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編輯如云
云聚云散，花開無聲。
——題記
說說何銳
《山花》這本刊物應該是在何銳的手上“翻身”的。
《山花》是貴州文聯(lián)辦的，貴州出了很多的作家和詩人，早一點的有何士光、石定、李發(fā)模、唐亞平等，近期則有歐陽黔森、肖江虹、姚輝等，但之前的貴州沒有特別重要的文學刊物，何銳當時在刊物當理論編輯，雖有抱負，但自己也沒有想到會有大展宏圖的那一天。
我和何銳相識在一九八五年三月《文學評論》辦的高級進修班上，這個進修班后來出了很多高人，記得當時《文學評論》招生的時候，他們要求的是社科院的研究人員、高校教學人員和編輯人員，而我與這三者都沒有關系，我在高郵縣的黨史辦工作，與文學研究、文學教學、文學編輯沒有關系，我擔心自己不夠格，還委托丁帆寫信給《文學評論》推薦我，因為丁帆是《文學評論》的老作者了，所以我收到了錄取通知之后很興奮。
進修班班上共有四十多人，高校的老師占了大部分，還有一些是文學編輯，何銳就是其中的編輯之一。何銳戴一副眼鏡，講話很快，在分組發(fā)言的時候，經(jīng)常滔滔不絕地發(fā)表一些觀點，但他的口音太重，很多人聽不太懂，何銳當時關心的是新詩潮的研究動向，而我當時正迷戀朦朧詩，所以對他的發(fā)言很感興趣。感興趣就很認真地聽他的川東普通話，私下也有些交流?？梢哉f，我對西南普通話的了解是從何銳開始的，當然如果碰到他講得太快或者方言密集的時候，我只能似懂非懂，根據(jù)前后語境來推論他的語義。
一九九四年以后何銳當上《山花》的常務副主編。主編何士光是個神仙一樣的作家，基本不過問具體的編輯事務，何銳有了大展宏圖的空間。因為之前我在《山花》經(jīng)常發(fā)表文章，除了評論，還化名發(fā)表過小說，加之我在《鐘山》工作聯(lián)系的作家比較多，何銳就邀請我在《山花》開辟一個欄目，專門發(fā)表當時有影響力作家的小說。何銳當時就希望《山花》能夠從貴州的大山深處走出去，走向全國，我主持的欄目叫《山外山》。每期由我組稿、約稿，稿件到了之后再寫一段主持人的話，不知道這種專欄方式是否文學刊物第一次使用，但當時效果不錯，普遍的反應是，原本不出名的《山花》也開始面向全國辦刊評了。這個欄目（第二年改名為《新向度》）持續(xù)了兩年，發(fā)表了蘇童、葉兆言、朱蘇進等名家的作品，邱華棟、朱文等新人也在這里露面。
一些作家也與《山花》建立了良好的關系，何銳則是一個非常敬業(yè)的編輯，為了約到好稿子，隔三岔五就與這些名作家通電話。他講話快、口音重，一些作家也不能聽清楚他說的全部內容，但知道是約稿，就表態(tài)愿意寫稿。葉兆言曾經(jīng)問過我一件事，他說何銳打電話，他基本聽不明白，有一次終于聽明白了。他寄了一篇稿件給何銳，何銳收到稿件以后，就打電話說，稿件收到了。兆言問：稿件怎么樣？何銳說：可以?！翱梢浴边@個詞在江蘇等地語境中，是勉強、將就、差強人意的意思。因而葉兆言見到我時說，如果何銳覺得稿件不好，《山花》可以不用，不要勉強。我告訴葉兆言，何銳的“可以”就是“好”“不錯”的意思，不是勉勉強強的意思，兆言這才釋然。那一陣，何銳幾乎天天給我打電話、談稿件、說評論。我女兒都熟悉他的腔調了，有時候我不在家，女兒接了電話，告訴我，“降調”來電話了，何銳的川東口音，把很多字發(fā)成第三聲，女兒剛上初中學英語，諧稱為“降調”。
