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齊邦媛說到朱光潛
2024年3月28日，臺灣著名學者齊邦媛去世，享年100歲。消息迅速在網(wǎng)絡傳播，連續(xù)多日成為熱點。
2011年，她的自傳體的回憶錄《巨流河》甫在大陸出版，即一紙風行，引得諸多贊譽。書中關于她的恩師，我國著名美學家、教育家、翻譯家朱光潛的記述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筆者手里留有一封齊邦媛給她的同學、我的母親盧坤緹的一封信，其中蘊含了對她們的恩師朱光潛先生的深厚情感，從中引出了一段三位學生與朱光潛先生的故事……
齊邦媛的一封信
按說，《巨流河》的眾多熱心讀者中理應有我的母親盧坤緹，因為齊邦媛書中描述的武漢大學在樂山的生活與盧坤緹密切相關，何況她們還曾同窗三載。齊邦媛準備寫作之前，曾經(jīng)鴻雁傳書，特意向盧坤緹詢問有關朱光潛的資訊?？上?，2008年的一場大病擊垮了我85歲的老母親，《巨流河》在大陸出版時，她已經(jīng)無意識地在病床上昏睡3年了……
那是2000年元旦后，我母親突然接到一封臺灣來信，寫信人竟是失去聯(lián)系多年的同學齊邦媛。信中寫道：“……這是一封超越半個世紀的令你意外的信，從四川樂山到臺灣，我們由青春走到老年，竟在‘珞珈通訊’上看到你的那封信，讀到你在北大隨朱光潛老師及教學的經(jīng)歷……你大概是我所能聯(lián)系到最知道光潛師的人了，盼望你能給我一些指引，如何可以找到有關他的文字資料……暌隔的五十多年中，我處處感念在武大受教之情，想寫一生心路歷程……”
齊邦媛是武漢大學外文系1943級學生，與盧坤緹同系，低一年級。當時武大因抗戰(zhàn)西遷四川樂山，在校女生總數(shù)不過一二百人，都住在號稱“白宮”的同一宿舍（詳見《巨流河》書中描述），彼此結下姐妹情誼。1946年，時任武大教務長兼外文系教授的朱光潛辭去武大教職，應復員北歸的北京大學之聘，出任西語系主任，并請剛剛畢業(yè)的盧坤緹作為助教隨同北上，從此與齊邦媛作別。1947年，齊邦媛畢業(yè)后到臺灣大學任教，兩年后海峽兩岸隔絕，如同許多同學、親友一樣，她們失去了聯(lián)系。（在盧坤緹的通訊錄中，卻一直記著齊邦媛家的地址：北京東城大羊宜賓胡同三號，電話5·1246）
“珞珈通訊”是武漢大學在臺校友于20世紀90年代自辦的同學交流刊物，刊名取自武漢大學所在的武漢珞珈山，撰稿人大部分是古稀之年的校友。已在北京外交學院教職離休的盧坤緹輾轉讀到刊物，得知了許多同學的消息，感慨之余也給主編者寫了一封信，講述了自己畢業(yè)后的經(jīng)歷，不意被齊邦媛看到，由此恢復了聯(lián)系，盧坤緹盡己所能為齊邦媛提供了朱光潛的資料。
齊邦媛信中所說的“想寫一生心路歷程”，就是后來出版的《巨流河》，其中用了很大篇幅寫武大生活，特別是朱光潛親自邀請她從哲學系轉到自己門下讀外文系，以及她接受朱光潛教誨的種種情景。此時距她離開武大已經(jīng)60多年，而朱光潛作為影響她一生的四個人之一（其他三人分別是其父齊世英、初戀張大飛和大學者錢穆。齊邦媛的職業(yè)選擇和學術成就也得益于朱光潛），給她留下了終生不忘的記憶，由此可見朱光潛的人格魅力。
朱光潛愛生如子
其實，能夠為齊邦媛提供更多朱光潛資料的應該是我的父親張高峰，他與朱光潛交往更多也更深。先生對他的幫助并不限于傳道授業(yè)，更在他遭遇危難時施以援手和保護。張高峰終生感念朱光潛的厚愛，可惜他只比朱光潛多活了3年。
張高峰1940年插班入讀武大政治系三年級，朱光潛時任武大教務長兼外文系教授。當年許多學子對朱光潛的著作《給青年的十二封信》等推崇備至，能夠成為朱光潛的學生，更感榮幸。張高峰不時登門求教，從此交往近半個世紀。
