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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彥的長篇小說《星空與半棵樹》，聚焦秦嶺深處“北斗鎮(zhèn)”的鄉(xiāng)土世界，筆觸綿密，交織著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現代主義藝術手法，生動描繪了安北斗、溫如風、孫鐵錘、草澤明等人在社會轉型期的沉寂、張狂與蛻變，深度挖掘了轉型期社會的各類問題，有急切直率、尖銳潑辣的批評，也有委婉醇厚、含蓄蘊藉的建議，有忍著憤怒的溫存，也有含著淚水的笑意。小說雋永深長，寓意深刻，是近年來少有的觀照現實的力作。

一、“樹”與“星空”：

人生隱喻與文化象征

“樹”在陳彥的作品中，一直是一個重要的意象。在《大樹西遷》中，蘇毅帶到西部的橘樹開花結果（與返回上海的橘樹只長葉不開花結果相比較），象征著交大一代學人在西部的落地生根。在《西京故事》中，樹一方面是故事推進的重要因子，如何處置老家的兩棵紫薇樹，是賣錢救急還是隱忍堅守，成為羅天成和羅甲秀父子矛盾沖突的導火索；另一方面，它們也是文化象征的符號，唐槐和看護唐槐的東方雨老人，代表著西京這個古老城市的文化堅守，曾經救命的紫薇樹，則是鄉(xiāng)土世界的文化精靈，是主人公們最后的歸宿。

《星空與半棵樹》中，“半棵樹”是推動故事前行的重要行動元。小說的第一幕即是北斗村僅剩的一棵大樹被盜。這棵古槐在村民溫如風與村長孫鐵錘的地中間，兩家積怨甚深，產權不清晰的樹得以在“大樹進城運動”中幸免。溫如風判定孫鐵錘勾結他人將樹盜賣，從向鎮(zhèn)政府討要說法，到因何首魁辦案不力而上訪，再到因上訪被打成重傷，直至奔赴省城、京城上訪，溫如風由此走上了一條“上訪專業(yè)戶”的道路。溫如風的同學安北斗則因與他相熟，受命解決其上訪問題，由此兩人便開啟了長時間的“量子糾纏”，圍繞著上訪與勸訪的辛酸苦辣、悲歡離合、波折紛亂，小說的敘事得以徐徐展開。在小說最后，溫如風終于在西京的別墅區(qū)見到了他的“半棵樹”，不由得“百味雜陳、百感交集”“哭得嗚嗚嗚地如秦腔苦音慢板一般滲人心脾、撕肝裂肺”。（1）大樹失而復得，生活卻已變了模樣。丟失、尋找、重獲，圍繞著半棵樹，小說敘事走出了一個圓環(huán)，但人生，卻走不出類似的圓環(huán)。為了半棵樹，溫如風失去了生活、家庭乃至性命的整個森林，安北斗也妻離子散、受盡白眼。人生的悖謬與荒誕竟至如此。

“半棵樹”亦是溫如風人物命運的表征。溫如風，本應人如其名，溫和如風，卻不知風也有多張面孔。所謂“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微風拂面是一面；所謂“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狂風卷集著烏云是另一面。溫如風，并非謙謙君子之“溫如玉”，其如暴風，有執(zhí)拗的一面，有“暴走”的一面。“半棵樹”被盜，財物損失到在其次，其關系的是溫、孫兩個家庭的前仇今恨，更關乎個人的尊嚴。而尊嚴，是鄉(xiāng)土世界極度看重的東西。于是，溫如風開始了他的上訪，開始了他“料峭如鍘面刀”的“暴走”，開始了他在城市里的游歷，一個卑微、邊緣又觸目驚心、略帶喜感的上訪故事得以徐徐展開。

老槐樹因“大樹進城運動”被盜，溫如風因老槐樹被盜而進城上訪。樹不靜，則風不止，大樹進城與溫如風進城、樹與風之間有著更加復雜的同構關系。離開了故土的溫如風失去了根基，一如離開了故土的大樹。進了城的溫如風并未能融入城市，無論是在西京還是在北京，他始終是城市的孤魂野鬼，一如本雅明所言的“游蕩者”，成為現代廢墟的收藏家和精神上的自我放逐者。離開故土的大樹可以通過掛吊營養(yǎng)液而異地重生，成為“游蕩者”的溫如風卒因車禍而客死他鄉(xiāng)?！按髽溥M城”與“上訪者進城”同途異歸，個中況味，值得深索。脫離了故土的樹可異地生根發(fā)芽（如《大樹西遷》中的橘樹），脫離了故土的人卻不再是彼時彼處那個完整的人，現代性的焦慮與總體性的訴求伏脈千里。

