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崎市定、錢鍾書與清代學術(shù)的一樁公案
趙高、李斯以及秦始皇去世后的繼承危機，是《史記》最扣人心弦的故事之一。近來，因為北京大學藏漢代竹書《趙正書》的問世，這則故事又成了眾人矚目的焦點。比較《趙正書》《史記》有關(guān)同一事件的不同敘述，許多學者強調(diào)秦漢之際歷史書寫的豐富、多元，嘗試揭橥正史之外的真相，“解構(gòu)”司馬遷的一家之言，此皆拜新材料所賜，是二十世紀以來蔚為主流的“新證”之風。
回顧過去有關(guān)趙高、李斯等人故事的眾多討論，宮崎市定《讀〈史記·李斯列傳〉》是作者研究《史記》的一篇力作，其具有示范意義的許多見解，至今仍光芒四射。作者認為，《李斯列傳》的靈魂人物并非李斯，乃是堪稱“魔鬼化身”的趙高。對于司馬遷可能曾經(jīng)寓目，在《史記》中卻只有間接反映的許多文獻，作者做出許多大膽、微妙，且絲絲入扣的推測。具體而言，他認為《李斯列傳》背后的一個傳統(tǒng)，乃將趙高描繪成趙國的一個孤臣孽子，或謂“趙氏孤兒”：趙高在秦始皇去世后的興風作浪，目的是替趙國復仇。
北大簡《趙正書》的出現(xiàn)，為宮崎市定富有想象力的“假說”提供了一個檢驗機會。乍看之下，宮崎的觀點似乎不受《趙正書》支持：《趙正書》對趙高幾乎只字不提，所謂趙高乃《李斯列傳》靈魂人物的說法，至少從新材料看來，似乎沒有著落。以我所過目的《趙正書》研究而言，大多數(shù)學者對宮崎的意見不甚重視，或許此即原因之一。然而我的看法與此正好相反：司馬遷一定看過以趙高為中心的秦史故事，所以在《李斯列傳》才對趙高大書特書。這些秦史故事與《趙正書》是平行關(guān)系，都是司馬遷曾經(jīng)使用過的素材?！囤w正書》的出現(xiàn)，間接地為宮崎假說提供了一個極佳的佐證。
有意思的是，宮崎市定有關(guān)趙高故事的論點，涉及錢鍾書與清代《史記》研究的一樁公案，其中有許多難以厘清的疑點，值得深入探討。
縱觀宮崎市定《讀〈史記·李斯列傳〉》一文，作者從未提及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在《秦始皇本紀》下所抄錄的吳裕垂的意見。吳氏首先引述唐代司馬貞《史記索隱》的一段文字：“高本召諸公子，痛其國為秦所滅，誓欲報仇，乃自宮以進，卒至殺秦子孫，而亡其天下?！焙竺媸秋@然與引文有別的評論：“謂高以勾踐事吳之心，為張良報仇之舉云?！苯砸娛珍浽凇端膸煳词諘嬁返摹妒钒浮贰Ｔ诖藭硎椎姆怖?，作者的弟弟吳世宣對成書過程有一扼要說明：《史案》一書的寫作歷時多年，作者原無意公布，唯后受到程堃、翟湘、潘云谷等友人的鼓勵，吳世宣方始在1819年著手編輯，于1826年完工，并于同年刊定。共襄其事的吳氏家族成員尚有吳元音及吳簧等人。吳世宣提到，作者吳裕垂對此書的發(fā)表并不積極，只在刊登前夕才在個別篇章的題目下加一“刪”字，以示嚴謹。此書卷首尚有洪亮吉（字穉存，1746-1809）、張炯、阮文藻三人的序言，以及史炳、劉恒謙、叔炳宗三人的贈詩。其中洪亮吉無疑名氣最為響亮。他作于1805年的序言述及他和作者父親吳臺（字位三，1755-1834）的交往，又附有書信一通，凡此皆可參照洪氏年譜所收資料，亦可參考洪氏和吳臺合作的安徽地方志《涇縣志》（刊于1806年），包括書中所收的二人往來書信。
