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登錄投稿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行者的中年選擇——何澤勛詩集《中年書》散論
來源:《長江叢刊》 | 何亭甫  2024年05月13日09:37

《中年書》是詩人何澤勛在中年階段對于自己的生存經(jīng)驗和創(chuàng)作的一次總結。從《月明沙溪》到《最后的行者》再到《中年書》,從少年到青年再到中年,詩人在“累累果實與遲暮秋風之間、在已逝之物之間、在深信和質(zhì)疑之間、在關于責任的關系神話和關于自由的個人神話之間、在詞與物的廣泛聯(lián)系和精微考究的幽獨行文之間轉(zhuǎn)換不已”。這些經(jīng)歷和沖突作為個人特征表現(xiàn)于詩歌中,使《中年書》形成屬于詩人自己的人生詩學和詩歌風格,即關注個人生命、熱心日常生活、立足于生活化的意象,在無窮的多重時間中重塑自我與個體,以“行者”姿態(tài)繼續(xù)行走在紛繁的世界當中。本文正是要在分析詩人具體詩歌的基礎上,對《中年書》所蘊含的審美境界進一步地挖掘與闡釋。

一、一個關于青春夢想的故事

《中年書》中大部分的詩歌所描繪的內(nèi)容依托于詩人自己的生活以及日常意象,表現(xiàn)出詩人對個體生命命運的關注。面對現(xiàn)實的殘酷面貌,詩人并沒有退回到想象當中,而是選擇撥開現(xiàn)實慣性的遮蓋,將屬于平凡生活的本相用詩的語言還原:

我不是一名攝影師

我也不是一個詩人

我只是一張記憶卡

被生活填滿,又刪除

……

今天,我只想照一張相

用別人的鏡頭

證實我的存在

——《活著》

詩人將自我比作一張相機的記憶卡,進行著填滿與刪除的重復工作,沒有被他人翻閱前難以得到認識是個體的現(xiàn)狀。相機的記憶卡與個人的異體同構,實質(zhì)上指代一種人類困境——自我的確證有時需要依托于他者?!拔摇迸c他者的聯(lián)系也許比“我”與自我的聯(lián)系更加緊密,打碎了個體對于自我的確證?!盎钪笔怯伤咦C明還是通過自我的思考就能得到確信,這樣關乎人類命運的思考,在詩人的筆下通過一次照相得到體現(xiàn)。

以平凡見深刻,從平常中出崇高,是詩人尖銳洞見力的體現(xiàn),在詩人諸多的作品中都有所生發(fā)。比如《奇怪的夢》中所有人都竭力抓住稻草,放手便滑落深淵,不放手疼痛和折磨便不會停止。這一難以抉擇的人生困境,是詩人面臨的個人問題,也是古今人類面對絕望現(xiàn)實時的掙扎。還有《大長湖》:

長湖很大,分開城市,分開土地

鐵橋,有車過,塵土飛揚

……

我跳下去,和魚一起游泳

夜里,我吃掉魚,睡在岸上

鐵橋、湖水、天空、黑鳥、白鳥,白描式的都市景觀塑造、與魚同游最后吃掉魚上岸的終末,景色與幻想的內(nèi)里是灰色城市生活下渴望與現(xiàn)實的二律背反?!兑雇愍毺帯分幸元氉砸蝗丝创巴庥曷涞膱鼍按罱ǎl(fā)出對雨滴與個人生命等同的嘆息。更多虛構性表達的《荒原行》中質(zhì)地冷硬,色彩黝黑的無限荒原,文明剩余的痕跡就是一行文字“在這里,還擁有站立的尊嚴”,蒼涼荒蕪的荒原和城堡又是對人們生存處境的一次思考,無選擇性的站立和文明的殘存慰藉性成為荒原唯一的風景。這些詩歌總體上顯示出詩人對個人生命與現(xiàn)實生活的重視,以及個人日常意義的重構。

