能把小說創(chuàng)作暫時放一下。2000年前后,我?guī)状窝垰v史地理學家烏云達賚先生來呼倫貝爾,請他研究及解讀本地的古地名。在這項研究接近尾聲的時候,先生突然因病去世,他女兒將父親所有的遺稿、常用的工具書,一并轉(zhuǎn)交給我,我默默地收下了。之后,我沒有躲避,而是放下手中的寫作計劃,來吃力地研讀他的遺作,分析和把握他的學術(shù)觀點。后來,我編撰出版了《鄂溫克史稿》《鄂溫克歷史詞語》等專著,都是在傳播烏云達賚先生的學術(shù)觀點。那時我的觀念已經(jīng)發(fā)生了轉(zhuǎn)變,我意識到一個具有一定文字表達能力的人,置身于人口較少的族群,多年來一直被其呵護、滋養(yǎng),他是不能逃避所要承擔的文化責任的。后來,我轉(zhuǎn)向了對本民族歷史的研究,慢慢地與森林生活脫節(jié)了,離現(xiàn)實生活也越來越遠。從某種意義上講,我找到了提升自我并充實人生的一種方式。

王 妍:您對森林的那種歸屬感,對自然萬物發(fā)自內(nèi)心的敬畏、尊重、愛護和順從,展現(xiàn)了人與自然萬物所構(gòu)成的生命共同體。這些年來,自然生態(tài)文學比較火,作品主要圍繞逝去家園的“挽歌”、對人類掠奪行徑的“控訴”,以及對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呼喚”等幾個類別,您怎么看待生態(tài)文學?

烏熱爾圖:時代在快速變化,我之前描寫的森林其實也變化了,已經(jīng)不再是昨天的森林了。如今,在我們的視野范圍,自然文學、生態(tài)文學開始興起了,正在形成創(chuàng)作上的一股潮流,或者說開始形成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個流派,這無疑是社會發(fā)展的需要,準確一點說,這是對進程之中的工業(yè)化社會的一個回應,也是一種有益的補充。我們生活在現(xiàn)今社會的每一個人,都需要對身邊的生存環(huán)境有清醒的認識,要具有一種識別的能力,還要保留對生態(tài)環(huán)境衰變的痛感,為了子孫后代必須要保持這份敏感,這樣才會獲得改變惡行并與之抗爭的主動性。對自然環(huán)境的尊重與愛護,說到底,主要還是對生命體的尊重,包括對人類個體的尊重,因此這是一個無法割舍的文學主題。

[王妍系內(nèi)蒙古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西部少數(shù)民族當代漢語小說創(chuàng)作主題研究”(項目編號23XZW038)、內(nèi)蒙古文藝創(chuàng)作基金項目“內(nèi)蒙古新時代現(xiàn)實題材文學創(chuàng)作研究(2012-2022年)”(項目編號WCJJ-2023-YJ40)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