《史案》一書另有一個題作《歷代史案》的版本，“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有藏。此本沒有任何有關(guān)出版商或出版年份的交代。有意思的是，它錄有上述1826年刊本的阮文藻序言的大部分，唯作者署作吳穀人（即吳錫麒，1746-1818）；又有上述史、劉、叔三人的贈詩，唯作者署作孫星衍（字淵如，1753-1818）、法式善（1752-1813）、潘世恩（1769-1854）。此本的兩篇序言，一篇署名紀曉嵐（1724-1805），一篇署名洪亮吉，但后者與1826年本洪氏所作一篇不同。卷首又稱此書乃洪亮吉、吳裕垂二人所編，紀曉嵐、吳穀人二人所訂。相較于1826年本，《歷代史案》本的幾位參事者都是清代最鼎鼎大名的人物，然而在洪亮吉之外，似乎沒有證據(jù)顯示它們與吳裕垂有任何實際關(guān)系。顯然《歷代史案》本列舉的人名都出自偽托，是出版商推銷的一種伎倆，即使署名洪亮吉的一篇序言也未必是他本人所作。紀曉嵐等人多活躍于十八世紀下半葉。假設他們的確參與了《史案》一書的編訂，為何較晚的1826年本對此只字不提，甚至將幾位名人的姓名替換過來？這顯然說不過去，說明《歷代史案》本的來歷很不可靠，其年份應在1826年以后。巴蜀書社在1992年出版由杜道生（1912-2013）、“蜀人”點校的《歷朝史案》，雖然不見任何有關(guān)作者、成書過程，以及版本的說明，根據(jù)的應是較晚的這個本子。
吳裕垂引述的《索隱》文字，皆不見今傳的各種《史記》本子，究竟他是從何得知的呢？如同過去許多學者（包括下文將論及的錢鍾書）指出的，吳裕垂的討論與趙翼（1727-1824）《陔余叢考》酷似。后者不僅引述文字完全相同的《索隱》文字（“高本趙諸公子，痛其國為秦所滅，誓欲報仇，乃自宮以進，卒至殺秦子孫，而亡其天下”），又有以下的評論：“則高直以勾踐事吳之心，為張良報韓之舉，此又世論所未及者也?！毕噍^之下，吳裕垂所論（“謂高以勾踐事吳之心，為張良報仇之舉云”）較為簡略，句末的“云”字更透露這是他對既有言論的概括或摘抄。或許吳裕垂《史案》此則的原來用意，只是記述《陔余叢考》所提供的一條“史料”。根據(jù)趙翼的序言，《陔余叢考》早在1790年既已完成，其實際撰寫應該更早，并非刊于1826年的《史案》所能比?？紤]到趙翼是當時最顯赫的學者之一，如果他的著作受到吳裕垂或其他學者的注意，可謂合情合理。相反的，如果說相對默默無名的吳裕垂，竟是趙翼的資料來源，這其中恐怕有不少情形是難以說明的。
如果趙翼《陔余叢考》是吳裕垂《史案》所引《索隱》佚文的來源，那么趙翼又是從何得知的呢？我們可以比較袁枚（1716-1797）《隨園隨筆》的一則札記：“古逸史載趙高為趙之公子，抱忠義之性，自宮而隱秦宮中，為趙報仇；張良大索時，即避高家，故得免難；《拾遺記》以高為有神仙術(shù)，子嬰煮之七日不死；想以其能亡暴秦，故史傳多宥而賢之歟？”袁枚和趙翼交情匪淺，他們的時代比1826年刊布的《史案》要早很多。當然，究竟誰先誰后，還需要具體辨析。首先，相較趙翼，袁枚對趙高故事的興趣所在，似乎更多是這些記載本身的奇特，而并非它們背后的史實。這一點可以從袁枚有關(guān)《拾遺記》的討論得知：趙高遭到烹煮，最終卻絲毫無損，顯然純屬虛構(gòu)，然而袁枚關(guān)注的是此則傳聞所反映的心理（“想以其能亡暴秦，故史傳多宥而賢之歟？”），其旨趣更接近一位細心搜集野史、流言、歌謠等非官方記述的現(xiàn)代文化史學家。附帶提到，《拾遺記》今猶傳世，一些相關(guān)問題值得另文處理，這里就不多說了。
在《拾遺記》之外，袁枚也提到所謂“古逸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關(guān)張良的討論。這一位《史記》人物已在趙翼《陔余叢考》中出現(xiàn)。如同熟悉《史記》讀者都知道的，張良、趙高的時代大略相當，然而他們在司馬遷筆下卻沒有任何交集。為何袁枚、趙翼都以二人相提并論呢？我認為這個不約而同的情形是所謂“冒煙的槍”，直指問題的癥結(jié)所在。
根據(jù)錢鍾書在《管錐編》有關(guān)《史記》的討論，所謂趙高故事之復仇主題的最早出處，乃是屈大均（1630-1696）的詩作《博浪行》，今人陳永正認為作于1658年。詩題的博浪沙是張良行刺秦始皇的地點，見《留侯世家》。有意思的是，如同趙翼、袁枚二人，屈大均也以張良、趙高并舉。全詩如下：
