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現(xiàn)場｜“地方性的辯證法”筆談
向下取向，把地方性看作一個中介
張新穎
“地方性的辯證法”是由這幾年文學創(chuàng)作上比較引人關注的作品和現(xiàn)象而提出的討論話題，我只能說一些粗淺的感受，這些感受交織著不同的層次：
一是地方性的寫作面對或背對的是什么，更直白地說，它試圖擺脫的束縛和限制是什么。有沒有一種或多種有形無形的籠罩性的力量，要抽空地方性，使文學寫作變得更為均質、同質，甚至空洞？從這個意義上說，地方性寫作的取向是向下獲取自由和解放的取向，這樣的取向是內(nèi)在于文學本身的。
也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許可以把地方性看作一個中介、一個過渡，我的意思是說，向下的取向并不落實到地方性為止，還要繼續(xù)向下，到達個體，千差萬別的個體。說到底，文學是千差萬別的個人創(chuàng)造的。
第二，接著文學對千差萬別的內(nèi)在要求繼續(xù)說，在地方性寫作的內(nèi)部，也不是均質的、同質的，不管是哪里的地方性，我愿意它是不能夠被輕易定義、抽象、概括、提煉的?！皷|北文藝復興”“新南方寫作”留待對此更有研究的朋友來說，我就舉上海的例子吧，王安憶的上海和金宇澄的上海，更年輕一代的周嘉寧的上海、張怡微的上海、王占黑的上海，還有——一定有——沒有被寫出的上海，這互相之間的差別才是更有文學意義的。
第三，還是接著上面的意思，具體到地方性寫作的風格問題?！氨孀R度”是一個挺受歡迎的詞，風格就是一種辨識度。說到這里，我忽然想起鋼琴家傅聰說：“我痛恨肖邦風格的肖邦?！比缓笥窒肫鹆硪晃讳撉偌一袈寰S茨，他說得更厲害：“像彈肖邦那樣彈莫扎特，像彈莫扎特那樣彈肖邦?！焙玫淖骷乙非蠛托纬勺约旱娘L格，更好的作家要去掉或者說超越風格——以此類推，好的地方性寫作要追求和形成地方性的風格，更好的地方性寫作要去掉或超越地方性的風格。
地方性問題中的個體核心
何言宏
這幾年來，地方性問題成了我們文學中的熱點問題。繼“新東北文學”“新東北作家群”的命名和成為現(xiàn)象之后，“新南方寫作”又異軍突起，引發(fā)熱議。緊隨其后，“新北京”“新浙派”的提法又迅速跟進……可以想見，一定還會有其他什么地方正在醞釀著提出類似的命名，以加入目前方興未艾的地方性熱潮。不過在同時，我們也都能注意到，這些命名都很刻意地強調(diào)一個“新”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為了和以往的地方性寫作有所區(qū)分。我們都很清楚，文學中的地方性，一直是中外文學史上的常見現(xiàn)象。在我們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五四”時期以魯迅為代表的鄉(xiāng)土小說、沈從文的創(chuàng)作、“東北作家群”、“京派”和“海派”、“荷花淀派”與“山藥蛋派”，還有后來的“尋根文學”“西部文學”等，都是突出的地方性書寫。所以在這樣的意義上，目前的地方性熱潮，就有對以往的地方性寫作有所承續(xù)、有所創(chuàng)新的意思。
實際上，在文學現(xiàn)場之外，目前的地方性熱潮還涌動在我們的學術領域。這幾年來，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界出現(xiàn)了一種叫作“地方路徑”的學術動向，倡導從“地方”入手重新發(fā)掘和呈現(xiàn)“文學中國”、重新書寫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從倡導者的主張與立意來看，“地方路徑”與以往的區(qū)域文學、地方文學研究相比，也有著新的追求，有論者認為：“如果說過去區(qū)域文學、地方文學的研究是為了‘補缺’中國文學史遺落的局部，歸根到底是用各個地方的文學現(xiàn)象來完善中國文學的總體景觀，地方始終是作為‘文學中國’的補充被我們解讀和認知，區(qū)域的意義存在于‘文學中國’的總體經(jīng)驗之中，那么，所謂的‘地方路徑’的發(fā)現(xiàn)和彰顯則是充分意識到另外一重事實。在這里，人的文學行為與包裹著他的生存環(huán)境具有更加清晰的對話關系，也就是說，文學人首先具有切實的地方體驗，他的文學表達是當時當?shù)厣鐣幕挠袡C組成部分，文學的存在首先是一種個人路徑，然后形成特定的地方路徑，許許多多的‘地方路徑’，不斷充實和調(diào)整著作為民族生存共同體的‘中國經(jīng)驗’?！盵1]我以為在這段文字中，最為關鍵的還是其中對“個人”的強調(diào)，貫穿其中的，是以“個人路徑”為起點，“然后形成特定的地方路徑”，以及“許許多多的‘地方路徑’”，而最終達至“中國經(jīng)驗”的學術思路。