《星空與半棵樹》引用了康德的那句名言：“有兩樣東西，人們越是經常持久地對之凝神思索，它們就越是使內心充滿常新而日增的驚奇和敬畏：我們頭頂浩瀚燦爛的星空，還有我們心中崇高的道德律?！保?）“星空”是小說的另一個重要文化符號。小說中的敘事與康德的哲思、梵高的繪畫形成互文關系，共同指向一個更加神秘又更加高蹈的世界。這個世界，既是物質層面的，又更多的是精神層面的。如果說，樹代表著中國文化堅韌、厚重的一面，是向下生長的，是現實主義的，那么星空則代表著中國文化輕盈、靈動的一面，是向外延展的，是浪漫主義的。星空與大樹，兩相映照，令文化構成的多元性與復雜性得以彰顯。

當所有人盯著現實，盯著腳下，甚至盯著半棵樹錙銖必較的時候，安北斗仰望星空的舉動未免不合時宜，甚至滑稽可笑。作為北斗鎮(zhèn)屈指可數的大學生干部，安北斗最初仰望星空被認為是文人做派、名士風流，也是其俘獲楊艷梅芳心的重要助推劑。但當他升職加薪無望，陷入各種瑣屑工作之后，仰望星空則被視為不打糧食，不務正業(yè)，成為眾人群嘲的對象。安北斗觀星自有其一整套的文化邏輯和世界觀。如他勸導溫如風所言：“地球都是浩瀚宇宙的一粒微塵。你那半棵樹和牙花子，何值一提？”“只有這星空，才平等地屬于每一個人?！保?）小說透過安北斗的視野不吝言辭地贊美著星空，歌頌開闊、豐富而又深邃的天幕，使生態(tài)的主題呼之欲出。

人們對于星空的認識，也不盡相同。在盧卡奇看來，古典時代的一切都是確知的，星空也不例外，“對那些極幸福的時代來說，星空就是可走和要走的諸條道路之地圖，那些道路亦為星空所照亮。那些時代的一切都是新鮮的，然而又是人們所熟悉的，既驚險離奇，又是可以掌握的”。（4）這與前述康德的話并不一致，在康德看來，星空是外在的、高遠深邃的，道德律令則是內在的、內向深沉的，但它們同樣都是神秘而又令人敬畏的。星空不再是一個確知的、可以把控的東西，而是一個接近無限、不可觸碰的存在。因此，當深邃神秘的星空與復雜的道德律令相纏繞時，世間的煩惱已非仰望星空所能凈化，安北斗在行與思之間存在著一道道難題。

就安北斗而言，現實的磕絆遠比星空的深邃更令人難以琢磨，“有多深邃神秘的天空，就有多繁復善變的人性”，“這是一個永遠也探究不盡的空間”。（5）星空與人性纏繞交錯，非對立，也不割裂。如果說仰望星空是安北斗理想主義情懷的話，那么恪盡職守、勤勉工作則是他現實生活中更加積極和更有效度的一面，這兩者共同組合成生命的豐富性與復雜性：“仰望星空，他覺得無比幸福、快樂、感奮；回到大地，還有那么多親情和需要他幫助的人，腳下真的很實在。他覺得自己活得已經充實滿足了?！保?）作為一個基層公務員，安北斗處理計劃生育問題、處理叫驢死后的遺留問題、協調“點亮晚會”的運作、處理施工方和村民之間的矛盾，更是作為追訪人員和上訪者溫如風捆綁到了一起。小說借助安北斗的經歷將基層公務員所面臨的復雜事務和環(huán)境、挑戰(zhàn)與困境，生動細致地描述出來。作家將安北斗初進北京時的恍惚、在西京的不適感、甚至在縣城生活的不和諧，以及與作為城里人的孩子的疏離感描繪得入木三分，這里面既有現代性的焦慮，又糾纏著對城鎮(zhèn)化的疑慮，作家所思考的山區(qū)如何發(fā)展的“真問題”也草蛇灰線，若隱若現。由此，小說一方面在描述仰望星空的理想的安北斗，另一方面亦將腳踏實地的根性的安北斗描刻了出來。而后者，又未嘗不是大樹的象征意義。從這個角度而言，星空與樹，即理想與現實的交錯，才是生存的本真。