由于入學前張高峰已是國際新聞社特約記者、入學后又應聘為重慶大公報西川通訊員，所以他在武大的課外活動多與新聞工作有關。他曾牽頭舉辦包括敵后及中共主辦報紙在內的“全國報紙展覽”，又在校內編發(fā)“新聞部隊”壁報，參加進步學生團體活動，并以真名在中共主辦的重慶《新華日報》上發(fā)表作品。他的這些活動引起了國民黨特務學生的注意和盯梢，并且被列入黑名單。
1942年春起，國民黨當局多次給武大校方下達對以張高峰為首的十數(shù)名“危險分子”加強監(jiān)視直至“強制離?！钡拿芰?。朱光潛作為教務長，完全可以“奉命行事”，照準執(zhí)行。但是，出于對學生的愛護，考慮到張高峰等即將于暑期畢業(yè)，因而一再設法拖延，直至考試結束才通知張高峰，當局有此密令，不得不勸他離校。張高峰十分感謝師長的保護，隨即離開樂山到重慶，應聘大公報戰(zhàn)地記者，去了中原。
兩年后的1944年9月，張高峰忽然重返武大，再次插班讀書。許多師生感到奇怪，張高峰為什么畢業(yè)兩年之后又回來當學生？這在武大是沒有過先例的。
原來，當年6月，張高峰從中原戰(zhàn)場報道豫湘桂戰(zhàn)役后回到重慶時，日軍已占領湖南，進逼廣西，桂林大公報被迫閉館，人員撤退到了重慶，報館一時人滿為患。于是張高峰由報館資助重回武大，同時兼職川西采訪報道。
張高峰能夠重回武大，批準人教務長朱光潛是承擔了很大風險的。這不僅因為1942年夏，張高峰是被強迫離校的，而且在1943年春，他從中原發(fā)回的報道《豫災實錄》披露河南災情，闖下大禍，導致大公報被罰?？?，他也在河南被捕，這些情況武大校方不會不知道?！扒翱啤奔印靶掳浮?，武大還能夠接納他嗎？他先給朱光潛寫信，探尋有無可能返校。按說，對于已經(jīng)畢業(yè)兩年，而且是“危險分子”的學生，朱光潛完全可以推脫、婉拒，但他卻很快給張高峰復信表示同意，并特意要他趁校長王星拱正在成都養(yǎng)病的機會，盡快前來報到。因為王星拱做事謹慎，如果事先知道，可能不會批準。于是，張高峰回到樂山武大，插班入讀歷史系三年級。
張高峰到校后，注冊了學生資格，一度又恢復了“新聞部隊”壁報，再次引起官方注意。朱光潛特意提醒張高峰，你在教育部和樂山警備司令部是“掛了號”的“危險分子”，還是多讀書、少活動，免得找麻煩。朱光潛一片苦心，張高峰很是感激。那以后便很少再參加學生活動，課余時間都用于外出采訪了，直到一年后日本投降，奉召回重慶大公報工作。朱光潛面對自己的學生遇險境，不顧當局壓力，兩次施以援手，完全超出了他作為教師的職責，難能可貴。
“我不會離開北平”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朱光潛出任北京大學西語系主任，盧坤緹也隨先生到北大做助教。彼時，張高峰做大公報記者常駐北平，與朱光潛見面更方便了。
1946年夏，全面內戰(zhàn)爆發(fā)，朱光潛深感憂慮。每次見到張高峰，必詢問戰(zhàn)局，談論國是，哀嘆人民之痛苦不幸，抨擊政府之腐敗無能。1948年冬，解放軍開始包圍北平，南京政府派來專機，點名接一批教授南下，其中就有朱光潛。張高峰聞訊后特地去看他，朱光潛明白張的來意，主動說：“我不會離開北平。為什么要走呢？”他堅持留在北大，與師生共同迎接了新中國的誕生。
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美學界開展了一次全國性的大討論，實際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朱光潛美學思想進行“批判”。朱光潛以赤子之心積極地投入了這場論爭，他說，自己“不隱瞞或不回避我過去的美學觀點，也不輕易地接納我認為并不正確的批判……我開始認真鉆研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此，他在年近花甲時開始學習俄文，對照英文、德文、中文的不同版本研讀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著作，以準確理解其中含義。他還注意到，參加美學討論的某些人，對與美學相關的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缺乏基本常識，因此下決心翻譯一些西方相關重要著作，填補國內美學資料的空白。