一九九四年夏天，《山花》還召開了一次筆會，他們編輯部稱之為“八面來風”。與會的作家有林斤瀾、蘇童、葉兆言、趙玫、畢淑敏、羅強烈……我?guī)椭麄冄堃恍┳骷摇：问抗庥H自到機場去接我們，會議內容也非常豐富，圍繞如何培養(yǎng)跨世紀的文學新人的討論很熱烈。當時正是中國大眾傳媒興起的火熱時期，各種紙媒蓬蓬勃勃地發(fā)展，晚報、都市報、快報、時報，在各地創(chuàng)辦，且?guī)缀蹀k一家火一家。而原先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曾經(jīng)具有大眾效應的文學期刊則顯得有些“門前冷落鞍馬稀”，發(fā)行量呈斷崖式下跌。文學期刊的影響力開始式微，而文學期刊的單打獨斗，很悲壯，獨木難成林，尤其是文學新人的成長堪憂。與其孤軍奮戰(zhàn)，還不如聯(lián)網(wǎng)合作。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當時貴州作協(xié)的主席、《山花》主編何士光聽了我的發(fā)言，大加肯定，并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建議。
何銳的眼神在鏡片后閃閃發(fā)光，他說，文學期刊的聯(lián)網(wǎng)正是處于邊緣刊物向中心邁進的最佳途徑，《山花》愿意舉辦第一次聯(lián)網(wǎng)聯(lián)席會議。我回到南京以后，把文學期刊聯(lián)網(wǎng)的創(chuàng)意向《鐘山》的領導趙本夫和徐兆淮做了匯報，得到了他們的充分肯定，他們則把具體聯(lián)絡的工作交給了我。這在當時，他們是非常有遠見的，一般來說，期刊之間是競爭作家稿件的，現(xiàn)在一起聯(lián)網(wǎng)則是“合為貴”，再一個就是《鐘山》相對于其他刊物，其競爭力應該更強，現(xiàn)在愿意和兄弟刊物聯(lián)手，也是一種胸懷和氣度。
領導的支持，為聯(lián)網(wǎng)工作的展開奠定了很好的基礎。我聯(lián)絡了《大家》的李巍、《作家》的宗仁發(fā)，他們二位聽說這個創(chuàng)意之后，也樂意一起聯(lián)網(wǎng)，這樣就有了文學刊物東南西北的聯(lián)網(wǎng)，南京位于東南，貴州位于正南，云南位于西南，吉林位于東北。形成了南北合作、東西聯(lián)合的一個文學期刊的共同體。在刊名中，兩家?guī)А吧健?，《鐘山》《山花》，兩家?guī)А凹摇保洞蠹摇贰蹲骷摇?。我們曾?jīng)開玩笑說，這是“家山聯(lián)盟”。
聯(lián)網(wǎng)的創(chuàng)意雖好，但落實起來并不是那么容易，因為四個刊物之間并沒有行政隸屬關系，相互的合作完全靠默契和自覺。何銳是對聯(lián)網(wǎng)最熱心的，他提出由《山花》做東，召開聯(lián)網(wǎng)的第一次聯(lián)席會議?！奥?lián)網(wǎng)四重奏”第一次正式啟動會議于一九九五年三月在貴陽花溪召開。會議由何士光主持，我在會上做了“聯(lián)網(wǎng)的意義和可能”的發(fā)言，會議確定了聯(lián)網(wǎng)的一些基本原則和操作程序，并采用輪流做東的方式來召開年會，依次順序是《山花》《大家》《鐘山》《作家》，我作為總聯(lián)絡員負責刊物之間的協(xié)調，因為這三個刊物的主編都是我的熟人和朋友。山東作協(xié)的《作家報》也主動聯(lián)系我們，為聯(lián)網(wǎng)的作家發(fā)表評論，用他們的話說，是伴奏。而在“聯(lián)網(wǎng)四重奏”中做工作最多的是何銳，他熱心、專注、大度，為聯(lián)網(wǎng)工作的順利展開起了關鍵的潤滑作用。
“聯(lián)網(wǎng)四重奏”的名稱也是何銳逼出來的，當時我們稱之為文學聯(lián)網(wǎng)，或者叫文學期刊聯(lián)網(wǎng)，但顯得過于寬泛而不精確，那天夜里，何銳突然打電話給我，說，能不能起一個比文學聯(lián)網(wǎng)更好的名字？你是命名的高手啊！我之前也覺得這個名字有些空洞，但沒有人提出異議，我也覺得這名字將就用吧，因為聯(lián)網(wǎng)本身在當時就是一個新詞，文學聯(lián)網(wǎng)更是前所未有的，但作為一個刊物的欄目其實是有局限的，何銳打電話給我時，我正在閱讀艾略特的《四個四重奏》，便脫口而出：聯(lián)網(wǎng)四重奏。何銳這一次沒有說“可以”，而是連連說：妙，妙，太妙了！