一聲震動驚秦始，猛過當年椎晉鄙。
山東豪俊盡生心，圯上老人應不喜。
英雄堅忍事方成，徼幸何須學慶卿？
副車誤中知天意，要使沙丘載臭行。
扶蘇不得作天子，總在沙丘龍一死。
可憐百萬死秦孤，祗有趙高能雪恥。
趙高生長趙王家，淚灑長平作血花。
報趙盡傾秦郡縣，報韓只得博浪沙。
首句“一聲震動驚秦始，猛過當年椎晉鄙”，描述張良和同伴暗殺秦始皇的行動，他們所使用的巨錘，在重量上超過《魏公子列傳》朱亥用以擊殺晉鄙的兵器。所謂“圯上老人”是傳授兵書給張良的神秘人物?！皯c卿”即荊軻?！案避囌`中知天意”指的是張良誤刺秦始皇的隨行馬車，以致行動失敗。兩處“沙丘”都指涉秦始皇病歿之事。扶蘇是秦始皇的合法繼承人，最終卻蒙冤身亡。此詩的最后數(shù)行將話鋒轉(zhuǎn)向趙高，首先指出慘遭秦人戕害的人數(shù)眾多，唯有趙高復仇成功：“可憐百萬死秦孤，祗有趙高能雪恥?！彼^“趙高生長趙王家，淚灑長平作血花”，出處應是《蒙恬列傳》，因為《史記》此段記載已指出趙高乃趙國貴族后裔：“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長平”指的是當年秦國擊潰趙國的著名戰(zhàn)役。最后一行是趙高與張良的對比：“報趙盡傾秦郡縣，報韓只得博浪沙”，然而也只是對比。在《管錐編》中，錢鍾書極有見地指出趙高故事本身所具有的一種諷刺意味，亦即趙高如此卑賤之閹宦，竟然只身一人，由內(nèi)向外地導致了秦的滅亡。屈大均所述可謂對此的有感而發(fā)，意思是趙高并非僅是一低賤人物，實際上背負了趙國的血海深仇，乃孤臣孽子是也。在此意義上，趙高與出身韓國丞相世家的張良有極高的可比性，最終甚至完成了張良無法完成的任務。
上述理解，如果不誤，可以允許我們?nèi)绱伺卸ǎ呵缶]有任何不為人知的獨家資料。相反的，他只是討論趙高故事本身所具有的一些內(nèi)涵，憑借的只有一名讀者的細膩和想象力。在此基礎(chǔ)上，我們可以將迄今為止的討論倒轉(zhuǎn)過來，按照先后做出以下的敘述。
首先是屈大均，他在清初首次提及趙高復仇的可能，依據(jù)的并非不見今本的《索隱》佚文或其他久已失傳的文獻記載，而是他本人對趙高故事的思索，目的是對比張良，因為后者才是他所作《博浪行》一詩的真正主題。此后，屈大均的作品受到了袁枚的注意。在屈大均的啟發(fā)下，袁枚也在《隨園隨筆》中以趙高、張良并舉，但他在有意無意間判定二人曾經(jīng)有過接觸，即張良刺殺秦始皇不果，為趙高所包庇的具體情節(jié)。與此同時，趙翼亦以趙高、張良并舉，但做法與屈大均較近，亦即以趙高與張良作為對比，而不是如同袁枚一般地認為二人有實際關(guān)系。換句話說，趙翼、袁枚都因為屈大均的影響而注意到趙高和張良的可比性，然而趙翼僅止于二人的比附，而袁枚則進一步地判定其實際關(guān)系。當然，趙翼也對這個問題的混亂做出了獨到的貢獻，亦即將訊息來源誤稱作《索隱》佚文。相較之下，因為趙翼有關(guān)《索隱》的謬誤更可能來自袁枚的“古逸史”（而不是屈大均的詩作），所以我傾向認為這個以訛傳訛的順序是袁先、趙后，而并非趙先、袁后。由此我們來到吳裕垂的《史案》以及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這在上文都已交代了。
幾點補充。這里指出趙翼誤將趙高復仇說的來源稱作《索隱》，應該相對較無爭議，因為趙翼的粗疏是廣為人知的。過去陳垣（1880-1971）即以趙氏《廿二史札記》作為史學方法的負面教材，相關(guān)講義見于后人編的《陳垣史源學雜文》。當然，陳垣并不認為這些疏漏足以掩蓋趙氏著作的偉大，這一點也是不容置疑的。如果說，趙翼因為一時誤記，將袁枚的“古逸史”寫作《索隱》，這是符合后人對他的認識的。
至于袁枚的情況，則稍微復雜一些，我認為大略有兩種可能：無心之過，或有意為之。