無論是溫如風，還是安北斗，小說的命名皆有隱喻意義。命名的焦慮，是現代性焦慮的重要子題，從“上帝死了”到“人死了”，對世界的不確定性認識，構成了今天人們思考問題的常態(tài)。當人們變成了蟲子（如卡夫卡筆下）和毛猿（如奧尼爾筆下）之后，以總體性原則去命名的問題更變得無從入手。于是，我們在卡夫卡的小說中看到了測量員K，在王小波的小說中看到了M和F。陳彥擅長以隱喻的手法，賦予筆下人物更多的符號性，論家早已辨識。（7）這種命名方式，既接續(xù)了當代長篇敘事的傳統(tǒng)，又開啟了一個更加廣闊的文化符號空間領地。與溫如風的名字一樣，陳彥同樣賦予了“安北斗”這一名字別樣的意義。安北斗，一是安于“北斗”，根性文化長出的參天大樹，不為外力所動；二是“安”北斗，也只有從這塊土地長出來的大樹才知道如何更好地去保護、發(fā)展它，而不是一本正經地瞎折騰。其他的人物，如孫鐵錘，一如鐵錘的暴虐；何首魁（何黑臉），讓人想到捉鬼的鐘馗；王中石，中流砥柱是也；孫仕廉，假廉潔真腐??；武東風，想得更多的是“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藍一方，因甘蔗酒而“爛一方”；南歸雁，因上訪而“雁難歸”；草澤明，每每令人聯想到流落山間的黑澤明。所有這些人物的命名，一方面是戲劇臉譜化的需要，并有所臧否；另一方面，也是作家有意編織的隱喻文化符號。從中，我們窺見了其對《紅樓夢》《水滸傳》等傳統(tǒng)文學文本的接續(xù)與揚棄。

二、從北斗到永安：

一個地方的微觀政治經濟學

安北斗和溫如風所在的村莊叫作北斗村，所在的鎮(zhèn)子是北斗鎮(zhèn)。這兩個地方都因地處秦嶺深處的北斗山而命名，而北斗山因酷似天上的北斗七星而得名。北斗鎮(zhèn)這個七八萬人口的小鎮(zhèn)歸永安縣管轄，永安縣則是省里一個“十三不靠”的小縣、窮縣。天上地下，秦嶺腹地，偏僻鄉(xiāng)村，邊緣城鎮(zhèn)，小說敘事的基本地理空間由此得以建構。類似于“流浪漢小說”的結構，小說借溫如風上訪的軌跡勾連起了西京與北京，其地理空間得以敞開與豐富，并與秦嶺腹地小鎮(zhèn)和鄉(xiāng)村兩相映照，共同建構了一個地方的微觀政治經濟學。陳彥以直面現實的巨大勇氣，為我們揭示了基層治理的難題。

《星空與半棵樹》沒有明確的敘事時代背景。從小說中使用的通信工具的變化來看（從傳呼機的使用到手機的普及），故事當發(fā)生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降。商品經濟日益發(fā)達，小鎮(zhèn)青年面臨著金錢的困擾。經濟變化與人心思變如影隨形，小說借孫鐵錘這個典型形象，揭橥了社會轉型期欲望的膨脹以及基層治理的矛盾性與復雜性。溫如風式的勤勞致富在孫鐵錘眼中不過是土里刨食，掙大錢和來快錢才是他心心念念的東西。起初，孫鐵錘在北斗村也只是小打小鬧，雖聚合了一群偷奸?；絽s也并未掀起風浪。他費勁心思地盜賣那棵樹也無非是因囊中羞澀，承包“點亮工程”，榨甘蔗酒，甚至克扣演出群眾的費用，也都未掙到大錢。事情的轉機來自小鎮(zhèn)修鐵路和高速公路，侄兒孫仕廉給他攬來了土石方的工程，使其一夜暴富。官商勾結，這正是孫鐵錘發(fā)家的秘密。/