其實當時互聯(lián)網(wǎng)還沒有進入中國，我們使用的“聯(lián)網(wǎng)”一詞，只是聽說有互聯(lián)網(wǎng)這個玩意兒，但沒見過什么模樣，只是隱隱覺得它對信息的積攢、放大、增容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當時文學期刊處于信息傳播的冷角落，單個的文學刊物的影響力已經(jīng)不足以對抗日益興起的大眾傳媒，一個作家的成長又離不開文學期刊的助推和擴散，而一個作家的定型則需要一定數(shù)量的作品來完成，但這些作品如果分散在不同時段、不同刊物來展示，與集中展示、高密度的集成效果是不一樣的。“聯(lián)網(wǎng)四重奏”就是把原先的線狀信息處理成塊狀信息，讓人們過濾信息時，在記憶的篩子上留住，或多停留一陣。人們在同一時間讀到同一個作家的不同作品，會加深對這個作家的印象，強化對其作品藝術風格的理解，從而“記住”這個作家，“被記住”在一個信息爆炸的大眾傳媒的時代，文學期刊努力的目的也就實現(xiàn)了。
記得當時“聯(lián)網(wǎng)四重奏”第三屆年會的口號叫“為跨世紀文學新人鼓與呼”，當年在“聯(lián)網(wǎng)四重奏”展示身手的作家邱華棟、東西、魯羊、朱文、徐坤、丁天、李馮等已經(jīng)成為文壇的重要力量，而之后將聯(lián)網(wǎng)擴展到青年評論家的舉措，也推出了吳義勤、施戰(zhàn)軍等一批評論家翹楚。
何銳將《山花》帶到了全國文學期刊的前沿，“聯(lián)網(wǎng)四重奏”是一個巨大的催化劑，因為當時《鐘山》和《作家》已經(jīng)是文學期刊的名牌，而《大家》于一九九四年以“黑馬”姿態(tài)爆冷文壇之后，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奥?lián)網(wǎng)四重奏”經(jīng)過幾年的努力，《山花》不僅團結了一大批作家，還聚集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評論家，這讓一個刊物如鳥之雙翼，騰飛起來。
何銳，本名何順安，重慶萬州人，一九四八年出生，二〇一九年三月病逝。
再聊李巍
李巍的一位同事告訴我，李巍八十歲了，我心里一愣，有這么大嗎？再想想，也是，他退休二十年了，應該八十歲了。十年前，他還有短暫的復出，重新出山擔任《大家》的主編，之后又銷聲匿跡。
李巍重新出山不久，就帶著原《大家》編輯部的項萬和來到北京，第一時間找到我。我在《小說選刊》編輯部接待了他們。他這是找熟悉的路徑，因為當初《大家》從創(chuàng)刊到走紅，他一直在和我合作，《大家》的創(chuàng)刊號印著“特邀策劃王干”的名字。這一次復出，理所當然地第一站就找到我，用他的話說，我是他的幸運之神。不過這一次，我冷冷地回絕了他。我說：“時過境遷了，現(xiàn)在的文學刊物生存的土壤和當年不一樣了，而且《大家》已經(jīng)是一個‘死’了的刊物，哪有那么容易復活??！我建議你也不要再當主編了，時空在變，一個人不可能踩入同一條河流，我們《小說選刊》那么大的品牌，也是慘淡經(jīng)營，《大家》要再現(xiàn)輝煌，幾乎不可能?！?/p>
李巍眼巴巴地說：“那怎么辦？我已經(jīng)都接受了?！?/p>
我說：“早點請辭，還可以落個好名聲，要不一年后會很慘?！?/p>
李巍張大眼睛，吃驚地問：“為什么？”
我說：“很簡單，一年辦不好，當然下課，換人。辦好了，也不能讓你七十歲的老人再超期服役。”
李巍垂下了頭。
我說話很直爽，和李巍更是不客套。
李巍的復出源自莫言二〇一二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當時《大家》的口號就是打造中國的諾貝爾文學獎，當時程志方社長在新刊發(fā)布會上發(fā)出這個豪言壯語的時候，京城的記者都在竊竊私語，那表情是可以想象的。