現(xiàn)代語言學視角下語言符號所指的任意性啟示我們包括詩歌在內(nèi)的各類文學作品,是在整個現(xiàn)有的大眾象征系統(tǒng)的基礎上對符號所指的個人重構。給平凡事物以及中年生活中瑣碎、平淡的事件賦予新的所指,詩人成功地構建起自己的象征體系。這套象征系統(tǒng)不走什克洛夫斯基的道路,將詩當作“受阻的、扭曲的言語”,其更傾向于現(xiàn)實的本相,是對“陌生化”的一種反抗與補充。如今信息化的世界將統(tǒng)一于現(xiàn)實世界的身體撕裂開來,讓它變得破碎。信息化的交流使“男女”難辨,虛擬性與反身性更加難以琢磨,個人的現(xiàn)實生活比較起來顯得意義全無,但唯一真實和能夠表現(xiàn)真實的是個人的日常?!吨心陼妨⒆阌谌粘R庀髮⒃娙说拇嗽谕瑫r間的流線完整地結合。詩人回到日常的生活中的努力,使其詩歌如同海明威的冰山一般,龐大奇崛處隱藏在深黑的生活海面之下;同時,詩人對于現(xiàn)實生活本相的執(zhí)著,還原式的表現(xiàn)又具有加繆式的超越。

二、一部探討電影藝術追求的作品

文學的諸多要素中作者作為文本的締造者,文本無法逃離他的個人特征,詩歌塑造的是詩人的“我”的現(xiàn)實在場,現(xiàn)實是物質(zhì)實體所處的此刻空間?,F(xiàn)實的自我自然無法回到過去的時空,但作為精神的自我可以超脫時空之限,詩人在詩歌中借由對各類事跡和人物的重構完成自我在不同時空的多重在場,鑄就個人的廣闊維度?!赌吧纳裨捙c傳說》《端午節(jié)對話詩人》兩組詩歌,便是通過把神話、傳說以及成為精神圖騰的詩人們進行重述,完成自我對神話、傳說以及詩人事跡的介入和個人維度的拓寬。

開始變黑、風化,剩下一些關節(jié)

被陽光暴曬,被撿進陶罐里

煎熬成藥,藥引是女人的眼淚

——《孟姜女》

戰(zhàn)爭死亡、愛恨情仇都淹沒在時間的洪流下,再也找不到具體的真實,它們成為一種抽象的抒情。詩人將流轉(zhuǎn)千年的民間傳說拆解,撥開抒情與抽象的面紗,完成對“孟姜女哭長城”的現(xiàn)實轉(zhuǎn)化。其后的幾則令人耳熟能詳?shù)纳裨拏髡f《孔雀東南飛》《鵲橋仙》(牛郎織女)、《白蛇傳》,都旨在揭開抒情神秘化的面紗。愛情、宗教賦予這些故事符號性質(zhì)的抽象,詩人把它們從整體的概括放回到具體的個人當中。對于劉焦的“殉情”,詩人為這種為愛抗爭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價值判斷;看透牛郎織女愛情背后的“陰謀”;讓法海還俗“被兇悍的女人,肆意抽打”……詩人終于將偉大與永恒的華麗外衣脫下,露出內(nèi)里的真實情感,這份情感既是對人類真實的重喚,又是詩人自我感情維度的橫溢。

除了重構膾炙人口的神話傳說,詩人也將自我的維度延展到其他更多的時空上。這部分涉及對其他詩人的個人表達,也體現(xiàn)出詩人自我的介入。而組詩《端午節(jié)對話詩人》便是這樣一種嘗試。

悄悄將自己灌醉,然后褪去人皮

把血和骨頭擺放在案頭

開始胡言亂語,“對影成三人!”

……

不再寫詩,我把劍和筆丟在烏江里

找一葉扁舟,任其漂流,一壺酒

兩壺酒,三壺酒,絕食而死

——《青蓮》

《青蓮》這首詩中,作者采用的意象在社會文化層面為人們熟知。整首詩在重現(xiàn)李白的時空之中,隨著李白詩歌意象而流動的是詩人的自我。用業(yè)已形成積淀的李白式意象可以省去詩人進行表層敘事的工夫,同時構建出李白詩事與自我詩事的雙重世界,并最終服務于自我的表達,歷史中的李白由此變?yōu)樵娙耸狡鄾鼋^望的李白。此外的李商隱(《義山》)、蘇軾(《東坡》)、納蘭性德(《容若》)等六位詩人無一不是在對話詩人的主題下鋪展出詩人與自我的雙重時空,這樣的抒情策略不僅塑造出一個不同的詩人形象也完成自我的再度拓展和進入。

詩人將化為民族母題的神話傳說和成為精神圖騰的著名詩人進行另類重構。重構后,神話傳說由抽象轉(zhuǎn)為具體,詩人之間由對話變?yōu)樽栽V。詩人不僅成功地表達自己的見解,而且漫步在古今不同的時間之中,完成了自我形象在多個時空的確立。

三、一段關于現(xiàn)實人、事的敘述

《中年書》中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形象——行者,我們可以通過詩人對行者經(jīng)歷和行者形象的書寫看到詩人的自我定義與人生詩學的具體表現(xiàn):