首先，可以考慮《隨園隨筆》同卷，距離趙高故事一則不遠處的另一則札記：袁枚根據(jù)《神仙傳》，記述項羽乃秦始皇與一龍女所生的荒謬說法。按：項羽此則故事不見明人所輯的今傳《神仙傳》，據(jù)我所知，倒是可以在一些與孟姜女傳說相關(guān)的民間故事中看到，過去這個領(lǐng)域的學者多有討論。很可能袁枚的來源不是《神仙傳》，而是他在十八世紀通過書寫或口述所接觸到的通俗故事。如果袁枚可以聯(lián)系秦始皇、項羽，認為前者乃后者生父，他以張良、趙高并舉，指出他們曾經(jīng)相遇，就一點都不奇怪了。如果袁枚可以將民間流傳的通俗故事誤認為《神仙傳》，他將屈大均詩作所揭示的一個想法稱作“古逸史”，也屬于情理中事。總的來說，袁枚的關(guān)懷從來就不在資料的占有、論析的精密、歷史的真實等十八世紀考證學奉為圭臬的學術(shù)準則，而在奇聞軼事的趣味、“以驚爆時人耳目”的感官效果。最后一句話來自與袁枚大略同時的王昶（1724-1806）《湖海詩傳》。王昶批評袁枚為人作傳不求精確，在許多細節(jié)上加油添醬，甚至不曾獲得死者家屬的授權(quán)。附帶提到，王昶又指出孫星衍對袁枚也有類似評判，不過據(jù)我了解，孫星衍和錢大昕等人都對袁枚懷有相當?shù)木匆?，這里為了避免枝節(jié)冗繁，就不多說了。
上述理解，如果不誤，那么有關(guān)袁枚的解釋就和趙翼如出一轍：二人都粗心大意，而差別或許只是趙翼在學術(shù)上受到較多的檢視，后人對他的粗疏早已見怪不怪。相形之下，袁枚以文學著名，過去大家不像看待考證學家那樣，對他的學術(shù)類著作抱著太高的期待，但這不意味一些技術(shù)性的問題就不存在。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考慮到另一可能，亦即袁枚于趙高復仇說的來源閃爍其詞，原因是為了隱瞞此說的出處。屈大均的著作，按照過去鄧之誠（1887-1960）所說，乃是清代查禁得最厲害的書籍，相關(guān)措施始于1730年，乾隆年間尤盛，正好與袁枚同時。在此大環(huán)境下，曾經(jīng)出仕過的袁枚不會留下任何有關(guān)屈大均的書面記錄，他的友人趙翼、洪亮吉亦是如此。然而袁枚肯定是知道屈大均的。在這里，與其嘗試論證這個可能，我認為提出以下方法論問題更有意義：當影響、相近思想、共同人生觀都因為外在因素而遭到刻意的埋沒，我們對眼前的第一手材料應該如何看待？這個挑戰(zhàn)如何克服？一些歷史空白，是否永無填補的可能？
這里提到的三位主要人物，屈大均、袁枚、趙翼，都是以文學著名的人物。相較另外二位，趙翼在學術(shù)方面亦有非凡的成就，然而后人多推崇其卓越的見識、敏銳的洞察力，而并非如同錢大昕、孫星衍那樣的精密、全面。這顯示趙高復仇的說法在一些文人之間所產(chǎn)生的共鳴，勝過一般的史學家或考證學家。在我看來，趙高故事自有其戲劇性的邏輯，在一定情況下就可能經(jīng)由讀者的苦心思索開展出來，形成議題，甚至傳統(tǒng)。對一些學人（俞樾、瀧川資言，以及今人辛德勇——一個絲毫不容小覷的名單），如此戲劇性的邏輯不見《史記》的字面表述，不妨直接否定。然而，在他人眼中，它就提供一個值得深入探索的契機，哪怕如此的探索沒有多少證據(jù)，甚至任何文獻的支持。于是論者劍走偏鋒，以可能不符學術(shù)規(guī)范的方式另辟蹊徑。對我而言，一個觀點是否成立，或者是否被人接受，其實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這個觀點是否引領(lǐng)你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境界，真正“引人入勝”。在我們學習現(xiàn)代學術(shù)的過程中，又有多少觀點做到這一點呢？