看來，不管是談論“地方”，還是談論什么意義上的“共同體”，我們都難以回避作為文學的核心與起點的“個人”。這不禁使我又一次想起詩人雷平陽的一首著名短詩《親人》。二十一世紀以來，人們在談到中國詩歌的地方性寫作時，經(jīng)常會談起《親人》這一代表性作品。我自己便曾以《親人》為例，討論過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詩歌中的地方性寫作和情感文化等問題。但是在這里，在“地方”與“個人”新的問題視野中，我們?nèi)匀荒軓倪@首詩中讀出新的內(nèi)涵、新的啟示——在《親人》一詩對“地方性”的思考中，不僅有我們以往所曾揭示過的地方性的內(nèi)部差異和相對性本質[2]，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基本主題，即“個人”對“地方”的穿透與超越?！斑@逐漸縮小的過程/耗盡了我的青春和悲憫”，實際上所喻指的便是詩人的個體生命從作為“地方”的“云南”，漸次到“土城鄉(xiāng)”，甚至再到“親人”所意味著的“家宅”這一“地方”或場所的逐漸“耗盡”的過程，這是地方與空間“逐漸縮小的過程”，同時也是個體生命在時間維度上的逐漸耗盡。這里的“個人”，顯然穿透與超越了套娃一般層疊于詩中的地方空間和相應的共同體。詩里的地方、詩里的空間，全都是詩人個體的地方、個體的空間。
所以，我們討論文學中的地方性問題，一個最基本的前提，還應該是“個人”。文學中形形色色的“地方”，一旦不是個人的“地方”，不具有個體性，這些所謂的地方性書寫，便也不再是“文學”，失去了將其作為文學來討論的意義。無論是文學史上經(jīng)典的地方性書寫，還是“新東北”“新南方”中的班宇、雙雪濤和林棹們的寫作，抑或是“地方路徑”的學術倡導中所同時強調(diào)的，最為堅實和可靠的核心與基礎，其實還是“個人”，是作家與詩人們的個體性。
只有開拓地方性寫作中的個體性，才能確保和形成地方的多樣性，否則，文學中的每一個地方，都將會高度同質化地流于表面，造成刻板印象。西方地理批評的創(chuàng)始人、法國學者韋斯特法爾在談到其所主張的地理批評四要素時，特別強調(diào)建立于個體的“多聚焦、多感官性、時空分層和互文性”[3]，實際上便是要我們重視每一個作家對于地方的再現(xiàn)的個體性，從而與他們各自具有異質性的地方性書寫深刻互文，充分展現(xiàn)出多樣性的地方。而英國學者彼得·戴維森在談到北方的觀念時，也曾一再指出:“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不一樣的北方”，“每一個個體心中都有專屬于他自己的極北之地，真正的、純凈的北方”。[4]很顯然，不僅是對不同的地方，即便是對同一個地方，我們的書寫都應具有建立在個體多樣性基礎上的地方多樣性，只有如此，我們目前唯“新”是尚的地方性寫作，也才會不失其本地性，才會有未來。而我們關于地方性寫作的批評與研究工作，也只有深入地去發(fā)掘和辨識其中的個體多樣性和地方多樣性，才有意義。
文學中的個體多樣性的意義毋庸置疑，而地方多樣性的意義，一方面當然是個體多樣性在地方性寫作中的自然體現(xiàn)和順理成章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會反過來增進和強化個體的獨特性、豐富性和個體的深度，有助于個體更加深刻地認識自己，塑造和形成更加深厚與開闊的自我。韋斯特法爾的《地理批評宣言》和其代表作《地理批評：真實、虛構、空間》一書在論及文學寫作對于地理空間的再現(xiàn)時，一再反對那種占據(jù)支配地位的獨斷性的單一視點，認為“必須拋棄單一性”[5]，要以“盡可能多樣化的個人書寫”而將地理空間“從單一目光審視下的獨白中掙脫出來”。[6]他說，“地理批評式的空間再現(xiàn)，它脫胎于個體化再現(xiàn)的光譜，這個光譜具有前所未有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正是通過這些豐富多樣和具有差異性的“不同視角的交鋒，這些不同的視角會相互校正、相互滋養(yǎng)并互相豐富”[7]，從而以對話性的方式更加準確地界定個體、深化和豐富個體。
韋斯特法爾主張通過“一地各表”的方式來深入對話和相互激蕩，以增進個體的地方性思想，這同樣體現(xiàn)在格爾茨那里。格爾茨曾說過：“以他人看待我們的眼光那樣看我們自己，可能會令我們大開眼界。視他人與我們擁有同樣的天性，只是最基本的禮貌。然而，置身于他人之中來看我們自己，把自己視作人類因地制宜而創(chuàng)造的生活形式之中的一則地方性案例，只不過是眾多案例中的一個案例、諸多世界中的一個世界，卻是困難得多的一種境界。此種境界，正是心靈寬宏博大之所本?！盵8]非常明顯，格爾茨同樣反對出于“最基本的禮貌”而在他人與我們之間尋求單一的同質性，而主張謙遜地把自己只視作“一則地方性案例”，尊重和理解他人的眼光，正視、激活和容納差異，從而達到個體自我寬宏博大的心靈境界——我想這一境界，正是我們的地方性寫作和我們的地方性思考最應努力、最應追求的。
地方性的皇帝新衣