一九九五年一月，“大家·紅河文學獎”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頒獎，莫言獲得了十萬元大獎。這十萬元大獎在全國是第一次，也是最大的獎。當時魯迅文學獎只有五百元，茅盾文學獎也只有五千元，《大家》的舉動，備受媒體和文學界的關注。當然，大獎也引起很多的議論，莫言一度被卷到風口浪尖。《大家》后來也更換了評委，將大獎化為小獎，讓諸多的獲獎者分擔“責任”。第一屆的評委陣容的“顏值”還是可以的，評委會主任徐懷中，評委汪曾祺、謝冕、李銳、劉震云、蘇童等，我手上還存有當年的照片。
二〇一二年十月，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人們驚喜地發(fā)現(xiàn)，當年《大家》的“打造”并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有預言性和前瞻性。而此時，率先為莫言頒大獎的《大家》卻陷入了?？L波。這樣一個好的文學品牌不能就此銷聲匿跡，云南省領導經(jīng)過調研，決定復刊讓其“重整雄風”，經(jīng)了解，發(fā)現(xiàn)當初《大家》“火”的原因就是有李巍這樣的主編，故此打破常規(guī)，讓已經(jīng)七十歲的李巍重新出山。
李巍為什么第一時間找到我？因為《大家》的創(chuàng)刊起初，我是有參與的。一九九三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將一本原先叫《紅藍黃》的綜合性的期刊改為《大家》這個文學期刊，這在當時有點逆流而動的意思，因為當時整個文學期刊“流量”不景氣，一些文學期刊在“改制”的要求下，紛紛改變辦刊方向，將純文學的定位改為大眾文化消費的類型，貴州的《花溪》改刊，上海的《文學角》改名為《海上文壇》，而《大家》這個時候逆流而動，確實反映了當時云南出版人的文學情結。當然，當時《大家》編輯部的幾個編輯海男、潘靈、韓旭也起了很多促進作用，海男是詩人、小說家，潘靈是小說家、編輯家，韓旭則是激情澎湃的詩人，而美編西里是一個無限向往先鋒藝術的畫家。
這樣一個青春與激情混合在一起的編輯部，也讓主編李巍變得年輕而有青春，他稱自己是“唐·吉訶德”，在名片上還印有一個斗篷與風車。
和很多刊物的主編一樣，李巍也是個工作狂。他是軍人出身，精力旺盛，每天洗冷水澡，睡眠時間極短，在籌劃《大家》刊物期間，他幾乎每天給我打電話。當時，電話資源匱乏，沒有一定級別的領導，是不能裝電話的，我是一個普通編輯，家里裝不上電話，只能通過鄰居的電話和他聯(lián)系。沈喬生當時是《鐘山》編輯部主任，家里裝了電話，我就經(jīng)常跑到沈喬生家去接李巍打來的電話。
那時電話一般都裝在臥室的床頭柜上，我每天大清早就到人家夫妻倆的臥室里去接李巍的電話，而且他又特別能聊，有時候一聊能聊一個多小時，人家都要上班去了，這樣時間長了，都影響到人家的正常生活了，李巍每次都是哀求著請人家轉電話，沈喬生兩口子好脾氣，但我不好意思再打擾人家了。后來就換一戶人家打，幾乎是把我們那棟樓凡是裝了電話的人家都騷擾了個遍。后來我就找人申請了一個號碼裝上了電話，這下好了，李巍早上打完電話，晚上打，聊刊物創(chuàng)意，聊定位，聊組稿。但很多事情在電話里是說不清楚的。李巍便邀請我到昆明去。我當時到昆明就帶了三本刊物，一本《鐘山》，一本《21世紀》，還有一本《東方明星》，我去的時候，腦子里對于《大家》這個刊物怎么辦已經(jīng)有了一個大致的構架，到昆明之后，與他們的想法不謀而合。