1963年某日，張高峰陪同學、漫畫家方成去朱光潛家請教美學問題。朱光潛見到自己的學生很高興，一邊笑著問方成，你這個化學系學生怎么改行畫了漫畫？一邊拿出自己新譯的黑格爾的《美學》書稿借給了他。朱光潛說，他在用大部時間和精力翻譯西方美學經(jīng)典著作，爭取晚年給后人留下更多的研究資料。此后，張高峰調離北京，十幾年沒有再見朱光潛。
最后的歲月
“文革”結束后，張高峰重新工作。1980年初，他到北京訪友，特地到北大去看望朱光潛，那也是他們師生最后一次見面。朱光潛逝世后，張高峰在《人民日報》撰文紀念，追憶了當時的情景和后來的交往：
……先生不在家，朱師母奚今吾一時認不出我，問道：“你是哪一位？”我說：“是張高峰?！彼煮@異地說：“你怎么變成這個樣子了？”我也不知自己成了什么樣子，想來十年煎熬，必是“面目皆非”了！朱師母高興地親自為我?guī)?，去外語系辦公室看望朱光潛。進屋后，我邊說“張高峰來看您”，邊向朱光潛深鞠一躬。先生放下手中煙斗，慢慢站起來，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我能感覺到他激動的情緒。
“文革”中，這位大師級的教授被剝奪了教學資格，奉命去翻譯聯(lián)合國文獻……時隔十幾年，我們再見面，先生已經(jīng)八十高齡，我也年過花甲了。朱光潛告訴我：“從牛棚‘解放’出來以后，我又重理舊業(yè)，繼續(xù)中斷了多年的西方美學經(jīng)典著作的翻譯，現(xiàn)在已經(jīng)譯完了最難啃的黑格爾三卷本《美學》。”說著，先生露出興奮、欣慰的神情。
師生暢談，不知不覺間到了吃晚飯的時候。朱光潛邀我去吃涮羊肉，我不肯；又要師母到校內食堂買幾個菜回家吃，我也不肯。二老都已耄耋之年，怎敢叨擾。我恭敬地鞠躬告別說：“先生保重，我以后再來看望您和師母?！蔽丛?，那是我與朱光潛的最后一次見面。
1983年春節(jié)，我照例給朱光潛寄去賀年片，先生回贈了一本他寫的《美學拾穗集》，內頁寫著：“高峰老學友指正。光潛，1983年春節(jié)?！蹦悄?，朱光潛已86歲了。從字跡可以看出，他的手有些顫抖，但他不僅親筆題贈，而且包書紙上的地址也是他的親筆，由此推斷，包書紙也是他親手捆扎的。耄耋之人，自己能做的事決不麻煩他人，這就是朱光潛的美德，怎不令人崇敬！
1985年夏，聽說朱光潛病倒，我奉函問候，8月得朱師母信，說“先生去夏患腦血栓，兩次住院，未能康復，頭腦有時清楚，有時糊涂……先生這些年工作過于疲累，腦子受到嚴重損傷”。又說，醫(yī)生為他會診的結論是疲勞綜合癥，“朱光潛太累了”。
是的，朱光潛確實太累了。半個世紀以來，不論是在家里或辦公室，每次我去看他時，總是見他在桌前叼著煙斗，不停地讀、寫，特別是“文革”結束，年逾八旬的老人迸發(fā)出一股驚人的拼搏精神，在五六年之內翻譯、著述、校閱了400多萬字的文稿，其中有黑格爾的《美學》、萊辛的《拉奧孔》、維柯的《新科學》等西方美學經(jīng)典著作以及《美學拾穗集》《談美書簡》等，基本實現(xiàn)了他晚年的寫作計劃，豐富了美學研究的寶庫。即使這樣，他還說，需要做的工作總是做不完的。
1986年3月6日，朱光潛飄然而去，他把永恒之美留在了人間。
（本文作者為《工人日報》原副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