方巖
一
地方性、區(qū)域性文學概念與話語在當代文學領域的泛濫，大概是這個行當思考力萎縮、創(chuàng)造力衰退的表現(xiàn)，畢竟知識生產(chǎn)不能等同于思想、意義的發(fā)生。這就好比產(chǎn)能、庫存不能等同于盈利。倘若為了盈利而讓劣質產(chǎn)品流入市場，就關涉道德問題了。所以，知識生產(chǎn)與學術欺詐之間的界限在很多時候是模糊的。從文學史教育的角度來說，這些概念無非是思潮、流派、作家群等文學史慣常敘述思維對當下精神狀況力不從心的一次回應，用舊思維去理解新問題難免捉襟見肘。可以理解的是，就現(xiàn)實處境而言，批評話語的活力已經(jīng)遠遠落后于時代精神泥沙俱下的翻滾和奔涌。于是，把銹跡斑斑的舊武器從塵封的倉庫里拖出來，涂上“新”漆，換上“新”包裝，用以證明批評的威力還在，只是每一次聲嘶力竭卻又顫顫巍巍的發(fā)射都能把漆皮震落一地，露出窘迫而干癟的內(nèi)里。無疑，新武器的“新”與皇帝新衣的“新”其實是一樣的材質。
二
我并非要全然否定與思潮、流派、作家群相關的地方性概念在歷史敘述層面的有效性，而是要強調(diào)一種基本的反省意識：當我們試圖與當下混雜的精神狀態(tài)實現(xiàn)有效對話時，那些被重新啟用的起源于特定歷史語境的地方性概念、話語及其思維方式本身就需要被全面翻檢，特別是隱藏于其中的前現(xiàn)代因素和權力意識。從歷史起源的角度來講，地方性文學現(xiàn)象、思潮、流派、作家群的形成是前現(xiàn)代的社會歷史狀況所造就的。在地理空間封閉、隔絕，資源稀缺卻集中，媒介類型和傳播手段有限、單一而低能低效的社會歷史情境中，作家難免在資源選擇、話語實踐、語言風格、審美趣味等方面呈現(xiàn)出某種相似性和趨同性，且隨著時間的流逝呈現(xiàn)出某種帶有漸變性的地方內(nèi)部的代際傳遞趨勢。因此，那些聚焦于此類狀況的地方性命名及其相關的概念、話語是有效的，它們甚至可以用來指認現(xiàn)代性發(fā)展相對遲緩的歷史進程中的某些現(xiàn)象，而地方性所承載的差異性、特殊性亦是支撐這些命名、概念、話語的核心要素，在某些情況下，它們甚至可以成為區(qū)分、辨識那些可供借鑒和傳承的精神文化資源的鮮明標簽。只是世界早已天翻地覆，地理空間的區(qū)隔在迅速消除，資源的多樣性繁盛并伴隨著獲取壁壘的逐漸拆除和獲取手段的日益增多，媒介類型多元化和傳播方式的多樣性在急劇覆蓋殘存的信息盲區(qū)……相應的，幾乎所有優(yōu)秀作家的寫作都呈現(xiàn)為一種世界主義式的拼貼、重組和融合，因為人類首先需要的是交流和溝通，其次才是自我認知和辨識。這種認知和辨識其實包含了對地方性所推崇的特殊性和差異性的自我審視。倘若無視地方內(nèi)部的藏污納垢，將所有的差異和特殊皆視為正向價值，那么地方性只能是狹隘、專橫的民粹情結的另一種表達。
我從來不是全面擁護全球化的樂觀主義者，只是在強調(diào)一些基本事實：在當下的世界情境中，“地方性”早就不是支配精神生產(chǎn)的核心因素，哪怕在地方內(nèi)部，大部分時候它也只是一種裝飾性修辭。那些會制造交流障礙和信息壁壘的“地方性”注定會被消滅。只有那些具有通約性、延展性的“地方性”才有繼續(xù)生長的可能性?？墒撬鼈冊谀睦锬?？語言嗎？在缺乏參照和融合的情況下，封閉性的區(qū)域性語言真的有生命力嗎？它如何來描述越來越復雜的世界以及同樣越來越復雜的地方內(nèi)部？而融合、改造之后的語言，還是那個被地方性津津樂道的“自然”“原生態(tài)”的語言嗎？習俗嗎？儀式性、表演性的言行體系與日常生活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可能的填充物只是獵奇、賞玩的娛樂心態(tài)和來勢洶洶的商業(yè)性開發(fā)。地理空間呢？如今的地方、區(qū)域的空間和觀念是行政權力和經(jīng)濟行為一次次干預、塑造的結果，與自然的地理空間所發(fā)揮的聚合、隔離作用之間的關系早就越來越微弱，文化意義上的地方、區(qū)域早就支離破碎?！按鬄硡^(qū)文學”這樣的地方性文學概念的出現(xiàn)便是典型例證。在新的行政、經(jīng)濟區(qū)域規(guī)劃政策發(fā)布之前，類似的說法鮮被提及和討論，而在此之后，它成了一個熱門的學術話題，還產(chǎn)生了一本以此為名的學術雜志。盡管，精神生產(chǎn)的相對獨立性，以及它與周遭世界諸種建構因素的復雜張力關系等知識，一直作為這個行當?shù)幕居^念和態(tài)度在傳授；但我在描述此類事情時，并不暗含憤怒和嘲諷的意思。我想表達的是：這個世界并不存在純粹的思想者或知識人，人總是會在生存、信仰、職業(yè)操守的復雜糾纏中作出具體的選擇和行動，配合政治也好，裝點經(jīng)濟也罷，其實都是正常的社會行為，并不是什么羞恥之事。但是倘若把用常識可以解釋清楚的事情，偽裝成高深、復雜的學術問題，那就顯得有些不道德了。畢竟生命、精力、資源都極其有限，我們身邊還有很多更值得關注的事情。倘若訴求本來就在別處，那就另當別論了。近年來許多在行政區(qū)劃名字之前冠以“新”的文學口號或概念皆屬此類，扶植本土作家也好，炫耀地方軟實力也罷，無非是在借助政治、經(jīng)濟的力量來刺激精神生產(chǎn)罷了。良好的企圖是否能帶來預期的結果，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它們都不是文學范疇的話題。倘若少些正襟危坐的說教、道貌岸然的偽飾和詰屈聱牙的修辭，或許真的能在地方性中孕育深沉遼闊的世界。