《大家》之所以產(chǎn)生了那么大的影響力，成為文學轉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雜志之一，主要融合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一、借鑒了《鐘山》《收獲》等刊物的辦刊定位。記得中國作協(xié)原黨組書記唐達成看到《大家》創(chuàng)刊號之后，說，這不都是《鐘山》的作者嗎？二、《大家》的版式采用了《21世紀》這個刊物的板式，大十六開，當時的文學期刊基本是普通十六開的開本，《大家》首次用大十六開。在視覺上有沖擊力，引發(fā)了文學期刊的改版熱潮，很多刊物都變成了大十六開。三、率先引進主持人。我們傳統(tǒng)的觀點，主持人向來都是出現(xiàn)在動態(tài)媒體上，比方電臺、電視臺的一檔節(jié)目、一臺晚會需要主持人，《大家》把主持人引到了靜態(tài)媒體上，這是一個創(chuàng)新之舉，王蒙、汪曾祺、謝冕、劉恒、蘇童和我率先出任《大家》的欄目主持。當時汪曾祺對主持散文還有些情緒，我說您的短篇肯定是大師級的，但散文沒有比您更合適的了，老頭兒也覺得有道理，同意了。其他的主持人也是由我推薦落實的。這些主持人的照片整幅用在刊物上，像明星似的，也是第一次。以前文學刊物登作家的照片都是小照片，像證件照似的，《大家》登作家的照片就跟畫報登明星的照片一樣，作家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明星，只是這種明星有別于影視明星。作家是文化人，是知識分子，照片不可能像其他明星那樣濃墨重彩，所以就采用黑白色。黑白照片給人的感覺是厚重、沉淀、永恒、純凈，符合知識分子的氣質。就這樣，《大家》首開先河把明星要素和知識分子要素融合起來，既有趣味，又有品位。四、大獎?！洞蠹摇放c紅河卷煙廠聯(lián)合設立中國文學第一大獎“大家·紅河文學獎”，獎額高達十萬元人民幣。十萬元的重獎在當時震動了文壇，而且第一屆大獎是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頒發(fā)的，設這樣一個大獎就是為了激勵中國作家向世界文學巔峰發(fā)起沖擊。當時《大家》的口號，就是“走向諾貝爾”，恰巧第一個大獎是給了莫言的《豐乳肥臀》。實踐證明，也是很有眼光的。
《大家》在短短的時間內成為國家核心中文期刊、全國“百佳社科期刊” ，在全國的文學期刊中排名第五，作為一本橫空出世的雜志能做到這一步非常不容易。俗話說，創(chuàng)業(yè)難守業(yè)更難，《大家》后來的道路并不平坦，一度還被?？６柀柖?，當時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社長胡廷武還誠邀我加入《大家》，擔任主編，并答應我在北京購買房子。但時過境遷，我婉拒了。我深知收拾破舊的河山比新建一個王國還要難，要想把《大家》恢復起來，讓枯木再逢春，談何容易，因為屬于文學的那場季候風已經(jīng)過去了。
作為編輯，李巍辦過《大家》，此生足矣。
關于王安憶，關于《長恨歌》
我至今仍然認為，《長恨歌》是王安憶的代表作，也是寫舊上海的代表作，王安憶自己也很難超越。
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觀點，很多人也未必同意，甚至王安憶自己也不見得同意，一個作家最喜歡的作品往往和外界的評價不太一致。比如，人們都認為《受戒》是汪曾祺的代表作，而汪曾祺自己喜歡的小說則是另一篇名不見經(jīng)傳的《職業(yè)》。我沒有和王安憶交換過看法，但如果說很難超越《長恨歌》，王安憶肯定不會同意。王安憶是一位在不斷尋找創(chuàng)新、不斷在突破自己的作家，讓她說現(xiàn)在的作品不如以前，不是她的風格?！堕L恨歌》之后，王安憶又寫了很多的長篇小說，她很勤奮，她一直覺得自己的巔峰在未來。對于這樣一位不斷攀登高峰的作家，我從內心里表示真誠的敬意。
我在《鐘山》當編輯多年，最初是理論編輯，后來也編一些作品。《長恨歌》的組稿有點偶然，王安憶與《鐘山》的關系一直密切，她不少有影響的中篇是在《鐘山》發(fā)的，“三戀”之一的《崗上的世紀》也是在《鐘山》發(fā)的。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我到上海是去參加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的年會，當時學會的秘書長張德林先生邀我與會，我也想和上海的評論家交流信息，順便組稿。我向編輯部請假的時候，當時負責編輯部工作的副主編徐兆淮就抓我的“差”，說，你去組一組王安憶、陳村、李曉、孫甘露、格非等人的稿件，最好是中篇。我自己也樂意和作家交往，就爽快答應了。