又是誰的七月

神話里愛情開始泛濫,愷撒的大陸在夢中沉沒

這苦的結界,我不是最后的行者

——《最后的行者》

整首詩被詩人分做三節(jié)來表現(xiàn)行者所經(jīng)歷的三個階段。第一節(jié)“殘破霉爛的小鎮(zhèn)”,行者從無邊黑暗第一個來到的地方,小鎮(zhèn)與女人在詩人的個人本體上象征著誕生或者說開始,但這開始之地卻已破敗失落,沒有希望,行者要繼續(xù)行走。第一階段既意味著開始又代表回歸的無望,承接“離開—歸來—再離開”的敘事體系,行者經(jīng)歷著“行走—停留—再行走”的行動邏輯。詩歌的第二節(jié)、第三節(jié)“墳地前的枯樹”“無邊際的荒漠”構成的第二、三階段場景,同樣是“行走—停留—再行走”的延續(xù),行者包圍在重復的行動當中,如同西西弗斯永遠地推動著巨大的滾石,而最后發(fā)出的吶喊“我不是最后的行者”一躍詩人從行者的行走跳轉(zhuǎn)到眾生的行走,也意味著所有的眾生都在進行著無法停下的行走。

詩人的“行者”與魯迅的“過客”相類,通過“行者”這一形象的塑造不僅要描繪出一幅自畫像,同時也將它拓展成一種人生境界?!白詈蟮男姓摺迸c“不是最后的行者”的矛盾表達促成詩歌主題的升華——由對個人的絕望的反抗化為對大眾命運的關懷。詩人懷著廣闊的生命情懷,揭示出苦難的來源正是永恒的人生行走,行者的個人形象也拓展為人類的集體喻象。永恒且孤獨的行走、重復枯燥的生活沒有麻木作者的心靈,反而令詩人得到不同的感悟,這正是整部詩歌在詩人個人生活的奇異建筑外埋藏的一條情感線索。這條線索擁有悠久的傳統(tǒng),它一直作為一種傳承存在于眾多詩人的作品中,這便是對現(xiàn)實的關注,對他人苦難的正視與同情。

《中年書》所書寫和吐露的大部分是關于自己的生活和思考,但詩人在自己的現(xiàn)實構成里保存的情感還飽含著對他人的關注。現(xiàn)實的世界不能缺少他人的參與,他者在自我意識的形成上具有重要的作用,自我在用他者進行建構時不可避免地成為他者的一部分。詩集在關注自我的同時也關注他者的人生,看見自我與他者生命的緊密聯(lián)系。

“胖了,就討不到錢了!”

“別哄我,把我哄走了,

我爸爸怎么辦?”

——《童年》

火車站流浪的孩子與其他許多的孩子是兩類代表的具現(xiàn)。相比于快樂、令人懷念的童年,這個孩子承擔的是家庭的重擔,他的童年與集體印象的童年偏差較大,也正體現(xiàn)出詩人擅長從模式化的認知中發(fā)現(xiàn)真實的隨機性生活,將整體的概念還原為真實的具體的能力。詩人將那些被概括、被省略的人們還原為有血有肉的人,在還原的過程發(fā)現(xiàn)世人都在“苦的結界”之中,人類不滅,行走不斷。痛苦的輪回中,詩人選擇在行走中記錄下自己,記錄下自己身邊的故事,忠實地還原真實的人生和情感,所以行者的意義也不止于個人。

歐文·亞隆在《存在主義心理學的邀請》中認為人類有四個難以處理的基本困境:“第一個是我們終有一死,第二個是在決定性的時刻,我們是孤獨的,第三個,我們不得不選擇自己的生活,第四個,我們要在一個沒有意義的世界中努力創(chuàng)造意義?!痹娙嗽谥心觌A段更加明白生活的苦痛,而人們不得不選擇自己的生活,也即詩人自己書寫的行者——只能在倒下前不斷行走。詩人所做的努力最終要回歸到尋求個體意義的締造當中即用個人的真實換得個體的意義,他所選擇的道路只有在不斷前進的時間終結之后才能說是個人意義的完成,而他和他所觸碰的人們和世界會在詩歌中得到重生??偠灾?,詩人的創(chuàng)作扎根于自己的生活和情感,讓人們看到回歸個體意義的可能,他創(chuàng)造的世界屬于他自己,但也啟示讀者去見證更多隨機性,擺脫現(xiàn)代生活所帶來的模式化枷鎖,達成真實的生命。