事實上，這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新現(xiàn)象，現(xiàn)代文學史有些作為著名案例的命名策略只是更為隱蔽而已，才使得那些被權力塑造出來的地方性概念顯得具有審美意味。比如，“山藥蛋派”，其樸素的鄉(xiāng)土氣息掩蓋的是權力與民粹的共謀。再比如，“荷花淀派”，其詩情畫意的風景背后是權力的張揚。對特定歷史時空的文學/政治現(xiàn)象進行地方性命名的策略便是如此。所以，那些與地方性相關的文學史敘述方法和思維方式被重新征用來命名當下精神生產(chǎn)時，需要被徹底翻檢，揭示其歷史起源和構造過程，這既是一個行當提升智識水平的需要，也是歷史進步的需要。否則就真像魯迅所說的那樣：“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p>
魯迅也曾介入過地方性文化紛爭。他的貢獻暫且放在一邊，值得注意的是，現(xiàn)代文學史中的“京派”“海派”這樣的地方性概念所包含的豐富的意義層次和不斷更新的闡釋能力，至今適用于當代文學生產(chǎn)的某些方面。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點便是，這兩個概念內(nèi)置了整體性的歷史敘事框架。如果說，“海派”的底色是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在中國的落地、擴張的進程，那么，“京派”則展現(xiàn)了現(xiàn)代性文化（主要是思想、制度層面）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主要是與制度相關的皇城文化和與精英階層相關的士大夫文化）的碰撞過程。它們構成了中國現(xiàn)代歷史進程的不同面相或側面。從被歸入其中的作家譜系來看，他們也一直在調(diào)用迥異的經(jīng)驗、從不同的角度來回應著歷史情境及其變化。如果再考慮到這兩個地方在中國現(xiàn)代歷史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那么，隨著這些歷史趨勢向中國縱深處的鋪展，這些地方性概念及其涉及的精神生產(chǎn)開始在不同的地方激發(fā)出越來越多的變體或異體。于是，在地方之中誕生了豐富、復雜的中國。這便是我前述提到的地方性概念的通約性和延展性。
三
事實上，我們依然在前述提及的現(xiàn)代歷史的漫長歷程中蹣跚、踟躕，只不過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諸多新問題、新面相出現(xiàn)了。要知道，這里的“新”是一種建立在歷史連續(xù)上的“新”，是情勢的復雜和深化，比如，老問題交織出的新癥候，主干上孳生的新枝芽，舊疾復發(fā)撕裂的新傷口……然而近些年涌現(xiàn)的諸多被冠以“新”的地方性概念卻在構造一種虛假的歷史斷裂感。他們或對現(xiàn)狀的歷史起源缺乏必要的認知，或因為歷史的猙獰而選擇了避而不談，于是，“新”便成了切割歷史的利器，當下的一切也就成了新的歷史起點。如此毫無負重的吶喊和奔跑，像是在慶祝美麗新世界的誕生。還有另外的制造工藝，他們用新奇、華美的修辭搭建出一個虛擬的歷史進程，邊界模糊、門檻游移，良莠不齊的文本隨意進出，喧囂而和諧。如果文學是虛構的一種形式，那么關于文學的命名和界定就成了虛構的虛構。偶爾對現(xiàn)實的關切和歷史的隱憂投以隔岸觀火式的一瞥，然后繼續(xù)在話語繽紛的文學元宇宙里載歌載舞。
這一切都要從“新東北作家群”談起，與之相關的還有“新東北文學”“東北文藝復興”之類的語焉不詳?shù)目谔柣蚋拍睢|北有過輝煌、富足的歲月，在此之前也曾為這種重要的歷史地位付出過沉重代價。盡管東北的衰落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中后期“三線建設工程”從東北轉移走大批工廠開始，但致命一擊卻是1990年代中期的國企改制。幾乎同時，在京畿之地的邊緣地帶興起了一股被形容為“現(xiàn)實主義沖擊波”的“大廠文學”的文學思潮，這批作品的書寫恰好對應著國企改制和席卷全國的下崗潮。這個同樣是興起于地方的文學潮流所呈現(xiàn)的敘事角度和價值觀在接下來幾年成為處理此類題材的主流范式，因而被寫進了文學史。