在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之后，孫鐵錘也完成了其從“地頭蛇”到“暴發(fā)戶”再到“黑惡勢力”的人生轉變軌跡，“孫鐵錘由一個能人、強人，完全演變成了瞎蛋、惡人，如水之趨下，勢不可擋”。（8）混跡于西京城的各種高端場所，混跡于各種各類人之間，孫鐵錘做到了“開眼看世界”。他積極地融入這個城市，試圖按照城市的邏輯和資本的邏輯行事。一方面，他與手握大權的孫仕廉進行了深度捆綁，以整捆的人民幣和金條疏通了關系?！氨Ｗo傘”的存在，使他可以和縣上領導稱兄道弟，鎮(zhèn)上領導更是要看他的臉色行事，這滋長了他野心的膨脹，助長了其胡作非為的氣焰。另一方面，孫鐵錘掌握了資本運作的手段，進軍房地產業(yè)，通過其侄兒拿到土地開發(fā)權，開發(fā)“秦嶺后宮”項目，更加圈錢有術，并由此也成為全縣“十大優(yōu)秀企業(yè)家”。

手握政商界的重要資源之后，孫鐵錘也徹底完成了“黑化”。一如小說中所言，“‘能人’與‘強勢者’，一旦底線失守、約束廢弛，必然衍生邪惡的本質”。（9）養(yǎng)打手、開賭場、放高利貸、欺男霸女，動輒斷人手足、淫人婦女，肆無忌憚，他一路如奔馬出欄、洪峰出山。孟繁華將陳彥的小說定義為“新世情小說”：“所謂新世情小說，就是超越了勸善懲惡、因果報應等陳陳相因的寫作模式，而是在摹寫人情世態(tài)的同時，更將人物命運沉浮不定，融匯于時代的風云際會和社會變革之中。它既是小說，也是‘大說’，既是正史之余，也是正史之佐證。”（10）《星空與半棵樹》正是借助孫鐵錘這一北斗村的小人物，折射出了社會變革期的世態(tài)與世情。

孫鐵錘的發(fā)家史與西門慶的發(fā)家史異曲同工。明代世情小說《金瓶梅》為我們詳細講述了西門慶的發(fā)家史。西門慶本是清河縣一普通的商人，他攀附于權貴蔡京，通過利益輸送，換來了副千戶的職務，他又打通關系，拿到了“鹽引”，做起了官商和專賣，在短時間內積累了巨額財富。發(fā)了家的西門慶并沒有放緩斂財的腳步，他投機倒把、買進賣出，偷稅漏稅、損公肥私，在東平府呼風喚雨，放債營利，從一個“破落戶”發(fā)展成為一個豪門巨商的“暴發(fā)戶”。張檸分析過西門慶“女人—權力—金錢”的“欲望三角形”，認為其是西門慶“惡人之樂的堅固基礎”。（11）在孫鐵錘身上，這樣的“欲望三角形”同樣存在。作為北斗村村主任的孫鐵錘，牢牢把控了北斗村的沙石資源，廉價攫取資源，一本萬利卻又源源不斷，為他商業(yè)帝國的搭建提供了牢固的基石。因為孫鐵錘僅是一個村主任，在整個的政治生態(tài)中，甚至連一個“官”都算不上，各種的政策與制度并不能夠有效約束他，也就更加助長了他為非作歹的囂張氣焰以及高度膨脹的欲望。依附于“權力”，攫取“金錢”之后，孫鐵錘將眼睛牢牢盯在讓他最糾結的“女人”花如屏身上，征服花如屏，既是滿足自己的欲望使然，又是徹底打敗最大的敵人——溫如風的心理作祟。與西門慶一樣，孫鐵錘最終倒在了欲望膨脹的路上。他強搶民女，公然施暴，最終被何首魁擊斃。私欲的膨脹帶來私權的泛濫，又引來公權的制裁。由權力而金錢，由金錢而女人，由女人而權力，孫鐵錘也走出了一個“權力—金錢—女人”的“欲望三角形”。