上面所作的，簡單地說，就是將所有面貌相同的記載都追溯到同一來源，基礎(chǔ)是幾位學人的時代順序以及他們之間的人際網(wǎng)絡，更重要的是各家論說的用字遣詞——通過文句的比對，嘗試推敲不同記載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熟悉錢鍾書《管錐編》的讀者可以看出我是如何受惠于這位最為淵博的學人。然而，對錢鍾書所揭示的各種材料，我也需要按照自己的方式進行重新的組合、排列。此外，錢鍾書沒有提到袁枚這個對我十分關(guān)鍵的環(huán)節(jié)。至此我的故事已大致說完，下面提一些錢鍾書也論及的材料。
譚獻（1832-1901）《復堂日記》載有歐陽軒的兩首詩作，其一題作《閱古逸史，趙高為趙公子，抱忠義之性，自宮為趙復仇，張良大索時，即避高家》。譚獻的討論又被平步青（1832-1896）《霞外攟屑》所征引。歐陽軒的時代不詳，或許與譚、平相去不遠。請注意歐陽軒詩的標題與袁枚《隨園隨筆》的措辭幾乎完全相同，他的依據(jù)應該就是袁枚。
孫星衍也提到所謂《索隱》佚文。呂星垣（1753-1821）《白云草堂詩鈔》錄有兩首詩作，其緣由正是孫星衍所出示的《索隱》佚文：“孫淵如示《史記索隱》戔言，知留侯博浪之逃，趙高匿之也。”這段記述近似袁枚所說，然而呂星垣將來源稱作《索隱》，而不是“古逸史”，顯示它是趙翼、袁枚兩種說法的混合，而或許這個情形與孫星衍有關(guān)。錢鍾書指出孫、呂和洪亮吉、趙翼一樣，都是江蘇常州府人。因為袁、趙比孫、呂年長，我推測他們的先后順序就是如此。
所謂《索隱》文字又有俞樾（1821-1907）《湖樓筆談》（見《九九銷夏錄》）的討論?？紤]到俞氏的時代較晚，他的信息來源應該還是趙翼。此外，繆荃孫（1844-1919）《云自在龕隨筆》提到胡興《周禮折衷》（不是宋人魏了翁的同名著作）。此書我雖未見，不過從繆荃孫的討論看來，胡氏所依據(jù)的也是袁枚有關(guān)張良藏匿趙高處的論述，其本身的價值也比較有限。
回到文章一開始提到的宮崎市定，為何這位日本的史學泰斗沒有評論所謂《索隱》佚文，這并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紤]到這段文字與宮崎提出的“趙氏孤兒”說的相似，如此的遺漏顯得特別奇怪。一個可能是宮崎沒有注意到這段佚文：或許因為他太專注在《李斯列傳》與其他《史記》篇章的討論，他錯過了瀧川資言在《秦始皇本紀》下所引的吳裕垂說。另一個更有意思的可能是宮崎本人對《索隱》文字有所保留：在他對吳裕垂沒有更多了解，對所謂《索隱》佚文沒有更多掌握的情況下——因為這意味著一個小規(guī)模的研究項目，就像本文所嘗試的那樣——他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搜集證據(jù)、提出論點?；蛟S這是我們都不陌生的經(jīng)驗：你在無意間獲得某個啟發(fā)，然而并非每個啟發(fā)都能清楚交代，以注腳出示。過去白一平（William H. Baxter）討論藏語對于上古漢語語音構(gòu)擬的作用，曾說這只是靈感的來源之一；如果占卜是另一可能來源，那又何樂而不為？有時候，靈感就是靈感，正因為它不易捉摸才難能可貴。宮崎或許知道吳裕垂引述的《索隱》佚文，或許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論述中發(fā)揮了詩人般的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因此我認為他延續(xù)了屈大均、袁枚、趙翼等人在清代所開啟，富有詩意的一個有關(guān)趙高故事的解釋傳統(tǒng)，是三者的“吾道中人”。
（北大的楊海崢、胡琦兩位教授在本文寫作過程中給我許多幫助，尤其胡教授提示我注意此前完全忽略的資料，和我討論相關(guān)問題，惠我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