這批作品面目可疑，其中最大的道德爭議便是“共享艱難”這樣的價值觀呼吁和歷史態(tài)度表達：因為基本歷史倫理觀的喪失，才會用浮夸的歷史樂觀主義精神來麻醉、消解這種巨大的撕裂所造成的集體創(chuàng)傷；也因為缺乏基本的共情能力或意愿，才會讓一代人極為樸素的生存訴求化為廉價、空洞的宏大口號。這樣的敘事其實是掩蓋、涂改社會記憶的手段。東北連同其他類似地域的那些真實的記憶、聲音和感受自然也就消失于這股法力無邊的現(xiàn)實主義潮流之中。但是在文字之外，這些被隱匿的歷史頹敗和現(xiàn)實困境卻在此后二十多年里構成了下崗工人及其后代的日常。當雙雪濤、班宇、鄭執(zhí)等人開始講述他們的成長記憶和日常生活時，其實也是把被壓抑的父輩們的經(jīng)歷、記憶、感受釋放出來，這是綿延、積累了二十多年乃至更長時間的傷痛與哀愁。所以，當我們強行把“新”冠于這些寫作之前時，必須意識到，這是被迫推遲了二十余年的敘事和抒情，他們的寫作是在揭示既有歷史敘事的偽善，是在補救因無處訴說而導致的內(nèi)部撕裂，是在尋回被刻意刪除的社會記憶拼圖，是在打破壯士斷臂的幻象從而重建歷史的連續(xù)性和繼續(xù)生活的希望。所以，在這個迷霧重重的時代，不要再隨意使用“新”這個詞了，很多時候它像是關于遺忘的催眠，既讓我們模糊關于來路的記憶，又會讓我們沉迷于關于未來的幻想?；孟虢K會破滅，然后呢？雙雪濤寫過一篇短篇小說《蹺蹺板》，這也是他最好的短篇之一，小說營造了一個驚悚的氛圍：凍土之上是生活，凍土之下是尸骨。歷史的尸骸終究會重見天日，是重新填埋假裝什么都沒發(fā)生，還是勘清緣由從而破除生活的幻相？東北另外一個作家金特或許給出了答案，他目前還沒被歸入“新東北作家群”，但愿他永遠不會被納入這個命名。他的中篇小說《冷水坑》描述了一個鬼魅的場景：當主人公穿越一座樹林時，發(fā)現(xiàn)多年來死于非命的礦工們的鬼魂一直在那里游蕩無法離去，他們攔住了去路，與作為礦工之子的主人公辯論著生死、真理與愛。故事的結尾，主人公掉進了樹林邊的冰河，而不遠處的一場勞動糾紛正在醞釀暴力……歷史的幽靈一直圍繞著我們，倘若不能稍稍反顧正視，那我們只能在死亡與暴力之間無限循環(huán)，永恒的黑暗里沒有“新”生……
如果說，與“新東北作家群”相關的命名的謬誤在于對歷史的選擇性盲視，那么，“新南方”更像是在建造海市蜃樓，絢爛而虛無。相對于“新東北作家群”在時空界定、審美傾向、作家作品的選擇標準等方面相對穩(wěn)定的取向，“新南方寫作”則顯得邊界游移、選擇凌亂。就國內(nèi)地理空間劃定和審美偏好而言，它東起福建，卻又繞過其東南的臺灣；南至廣西，卻又排除了西南的貴州和云南。臺灣與福建的文化屬性差別很大嗎？云貴兩省的山地、雨林與巫蠱文化所激發(fā)的文化想象和廣西相比有什么重大差異嗎？在作家作品的選擇方面，“新南方寫作”亦有讓我感到困惑的地方。如果說，“新東北作家群”是一種事后追封，那么，“新南方寫作”就是一場事先張揚的概念策劃，所以，在概念先行之后，它開始不斷地征用近年涌現(xiàn)的優(yōu)質文本來論證其有效性。首先，就理論、概念的發(fā)生機制而言，它們都是建立在豐富而具體的文本的分析之上，偶發(fā)的個案亦證明不了這樣的機制可以隨意逆轉。換而言之，文本的發(fā)生充滿了各種偶然性和不可預測性，它永遠走在文學研究、批評的前面。理論、概念的引導作用大概是這個行當永遠走不出的思維迷宮。倘若當代文學重新走向理論引導的軌道，那將是悲劇的再次降臨。其次，當一個概念被過多地賦予合法性和權威性的時候，就會有越來越多良莠不齊的文本涌入，因為，它已經(jīng)從思想工具轉變?yōu)槭浪滓饬x上的“封神榜”。其實，現(xiàn)有大部分地方性概念都是如此，捆綁了大量參差不齊的作家作品以證明自身強悍的概括力和闡釋力，卻同時把批評行為轉變成了帶有利益關系的表彰行為。事實上，這樣的圈地行為對普通讀者和研究者來說，都是精力和注意力的干擾與耗散。把平庸之作推舉到并不合適的位置，不僅是對佳作的變相貶低和驅逐，也是對概念本身嚴謹性、嚴肅性的損傷。再者，這些被征用的優(yōu)質文本在審美形態(tài)、價值取向等方面的相互矛盾，其實是進一步加劇了這個概念的內(nèi)部意義層次的沖突和混亂。林棹的《潮汐圖》與林白的《北流》都是近年來涌現(xiàn)的為數(shù)不多的審美辨識度極高的長篇小說佳作，后來都被征用為“新南方寫作”的代表作。但是它們在審美形態(tài)、價值取向等層面所呈現(xiàn)的差異性，使得它們很難被規(guī)約到一個概念下進行討論。就連兩者僅有的相似性，即粵語寫作，都是向不同的維度展開的?！冻毕珗D》的敘述時空從珠江口到澳門再向帝國心臟（倫敦）逐漸位移和擴展，可以說，這既是中國近代化進程的某個側面的時空展示，亦是地方（或中國）逐步被世界打開的形象說明。細勘文本便不難發(fā)現(xiàn)，在這樣一個過程中，粵語介入敘事的痕跡亦在逐步遞減。這便是林棹的高明之處，她展示的是一個地方性語言體系逐漸被打開、改造乃至可能消失的過程，這其實也是試煉地方性語言體系及物能力及其描述邊界的過程?？