當然，商品經濟帶來的欲望膨脹、私心泛濫只是一方面。小說也不遺余力地為我們描繪了經濟轉型期基層干部的困擾與進退失據。

從北斗到永安，各級基層干部倒也盡心盡力。基層工作任務的繁重、環(huán)節(jié)的繁瑣與關系的復雜，小說多有昭示。在一個沒有資源、沒有地利的山區(qū)小縣，北斗作為縣里倒數一二的偏僻小鎮(zhèn)，如何發(fā)展經濟、改善民生，是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南歸雁一心想讓北斗鎮(zhèn)“跨越式發(fā)展”，但這種“跨越”又談何容易！他找到的出路是“點亮工程”，將北斗鎮(zhèn)的七星山逐一點亮，打造“北斗七星”的主題晚會，作為旅游開發(fā)的一部分，以吸引游客，帶動經濟增長?！包c亮工程”帶來了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卻并未帶來經濟的飛升，反而給鎮(zhèn)政府留下了一屁股的爛債。南歸雁被調離以后，這一工程便無疾而終。續(xù)任的鎮(zhèn)長藍一方大力發(fā)展甘蔗酒產業(yè)，讓群眾毀田種甘蔗釀造甘蔗酒，因銷路不暢而激起民憤，憤怒的群眾點燃了政府大門。藍一方成了“爛一方”之后，灰溜溜地趁著夜色離開了北斗鎮(zhèn)。牛欄山主政時期北斗鎮(zhèn)的發(fā)展，反倒是靠了孫鐵錘?？可匠陨?，大基建需要土石方，孫鐵錘毀山挖沙實現了個人暴富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發(fā)展。但“孫鐵錘經濟”卒釀惡果，帶來了生態(tài)的大災難、債務的大窟窿，解決與填平尚遙遙無期。

與北斗鎮(zhèn)的三任鎮(zhèn)長相對應，永安縣也先后有過三任書記，王中石、武東風和南歸雁。有意思的是，小說對于“本土”干部（如王中石、何首魁）基本上持肯定態(tài)度，而對“空降”干部（如武東風）多持批評態(tài)度。王中石有著充分的基層歷練，對待溫如風的上訪態(tài)度是和緩的，處理問題（如評價“點亮工程”）能從大局考慮。武東風這一從關中大縣調來的書記本想大有作為，奈何面對永安的復雜環(huán)境左支右絀。他最愛鄭板橋的《墨竹圖》，“一枝一葉總關情”亦是他掛在嘴邊的話，到頭來卻也脫不了“求官”的俗套，以至于被孫仕廉利用，成為被圍獵的對象。實干與空談，兩相對照，蘊味深長。但他們又比西京的干部好太多，下來掛職的儲縣長在游山玩水、釣魚打牌、跳舞唱歌之余，還拐走了安北斗的老婆。孫仕廉本也是苦出身，在省城機關因姻親上位，后充當孫鐵錘的“保護傘”，成為小說后半部分左右時局的重要力量。從北斗村到西京城，小說從權力的毛細血管出發(fā)，一路溯流而上，對官場上的諸種情態(tài)，既有所渲染，又聯想豐富，既簡練含蓄，又耐人尋味，多從側面落筆，反而收到了睹影知竿的效果。

陳彥對他筆下的縣鄉(xiāng)官員們飽含著同情，他在設身處地地換位思考：對于一個資源匱乏、地處偏僻的落后地區(qū)而言，如何有效地發(fā)展？小說的最后，作家用寥寥數筆概述了北斗鎮(zhèn)的“安北斗時代”。在安北斗看來，“瞎折騰”比坐吃干等更可怕，因此，生態(tài)修復，重新審視“群山點亮”的問題，成為題中之義。他主張“保護純凈天空、發(fā)展生態(tài)旅游”，建設“星空最佳觀測點”。然而，這些舉措真的能解決問題嗎？作家似乎也并未給我們確鑿的答案。他只是提醒我們，鄉(xiāng)村振興尚任重道遠，地方治理困難重重，而鄉(xiāng)村人文價值的修復更是道阻且長。

三、“天道”與“人道”：

小說的生態(tài)觀與總體性

盧卡奇將小說視為“上帝所遺棄的世界的史詩”。（12）他認為在古希臘古羅馬史詩時代，人和世界是完整的總體，自我和世界是同質的，人對外在世界的認知是確鑿的，人是自我肯定的，不知道的東西歸位于神；而現代社會是衰變的，是疑問重重的，缺乏總體性，人對于外界的認識是不確定的，對自身的認知也是懷疑和自我否定的?，F代小說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作為史詩的延續(xù)，其被盧卡奇賦予了新的使命，表現為一種追尋生命本質、復歸總體性的嘗試?！缎强张c半棵樹》起初的敘事，讓人聯想到張藝謀的電影《秋菊打官司》和劉震云的小說《我不是潘金蓮》，似乎又是一個上訪的故事。但接著往后讀，就會發(fā)現陳彥給我們建構了一個更加復雜又更加真實的微觀世界。不同于《我不是潘金蓮》中劉震云對語言陷阱、言說障礙和世界不確定性的營造，《星空與半棵樹》以鄉(xiāng)土敘事為抓手，用解剖麻雀的方式，詳細剖析了一個小鎮(zhèn)在20年歷史進程中的變化，寄寓了作家對世事和人生的思考以及建構一個總體性世界的努力。