原以為這次年會只是一般的年會，到會之后，發(fā)現(xiàn)這就是后來人文精神大討論的原點。會上，我認識了新朋友，郜元寶、楊揚、陳福民、羅崗等，格非是之前在《鐘山》的鎮(zhèn)江筆會上就熟悉，通過格非，我又認識了上述這些年輕的評論家，幾天的會上大家不斷在討論各種話題，大組之外，還有小組，小組之外還有私下里的交流，那幾天，睡眠嚴重不足。
白天開會，晚上我去組稿，去了陳東東家里，去了朱大可家里，還去了巴金先生的家里。
和王安憶的見面是在陳村家里，王安憶是一個非常體貼人的女性，她在電話里聽說我要先去陳村家，再去她家，她說：“你不要跑兩趟了，我到陳村家和你會合，上海的路不好找?！薄吧虾５穆凡缓谜摇?，我深有體會，頭一天晚上去巴金先生家，我前前后后問了近十個人，還是一位熱心人帶我過去的。我從心眼里感激王安憶的細心和周到。
和陳村聯(lián)系上之后，陳村告訴我，你找到婦女用品商店之后，就好找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是媒體發(fā)達的年代，也是小品文流行的年代，當時陳村寫了大量的隨筆在晚報上發(fā)表，深受讀者的喜歡，尤其是女性讀者的喜歡。陳村有一次在電視臺做節(jié)目，開玩笑說：“我家住在婦女用品商店的后面，我自己也是婦女用品?！?/p>
我到陳村家不久，王安憶就來了。這里摘錄一段二十一年前我寫的文字，記錄了當時我們交談的內容：我把來上海找她的意圖說了，希望她能幫我寫中篇小說。她說，不行，她在寫長篇，我問她寫什么內容，她說是部關于舊上海的小說，她說她要寫一個上海小姐的故事。王安憶說，有三十萬字，能發(fā)嗎？我說，能。其實，我當時只是一個普通編輯，按理說，應該請示一下領導，但當時的氣氛不容你請示，你請示這部小說就飛了。王安憶說，不能刪，《紀實與虛構》在《收獲》發(fā)時刪了，效果不好。我說，不刪。我當時一口氣答應下來，是因為我剛剛看過她的長篇《紀實與虛構》，非常喜歡這部小說。王安憶知道我喜歡《紀實與虛構》，仿佛考驗我似的，又說了一句，和《紀實與虛構》風格不一樣。我笑了起來，你每寫一部小說都會有變化的，我希望比《紀實與虛構》要好。她保守地說，那很難說。
當時，我從內心里也覺得很難超越《紀實與虛構》，因為《紀實與虛構》在長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中，已經(jīng)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也是王安憶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一個近乎難以逾越的高度。但后來的《長恨歌》出來以后，不僅刷新了王安憶長篇小說的高度，也刷新寫舊上海小說的高度。陳思和認為，《長恨歌》的出現(xiàn)，說明王安憶的成就已在張愛玲之上。當然，對這樣的評價，當時也是有爭議的。
我問王安憶什么時候能交稿，她說明年（一九九四年）上半年，并承諾說，不會給其他刊物的。到一九九四年八月，我打電話催稿，王安憶說，才有十萬字左右，我說，去年見你的時候不是已經(jīng)有了十萬字嗎？她說，我不滿意，重新寫了。我被她的認真和勤奮感動了。多年之后，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約蘇童的長篇小說《河岸》時，也碰到類似的情況，他當時也是寫了十萬字之后，推倒重新再寫的。他們的認真和嚴謹，確實是大師的風范。編輯部知道這個情況以后，曾希望先連載一部分，但王安憶否定了：那也太缺少照應了。