梢哉f，關于粵語，關于地方性消失于世界之中，林棹始終抱有一種開放、坦然的態(tài)度，她懷舊、傷感，但是不抱殘、不抗拒。而《北流》則采取了另外的策略。相對于林棹的開放態(tài)度，林白在粵語使用上采取了退守、后撤的策略。她的記憶“返鄉(xiāng)之旅”，也是語言“返鄉(xiāng)之旅”，她返回到了彼時彼刻北流語言體系的內(nèi)部。因為，她只有倒退進入那個時期的語言狀態(tài)中，才能更為豐富而又不失精確地記錄彼時彼地的人們的精神心理狀態(tài)、言行舉止以及各自迥異的命運，特別是在大歷史滾滾而來的時刻，每個人的反應絕不是均質的。她記錄下的這群人自然有著豐富的差異性，卻又在整體上區(qū)別于彼時彼刻其他語言生態(tài)中的另一群。所以說，林白之所以在語言上表現(xiàn)出一種近乎保守、偏執(zhí)的態(tài)度，與其說她要維護一個即將消逝的地方語言體系，不如說她要保留的是一份獨特的歷史記憶，否則它會隨同語言一起消失?？梢?，林白的歷史態(tài)度依然先鋒，而她的敘事則是一種積極、深刻的現(xiàn)實主義。相對來說，林棹的歷史態(tài)度偏向溫和的世界主義，而她的敘述則是典型的現(xiàn)代主義。至于，她們是否“在南方”、是否“寫南方”，則一點都不重要。
四
事實上，我無意刻意地貶低或怒斥具體的人和事，只是難以理解：何以這么多年過去了，這個行當依然熱衷于概念、話語的制造。幾十年來，那么多被制造出來的概念、話語還有多少在使用？其速朽的速度遠遠超過平庸文學作品消失的速度。沉溺于“虛構的虛構”的知識生產(chǎn)幻覺，并不能改變職業(yè)屬性：無論我們?nèi)绾螐娬{(diào)自身的獨立性，文學研究和批評終究都是一種依附性寫作，而文學史終究只是一部部具體作品的組合。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的寫作也僅僅是附錄在一部經(jīng)典的注腳里。坦率地說，我并不覺得這是一種自我貶損的悲觀論調(diào)。每個職業(yè)都有自身的限定，它是我們談論職業(yè)可能性的前提。盡管當代文壇的現(xiàn)狀并不令人欣喜，但畢竟每年還有那么幾部讓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優(yōu)質作品自成一個豐富、深邃的世界，且是與周遭世界生息相通的結果。倘若我們真的熱愛自己的職業(yè)，不妨多投入些精力與那些具體的優(yōu)質文本多些深度的溝通與交流。這至少是面向世界的有益表達，而不是空洞的話語自轉。如果把胡適的那句名言改造一下，不妨說，多聊聊文本，少談些概念。這是這個職業(yè)與世界建立真實聯(lián)系的為數(shù)不多的途徑之一。
地方性與地方
張定浩
現(xiàn)有的有關“地方性”的文學討論，其理論源頭大概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引進出版的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吉爾茲（今譯為格爾茨）的《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王海龍、張家瑄譯）。這本論文集在中國學界影響很大，對于文學界也有波及，但或許是因為翻譯的緣故（格爾茨的文筆華麗強勁，又廣征博引，不容易把握），最終給國人留下的印記只是“地方性”這個新造詞語以及由這個詞語望文生義出的種種臆測。直至201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臺灣譯者楊德睿的新譯本《地方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其譯筆精湛飛揚，對格爾茨所涉及的諸多學科亦有深入體會，可以糾正很多過往的認知。比如說，那些對于文學自輕自賤并對人類學頂禮膜拜的文學從業(yè)者會驚訝地發(fā)現(xiàn)，作為人類學家的格爾茨一直對詩學和文學批評遙相致敬，認為在理解一方土著和讀懂一首詩之間，存在最深層次的相似?？上У氖?，舊譯導致的謬種流傳，已非一朝一夕可以糾正回來。
“地方性知識”和“地方知識”，看起來只有一字之差，實則大相徑庭，而其中反映出來的，恰恰是我們理解上的誤區(qū)。在現(xiàn)代中文里，“……性”是一種常見的為某種性質命名的歐化表述，但格爾茨原文里所說的“l(fā)ocal”，恰恰不是指向一種可以被迅速命名并作為標簽傳播的性質，而是一種需要隨時隨地在變動中加以辨別剖判的在地境遇。而另一方面，“知識”也非一種固化的客觀之物，用格爾茨的話說，與其追問“什么是知識”，不如先追問“我們究竟想知道什么”。