鄉(xiāng)土敘事一直是百年來的中國新文學史繞不開的問題。沈從文的湘西、孫犁的荷花淀、賈平凹的商州，均在風景的發(fā)現、詩性的表達上做足了文章。魯迅的未莊、柳青的蛤蟆灘、陳忠實的白鹿原，則在歷史的挖掘中、在批判的語境中滔滔汩汩。同樣是鄉(xiāng)土敘事題材的作品，《星空與半棵樹》面臨著新經驗和新問題。首先，作家用自然主義的手法描繪鄉(xiāng)土世界的瑣屑生活，將鄉(xiāng)土社會的日常生活原生態(tài)地呈現出來；其次，作家又用批判現實主義的立場去編織故事、建構敘事，有直面問題、解剖現實的勇氣和銳度；最后，作家通過“序幕”“四體”等戲劇元素的引入，以“貓頭鷹說”來觀照現實以及現實之外的荒誕空間，存在主義特色明顯。這三者的結合，共同營造了是作有諷有慨、蘊藉含蓄的復雜文本。

值得注意的是“貓頭鷹”這一形象在小說敘事中的特殊作用。其一，作品借“貓頭鷹獨幕劇”，為小說敘事引入了戲劇元素，小說與戲劇相得益彰，共同實踐著陳彥跨文體寫作的雄心。其二，作品借“貓頭鷹說”，從一種更加直觀而又理性的立場上反觀林林總總的現實，提升了小說的哲理性與敞開性，為小說提供了更多言說空間。其三，作為“不祥鳥”出現的貓頭鷹，也是推動故事發(fā)展的行動元，它的出現，既結構了故事，又給故事戴上了荒誕而又神秘的面紗，使小說在浪漫與寫實之外，開拓了一種新的藝術風格。貓頭鷹在小說中的作用，類似于諸多小說和戲劇中的傻子（如《李爾王》中的弄臣），他們往往是披著愚者外衣的聰明人，其通過一種魔幻的方式，提醒讀者注意故事發(fā)展的諸多可能性，甚或是顛覆性，從而以一種對話性的語言展現故事的開放性與未完成性。在這部小說中，“貓頭鷹”充當了社會現實的批判者與理性反思者角色，“貓頭鷹說”則借助貓頭鷹之口提醒人們解決現實問題的新思路與新方法，其與全文敘事緊密結合，以多聲部的形式，共同指向了一個總體性完整世界的建構。在這只金色的貓頭鷹看來，人類點亮群山的行為極度愚蠢，洞室松動大爆破造成的生態(tài)破壞是毀滅性的，使所有的動物都產生了生存的焦慮。貓頭鷹批判了人類的強悍霸凌、無恥掠奪，在它看來，人類只是萬千生命的一種，并不比別的動物高級，“人類認為他們可以操控一切，高貴于其他任何動生物，這是無知與自戀的表現”。（13）將人類僅僅視為生命共同體中的一員，這是生態(tài)美學的典型的認知，作家的生態(tài)觀亦可窺豹一斑。

草澤明是小說中的重要人物，寄寓著作者的精神理想。他是安北斗、溫如風、孫鐵錘等人的老師，亦是北斗這個地方的文化名人。草澤明這一形象，易讓人聯想到《白鹿原》中的朱先生，相同的是，二人都是典型的民間賢者和文化傳承者，是“鄉(xiāng)村良心”所在；不同的是，草澤明沒有朱先生身上的神秘主義面紗，他更像我們身邊的一個普通人，而非理想化的“神人”。草澤明無欲無求，讀曾國藩、陶淵明，讀《物種起源》和《瓦爾登湖》，也讀《老殘游記》和《綴白裘》。他認同曾國藩所講的“孝友、睦鄰、節(jié)儉、知書達理”，將其視為“維系一個村莊的根本”，但現實是“一村人的活法”“離這些越來越遠了”。（14）現實世界中的物欲橫流迫使他“道不行，乘桴浮于?！保嘶夭輳]過自己的悠閑日子。他讓安北斗養(yǎng)正氣、蓄志氣、固陽氣，這未嘗不是他自己一生的守則，是其做人行文的根本所在。