到一九九四年底，王安憶寄來了《長恨歌》的第一部，當時她還沒有用電腦寫作，還是手寫的，字跡娟秀而清爽，幾乎沒有錯別字和差錯，編這樣的稿件太舒服了。小說也是徐徐展開，主人公王琦瑤出場前的鋪墊，讓我極為驚訝，至少當時的小說家沒有那么從容展示場景的，之后，我見到王安憶盛贊這偉大的開頭時，王安憶漫不經(jīng)心地說，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就是這么寫的。
第一部讀完以后，我連連稱道：經(jīng)典！經(jīng)典！編輯部也是一致好評。她隨后寄來了第二部和第三部，我們分三期連載完。但奇怪的是，《長恨歌》發(fā)表一段時間之后，并沒有產(chǎn)生什么影響，很多作家和評論家甚至不知道王安憶有這樣一部新作。我也有些納悶，好不容易組到一部多年難遇的好小說，如果被埋沒了，不僅對不起王安憶，也對不起《鐘山》雜志。好在《鐘山》當時的領導也覺得這么好的小說應該讓更多的人知道，他們決定開研討會讓更多的人來關注這部長篇。
研討會于一九九五年十月十日在上海召開，當時上海的一位評論家還跟我開玩笑說，《鐘山》有錢啊，還幫他們上海作家開研討會哩！我說，確實寫得好，不開沒人知道。當時，《長恨歌》已經(jīng)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按照常規(guī)是由出版社來舉行這樣的活動，也能起到促銷的作用，《鐘山》開研討會是沒有經(jīng)濟效益的。研討會以極樸素的方式舉行，沒有會標，沒有橫幅，也沒有領導致辭，甚至沒有合影。大家的發(fā)言圍繞《長恨歌》和王安憶的創(chuàng)作展開了熱烈而富有學術性的討論。王安憶在會上也做了發(fā)言，針對有人說王安憶的創(chuàng)作已經(jīng)超過張愛玲的說法，王安憶說：“我不覺得我比張愛玲好，但我和張愛玲不一樣，張愛玲是進入了虛無的境界，而我比她有理想，我在《長恨歌》中用最寫實的內容表達最抽象的東西?！?/p>
研討會的報道發(fā)出之后，還引起了一些爭論，陳村在《新民晚報》發(fā)表文章，調侃有人說王安憶的作品超過了張愛玲，相當于說浦東的地產(chǎn)直逼徐家匯似的。這就是陳村的“毒舌”和口無遮攔，對好朋友王安憶也“下得了手”，不過時過境遷，如今浦東黃金地段的房價真的趕上徐家匯了。年輕的一代來看陳村的調侃就一點不幽默了。
我在會上的一段發(fā)言也被另一個“毒舌”韓石山在《文學自由談》撰文質疑，認為前無古人尚可，后無來者就不免夸大了。我當時是說，《長恨歌》出現(xiàn)之后，寫舊上海的小說可以畫上一個句號了。我本意是“李白題詩在上頭”的意思，但現(xiàn)在看來還是有些絕對了，人家沒有寫出來，怎么可以知道不如王安憶呢？
爭論引起了關注，好酒不怕巷子深，好酒更不怕品嘗，《長恨歌》得到了讀者的喜愛，也受到業(yè)內行家的好評，在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的評選中，《長恨歌》和《白鹿原》《塵埃落定》《抉擇》一起上榜。這屆茅盾文學獎的作品也是歷屆茅盾文學獎中銷量最多的作品。獲獎時，我已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鐘山》雜志社依然將獎金分給我一部分，讓我感到很溫暖。而王安憶也在一篇文章中說到《鐘山》為《長恨歌》開研討會一事，可見王安憶也是一位大情懷大格局的作家。
那次研討會還有一個花絮，我記得開完會，晚上孫甘露來招待所看我，我們聊得很投機，不知不覺已過了十二點，招待所大門已鎖，孫甘露就留宿住下，我們繼續(xù)聊，聊著聊著，發(fā)現(xiàn)窗戶發(fā)白，孫甘露趕緊回家。我在寫此文時，竟想不起來聊了些什么，之后多次再見到孫甘露，再也沒有那么深入持久地聊文學了，難道那一晚關于文學的話說完了嗎？嗟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