而在中文語境中，“地方性知識”時常被等同于或近似于地方志記錄或民風民俗考察，乃至某些獨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和地域特質展現(xiàn)。但這其實只是語言的魔術，借助一個“性”字的后綴詞根，屬于某地的特殊性便順滑地躍遷到了可被他者知曉的普遍性。格爾茨恰恰反對這種順滑的躍遷：“一個學術領域的歷史、社會學與哲學是否充分了解實地的狀況，以至于能夠把實際操作它的人賦予它的意義吸納成自身的意義，并像那些實際操作者一樣深深沉浸在技藝的直接必要性之中，這是頗為值得懷疑的。歸根結底，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地方知識，我們更需要一種方式來把各式各樣的地方知識轉變?yōu)樗鼈儽舜碎g的相互評注：以來自一種地方知識的啟明，照亮另一種地方知識隱翳掉的部分?！?/p>
格爾茨強調(diào)的，是“在不縮減（通常的情況其實是更加深化）對它們之間分殊性的認識這個前提下，把不可通約的世事觀點以及記錄經(jīng)驗、表述生活的不同方法，融匯成為相近的概念”，這整個文化闡釋學的過程類似于翻譯，它涉及“如何領悟到他人經(jīng)驗的弧線，并至少將它局部地傳達給與其經(jīng)驗相去甚遠的人”。格爾茨認為現(xiàn)有的人類學在這個方面做得還遠遠不夠，還不能為“歷史學家與社會學家、精神病學家與律師，或者（原諒我揭這個瘡疤）昆蟲學家與人類學家創(chuàng)造出主體間的聯(lián)結”。他因此時時矚目于文學乃至文學批評，因為文學要做的工作正是聯(lián)結一切，文學要扎根于具體而特殊的地方，但杰出的文學作品卻可以打動和聯(lián)結遙遠的面目各異的心靈，文學嘗試通過理解具體的人來理解一切的人，而文學批評又正是對這種理解的理解，以及，對于不可比較之物的比較。
人類學這幾年炙手可熱，很多文學批評寫作者都是人類學的擁躉，“把……當作方法”“田野”一度成為最流行的學界話術。但或許反諷之處在于，這些文學批評寫作者對于文學批評和人類學的理解都是錯誤的，當他們企圖望文生義地在“地方性”這個詞中找尋某種他們在文學批評中難以獲得的確定感（正如他們曾經(jīng)在通俗歷史學和通俗社會學中找尋過的那樣），就只能是以己昏昏使人昏昏。進而，當“地方性”變成這些文學批評家心目中有關普遍化的隱秘要求，那么就會出現(xiàn)一種奇異的歧視鏈，正如奧威爾所諷刺過的，“凡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在有關“地方性”的討論中我們會發(fā)現(xiàn)，有些地方會比其他地方更加具有“地方性”，比如西藏，比如湘西，比如東北，比如廣州或上海。
格爾茨致力用“民族志”的方式來理解思維，他談到“被不同專業(yè)塑造的心靈之間深刻的歧異性”，在這個意義上，每個專業(yè)幾乎也就是一個“地方”，因此，他所談論的“地方知識”，不僅是一個受困于具體地方的心靈所擁有的知識，也指向受困于具體某個專業(yè)領域的心靈所擁有的知識。當代文學批評，大概本身也是一個非常奇異的地方。在當下有關“地方性”的文學討論中，來自這個奇異地方的鼓吹者自身所擁有的形形色色的心靈結構，恐怕是比他們熱衷于談論的那些“地方性”，更值得被我們深思。
文學的地方性、普遍性與個性
王晴飛
討論“地方性”問題，使我想起100年前（1923年）新文化運動健將周作人發(fā)表在浙江的《之江日報》上的一篇文章，《地方與文藝》。這個聯(lián)想，也說明新的問題與舊的觀念可以互通，舊觀念在新問題的刺激下，有可能發(fā)出新意，在新的歷史語境下繼續(xù)保持生命力。
《地方與文藝》一文，提到地方性的重要性，也涉及普遍性與個性的辯證關系。普遍性固然是文學的要求之一，但是普遍性容易成為“最大公倍數(shù)”（按：其實應該是最大公約數(shù)），導致抽象化，只能寫“預定的概念”，而失去人與文學的個性。
關于文學的普遍性與個性（具體性），魯迅也有類似的看法，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這篇文章中，魯迅說，“倘以表現(xiàn)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學為至高，則表現(xiàn)最普遍的動物性——營養(yǎng)，呼吸，運動，生殖——的文學，或者除去‘運動’，表現(xiàn)生物性的文學，必當更在其上”。于是最普遍的文學就是表現(xiàn)人類生物本能（比如，吃喝拉撒）的文學。
所以，好的文學表現(xiàn)的普遍性，一定不能只是“最大公約數(shù)”式的提純，所謂“除盡枝葉，單留花朵”，也不能是被庸俗化理解的“典型性”——這樣的文學，只能是社會學研究的材料，而不是文學自身，文學的普遍性中一定帶有具體的個性。
當然，周作人談論的普遍性和地方性，并非純粹的理論問題，而是有著具體的現(xiàn)實指向。普遍性在此等同于道學、古文，是壓抑個性、違反藝術民主的?！暗胤叫浴钡谋尘笆牵涸谛挛幕\動以前，傳統(tǒng)的道學、古文作為舊道德與意識形態(tài)的承載者，壓抑了活生生的個性；在新文化運動以后，新思想與新文藝雖然批判道學和古文，慢慢地也有了追求普遍性、走向一統(tǒng)的趨勢，將要成為對個性造成壓抑的“新道學”“新古文”。周作人提倡“地方性”，正是以此抵抗這新的與舊的“普遍性”趨向，賦予文學以活潑的個性，避免思想和文藝的停滯。可見，周作人的“地方性”可以被視為一種帶有解放意義的方法。