草澤明不信“天命”，但信“天道”，認為天道是最后的裁判。安北斗想請他說和孫鐵錘與溫如風的糾紛時，被當場打斷，草澤明認為，“人道是天道，沒人道了也就快了”，因此像孫鐵錘這樣的人“人不滅他，天都會滅他的”。（15）當安北斗詢問化解溫如風上訪之法時，草澤明點撥他要相信“至簡的天道”。當安北斗吐槽挖沙炸山所引發(fā)的一系列惡果之時，草澤明也僅是以滄海桑田對之，“萬物盛極必衰、物極必反，你要相信天道即人道，詭道也是大道”，（16）給安北斗以食古不化、麻木不仁之感。而當孫鐵錘于山間豎起以自己模樣鑿刻的佛像時，草澤明憤而進京上訪，只因這挑戰(zhàn)了北斗村“形而上的恒常大道與經久賡續(xù)”，一旦長期把這座雕像立起來，他認為“村將不村，人將不人，正會歪斜，斜會成正，善必從惡，禍害無盡”。（17）草澤明的上訪，引起高度重視，成為摧毀孫鐵錘利益集團的重要推手。小說的最后，草澤明領頭推倒了孫鐵錘的雕像。溫如風這個上訪專業(yè)戶未辦成的事情，被草澤明徹底解決，所謂的“盛極必衰，衰極必盛”大致如此，天道與人道的意義也由此彰顯。

在草澤明身上，我們看到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當下的賡續(xù)。草澤明的思想本身是復雜的，既有儒家經世致用的一面，又有道家逍遙無為的一面。他認為天道剛柔并濟、陰陽平衡，“《易經》第六十四卦說得好，世事看透了，無非就是剛柔相濟、陰陽平衡這幾個字。乾坤兩道，也無非是滿招損、謙受益的因果、克補關系”。（18）他反復強調，人道和天道，是同一的。在傳統(tǒng)的儒家學說看來，“仁義禮智信”都是“人之道”，是人所要尊重的社會道德行為規(guī)范，是對人的行為和本性的一種約束。《道德經》有言：“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痹诶献幽抢?，天道是公平的，人性是貪婪的，只有有道之士才能夠做到讓利與他人。這是在強調天道與人道割裂的一面。但天道與人道又是合一的，《莊子》有言，“天地與我共生，而萬物與我為一”，人們要順應自然，免除物我之別而融入天地之間。當《星空與半棵樹》通過層層敘事，對一個鄉(xiāng)土世界予以立體展示和批判之后，小說的價值取向也不難蠡測?！疤斓馈笔恰靶强铡?，“人道”是“半棵樹”。解決“半棵樹”的問題，在人為，在“人道”，卻也需順“天道”而為之。天道與人道的同一，本就是一個總體性完整世界的一環(huán)。小說借助貓頭鷹之口，訴說了對這一世界的認知：“豈不知諸事難料、變化萬千，老想博取點贊，往往收獲的就是一頓實錘亂磚；早上還在過壽，晚上嘎嘣完蛋；昨天還在臺上表演，吆五喝六，明天就被一繩捆去做了囚犯；一切都很薄脆，尤其是榮華富貴。榮譽、美好、靚麗、光鮮，比閃電短暫，比露珠易干?！保?9）與《紅樓夢》中的《好了歌》相比照，陳彥與前輩作家在精神世界和宇宙觀上的暗合也即呼之欲出。

注釋：

（1）—（3）（5）（6）（8）（9）（13）—（19）陳彥：《星空與半棵樹》，第646、555、32-33、426、693、649、651、567、97、98、504-505、620、407、5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3。

（4）（12）〔匈牙利〕盧卡奇：《小說理論》，第19、79頁，燕宏遠、李懷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7）李震：《紀實之維與隱喻之光——論陳彥小說〈裝臺〉的藝術經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8期。

（10）孟繁華：《新資源 新視角 新人物——評近期長篇小說》，《長江文藝評論》2018年第4期。

（11）張檸：《清河縣里的西門慶：論惡人之樂》，《小說評論》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