今天我們談論的“地方性”，粗略地就學科層面分類，可以說有兩種：一是李怡老師他們提倡的“地方性路徑”，這是現(xiàn)代文學史研究領域的需求；二是當下文學現(xiàn)場的命名，也可以說是以“地方性”或者說像周作人說的“從土里滋長出來的個性”，對當下文學現(xiàn)狀或文學史研究中的同質性、普遍性的反撥，是試圖從抽象的普遍性中，解放出地方性，而又以這些更具有差異性和在地性的地方性來豐富、調(diào)整我們的普遍性認知。這既是普遍性和地方性的關系，抽象和具象的關系，也是整體和部分的關系。這個部分要在整體的視域下認知，但部分中又包含了整體所沒有的東西，所以部分的發(fā)現(xiàn)與重釋，也會豐富、調(diào)整我們對整體的理解。
說到地方性，自然會說到方言和方言寫作。當然，實際上現(xiàn)在很少有真正的方言寫作，我們看到的都是被普通話改造過的方言，是方言與普通話形成互動，互相改造，其實這也是特殊性與普遍性的互相激發(fā)。方言寫作可以帶來強烈的地方性特征，比如對地方性風俗風物的描寫，都與普通話代表的普遍性特征不同，不過更為重要的，還是方言會自然帶來小敘事的特點，比如描述更為日常、更為凡俗，卻也更為恒久的事物，天然具有平衡乃至消解大敘事的特質。
以四川作家顏歌為例，她在《我們家》之前的小說，都是普通話敘事，作品里考慮的問題也是相對“普遍”而宏大的，比如歷史的真實性是否可能、如何面對人類的原罪等。但是到了《我們家》，方言較多，作品的整體氣質也隨之變化了，更接地氣，更多凡俗的視角，不再關注人類，而對家長里短、“爸爸”的偷情大業(yè)充滿興趣。在這部小說里，普通話與方言也對應著不同層面的權威。在“我們家”，講普通話的人顯然更具有權威，講“方言”的則低人一等，但是很多問題，“普通話”代表的大道理落實不下去，要用“方言”代表的小道理才可以行得通。普通話與方言以及各自代表的道理、權力各行其是。在這個過程中，“普通話”代表的宏大而普遍的道理其實部分地被制衡，也被充實了。
當然，方言代表的地方性也并非與普遍性毫無關系，比如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經(jīng)常舉例的吳虞、吳芳吉、李劼人等人的寫作，雖然具有濃烈的地方性色彩，但這種地方性其實也是在接受了普遍的“現(xiàn)代性”之后形成的。首先是受到了現(xiàn)代性的影響，其次才是現(xiàn)代性影響下的那些頑固的、無法被普遍性收服的地方性內(nèi)容，正是這些無法屈服的部分，構成了對“現(xiàn)代性”的制衡與補充。
關于當下文學現(xiàn)場的“地方性”命名，粗略來看，大約可有三種：一是理論家對文學創(chuàng)作與文學現(xiàn)場的概括；二是理論家主動提出概念性命名，引導作家的創(chuàng)作；三是最為普遍的，即地方作協(xié)或文化機構部門的提倡。我們?nèi)匀唤栌弥茏魅说摹暗胤叫浴焙x來看，一個地方性命名是否有效，最低標準當然取決于是否確實有創(chuàng)作實績的支撐，命名是否能妥帖地予以概括或導引，但從較高的標準來看，還是需要能夠具有解放的力量，能夠將某一地方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可能性從更廣大、抽象的普遍性中超拔出來，激發(fā)出平素被壓抑的個性，充實普遍性的內(nèi)涵，而非使“地方性”與新的“普遍性”結合，甚至自身成為一種地方的“普遍性”，反而忽視了同一地域文學創(chuàng)作的多元性與特殊性——這樣恰恰走向了“地方性”提倡的反面。
注釋
[1] 李怡：《“地方路徑”如何通達“現(xiàn)代中國”——代主持人語》，《當代文壇》2020年第1期。
[2] 何言宏：《堅持一種批判的地方性》，《文藝爭鳴》2011年第12期。
[3][7] [法]貝爾唐·韋斯特法爾：《地理批評：真實、虛構、空間》，高方、路斯琪、張倩格譯，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23年版，第245頁、229頁。
[4] [英]彼得·戴維森:《北方的觀念:地形、歷史和文學想象》，陳薇薇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9年版，第7頁。
[5][6] [法]貝爾唐·韋斯特法爾：《地理批評拼圖》，喬溪等譯，商務印書館2023年版，第12頁、26頁。
[8] [美]克利福德·格爾茨：《地方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楊德睿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2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